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上）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习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文本以史为鉴，说明日本再走战争扩张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条。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今天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专用术语。“底线”此指某国生存必须死守的战略边界；“极限”，此指某国利益扩张需要而国力又不能逾越的战略边界。角色不同，底线与极限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夏威夷对日本扩张可能就是极限，而对美国来说就是其对日本扩张容忍的底线。其次，观念中的和现实中的底线和极限也是不同的，后者正是笔者在文中着力于探索的内容。

本文节选于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35页。张文木教授赐稿刊发此文。

目录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1]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2]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做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破除东亚之难局”[3]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5]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目前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7]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0]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11]

1871年12月，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太政官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日本须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明治天皇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12]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综错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做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美国、沙俄等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不同程度的默许。[13]7月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4]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15]。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16]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17]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18]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19]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2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21]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22]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23]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24]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25]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一是样的。与其说在于二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26]，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27]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28]。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二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从开国天皇明在治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29]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3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31]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

[1] 中国外交部网站： 。

[2] 相对于拉美依附型国家而言。笔者将近代以来的经济分为自主型与依附型两类。资本主义国家中前者有英美式的自主发展，后者有拉美式的依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中前者有苏联、中国等自主型发展，后者有原东欧国家的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型发展。

[3] “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5] 此系指台湾，下同。

[6] “麦克阿瑟备忘录（东京，1950年6月14日）”，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7]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8] 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9] 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10] 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11] 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12] 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13]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初正值朝鲜局势告急的时候，日英双方进行了一次谈判。6月中旬英国正式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23日英国政府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1894年7月9日，俄国政府驻华公使喀西尼（A.P.Cassini）密告日本驻俄公使，对日本政府所谓在认为朝鲜国内形势完全恢复平静后，将来不再有任何危险时才撤回日军的答复表示“满意”。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前后，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和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477页。）1894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公开声明：“美国不对朝鲜行使任何保护。”“在任何情况下，本政府可做的至多是提供斡旋，以解决此困难。”7月7日，格雷沙姆问日本驻美公使建野“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使此得到改善。（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7页。）

[1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15]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5页。

[16]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0～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1888～1918）。在位时，德国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位期间，他一反俾斯麦地区守成的外交路线，推行容克—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州湾。1900年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革命暴发后，逃亡荷兰。

[17]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18]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

[19] 这份文件参见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52页。

[20] 王贵正等主编：《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1页。

[21] 转引自李凡著：《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关于诺门坎战役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日]松本草平著，李兆晖译：《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2]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1页。

[23]如表所示:

 1937年主要大国国民收入与国防开支比例

	国民收入（亿美元）	国防开支所占比例
美国	680	1.5
英帝国	220	5.7
法国	100	9.1
德国	170	23.5
意大利	60	14.5
苏联	190	26.4
日本	40	28.2

 

1937年主要大国的相对战争潜力(%)

美国	41.7
德国	14.4
苏联	14
英国	10.2
法国	4.2
日本	3.5
意大利	2.5
七大国共占	90.5

资料来源:[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页。

[24] 1941年7月31日，日本军令部总长永野军司令总长将7月2日御前会议做出进攻越南南部，“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定面呈天皇，当被天皇问及日本对美作战能力时，永野回答：“对美战争不能维持一年半以上，胜利就无把握。”[日]重光葵著，齐福霖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25] 据日方资料记载，1943年初，日军陆军总兵力约240万。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共114万，其中，中国战场66万，太平洋战场48万。1943年，“日军共有70个陆军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1945年4月14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强调如日本入侵印度东部，“这将对我们的全部战争计划造成无法计量的后果，包括加尔各答的丢失和通过缅甸与中国的全部联系的断绝，这还是开始……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将控制西印度洋。结局将是我们在中东全部地位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航线截断，还由于阿巴丹（伊朗）的石油供应线路被阻断，无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和陆地的地位”。而罗斯福则认为日本不可能发动对印度的进攻。这种估计的基础就是日本在太平洋进攻中的兵力运用已经达到极限。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23、161页。

[26] 1785年前后，日本“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林子平称：“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他设想将日本首都移至与伦敦同一纬度的堪察加。（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1893年美国的亚洲舰队指挥官向华盛顿报告说，“日本有可能使夏威夷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且在亚洲它也“非常渴望扩充自己的地盘”。他援引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话说，日本的目的“是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的英国”。（参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27] “德意志帝国却被它的地理环境和外交削弱了。因为它位于大陆中心，它的发展似乎要同时威胁到许多其它大国。”[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28] 有意思的是，俾斯麦似乎对这种灾难的出现有某种预见。他退休后，“有一次他在大学生面前说，他们将到1950还为皇帝和帝国而举杯庆祝。但在私下的讲话里他常很悲观地谈到帝国的未来和未来的危险。有一次他说，有可能，上帝给德国安排好第二次分裂的时间和在此基础上而出现的一次新的光荣时代的可能性”。（参见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德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俾斯麦的预见的准确性：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9月20日成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7日成立）。

笔者认为，俾斯麦是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的和林肯同样齐名的伟大政治家。他深知德国处于法俄两面夹击的不利困境，并小心翼翼地通过交叉结盟的方式和低调外交以防止俄法结盟的策略，在位期间发动对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黎塞留（1585-1642）缔造的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但决不透支国力；在他看来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俾斯麦因此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并对其扩张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59页。），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并导致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认为：“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美国学者威•莫姆森认为，“在帝国建立之后几十年里，俾斯麦伟大的外交成就几乎没有被德国民族和它的政治家们所理解”，“其中部分原因是用‘铁血首相’的错误形象来反对魔鬼的形象而造成的”。参见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0页。

[29] 1984年，日元纸币图样1万元纸币将原来的圣德太子头像换成了明治维新文化领袖福泽谕吉的头像。另外两种面值的日元纸币也把政治人物头像换成明治维新另外两个文化名人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的头像。这一改变重新燃起国家对明治时代的记忆，同样也唤起日本人对明治时代的国家目标的追求之心。

[30] 2005年7月1日，日本东京基金会 对华政策研究小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发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31] 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为了惩罚科任托斯王、暴君西绪弗斯（Sisyphus），罚他死后在地狱把巨石从平地推到山顶，但当他将要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来，又得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止。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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