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抗日战争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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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观点：究竟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对立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立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近平同志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这个阅兵对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全民自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9月15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用同样的标题登出来了，因为篇幅所限，还有很多的东西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没有刊登出来。今天我用两个小时时间，尽可能把我自己所掌握的确切的一些材料给大家汇报。

请大家注意，我的副题是“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研究抗日战争，主要是研究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或者有些学者主张：一个是国民党的战场，一个是共产党的战场）。这两个战场分别实行了两条不同的抗日路线。这两个战场究竟在抗日战争各自起什么作用？它们相互关系又是如何？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

2015年7月30日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各界、各部门的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讲，“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尽管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我阅读了一些材料，发现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方法上，对抗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这70年来有大量的新的史料被披露，所以同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取得的第一场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个人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重大结果总是有着多个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谁要找到两个、三个，那就不行了。这就如同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一样，否则就是“二元论”。

现在，大家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这样一个共识，但追根溯源，这一结论是不是最高的、最深层次的、最终的根本性因素呢？讲到这个层次够不够呢？我个人认为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看，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光讲一个党还不够，还需要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不能说你叫共产党就行了。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针对林彪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927年大革命失败，反围剿的前4次失败，都是这个原因，不是没人没枪，结果最后失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正确认清上述结论，不仅对于正确总结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今天跟大家汇报五个问题：第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国际国内背景；第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第三，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第四，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第五，“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相互关系浅析及历史启示。

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国际国内背景

十八大之后，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在国际方面的机遇

第一，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当今时代潮流。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有三个理由：一是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尽管这一进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二是世界多极化正在迅速发展；三，哪个大国都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这个道理，所以近几年，较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美国不想打，想用和平的办法肢解中国；中国不想打，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和平崛起；日本不想打，想用和平的办法把我们的钓鱼岛拿走；我们不想打，想用和平的办法，把钓鱼岛给拿回来；美国和韩国不愿意打，想用和平的办法把朝鲜的核武器给掐死；朝鲜不想打，想用和平的办法使自己拥有核武器。都不想打，这几年较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打不起来就是我们的机遇。所以说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2008年到现在已经7年多过去了，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而不得不爆发的，绝不是三五年能轻易走得出去的，更大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后面。

前些年，大家都在学美国，觉得美国才是地球的唯一出路，结果天上突然掉下来了林妹妹，危机爆发了。人们都在解读这场危机的原因，所有原因我认为都不如马克思讲得最根本。他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财富都到极少数人手里了，生产很发达，物美价廉的产品比比皆是，广大老百姓穷买不起东西，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广大人民群众相对需求不足，这个根本原因导致了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危机的爆发。所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的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

第三，苏联亡党亡国反面教研走到了我们前面。没有反面教研，人们往往不可能认识那么深刻，光是正面的说教，没有比较，不行。没有湘江一战，8万多红军变成3万多，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没有遵义会议。

第四，世界范围内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有所复兴。我举一个例子是普京。普京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左翼。你看，他问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谁才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叛国者？工作人员没有回答，他自己回答说，最大的罪犯，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他讲的把权力扔到地上的人就是指戈尔巴乔夫，让疯子拣起来的疯子就是叶利钦。叶利钦应该说是他个人的“恩人”，你看反思多到位。这个反思说明了左翼思潮的复兴。

另外，英国一个经济评论员在美国的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外交》杂志上最近发文说，从理论上讲，它们（真正的智能机器）能够使人类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它们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一成果如何产生和分配。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疲软与不平等显著加剧的并存。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产生极少数大赢家和大量失败者。毕竟，决定结果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改它们。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区，在美国的权威杂志上出现了这样必须修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言论，这是不是左翼思潮在复兴？

 

希拉里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演讲，她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将让经济为每个人美国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精英阶层。她并反复强调，穷人的选票比华尔街的钱更重要。结果另一个参选大亨却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在于‘政治正确’，老实讲，我真没有时间做到政治正确。”他说：“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这就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他讲的好，讲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为极少数垄断资本服务。他们现在不得不这么讲，这么讲才能争取到选票，这恰恰说明全球舆论给他的压力。

英国的最大的反对党党魁，主张国有化，高票当选了。9月9日，美国西雅图5000名教师走上街头，举行30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罢工。尽管5.3万名学生无课可上，但大部分市民都站在教师这边。9月2日，印度近1.5亿工人在罢工，主要是两极分化造成。还有“五一”节意大利、希腊、马来西亚、菲律宾多国举行抗议资本主义游行示威。

（二）国际挑战和值得关注研究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目前有七大国际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仍在深化。

二是美国重返亚太，或者是亚太“再平衡”。我个人认为，美国有四个战略对手，前两个在欧洲，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俄罗斯。通过乌克兰事件，美国把这两个国家看管起来。在亚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美国通过东海甚至是南海把这两个国家也各自看管起来，它主要是干什么？重返亚洲！主要是想对付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东方还有一个中国，中国据说还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它的一切威胁最大，它就重点收拾中国。打过抗美援朝，打过朝鲜战争，打过越南战争，硬的办法不行了，败了，最好的办法用软办法。软办法，一个是意识形态，就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奶头乐”理论。他说，要使全球80%的穷人安分守己、20%的富人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穷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我们现在有些很多年轻人、有些领导干部，每天思考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微信。党的文件不学了，报刊不读了，有微信就够了，还看不完。而微信有些最“精美”的段子是从美国本土制作再到中国来，在中国的每个手机上开花结果。所以，关于抗日战争，我们就看到，蒋介石比毛泽东精明得多，蒋介石指挥得又是怎么样，这都是这个软办法。软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意识形态，利用网络、微信传播，这就是巧实力还有软实力。第二个办法就是用经济、特别是金融，特别是股市。

三是日本的战略动向。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带来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次福岛核事故比那次要严重得多。日本下一步的出路在哪里？所以，9月19日日本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这就是我们从大背景上来看抗日战争、来看日本。日本是一个小岛，资源非常贫乏。它下一步的出路和战略可能是什么？我们要考虑。

四是俄罗斯的战略动向。从长远看，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在是中俄结成更紧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好时机。近平同志任国家主席以后，首访俄罗斯，这是一个战略家的英明之举。中俄之间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能有各自的打算，真正战略结盟，我觉得没必要，但是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十分必要。但也要看到，俄国和中国也都有亲美分子，这些亲美分子都在挑拨中俄关系，所以真正走近也非常难。当然，我们要跟美国全方位合作，这个毫无疑问，但我们有我们的底线。不是说中俄合作就要反美，要称霸这部分我们当然反对，要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就一起来。

五是朝鲜半岛。现在，北约在东扩。我们要警惕美军北上，如果以美国和韩国为主导，重新驻扎我鸭绿江边，那么我们一点战略缓冲地带都没有，我们最重要的可能还不见得是东海了。

六是西亚北非局势。我们现在石油进口超过60%，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到海外拿资源。美国现在不需要了，页岩油正在发展。美国把西亚北非搞乱了，我们进口的资源可能就拿不到了，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

七是我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出现不少新情况。

（三）国内的机遇与挑战

在国内方面最大的机遇，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坚强领导；二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GDP30多年高速增长；四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正在顺利推进；五是初步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开始全面协调推进；六是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得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七是我国外交正在打开新局面，“一带一路”战略开始实施。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绝对不容去否定，但也必须看到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第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如果再往上走，泡沫更大，将来更麻烦。房地产价格往下走，银行的不良贷款急剧增加，银行甚至破产。维持现状，房地产商每个月的银行利息还不起，房地产商要跳楼。房地产现在可能占GDP40%左右，现在正在逐渐下降是个好事。一个房地产就非常难办。第二个是通缩迹象显现。第三个是进出口有些萎缩。第四个是潜在金融风险，尤其是我们的股市，2015年6月26日沪深股市再现黑色星期五，两市2000多支股票跌停。9月14日公布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但这一天又暴跌，它可能还会涨回来，但大量钱会被国内外资本圈走。第五是创新能力不足。第六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实属罕见。未来三五年到十年，才是真正决定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前途命运十分重大而又关键的时期。只有在广阔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才能更加认清我们纪念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意义。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1．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的政治上的路线，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主张坚决抗战，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这就是我们的直接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抗战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整整早了9年。国民党政府是1939年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在这之前，国民党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正在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第二天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抗日，并且要求建立统一战线。同日毛主席还发电给蒋介石，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10天之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而直到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日”，这比我们共产党整整晚了10天。“七七”事变发生了，10天后蒋介石才勉强做了回应。1939年，我们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国民党却开始大溃逃，不断往里撤，往西南撤，往峨嵋山撤。正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挺进敌后，迎着敌人去，到他们后面开辟敌后抗战根据地，我们不可能正面抵抗，因为我们人太少，而国民党在跑。

国民党也讲抗战，后来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说，我们要抗战到底。“底”是哪呢？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面。就是说，要将整个东北和华北这一大片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交由日寇蹂躏，这是他的“底”！

2.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

我们怎么样实现把日本侵略者完全赶出去呢？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

蒋介石是悲观的。“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蒋介石说，我们只能支撑6个月，甚至他还说支撑几天。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周福海说，我们不行，战必败。他没有信心。而早在1935年毛主席就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1938年5月，毛主席就发表了《论持久战》。我在王震同志那里工作过，我十分敬重那位老人家，他夫人王季青同志，我非常敬重。她是原来北大的学生。她说，她们“一二·九”运动后南下，后来知道有个延安，到延安去，开始年轻人非常迷茫，但是一看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心里就亮堂多了。持久战三阶段，让他们充满信心。这就是一部理论作品的力量所在。实践证明，抗日战争打下来，完全是验证了毛主席一系列猜想和预测。他真是伟大的战略家。

这一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政治路线，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八年抗战期间，我们党始终是这么做的。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蒋介石军队抗战有功，但是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在战斗。

3．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1935年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的。西安事变以后，我们正式贯彻了这条路线，“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避免了新的大规模内战，促进了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你看国民党什么时候接受统一战线？是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建议送交了国民党。送交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这个时候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你看，哪一个是消极，哪一个是积极，这是非常明显的。

抗战期间，我们党始终精心维护这个统一战线。即使在1939年，蒋介石明确讲要“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时候，毛主席也说，一定要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这就看出诚意了。

1941年1月6月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在这之前，大家看看《毛泽东年谱》的中卷显示，毛主席多次提醒过项英他们，他们听不进去，认为蒋介石不会来围剿。结果，你看，我们新四军9000多人被国民党8万多人包围，3000多人壮烈牺牲，3600多人被俘或失散。皖南事变一发生，毛主席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讲，我们仍然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我们绝不鼓励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之后，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他做给日本人看，你看我这么反共，你不要来打我，不要来占领中国，咱们和解吧。他“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日本不仅没有停止进攻，还向河南进攻，蒋介石最后把花园口的黄河水给掘开了。日本仍然进攻，这对蒋是一盆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所以，以后的武汉会战，他毫不客气，因为日本要断他老窝呢。他对日本表示友好，日本不领情，日本是要占领全中国的。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党仍然采取“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全面守势”的策略。我们还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的力量。大家看关于地主要不要没收土地的问题。毛主席说，“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就看出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不仅是那个时候，一直到解放以后也是这样，有些“左”的做法，主要不是毛的责任，大家要清楚。

日本侵略中国是要把整个中国拿走，这样的话，美国、法国、英国在这里都有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不干，这就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毛主席说，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你看，他想得多宽阔，日本来侵犯我们，但对日本人民要坚持统一战线。

我们还力争建立与维护与美国的统一战线。1944年的10月，美国驻华大使对董老（董必武）和林老（林伯渠）说，蒋介石21号交给他一个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不说。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蒋的意思是叫你们八路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你们打日本，他们来打你们。他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与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告诉蒋这样不行，要马上行动。所以，美国在牵制着蒋介石，你不要打共产党。

毛主席还高度的重视苏联在统一战争中的作用，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讲了。

你看一看，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美国立即决定将准备对华援助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苏联说，你这样下去的话，对不起，苏联对你也不援助了。抗日战争时，苏联的援助主要是援助给蒋介石的，共产党拿到的甚少甚少。这就说明毛主席拉着美国和苏联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多么重要。

在建立和维护统一战线过程中，我们党一直坚持，坚持独立自主为原则，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是坚持我们的原则。毛主席在1937年5月就说了，“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的抗日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1937年11月，他又说，“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等。蒋介石他没有妥协性吗？他要跟日本妥协，你依靠他领导，最后跟日本妥协，甚至是投降。他并且实际上借机会把共产党给消灭了。另一方面，共产党内论理论水平也不平衡。党内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会迁就国民党，国民党正好拉着他们说你到国民党政府里来做官。有些共产党员去做官，实际上共产党就不存在了。这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你看，分析得多么深刻。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不是这样吗？有些人从美国那里直接拿好处，我们要改革开放，但不能完全地没有我们的独立自主。所以，我说，重温以上主席的论述，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常重要，借鉴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大家看毛主席在1956年的《十大关系》里面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实质上就实行了把党内党外、国际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建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奋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就是统一战线的魅力。

现在网上流传很多故事，有一个红小鬼在延安时候请教毛主席：什么叫政治？毛主席你给讲一讲。毛主席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如果这个论述是真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的情况下讲的，不能离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是否去讲。路线不正确，你搞的人再多，最终也会丢掉。你要搞垂直的市场经济，甚至搞私有化，把人搞得多多的，那不可能，最终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大灾难，不会跟着你走。

4．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

为什么这么制定军事战略策略方案呢？共产党说，我们利用这个山区的地形，日本的现代化军事装备活动有限，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这就是我们的防御阶段。三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在反攻阶段我们就不这样做了，然后就是有条件的运动战，我们真的把日本鬼子一下子包围了，它的援军就很难支援了，那么我们就拉开打一个运动战，这军事战略方针完全正确。1937年12月，毛主席说，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唯一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5．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我们的政治路线非常重要的是党内的斗争问题。遵义会议后，主要是纠正党在军事上的错误，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路线的错误还来不及纠正。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遇到这些问题时候怎么办？必然思想政治路线、思想方法不一样，必然认识不一样，提出的办法不一样。结合实际，我们坚持从团结愿望出发，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先后纠正了以下四个原则性错误即路线错误：一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一批人是这么个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二是组织上闹独立性；三是速胜论；四是放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样，才保证了我们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三、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毛主席首先注重学习马列主义。他强调，要普遍地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有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干部认真学习。有了延安整风运动，有了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成功克服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党内危害。

他的思想路线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首先，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后，又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而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它最终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渐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深入认识到生产力是历史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要有革命的理论。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也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主导和领导统一战线。

2．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刚才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现在是认识当今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办？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是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加了推翻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还十分落后，不可能一下子推翻这三座大山，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得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大家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候说，“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毛主席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的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首先提出了符合当时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经济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三民主义，在经济上，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中山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现在有些人主张中国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都消灭了，实质上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都不够，都倒退了，不能私有化。这就是近平同志现在提出要发展国有企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性。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前些年，一首歌几十万，这还不是少数人的私立的文化吗？这样的文化我们能保证吗？所以，毛主席当年制定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纲领，今天读来仍引人深思。

3．中国共产党紧紧捉住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大家熟悉的是抓主要矛盾，毛主席原话是捉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我们东北了，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升级，这就变成了主要矛盾。1937年3月，毛主席明确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包括国共两党矛盾都降到了次要的位置，我们以后要紧紧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所以，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认定中国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国民党。“七七”事变一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当成我们的主要矛盾，并且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而蒋介石可不是这样，蒋介石可一直在消极抗战，一直在闹内战，一直想通过这个消灭共产党。

 

4．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勇于为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对立，说到底，本质上是根本立场不同，是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纲领的不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立。我们有崇高的理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1937年10月23日，毛主席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我们现在实行改革开放，再读读毛主席的题词，我们党内有很多这样的同志值得我们党骄傲，是这么做的，但也不可否认，有不少党员蜕化变质了，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改革开放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甚至政治局常委都发生了大的问题。认真读一读毛主席当年的这一题词，我们不能不说，直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要求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我们当年绝大部分党员照着那么做，抗战胜利了；现在的改革开放，我们绝大部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这么做，改革开放会胜利，否则只会失败。

毛主席带头践行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建国以后，他老家很多人写信找他，想来北京有个好工作、好职位，甚至有的想当官。对于一封一封来信，毛主席一封一封地婉言谢绝，实际上我原来以为这是毛主席在解放以后才这么做，我看了《毛泽东年谱》在解放前的中卷，我才发现有这些资料，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现在，不少人当官，一个是为自己、为自己小家，一个是为自己亲戚朋友好办事。你看毛主席是怎么做的。

再看看杨靖宇，他领导的抗联坚持了9年让几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一年多，最后被叛徒出卖。日本人非常不理解没吃的他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劲，就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胃里面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人。

而国民党呢？蒋介石拥有大量的资产，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都有，都是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美元，那时候是很大的数字了。这就决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具有妥协性，害怕人民起来革命，他要保护他的小家还有个人的财产。

这里要区分一下，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的官兵的阶级地位是不同的，家国观念是不同的。为什么国民党的广大官兵有不少以身殉国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为了老百姓，同时为他自己家的利益在战。所以，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时候，一方面对蒋介石爱国的一面要肯定，同时要看到他妥协，甚至是想投向日本的一面。国民党的广大的下层官兵是愿意抗战的。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

抗战期间，蒋介石的这些高官们还把外来的援助占有己有，美国的总统杜鲁门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这可能打击面太宽了。“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 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在1944年的河南会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但仅有一百辆用于军运，其他的用于搬运私人财产和运输他们家眷往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会战长沙保卫战中，薛岳面对长沙三面被围的情况，他把自己指挥部安放在离前线150公里以外的地方，以便随时逃跑，这样能打赢吗？我们共产党的将领、八路军将领，包括彭老总，都是深入到指挥的第一线。11月11日广西战役，日军占领南宁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部队都没了长官，连蒋介石最后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不仅跑，还要把老百姓的东西都要抢走。靠这样的官员能够带领军队和人民打胜仗吗？现在不是说蒋介石抗战没功，但说在抗战中蒋介石才是中流砥柱，真的是这样吗？！

 

四、 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早就做了明确的科学的评价。毛主席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说了，“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毛主席还明确指出，“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但是，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把整个八年抗战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如果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抗战分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七七”事变到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第三个阶段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四个阶段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看看，这四个阶段国民党蒋介石是怎么做的？看他是不是中流砥柱？

有人说，日军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打了22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个将军，国民党才是中流砥柱。咱们来看看是不是。

第一个阶段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日，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把东北和华北这么大的土地让给了日本。“九一八”事变时候，东北军有近20万人，而日本才有2万人，相差10倍。而蒋介石明确说“不能抵抗”，甚至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撰文主张要“安内必先攘外”，还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国民党不抵抗，使东北丰饶的大地、丰厚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七七”事变到1938年广州和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共产党是迎着敌人、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而国民党开辟了正面战场，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这是毛主席刚才肯定的，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为什么这个时候日本是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向这些地方进攻，是逼迫国民党投降。在这个阶段，国民政府也是积极的抗战，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包括他的高级将领不愿做卖国贼；英美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苏联也不愿意日本把中国全部占领；更何况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多在宁沪及京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财富转移也都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国民党才下决心抗日。这些都决定着国民党既要抗日，但又必须实行片面和消极的抗日路线，决定着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挡本质上是大撤退前的狙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最终导致在22个战役里几乎所有战役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这就是现在有些人拼命讲的“国民党是抗战英雄、中流砥柱”，咱们一分析就知道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结果也不例外。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集结4.6万军队与2万余日军血战，赢得毙、伤敌人1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的目的也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一些时间。一个月之后，日军在夺取徐州时候，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基本上都已经搬空南逃了。

第三阶段是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阶段，我们党领导敌后游击队，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却是妥协退让甚至是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到1939年确立了反共方针。这时候，不仅发生了皖南事变，而且残杀八路军团以下干部400余人，把我们称为“奸党”，把解放区称为“匪区”。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一边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因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日军1939年12月攻占昆仑关，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切断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发动若干进攻性打击，国民党为了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组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他的总基调。

第四个阶段是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而国民党却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对日宣战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过去一直没有正式宣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蒋介石政府的抗日是被迫的，是为了配合英美打击日军，蒋介石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对日军进行有利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为了配合英美的太平洋战场，为了维护其西南政权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开辟和维护自己接受英美外援甚至是特定条件下的退逃战略通道，组成了远征军。远征军是真打不是假打，这个通道打不通就没有外援，就死掉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逃到缅甸去，蒋介石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必须得真打，不真打怎么办？如果打不通，日军再来，甚至是抄重庆的老窝。远征军的将士们英雄无畏，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湖南、广西会战，日军这次会战共用了50余万兵力，而国民党军队现在已经达几百万了。但是国民党这时候的士气已经非常低下了，抵挡不了日本，几百万抵挡不了日军的50万，所以这就有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散，并且是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还打了这么一个大败仗。损伤50多万兵力，丢掉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及贵州省的一部分，共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本占领，6千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次大溃散，美国才看到，国民党军队如此不堪一击，才决定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国民党出兵东北不可能了，干脆让斯大林出兵，代价就是外蒙古独立。外蒙古独立本来美国是不愿意的，蒋介石也是不愿意的，当然共产党也不愿意。网络前些年在骂，毛泽东出卖了外蒙古，完全是虚假的。这时候美国一同意，蒋介石也不得不同意，然后外蒙古独立了。斯大林有他的想法，远东离莫斯科太远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没信心，将来中国被国民党全部占领，实际上是美国占领，将来在远东稍微一出击，就截断了远东和莫斯科的联系、欧洲和亚洲的联系，所以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得有一个缓冲地带。

而在这个阶段，蒋介石在经济上大发国难财，迫害共产党和各地进步青年。 看到国难当头他在那里发国难财的情况，对他丧失信心了，这为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的彻底失败打下了伏笔了。

1943年毛主席在一封电报里写，“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介绍说，“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47万多人，在1944年3月以前，抗击了侵略日军的64.5%；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只抗击了35.5%。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抗击的伪军总数是134万中的110万，即84%，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16%。“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三个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根据地上，进行了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至7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叶帅的这个谈话，毛主席做过修改，在讲到伪军的时候加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毛主席修改后的社论中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今的部分网络、微信甚至是有的小报小刊上，70年抗战中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又重新被置于此种境地。这种状况，让人感到痛心。现在，统治我们网络的、微信的、小报小刊的就是这种言论，很多年轻人包括领导干部也认为就是这样。毛主席当年就批驳过，历史往往会重演，不要认为已经远我们而去。

 

有人说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万将军。抗日战争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能打赢的，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以下的事实。

抗战中，蒋介石共丧失国土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有1200余座，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是2.8亿。据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有近45万日军在华北击毙，意思是说即使全部由国民党军队消灭，国民党的投降人数也超过了杀敌数。

日军开始对八路军、新四军并不放在眼里，战斗配置是1：10，也就是1个日本人对10个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屡次败仗之后改为1：5，后再改为1：3，甚至是1：1。日军对国民党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一个连建制中队或者是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并且几乎每每得手。

整个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

白崇禧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他们对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打游击战更艰苦。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消极避战，壮大自己。开始抗日时，有5万余人，结束时已多达120余万正规军。这是共产党“消极避战”的明证。

看看冈村宁次怎么说的？他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一个随军记者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根据以上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在抗日战争中处在“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甚至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甚至图谋投降，并没有起到“砥柱”的作用。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否认国民党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从整个抗战过程来看，蒋介石不仅在抗战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其中包括在1958年的大陆炮击金门之事，他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永远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的和分程度的，有着不同的内涵。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代表阶级的任何私利，唯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因此他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的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而蒋介石的爱国实质上是让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服从于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集团有爱国的一面，但是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造成极大破坏，甚至是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是很值得全面肯定、尊重、敬仰和纪念的。

 

五、“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相互关系浅析及历史启示

（一）“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相互关系浅析 

1.“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的各自内涵。

我认为，“党的思想上的路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本身，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广大干部应当确立的正确理想信念；二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领会、掌握和实践的现实状况。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而“党的政治上的路线”同样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阶段性的政治纲领；二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政治纲领学习、领会、掌握和贯彻的现实状况。

2．“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两者同属于文化的上层建筑，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指党的指导思想的本身和党的各级组织与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指导思想学习、领会、掌握和实践的现实状况。而“党的思想路线”是指党的认识路线，我们现在沉沉为“实事求是”。这是两个问题。

3．“党的政治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二者同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是指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制定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阶段性政治纲领，又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党的政治纲领的学习、领会、掌握和贯彻的现实状况。而“党的政治路线”则仅指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制定的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阶段性政治纲领。比如说，中共七大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这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是有区别的。

4．“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的相互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中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自在”，而“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才是“自为”，不一样。

5．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也提出了不少十分精辟的思想和观点。“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深刻思想的阐发，就是直接基于对林彪提出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批驳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上、政治上的结论。毛主席在晚年把“思想上的路线”与“政治上的路线”并列起来，并把“思想上的路线”放在前边加以强调是十分正确与科学的。这是他在晚年对他自己30多年前所作“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一结论的发展，明确又提出了一个“思想上的路线”。在抗日战争中，他已经讲了，政治上的路线正确，而组织上的路线则包含在政治路线里面。

6．毛泽东同志之后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和发展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科学结论。小平同志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近平同志讲，“我们多次讲，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就是对毛主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具体解读。

 

（二）历史启示

关于历史启示，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始终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搞“马教条”、“西教条”，也不能搞“古教条”。

第二，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坚持始终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只有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这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第三，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正确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规律。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并始终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这一历史启示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当今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深入研究当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及时根据变化着的形势寻找正确的应对之策。

第四，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保持这个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到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中如果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最终导致党的轰然倒塌。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这是我在2011年发表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中说的。周永康等人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果断坚定地反腐，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五，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党的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性因素。党的各级干部对党的事业必须绝对忠诚，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必胜的信念。在抗战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都始终表现出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坚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抗战信心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党的七大上明确的讲，“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心目中同样应该悬着为现在的阶段性纲领，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和为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两个明确目标。一切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一方面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也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或者是看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这一阶段性纲领而对它怠慢，都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是生产力最根本的因素，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总和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中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人的这个因素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素养更具有重要性。这一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二是能否具有出于公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高级干部的这两个要素决定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则具根本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进一步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张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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