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正在组织安排一系列重大的纪念活动。抗日战争，不仅为中华民族、也为整个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要了解历史，更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我以“从抗战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为题，与大家作一点交流。准备讲六个方面内容。

一、深入研究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和危害，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安全

当年这场战争的发生，是由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不断以野蛮、暴力的方式扩大对中国侵略的结果。

这场战争，将中国置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地区，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是受战争摧残和伤害最为严重的国家。

 1995年，江泽民同志宣布：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数据，是历史的抽象。数据的背后，是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是无数人们的惨痛记忆和血泪控诉。为了更直接、更具体、更全面、更系统、更立体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展示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和损失，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种种言论，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2004年10月开始，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部门单位的有关人员，围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课题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工作。

调研的方式，主要是查阅和搜集各种档案文献、当年的报刊资料及多年研究形成的成果。同时，对一些特殊、重大的事件，走访当事人、知情人和有关研究人员，记录证词证言，有条件的进行司法公证。调研的整体布局，实行块块和条条相结合。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调查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工作从市、县一直深入到乡镇甚至村一级。一些重要的、涉及多个地方的专题，如劳工、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难民、华侨等，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调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组织查档小组，分赴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搜集档案资料。另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课题组前往台湾查档，得到了台湾有关机构和人员的支持。山东省组织32万余名调查人员，走访调查了省内95％以上的行政村和80％以上70岁以上的老人，收集见证人和知情人关于日军屠杀平民的证言证词79万余份。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全部调研成果，按照统一规范和体例，编纂成《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分为A、B两个系列，陆续分批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本调研成果，大致包括调研报告、档案文献资料、口述资料、专题、大事记等若干部分。调研报告除了简述调研过程外，着重概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具体罪行，均为对事实的陈述、介绍、归纳和分析。其他部分均为翔实、确凿、具体的原始档案和有关资料，包括证人证词、照片等等。

2014年9月，经中央批准，出版了第一批调研丛书共5类46册。包括：

一、北京、天津、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研成果12册，分别反映各行政区域内日本侵略造成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二、《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12册，集中选编了日本侵略者在全国各地制造的死伤8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170多个，逐个叙述惨案发生的过程和情况，并附部分相关档案、资料；

三、《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14册，以山东省为典型案例，收录了该省100个县（市、区）抗战时期伤亡人员中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死难时间等信息比较完整的16万余名死难者的名录；

四、《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3册，均为几十年前原始档案的汇编，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参与选编；

五、《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5册，也是当年档案的汇编，由解放军档案馆参与选编。

今年，这套丛书又出了第二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及其丛书，全部是用事实说话，用档案资料说话，用证人证言说话。调研丛书用极其详尽和具体的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的罪行，主要包括：

到处屠杀、焚烧、抢掠、奸淫，在许多地方制造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大惨案，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

大量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批中国平民和俘虏当作细菌和毒气的试验品，对无辜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或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

掠走大批中国劳工，强迫他们筑路、开矿、拓荒，从事大型军事工程，使其大批冻、饿、病、累而死；

强征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严重残害妇女的身心健康；

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战军民起码的生存条件；

大量掠夺中国战略物资，轰炸或焚烧医院、学校、公共设施，通过发行货币掠夺中国人民财富，毁坏和窃取大批文物……

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决不仅仅是一个南京大屠杀问题。根据我们调查，日军制造的一次性伤亡平民8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就有170多个。

从这些大量、客观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人类的公理和正义，企图以残暴杀戮的手段，将中华民族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违背了起码的人类良知和国际公法，不仅是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践踏，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所以，这场战争的性质，决不是一般的利益冲突问题，而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势力”，“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向人类文明挑战”、“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掠夺、杀戮、奴役”的问题。“打败法西斯侵略，成为当时拯救人类文明最紧迫的任务。”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给世界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它告诉世界所有人们，任何国家希望通过侵略战争谋取自己利益是不允许的，最终是不可能的。

法西斯国家企图依靠武力发动战争，实现称霸世界、征服人类的野心。其结果，给世界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而自己，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中、苏、美、英、法、加、澳、新、荷）及印度、菲律宾11国委派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以破坏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破坏战争法规罪（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犯罪行为）和违反人道罪（对平民进行杀害、灭种、奴役和放逐，或以政治、种族和宗教为理由对平民进行迫害的行为）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为甲级战犯。最后宣判25名甲级战犯有罪（另2名病死，1名因生病中止审理）。由于美国庇护，审判没有追究所有战犯的责任。但审判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为甲级战犯，并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进行了应有的惩处，伸张了正义，代表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日本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中国也对日本的这类战犯进行了审判。1945年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6年4月25日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据此，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这些审判，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一起，使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代表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战犯受到的惩处以及战争造成的惨烈破坏，都给世界以刻骨铭心的教训。用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的办法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从根本上违反人类文明的本质和要求，是世界人民决不能容忍的。即使一时得逞，最终还是要遭到失败。世界一切国家和人民都应该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甚至不能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人类文明的要求，也是当代国际法的要求。

所以，二战结束后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最终确立了不得进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同时，吸取国联软弱的教训，《联合国宪章》设立安理会，赋予它可以使用武装部队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权力。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列举了构成侵略的各种行为，并指出：“国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首先使用武力，构成侵略行为的明显证据。”

二战以来，各种战争或武装冲突仍不断发生，这说明，真正实现非战原则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决不是说人类就应该回到过去，继续用武力和战争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国际法上宣布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犯罪，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当代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该促进这一文明的实现，而不能故意违背人类文明和国际法准则，随意诉诸武力，甚至发动侵略战争。

二、深入研究和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坚定不移抓好科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侵略和掠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更将中国置于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在列强宰割下所遭受的磨难刻骨铭心。

硝烟虽散，创巨痛深。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奇迹。但痛定思痛，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的欺辱，甚至遭受日本这样一个地理上的小国的大规模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落后。例如，1936年时，中国与日本，钢产量是3.44万吨比522.3万吨，即1比151.83，进出口总额是0.08亿美元比4.63美元，即1比57.88。全国性抗战爆发时，日本工业总产值达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仅为13.6亿美元，仅占国民经济的10%，不足日本的四分之一。国力之差距可见一斑。

再举一个当时中日两国军队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比较。当时日本有作战飞机2700多架，而中国一线作战飞机只有223架。日本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其中还有4艘航空母舰，而中国只有实际作战舰艇60多艘，总排水量6万余吨。

    日军一个师的火力大致上是国民党普通的陆军一个师平均水准的四倍。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大致需三个半编装完整的陆军师才能与一个日军师团的火力相抗衡。加上政治上的腐败、战略上的错误、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等等，当然就很难抵挡日军的进攻了。

鉴于这样的基本国力，就带来了其他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是要不要抵抗的问题，一个是怎样抵抗、或用什么样的战略来进行抵抗的问题。

首先，要不要抵抗？尽管中国的国力不如日本，但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反抗侵略，别无他途。

不同的政治力量，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而且随着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曲折变化，其态度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的立场。这种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国民党总体上也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但其立场和态度在不同时期时有动摇和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想息事宁人，所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把希望寄托在国联主持正义上。但日本根本不听国联，最后甚至退出国联，国联也无可奈何。东北国土迅速沦丧，华北也不断遭到侵蚀。全民族抗战展开后，国民党抗战一度比较积极，但当世界大战形势不利时，又对夺取抗战胜利缺乏信心，几次表现出妥协、动摇倾向。

    尤其是其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主张抗日，但后来逐步认为中国挡不住日本的侵略，不如老老实实与日本讲和。于是一步步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并最后成立了南京傀儡政权，沦落为民族败类和卖国贼。

第二，怎样抵抗？用什么样的战略抵抗？

日本野心很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也很强，但毕竟是个海洋小国，资源有限，很难坚持长期战争。所以，在“七七事变”前，对中国采取的是逐步蚕食的战略。“七七事变”后，一方面希望在军事上速战速决，一方面诱使亲日派媾和。同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到底北进还是南进问题上，最终选择了南进，与英美发生战略冲突，因而对中国的战略就更加复杂化。

 面对日本这种战略态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之前，一直想息事宁人，避免与日本全面冲突，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企图先消灭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决定全面抗日，并以持久消耗战略对付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以防御战、阵地战为主，以运动战、游击战为辅，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以空间换取时间。同时，千方百计利用国际力量遏制和牵制日本，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待时机再行反攻。

 国共两党在战略方针上有共同之处。1937年8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在战略上持久防御，在战术上积极防御。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前后，朱德、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持久战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一文，对持久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抗战胜利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判断是正确的。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屡遭外来侵略的悲惨经历中得出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前进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近代以后中国落后挨打、受人欺辱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一个民族只有自强，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最终靠的是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三、深入研究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和人民的前列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始终是研究和纪念抗战必须明确阐明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权威的认定，可以概括为“中流砥柱”和“伟大旗帜”两个词组。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曾经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概括为五个方面。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做了肯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从“九一八事变”就表现了出来。这里首先涉及到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关系问题。

 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其实质内容并没有矛盾。

东北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案，要求肯定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和局部抗战的贡献。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解决。我们一再强调，要处理好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关系。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全民族抗战，又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局部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以及华北和淞沪地区的抗战，包括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抵抗。两个时段共同构成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阶段都坚持抗日的主张，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但共产党却在事变后第三天9月20日就发表宣言，坚决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满洲省委甚至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发表了《宣言》，随后又作出若干决议。

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到1932年夏，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余万人。共产党派出一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对其发生了一定影响。随后，共产党又领导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从1936年起，将这些抗日武装改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时达到11个军，3万余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共领导建立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是中国抗战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全国抗战中，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根据1946年1月我党在和平谈判时期公布的数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的日军，占当时侵华日军总数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1943年是58%，1944年是64%，1945年是69%。最高年份是75%，最低年份是58%。

抗战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到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能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遵循历史的规律，顺应历史的潮流，解决中华民族所面临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始终走在历史和民族的前列。

四、深入研究和汲取全民族抗战的宝贵经验，

坚定不移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的广泛联盟。

统一战线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期间，要不要、能不能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始终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始终维护抗日战争的大局，维护统一战线，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比如，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军部及所辖皖南部队大部牺牲和被俘，还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面对这一严重挑衅，毛泽东同志开始时曾经非常愤怒地主张实行军事反击，向国民党的军队发动全面反攻。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最后确定了政治上反击，军事上防卫的对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表现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大局的高风亮节。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两个战场的分工与合作上。

在纪念抗战6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既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大历史功绩，也肯定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两个战场都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种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受到了国际国内、大陆海外广泛的好评和赞扬。认为肯定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三次合作，会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孤立“台独”分子。

敌后战场是在日军占领区开辟的战场。敌后战场钳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兵力，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前面已说了，我们都比较清楚。这里不多说了。

国民党政府也开辟有敌后战场。国共合作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战训练班时，国民党还特地邀请叶剑英以及延安的其他军事干部来给国民党将领、干部讲课，介绍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国民政府建立的敌后战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37至1942年为发展期。1942-1945年为衰落期。

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后期衰退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在度过最困难时期后，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扩大。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成功的，敌后战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是成功的。

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而形成的与敌后战场相区别的战场。1937年7月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在全国人民推动下实行抗战，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抗击和阻滞日军。1938年10月以后，正面战场处于相持状态。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溃败。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局部攻势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正面战场在8年中共进行了22次会战，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这些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大仗、胜仗。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正面战场上，许多国民党将士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肯定。胡锦涛在纪念抗战6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了四名中国共产党牺牲将领，也列举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四名中国国民党的牺牲将领。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牺牲的将军没有国民党多，所以作用没有国民党大。国民党牺牲的将领确实比较多，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并表示敬意。但这种简单的比较方法并不是太科学。国民党有200余万军队，共产党抗战初期只有4万多军队，将军当然没有国民党多。另外，国民党一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当然也不愿多给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授军衔。即使后来实际上增加了很多人员，但国民党依然限制。所以，很多红军时期的军长、司令等等，到抗战时期只能当个旅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等等，军阶降低。实际上这些人牺牲了很多。

全民族抗战，当然也就包括全国其他党派、其他民族、其他社会力量和人士的作用。除了汉族之外，我国各少数民族同样肩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在海外的1000多万华侨，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宣传祖国英勇抗战的业绩，捐赠大量钱财物资，支援国内抗战。台湾人民也进行了反抗日本殖民占领和掠夺的斗争。

2013年5月，我率团到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交流访问。其间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我们会见将近一个半小时，着重回顾了台湾几百年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特别是台湾人民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他结合自己的家史，反驳有些人认为日本占领台湾时搞了很多基本建设的说法，强调，日本人建设铁路、港口等等，不是为了帮助台湾，而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资源。他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尊重过去的历史。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容侵犯的。任何践踏中国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最终都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当然也决不允许将自己的每一寸领土从祖国分割出去。

五、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国盛衰演变的深层次规律，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建设和发展新型的中华文明

1945年6月26日上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仪式长达8个小时，由50个国家的全体代表按顺序在五种文本上签字。中国被排在第一位。中国代表团没有使用外国的钢笔，而是带来了毛笔、砚台和墨。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当场研磨了一砚台纯净的墨汁。然后由接替首席代表宋子文的顾维钧签字。中共代表董必武也作为正式代表签了字。

这个用毛笔签字的细节很有象征性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进入近代以后，封建统治日益落后腐败，中国也成了西方列强入侵和瓜分的对象。

在近代漫长的历史上，中西对垒的态势，从道义、情感、利益、乃至法律上来说，无疑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冲突，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但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来说，又是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关系，表现为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特殊的性质，称之为“离奇的悲剧”，即：一边是半野蛮人的陈腐世界，一边是文明人的现代社会。但陈腐世界的代表奉行的是文明的道义原则，采取的是自卫行动；而现代社会的代表奉行的却是野蛮的暴力原则，采取的是侵略行动，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关系。

这种离奇的悲剧不断地在中国的舞台上上演。于是，也就愈益明显地向20世纪的中国提出了两个重大的任务：救亡与进步。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解决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进步，则是主要反对封建主义、解决业已陈腐的社会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问题。不救亡，就没有自己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也就谈不上社会文明向前进步的问题；但如果不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尽快赶上时代和世界的潮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时，也积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经济建设；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原则，组织开展基层直接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增进党政军民团结。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中国共产党还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国民党在抗战的同时，仍然坚持专制统治。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始终不忘排挤和限制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政，制定和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封闭进步书店，查禁进步书刊。还颁布《国家总动员法》，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等自由。扩大特务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官员贪污勒索，巧取豪夺。这种状态，到抗战胜利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全面腐败，最后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只能逃往台湾。

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救亡和进步，是20世纪中国两个基本的任务。两者难以同步进行，但也不是完全隔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相互促进。

特别是在救亡任务完成之后，我们更要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要为建设新型的中华文明而不断努力，同时，也要为建设进步的人类文明而继续奋斗！

六、深入研究和厘清中国抗战背后的全球博弈，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其中，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及大洋洲。究其性质而言，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之间进行的一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大搏斗。

面对法西斯主义挑起世界战争的共同威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抵抗。虽然当时也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的差异，但共同的敌人、共同的任务、共同的目标，促使各个国家和人民求同存异，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这样的进程中逐步走向胜利的。我们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时，要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从中国与世界内在统一的高度把握当年那场战争的全局，揭示蕴含于其中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牢记应该记取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体表现在：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此外，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鼓舞了被压迫、遭侵略的民族进行解放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战场，拖住和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最高时达到94%。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时达到69%。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除东北外的陆军和太平洋战场的陆军各为51%和49%。中国战场抗击的日本陆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

1941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日本军队乘太平洋战争得手之机，于12月19日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国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先是对日军设伏包围聚歼，随后又对溃逃之敌追击堵截。使入侵长沙之敌几乎全军覆没，伤亡5.5万人。而国民党参战25万部队仅伤亡2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捷报传出，同盟国士气大振。伦敦《泰晤士报》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长沙之大捷。”《每日电讯报》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彩夺目。”

此外，中国政府还两次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1942年10万人首次入缅作战，成功解救了被困的7000多名英军，阻挡了日军向印度的进攻。1944年再次入缅作战，打通了盟军由印度向东进军的通道，给盟军以相当大的支持。

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发动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历时17个月，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获日军647人。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反攻胜利，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参与发起创建了联合国，并任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0月，苏、美、英、中四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首次倡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建议将准备建立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发起在旧金山召开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

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6月25日，通过《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按宪章第23条规定，美、苏、中、英、法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秩序和格局，使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

当然，二次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世界反法西斯各国最终形成同盟关系，结成统一战线，这是主流和大局，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各个国家之间的纵横捭阖和各种交易非常复杂，很多国家对中国也并非慷慨无私，有的实际上也造成了伤害。比如，欧洲国家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实行绥靖政策，将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在1939年8月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属议定书，放任德国发起二次大战。1941年3月又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双方各得其所。共产国际的政策则随着苏联的利益和政策而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认为日本的主要企图是通过占领东北而侵略苏联，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停止了反法西斯斗争，把英美国家作为最主要的敌人。直到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才又重新举起反法西斯的旗帜。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保证过于信任，对中国以及其他方面提供的法西斯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视而不见，贻误了战机。英国在滇缅战场上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在战略上与中国有很大分歧，没有能给中国远征军以必要的支持。美国在1941年底之前一直持孤立主义态度，不愿介入这场战争，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才真正对日宣战。英美与苏联结成同盟后还始终留有一手，迟迟不愿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6月才实施诺曼底登陆。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美国、英国背着中国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作交易，将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的权益交给苏联。1945年7-8月间中苏谈判时，斯大林明确把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军对日作战的条件。日本投降后，美国没有对日本侵略罪行进行彻底清算，留下了直到今天都难以解决的后患。

所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插曲，不能以此否认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但这些事实也是历史的教科书，能够给我们以很多深层次的思考和启发，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的合作和博弈是多么的错综复杂。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外交家都不能不从中获取教益。

总结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到了列强长期侵略和欺凌，但中国人民从中学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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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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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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