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悲惨记忆 牢记和平信仰

 

【事件介绍】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10月9日发布的消息，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评选结果出炉，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中国另一个申报项目《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

此次《世界记忆名录》评选会议于10月4日至6日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举行，14位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经过3天严谨地研判，最终选定包括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在内的47份重要历史资料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表示：“《世界记忆名录》对于保存人类的共同记忆有着重要的意义，入选的档案代表着全世界人民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发展这一名录的目的在于促成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10月11日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简称“南京三馆”)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细节。

此次申报由“南京三馆”发起，参与申报的档案资料共11组，由全国7家档案馆共同搜集提供。最初建议《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是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帕迪拉女士于2008年提出的。2009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与9位南京市人大代表，在南京市人代会上提出申遗议案；同年4月，《南京大屠杀档案（五组）》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三馆名义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2010年2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7月，南京市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下拨了专门经费，迈开了申遗的第一步。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牵头，在“南京三馆”外，又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申报的内容也由5组增加到11组，以中国记忆遗产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

11组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均为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这批档案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我国已有《清代大金榜》《纳西东巴古籍》《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9个项目入选。记忆遗产与政府根据国际条约申报的世界遗产不同，个人和组织也可以申报。就“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有关资料提出申遗的也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保存历史资料和官方文件的政府机构——档案馆。

10月4日至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评审各国88项关于世界记忆遗产的提名。以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为团长的中国档案代表团参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和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以随团专家和观察员身份参会。苏智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慰安妇档案》落选《世界记忆名录》，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不择手段的干扰，再次暴露了日本政府拒不认罪的立场。苏智良表示，没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并不能改变日本当年军队性奴隶制度存在的事实，还有那么多的慰安妇在世可以作证。他表示，今年将联合韩国继续申报。

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

《程瑞芳日记》，记载了她与美国人魏特琳和中国人陈斐然三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组成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过程及其日军在此的犯罪记录；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包括1938年5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10幅由约翰·马吉胶片翻拍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1938年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冲洗并保留，后被吴旋保存并在战后送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列入京字第一号罪证的16幅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及其照片册；

1946年10月18日，吴旋呈送上述16幅血证照片册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时记录的手印具证，以及南京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文书；

1947年3月10日形成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原件11件档案；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提供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证词，其中历数日军所犯各种屠杀、奸淫及抢劫的暴行；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包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票、法庭询问笔录、证人具结书及1937年12月19日，身中37刀的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时称美国教会医院)接受美国医生威尔逊救治时的现场照片；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如1946年7月27日调查表中列举的受害者已近六旬，被日军在城南防空洞射杀；

1947年1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会同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负责人，前往中华门外普德寺调查验证，发掘死难者坟墓，检验遗骸现场照片；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接受的大量南京市民呈文，内容可分为人口伤亡、查找失踪人员、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等。

 

日本反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实属不当

一贯政治主张偏右的《产经新闻》，在10月11日的网络版头条就登出“南京大屠杀疑点重重，日本愤概声阵阵”的报道，质疑大屠杀的具体人数，证据资料的真实性以及申遗过程的公正性，甚至还错误地认为申遗是中国方面的政治预谋。而在政治立场上多持中立态度的《读卖新闻》，也在10月11日的报道中强调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乃是中国政治利用的产物，并指责联合国对此次申遗采取的不透明措施。而政治主张一贯偏左的《朝日新闻》，也认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会成为中日关系再次爆发激烈矛盾的火种。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员、拓殖大学客座教授藤冈信胜在《产经新闻》的“月刊正论”专栏中撰文呼呼日本拒交联合国会费，他指出日本是目前联合国最大的会费缴纳国之一，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接受、审议二战时期所犯下罪行档案的申遗工作时，采取了单方面偏袒的举措，进而让日本在面临强制战俘和劳工劳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慰安妇罪行档案申遗等所谓的“历史战”中处处被动。而在日本雅虎官网刊载的“日本政府未能阻止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教科文组织遗产”新闻报道评论栏中，大多数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渲染的日本国民，也发表了出十分不冷静的不当言论，有人指责教科文组织收了黑钱，有人认为联合国受中、韩所主控，有人呼吁日本退出联合国。由此可见，日本朝野上下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多持排斥、批判态度，这与安倍首相在战后七十年谈话中所表述的“诚恳道歉、深切反省”形成鲜明的反差。

实际上，日本官方和部分学者所声称的质疑不具有事实与理论根据。众所周知，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当时中国首都南京陷落之后，对南京城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根据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与零散屠杀造成死亡人数达30多万，造成了世界历史上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尽管日方有学者就当时居住南京的人数等细节提出质疑，但根据1946年1月所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1946年2月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会、慈善机构崇善堂等机构的尸体埋葬数量统计这多项史料记录，都得出当时日军屠杀人数超过三十万的结论，甚至时任日本帝国外相的广田弘毅在致美国大使馆电函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采用血腥手段导致不少于30万的中国民众被杀戮。而非交战国的当事者的人证物证，也让日军当年的屠杀行为曝露于国际社会的审视之下。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将救助中国难民的经历写成《拉贝日记》，成为战后指正、控诉日军罪行最为有力的资料之一。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直接拍摄的影像胶片，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撰写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等资料，更让日方部分人士的质疑和狡辩变得惨白无力。

近年来，中国从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的调查、整理和公布，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又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方面，事件亲历者的口述档案进一步得到完善，2014年，12名南京大屠杀遇害幸存者的口述档案通过中英文向全球公开，而亲历的日本士兵日记也逐渐得以公布和出版。另一方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获得了日本友好人士军旗、照片、家书等新的铁证资料。这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而自2014年开始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也一直得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支持。在2014年南京市档案馆就向媒体公布了申遗的部分珍贵档案，尽管在申遗过程中，由于日本的多次反对阻扰，导致申请工作并不顺畅，但中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多方单位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方在此次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上，通过正当程序和激烈的竞争，最终获得申遗成功。无论是申遗档案的可靠性，还是申遗过程的公平公正性，都毋庸置疑。这也有力的回击了日方口口声声的“历史问题已在东亚成为政治问题”论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来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灾难，从批判反省战争，面向和平与未来的角度，理应让世界所铭记。在已经获得联合国承认和国际社会认同的确凿可靠、铁证如山的历史资料面前，日本当局和部分民众表现出的狂妄反应，体现出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整体失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罪行认识的容忍态度，伤害了二战期间遭受到日本侵略各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种趋势值得周边邻国的警惕。

 

全人类将日本军国主义钉上耻辱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行动从全人类的角度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表明，记住那段历史是对全人类有意义的事，通过这种记忆汲取教训可以为人类前进不断提供有益的启示。

日本官方在2014年中方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以来一直表示反对，并投入外交资源予以阻挠。不能不说，这种做法有损今天日本的尊严，尤其是当这一申遗最终成功的时候，日本政府所宣扬的与人类价值标准格格不入的特殊“道义”碎了一地。

二战已经结束70年，日本同它侵略过的大多数国家都实现邦交正常化，按说恩怨早已了结，日本与各国针对那场战争的共识也早应形成。现在不是中韩等国揪住历史不放，而是日本自己从那场战争的结局里始终挣脱不出来。

比如南京大屠杀早已是历史定案，围绕它的调查和记述在东京审判时就已大体完整形成。中方现在谈南京大屠杀都是根据当时记录，没做新的添加。而日本方面这些年却出现“修正”南京大屠杀史料甚至对其定性进行质疑的倾向。是日方不断搅动那段历史，试图为当年的侵略行径做些“美容”。中韩等国予以反击是必然的。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那座城市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日军在其攻陷的东亚名城里大开杀戒，这种近乎屠城的野蛮杀戮在人类近代史上都骇人听闻。当代日本社会应当有勇气与国际社会共同鞭挞当年丑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而不应以“侵略者后裔”的姿态同历史审判对抗，通过挑起细节争论试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

日本政府应当停止就历史问题做新的挑衅，它应当引导日本全社会端正对那段历史的态度，限制否定历史派的影响空间，争取与中韩及广大国际社会实现完全的历史和解。日本社会至今仍有在二战中遭原子弹轰炸的强烈受害者心态，对加害邻国罪行的反思明显处在次要地位。

二战德意日是三大轴心国，还有多个附庸国，但现在深陷历史问题的只有日本。东京一直将这一处境归咎于中韩不够大度，而实际上，中日上世纪70年代邦交正常化后历史问题已不突出，日韩同为美国的盟友，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解条件一点不比德意差。要不是靖国神社迁入甲级战犯牌位，要不是后来日本时任首相在这种情况下前往参拜，以及日本教科书关于侵略历史的记述遭到修改等等，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历史纠纷很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尖锐。

安倍政府有在历史问题上走得更远、与国际社会打持久战的架势，日本社会对反思侵略史也越来越抵触，日方自己不断推动历史问题的激化。他们把自己拖入必输无疑的道义之战，像这次阻止南京大屠杀申遗失败，日方自取其辱，真是怨不得他人。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这对中国是一件普通的事，本来也没必要把它看成中国对日本的“一次胜利”。但日本政府明显把这看成是日本对中国的“失败”。中方无法为它因此而感受到的痛苦负责。

如今在历史问题上，中国社会要比日方更轻松。今年我们大大方方纪念70周年，搞阅兵，申遗，对结果十分坦然。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通过了，慰安妇史料的申遗没有通过，那就等今后吧。然而看日本为这些事难受的样子，他们何必？他们总以为中国做的这一切都是针对今天的日本，但如果他们不生气，中国又能针对他们什么？

我们希望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正常些，所思所想同全人类的记忆和态度别差太远。那样的话整个东亚都会轻松很多。当然如果日本政府非要另搞一套，那么中韩等国也只好奉陪了。

 

南京记忆是对耻感文化的开掘继承

惨痛的大屠杀记忆终于“凝固”下来了，成了世界性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名录”，让更多人将惨绝人寰的苦难，写入慵懒的思维，得到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精神启悟、耻感教育。

必须牢记“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痛的记忆，它让我们的尊严降低到了猪狗不如的程度，它让我们的生命像蝼蚁一样微弱，它让我们的家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轰炸，它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断根性的毁灭和戕害。这一切就源于孱弱、无力：我们没有缚鸡之力的反抗，日寇的非人的本质才愈加肆无忌惮。我们国力微弱、科技落后，才易遭受外侮和侵犯。以致于在14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斯宾诺莎说，耻辱是从我们感觉羞耻的行为中产生的一种痛苦。警号犹在耳畔，教训就在身边。这种血淋淋的痛的记忆，就像一记“沉闷的敲打”，让我们的轻飘飘的头脑，得到了一种必要的清醒：强国强兵才能固我国防，国力强盛才能凛然不惧，科技壮大才能拒险于千里之外，达成精神上的万众一心才是走向强大的精神内核。让我们始终拥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民族自信力和奋斗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人是最容易健忘的动物，唯有常用苦难洗涮内在，涤荡思维，将惨痛的历史悬挂在精神高处，我们的“空心化”和“失魂落魄”状态，才能得到有效的疗愈和提醒，我们的唯利是图的“物质化崇拜”才能回归到厚德载物的本源，我们的麻醉和混沌化的心智才能葆有清醒和理智。“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愤”，我们才能在和风日丽的环境中，将战争中的耻辱、死难、教训、痛，转化为奋进的力量，铭记教训，积极反思、痛定思痛，让自我和国家，得到厚重致远的发展。

耻感教育、耻感文化，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 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朱子语类》也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南京大屠杀记忆名录”就是对耻感文化的继承，提醒我们将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等纳入人格养成、道德养成，让公众明辨荣辱是非，服膺善美和谐，我们在物质辉煌后，也得到精神壮大，完成真正的“人”的现代化，以独立、傲岸、高大猛进的姿态伫立在世人心中。

【启示与思考】

斗转星移，时光如梭，转眼间南京大屠杀已过去68年，当年经历和幸存者已陆续离世，而许多年轻人仅凭听说还留下模糊的记忆。这是一个应该让中国甚至世界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开始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掳，杀害了我30万同胞，许多家庭惨遭灭绝。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把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并不是有其它目的，就是为了让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记住历史。

记住历史，并不是为了添仇恨。俗话说，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因而，我们必须牢记历史，做到警钟长鸣。当年是由于我们国弱民穷才被强敌欺凌。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说要寻仇、报仇。历史虽然过去近70年，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少数国家亡我之心不死，近年来，利用各种颠倒的借口、制造事端、伪造话题，唯恐天下不乱，变本加厉抹黑中国，从中国攫取各种物资和利益，已经给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和损害；日本不止从中国西北边陲下手。早就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东海、中国钓鱼岛、中国南海周边以及南亚地区针对中国蠢蠢欲动，合纵连横，想方设法在使绊子、下套子。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严阵以待，及时阻止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人类有时是健忘的，战争犯罪的危险并未离我们远去，就像土耳其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如果和平力量不做努力，大屠杀的历史仍可能重演。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样，美国珍珠港亚利桑那纪念馆、法国冈城国际和平博物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韩国独立纪念馆等，都是重要的世界记忆，让人们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争取和平而不是纵容战争。

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的一场浩劫，对全世界具有启迪意义。正视历史污点，就是为了给世界和平与发展一个警示。不要屠杀、不要恐怖、不要暴力的希望，珍惜和平权、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信念，也将会在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中更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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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佘小莉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1021/8438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