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孙费”是面多棱镜

 

【事件介绍】

老人状告儿子索要“带孙费”，背后有个辛酸故事

近日，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近日将儿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要“带孙费”。老人称儿子媳妇一回家就玩手机，孩子一吵闹就嫌烦，虽然他们没有在经济上啃老，但在履行抚养子女的责任方面存在实际的“家务啃老”行为。老人称，自己没有带孙的责任和义务，出于亲情考虑，她可以代为照看，但抚育孩子的重担绝对不能落在她身上。而前儿媳则认为，老人带孙是约定俗成的事，如果自己支付了“带孙费”，就是把亲情利益化了。

儿媳拒绝晚上带娃：精力跟不上

据悉，杨金美的大孙女慧慧刚满月不久，儿媳方晴便去上班了，把孩子全权交给婆婆照顾。杨金美晚上要给孩子喂奶、换尿布，还得早起买菜做饭，一天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便跟儿媳商量白天由她照看孩子，晚上则由孩子的父母带着睡。方晴听后不乐意了：“你看左右邻居，哪个不是爷爷奶奶带孙子。我们白天要上班，晚上要是带孩子，精力哪能跟得上！”杨金美不好说啥，她就盼着等孙女上了幼儿园，自己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可还没有等她喘口气，2006年9月，小孙女敏敏又出世了。再次当上奶奶的杨金美带着两个孙女，更加精疲力尽、焦头烂额。

这年年底，儿子潘帆因为操作不当被工厂解雇，他们夫妻提出要去广州打工赚钱，两人信誓旦旦地承诺：“等我们找到工作，每个月给你们寄1000元生活费。”起初，儿子儿媳偶尔还给两个女儿寄些吃的和用的，但一直没有兑现每月支付1000元生活费的承诺。

父母离婚孩子咋办？给奶奶带！

2012年9月后，慧慧和敏敏先后上了小学，生活开销再加上孙女的学费，支出骤增。老伴潘珂只好在下班后到附近的一家超市干点保洁工作。

两年后，儿媳方晴正式向法院起诉离婚。杨金美得知这一消息，急得直跺脚：“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分开了孩子怎么办？谁来带？”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小夫妻俩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抬手指向了杨金美：“你带！”

2015年2月13日，潘帆、方晴最终离婚，两个孩子判由潘帆抚养，方晴每月支付1000元生活费。杨金美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抱着俩孙女嚎啕大哭。两人离婚后不久，方晴便和孩子中断了联系，再也没有支付过抚养费，而潘帆则经常以工作繁忙为由，将孩子丢给父亲和母亲。

出钱出力带孙，还要忍受埋怨

今年5月初，潘帆从外地回家办事，顺道看了一下两个孩子。那段时间流感严重，两个孩子都得了重感冒。见女儿流着鼻涕发着高烧，潘帆有些心疼，指责母亲：“你是怎么带孩子的？把孩子搞成这样。”事后，杨金美越想越气，凭什么自己出钱出力带孙子，还得忍受儿子的埋怨。2015年5月5日，她一怒之下将儿子潘帆、前儿媳方晴告上法院，要求他们两人支付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30日她抚养两个孙女所支出的33600元“带孙费”。

法院：老人向子女收取“带孙费”合法

2015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最终，法院审理认为，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在父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小孩的爷爷奶奶（即祖父母）或外公外婆（即外祖父母）对自己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并没有法定抚养教育义务。法院还认为，老人向子女收取“带孙费”是合法的。

最终，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确定潘帆、方晴每月共负担两个孩子的抚养费1000元。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共计24000元，潘帆、方晴各支付12000元“带孙费”给杨金美。

近日，杨金美透露，儿子潘帆现在一个人过，因为要工作，不可能照顾两位孙女，他们老两口还要继续当“免费的保姆”。不过杨金美还是很欣慰，至少她给儿子和前儿媳上了一课，前儿媳也表示，以后会多关心孩子。

 

老人“索要带孙费”，你怎么看？

 “带孙费”案件厘清家庭责任

杨金美把儿子和前儿媳告上法庭索要“带孙费”，是被逼出来的。儿子和前儿媳既不请保姆带孩子，又不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认为父母替他们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自己则当“甩手掌柜”，躲进房里玩手机，有空也不搭把手，把抚养孩子的责任全都赖在父母身上，天下哪有这样的儿子儿媳？更不可理喻的是，一次儿子发现孩子生重病，还指责父母没把孩子带好，不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是责任意识的彻底颠倒。

正是因为儿子和前儿媳认为父母带孙是分内“责任”，从不关心父母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彻底伤了父母的心，所以，母亲杨金美才决心“教育”一下孩子，让孩子明白，一是父母没有带孙的法定义务，二是儿子和前儿媳作为法定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抚养孩子，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经过法院审理和判决，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也达到了“教育”儿子和前儿媳的效果。

事实上，这也给天下儿子和儿媳上了一堂家庭责任课。一则，生孩子要带孩子，是基本的家庭责任，不能推脱，不能完全依靠父母；二则，爷爷奶奶带孙是分外责任，一旦把带孙的责任托付给他们，作为儿子和儿媳要感恩，要心疼父母，而不能认为这是爷爷奶奶的责任；三则，爷爷奶奶不乐意带孙，不要抱怨，退一步说，如果爷爷奶奶提出带孙要收“带孙费”，合理合法，不能拒绝。

法院判决父母索要“带孙费”合法，不只是了断一桩家务事，也厘清了一种家庭责任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关系。

“带孙费”既是利益诉求更是情感诉求

对“我应得的”权利竭力诉求，却漠视甚至放弃“我应承担的”义务，这种残缺与分裂的“个人主义”，使得当下的年轻一代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隔代抚养”，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逃避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和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对父母之爱“竭泽而渔”，却没有对父母的劳动和付出给予应有的感恩和回报，导致亲情互动的链条出现裂痕甚至脱节。

从法理上讲，老人对孙子孙女并没有直接的抚养义务，给子女带孩子，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也需要金钱和资本的投入，是一种“间接啃老”，理应得到一定的报酬。只不过，在传统家庭观念的驱使下，许多父母并不愿意跟子女谈钱、言利。只有当子女的角色扮演让他们痛心甚至寒心，只有当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索要“带孙费”才会进入法律框架。而当法律条款遭遇伦理叙事，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亲情利益化的诘问。这一次，通过前儿媳之口，“谈钱伤感情”，暴露出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养老”和“养小”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边厢，是以情感和道德为纽带的传统家庭取向；那边厢，是以权利和利益为核心的现代法理主张，“带孙费”处于二者的夹缝地带，需要子女及时观念更新——抚养下一代是子女的法定义务，父母可以提供帮助，却不能将“包袱”完全丢给他们。“带孙费”不仅是一种利益诉求，更是一种情感诉求；父母索要的不是钱财，而是年轻人对自己的劳动与付出的认同与感恩。

 

老人索要“带孙费”诉讼具有破冰意义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以前家庭内部的矛盾与纠纷，往往是自己协商、族长和邻里调停，不过，随着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提速，过去许多“清官”难管的家务事，慢慢地走上了法庭，诸如诉求子女要“常回家看看”，拒绝子女“啃老”等诉讼不断在媒体露面。而这一次老人索求“带孙费”的诉讼更是前所未有，它的成功判决更是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对于规范家庭关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家务啃老”和让老人带孙子是目前许多家庭司空见惯的事情，从情理和伦理上讲，“家务啃老”有存在的合理价值。一方面，现代社会年轻人竞争压力加剧，他们在外面打拼，实在无力分担家务和带小孩。另一方面，老人与孙子女之间毕竟有血缘关系，帮助子女带小孩，分担他们的担子，也是亲情所在。

但是，问题的另一层面是，年轻人必须看到老人所付出的艰辛，应当共同承担家务和带小孩。父母年纪毕竟比较大，精力也都有限。而且，父母也毕竟操劳了一辈子，他们也有权休息和养老。更重要的是，老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免费做家务和带孙子女的义务。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是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只有父母双亡时，祖父母、外祖父母才具有监护权和抚养义务。因此，子女是无权利强求父母带孙子女。

像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将儿子、前儿媳告上法庭，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是讲的通。从情理上讲，杨金美帮助儿子、儿媳带两个孙女，她并没有什么怨言，问题在于儿子、儿媳下班后，也不帮忙带孙女，她一个人那里能忙过来，特别是儿子没有找到工作时，在家玩电脑也不帮助带小孩，这不但对小孩一点也不负责，简直就是将老人当保姆使唤，而且这保姆还是带干粮来抚养孙女的“保姆”，因为他们还连基本的生活费都不给老人。从法理上讲，《民法通则》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一条是对“无因管理”的规定，老人没有法定义务来带小孩，那么，她当然有权要求他们付出抚养费和“带孙费”。

法官判决杨金美老人胜诉，要求儿子、前儿媳付抚养费和“带孙费”，对于维护杨金美老人的权利，对于我们这个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有老人的权利，都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它警示年轻的子女们，别再用亲情来绑架老人，尽管从亲情上讲，老人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子女做家务、带小孩，但是，他们并没有义务这样做。做子女的要多体谅老人，分担相应的一些家务，并且给予老人们更多的关心，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撂下担子，许多原本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是经不起法律的推敲的。

 

【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所谓的“带孙费”、“帮带费”频见各大报端，这些看似前卫、另类的新型词汇，正以有悖传统的视觉效应撩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舆论普遍认为，“带孙费”明码标价，不仅让公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也与“亲情至上”的传统认知格格不入。父母索要“带孙费”，无疑是一种将亲情世俗化、利益化、货币化的短视行为，小则影响家庭和睦让亲情变质，大到威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话虽如此，但也不尽然。在传统观念中，老人帮忙带孙的现象非常普遍，这项约定俗成的 “带孙潜规则”既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更暗含中国式的 “隔代教育情结”。尽管不少老人自嘲为 “免费保姆”，这虽有几分戏谑的成分，但实际上却夹杂着几多心酸与无奈。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过去看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一些现象和看法，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已经不能再用旧观念、旧标准去简单地衡量与判断。一方面，从法理角度来说，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但父母却并不对等地应尽“免费带孙”的法定责任。对老人来说，帮带孙子，不仅意味着放弃自己原有的工作与生活，更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被变相剥夺了自由，牺牲了自我，适当给予老人一定的物质补偿也未尝不可，合情合理也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放诸“劳动报酬论”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带孙费”实际上是亲情伦理中构建出的一种契约关系。至少在“带孙”这件事情上，父母与子女之间构建的关系，本质上无异于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合同关系、契约关系。只要被雇佣者付出了劳动、提供了服务，那么处于雇主地位的子女，理应无偿地支付劳动报酬。所以，“有偿带孙”既是对父母劳动的尊重，也是一种知恩图报的表现。

在本案例中，老人索要“带孙费”，折射了比“自身啃老”程度更深的“家务啃老”，也折射了目前许多年轻人普遍存在的因“工作压力太大、生活成本太高”而无暇照顾下一代的现实困境，更折射出时下我国在事关儿童成长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大量农村儿童处于留守状态，而在城市，生育养娃成本高企，“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个案背后，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家庭、社会、国家合理分担这一成本，真正构建一个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友好型”社会，如在生育、抚育，教育、经济等各个层面，让我们的社会政策、制度安排都充分贯穿“儿童友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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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佘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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