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感知时代脉动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公方彬 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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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应该说，这里是艺术家云集的地方，我们这些人都是受艺术熏陶起来的，来了以后感觉非常好。讲习主席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实际上让文艺界的人讲更合适。后来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又想了一下，大概是需要一个思想碰撞。因为习主席的讲话很深刻，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绝对不是一课能够讲完的，所以换个视角做一个交流，或许有它的启示意义。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学习习主席讲话精神？第二，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我就讲这三个问题，并且我想跳出来讲。从某种意义上讲，习主席讲话中的五个部分，分别做一个专题来讲都没有问题，或者说，某一个问题里面的某一个思想点都可以展开来讲，看你怎么理解。今天，我们跳出来讲，主要是抓精气神。

一、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

咱们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跟国外比较一下，你会看到我们固有的特点，每次习主席的讲话，全党、乃至全社会都要学习理解。我们跟西方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西方的领导人不承担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没有这个责任。比如说，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他是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这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精神世界，上帝解决。世俗行为，法来规范。领导人很闲，没事干就喝茶，再闲起来就到戴维营休假去了。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扮演“上帝”的角色，还要解释你的世俗行为。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又是一个具体的承担者。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解决一个社会的精神走向问题、思想引领问题，因此，每一代国家领导人都要提出他的思想体系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每一个必须有。有人曾经提出来，他说我们每个领导人都要出一套思想体系，将来多了以后，咱们立法怎么立？我说至少现在必须有。美国不需要，美国44任总统，大家看一下，谁出思想了？44任总统，大概有作为的、留下点思想引领性的也就四位。中国领导人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谁上来都得有个主导性的思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的原因。习近平是代表一个党来确立一种东西，让我们所有人有所遵循。这种遵循，魂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要中国化的，这是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来体现的。

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除了上述原因，第二个原因，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思想文化界、文艺理论界需要有一种指导的东西。1942年，毛泽东有个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这个讲话解决了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指引文艺领域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提供一些支持。如果把中国划成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就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今天这是一个阶段，从今天到未来那就是中国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梦的实现。今天我们换个视角，从毛泽东时代到胡锦涛，实际上是中国由革命到发展的过程。毛泽东那个讲话基本上指引了这期间的思想文化领域、艺术领域，解决了思想指导问题。

未来呢？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一个大国要崛起，要秉承什么样的思想，这是要解决的。这个思想指导，实际上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次习近平主席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就是要解决在这个阶段，在文艺领域，我们要秉承什么。

第三个原因，文以载道，它本身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现在都讲中国大国崛起。什么叫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你才敢言崛起。现在全世界都在热炒中国的崛起，但是也有人表示质疑。据说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谈中国的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为创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我认为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文化和价值观。不能出口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不叫大国。

中国要崛起，什么在支撑我们崛起？GDP支撑就崛起了吗？GDP很重要，但是仅讲GDP，你崛起不了。如果把GDP作为大国崛起的根本指标的话，那近代中国就没有衰败。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有争议。但是至少我们比目前美国要高，美国是世界的五分之一。美国最高的时候是二分之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到了鸦片战争，一触即溃，出现了高原现象，失去了方向感。百年以来，打一仗败一仗，没有赢过。如果经济总量是一切，那中国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比预想的还要快。因为在西方国家已经不那么重GDP了，比如要建一个化工厂，一下子几百亿、上千亿的GDP，它不要，它怕污染。我们不怕污染，我们很多地方只要是GDP都要。

那么问题这就来了，我们确实看到大国崛起离不开经济指标，但是只盯着钱不行，你必须在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我再稍微延伸一点，你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和中国的文化史，文化的力量很清楚。人类的文明史，古代罗马崛起，把它的建筑和雕塑带入到了属地。有人讲罗马是三次崛起，第一次是武力和血腥。第二次是宗教。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米兰发布一个《米兰饬令》，基督教合法化，影响世界。公元前450年，矗立于罗马广场的《十二铜表法》影响了世界的成文法。其实第一次也是文化，因为当时有个说法，罗马征服了希腊，希腊的文化改造了罗马。这不就是文化吗？马其顿的崛起，它也是把古希腊文明带到了地中海和两河流域。近代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运动，通过海外殖民，小小的葡萄牙就是因为改造了中国的指南针、西方的船帆，把天文学、数学引入航海，由此把所谓“畏途”的大西洋变为“通途”，影响了世界。

 

法国的崛起，把法兰西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带到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家。英国的崛起，把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球，即使今天在它曾经的殖民地，仍然可以看到下午茶、左行驶、教育制度、判例法。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也把红色文化带向半个地球。

当今美国一霸，我认为美国人输出的可不仅仅是美国大兵，甚至主要的不是美国大兵，而是好莱坞的电影。好莱坞的电影，现在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影响世界。所以美国注定要衰败的，但是有一个永恒，就是文化和文明的永恒。你看世界文明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中国的文化史呢？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包括汉唐盛世、北宋经济繁荣，中原都受游牧民族的袭扰，中原打不出去。你说一次都没打出去，那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讲“言必称罗马”嘛，西罗马怎么衰败的？间接的和中国人有关系。和谁有关系？汉武帝。汉武帝西击匈奴，卫青和霍去病往西打，他往西打游牧民族就往西跑，往西跑把当地的游牧民族又赶跑了，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大迁徙运动。最后把日尔曼民族赶进了罗马，摧垮了西罗马。不过时间比较长，600年。但是起点在中国。我们就打出这一次。

可能有人不服气，怎么只打出一次呢？蒙古铁骑打到了多瑙河、两河，怎么就一次呢？那不算，一个是当时还没有融入中原。第二，打过去没有站住，又回来了。那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就打出去一次，为什么中国的版图在扩大呢？中国不像西方开拓、征服、地理大发现，但是我们版图除了个别的朝代，它总是在扩大的。那你怎么扩大的？就得益于中原的文化。中原的文化同化力很强，游牧民族打来，好，打过来我就把你同化了，同化以后你那个地皮就是我的了。所以进来一个同化一个，地皮一块一块就扩大了。你看鲜卑族入中原，到了大同开始同化，到了洛阳同化结束。女真人进中原，当时熹宗皇帝反复颁布禁令，不允许学汉文化，担心被同化了，结果元军进中原的时候，已经把在中原的上百万女真人视作汉人，为什么？同化了。只有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几经迁徙，几经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族共同体，满族人进中原，结果怎么样？也被同化了。

有人讲世界上最难同化的民族是哪个民族？犹太民族。据说当年有犹太民族进了河南。谁有兴趣到河南抓几个人问一下，你是不是犹太后裔？没有人承认。为什么？同化了。当然有疑义，说原本就没有犹太人进河南这一说，是杜撰的。我们不管是不是杜撰的，我们敢说中原的文化同化力很强。如若不信，我们讲中国历史上两个铁女人，一个是武则天，另外一个是慈禧。武则天临死的时候没有把权力交给武姓家族，而是还归李唐天下，她去帝封后，埋到了乾陵。慈禧权倾天下，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但是慈禧临死的时候留了一句遗言，“千万不要把权力交给宦官和女人。”在座的女同志比较多，我对女同志没有意见，我是女权主义者。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她是女人，她反对把权力交给女人，什么原因？就是被儒家文化给改造了。儒家文化讲什么？三纲五常，夫为妻纲。中国人冒险性很弱，大家都没有人怀疑吧？你到海洋里看一下，所有海峡的命名没有中国人命名的，什么英吉利海峡、戴维斯海峡、白令海峡、麦哲伦海峡，都是西方的。为什么？有人讲，人种的原因，西方人吃肉长大的，血液里面流的是冒险，中国人吃谷物长大的，血液里面流的是平和。动物世界，吃肉的狮子、老虎特别凶猛，吃草的羊、长颈鹿特别柔和，咱们是后者，这叫调侃，根本还是文化。

儒家文化讲的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真正形成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一个民族的是文化和艺术。大国要崛起，你没有文化去塑造，你怎么形成大国国民呢？你不就成了大国小民了吗？大国小民你怎么崛起呢？你崛起不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出来，习近平讲话里面大篇幅地数了世界的那些大思想家、文化大师、艺术大师。人家那么多思想家，灿烂的文化，照耀着人类文明前进，那中国呢？中国的大家在哪里？“钱学森之问”挥之不去。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来？文以载道，就是把人塑造起来，形成民族性格。所以我说文化本身就很重要，很重要，自然就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上面，我们讲了为什么要重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接下来，讲一讲我们应该怎么学习？从哪个视角进去？习近平讲话内涵很丰富。从不同的视角都可以找到你认为受启发的东西来，让艺术家来讲，肯定不是我这么个讲法，毫无疑问。我的视角，就是我们要把握习近平讲话思想的精气神，我们要提纲挈领，那你得找到视角。太丰富以后，你就必须有个领起来的东西。从哪个视角？政治的视角。

看习近平讲话，一定从政治视角进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总书记，他要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很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我认为，读中国，读不懂政治就读不懂中国。读西方，读不懂宗教就读不懂西方。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搞清楚我们为什么从政治视角来看问题。

我认为，我们跟西方国家最大的差异在政治，相对而言，西方的精神领域引领的东西比我们要多。西方有三大精神调节：政治、宗教、职业精神。我们呢？我们就一个，政治。比如说讲宗教，西方的宗教历史很久远。我们经常讲西方的文明有三个基本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西方的宗教久远，犹太教3400年，再生于犹太教的基督教2000年。我们的宗教也很久远，佛教3000年，传到中国2000年，道教近2000年。但是我们的宗教总在切断，以佛教为例，北魏、北周、唐代三个朝代武宗灭佛，史称“三武灭佛”，还有一个后周，又一次灭佛。你宗教过于强大，影响我政治统治的时候，我就把你干掉。关键其实还不是切断的问题，我们的宗教满足的不是灵魂的需要，而是你的欲望。比如在西方的教堂里，在天主教堂里面你绝对不会看到伊斯兰教的影子，因为宗教是排他的。当年摩西带着希伯来人出埃及，在西奈沙漠搞了一个清教运动。为什么在艰苦的环境中停下来清教呢？因为出现了偶像崇拜，影响了虔诚度。

在中国呢？儒、释、道三家可以到一个山上去，甚至可以到一个庙里去。哪位去过河南的嵩山，你就知道儒、释、道三家在一个山上，如果到湖南的衡山，你就知道儒、释、道三家跑到一个小庙里面去了，到祝融殿里面去了。你去敦煌更清楚，一个道士给人家佛家看场子，没问题。为什么排他的东西在咱们这里和谐相处了呢？因为我们的宗教不研究本原和本体，它只是在现实功利基础上叠加了一层。现实什么功利，我加了一层还是什么功利。我们是多神教，讲轮回的。西方是一神教，有起点无终点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西方的教堂里，你看不到其他宗教。在中国，几个教跑到一块去了。我们去拜佛干吗呢？不就是有所求吗？想当官的时候找谁拜，想赚钱的时候找谁拜，想找个漂亮媳妇找谁拜，很清楚。我找你，你就得给我，不给，下次我就不找你了。

有一次我到海南的南山寺游览，走了一半，我说不看了，没法看，步步要钱，全是铜臭，没有任何的空灵感。在西方的教堂里它也要钱，它要钱以后建教会医院，建大学。西方的很多名大学和医院是教会办的。我们的和尚要钱干什么？到现在你都搞不清楚。

职业精神呢？职业精神也不行。西方的职业精神怎么来的？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新教伦理，第二个是工业分工。基督教新教伦理我们不存在，因为基督教在国内传的还是小面积的，属于小众。工业分工呢？我们是农业经济社会，农业经济没有分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共产党员是448万人，只有2.5%是工人出身，基本上是农民。

我们工业发展很快，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量超过了百年老店美国，美国是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全球老大，2010年我们超过它了。我们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美国是19.4%，但是我们时间太短了。一种精神的积淀和抽象需要必要的时间。西方人讲，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没有必要的时间积淀，你抽象不出来。

所以去年初世界公布了两个数据。第一，中国的员工最勤劳；第二，中国的员工最不敬业。我发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我说，中国员工最勤劳与最不敬业的逻辑。勤劳，有钱赚，我就勤劳。敬业，必须有价值观注入其中。

去年还公布了一个数据，中国员工跳槽的比例和频率全球最高。在中国，到企业里面，别人挖墙角，给他加1000块钱，他立马找到老板说人家加了1000块钱，你加不加？不加我走人了啊。在西方你给他加1000块钱让他跳槽，门儿都没有，他说我干嘛为了1000块钱跳槽呢？在中国，我不因为1000块钱跳槽，我不是傻瓜吗？

所以，我们的职业精神还解决不了社会引领的问题，我们就剩一个了——政治。所以讲政治是我们的话语系统，是中国人喜欢讲政治吗？你看我们搞体育讲政治，搞教育讲政治，搞一切都要讲政治。

未见得是中国人喜欢讲政治，但你不讲政治不行，三大精神调节，你两个调节不了，你就剩了一个讲政治。你不讲政治行吗？不讲政治，你的精神世界就垮了。所以我们必须讲政治，我们跟西方最大的差异就是政治。

 

2012年底，大家可能注意到，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共产党换届正好赶在一起，全世界媒体热炒。可以理解，两个大国，两种制度，两种话语系统，有比较的味道。你拿美国和欧洲比，没有意思，它是同质体，我们是异质体，异质体才可比。我也做了比较，我比较的结论是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讲政治，一个不讲政治。你看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都不谈政治命题，都是谈民生问题。美国是老大，还谈点国际关系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都要谈旗帜、道路、理论、制度。

十八大召开的时候，主要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精神状态走向什么目标的问题。十八大结束以后，习近平讲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是一项政治任务。我确信奥巴马肯定不会说学习宣传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的精神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会的。奥巴马在演讲中讲过这样一句话，说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你能把这个复制到中国来吗？中国没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出了问题，那不合逻辑。中国的政治出了问题，就意味着共产党出了问题，共产党出了问题就意味着中国要出问题。我们政治、政党、国家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的。美国政治、政党、国家是可以分的。

美国不需要政党，华盛顿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在中国离开共产党一天都不行。这就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在中国看问题，尤其是我们意识形态方面，你必须从政治的视角进去。在西方，你从宗教的视角，大概就把西方搞清楚了，它也有政治，但是它的政治跟我们不一样。西方理解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完全不一样。西方认为政治是什么？政党政治就是各政治集团代表它的利益群体进行博弈的总和。我们政治有先进、落后之分，它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它政党轮替就是因为对政治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才搞成政党轮替。我们之所以共产党一党执政，其他的为参政党，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精神世界。

我讲这个问题，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学习习近平讲话一定要从政治的视角进去，唯有政治的视角才能把其中的神和魂提起来。习总书记讲了五个大问题，五个大问题其实都带着政治。他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个中华文化是什么？历史走过来到今天，我们今天讲中华文化，你放心，绝对有政治文化。文化有三个维度：政治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政治文化在中国就一定有民族文化，我们看看未来的世界走向，你也得有政治做支撑的。所以你看一下，中华民族文化是这样吧？习总书记讲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公民。公民可以什么人都进来。人民它有政治属性的概念。革命时期讲人民，那是被剥削者。今天我们当然不以剥削和被剥削来解释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说人民一定是有政治属性的，人民不是公民，也不是大众。还有，习总书记讲到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他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有政治属性嘛。还有党的领导问题，我们一直在争论，实际上文艺界，包括文化界，一直以来有个争论的命题，就是党和政治在里面占什么位置的问题，党要不要再进入文艺里面去？实践证明，在中国，党不介入是不行的。未来怎么发展，我们不敢说太远了，但是至少目前中国的价值坐标决定了必须政治注入。

我讲到现在，其实讲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重视？从什么视角进去才能更好地把握习近平讲话的魂和神。倘若我们不是从政治视角进去，只是从业务视角进去，你能不能把它领起来呢？就相当于我说当今中国，你解读中国，你不是从最高的政治方面进去，任何的视角都讲不清楚。你从经济规律上讲，行吗？那不行。比如说我们企业，国营、民营、外资混合经济，现在我们党要求建立党组织，不仅在国有企业，还要在民企，还要在外资企业里面建立党组织。我一再跟他们讨论，我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理论要突破，不解决理论问题，你建了也没有用。过去，我们在企业当中建党组织，我们是带领工人阶级跟资本家斗争的。你今天党组织进去干吗呢？你是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吗？不行吧。帮助工人去跟私营企业家斗争去吗？也不是。所以我说定位要清楚，我们今天要不是从政治上来看中国，不是从政治上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我个人认为领不起来。这就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两个着眼点。

二、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习总书记为什么重视文艺界？他就是看到了文艺界对社会的影响。他除了看到影响之外，他看到了目前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没有文化艺术教化人，不能把党的思想以最佳的方式注入到群众当中去，那就很危险了。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精神系统与我们的发展速度一致吗？我觉得不一致。矛盾非常多，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质疑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我们前两天在《中国青年报》发的《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网上炒得比较厉害，到现在还没有消停。这就说明我们出了紊乱，解决这个紊乱问题，根本是党的理论突破。但是我们还得看到文艺工作把党的思想以最佳的方式、艺术的教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家感觉不到你被教化了，文艺可以让我们流泪，政治课让我们流泪很难，它不就是借助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感染力，把那种政治的东西注入进去吗？你见了老百姓就跟他讲政治，他听你的吗？不听。所以我们精神的东西，通过文艺教化来注入进去。

今天中国，从精神领域来讲，从文艺工作的着力点来讲，哪几个问题最突出？我觉得至少三个问题突出，一个是信仰问题，也就是精神大厦问题，信仰信念、精神大厦的问题。第二，价值坐标的问题。我们的精神追求在哪里？价值意义在哪里？第三，精神力量支援的问题。

我们先看看信仰的问题。信仰很重要，我讲三句话。

第一句话，人活着就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政治信仰者是社会的骨干力量，宗教信仰者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有可能成为亡命徒。

第二句话，你要想活得轻松，你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信仰就有敬畏，有信仰就有约束。但你要想活得有意义，你必须有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告诉我们意义在哪里。伏尔泰说过一句话，“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为什么造上帝？不就是帮我们寻找意义在哪里嘛。宗教就是解决生与死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看一下，信仰就是我们讲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句话，什么叫信仰？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信仰对一个民族，一个集团都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与“万里”有关的词语：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的都是什么人？一个是为利益而来的商队，还有一个就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以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这是半个。一个万里长征，在座哪位去过云南的迪庆，到过四川的甘孜，你就知道香格里拉，也就是世外桃源。这里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是你要翻越连绵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那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队伍区别很大，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在追求精神的天堂。

讲信仰和民族的关系，最具说服力的是犹太人。犹太这个民族应该是个苦难的民族。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被罗马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驱赶和屠杀。仅有300万人口的时候就被罗马人屠杀了100多万，一段时间成为巴比伦之囚。基督教产生以后，基督教到哪里，犹太人就被驱赶、被屠杀到哪里。当时只有一个要求，改变信仰可以免死。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在广场被活活烧死也不改变信仰。

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那是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和他的儿子建立起来的，寓意和平之城。从开始建城到现在就没有和平过，一次一次屠城。犹太教圣殿只剩一面枯墙。但这个民族千年大流散，形散神聚。犹太人不得了，迫害犹太人的国家、民族有多少？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俄国人、德国人。“二战”时期，犹太人非正常死亡600多万，仅波兰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00多万，触目惊心。但是这个民族没有凋敝，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改变世界历史的东西不多，仅犹太人就创造了三个：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原子弹。

全世界犹太人就1500万，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22%是人家一家包了。前段时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把中国人民高兴得半死。人家犹太人1500万，囊括了22%的诺贝尔奖。为什么？不就是犹太教解决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吗？我认为犹太人的两个支撑使这个民族变得伟大。第一个是积极的心态，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认为明天比今天好。你看他的积极心态，现在以色列国土基本上是戈壁和沙漠，但是他出口农产品。他们讲，上帝是公允的，把石油给了阿拉伯人，把智慧给了犹太人。第二个是信仰，《旧约.圣经》里面讲，“犹太民族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他有神圣感、担当精神。

信仰对民族重要，对政治集团更重要。政治集团失去了政治信仰，表面的强大都不能掩盖内在的虚弱。前苏联2000万共产党员，一夜之间垮台了，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当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廖仲恺对话，鲍罗廷评价国民党，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无国民党。什么原因？没有了信仰。有信仰和没信仰不一样。你看三支军队比较，满清的八旗军、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到中国人民解军，你比较一下，信仰的力量多大啊。满清八旗军也不得了，入主中原的时候不到10万人，征服了偌大的中原。那不就是王朝兴起的势能嘛，后来没有势能，需要补充新的精神力量，满清王朝做不到，因为满清王朝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天下。士兵效忠的是军饷，而不是国家利益。所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一触即溃，望风十里。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北伐的时候带着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向披靡。到了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阀蜕变为四大家族，信仰没有了，也是一触即溃。济南战役，国民党守军10多万，几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以至于守将王耀武就感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地那么快。10万头猪抓起来不容易，10万个人没了，从国民党军队的蜕变看得出来。北伐不要说了，包括抗日战争，咱们刚纪念过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蒋介石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就个别战场，可圈可点。台儿庄大战、衡阳保卫战也惊天地、泣鬼神。我看了一个材料，说一个记者采访国民党一个士兵，他说你认为抗战会胜利吗？士兵说肯定能。胜利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他说胜利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中国的军人大部分都要死的。慷慨赴死，民族大义，但是解放战争跟共产党没法打了。它里面不就是充实一个精神世界吗？中国共产党不用说了，靠终极追求和理论武装，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为新中国我们付出了193万有名姓的烈士生命，无名烈士就不用讲了，不计其数。

和共产党比的只有宗教，当年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绵延200年，死了百万教徒。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巴分治，宗教屠杀死了200万教徒，难民1500万。其他的比不了。但是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不感到危机吗？我认为我们今天出了信仰危机。中央没有讲信仰危机，我认为出了信仰危机。我不仅认为出了信仰危机，并且我认为暂时没有解药。不是永远没有解药，是暂时没有解药。

讲信仰危机，我们佐证一下，一个是我到加拿大访问，导游是个移民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他跟我们讲，他说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潜伏得很深，什么时间你们打过来的时候，我号召其他的潜伏者，我们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给灭了。他在调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天主教在美国信仰，到中国来还信仰，永恒。在美国传播，到中国来还传播，那么共产主义信仰呢？在中国讲可以，你出了国门没有环境，没有土壤，没有话语系统，你还有永恒吗？现在中国共产党移民到西方去的，大概不是以万计，至少是以十万计，我没有发现一个到西方去建立党组织准备摧垮资本主义的，出了门就没了，那你还有永恒吗？第二，我到一个省里给领导干部班讲课，讲课过程中，我说我有共产主义信仰。下来以后，他说公教授，你胆子真大。当着那么多人你竟敢说你有共产主义信仰。我只敢在家里跟儿子说，出门都不敢说。我说咱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了，干吗不敢说了？他说说出来没人信。一个潜伏在加拿大，一个说出来没有人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信仰出了问题。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要做的，因为理论上不解决不行，但是也得文艺工作者把那些思想以最佳的方式传播到群众中去。你看一下，我们为什么出现信仰危机？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支撑信仰的那个神圣感没有了。革命时期有牺牲，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强化信仰。革命时期，你牺牲了就强化信仰了，宗教就是这样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圣，大批的殉教者，强化神圣。革命时期有牺牲，现在没有牺牲了，神圣感来自哪里？你现在没有找着。

 

第二个原因，利益关系。不论是一个集团还是一个人，真正检验你的境界的就是利益问题，你是攫取还是奉献的问题。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军队为人民谋利益，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都相信，包括我们对手都服气。蒋介石1950年分析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时候，他讲了七条，最后重重地写了一句话，“中共干部没有私财”。革命战争年代没有私财，我们的对手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年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中央高层那么简朴，那么有活力，非常感慨，到了南京讲，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据说宋美龄说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在革命战争年代，你有权力，你不能换成利益。利益都给老百姓，根本决定因素是信仰和性质宗旨，但你也不能否认有客观环境的制约。战争的环境，你缴获的财富能带着吗？所以你的财富最多挂一只钢笔，高级军官还有一个怀表放在兜里，就这些私财，其他的都带不了，全给老百姓，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今天呢？我们党执政，可是党仍然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发生关系，有利益就发生矛盾。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有一段时间，只要你愿意，你的权力立马可以寻租。你可以变成金融资产、房产、女色。有一次我在清华大学给女领导干部班讲课，我说女色，我想不对，都是女同志，我说还有男色。最近抓了几个女贪官，都有男色问题。现在女同志观念变化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都涉及到诱惑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没有解决。

第三个原因，就是理论问题。信仰高度依赖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信仰。基督教遇到过危机，什么危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我们一般讲上帝全知、全善、全能。你说你是全知的，你就应该知道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人家偷吃了，说明你不知道。上帝说我知道，那你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人类有了原罪，所以人类活得多么痛苦。你如果不让他吃呢？现在人类仍然在伊甸园优哉游哉，说明你不能善的。上帝说我知道，我也阻止了，但是我阻止不了，那你不是全能的。上帝垮了，怎么解决的？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给解决了，奥古斯丁讲，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怎么办？重回伊甸园，一石二鸟，既解除困惑，又让你虔诚地信仰上帝。这就是宗教生生不息的原因。西方对真善美，分别有了标定，科学解决真，宗教解决善，艺术解决美。科学不解释宗教，宗教也不解释科学，自己找自己的归宿。

现在人类可以模拟宇宙大爆炸、生命的起源，但西方的科学家信仰宗教。1901年到199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是638名，除了21名是无神论者，其他的617名都有宗教信仰。联合国对300年来最大的300个科学家做了统计，除了38名查不清，其他的262名有宗教信仰。西方有大批顶尖的哲学家和神学大师，随着科学发展解释现实，它解释地很好。比如说，1992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承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照理说摧垮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说上帝造人。那么你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那就没有上帝造人了。不过人家一句话化解了危机，什么话？他说肉体是自然的，但灵魂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宗教解决信仰问题，它就解决路径。所以基督教新教怎么发展起来的？不就是解决了路径吗？马丁解决了路径。过去教徒见上帝要通过中介神父，马丁讲，你虔诚，你自己见上帝，一下繁荣起来了。佛教怎么繁荣的？不就是六祖慧能解决了问题吗？慧能讲，“迷者师度，悟者自度”，迷，老师带。悟，自己走，一下繁荣起来了。

共产党解决了信仰问题，不就是解决路径吗？什么是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怎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我们正在消灭资本主义。目标、路径和做的互相证明，逻辑很严密。今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实现了，但是共产主义找不到了。什么原因？路径出了问题。过去实现共产主义是我消灭你就解决了，现在呢？小平讲人类共有的文明，江泽民讲政治文明，胡锦涛讲和谐世界，十八大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讲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新路在哪里？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央要解决的，解决打通新路，以解决你的信仰问题。信仰不怕远，就怕没有路，我们要解决路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精神世界的信仰确实遇到了大问题，这是我们党最大的理论工程，要解决。精神大厦的构建不纯是理性的结果，对理论工作者来讲，对党来讲，要解决理论问题。但是就艺术工作者来讲，要用感性的形式把一些最深厚的精神力量注入社会，这是不是咱们的历史使命呢？就艺术家来讲，文艺工作者来讲，把正能量、高尚的东西注入大众的精神世界，这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吗？不就是解决我们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要建构起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信念的问题。什么信念？不就是道路问题吗？今天中国争得最厉害的不就是左右之争吗？左右之争不就是什么路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谁来解决？我认为确实应该讲，党和理论界要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理论支撑的问题。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又会发现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很大，作用很大。两方面的责任，我们讲，现在左右之争那么厉害，什么原因？咱们要分析。但是最根本地来讲，其实我们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正确。

我们跟西方不一样，谁也复制不了谁，别人的东西你复制不了，我们的东西他也复制不了。我们的长处是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改革开放就三四十年的时间，经济濒于崩溃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谁不羡慕。美国大片《2012》，其中有一个镜头，主人公杰克逊到了四川，看到制作方舟的那个宏大的场面，感慨了一句话，“像这样的活也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干，其他的都干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第一个场面是什么？3000个人击缶，场面非常震撼。

后来有人采访英国首相布莱尔，因为伦敦要搞开幕式。你看了什么感觉？布莱尔感慨了半天，最后补了一句话，你找3000个人击缶，你让我在英国找300个人击缶我都找不到，你找3000个人练半年，没有问题，你让我在英国找300个人练半年，没有人给你干。

雅典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一个讲个性，一个讲共性；一个重个体，一个重群体。怎么来的？文化来的。

西方文化三个源头之一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这里历史上不适应农耕，所以有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特点是平等的主体、自由的交换，个性。文艺复兴，张扬人性的大旗，个性。工业革命，又是强调个性。在西方没个性怎么当官？在中国，你有个性早就把你干掉了。为什么？封建文化不允许你个性。

前段时间，我儿子跟我电话里讲了美国的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有一个穆斯林的少年，为了给新来的老师留个好印象，把自己制作的小闹钟拿到学校让老师看，学校以为是定时炸弹，向警察举报了，警察把他抓起来了。这个事情反映西方有偏见、歧视。后来呢，奥巴马迅速发微博，鼓励他，邀请他带小闹钟到白宫做客。希拉里、教育部长他们迅速转微博，鼓励孩子。美国的大企业邀请他去参观工作场所，微软给他寄平板电脑、智能手环，媒体邀请去做节目。美国的精英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反应是弥合矛盾。我们国家的一些精英第一反应是撕裂社会，这就是中国最要命的一点。出来一个问题，不是想把这个问题赶快弥合，往积极方面引领，他是给你撕开，看你流血不够，再把你的伤口弄深一点，还要给你撒上一把盐，这就导致我们社会很乱。因此，必须要有正能量的引领，谁来引领？各界精英都要引领，我觉得文化艺术界、文艺界可能责任更大一些，因为这个影响力大。文化艺术是最好的影响人的方式。一个好的电影，好的戏曲，它就能够在无意识中让人找到看待社会的正确思维方式、思想方法。

我们不解决根本的理论问题不行，但是咱们文化艺术界不去承担起责任来，不去注入正能量也不行。

第三点，价值追求的问题。我们说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仍然是两方面的责任，理论界要解决价值观的厘清，但是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文化艺术界、文艺界的责任更大，因为人追求什么，往往受文化艺术的感染。现在来看，中国人的精神系统没解决，这是大问题。没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平衡问题，物欲太强。

我在北京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讲，我说中国人如果不尽快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用不了多久，我们自己把自己逼疯了。中国如果走向世界，我们将把全世界的人都逼疯。太功利了，太不重视精神追求了。我们讲和谐世界、和谐社会，不解决这个问题，哪个都和谐不了。比如走向世界的问题，走向世界，我们的功利心过重。

我到委内瑞拉访问，中资公司成员跟我讲，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对中国人很好，内阁成员也不错，老百姓对中国人不好，经常砸中国人的商店。为什么？他说委内瑞拉的人都很懒。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那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问题。依照中国人的标准，全世界的人都懒。委内瑞拉的人很懒，什么特点呢？挣的钱够花以后他就玩去了。什么时间把钱花完了，我又来挣钱，挣到够花又去玩了，你让他存钱，门儿都没有。他不仅把今天的钱花完，他把明天的钱都花完了。中国人呢？中国人来了就是挣钱，挣钱存钱，存钱就往家寄钱。他最不理解中国的小伙子，他到委内瑞拉来，两三年的时间也不带媳妇，也不出去干啥，他怎么过的啊？他老想不通中国的小伙子怎么过的。中国的小伙子说，很好过，5+2，白+黑。怎么5+2、白+黑？干5天，那两天有加班费我就干。白天干完了，晚上有加班费，我又去干了。只要有钱赚，我什么都给忘记了。矛盾不就来了吗？我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北京移民过去的，他办了一个公司，雇了50个白人，他说我在澳大利亚管50个白人比在国内管1000个工人要难得多。他说他们都是爷，我是孙子。比如说来个紧急订单，我请大家加班，给华人1.5倍的加班费大家都来干，给白人3倍的工资，他不来。他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花不就行了吗？中国人还怕钱多吗？我花不完给我儿子，我花不完还要给我孙子。这不就有冲突吗？巴黎市政府专门出台了针对中国人的商店，每周之内关两天的门，你确实想赚钱，忍不住，关一天的门也行。

西方人有宗教信仰，安息日，给上帝的，不能工作。中国人只要有钱赚我就干，白天干完了晚上干。这遇到麻烦了。现在中国人到世界任何国家，这个国家要重新洗牌。受不了中国人的勤劳，还不花钱，谁受得了啊？尤其中国出来一些土豪，土豪出去买东西扫货，不怕贵，吓死人家。打工仔只挣不花，急死人家，两头挤，最后把全世界搞得疯疯癫癫。你想这个问题不解决能行吗？

我前段时间去延安干部学院给厅级领导干部讲课，我讲了这个问题，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商务部的司长讲，他说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他说你记不记得前几年西班牙人烧中国人的皮鞋，我说知道，这个事影响很大。他说当时我们中央政府要求我们商务部跟他们交涉，要维护华人利益。他说人家西方是分享的文化，一双皮鞋利润分配清楚了，制鞋的给多少，运鞋的给多少，卖鞋的给多少，造完几双皮鞋利润一分，大家都到海边晒太阳去了，日子过得优哉游哉的。

 

中国的文化是通吃的文化，汤都不给人家留。去了以后，人家一双皮鞋1000，我400，拿下来了，把人家砸疯了。人家本来造四双皮鞋玩去了，结果造10双都休息不了，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长期以来是吃苦受累习惯了，人家没有这个习惯，一下子让中国人搞疯了。

我想说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必须让我们文艺工作，让我们文化工作慢慢地改造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所以和谐世界也好，和谐社会也好，你不解决人文品质问题、精神和物质的平衡问题，不行。习近平早先说过学习雷锋的幸福感，我想这不仅是让我们学习典型，他其实让我们共同思考这些终极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如何实现价值、何为幸福、怎样赢得幸福，这些东西怎么解释，那不是我们文艺工作搞启蒙吗？这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做的，文化塑造、文艺影响，改造价值追求，塑造民族性格。

再一个，精神力量支援的问题。不管一个集团，还是单个的人，你都得有个精神力量的支撑。你没有精神力量，你往哪里去？所以说精神力量来源很重要。过去我们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很坚强。党在革命时期创立的那个阶级仇和民族恨，不就是精神力量吗？那个时候不就是靠文艺工作带来的吗？《白毛女》一演出，下面的士兵就义愤填膺的，延安当年不是有士兵在舞台下面开枪打黄世仁吗？文艺影响，文艺注入，使军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

但是世界变了，新的情况、新问题出来了。过去的东西有的不行了，当年我们上井冈山的时候靠阶级仇、民族恨赢得了追随者，你今天再讲这个行吗？刚才讲《白毛女》起作用，今天不是变化了吗？许多年前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10多岁的女儿到剧院看舞剧《白毛女》，目的让女儿受教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看完了以后，问女儿你受教育了没有？女儿说我没有受教育，这个舞剧有问题。什么问题？两大问题，一个是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杨白劳跑什么跑？第二，喜儿太傻。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嫁给大财主，一夜暴富，我干吗跑到深山里受苦呢？过去很管用的文艺作品，今天政治生态一变，你就发现过去的不行了。

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多少文艺作品讴歌爱国主义者，钱学森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国内搞建设，道德的化身、爱国主义的典范。但是今天中国由大国走向世界的时候，爱国主义怎么表达就不一样了。过去你回来是爱国，现在中国走向世界，你出去也是爱国。评价尺度变了，双重国籍都出来了，你按照原来的模式解释行吗？这个变化影响面很广。这要求什么？这不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创造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我们要创造。时代在变化，这里面不是启发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生态的变化，我们要用新观念来解释新时代。僵化的观念，怎么产生影响世界的作品呢？

我随便讲的这几个问题，其实我和大家交流，习总书记的讲话背后都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只看那几句话，你看不到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问题不行，而我们遇到的矛盾问题何止这些呢？远远不止。所以，当代文艺工作者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针对现实矛盾问题，超越、实现，再引领，而不是僵化地落于后面，我们要主导，怎么主导？首先超越。

三、我们怎么才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面，他讲了五个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就强调了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讲了半天，你针对矛盾问题也好，树立什么信念也好，你不都是要出作品检验吗？习近平说得很清楚，最后还是要落在作品上。你得出伟大的作品。

今天的中国波澜壮阔，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时间，确实伟大的作品要催生出来，但是我们出来了吗？没有。习近平讲话里面许多是针对问题的，他就讲现在的问题，金钱主义、功利主义、庸俗化的问题。他讲有高原，无高峰，没有大东西出来，既没大家，也没有大作品。原因不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跟不上吗？

现在我觉得问题很严重，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讲到，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怎么担当？怎么出东西？不是这个时代没有东西，是我们没有感知到，我们没有牺牲精神。当然我承认，问题是两方面的。管理者有问题，管理者搞的雷区太多，这不能动，那不能动，结果把艺术家、思想家的空间限制得很小。你看，现在的抗战神剧还能看吗？简直是羞辱我们，羞辱我们的智商。但是大行其道，为什么？很大一部分是由管理者给你的空间决定的，你只有这样才行。

抗战胜利70周年，习近平讲，中国抗战是世界二战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西方不在意你呢？我们不能不承认，深层次的问题是有的。共产党不能宣传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的战场咱们都不讲，咱们就讲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西方一看，哦，你都是小孩把鬼子赶走了，你哪儿是什么战场，那不是玩嘛，你没有什么震撼我的。国民党也不好宣传，因为国民党那些将领最后都投降共产党，你看你怎么宣传？一宣传，那小子怎么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人了呢？他也不能宣传，两边都不能宣传。最后惨烈的大战场都不去展示，西方看不到，西方看到的就是你没干啥。

现在中国我觉得就两种剧还能够玩的比较多，一个是抗战神剧，再一个是宫廷戏，勾心斗角。本来这个民族勾心斗角够厉害了，天天还玩这个。就没有引领的东西，它哪能提升一个民族的品位呢？提升不了，全是乌七八糟的东西。电视没法看，我最喜欢看《动物世界》，没人，看得多有劲，你看人家动物，那感觉爽，你看有人的，要命，气死了。

我们今天要做到不负时代、不辱使命，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是感知，第二个担当。

第一，感知什么？感知大时代的精神脉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催生伟大的作品，这就看我们艺术家有没有感知能力。30多年的波澜壮阔，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有多少需要我们揭示出来啊，你不感知一个民族的精神脉动，你怎么引起社会呼应呢？你怎么和民族精神互动呢？所以我说，真正的艺术家要感知。

我上次给绘画界的艺术家讲课，我说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到西藏看一看，那是一片净土。而有的画家呢，都成印钞机了，画一张画十万、几十万的，都成印钞机了，印钞机最后剩下什么了？一地鸡毛。当印钱的时候就一地鸡毛。你想能够留下什么东西？复制的时候有东西吗？所以，我们有一个对钱的理解的问题。其实，到了一定境界，你发现其实钱没有意义的。

艺术家也是这样，不空灵不行，不空灵就感知不到。所以我们讲，如果要想出大作品，精神世界要空灵。非宁静无以致远。到成都武侯祠看看，宁静致远，我们现在不宁静，不明净，所以第一点我强调感知的问题。

第二，我强调担当的问题。任何时代都不会给你多么宽松的空间，都得靠你自己有担当。艺术既然文以载道，既然文艺在中国有政治的元素在里面，你的心态里面必然要有个担当的问题，你敢不敢往前走的问题。我们理论工作者更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是搞政治研究的，更涉及到这个问题。担当的问题，不是谁告诉谁，它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因为我们都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谈谈我的感知、我的体验，和大家做个交流就结束咱们今天讲课。

我感知什么？用什么来说呢？我前面讲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我有共产主义信仰。我讲我有共产主义信仰，可不是口惠而实不至，我讲三点证明。

第一点，我是研究信仰、信念、价值观的。理论上我解决了，我认为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是人类政党史上最美好的设计，无与伦比。理论上我解决了，能说服我自己。

第二点，实践上我解决了。去年7月份，《光明日报》登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题目叫《公方彬：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学者》，其中引了我当年上战场的时候写给我父母信中的一句话，“你儿子活着是英雄，死了也一定是英雄”，我上战场很勇敢。当兵三个月就上了战场，我上战场是准备牺牲的，我为什么敢于牺牲？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是文学青年。英雄主义的作品我看了很多，我是被塑造者。我为什么说文艺工作重要？从小看英雄主义作品，不就是让人内心有高尚的东西存在嘛，有牺牲的情愫在嘛。第二个原因，我是山东沂蒙山区人，红色基因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是有感染、有塑造的。所以两个原因使我上战场很勇敢。另外，刚才书记介绍我的情况，我不间断地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已经进行了33年。到目前我拿出了170多万，资助了800多个学生读书，考上大学的455个人。最早的在美国读完博士，进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当了科学家，前年被北京师范大学引回来了，36岁正教授，已经列为中组部、教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了，上半年公布的最美青年科学家列入其中，相当优秀。现在我每年拿十几万资助100多个学生读书，我讲这个，不是讲我了不得，我想阐述一个道理。有人曾经问我，他说公方彬你资助学生，你知道有人说你沽名钓誉吗？我说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我说既然我不认为是沽名钓誉，我干嘛不做。他说什么时间停止？我说两个，一个是中国再没有一个因贫穷而失学的孩子。第二，我本人也进贫困者的行列，也就是我进坟墓的那天停止。他说你认为到那个时间别人就不说你沽名钓誉了吗？我说仍然有人说，不要紧，要静下来思考一下，一个人一生都执着地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一定有信仰、信念做支撑，否则你维系不了。

一个民族的伟大一定靠担当，我们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就看我们思想界、理论界、文化艺术界能不能产生一批有水平、敢担当的文艺工作者。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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