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

原题：“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

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坛广受关注并引发大规模讨论的关于中国古史的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即中国古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除此之外，当时讨论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理论问题还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人物评价等。“五朵金花”在今天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所讨论的那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代名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释中国历史。“五朵金花”中的各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也是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先后出现，如古史分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就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被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与资本主义萌芽和与汉民族形成相关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三四十年代也有很多研究和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情况下，“五朵金花”很快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广受关注，在当时亟待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下，“五朵金花”竞相绽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史学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五朵金花”的讨论热度逐渐降低。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80年代末至90年代，陆续出现对“五朵金花”研究进行回顾、反省、总结的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反思、研究“五朵金花”现象的文章逐渐增多，对“五朵金花”中诸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五朵金花”现象的不同评价也相继出现。

“五朵金花”现象整体评价

较早从整体上对“五朵金花”作专门论述的是王学典在2002年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该文将“五朵金花”归结为“战时史学”体系的产物，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所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曾经“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巨大历史存在”，本文率先对“五朵金花”做整体性的学术史考察，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意识。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五朵金花”中“蕴含着不可抹煞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并且试图从多个角度阐发其“学术内核”，但是，文中用于解读“五朵金花”的诸如“战时史学”等观点，仍然引起极大争议。无论如何，这对于客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学、对于深入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经验教训，都具有积极意义。

近十几年来，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20世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学术论争的学术史梳理的著述相继问世，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新中国学案丛书”等。这些成果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形成展开、各种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发，为更为客观地评价“五朵金花”现象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对“五朵金花”现象的研究明显受到重视，“五朵金花”盛开时的亲历者赵俪生说：“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把‘五朵金花’看作是‘五朵病梅’的，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左倾、教条主义。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人们试图对“五朵金花”的绽放过程做出分析与评价，对“五朵金花”现象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如蒋海升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是迄今唯一以“五朵金花”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意在考察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过程中带给中国史学的新视角、新方向以及所存在的距离与分歧，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论争历程，于审视“五朵金花”学术脉络、深层蕴意等方面又有明显推进。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认为，虽然“五朵金花”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并且在理论运用与方法上存在着某些教条化与“左”的倾向，但毕竟绽放在学术领域内，在不同见解的交锋中蕴藏了许多崭新的观察视角、理论方法，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客观上刺激并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的生长点。张越对“五朵金花”花开当年与花落今天的不同境遇做了对比，认为“五朵金花”都是在试图探索关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道路的问题，试图回答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各种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史学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则是不争的事实。邢铁、夏一哲认为，“五朵金花”按照其问题本身可分为论题有价值且认识有意义、论题有价值而研究方法有偏差、论题本身欠妥而研究方法也有失误等三种情况，由“五朵金花”引出的新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努力”过程。

越来越多的对于“五朵金花”的不同评价及各种观点，充分说明人们对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视程度。在反思“五朵金花”的同时，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被人们重点关注。

探索和追问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被视为“五朵金花”之首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恩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

在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上，形成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恩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具体到中国历史，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明显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能认同“无奴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

进入21世纪后，讨论的焦点由“奴隶社会”转向了“封建社会”。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一词，并将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部分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但也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隐然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如以“上古”、“中古”的进化时段分期，以洪荒、邦族、封建帝制分期，以氏族、宗法、地主封建分期，以酋邦、王国、帝国分期等。各种观点是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特征尚需时间的检验，各种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各种观点在短时期内尚难被学界普遍接受或认可。不过，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结构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历史学者的共识，也是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正如马克垚所说，“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李振宏认为，凡是涉足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理性和思维习惯”。

深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五朵金花”中，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持续关注；对农民战争问题少有问津；汉民族形成问题已经延伸、演变为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热点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更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

李伯重提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说，即在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企业看作是资本主义，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手工业作坊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且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可能，这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又与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相符合，也与长期以来我们相信世界各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道路的“单元—直线进化”史观有关系。李伯重、王学典等都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仲伟民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过程后，强调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主要缺失在于绕过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直接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黄宗智则把中国大陆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归结为“规范认识危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对该问题的深入反思，成为当今对“五朵金花”评价牵一动全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同当年讨论“五朵金花”问题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一样，今天回顾、评价“五朵金花”大讨论的过程与得失，依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汇集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需要在充分了解“五朵金花”发生前后实际语境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梳理与分析。“五朵金花”问题不是采取讥讽或不屑的态度就能轻易否定得了的，也不是简单地肯定就能说清楚的，而许多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观点我们却不能同意。如何在新的学术语汇环境中，更好地借鉴和发展这一大笔学术遗产，而不是让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出现断裂，是值得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1110/8468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