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上）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处理世界性问题是一种能力，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国家治理世界的能力。任何国家，尤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自己治理世界的能力及其塑造理论。在这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已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人则处初步实践和学习阶段。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1]是绝对有益的。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中国的崛起拉动着世界舆论。面对中国的发展，东西方世界近在咫尺，而双方认识却远在天边。中国的报纸引用美国对中国如何好的评价，但同时又发现西方人在表扬中国的同时却在不断说中国“威胁”。其实，这里头都有误读的成分。

在不同时期，资源短缺有不同的表现内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短缺是市场。那时还没有深化的市场，整个殖民地是自然经济。因而世界市场是平面的浅层市场，非常表面化。我们过去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农村那时并不是广阔的市场，而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场所。自然经济就不可能是广阔的市场，因为它不是为利润而生产，商品交换只在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的范围内进行。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地也是那样，宗主国家扩张得越广泛，市场就越大。如果没有纵向市场，或者说深度的市场，宗主国只有靠量的平面扩张来扩大市场。于是，各宗主国的殖民地扩张都非常厉害，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都是殖民地。二战以后出现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殖民地都组成国家，有了主权。这样它们自己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于是亚洲崛起了，这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是国际市场的崛起。市场崛起，南方国家购买力就增加了，市场短缺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另一种矛盾也出现了，这就是在市场有力的拉动下资源短缺却成了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

大家知道，人饿的时候，第一个需求，就是增加自己的食物总量。处于自然经济时期的亚洲国家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及相应的产品总量不足。这使他们跟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时候，总处于弱势。

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认为只要生产力上去了，其他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但等我们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样，小时候我们缺的是力气，等长大以后，肠胃消化功能非常好了，这时却发现缺少的不是力气，不是劳动能力，不是技术，这些我们都有了，这时我们缺的是“粮食”即支撑发展的资源。正如孩子小时，母亲又开始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将来能做顶梁柱。孩子长大了，母亲焦虑家里粮食不够。现在是，中国长大了，长成小伙子了。由于长得太快了，他还没有作成人的思想准备。在成人节上还有些腼腆，声称我还小，我不会为吃饭与大家打架。现在西方世界捧中国是制造工厂，夸中国人能干，把重担压在中国头上，这没什么问题。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西方人就不行了，中国向世界多要点资源，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中国人确实是很聪明。毛泽东同志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战争，而且一打到底，也学会了造原子弹，造得也快。从小米加步枪起步打败了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并且打败了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此后没人敢再欺负我们，也没了美国人、日本人敢在中国土地上强奸中国女生的事件。尼克松见毛泽东时紧张得不得了，美国人到现在都害怕既驱虎豹，又打熊罴的毛泽东。后来，中国人又觉得经济不行，不如西方。于是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学经济，现在经济也起来了。

西方人跟中国人竞争，在战略思维方面不是对手。亚洲人极聪明，为什么呢？亚洲的文化底蕴厚。现在我们只知工业全球化，其实中世纪历史上还有个农业全球化。那时谁采取农业生产方式，谁就会获得强势发展；反之，就必然灭亡。那时，大凡入侵到农业国度的非农业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都被迫采取了农业方式，一采取农业的方式，就获得大发展。那时候农业生产方式是世界最强势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较快地通过土地税赋聚集资源。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第一要务，是要有一定的方法把尽量多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土地是中世纪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个时候，农业民族以经营土地为专长。地多粮多，粮多人多，人多税赋和兵丁多，兵多将广，国势就会强盛。亚洲人曾在世界农业全球化浪潮中独领风骚。华夏体系主要就是围绕土地资源而建立的汲取资源的世界治理体系，所以中世纪的中国就是亚洲的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近代欧洲许多思想家都崇拜中国文官制度。

大家看看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从巴比伦、埃及始，依次衰落，近代留下的就是印度和中国。印度先于中国衰落，并且落了个完全殖民地地位。由于中国在这次农业全球化浪潮中挺到最后，这使中世纪中国在衰落之后还能在亚洲留下这么一份深刻影响东亚的中华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应的华夏文明体系。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份遗产中的内容只是一些简单的“阿弥陀佛”，也不要以为孔夫子就是老夫子。远不是这样。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中国是世界中世纪农业全球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最后堡垒，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中国农业文明在西方的隆隆炮声中轰然坍塌。这并非我们的GNP不够，而是我们的自卫能力不足。[2]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跟叫花子一样，见咱们紫禁城内大缸上的金子都要刮，见什么都抢。那个时候文化我们高：咱们宫女都会背唐诗，这些入侵者多数肯定不会背莎士比亚。他们凭过来的几只船，就能把我们打败。所以，我说财富是随着暴力走的。谈不通就打，打完了以后财富就过去了。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因为政治妥协是有底线的。西方就这样用暴力整个把东方的财富转移到西方。[3]从大历史看，东方向西方的财富转移，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十字军东征，这场长达二百年的西方远征，把中东阿拉伯的财富转移了过去，经意大利转到欧洲，形成欧洲较早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成功之后，旋即席卷世界。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相应的文明形式。中国开始是被迫后来便是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文明的合理内容。中共十四大之后，我们迅速卷入工业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学会其中的“游戏规则”。但同时我们又因过于迷信这种规则而得鱼忘筌，失去了丛林生存的能力。生产力上去了，打仗我们却不会了！在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我们却将生存变成软道理。可西方人没有这样，黄仁宇说，中国人往往不能体会出“英美政客在公事敌对时毫不留情，私人见面又和蔼亲切之习惯”。[4]西方人跟你平时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却是弯弓月：谈通了，好说，谈不通，就动粗，打你不商量。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跟西方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已不是饭量有限而又无力的小孩子，它长大了，肠胃消化吸收功能也强大了。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极大地刺激个人的能动性，把人纳入资本范畴来消耗，一切都成了资本化的东西；资本天生俱来的不赢利即灭亡的特征使整个社会周转得非常快，中国也在资本的刺激下转起来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新问题。我们原以为我们地大物博，只要生产上去了，我们资源有的是，怕什么。现在则发现，生产确是上去了，可资源的存量却几乎没有了，中国犹如一个饥肠辘辘大汉，空有一身武艺。

 

现在西方人一方面赞扬中国人好。中国人怎么能不好呢？给欧美国家提供了那么大的市场，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5]这样只干活不吃饭的中国人当然好。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又说“中国威胁”。威胁在哪儿？就是你能干的同时，饭量大了，吃得多了。西方人说中国人勤劳能干，但勤劳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这种基本人权西方人便不讲了。试问：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中国现在也是这样，能干活，但饭量也大。现在东西方的矛盾是这样，美国跟我们的宣传同一句话中的语境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世界的资源是绝对不够的，中国的资源消耗已近极限，这样的矛盾便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发展本身。经济是发展了，但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却严重不足了。昨天我们担心的是市场不足，若断了外部市场，就等于中国60%左右的外贸拉动力没了，国内许多企业就要停工。而在今天，资源则成了中国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中断，中国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发展这个东西和生存不一样，前者贵动，后者贵静。生存是在作瑜珈功，被埋到地底下，只要有一点能量，就能活下来。这种状态在经济中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它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工具很容易结合。一把锄头，一个人，一点地，就可以生产吃饭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它使用的生产工具最简单，所依赖的条件最少。在山里也能种地，在森林能采集，在海边能打鱼；这种经济不为利润，生产直接与消费一致，自给自足，没有发展的压力，所以它生存能力极强，但与之相应的是它的发展能力却极弱。自然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感受过。毛泽东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中保存下来，这种经济不依赖外部市场的特点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相对缓和的世界环境中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发展就成了经济运行的“硬道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启动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做自然经济的瑜珈功了，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消费与需求之间已介入利润，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生存问题：国家发展的中断就是国家生存的中断。

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其发展就是国家生存的“硬道理”[6]；只要把发展势头打断，市场经济国家稀里哗啦就会倒下。不管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当今中国面临的威胁就是可能出现的发展中断。现在国内的情况是靠透支资源发展经济，这条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道路已不适应于我们中国了。现在各个企业单位都是利润挂帅，宾馆更是这样，各种浴液、梳子等等，都给配齐，也不问你是否需要。但这都是国内的稀缺资源。它们管不了这些，因为这里有利润。一个国家经济如果由利润主导，那将是很灾难性的。为刺激消费，在一个好点的饭店吃个饭，好几个服务生围着伺候你，听说还有所谓“跪式服务”，这有必要吗？但这能提高利润。 

这种透支资源的做法，导致中国发展资源的严重短缺。像山西挖煤。为什么近年煤矿事故频频发生？这是由于长期开采，以至挖煤已经挖到地质结构不允许的极限；油价上涨刺激了煤价上涨，高额利润又刺激了超极限开采。石油价格疯涨，煤自然也会涨价，利润也跟着涨。矿区频频发生的塌方事故，这是安全措施问题，但更是地质结构破坏问题。马克思曾通过转引的方式对资本的这种本性有入木三分的刻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现在是为了利润，人们开采地球资源已疯狂到不顾地质结构允许的程度。塌方后就追查个人原因，其实这已是个人担不起的责任。中国煤炭资源开采虽未达到贮藏极限，但达到了地质允许的极限。电视上看山西有些地方，挖得村庄都塌下去了，也有的挖得山开缝了，破坏了地表结构。挖到这个程度，能不出事吗？再严格的安全措施也经不住天塌地陷。[8]

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GDP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下降。也就是说，生产与资源的消耗呈反比变化。现在我们资源的消耗比GDP还高，这就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部极其依赖，在资源方面我们现在已是饥肠辘辘，这是实话。我说中国人聪明，过去我们是市场短缺，现在解决了，中间有一个金融短缺，我们大量地引用外资，金融短缺也解决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不错，欧元又升起，这增大了美元的风险。货币多元化对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利的。现在是资源短缺，我想中国人也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国际资源，只是相对稀缺而非绝对稀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饥荒的理论，[9]他说饥荒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粮食，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没有消费，也就是说多数人的粮食消费权利失败。为什么呢？囤积。拥有粮食的少数人他消费不了那么多，他放着，大多数人有强烈的粮食需求却没有能力获得粮食消费，需求与消费的严重分离才能导致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这样饿死人就成了囤积者发财的前提。如果说，消费与生产的分离是价值产生的前提，那么，需求与消费的分离则是价格产生的前提。现在的世界是什么呢？需求中心和消费中心分离。资本主义早期，消费中心和需求中心都统一于欧洲，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消费。美国崛起造成世界上欧洲的消费中心与美国的需求中心相分离，美国人在打败英国人和西班人后，美国人成为消费的中心。消费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要靠枪杆子维护的，不是天生就给你的。

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呢？天桥上为什么总有老太太躺着呢？那是因为她只有需求能力而没有消费能力，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消费权利的失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肉臭”，是消费过剩，富人用不了这么多，但他还要贮财。“冻死骨”，是有需求能力但无消费能力。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是体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的实现能力。近代美国靠强力打破了英国的垄断格局，此前，世界资源都往英国走，打破之后资源都往美国走。与欧洲曾是世界消费中心而美国曾是世界的需求中心一样，现在的美国是世界消费的中心但却不是世界需求的中心，世界的需求中心已从北美转向亚洲。现在几乎全世界的穷人在养着美国。美国人很好，美国当然好了，他是靠制造南方国家的贫穷来实现自己的好生活的。他用暴力几乎把全世界的石油拿回去，他们用石油像用水一样便宜，他们的电话费非常便宜，因为其所用能源成本低。如果有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们很自豪：我们才几美分。这都是因为他们被全世界包括科技人材在内的世界资源供养着。石油也是这样，他靠暴力拿下全世界石油。现在，亚洲这个新的需求中心崛起，印度和中国是其中的需求大户。但是世界上这两个大国却没有被世界资源垄断集团即七国集团所接纳为资源共享成员。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中国为世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在世界上没有获得相应的能源共享份额，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历史上是暴利引导贸易，而暴利却往往是通过暴力而非嘴皮子实现的。海军前行，商人跟进，永远如此。妹妹呀坐船头，哥哥呀岸上走。哥哥不在后边跟着，妹妹她绝对走不远，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的世界。我们有些同志对文化太迷信了，以为世界真这么温情。毛泽东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外交更是这样，太斯文了不行的。你看当时中国外长陈毅怎么说话？1965年9月29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当香港记者问：中国政府怎样看待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的据点？陈毅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10]这一番回答，全无通常的外交辞令，豪气干云，既不失原则也有威力，令全场震憾。我们现在只说我们不威胁，人家也不信，说你都长成小伙子了，我们当然不放心。事实上也是如此，天下哪有没经过打架就顺利长大的孩子。所以说现在的国际外交，得有军队跟着走。

历史运动根本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我们不能相信文化万能。就说现在大家说的那个英语，英语的世界性普及最初并不是通过普及教材，派和平志愿队，搞什么“英语角” 或在展销会实现的，而是通过殖民者的血与火推向全世界的。如果不信，我们就看看当今世界除英语母国外，凡是殖民灾难深重的国家，凡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都是英语比较好的地方。如果非洲人在近代也是优势民族，那么，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满口非洲语。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广州话现在兴起？在文革那个时候没人学广州话的，广州话跟香港话一样听不懂。为什么没人学？那地方当时经济政治都不行。我们是以北京话为中心，因为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改革开放时沿海经济发展了，就开始学沿海的话。“广东人啦——”什么的，因为广州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之一。语言是一种地域标志，对个人来说更是一种身份和立场的标识。大家看英国人，现在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那是因为威廉一世于1066年从法国下海打进英国并实现统治（1066-1087），在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整个法国的生活方式渗入到英国的贵族生活里，这与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渗入到印度贵族生活中一样。所以，现在英国人展示几句法语，实际是下意识地暗示自己“高层次，小范围”的身份。可见，暴力而非所谓“文化”创造了贵族和等级。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化的作用也不要太迷信。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是所谓“没文化”的人创造的。毛泽东说得好：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1]

 

同样，历史也不是用金银财宝，用现在的话说，不是用GDP或GNP堆起来的。中世纪时世界财富云集中国。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描述中国到处是财富，这对西方影响很大。读过《查理大帝传》[12]的话，就知道那时的西方人穷得不得了。东方来的人，在查理大帝眼中是很富有的。西方这时有强烈的物质需求，但没有可消费的生活资料，这激起了十字军东侵。共打了二百多年，硬把阿拉伯的财富掠过来了，这为意大利崛起提供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紧接着西班牙崛起并用最残酷的暴力将富裕的拉丁美洲洗劫一空，大量黄金运回欧洲。1588年，英国又把西班牙打败，进而打败荷兰，英国就成了海上霸权。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崛起，欧洲的财富迅速涌向法国。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里有很多资料，可以说明财富随国家暴力流动的规律。接着俾斯麦于19世纪下半叶使德国统一并于1871打败法国，此后德国一直是欧洲财富和科技的中心。一直到二战时，德国科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多。[13]二战后美国崛起，20世纪末又击败苏联，美国便成了世界财富和科技的中心。[14]可见，国家经济运动，从而文明的转移过程决不是一个“阿弥陀佛”的过程，而是一个极残酷的民族淘汰过程。

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现在已经长大了，姑娘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中国现在富裕了，中国人也变得漂亮了。但人在变得漂亮的同时也失去了原始的本能，人斯文了却不会打架了。当然美国人除外，因为美国人并不是美人。以前听故事，说地主家的孩子模样长得福态，但打起架来却不管用，往往被穷人的孩子打得坐在地上哇哇哭。中国人今天富了，但不能学这种不会打架的富家子弟。毛泽东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应当也是中国人的做人原则。人在文明的进程中不能得鱼忘筌，不能失去本来具有的人的原始性。失去原始性的民族或文明，必然衰亡。大家看艺术作品，具有原始性的艺术生命强。汉武帝时的雕塑，马踏匈奴，还有一些熊啊什么的，简单的几根线条，天然而雄浑，震撼人心。电视剧《汉武大帝》，里边的服装样式很简单，跟现在日本的衣服很像。日本是从我们这学的。我们再到故宫看看清朝，尤其是清末的雕塑作品，没有力量，龙须是一根一根刻画的，艺术细到极致，也就死亡了。所以艺术一定要有它粗糙的一面，要有原始的力量在里头，这样艺术才有生命力。人类也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失去那些本原的东西。现在毛泽东曾带给我们中国人的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在消失。

三、账房里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基于人民的立场。只要你站在90%以上的人民立场上，你就不会无助；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天性还在于他对辩证法的透彻理解。在毛泽东的眼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强大与弱小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变的。再强大的对手必然有造成其灭亡的内在矛盾。毛泽东一生都是在与强敌交手，并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政治家的个性往往对历史产生关键和巨大的作用。建国前夕，也就是1948年，建国不久的印度对中国西藏开始有所企图。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性情细致，外表华美，念了很多洋书，很有一些远见卓识。但在政治操作上他是不行的。1947年印度独立，次年建国。但在国家分裂问题上，确有书生气。他以为巴基斯坦分裂后早晚会回来的。结果巴国一去不复返，50多年越走越远。现在有人说，台湾要是独立了还能回来，这更是书生之见。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巴拿马从1903年独立迄今，就在哥伦比亚的眼皮底下，就是回不去。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不能有丝毫政治上的幻想。主权这东西只有抓在手里才是自己的。尼赫鲁在这方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处于同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干什么呢？1948年毛泽东正在与国民党打三大战役，尽管毛泽东注意到美印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小动作，但因忙于解放战争，无力西顾。那时美国和印度已跟“藏独”分子串通一气。面对西藏问题的危险性，毛泽东在打败国民党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西藏。大家注意到，1949年10月我们建国，1950年初中国政府就出兵西藏去了。在主权问题上毛泽东不像尼赫鲁那样玩花活，也不像现在一些书生们所说的“应该先集中精力搞建设”。在西藏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出其不意，先拿下了再说。[16]这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拿下了西藏，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有了纵深地带，我们在四川、陕西、甘肃，就省了许多驻军。广大的地缘纵深，是国家防务的无形资产。现在，我们的许多国防建设都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如果没有青藏这个大后方托着，我们在川陕一带的国防建设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得到西藏，哪怕是西藏部分地区，我们西部地区的国防建设就会受到人家居高临下的监控。高地势很重要。现在台湾、日本一些企业在中国大陆愿不惜代价租用高层建筑的顶层，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很迅速观察、截取和接受信息。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所防范。

1950年刚建国不久，毛泽东并没有一头扎进经济堆中，而是西东开弓，尽力扩大中国国家安全的纵深和外围：上半年出兵西藏，下半年则出兵朝鲜。要知道当时美国有原子弹！但朝鲜也是我们的安全外围。政治家与学者不同的是，前者先俗后雅，后者则先雅后俗；前者说一不二，后者说二不一。立国未稳，毛泽东就迅速以军事手段与印度、与美国争国家利益，而不是像现在一些人那样来软的，什么“软文化”，“软战略”。毛泽东当时出兵时，周恩来半夜12点30分把印度大使潘尼迦叫过来，告诉他，“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需要和平；但是，现在却到了只有抱定抵抗侵略决心才能保卫和平的时候。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迫不得已出而参战。”一个小时后“中国的军队就越过鸭绿江，开入朝鲜领土”。[17]那一代领导人是说一不二，说干就干的。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中国赢了；美国对我们的包围结果被毛泽东从东北出手，从东南方向打破：1954年、1955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周恩来总理竖大姆指，东方国家为周恩来拍手叫好：你看，中国就是厉害，刚建国就把有原子弹的美国打败了。当时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啊，能把美国打败，这不是英雄是什么？所以亚洲人民为周恩来致以掌声，把美国弄得很尴尬。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但20多年后，还是尼克松下飞机时早早先伸出手来，大家看看历史照片就知道这件事。关于此，尽管尼克松已经过世，但他在回忆录中对此有特别的交待。他说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 •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8]尼克松到北京前，还担心出现毛泽东“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19]的局面。毛泽东没有出迎，周总理带他去见毛泽东。尼克松要与毛泽东谈外交具体的问题时，毛主席说：“那些不应该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周总理讨论。我们讨论哲学问题。”[20]当尼克松满怀着“欲上层楼”的万丈豪情握着毛泽东的手告别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轻轻地说：“我就不送你了”。[21]

那是什么？那是中国领袖的威严和大气。这是打出来的威严和大气。事后基辛格评价毛泽东说“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22]其实尼克松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今天精力旺盛而又无处发泄的小布什则与西班牙斗牛一样，是一个有战无略，见红布就上的斗士。与他爹老布什相比，简直不是一个可比量级。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23]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中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4]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队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1953年初，苏联干脆将大连、旅顺及中长铁路不折不扣地无偿归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在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刚刚获得的中长铁路及与之相连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即使成功，那也只是符合苏联通过这场战争在朝鲜获取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补偿失去大连旅顺损失的战略利益，其结果中国必然要为此透支国力并反而会对苏联形成严重依赖。果真如此，后来斯大林移交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就可能不会那样不打折扣。[25]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斯大林明白，失去了中长铁路，苏联也就失去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得到并为蒋介石政权承认的苏联在中国大连旅顺的海军基地。1953年7月中美停战，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印度，说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

毛泽东曾告诉印度大使说，中国是不会与印度为敌的，因为中国不可能东西两向同时交恶。[26]毛泽东把中国的底牌都告诉他了。但尼赫鲁还是耍小手段，说二不一，很猥琐，一点一点抠中国领土。毛泽东则说一不二，一步到位。一个月就把印度侵略军打得稀里哗啦。英国给印度留的“民主制”真起作用：一些书呆子们从战争开始就打口水战，仗都打败了，还在相互指责。在印度议会进入漫骂高潮时，毛泽东又不打了，把兵都撤回了，武器擦得干干净净，俘虏们养得黑胖黑胖的，全交还给印度。这在世界上树立了和平形象。那时实际上毛泽东只想教训印度而并非真想打败印度，只是拍了一巴掌，动了粗，拍得疼了些，因为毛泽东认为印度还是朋友，尽管我们与印度之间有矛盾，“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27]。只是这个朋友爱占小便宜。但这个“便宜”涉及中国的关键利益，毛泽东必须出来制止。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由后人慢慢解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毛泽东用兵如神，虚实得当。大家看，四五千米的高原，我方后勤补给极为困难。说实话，印度只要守住半年，中国就会被迫将全国的财力集中在西南战事，这样中国就会陷入被动，那就很麻烦。当时我们主要中心工作还是抓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战争也不能影响大局，所以毛泽东一两个月就结束了战争。既打赢了仗还赢得了和平形象——这才叫“双赢”，同时也保障中国国内中心工作的有序展开。1962年底，中印战争结束，1963年，尼赫鲁在议会上反复表现自己身体如何好，结果到1964年就去世了。可见，战争的失败对尼赫鲁的打击是挺大的。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赔了卿卿性命。也就是同一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有了西藏，我们现在的大西南就有了安全纵深；打赢了朝鲜战争，东北现在有朝鲜，我们省了不少边防驻军。而我们一些书呆子却说如果没朝鲜，中国不参加朝战，东北早就发展起来了。但我们没想想，朝鲜如果失了，中国东北就得增加多少驻军，增加多少国防费用？当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啊，东南有台湾逼着，东北有美军压着，了得啊！你要动台湾，美国就在东北给你施压，怎么办？政治是讲战略的。现在我们政治学培养的多是账房先生而非政治人材。在一次研究发展中国大飞机的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不能造啊，我们要算造大飞机的投入产出，先算一算能否卖出去。我说，原子弹的投入产出是什么呢？原子弹投入的是巨大资金和人力，产出却是40多年的和平。和平环境是今天中国良好的融资环境的基础。没有和平，国际投资就不会来。中国的金融安全是靠什么保护的？不是靠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的所谓“论证”，也不是靠我们的舞姿，而是靠原子弹。凡是有原子弹的地方，大国都不打仗。说到最近的印度，印度有了核武器，中印之间大规模的国家总体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印巴之间也是这样，印度北方就省了许多驻军和国防经费。印度现在国防投资往南倾斜，以南方海上安全为重心。因为印度近代是从海上亡国的。我们说，账房里头出不了政治家，也出不了国家安全，账房里那些技术性的东西，学起来并不难，难在建立记账规则。建立规则属于战略层面的事。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短视的买卖人。”[28]今天的国际记账规则就是美国人及其同伙七国集团依据他们的国家利益而非“科学研究结果”建立的。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像进了动物园：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过去文化大革命时，道不拾遗。现在全是铁门铁窗子，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小屋里。国与家同理，中国现在有钱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就对你虎视眈眈。

过去苏联有雄厚的财力，你现在到俄罗斯去，都能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广大的资源。有资源，等于有上帝支持。

国家富裕一般有两条路，一个是靠自己干，一个是打败富国，杀富不济贫。国际斗争更多属于后一种情形。保罗·肯尼迪写的《大国的兴衰》里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29]富裕的清朝被西方人击败后才半个世纪，中国人就成了“东亚病夫”；苏联解体后，大量国家财富，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迅速流向西方。

现在中国已取得了大的成就，就是保卫这些成就的认识跟不上。从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注意到中国国防产业及自主创新问题，强调经济社会和谐、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60%多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自卫手段也要全球化。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共产党早期误以为政治就是谈判，多数人像个君子，斯文得很，不如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懂政治。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陈独秀想通过迂回的方式。结果蒋介石跟共产党没谈到底线就动了刀子。共产党一下子懵了。党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是这样。一战结束后，劳合·乔治内阁在1919年做出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样的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从此，“十年无大战”的假定就一直作为英国军备政策的指导思想，史称“十年规则”。[30]这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绥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据。面对希特勒纳粹的咄咄攻势，张伯伦政府除了忍让外竟一筹莫展。现在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我有一个同学，四十多的人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现在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过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生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么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推动美国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国形成一股很大的犹太人力量。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前264-前164）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者的艺术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成为中国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与祖国的关系。

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经历讲述了搞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认为“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他说：“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时，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 “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 [31]

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演员、艺术家，在国内干得很好，可不知为何，他们宁可洗盘子也要出国。洗盘子和演戏不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你有才华，就应该展示你的才华，才是正常的。当然干下等活不能被看成是不好，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长期这么干，就是浪费了你的才华，因为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还是不等值的。外国餐馆老板多得意：这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某某著名演员，那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一个著名科学家，那怎么行？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32]不同的只是，这个“比例”是由谁安排及对谁形成均势制约。

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后，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结束了。其实世界格局，从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的都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才是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以雅尔塔体系为例。雅尔塔体系的特点是在分配战败国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实现大国制衡。这在欧洲是以东欧划线，这样造成了欧洲和苏联的平衡。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并不是战后的结果而是战争中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过程中磨合出的结果。我读这段史料时，感觉到美国二战中的全球战略，并非只像学者们说的只是为了打败德国、解放欧洲，其实在美国与欧洲同盟国合作时始终还贯穿着通过扩大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以削弱欧洲的意图。

这里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对其深远意义却未透彻解释的史实。我们知道，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33]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事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34]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35]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36]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37]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方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38]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39]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盟国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40]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41]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苏联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响，其实，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42] 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43]斯大林也看到丘吉尔的意图，主张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4]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45]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从战略上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46]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47]“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48]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49]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50]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51]

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1945年乔治 • C • 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52]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过世界霸权之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讲这段史料，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并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战胜国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类似积木式的制衡，是国家间实力博弈的最终结果；

二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欧洲衰落，也有美国落井下石的因素。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既是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的结果，又是美国通过扶持苏联而削弱欧洲的成果。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深远布局，二战结束后，欧洲一蹶不振，并由此对美国依赖加剧。但这样也造成了因苏欧力量失衡，苏联在欧洲反客为主，过去美国与欧洲抗衡的历史，这时反转为苏美全球对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又使美国被苏联拖得疲惫不堪，卡特时期，美国还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里根上台后，全方位向苏联挑战，结果又使苏联在老布什时期解体。苏联解体后，欧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欧，欧洲政治经济统一进程加快，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美关系又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与18、19世纪不同的只是，这时美欧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错位，过去美国反抗欧洲霸权的关系，现在转变为欧盟反抗美国霸权的关系。

三是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而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灭亡，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en，1885-1945）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大战略考虑的是建立一个战后便于美国控制的大国相互制衡的世界体系。如果美国真是采纳了巴顿的建议，那战后美国就会很快直接面临着一个不受牵制的因而是强大的并让北美洲再次感到战略压力的欧洲。如果美国人把苏联打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整个成了欧洲人的战略打工仔，这对美国没有多少好处。艾森豪威尔深悟老英国均势政策的要义，懂得世界治理的要义在于大国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顿的莽撞之举。但话又说回来，这事如果在放在现在小布什时期，备不住小布什就会采纳巴顿的建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欧洲一体化并向美国叫板的形势，就会提前半个世纪。前面我说过，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能力严重下降。现在的小布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巴顿式的军人，其政治智力已远逊于其父。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倒并更换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样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事了，就该班师回朝了。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5月31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来源：“胡锦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参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3]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4]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5]“中国对全球GDP贡献率15％”。

[6]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7]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8] 资料来源：“煤炭大省山西近1／7地面‘悬空’”，2005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9]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他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穷人的“粮食权利”失败。他说“粮食权利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粮食数量，实际消费量可能小于这一数量”，“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31、61页。）

[10] 王均伟：“陈毅元帅的豪气”，《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89页。

[11]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2] [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3]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 ，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 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14] 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参见孙汉文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5]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16]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发给中央、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的电文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前占领全藏。”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6页。

[17] 潘尼迦著，龙应明译：《印度大使使华秘录》[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页。

[18]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19]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20] 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Leaders)，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21]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2]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3]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24]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61页。

[25]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双方谈判的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并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双方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2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2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29]  [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0]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1] “袁隆平的科学动力：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

[32]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33]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页。

[34]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35]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0页。

[3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37]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38]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9]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40]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41]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42]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43] 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44]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7页。

[45]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5-617页。

[4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1-742页。

[47]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2页。

[48]〔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49] Donal W. White: The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The Comosing Room ofMichigan,Inc., 1996, P.46.

[50]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51] 转引自[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52] 熊伟民：《权利的考验——乔治••C •马歇尔传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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