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塔西佗道德立法难题

原题：塔西佗道德立法难题

古罗马文史中最出色的作品被公认为出自塔西佗·科纳留·普布留之手，他是欧洲文明漫长的自我批判传统的先驱。

塔西佗生活于1世纪，正值古罗马盛极而衰。在代表作《编年史》中，他反思帝国体制与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思考秉承了古罗马文史家加图、撒路斯特、李维等所特有的道德思辨传统，沿用了以道德风尚来评判政治生活的思想路径。与之相应，统治与立法的问题往往也被道德化。道德立法成为塔西佗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他而言，道德立法还需经受法理性的思辨。

绝对权力导致法律瘫痪

塔西佗未否定过罗马道德立法的现实必要。《编年史》中的罗马帝国是丧失美德、严重腐败的社会。财富从被征服的世界蜂拥而入:挥金如土、夸富摆阔，在声色犬马的社交活动中，铺张浪费的习气蔚然成风。奢侈之风也蔓延到军队中，《历史》记载，士兵的腐化更削弱了帝国的军事能力。塔西佗认为，导致罗马社会道德败坏的首要原因就是权力的集中。在《编年史》中，塔西佗已经察觉到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到继承者提比略对于绝对权力的野心和这一权力变化的趋向。提比略身边的谄媚者和佞臣既受到绝对权力的道德腐蚀，也纵容了绝对权力的危害。塔西佗第一次向人们展示权力腐蚀的后果:法律的瘫痪和公民道德的败坏。

扩张时代的终结是导致罗马道德习俗败坏的另一原因。在西方文史传统中，塔西佗的思想是有名的模棱两可，但他始终明确反对罗马公民之间的内战:对外战争能够巩固罗马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内战则激发了罗马人一切恶劣品质。对外战争的结束意味罗马不得不抛弃几百年来的城邦战争传统;帝国新生伴随着公民内战。

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及后来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在什么造就了罗马共和国这一伟大的问题上，也秉承了塔西佗的思路:共和自由靠美德维持，而美德从根本上来自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和国家的贫穷。当战争终结，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受保护国不断向罗马进贡从而带来丰裕的物质享乐，那么罗马古老的美德也就消失了。因此，统治者此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用立法配合强力扭转局面，为了让国家状况有所好转，必须在制度、法律上进行根本转变，以适应新的习俗，像奥古斯都那样;要么放任不顾。

道德立法的困境

《编年史》论及过奥古斯都的道德立法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后果:皇帝的密探满城活动，权钱勾当愈加严重，加重了罗马人的负担。塔西佗认为，道德立法对于没有公德的社会来说不仅无效，更是枷锁和灾难。所以，在完整地考虑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及道德强制的负面性后，他看待此类社会的道德立法，从根本而言带着悲观。他将观点塞进了提比略口中。共和美德的余温尚还留存，奢侈浪费引来了某些社会义愤;元老院把这一问题交给提比略处理。虽然提比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的回应非常政治化，给元老院的信中这样答复:“如果我们的有为的营造官们早些和我商量这件事的话，我一定会劝他们不要去触动这些积重难返的、声名狼藉的恶习，不要把我们实际上无力克服的弊端昭告于世”。他通过一连串修辞性的提问，描述了罗马在那些时日四处蔓延的奢侈之风，以说明想要整饬这个问题是多么困难。虽然他意识到奢靡之风是罗马城的“灾难”，但同时试图劝说那些不够明智的人，不要强迫公民远离他们已经如此深爱的事物。事实上，罗马道德立法有着久远历史。帝国时代将至未至，当监察官马可·加图等人希望国家的腐败能够靠复兴这些法律得到治疗时也采用过它们，加图的反奢侈措施遭到过激烈反对。

古罗马另一位学者普鲁塔克在《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加图传》中对“财富”进行了道德思辨，但连普鲁塔克自己也质疑道德立法措施的有效性，他提及奢侈之风的根源时说:“对于财富的渴望并非灵魂的本质属性，而是外部世界错误的观念强加给它的。”而提比略更是一个过于“政治化”的统治者而非公共精神的导师，他认为“甚至那些长期治不好的痼疾也只能用猛药医治”，在腐化积重难返的地方，试图恢复古老的节俭习惯的努力势必要求重塑公民，要求赋予政府异常强大的权力，并渗透到私人生活中——看来，在现代僭政产生之前，这种做法即使在冷酷残暴的提比略眼中也不合时宜。

在加图、普鲁塔克抑或提比略(塔西佗)看来，道德立法有效的前提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由，通过彼此监督，密切关注公民的行为。

道德律法化不如习俗化

关于普遍道德败坏这一难题，在现实主义者塔西佗看来，政治、法律、教育和哲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思想者塔西佗看来，还有着深层根源——文明的必然后果。

如果说《编年史》检审了帝国时代的文明弊端，那么其另一作品《日耳曼尼亚志》的政治意义便是为文明提供一种作为比照的野蛮时代的政治记忆。《日耳曼尼亚志》是为帝国罗马人写的:反思文明社会，借日耳曼自然、淳朴风俗来暗讽当下帝国奢靡之风，是其重要意图。在作品呈现的这种政治现实与参照范本的对比中，得出了一个经典结论:文明与道德风尚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和谐(这正是18世纪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中心论点)。这决定了塔西佗无论从任何角度来检审帝国文明都是悲观论的。

道德风尚，在塔西佗的意涵里，与其说需被律法化，不如说当被习俗化。“习俗”而不是“法律”，才是思考的起点。正如维柯在《新科学》中的观点:习俗有着自然正当性，不仅是良法的根由，而且是良好公共生活和公共德性的发源地。塔西佗对道德立法的迟疑，其根由在此。《历史》和《编年史》的文明帝国，其社会风尚已经失去自然正当性，罗马民族偏离了一千年前罗马共和式自由的开端，难以在帝国罗马人身上培植美德。似乎在塔西佗看来，道德风尚的衰落是文明发展的时代必然，这也是塔西佗时代的罗马所特有的阴郁神秘气质，以致此魅力深深诱惑着十多个世纪后的爱德华·吉本。

法律的力量只在外部

道德难题也令深受罗马史学气质影响的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眉头紧蹙。孟德斯鸠点出了立法者的困境:反奢侈法律产生于奢侈腐败等恶行，同时法律又与奢侈腐败的环境不能完全相容。罪恶与法律之间有着伴生又互斥的辩证关系。公元5世纪的基督教学者萨尔维安在《论上帝的统治》中已思索出:一方面，如果我们保持好的生活方式，远离人性的“恶”，法律就会赋予我们自由;另一方面，法律又是专为罪恶订立的，法律源于“恶”。塔西佗也说:“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心灵的罪恶。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

如塔西佗借提比略之口所述，立定严刑峻法来纠正奢侈之风几乎徒劳无益，因此帝王也不得不将道德问题留待个人解决。可贵的是，虽然对文明的审慎导致对普遍道德立法的怀疑论和悲观论，塔西佗并未陷入无可救药的不可知论、宿命论，因为其悲观主义在个体心灵自救观和阿古利可拉式政治中道原则中得到了调和。

(作者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1125/8493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