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润令：发展优势条件逆转 城乡一体化如何开展

 

乔润令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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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观点：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把“十三五”背景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学习心得体会做一个汇报。我想利用今天一下午的时间，把国家整个大政策和一些地方的实践，还有一些要点、难点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梳理。讲一下当前城乡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政策、导向、热点、难点，以及实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各地又是如何解决的。主要是讲这些内容。

一、城乡一体化面临全新的发展环境

第一部分我想说一下城乡一体化面临着全新的发展环境。最近两三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变幻”。大家看，我这个题目叫中国的发展优势条件发生了逆转，为什么叫逆转呢？ 2010年是很平常的一年，但是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中国的GDP超越了日本，跻身全球第二。这个实现了我们多年的愿望，当然了，我们的质量还很差，那另当别论了，GDP总量上来了。第二，中国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什么最近几年从领导到媒体，到研究者讲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是贫困、温饱、小康，是这个，国际上的标准是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我们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中等收入是什么概念呢，人均3000到1万美元之间这个都是叫做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去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7000多美金，将近8000美金，“十三五”时期，我们的人均GDP要突破一万美金，这就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了。第三，中国的城镇化率跨越了一半，达到了51%，这是什么概念，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就是说，表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想想，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展示中国形象的都是什么千里麦浪，红辣椒，老玉米，现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国的形象，现在能代表中国形象的是鸟巢、水立方、浦东或者是深圳城市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件事，这三件事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的概括。

在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八十年代的改革红利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改革是改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说，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从制度到体制到办法到模式，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东西了，你要搞清楚，不要一说改革就是改革什么计划体制，不是那回事。我们现在所有形式的一整套东西都是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改革的成果，我们现在运行的土地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等等，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但是这一套制度，这就是我要说的但是，最关键的，现在已经成了阻碍发展的力量了。

什么意思呢？七八十年代中国重要的改革成果，现在已经成了阻碍我们继续发展的一种力量了。因此改革是改什么，就改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现在成了改革的对象了，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一说改革，什么毛泽东时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东西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就是当年的改革成果，恰恰是现在的改革对象，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是改革的问题。

第二，低成本发展的优势已经消失。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土地，大家想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个生产队长圈一块地搞一个开发区，很便宜，谁收钱了，没钱，什么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土地非常的便宜，不要说那个时候，就十年前我们几千块钱就把农村的地征了，他也不会说什么，现在土地的成本高居不下，不仅成本高，而且没有土地，土地已经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了，就是成本提高了。第二就是劳动力，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据人社部统计，2009年到2014年，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0%到14%。这仅仅是工资，还有一大块，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是所谓的三险一金，五险一金，当然了，现在学界有一种看法，说我们前几年惠民也好，对于农民的政策其实有一些超前了，叫过度福利化，就是迅速把这个成本提太高了。政府逼着企业给农民工涨工资，最后你知道害的是谁，是农民工，为什么，企业办不下去了，成本全起来了，怎么叫办不下去了。有一个统计数字，我们穿的NIKE的鞋，2001年的时候，在中国是47%到48%的份额，现在37%的份额是越南，我们大概只有十几，低成本劳动力的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再跟大家说，从经验也可以看出，我记得在北京十五年前，咱们一般稍微好一点的超市、饭店，好一点的宾馆，招服务员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三岁，高中生毕业，个头不能低于1.6米，五官端正。你们今天回去看看，老太太全部开始上菜了，开始当服务员，都是老太太。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迅速的提高，使得年轻人一下就消失了很多，招工难、务工难都非常多，这是劳动力这块。

 

第三，环境成本。要知道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所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污水横流，污染随便排放，这个方面不花任何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的环境自净能力非常强。现在就没这个好事了，你稍微多一点，污染排放已经达到极限了，就是雾霾。现在大家看，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环境成本提高了，我们研究“十三五”的时候发现，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怎么这么快就消失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全球化红利。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两年专门有几次讲话一直说，中国是个“搭便车”的国家。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中东打仗，你在闷头发大财，他是这个意思。其实中国是不是“搭便车”的？不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当年入市的时候就有一种说法，叫做“狼来了”。如果税赋降低，国外的产品都进来以后，中国的国有工业会被冲垮，实际上根本没有。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人在中东打仗，我们挺高兴，不错，咱就闷声发大财，十年以后中国发现，我们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就这十五年。但是，现在全球化的红利已经不存在了。2015年外贸经济增长是负值。我们的出口年增长原来是双位数，现在连单位数都保不住了。为什么“十三五”不提“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这个“马车”就不行了。

第四，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这是实实在在的。“十二五”时期，中国从18岁到60岁的适龄劳动人口（这是有意义的人口，老人、小孩在经济学上没有意义），适龄人口每年净减少大概1000万左右。所以我们感到在北京找个保姆还这么贵，看孩子的，找个月嫂都得一万多块钱，的的确确，劳动人口减少了，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调整我们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发展的这几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原来高增长带来的副产品，到了偿还期。

中国一共有5万多条河流，现在有2.8万条永远消失了。你回到你的老家想想，你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小溪、小森林全部没有了。除了我刚才说的情况以外，我们的融资成本、政务成本、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很多浙江企业家跑到美国办了一个企业，发现美国的成本不高啊，只有一个劳动力成本比我们高，剩下所有的成本都比我们低，用地、用电、物流、物资、政务、税收全比我们低，只有劳动力成本比我们高。所以说我们得反思一下，这样下去是很有问题的，也是我们在推进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过程当中，中国最独特的一面。其实很多情况政府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说处置很多情况，如果得当了，是高手，不得当，也正常。

经考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大家想想就是在这十五年，同时出现。一下把传统的社会规范全部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这是比较厉害的，是非常全新的挑战。

过去15年当中，就是“十二五”当中推进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动机熄火了。原来第一个动力，招商引资。GDP增长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也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城镇就业，这是一大动力，工业化嘛。第二个动力，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新城新区建设。像北京市的房价，北京市的商贸综合体，北京市的新城建设，这是以往城镇化的第二个动力。第三个动力，大规模的融资借债。很多平台公司的负责人都知道，我们原来的那一套，其实政府也没有多少钱，除了土地收入之外就是融资借债，大规模的建设，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动力。第四个动力，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地方政府也开始追求利润。这在国外也一样，我们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地方政府以土地运作为抓手，以城市规划为手段，以公共设施为支撑，趋利动机非常强。很简单，各地市长都玩的基本把戏就是先把环境做起来，然后把土地卖个好价格，然后再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或者公共服务的建设，然后再卖。这样一个循环下来以后，土地的预期收入借钱，然后再进行建设。这样三五轮下来以后，城市面貌大变，政绩突出，GDP上来了，农民就业也解决了，财政收入也有了，基本是这样一个循环。但是关键看下面，新常态，新政策，新约束，传统动力熄火了，这是我们最近两年经济下行，我们面临的非常严峻问题的一个现象。

在工业化这一块。现在北京市还算好，因为北京市真正的传统工业已经很少了，北京市的服务业已经高达70%多，而传统工业几乎全部是产能过剩。国家发改委负责这一块，从水泥、钢材、煤炭。我最近到东北、内蒙和山西一看，你就不知道，什么钢铁、煤炭，谁买你的？石油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桶50美金不足，谁买你的煤炭？所以传统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不仅如此，所谓的光伏，所谓的光电，你到张家口看看，光电全部是过剩的。这个动力熄火了。第二个，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动力熄火。财政部连下三个文，到现在虽然是缓一点，但是基本上，我给你土地，给你税收优惠，这已经不行了，这条路也完了，这个发动机也熄火了。第三个，对外来农民工的需求开始减缓。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最近几年，农民工的增速连续四年在下降，原因第一，传统产业不行了，以后招工就少了；第二，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机器换人，走向中高端，用人自然也就减少了。第四个，新城、新区、城市综合体，房地产已经严重过剩。这是我们研究的结果，这不是国家政策，除了北京、上海、广东这么几个有限的城市之外，中国目前，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房地产新城、新区严重过剩，空城、鬼城一片一片的，你们现在到中西部地区看一看全是空的。中国人盖了多少房子啊？据研究，北京市的商贸综合体全部成了卖小孩娱乐的东西，第二，卖吃的。谁还去你那买货？人家都在网上购物，原来建的这些东西全部是过剩的，所以说你靠这个动力就基本上没戏了。第五个，化解地方债务。因为原来的那套借债模式产生的地方债务非常可怕，现在的新政策基本上重组债务，截断了融资渠道。

 

这五条下来，使得你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没有了，为什么很多经济不停地往下走呢？因为发展动力没了。

五中全会对“十三五”期间，对如何培育发展新动力作出了规划。过去的动力没有了，现在我们叫做“青黄不接”。老动力消失了，新动力还没有，怎么办？赶紧培育。这次提出来一个非常新的观点，其实我们整个治理国家的经济思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三驾马车”转向了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搞清楚，现在不是“三驾马车”的时代了，而是供给侧改革。什么意思？就是要提高供给的水平。国务院已经开了会，政策已经出来了，医疗、养老、教育，就是高层次的供给，不会再让中国人再到日本去买马桶去了。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吗？完全可以解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创新。创新的关键是什么？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创新最大的关键是传统的产业转向中高端，让它转型升级，这是最主要的。

第三个，塑造新需求。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种种迹象表明，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工作会议，以人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第四个，现在不是“三驾马车”对外出口的时代了，现在是“走出去”，与“走出去”相辅相成的一个战略叫做“一带一路”。“十三五”时期的新需求在哪里？大家看，就是这四条。如果你是投资商，政府官员脑子里千万别再想着我要搞一个新城新区，搞房地产，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政策不支持你这样做了。

五中全会给“十三五”定的调子——城乡一体化。大家看，基本上有四条。以人为核心的，就是城镇化，这是城乡一体化最大的一条。第二个是特色小城镇。现在发改委资金也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申请了没有，有专门支持特色小城镇的资金，“美丽乡村”。

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合理配置。这是在中央全会上总书记讲的，我们把概括出来，但是看看关键，这是我们的解读，这个是关键。

城乡一体化第一条，规划。但是你也要知道，规划千万别把农村搞成城市，那你错了。大家看，关键是什么，城乡的功能、风貌、形态绝对不能一样化，绝对不能一致化。原来就是这么搞的，搞了一大堆房子，搞成小区，把人家农民都赶进去，一点特色都没有，连乡愁也找不到，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不对的。不能用城市的规范重新塑造农村。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是不一样的，规划人员要搞清楚，这绝对不能是一致的。

第二条，减少农民。这一轮的城镇化和上一轮不一样在哪，以人为核心，一定要让农民进城，让他稳定下来，让他转化成市民，这是重点。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中央已经下了令，2015年年底之前各个省必须全部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条，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键是什么？农村要素产权化、价值化、市场化。那么小产权房怎么办？集体经济怎么办？这些都是核心问题，下面就要讲。

 第四条，特色小城镇是主要抓手，美丽乡村建设。

    第五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唯一有一个一样的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不是一致化，是均等。就是让农村百姓也享受和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形式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我到河南和东北调研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像河南的很多县都还讲中原城市群，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办公室，说了半天还是在新农村，这对不对？也没错。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现在的发展思路要和习总书记“对标”。如果你还停留在三年前、五年前的思路，怎么能行？现在喊“新农村”的口号，我不说你错了，我觉得你根本就跟不上这个形势。那个“新农村”办公室主任脸很红，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改了，现在我们提的是“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大家知道习总书记非常赞赏浙江的发展思路，他有意用浙江的这种治省思路，现在我们搞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全部是发源于浙江。刘鹤同志率调研组到广东专门搞了调研，又专门到浙江调研特色小城镇，给中央政治局各个委员人手一份调研报告。

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你的“标”一定要对到十八届以后的中央，你别对到十七届、十六届，不是说你错了，你完全就不懂政治。中国是资源跟着政策走，现在所有的资源都跟着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走，你还弄什么“新农村”？这不对啊。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我们的乡镇村建设有两个，一个是特色小城镇，一个是美丽乡村。特别是北京，你有能力、有条件搞“美丽乡村”。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五个要点。其实就是前四条，包括比如和谐也好，绿色也好，包容也好，以人为本也好，基本上这次五中全会里面讲到的几个原则，新型城镇化要体现这些原则。这是第一部分，给大家把这个新的东西定住了。我要强调的是两点，中国经济的变化的确进入了新常态，现在千万别再用过去的老办法、老思路推进工作，这样就完全搞错了。要迅速地把思路调整过来，把办法弄到这一块来，你跑步进京也得根据现行的政策跑步进京。

 

二、城乡一体化的三大改革领域

第二部分，城乡一体化的三大改革领域。最重要的是改革。关于改革，中央抓得很紧，一直要推进改革，并且在一两年内可能要见到一些大的成效。

户籍。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现在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其实也不是什么外地人歧视，我跟大家讲实话，就是钱的问题。举个例子，北京市现在常住人口有两千多万，而民间统计，好几个统计口径，最多是2300万。问题的关键在哪？比如说，如果北京三年再接收300万人口进来，相应的为这300万人服务的公共设施的资金谁来掏？这是问题所在、难点所在。大家知道需要多少钱吗？我们从广东省的调研发现，仅仅是教育一项就需要掏很多钱，还不要说别的。教育仅仅是公共服务其中之一，那么社保、医疗、养老、住房要怎么解决？这都是要钱、要真金白银的。所以说这个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就非常重要。

对于农民来说什么最重要？就北京市的情况，就发达地区的情况而言，农民根本就不愿意进城，我指的是当地农民。为什么？因为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不愿意失去现行国家政策给土地的优惠，以及未来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主要是这个问题。

怎么改？现在我们正在搞的“62+2”新型城镇化试点（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关键问题是要建立两个机制。

第一个机制，建立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分摊机制。有很多研究说是一个农民工8万块钱，有的说是10万块钱。我指的是公共服务支出，至于说他个人支出多少，那你没法算的，而且也是不平衡的。这个钱由谁来掏？现在国家政策倾向于四个方面。比如以北京为例，中央掏一部分，北京掏一部分，北京那部分将来可能会落到各个区上，企业掏。企业掏什么？社保这块，该企业掏的企业掏，该个人交的全部补交，是这样解决。

第二个机制，建立农村宅基地的有偿转让机制。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实现），如果放在北京的话就会（实现），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太高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要怎么实施？2017年，这两个机制要有重大突破，届时北京（包括房地产市场）将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给大家梳理了一下2015年和2016年初即将全部出台的有关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国家政策。

户籍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叫做人口输出地。整个中西部地区全是人口输出地，他们户改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中西部地区的人都往外走，没负担。但是大家知道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是什么吗？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三到五年之内人口净流出现状，相当可怕。我给大家讲一个感受，我们在北京生活会觉得怎么这么多人？星期天郊外也是人，干什么都是人，上街、下班全是人，但是当你看到没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还是人多好。每年过年的时候，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我那个车坏了，没地方修，农民工都走了，饭店全关了。吃饭还好说，但车坏了没法修，坏到半路上就麻烦了。整个东北，每年有二百万人口流出。东北很多中小城市人口净流出已经高达十年，包括四川乐山，包括湖北、陕西，每年的人口是净流出的。这个时候，当人口持续净流出，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类，人口的流入地。珠三角、长三角、北京、上海，人口净流入。北京有七八百万是外来人口，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工，还有三分之二是城市间的流动人口。就是说他也是城里人，只不过是从小城市来到北京的。这部分人怎么处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北京这类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他就琢磨我门槛现在这么高，人们都来，我要是再降低门槛，你想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人满为患了。所以像广东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口倒挂的现象。倒挂会产生什么结果？外来人多于本地人。广东很多镇在村委会选举时，一举手外来人把本地人选下去了，后来本地人着急了，这不行，如果本地人被选下去，外地人马上就要分我们的财产了。所以他率先搞了政资分离，就是集体经济先分开、股份化，完了就可以选了，这样就不涉及财产的划分了。

总结一下户籍制度。第一，对于城市来说，像北京这个地方再加一条——城市本身的承载力。其实中国大部分城市就是一个“钱谁出”的问题。你给我钱，我就让他进，没什么问题。对农民来说，进城以后土地权不能丧失，这是农民不想进城的主要原因。现实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人口输出地积极又积极，人口输入地推迟又推迟，现在就这么一个矛盾。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人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土地问题。土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改革当中最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不改，土地制度没有创新，无论统筹城乡也好，新型城镇化也好，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讲，财政是土地问题的核心。2015年，北京的土地财政收入大概又创纪录了，但是报道完以后，有记者采访我，我说你不要听媒体这么报道，你还要听一个数据，就是整个土地问题下面成本是多少。总收入一定要减去成本，这才是净收入。其实北京的土地净收入每年是在减少的，虽然看起来总数很高，但是征地成本高。原来3000块钱把人家农民弄走了，现在3万块钱也打不住，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北京的高房价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征地成本高导致的，但是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支撑。我们以北京为例。大家都知道，北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以二环为界的。三环是90年代建起来的，四环是2000年通的车，然后是五环、六环加速建设。现在如果北京再建个七环，就把河北都包括进来了，北京面积的扩张速度是非常快的，土地财政面临的问题也非常大。所以说这次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一定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你不能把土地全部征了，建设新城新区，却不管农民，要解决这个问题。

土地财政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征地成本大幅度提高。征地成本很高，总数征得高，减去成本，其实净收益是在减少的。中国土地的收益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下降了。2014年我到广州，广州番禺区的娄区长跟我讲，他准备花25个亿修一条高速公路，测算一下，光征地成本就高达27个亿，这条路根本修不成。现在我们可能就面临这样一种状况。

土地制度改革，也是“十三五”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五中全会大体上说了三条底线，第一，防止私有化。要坚持公有制，我们的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这个不能变。总书记说你不能改来改去，改得底朝天了，把我们基本的东西改没了，这个不行。第二，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这个也挺有意思。前几年有人喊，中国的土地不够了，十八亿亩红线突破，马上就没得耕地了。其实这个统计口径直接跟政策相关。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的耕地又多出两亿亩来。原来是十八亿亩，怎么又多出两亿亩耕地来？因为在土地征税时，前几年不是土地还征税嘛，农民尽量地少报。你不是征税吗？我有三亩我报二亩八，我有五亩我报三亩，少交税。但是当你的政策是鼓励种粮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政策，给补贴，土地又多出来了。

现在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国家兜底政策，多少粮库都积满了，不按市场价来，这个政策是非常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通过调整农业补贴政策，突然多出这两亿亩土地是好事，但其实很大一批生态用地全部搞成粮食耕地了，如果十年以后你发现没水了，情况就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宏观政策太粗放了，现在我们要讲精致。

中国的改革其实就两个问题，最难的——政府改革，就是人如何安排的问题。废话说了一大堆，人安排不了，你还是改不成。第二个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为什么？因为土地改革是一种零和关系。比如说农民的补贴增加了，你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吗？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减少了，因此投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资金就短了。居民就打电话，书记，你看看这个地沟也不好好修，下水盖也没了，路灯也不亮，他不知道钱哪来的。很多事情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说房价跟这个就直接相关。如果房价下跌，就意味着土地价格下跌，土地价格下跌意味着城市债务会翻番，这也是为什么屡次调控房价都难以下调的原因之一。

那么要怎么改？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千万不要听一些专家跟你讲理论，说侵犯农民利益，不是那样的。你要看现实，中国的事还需要实事求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分两种。一个是国有。像我们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另外一个是集体的。集体建设用地，自己不能经营，如果你自己开发了叫小产权，是违法的。如果你想把它开发成城市用地，必须得有指标。政府通过“招拍挂”，开发商掏了土地出让金之后，再进行开发，这就是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反过来用来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这是中国的土地运作流程。如果明白市场经济下的土地制度是怎么样的，改革要怎么改，你就非常清楚了。

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比如美国。美国的土地不分集体和国有，美国的土地有一部分是政府的，其余大部分都是私有的，随便卖，但是有一个限制条件——要符合城市规划。你不能在规划之外弄。只要符合城市规划，这块地你可以卖，卖多少钱是你的运气，你可以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比如麦克一家有两千亩土地，他可以卖，卖了两个亿，他跟他老婆可以高兴一整晚，第二天早上，第一个敲他家门的人就是税务局的官员，交税吧。我们问美国的专家要交多少税，他说大概得有1.4到1.5亿要交税。不交行吗？在美国，不交税是最大的犯罪。我跑了行吗？不行。跑到天涯海角都要把你找回来。那死了呢？死了也不行。遗产税更高。交税之后，这笔钱到哪呢？也到了政府手里。市场经济国家靠税收解决土地增值收益，这说明什么道理？土地增值收益一定要抓在政府手里，绝对不能像专家学者说的全部给农民，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跟很多专家学者探讨的时候，他们说土地是不是农民的地？的确是农民的地。但是基础设施是谁的？不是公共资金投进去的吗？给了你以后，别的农民怎么样？不是也不公平吗？政府拿了这笔钱，解决了公共服务以后，是面向全体老百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明白这两点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一套制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不法治化；第二，不稳定；第三，黑箱操作，忽高忽低。

 

那么下一步怎么改？这是“十三五”时期农村土地改革的重点，对我们搞城乡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城有乡的地方，用一句老百姓的话——“玩的就是土地”。土地弄活了，很多事情就搞活了，土地搞不活，什么也搞不活。

第一，缩小征地范围。现在中央在全国各地有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北京也有。

第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个项目预计在2017年12月31日前试行。

第三，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要有长流转。

第四，在这我顺便说一句，这也不是我们给你们出主意。上海搞规划的人，脑瓜子是这样的。他规划一块地方，规划完以后，在市政府准备采纳之前他就在旁边买一套房，哪怕贷款，高利贷我也借。一旦政府公布规划，房价涨起来，他就卖掉。开始搞别的地方的规划了，再来一块，三下两下他成了千万富翁了，这是上海人的思维。北京人的思维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北京搞规划的人，找关系，把地皮折腾到离我们家近一点。就这水平，典型的计划经济，赚钱都不会。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2013年到2014年，关于保定有一个所谓的首都行政副中心的炒作，房价涨起来了。谁干的？背后有一个产业链。

第一，一帮记者打着“探求真理”的旗号，打听消息，他后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和开发商相关的上市公司。将河北保定作为城市副中心的方案是官员们在诸多讨论方案当中的一种，结果采访完以后消息流出去了，房价一下就被炒起来了。咱老百姓不知道，以为真是副中心呢。

关于政策导向，有几个东西，工业用地收售改租这个非常重要。政策还没出来，上海人已经听到消息，已经把土地出售的年限从原来的50年变成20年了。我们肯定也遇到这种情况。一卖卖给他五十年，结果一看，这个企业是个不怎么样的企业，想转都转不来，还要价很高，所以就改租，我不卖给你，这样政府就主动了。这些政策下来以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土地财政的空间将会大大萎缩。

土地制度变革会带来什么结果？第一，城乡一体化前15年，政府的主要抓手都是土地。但是长此以往，资金没了，土地出让金又减少了，没有土地“抓手”，怎么实现城乡一体化？就给农民多拨点钱吗？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抓”的问题。

第二，农民的承包地都流转了以后，马上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我们发现原来一直鼓励农民流转，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比如说，现在在北京郊区，承包商、开发商从农民手中把土地流转了以后，一年给农民,800斤大米，或者是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要问，开发商把这几万亩土地拿到手，他能种粮食吗？不可能啊。靠种粮食挣来那点钱，连农民的承包费都交不起，他一定是种经济作物。如果全国都是这样的话，粮食马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任何政策如果不把好界限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小产权房。对北京市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也可能是机会。2007年，王岐山当北京市长时，曾经搞过一个小产权房调查。100万平米的房子要改。改完以后什么人住？两类人。一类人，普通老百姓。再一类人，“高大上”人群。政治局委员的孙子、著名歌星、著名奥运冠军、著名主持人、富二代、官二代，全是这些人。

在制度上，小产权房面临着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小产权房不能长此以往，要合法化。怎么合法化？在城市规划区之内的小产权房补交房款，给你变成国有土地。补交就补交吧，但问题还不在这，最关键的是按照什么标准补交。是按照我当年占有产权时的交？还是按照现在的补交？1997年我一亩地给你三百块钱就不错了，现在一亩土地你不给我三百万，我能让你吗？这就是温都水城的老板黄福水面临的问题。黄福水的公司一直要上市，他的资产最多的就是土地，土地变不了现，评不成资产，就上不了市。他一直想怎么样变现？就遇到我说的这个问题。最后的症结就定到按什么标准交钱。你可以转，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最大的差别就是城市建设用地已经交过钱了，一大笔钱。那你补交是按照我80年代一亩土地200块钱，现在一亩土地400万，你说怎么交？最后就僵在这了。黄福水说我用地的时候才200块钱。税务局说你现在多少钱？谈不拢。为什么？因为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卖了家当也交不起这个钱，所以说这个问题无解。

 第四，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现在政策的标准有两个。第一，我这个宅基地是卖给谁。如果你允许我卖，我卖给谁。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是，只允许卖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内的成员。我跟你说这个政策几乎等于零。我这块地卖给邻居张老汉，张老汉的地卖给我，不会增值，但是我们国家又严格限制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农民卖这个宅基地是一定要追求价值最高的，城里人如果不买，他那个价格永远提高不了，矛盾在这。将来农民没有住的地方怎么办？这个一定要和城镇结合起来。当他进城以后，他的宅基地卖给本村人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愿意卖，因为卖不出价格来。卖给城里人，现行国家政策是严格禁止的。所以要真想搞城乡一体化，要探索宅基地能不能置换成城里的住房，这是一大问题。

 

农民进城如何解决钱的问题。原来政府靠的是土地财政，现在靠的是PPP（公私合作关系）。实际上说穿了，是引进社会化、市场化的资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现在这个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房地产税。国家已经把房地产税法正式纳入了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

我们讲PPP。当前，原有的融资平台不行了，土地财政又不行了，如果不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解决不了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社会资本。用社会资本解决这一难题，北京是最有优势的。因为你不缺社会资本，你怎么能把北京的社会资本引到你这呢？有这么几个东西。在调研过程当中，我们面临很多问题。简单讲，第一个就是没有信用。政府没有信用，跟人家签了合同，第二年书记走了，市长走了，区长走了，第二年不认了。首先政府失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开发商也没有信用。在四川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开发商借来社会资本以后，以低于常规的价格把这个东西拿下了，报价低，拿到以后，今天这个涨价了，明天那个不好弄，政府提价，把政府搞了个“两难”，他说你不提价我就不干了，动不动就回成都喝茶去了。政府着急，已经列入了便民工程之一，到年底要算账了，最后给他增加补贴。所以说现在的社会环境缺乏信用。PPP的运作非常有问题，还有法律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关注的。

 三、城乡一体化改革实践中的经验与挑战

第三部分重点讲一下改革实践中的经验和挑战。

天津华明镇模式。天津华明镇在北方（特别是在大城市周边）是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的最大一个典型。相信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也组织过好几批人专门去华明镇看。华明镇的办法，从“宅基地换房”，转换生活方式，解决农民“安居”问题；到“三区联动”，解决农民“乐业”问题，管理体制从农村型管理转向城市型管理；再到“三改一化”，解决农民“保障”问题，通过集体竞价，产权集体改成股份；户口“农转非”（农村户口改为居民户口）；“村改居”（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这种操作方式，我给它概括出来，所有的资金，只有北京有这个条件，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北京的房价比天津的房价还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房地产的高峰期干这个事，就全搞定。现在不是最佳时期了。

华明镇模式关键看哪？第一，农民换的房子变成了大产权；第二，农民户口也变成了市里人。就业方式早就变了，就业方式不用担心，早就“非农”就业，所以说非常成功地划了句号。这是大城市周边做得最好的一个。它的钱从哪里来？原来14个村子，12000亩土地，新社区建设，包括新产业发展等，只用了不到一半的土地，剩下的土地卖了，这钱就都有了。卖了以后，钱拿过来，把农民全部安置，基本上算是“打”了个平手，政府也没掏钱，农民也没掏钱，谁掏的钱？市场掏的钱。但是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它必须依托土地价格不停地上涨，否则的话做不成这个事。

河南“新乡模式”。住房是农民自建，或企业建，但是农民买，产权是小产权，户籍还是农村户籍，只不过是新社区，把农民集中起来，搞了一些公共服务。节约出来的土地用于产业集聚区，农民集中居住了以后，变成一个新的社区，和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双轨并行。这就比较适用于纯粹的农村，不适合北京。

还有一种，城乡一体化模式——浙江嘉善的“两分两换”。嘉善是浙江靠近上海的一个县，这和我们的乡村处的位置差不多。关于浙江的“两分两换”，总书记也有批示，高度评价，做得非常成功。“两分”就是“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什么意思？用宅基地换城里住房，承包地换什么。就是这个概念。就业，市场化就业，前提是就业已经“非农化”。这是浙江嘉善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发达地区的模式，对于北京这样的发达地区也还是比较实用的。

四川成都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四川成都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是在我们国家制度创新层面做得最好的。前面讲到的模式中，前两个——天津华明镇那个做得很彻底，浙江做得也不错，河南的只适合在比较落后的地方做，而四川主要是制度创新。四川专门构建了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并且提出来一个“新农村综合体”。

第一，确权、担保、转让、出租、赠与。就是他的宅基地，甚至包括承包地，一共是三块地，其中这两块最关键的地,确定权力。这个经验被中央采纳，推向全国，最近三年确权问题都解决了。确权以后就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这个意义就不得了了。就是农村所谓的资源开始变成资产，开始可以流动，开始可以和城市的资源平等交换，这在四川成都的实验当中是非常伟大的创造。

基本经验、宏观体制和教训，这几个东西在城乡一体化当中可以作为一种原则性的东西。生产方式变化，才有生活方式变化，这是个前提。千万不要在农民还在养鸡养鸭种地的时候，你让他集中起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当他完全是非农产业了以后再集中，有个顺序问题，这个很重要。第二，一定要有农村改革的产权配套。没有产权配套，城乡一体化没有价值。光盖了一套房子把农民集中起来根本没有价值。所以在进行体制改革时，这块一定要加进去。这是现在搞城乡一体化和以往搞城乡一体化最大的差别。第三，不能过度依赖土地价格的上涨。所有的钱都来源于土地增值收益，这个风险非常大，特别是现在的情况下。土地价格上涨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是靠不住的，不可能永远上涨。

靠优惠政策不可持续。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天津当年答应说华明镇想搞城乡一体化时，政府制定三年优惠，物业费全免。后来全范围搞起来之后，政府一看傻了，这得花多少钱？我搞这个有什么意义？我把钱都垫给他们，没有意义，根本没有扶持的价值。要是靠优惠政策扶持一个地方，等到你扶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靠不住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给，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可能靠改革更可持续。所以说四川成都的经验基本上靠改革。现在我们实行的很多一整套的经验都是从成都过来的。

 

四、城乡一体化的新需求和新亮点

第四部分，城乡一体化的新需求和新亮点。我觉得这个特色小城镇可能是京津冀和北京地区最稀缺的资源。第一，特色小城镇是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最主要的抓手；第二，总书记强力推进，“十三五”列入规划；第三，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第四，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北京有巨大的，不可限量的市场需求。

现在有一个观念认为，小城镇要做大做强，我觉得这完全错了，现在要改变思路。不是有绿色吗？有特色吗？不搞大而强，大而无道。而要形成“小而特、小而优、小而精”。这可能是下一步特色小城镇评价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大有什么用啊？

那么小城镇怎么能和大城市不一样？——一定不能克隆大城市。现在很多小城镇完全是克隆大城市，这完全错了。大量的城里人假期是要过和在城里不一样的生活，到你那个青山绿水“农家乐”，晚上能看见星星，他是要这样的环境。所以说我们的建设思维也应该发生变化。北京市现在需要大量的休闲小镇、养老小镇、养生小镇、新鲜疏菜基地小镇、星期日小镇。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浙江绍兴有一个很有名的镇，叫平水镇。平水镇原来是发展工业的，结果搞得乌烟瘴气。后来它改变了发展思路，那个地方有水有树，它就搞什么呢？——休闲、养生、养老镇。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上鲜明地打出牌子，打出来以后，把上海的投资者招过来，告诉他我就要做这个，上海社保资金签字投资13个亿，背后有一个财团还准备投资200多个亿。为什么？他们准备建设2万多所那种农家的、自助的、养生养老小屋，整个小镇就靠这个建起来了。市场在哪呢？市场就是上海。上海的老头老太太退休以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两万块钱，一万五也没有问题，完了以后把他这套房子再租出去，现在谁还没有两套房子啊？咱就说他是一套可以租出去，又一个两三万，他拿着这个钱完全可以到平水镇养生养老。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河北崇礼。崇礼为什么能搞成滑雪小镇？人家就是不同的思路。早在2007年，我们给崇礼搞过一个规划，当时提出来叫东方达沃斯，就是准备搞一个夏天开会的地方。当时我们去给他们的干部讲，人家都不信，什么东方达沃斯，想什么呢？没想到我们提出以后，滑雪就兴起了。为什么滑雪能兴起来呢？——老百姓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他想要玩点正经该玩的东西，北京周围也有滑雪场，但是不是很好。崇礼是谁投资做的？马来西亚赌王的集团——云顶集团。云顶集团是国际性的跨国公司，投资137个亿，建了一个五星级的宾馆，18条雪道。你知道人家怎么投的？派了一个调查小组，我们给他设计路线，从北京一直步行到崇礼，跨过了173座山，察看什么呢？——哪座山适合做滑雪场。最终选定在了崇礼。崇礼才九万人，财政收入原来一共7个亿，现在已经到了17个亿，转移支付23亿，现在各项投资每年都高达三五十个亿。

所以说怎么样建设小镇？怎么样突出特色？习总书记对于文化小镇，对于乡愁是强调最多的，也讲的是最好的。现在我们研究“十三五”的时候，这已经是世界性的定律了，硬资源的价值在往下走。你不要说我这里有煤炭、钢铁，这根本不行。软资源的价值大幅度上升。什么是软资源？——“特色”本身就是资源，“特色”具有不可复制性、唯一性，这本身就是资源。传统的村落，这就是资源。青山绿水，这也是资源。特色民居、传统村落、文化、大数据，这叫做软资源。它的价值是在上升的，而钢铁、水泥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在下降的。所以说你开发了这个的话，在你的小镇子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向性的东西。

我举一个简单的案例。最近国内发展最好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重庆，再一个是贵州，大家要关注贵州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战略——发展“五大”。哪“五大”？第一，大数据。现在贵州的大数据已经产业化了，做得非常好，在整个中国内陆地区是首屈一指的。第二，大文化产业。贵州的好山好水，加上民族特色，加上古镇街区，加上传统村落，这全是资源，就是我刚才说的软资源。第三，大旅游。贵州人自己讲，我们的空气就是资源。为什么？凉快啊。你到贵阳去看看，大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贵阳就很凉快，气候既凉快又湿润，同时贵阳最好的一个，和南方其他地区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贵阳的干湿度特别好。广东的老板去了以后很高兴，这个地方养老真能活一百岁，大量地投资。要知道广东和江苏一带有梅雨季节，你要转换思路——这本身就是资源。你别认为只有钢铁、煤炭才是资源，空气好本身就是资源。第四，大农业产业。什么叫大农业产业？贵州所有的药材，最近几年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好茶当中多了很多贵州的茶叶，什么茶？都匀毛尖。现在你到北京的茶叶市场看看，好茶都是贵州的。人家会说，我这是青山绿水的茶叶，你长三角一带全是工业化生产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你有什么好茶叶？咱虽然贫穷，但是咱干净。最近三年，全国的GDP全部是下降，贵州2014年增速13%，仅次于重庆。贵州现在已经超越了四个贫困省，非常好。这就是思路问题。贵州连续四年举办了国际性的生态城镇化论坛，唯一一个国家级的，每次举办国家领导人一定要去，生态绿色照样赚钱，这就是思路。

 

这是有关生态、绿色。这次“十三五”规划，总书记把绿色加到“十三五”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中。这个绿色是一定要体现在“十三五”规划的方方面面的。我跟大家讲，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第一，自然资源资产化、量化。这个事情要做，而且正在做。第二，领导干部离任考核，离任审计。第三，国家的转移支付和主体功能区要到位。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搞生态，你就别考我GDP了，你给我转移支付能满足我的公务人员的收入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跟全市水平不要太低了，这完全可以。

 我们前天刚从青海回来，青海的一大战略就是绿色。我就保护好三江源，剩下的国家支持就行了。国家说好啊，你那点工业发展，我们也根本不需要，你破坏的比发展的还多，你那样是搞工业，你造成的问题比你得到的那点GDP要大得多。所以说这几个实实在在的政策将出台，将出台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吗，虽然GDP考核可能不会颠覆性的变化，但是加上这几个东西以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们的考核指标将是绿色GDP，这个是不可逆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重视。如果说前一轮的统筹城乡是以运作土地为核心，这一轮我觉得一个是农民进城的户籍改革，再一个就是建设小城镇，这两个是重要的抓手。

原来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单一色——发展二产，现在已经多元化了，完全是多元化了。有可能是大学城，有可能是滑雪场，这就是小城镇。北京也太需要这类的不同的多样化的镇，甚至乡村，这是第四部分内容。

    五、城乡一体化的新政策和政策导向

第五部分，新的政策和新的政策导向。

第一，划清城市边界。1996年，我们在北京参加规划的时候，很多区县的书记、区长，脑子里没有特别介意这个事，南方人就抢先一步，当时就认准了“无工不富”，他就不想种粮，其实他那个地方种粮挺好，他说无工不富。当时朱镕基总理搞基本农田的时候，南方很多地方的基本农田弄得不大，因为当时的基本农田是要给补贴的。很多县委书记说这个好啊，咱们多搞一点，结果搞了之后，全县80%搞成基本农田，最后搞死了，没地方发展工业了。北京有两个区县也是这样，现在所谓的基本农田都是黄石滩。当领导有时候看不到那么远，但是有时候，比方说看到有甜头的事，不要追得太近，划清城市边界。要知道这个城市边界一划清是什么概念，你想卖地，你就有问题了。城市扩张才能卖土地，才能有土地财政。这个边界现在大概是10年一划，这十年过去，你这一任期早就没了，还怎么发展啊？就是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划清基本农田。就是说将来有可能我们区虽然城镇化了，但还保留有农村。这很正常。别人会说怎么有农田？太正常了。你到国外看看，就是城市中间给你来一块农田，多有特色？这不挺好吗？完全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儿如果能保存上一两块田园风光，见得着乡愁，反而是星期天父母带着孩子来的好地方，你的任务是收参观费就行了。

第三，划清生态边界。

适应新常态有几个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招商引资时代结束，第二个转移支付也有很大的变化，这跟贫困地区有关系。前几天我们到青海，青海3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这次不一样了，这个钱和你的任务完成率是挂钩的，现在县委书记的压力很大，这个钱烫手了，原来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今年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持贫困县的“帽子”不能摘。现在这个话不能这么说了，拿到扶贫款要和解决多少贫困人口挂钩，这是硬性指标。

第四，“四化”变“五化”。这个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原来是“四化”，现在“五化”，绿色化。

另外要专门说一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十三五”规划中非常大的一块。像北京这类任何一座城市，基本上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以提升功能为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是扩张，什么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现在要提升功能。第二，建设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第三，城市产业支撑从二产转向二、三产业共同支撑。因为在北京这类地方，二产有可能还会进一步萎缩，将来北京的三产应该达到70%-80%，这是比较合理的，像纽约、东京这类的大都市都是这样。

 

六、城市和乡村的规划管理

最后一部分，城市和乡村的规划管理。首先，城市管理和农村管理一定要分开，我们原来一提城乡一体化就认为是城市一致化、一样化，完全把农村变成城市，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农村和城市差别是很大的。

农村的公共设施一定不能和城市一样，特别是如果我们搞“美丽乡村”的基本原则是节约、方便、实用、为民，千万不要搞得处处都是“高大上”。“高大上”是要成本的，第一年不错，大家看一看，结果那个水池子龙头只有领导人和参观的人去了开一次，永远就不开了，你搞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发商很多，开发的时候这个水城那个水城，还有喷泉，大家觉得不错，有水。一住进去，开发商一撤走，马上面临第一个问题——谁来维护？维护这个水池，维护这个水塘是需要钱的，住户掏不掏钱？没有一个人愿意掏，不管有没有钱，没有人愿意掏。开发商凭什么那么做呢？不可能。没人愿意掏钱，活水马上就变成臭水了。我们调研的结果，除了掏钱的能给你维持，不掏钱的还不如种树呢，还不如多种点树呢，特别是在农村尤其这样。因为我们搞任何环保工程，跟农民收费太难了，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说在设施上一定要重视，千万别搞“高大上”，最后让人骂。你看那个书记搞了，回头没人管了，就是参观参观，景观式工程、形象工程。

现在全国的中小城市都在学北京，四环、五环、三环，这个是很不好的状态，千城一面，小城市学大城市，大城市学北京。外国人评论中国的城市特色消失的最快的是最近二十年，全没了，走遍城市都一样，而这个小城市，一定要体现我们北京华北平原的特色。四合院。

 还有一个，美丽乡村的发展阶段。这个非常重要，是什么概念呢？能不能建好“美丽乡村”，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建的。现在我们考察下来，只有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建得起“美丽乡村”，因为需要大把地花钱。中国现在正处在基础设施阶段，农村基础设施。我们在农村住房基本差不多。农民的住房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三次盖房的高潮，基本上都换过房子，特别是像北京郊区农民的房子都不存在问题，都非常好。

基础设施和土地整治。这还有一定的距离，北京相对好一点，基本上能够达到“村村通”，电、水、路、网都没有问题，但是土地整治稍微差一点。北京的优质良田这方面，除了土地整治，剩下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北京可以进入田园风光，也就是“美丽乡村”建设阶段。经过研究，只有京津冀大都市周边，还有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高度发达地区，至少农民人均收入要超过12000到15000元人民币。如果只有七八千块钱，财政收入两三个亿根本就做不成这个事，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要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的。

关于村庄整治，我们简单讲几个基本原则。首先，避免大拆大建。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原有的村庄有很多是很不错的，如果一个大学生刚毕业，按照他的规划，给你三八两下搞一个规划全拆掉了，那是很不合理的，避免大拆大建，避免急功近利，避免贪大求洋，政府千万避免大包大揽。

乡村建设如何保存乡村的风貌？据我们调查，北京人最想周末放假的时候看看乡村风貌，但是我们这个做得好的并不是很多，所以但凡有一个做得好的就吸引顾客。所以说乡村规划，有一点要强调——千万别建成第二个城市，一定要按照乡村的来。我们本来到农家乐是要体验农民的那一套，结果他把那个东西变成城市里一样，索然无味。我们说就是要看你圈里养的猪牛，早上我们要听鸡叫，结果你这什么都没有了，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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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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