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超凡入圣——孔子的人格境界

 

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很高兴来到宣讲家网站，我想与大家交流的是我学习孔子和儒家的一些体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超凡入圣——孔子的人格境界》。

一、即凡而圣的孔子

要讲这个问题，先要关注一下现在社会和学界对孔子儒家研究当中出现的一些倾向，比如，前些年一些讲《论语》的专家学者，包括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他们讲孔子产生了一种倾向，就是把孔子拉回到普通人，就是说凡人的水平。当然，这好像没有大错，因为几千年来孔子是圣人，当然他也有凡人的一面。但我们要想想，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他能够影响中国2000多年，他曾经在历史上被称为至圣先师，我想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凡人。因为古往今来，凡人多多，我们为什么没有记得他们，而孔子现在仍然是我们敬慕、学习的对象？我想，孔子像我们一样，曾经也是一个凡人，但是他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人生道德修养和社会政治的实践，到最后成了一个令人仰慕的圣人。所以，在孔子的身上，既有凡人的一面，也有圣人的一面。概括地讲，他是一个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人。

说到即凡而圣，有个美国人叫郝伯特•芬格莱特，他写了一本书，书翻译成汉语叫《孔子：即凡而圣》，这个即凡而圣的“即”就是就着的意思，就是说对孔子你从凡人的眼光的看，他是一个凡人，你就圣人的眼光看，他也是一个圣人。与即凡而圣相联系的就是超凡入圣，意思说，孔子本来是一个凡人，他能够在凡俗的世界当中，追求个体的完善、世道的完美，最终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圣人。超凡入圣这个提法是朱熹最早提出来的，在《朱子全书》里面朱熹讲过一句话：“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他认为，吃透了儒家的道理就会超出凡人达到圣人的境界。朱熹的说法也不见得全对，要超凡入圣光吃透道理还不行，关键是要躬行实践。要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一点一滴地做出来，最后通过下学上达，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当然，成为圣人并不是升天成神了，圣人实质是凡圣一体，即至平至常，又至好至妙，其实也就是内圣外王。

我想再进一步解释和比较一下圣人和凡人，我们扩展一下，比较一下圣人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和教主。

首先，我们看圣人和凡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先不从儒家的经典说，先从一部小说讲起。小说《白鹿原》大家一定很熟悉，《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场景，主人翁白嘉轩眼见白鹿，并且亲自画出了白鹿的模样，他自己又看不出来是一只白鹿了，于是朱先生在旁边说了一段话，一下子使他茅塞顿开。朱先生说，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就在眼前的那一张纸，凡人投胎转世都带着前世死去时蒙在脸上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天神揭去了那张纸投胎的。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浑全了又变得黑瞎糊涂了。

其实，通俗地讲，中国古代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就是，圣人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观察事物，能够把握事物背后的大道。凡人则往往停留事物的表面。所以，按照传统，凡人应该尊重圣人，见贤思齐、希贤希圣，凡人要按照圣人的教导行事，要向圣人的境界不断攀升。

我们接着再问，凡人能够成为圣人吗？如果能成为圣人，有什么样的根据呢？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古代的圣贤大儒都有过解答。《孟子》提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禹是儒家心目当中上古的圣王，圣王就是圣人的前身。《孟子》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荀子也是先秦的一个大儒，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凡人和圣人，饿了都要吃饭，冷了都要穿衣，累了都要休息，而且人都要趋利避害，这都是天生具有的本能，而且也都是尧舜禹那样的圣人和残暴的夏桀共同具有的。也就是说在人性方面，圣人和暴君其实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又说了一句话：“途之人可以为禹。”途就是道路，走在路上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

这就是说在孟子、荀子看来，圣人和凡人其实都是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凡人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进德修业而成为圣人，它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呢？圣人和凡人都有共同的人性，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差别，这也是圣人产生的人性论的基础。儒家这种思想其实与佛教的“人人皆可成佛”有很相近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同。因为佛教说的人具有先天性，一生下来就具有佛性，佛教讲的是佛性，儒家讲的人性。

 

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主要强调的还是人后天的修为。也许大家就要问了，既然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为什么在现实当中，圣人罕见，而凡人多多？其实这个问题荀子早也意识到了，他也做了回答，“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圣人可以通过不断地修养来达到，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积累不起来自己的道德修养，达不到圣人的境界，这是为什么？他进一步进行解释了，他说：“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走在路上的人都可以成为大禹，这个观点其实是从理论上来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大禹，但是实际上往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禹，这并不妨碍有人成为大禹。那也就是说，尽管实际上不可能人人都达到圣贤，并不妨碍理论上成为圣贤的必然性，更不妨碍我们人人应该以圣贤为人生的目标去奋斗和追求。

我们再把圣人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一番比较，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格化的神，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主宰者，绝对的权威。所以，《圣经》上说，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人世间一切的东西本于上帝。而中国的圣人不像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圣人是人，上帝是神。当然，圣人达到与天道合而为一的境界也具有神性，但他一定不是神，他仍然还是身处大众之中，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力量来感召人们积极向上，凝聚民众的精神，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

即凡而圣、超凡入圣这就是我们圣人的道路。西方基督教也讲圣，现在我们看翻译过来的《圣经》，包括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有很多节日都称为圣，当然最有影响的是圣诞节。这其实是明末清初，基督教进入中国在翻译基督教经典时，借用了传统文化当中的“圣”字。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圣”还是神，不是由人格而生成的圣人。而且基督教当中讲，圣父指的就是上帝，圣子指的就是耶稣，还有圣灵、圣母等等这些称呼，包括他的信徒也称为圣徒。这些称呼，其实都是在基督教的经典，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借用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圣”。对于孔子来讲，圣人不是神，当然孔子也不反对神，而是尊重老百姓对神的信仰。所以孔子非常尊重祭祀礼仪，他的基本态度就是敬鬼神而远之。

近代以来，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模仿西方的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教主，把孔子思想说成教义，然后要创立一个孔教。所以，就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孔教运动。这一作用当然是为了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在保种保国的同时要保教，但是有点偏离了儒家人文理性的本质，不太符合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文化上史上，孔子曾经被统治者神化为类似于西方教主的角色，同时孔子的人格形象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象征。孔子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了一种类似于其他民族宗教信仰的作用。也就是说，孔子虽然不是神，但是孔子的人格及其代表的道德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信仰。这种信仰高出世界上各大宗教之上，而没有其他宗教弊端。因为以孔子为主的儒家信仰，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是人道的信仰，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功能和作用，又高于和大于基督教。他包含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等。

 

二、儒家对人格境界的划分

因为我们提到了人格境界，我要解释一下人格境界是什么意思？还有儒家对人格层次的划分。

关于人格境界，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他根据人对于宇宙、人生、觉悟的程度的不同，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在自然境界当中，人的行为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顺着社会的习俗，所以，他对自己的行为往往没有什么觉悟，没有什么追求，过得跟动物差不多。

功利境界中，人所做的事，一切都是为了利，甚至一大部分为了私利，所以他所做的事只有功利的意义。

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是义，他自觉自己是社会当中的一员，因而的在社会中尽职尽责，为社会做事，他所做的事都具有道德的意义，因而他的境界是属于道德境界。在这种境界的人可以称为贤人。

在天地境界的人有最高的觉悟，他不仅自觉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觉悟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他所做的事都能够顺应大道的流行，所以在这种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如果我们把四个层次人格境界和我们一般的人格对应下来，自然境界的人可以说就是俗人，功利境界的人可以说是能人，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当然冯友兰划分这样的人格境界，他实际上有西方哲学的思路，但也是对我们传统哲学的一个现代的理解，符合我们传统儒家的基本认识。

那么传统儒家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孔子曾经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庸人；庸人之上是士；士之上是君子；君子之上是贤人；贤人之上是圣人。后来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又划分为六个层次。孟子《尽心》当中有一段话，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值得追求就叫善，自己有善就叫做信，然后这个善充满了你的全身就叫美，充满了你的全身并且 光辉就叫大，不仅仅能发出光辉，而且你光辉使天下的人都能得到感化就叫圣，到圣的境界后做到神不可测，就叫神。孟子在圣之上还加了一个神，当然这个神和其他宗教中的神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宗教迷信当中的鬼神的神，它是孟子所强调的，到了与天道合一的境界后，表现出来的一种神妙而不可测的一种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自古就形成了希贤希圣的人格的理想追求。所谓的希贤希圣，就是说人们要从最底层的凡人，不断地经过修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向上升，升到更高的层次，达到贤人圣人的境界就叫希贤希圣。宋代周敦颐在《通书》当中这样说过：“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再补充一下，按照顺序来讲，人指的凡人，人希士，士希贤，贤希圣，贤希天。当然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有的，天生也好，后天也好，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每个人以圣人为榜样，成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儒家讲这个目标可能非常遥远，也许我们实现不了，但只要尽心，即使没有到达预定的目标成为圣人，或者说只是达到了某一个层次，达到了君子，达到了贤人的层次，也是值得肯定的。希贤、希圣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理想的追求。所以过去的士人、知识分子，不管他能不能成为圣人，他们都努力的把成为圣贤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有的人这一生没有达到圣贤，他感到自己很遗憾，所以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到后代，在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往往都喜欢用希贤希圣。举一个例子，邓小平曾经的小名就叫郑希贤。国民党有一个理论家叫陶希圣。所以，希贤、希圣就成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的追求，甚至成为一种情结。

 

三、孔子是怎样超凡入圣的

孔子的学生在孔子的在世的时候曾经说孔子是圣人，但是孔子则谦虚的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意思就是说你们说我是圣，说我是仁，我真的不敢当，我只是永远向着圣与仁的方向努力，而不满足，永远不知疲倦地在教诲弟子而已。下面要结合《论语》当中的《为政篇》来具体讲一讲。

《为政篇》当中有一段是孔子自我总结的话，原文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应该是孔子70岁以后，回顾他一生的时候讲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站在人生的制高点，对自己一生的为人和事业进行回顾和总结。关于这段话，历代注释、解释的很多，基本都大同小异。我下面根据孔子生平事迹，结合其他的文献，从他的这段话进行一个解释。

首先，他说，吾十有五志于学，这是孔子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原意就是说，孔子在15岁左右的时候，一心有志于学，所以我们这里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学。这里的学，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学习念书，它的内容和现在不太一样，孔子当时的“学”主要是对人自身道德行为的生命之学、生活之学。简单地说，就是学做人。《论语》中的“学”出现了66次，都跟今天所讲的学习不大一样，当然了有的也有学说的意思，有的学作为动词，作用学做、习德之意。所以，只有对“学”有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的领会孔子的精神。

结合《论语正义》的解释，这个学，就是说孔子说的学首先是道，其次是礼乐。道的含义非常的广，因为孔子通过对上古以来，礼乐文化的反思悟到了这个道，这个道和道家不一样，主要就是人道，或者说人伦道德。这个人伦道德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而这个人伦道德又要靠礼来实现。我们看孔子所谓的“学”和我们所说的做的学问的学是不一样的，这个“学”是儒家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之学。吾十有五志于学，是说孔子从15岁左右就树立了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他要立志于探索宇宙、人生、社会大道，要传承上古以来的礼乐文化，重建礼乐制度，来解决当时社会的人心败坏、迷乱和社会的失序混乱等要解决社会的问题。孔子对学非常重视，所以，他后来办私学，招收学生，他经常强调要好好地学，他的学往往和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比如，《论语•述而篇》里面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说，人不好好修德，不好好讲习学问，听到有道义的事情也不去追求，自己有了错误也不能改正，孔子说，这些现象让他感到非常的忧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要传播的学说，他要求自己先身体力行，他所奉行的学说是与人生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要修养学问而成为圣人。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心态、境界在青少年就表现出来了。

 

我们回顾一下孔子小时候。孔子3岁丧父，他本来出身也是贵族，到他这个时代家道中落，已经沦为普通贫民了，从小跟着母亲过着贫寒的生活，他要维持自己的生计，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干。后来他成为无所不知的圣人，最重要就是他从小能够勤奋好学。当然，我们离他已经有2500多年，所以他如何学习、向谁学习、怎么学习，现在因为缺乏更为详尽的资料，我们只能在片断的史料中进行考察。下面我粗略地梳理一下。

孔子生长在鲁国，在崇尚周礼社会范围下，所以他从小对礼仪特别感兴趣。《史记•孔子世家》当中就记载，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俎豆就是古代祭祀时候装置祭品的木质的祭器。说孔子在小时候他玩的和其他的小孩就不一样，他用祭祀的那些祭器摆放在桌子上，他自己在那里模仿大人练习行礼。他小的时候帮助母亲干一些家务，要到社会上干一些劳务来维持家用。孔子曾经自己回忆：“吾少也贱,故其多能。”意思是说，我年少的时候也曾经生活困苦,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才能。我们现在根据其他的资料，大概能知道他在少年的时候，做的最多的是赞礼司仪一类的事情。

所以这样艰辛的生活促使孔子比较早熟，大概在15岁左右就立志要苦学。17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大概到20岁左右他还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和管理牛羊的小吏。他做这些小官的时候非常认真，勤勤恳恳，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后来孔子说回忆说，让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的肥肥胖胖、强强壮壮的。让我管理仓库，我就把仓库里面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东西放得条条理理。

我想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不得不做粗鄙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低贱就不干，他也没有满足于仅仅干这些事情，混一口饭吃。他首先把自己低贱的本职的工作干好，同时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极进取，所以才成为令人敬仰的圣人。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对于我们今天年轻人应该有启示和教育意义。

孔子的母亲过世以后，他更加坚定的向学之志。他后来的学习大概是这样的，他立志以后，更加的如饥如渴，不断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孔子母亲去世那一年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一次祭祀、招待当时贵族的士人，士就是我们说的知识分子，是当时贵族最低的一个层次，这个时候孔子也想去，结果走到门口被祭师的家臣挡住了，那个家臣说，我们的主人今天招待士人，不招待您，因为孔子当时还不是士，他不是贵族，没有社会地位。经过这些挫折，孔子就更加发奋学习，大概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知识才能非常的出名了。

孔子大概19岁结婚，20岁得了一个儿子，当时鲁国的国君昭公就向他道喜，给他特意送了一条的鲤鱼，孔子为了纪念这件事就给他的孩子取名为鲤，号伯鱼。大约在孔子27岁的时候，鲁国的南方有一个附属国叫谭国，谭国当时派了一个使节到鲁国朝见鲁国的国君，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问起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情况，因为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谭子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这个消息让孔子听到了，第二天孔子特意拜访谭子，向他请教少昊时代官职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情况。

 

还有，孔子曾经向师襄子学习弹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孔子能够循序渐进不断深入领会音乐的本质。师襄子先教了一首曲子，孔子练了10多天以后，师襄子说，你可以学新的曲子了。孔子说，我已经学会了这首乐曲，但是我觉得对节奏的技巧还不太熟练，然后他继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节奏的技巧，可以学新的乐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然后他继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了乐曲的思想情感了，可以再学新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能想象出作这首曲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还继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我现在从你弹的乐曲中，已经仿佛看到了有一个人正在严肃的沉思，安然的站在高处，他胸怀着远大的志向。孔子说，我在弹的时候也想象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能够想象到作者黝黑的面孔高大的身材，他目光凝视远方，好像是一个王者，正关注着四方。除了周文王还能有谁呢？孔子通过不断学习、演奏这首乐曲，体会到了这首乐曲的作者应该是周文王。

师襄子一下离开了座位回过头来向孔子行了再拜之礼，然后说，我的琴师在传授这首乐曲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这首曲子就叫《文王操》。我们从这个故事能够看出孔子学习礼乐非常认真和勤奋。

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当时的贵族还要学习射箭和驾车。据说这方面孔子也学得很好，技术水平很高。《礼记•学记》当中记载，有一次在曲阜城西边郊区的一个地方举行射箭演习，孔子也参加了。因为孔子射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很轰动，围观的人都形成了一堵一堵的墙。以上这些都证明了，由于孔子刻苦的学习，他不仅是一个博学的人而且还多能。

孔子常常担心自己的学习不进则退，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在谈学习时有很多名言。孔子对外界的物质生活条件要求不高，他也希望学生不要对日常物质方面的要求太高而影响学习。所以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君子，对待饮食吃饭的事情不要太追求，吃饱了就好了。在居住这方面，也不要求太安逸，能够避风雨就行了。但是做事情要敏捷、勤奋，说话要谨慎，如果遇见有道德的人就要赶快去学习，来改正自己的缺点。他说这才称得上是好学的人。

《论语•公冶长》里面有句话是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说孔子非常勤奋好学，甚至有的人地位比他自己低，他也去向别人请教。这里就体现了孔子谦虚好学的精神。《论语•述而》篇里面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确实是以学为乐、以学为荣。

孔子非常注重教育自己的儿子好好学习。所以《论语》里面记载，他曾经希望他的儿子孔鲤要学《诗》《礼》。这件事情传到外面，有个人认为孔子暗地里给他儿子传授一些秘诀，于是他就私下问了一下孔鲤。结果发现孔子并没有对他的儿子有什么特殊的照顾。由此可见，孔子主要传达给他的学生和他儿子的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秘诀。

 

我们再看第二个阶段，三十而立。孔子先是有了明确的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经过15年的努力学习和亲身实践，到了三十岁左右时，他对礼乐文化有了非常丰富的知识积累，而且也有了实践经验。所以，三十而立到底立什么？根据《论语》，我们说，他这个“立”指的就是立于礼。所以《泰伯篇》里面孔子就说“立于礼”。《尧曰篇》里面又说“不知礼，无以立”。

在孔子那个时代，礼可以说是文化的代名词，也可以说孔子立于礼，实际上就是他立志以复兴礼乐文化为己任，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担当。孔子认为做人最高的境界是仁，所以他说“克己复礼为仁”，甚至他宣称如果“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可见在他的眼中，礼对于人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仁义礼智的仁是他至高的理想，但是要怎样才能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呢？要通过礼。我们现在常说的“三十而立”，已经不是孔子《论语》当中“三十而立”的意思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十而立，就是说人大概到30岁左右应该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了。

大概31岁的时候孔子到当时周天子的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找到当时的大学问家老聃问礼，系统地跟老聃学习礼乐知识，进行礼乐方面的实践。我们知道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当时他在周王室做史官，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甚至可能还兼任类似于社科院的院长、国家档案馆的馆长这样的一些职务。孔子向老子问礼，还游览了当时周天子召见诸侯和国家举行大典的明堂、祭祀祖先的太庙、祭祀天地的社坛等等，这样一来孔子就对西周礼乐文化、制度各个方面有了更为直观的、丰富的理解和掌握。

洛阳之行扩大了孔子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他后来由首都回到鲁国以后，名气就更大了，向他来求学的人就更多了。大概30岁以后他就开始办私学，我们之所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育家，就从这里来讲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官学颓废，私学兴起，这种个人聚徒讲学的情况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在这之前，周王朝是政教不分，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但是到了孔子这个时代，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所伴随的就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就有一种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所以他首先整理濒临失散的上古文化典籍，把典籍整理作为教材，然后创办私学，在民间普及文化教育。当然他当时招收弟子聚徒讲学，并不仅仅是为了当一个老师，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在讲学的时候非常关注当时的政治。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大概在孔子35岁的时候，鲁国发生了一件事，叫“斗鸡之变”。当时季平子和郈昭伯玩斗鸡生了纠纷，这个季平子就让鲁昭公来裁断，鲁昭公早就对季平子把持朝政，把他架空不满，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暗中支持郈昭伯，并且秘密地策划让他的部队进攻季平子。结果季平子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回过头来联合其他贵族一块进攻鲁昭公。最后，鲁昭公失败了，逃到了齐国。你想国君都逃到齐国了，所以鲁国国内就一片大乱。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孔子也离开了鲁国到了齐国，在高昭子家里当家臣。其实孔子到齐国时，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对他非常赏识的，想给他封地，想重用他。但是齐国的执政使晏婴在背后对齐景公说了孔子的坏话，他大意是说这些儒者们都是夸夸其谈没有用处的人，结果齐景公就疏远孔子。孔子没有办法他又离开了齐国，回到了鲁国。回到鲁国后，鲁国的政局仍然很乱，孔子除了偶尔对现实的政治发表一些议论或者建议外，他基本上坚持的是“只发言、不行动”，只是在私下做一点批评，做一点评论，他并不直接的参与政治，因为当时政治比较黑暗。

于是他就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孔子这个学派日益壮大。后来司马迁记载，他的弟子大概有3000人，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

这样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四十而不惑。怎么来理解四十而不惑呢？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指的是不惑于什么？其实他的原文讲的是不惑于义，也就是不惑于道义。那么这个道义就是道德礼仪。因为这个道义就是儒家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就是说孔子到了40岁左右，他有人生的阅历，不断地学习，他认识到了道义，有了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对人世间的事事物物、是是非非，个人的功名利禄、升降沉浮，都再没有疑惑困惑了。

举例来说，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孔子当时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还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有道的话，就可以去入仕，如果它无道的话，就把理想、道德怀抱起来，然后隐藏起来。所以对于孔子来说，当不当官，取决于道德标准。后来他也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富贵人人都想追求，要获得富贵就要合乎道义，不合道义的富贵就像过眼的烟云。所以从《论语》来看，不惑应该是他人格的上升到君子的境界了。

孔子教育学生，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为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他不是要培养专才，他是要教学生做人，这可以说是他教学的理念。孔子当时教育学生具体的内容就是六艺，就是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各种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都体现在人的言行举止上，反映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乐在当时主要包括音乐、舞蹈，也包括颂诗。他通过乐，主要是对学生从情感上进行陶冶，所以在传统上，礼和乐是互相配合的，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对人的德育教育。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驶战车的技术。射和御在当时属于军事技能，也可以说是体育活动。书就包括识字和自然的常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科学知识。数不仅仅是一般的数学知识，在当时还包括计日、计月、计年的历法，古代的历法，其实也包括占卜的术数，都属于数的方面。

由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的教育内容已经非常广泛，完全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如出一辙。如果有的学生单方面发展，他就要进行批评。所以，孔子曾讲，“君子不器”。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孔子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只是像一个器具一样，只有一种用途。

孔子的教学始终围绕着做人这个主题来进行，《论语•学而》当中有一段话就非常典型，这段话大家非常熟悉，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句话来看，孔子显然把学会做人当成一个基础。所以作为一个人，应该先在家里孝敬父母，处理好兄弟姐妹的关系，在社会上谦虚谨慎，讲诚信，泛爱大众，把这个事做好了以后，有余力了，再来学文。所以这里面的学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般的文化知识。所以《论语•学而》里面，他的学生有子也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说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人，做人是根本，根本树立起来以后，人生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学会做人，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仁爱之心，最高的境界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也就是为普天下的民众谋福利。孔子在教育当中非常重视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全面性、综合性。他一身而兼数任，从学生的品德修养、为人处事的教导，到社会和自然知识的传授以及体育锻炼、美誉熏陶等各个方面，他都能够花很大的努力把这些不同的知识有机的融为一体，所以孔子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在教育方面，他经常也以虚心的榜样来教育自己。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就是说我不是生来什么都知道的，我只不过是喜欢把古人积累下来的经验继承下来，然后很勤恳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然后他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说我知道什么呢？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有人来问我的话，我有时感觉我好像空空的，但是如果一定有人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话，我其实是掌握了一种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他说的“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说他对别人的问题或者现实当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他往往从不同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判断，最后能够把握一条中道，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了他中道的思想在学习当中的运用。

当然孔子不仅仅是满足于要做一个教书先生，他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试图用他的知识和思想来改造社会。所以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就是说我怎么能像匏瓜，也就是现在的葫芦，怎么能像葫芦一样自私挂在那里人不吃它，其实就是希望有人能赏识他，这其实反映了他积极入仕的思想。这是第三个阶段。　　

我们再看第四个阶段，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又经过10多年的努力，对天道的觉悟越来越高。他逐渐地就知道了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知道了上天哺育万物和人类的命运，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命运，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孔子谈天命的语句很多，比如，他说“畏天命”，就是敬畏天命。在《论语•雍也》里面说：“亡之，命矣夫。”《论语•子路》里面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尧曰》里面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这里面所说的命或者天命，实际上指的就是天对于人的定命。

从孔子生命成长的历程来说，在学道于礼以后，在认识道义以后，他逐渐地感悟到了天命，逐渐感觉到了上天和他有一种关系。当然他强调知天命，但是又不是听天由命，他还非常强调尽人事。所以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在他看来，人不知天命，一定要从现实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见利必趋，见害必避”，怎么能成为君子？所以知天命实际上也是人的一种修养。所以，孔子从知天命开始，就从君子向圣人转化了。

 

在孔子51岁的时候，鲁国内部的争斗基本平息了。这个时候已知天命的孔子，应鲁定公之召，出任鲁国的中都宰，这实际是个地方的小官。他在做中都宰的时候能够把礼乐教化和政治结合起来，任用一些贤能的弟子来辅佐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所以，鲁定公就非常高兴地对孔子说，您这样的治理方法，能不能在全国推行？孔子说，岂止鲁国，推行到天下都可以。

这样鲁定公就把孔子提拔到鲁国主管水土事务的官位上。孔子上任后经过组织勘察，划分山川、丘陵、平原、洼地，分类安排指导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这使得鲁国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后来鲁定公很快把他提拔为大司寇，主要管司法工作。他在鲁国参政三个月的时候，鲁国整个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贩羊贩猪的商人也不敢哄抬物价了，路上的男女都自觉的分开走，各守礼法。看见别人掉下东西，也都不敢拿回去自己藏起来，其他国家的人到鲁国来做生意，也都不会去求官吏给予照顾。所以孔子治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当然这里面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情就是鲁定公与齐景公的夹谷之会。当时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为鲁定公施行相礼，孔子在这以前做了非常充分地准备。因为齐鲁之会，齐国是有阴谋诡计的，他们试图在两国国君相会的时候，凭武力挟持鲁定公，然后胁迫鲁国。因为当时齐国想称霸，要压制鲁国的发展。那么孔子代行相事，他就提前做了准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所以当齐景公准备挟持鲁定公的时候，孔子以礼乐斥之，结果齐军就敬畏了，于是就定了一个盟约，约定互相之间不再侵犯，甚至把齐国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也归还给鲁国。

这次会面结束后，齐国的大臣就跟齐景公说，孔子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鲁国一定会称霸。它称霸以后，离我们很近，首先会把我们兼并。于是，齐景公就想办法来削弱鲁国，他在齐国特意选了80个美貌的女子，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他们学会舞蹈，同时再配120匹骏马，一起送给鲁定公。鲁定公得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就贪图享乐，不再过问政事。孔子和他的学生越来越感到失望，他的学生子路就说，老师，我看我们不能在这里干了。我们还是离开吧。孔子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他回答说，这次鲁国国君在郊外要搞郊祭，我们看他郊祭以后能不能把郊祭的烤肉再分给大夫，如果他还分给大夫们，就说明他心目当中还有这些大夫，如果他不分，就说他对大家没有任何需求了，那样我们再走吧。

结果，这个鲁定公确实是违背了常理，郊祭以后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这样孔子就彻底地失望了。他眼看鲁国政治已经不可能大有作为了，然后就带着他的学生步履迟迟地离开了鲁国。于是他开始周游列国，看哪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能够尊重他，能够用他和他的弟子。

这样他辗转于魏、曹、宋、郑、陈、蔡、楚等很多的诸侯国之间，也曾经在周游列国中遭遇国很多艰难困苦，甚至是生命危险，可以说是颠沛流离。或许是因为他的主张太理想化了，或许他的主张不符合其他国君的口味，总之，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使用。

孔子周游列国屡屡受挫，遭遇凶险，但是他最终能够逢凶化吉，往往在关键的时刻他是以天或者天命来支撑自己。比如，他周游列国时曾经被人围困，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危急，他的弟子都很害怕，但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个意思就是说周文王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文化道统没有丧失，不是都在你我的身上吗？如果上天真要灭绝这个文化道统的话，那今天就让匡人把我们都杀了。他非常自信，这个自信就来源于上天，就是因为他觉悟到了天道，感悟到了天命。所以，他说既然天不灭绝这个文化道统，那么匡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

 

后来孔子又来到宋国，有一天他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乐，宋国当时的一个司马，就是地方上的一个小的军事的首领，他不喜欢孔子，就想加害孔子。但是他一时也找不到理由。所以他就派人砍伐这棵大树威胁孔子，这个时候他的弟子就有点害怕，就催促孔子赶快离开，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因为这个司马叫桓魋，也就是说上天既然赋予了我道德的使命，那么这个司马桓魋他能把我怎么样。

当然他提到天命并不是宿命论的意思，而是孔子借此来表达自己无论如何艰难都要继续自己崇高的事业，他表现了得到天命的一种自信心。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遇到挫折时是通过天命对自己有种安慰、鼓励。孔子知天命大概是50岁以后，这可能与他晚年研究《周易》有关，因为很多资料记载他在50以后非常认真、勤奋地研究《周易》。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欢《周易》，“韦编三绝”，古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用线绳把它连起来的，孔子经常读这个书，结果线绳都断了三次，然后又把它给连起来。最后他说如果再多给我几年的话，早一点读《易》的话，我现在有很多事情就可以豁然开朗了。

后来考古发现的帛书《要》里面还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个意思就是说孔子晚年非常喜欢《周易》，他住在哪儿就把《周易》放在床的旁边。他行路的时候经常把《周易》背在背囊里面。

经过长达14年的周游以后，孔子终于在暮年返回鲁国，但是鲁国终不能用孔子，孔子已不求仕。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有68岁，也就是他说的“六十而耳顺”，也逐渐地接近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

所以我们看下面第五个阶段，六十耳顺。对于六十耳顺的“耳顺”，传统的解释很多。主要的意思大概是说随着个人修行的成熟，孔子能够做到听别人的话，就能非常深刻地理解其中的意思，就像我们俗话所说的“听人听声，锣鼓听音”，就能够知晓人话语背后更深刻的内在的涵义。这个解释也通，但是现在我自己通过研究，我觉得孔子知天命以后，他又修养实践了10年，所以他就越来越明自然有它规律。所以，他对人世间相异的意见，相反的言论，甚至有忤逆不顺的反应、刺激等，他都能够心平气和的听取。也就是说，从知天命的必然王国要达到心随所欲的自由王国，这中间要经过一个放弃自我的耳顺的阶段。

我们看天不言和他这个耳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耳顺也可以说就是成圣的关键。因为古代有些文献就讲圣人可能听觉特别灵敏，能够闻天地之间的事情，就是说听到什么东西以后，他就能够有非常深刻地理解。所以古代圣人的“圣”字，它一边是一个耳朵，一边是一个口，当然底下是一个王玉，这是古代繁体字的圣，那就是说圣人确实与耳朵、口有关。所以孔子到了耳顺的阶段，他可能就离圣人的境界不远了。

 

下面就是第六个阶段，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关于这句话，传统的说法很多，孔子到了70岁进入到圣人的境界，这个时候他心性微妙圆通，能够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德，从容中道而不忤逆任何的法度。当然有的注释家把“矩”，把不逾矩的矩解释为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就是指的儒家的忠恕之道，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但是按照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孔子他在耳顺以后，不管外在的人生的际遇如何变化，他自己都能够心态平和而坦然。所以到了晚年以后，他能够经常静静的体会天人之间的这种真谛。于是天道就开始逐渐地在他的身上不断地流淌，他也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转变，他个体的生命和天道逐渐地逐渐地融为一体，他就是道，道就是他。所以到后来他就发出一个感叹，从今往后，我就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按照儒家来讲，道不远人，道不离器，所以这里面其实道就是矩，矩也就是道。我的理解，孔子到了这个时候，他内在是从心所欲，多合于大道，然后他法止于外，就是规矩，就是礼法。所以他够能够合内外之道，把内圣与外王打成一片，就圆满的完成了圣人的人格。所以这个不逾矩，并不是说不逾越外在的、现实的、既定的法度，而是说孔子到了这样一个人生的境界以后，同时是顺心而为，同时又合于大道。他所说的，他所做的自然就是法度。

他从耳顺到从心所欲，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飞跃，就使得孔子摆脱了生命的局限，从而进入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通神明的圣人境界。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他是经过了下学上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超凡入圣了，这就是儒家所讲的既内而外的一种超越性的道路。

 

四、孔子的人格理想对于现代人的意义

孔子的人格理想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当中曾经有一段话写的非常地动情，他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到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就是说《诗经》有这样的，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但是我心理还是非常向往的。我读了孔子的著作，想见到他的为人，我到了鲁国来参观孔子的庙堂、车辆、服饰、礼器，亲自看到学生们按时的到孔子的旧宅当中演习礼仪。我看到这些情景，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流连忘返，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很多很多，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是显贵荣耀，可是他们一死以后，什么都没了。可是孔子他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代，就是从孔子到汉代传了十几代，现在的读书人仍然尊崇他为宗师。而且汉代非常重视孔子儒家，所以当时从天子到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判断衡量事物最高的标准。所以他最后概括一句话，他说孔子真的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从汉代以后，孔子这个形象在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当中就根深蒂固了。现在大家对孔子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些遮蔽了孔子的真面目、真精神，有的时候会干扰我们对孔子研究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孔子、学习孔子？那不是孔子需要我们，而是我们今天需要孔子。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总书记到曲阜参观了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在孔子研究院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论语全集》和《孔子家语通解》，饶有兴趣地打开翻阅，并表示要仔细地看一看。

 

当时这两部书的主编杨朝明教授，为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在当代的价值，并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

2014年9月24日，习总书记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他引用了《论语》当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作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嘉宾和专家学者的开场白。这次讲话当中，他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这表明了习总书记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信号。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我想我们学习做人要特别重视学习孔子，学习儒家。宋代的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再深问一下，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半部《论语》干什么？其实就是学做人。所以，《论语》当中既包含着我们个人的修养，同时它也是治国平天下的一部经典。

《论语》当中孔子讲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可以说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一个简洁的表达。当然我们不应该满足仅仅做一个凡人，我们还要向上努力，做一个士人、君子，再向上努力，走向圣贤之道。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成贤成圣，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努力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人的生活就能变得越来越幸福。我们会造就一个有道德、有修养、讲礼仪的君子之国，最终实现“中国梦”。在此，我愿意与大家共勉。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1221/8563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