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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珂:理解“严”字当头 做到用权为民
2015年12月22日 14:54
徐珂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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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同志们,大家下午好。严以用权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关领导干部作风的核心问题。今天我很高兴借助宣讲家网以“严字当头,用权为民”为主题同大家一起学习研讨。
首先,我们学习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权为民的重要思想。
严以用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来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用权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的权力来源、用权对象做了多次论述,告诉了领导干部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而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一堂必修课。
第二,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如何用权的问题。
第三,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针对领导干部在用权方面不严不实的现象来讲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以用权的重要思想为我们的广大领导干部严以用权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次,我们总结回顾一下领导干部在用权方面的共识。
当前,经过党校的系统教育、行政学院的系统培训,以及现实工作中的实践锻炼,特别是干部教育培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具有一定的党性修养、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用权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第一,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干部或者是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我们具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权力,我们就是普通群众。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力是干部身份的象征,是干部合法性的标志。
第二,我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的《宪法》做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千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权力,成为权力的主人,但是权力的具体执行还掌握在官员手里。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再由多数代表的意志授予各级各部门的国家机关。于是,官员便成了国家权力的具体操作者,官大权大,官小权小。
第三,我们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导下,我们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掌权者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性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而在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原本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警卫团召开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题目,是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座右铭、行动口号和法定义务,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
第四,离开了人民,我们的干部就会失去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唐代的魏征在上疏唐太宗时也说过这个话,意思是说当权者不能离开老百姓,离开老百姓的皇帝必然是亡国之君。王朝更替,天下易姓,老百姓仍然是老百姓。列宁曾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才能进行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这是对党群关系的阐释。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历任党的领导人都反复告诫全党,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我们党将无法生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党至高无上的根本政治价值取向,是每名党员干部的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这一根本价值取向,牢固树立这一核心价值观,我们党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员干部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忠诚的社会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从而继续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过去拥有的现在仍然拥有的,现在拥有的今后永远拥有。
我想,没有哪一位领导干部不能理解、不能掌握这些道理。但是,我们又出现了更大的疑惑,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对这些重要思想认识得如此清楚,为什么仍然存在诸多不严不实的问题?我想肯定是在认识方面出了问题才导致大家在如此清楚的重要思想和理论面前出了问题,有的还出了大问题,栽了大跟头。
今天的课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在当前形势下为什么要强调“严”字当头,为民服务;二是严以用权、为民服务的主要内涵是什么;三是如何做到严以用权、为民服务。
一、深刻理解“严”字当头、用权为民的重大意义
在这一部分,我们着重回答了在当前形势下为什么要强调“严”字当头,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后,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取得了执政权的合法性。如何运用手中权力治国理政,成为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我们先看看党的历代领导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强调,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关于严以用权,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权力异化和腐败问题。他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更明确指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敏锐地认识到,不仅在目前,在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于我们党和政府而言,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都是一个大问题。为此,他认为我们党每隔一段时间就应当来一次整风运动,斗私批修。
邓小平同志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党和国家的权力都来自人民,各级领导干部要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大众服务。领导就是服务,服务是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应当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民公仆。领导者理应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关于严以用权,邓小平同志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看待和运用权力,必须废除终身制,坚决反对干部特权制,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及法外权,也就是超出法律制度、党章,以及有关政策规定权限之外的权力。一些干部利用自身的领导地位和手中的权力,为个人和家庭谋取不当利益,从而非法、违规地侵占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这些都必须纠正和制止。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用制度规范和监督权力。首先主张建立健全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其次主张建立铁面无私的监督制度。邓小平同志认为,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党派监督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由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监察”。
江泽民同志指出,权力的运行本质上讲就是服务,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权。“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江泽民同志还指出,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等标准来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正确地行使了权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关于严以用权,江泽民同志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网束缚,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解决以权谋私、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法制进程,健全社会主义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
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绝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力,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指出,必须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深扎根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全面落实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动上,关键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他认为,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历届领导人着力阐述的是权力来源和如何用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严以用权”,并且把“严以用权”放到“三严三实”中去阐述,既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继续,又是作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在座的各位领导干部都理解了用权为民的一般涵义,鉴于我们在新常态下更突出了一个“严”字,因此,全面把握“严”字当头、为民服务的重大意义,应当更多地把理解的重心放到这个“严”字上。
过去我们也讲用权为民,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更加强调“严”字当头呢?第一,强调“严”字当头、用权为民,是为了让更多的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提供更多的组织和人才保证,进一步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2013年6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中特别要求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我们再看一下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优秀共产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称号之一,一般授予各方面比较优秀、工作成绩非常突出的共产党员。201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中指出,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努力做到“五带头”——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是:理想信念好、思想作风好、岗位业绩好、服务群众好、履行义务好。
这些年来,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沈浩、杨善洲、刘金国……这个可以不断排列下去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名录,充分表明好干部绝不是个例,而是各级干部的主体。他们牢记党的使命,依法执行公务,真心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社会,以坚定的信念、崇高的品格、过硬的本领、无私的情怀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群众公认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违法违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尽管占据极小比例,但是也在逐渐增多。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2006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给予党纪处分97260人,占党员总数的1.4‰;2010年受党纪处分的人数占党员总数的1.5‰;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比2013年增长近三成。我们应当承认,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只是极少数,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所以腐败越反越多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主要表现为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干部违法违纪行为问题突出,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依然易发多发,与民争利,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面对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任务,我们要减少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减少领导干部犯错误的机率,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领导干部。我们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字当头,用权为民,使更多的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成为优秀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只有这样才能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的组织和人才保障,这是从优秀党员和优秀领导干部数量上讲。也就是说,优秀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多了,为人民群众办好事的多了,人民群众拥护的就多了,执政基础就会越来越牢固。反之,优秀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少了,都成了与人民群众对立的反对分子,我们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就被孤立了,变得无助了。像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从广安门进来,皇帝、贵族闻风而逃,旁边围观的群众给八国联军指路、提供食物。这个时候贵族、皇帝和群众对立尖锐,大清朝气数已尽,只剩苟延残喘了。我们党,我们的领导干部要铭记历史,吸取教训。
第二,强调“严”字当头,用权为民,就是为了解决权力干预过多,管理粗放等弊端。要按照社会和自然规律用权,顺势而为,精细管理,从而提高用权质量,使权力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得更大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权力使用上主要是权力主导、权力干预过多、管理粗放。当然,这些特征要一分为二地看,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又有时代的局限性。
我们先来看看权力主导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将其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高速增长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公平而论,中国快速发展既有市场化改革的作用,又有政府的积极推动。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采取一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其特点是,第一,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关键性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第二,各级政府直接掌控国有资源,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第三,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第四,政府投资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推手。于是,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越伸越长,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边缘化”。政府成为主宰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一方面带来中国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后果。如果继续依赖政府主导,在“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发展是第一要义的习惯性思维主导下,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定会造成如下的市场扭曲:
一是在权力保护下,资金和土地等资源以低于市场的管制价格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拉大贫富差距,社会阶层严重对立。二是权力缺乏有效地硬约束,有些“猫”与权力结合起来,划定垄断区域,不准别的猫到自己的领地来抓老鼠,从而滋生权力寻租。三是在增长主义形态作用下,权力容易着眼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经济增长,全面招商,大干快上,搞基建,上大项目,以牺牲环境或资源错配为代价来做大GDP。四是“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财力,由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而提供公共服务却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该干的没有干好,不该干的又插手太多。有人总结说,权力主导能够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很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我们再来看看权力干预过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权力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所以在发展中必然会产生权力干预过多的现象。当今社会,本来理所当然应该办理的事情,可一些地方、一些官员却以种种借口拖着不办。我们的一家民营股份企业需要到美国购买一些股票,可我们的政府官员却在审核中说,“你到美国购买这些股票是否能赚钱?”这完全属于这家民营企业的自我经济运行行为,可我们的官员却拖着不办手续,怎么办?只有进一步拉近关系或者干脆不去美国购买这些股票。
前段时间,有一家民营股份企业在西北部的一个城市投资一个大的商业项目,协议都签好了,可一个处级单位的官员却借口这个规划、那个手续待研究审批,迟迟拖着不给办,给这家企业的投资带来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些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本来属于政府部门正常合理解决的事情,非要上级部门领导乃至中央领导批示才给予解决和办理。老百姓大呼批示解决的官员是好官,这其实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一大悲哀。
2015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有家媒体报道,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能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本来想出去旅游放松一下,结果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海南,一位基层优秀工作者参与全国劳模评选时,仅报送材料就需要盖八个章,结果他跑了几天也没有盖全,最后还是省领导特批才得以解决。盖完章,他当场就哭了。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呢?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的“障碍”?
第三个故事是李克强总理在厦门主持召开部分台资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一位台商代表告诉总理,他在大陆经商最大的困难不是优惠政策不够,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研究出来的一个东西,马上就有人模仿,打官司、找政府,都没人给解决。”
我们现在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的一些该管的事没有管到位,但是对于一些不该管的事,手却伸得特别长。权力干预过多,不但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恶化了干群关系。从根本上讲,政府过多的干预,特别是对市场的干预,很多市场门槛过高,导致行政审批许可过多、过滥。而且,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被垄断,对权力的垄断导致权力的市场化。
最后我们看一下管理粗放的问题。由于我国致力于发展经济,所以“大干快上”。但是,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指在市场上某种商品卖的快,买的多,货物供不应求),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原因,故而我们过去的管理是粗放的。粗放管理是指不计成本与效率(效益)的粗疏、不细致的管理方式,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有投资和需求所拉动的规模增长,而不是有计划、长足的发展,管理浮于表面化,往往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差不多的管理,而根本谈不上是准确、科学的管理。
粗放管理实际上是一种短暂的管理,事先并没有进行足够的长期规划,政策往往是朝令夕改,不稳定性极大,抗风险能力低下,粗放管理忽视效率、效益、质量和服务,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提出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力,提出政府权力清单,开展改革限权、依法确权、科学配权、阳光示权、全程控权的“五权”工作,重点解决权力干预过多、干预市场过多、取得无据、过分集中和暗箱操作等问题。
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用法治规范权力,这些措施都是严以用权的具体表现。比如简政放权。目前,中央行政审批事项有1700多项,中央政府承诺在五年内取消下放三分之一以上,有567项。一年来,中央坚持放管结合,削减了632项,涉及1500多亿元。同时,发改委于2015年1月1日设立政务服务大厅,一口受理、限时办理、透明办理、网上办理,并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为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强调权力主导、权力干预过多并不好,而是要按照社会和自然规律用权,顺势而为,精细管理,从而提高用权质量,使权力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是从用权质量来讲的,是针对不严不实的现象。
第三,强调“严”字当头、用权为民,就是为了解决权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缩小同级各类干部的权力差异,维护干部权益的公正,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面我们讲的权力主导、权力干预过多现象,实际上主要涉及的是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显然,权力主导、权力干预过多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
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存在权力差距的。也就是说,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根本就不是同级别的行政机关,权力也是不一样的,权力效率有大有小。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行业之间、不同单位之间,甚至不同地域之间,同级各类干部权力是不一样的,也呈现出权力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往往造成了一些干部之间贫富差距加大,一些干部心理不平衡,影响干部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先看公务员群体。同级公务员,不同岗位权力、权益是不一样的,差距有时还很大。不少青年基层公务员发帖称,一大群基层公务员薪水低、压力大、被误解。这里反映的是基层公务员和上级公务员的用权差距。中央机关的一些处长级领导干部,管的人一般不超过10个人,办公经费也较低,但是拿到一个县里来讲,处长就是主要领导。有的处级干部要管几十万、上百万人,一年产值有几十亿、几百亿,用权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差距还不足以说明同级公务员的权力差异对严以用权的影响,因为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对严以用权的规定也越多。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招考公务员的时候,考生对各单位的选择,大部分考生关注的是进的是不是机关,是行政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的公务员,是一级机构还是下属机构。另外,好的单位有差的岗位,差的单位有好的科室,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很多考生认为,从长远来看,还是尽量选择行政公务员,毕竟事业单位以后要面临改制等。这反映了因为单位的不同而影响了严以用权的效果。
我们再看企业的干部群众。近期,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最新雇主需求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从2015年秋季广州各行业的薪酬情况来看,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行业以9975元的月薪高居榜首。其次为保险,薪酬水平为8595元。再次为银行,平均月薪为8513元。根据该机构的在线数据显示,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分别是土木、建筑、装修、市政工程、财务、审计、税务和人力资源。此外,行政、后勤、文秘、交通运输服务等岗位的竞争也较为激烈。由于房地产市场回暖,土木、建筑类的职位吸引了大量的求职者,因此投寄数量多,导致职位竞争激烈。这是从民营企业来看的行业差距。
拿国企来讲,年薪百万以上的国企的老总比比皆是,副总也要几十万起。而且手头资源多,手段灵活。和公务员群体相比较,一个部长级领导干部年薪也拿不到30万,差距是相当大的,这就肯定影响了严以用权的效果。因此,相对来讲,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企业年薪制。一方面,企业降薪后,收入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公务员工资的确有所上涨,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像银行、电力、交通、工商、税务、教育、高科技、上市公司等行业来讲,尽管降薪后工资少了一半,但仍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差距的缩小有利于公正用权,更好地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严”字当头、用权为民,就是为了改变并克服影响用权不严的外在环境,着力保持在惩治高压态势、强化权力制约监督、筑牢拒腐思想根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让政治生态的天空晴朗起来,为公正用权营造良好的氛围。
我们用考任制、一票取人或者是评议制等选拔人才,这些制度都有各自的优长,也有很多缺陷。当然,这是党委领导和组织部门怎么样选贤任能、选拔任用干部,但是,当干部被任命一定的职位后,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如何“严以用权”的问题。我想,在这个方面,环境对于干部用权起着重要的作用。
激励保护制度机制、监督制约制度机制等制度机制,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社会环境因素是干部严以用权的保障和土壤。《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题目是《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有可能是优秀干部》。就是说在单位里是优秀干部,符合干部的“五好”标准,但是把优秀干部放到社会环境里来衡量,却不一定管得了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者自己有计划地让老婆定居国外,儿女出国留学,财产基本转移,随时准备“跳船”。一些官员在单位里是优秀领导干部,但是同时也选择了做“裸官”,这个事情说明环境因素对于干部用权影响很大,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我想,社会环境是干部用权的生态环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干部的用权。当然,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社会环境对于干部用权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就拿一个方面来讲——人情对干部用权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及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为了实际上的功利心突破了血缘关系,将非亲属也纳入自己的交往范围和圈子,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熟人关系、关系社会、后门社会,老乡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上级与老领导的关系、朋友关系等纵横交错,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的生疏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的目标。在这里,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现象。今天,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权益之网、关系之网。小孩升个好学校要关系,去医院看病需要关系,盖个房子、批个用地需要关系,升官需要关系,出国需要关系,做生意需要关系,找工作需要关系,违法违章需要关系,偷税漏税需要关系。小的来说,就连买张火车票,去商场买件东西都需要这些陈词滥调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已经成了某些地方的通行证。在这样的关系环境下,一些地方干部执行中央政策和上级命令的时候,首先靠的是关系,首先编织的是一个庞大的关系之网。
在古代的故事中,一些骗子就深谙为官的“关系”法则,纷纷着轻裘、跨肥马,打扮成翩翩干部的亲戚模样,公然行骗,骗小官、骗百姓,并能频频轻而易举地得手。今天,冒充税务干部到企业高价推销书籍、冒充高干子弟到地方坑蒙拐骗的也大有人在,甚至还有人在冒充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和某某领导有关系,好办事。大家都得拉关系、走关系,最后谁会为这种特权后的牺牲买单呢?那只能是大部分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关系”的时髦不仅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权益,还损害了社会的公正公平,并且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我想,这个社会,如果只讲人情世故,用权都要考虑人情关系,就不可能做到严以用权。
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部门用权做了明确地规定。他指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靠关系人情用权的现象还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可能一下消灭掉,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种必然性为借口,不去有效改变这种靠关系人情用权的现象。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能企图一夜之间或者短期之内就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依据历史现实看待靠关系人情用权的现象,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步加以改善,并最终有效解决靠关系人情用权的现象。
怎么解决呢?就是要在制度的严密性上下功夫,要紧一点,朝严一点的标准努力,切不可“牛栏关猫”,而是要针对权力配置、权力行使、权力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把制度之笼扎紧关严。也就是说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严以用权的社会环境,让政治生态的天空晴朗起来,为公正用权营造良好的氛围。这是从环境角度来讲的。人毕竟是环境的动物,干部用权必须有好的政治生态。
第五,“严”字当头、用权为民,就是为了改变严以用权的一阵风现象,坚持严以用权的可持续性,从而使严以用权长期持续坚持下去,始终坚持广大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字当头、用权为民,不仅难在如何做到严以用权、为民服务,而且更大的困难是如何使严以用权、为民服务可持续化、常态化。“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是民间的一句俗语,它所含的寓意很简单,一目了然:经常在河边走,哪有鞋子不沾泥带水的。所以严以用权常态化是最难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要坚持不懈开展作风教育,始终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做得好的要不骄不躁,继续做下去,做得不到位的,要不怕镇痛,痛改前非,不再复发。对于那些心存侥幸、希望“一阵风”的,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让他们丢掉幻想,自觉回头,不要在错误的想法上、错误的做法上越滑越深。广大干部要常记于心,始终坚持的一项准则,就是要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做到严以用权不松懈。因此,严以用权难在坚持,贵在常态化,这是从时间角度讲,强调的是严以用权的可持续性。
二、全面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严以用权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规范和制约权力,始终做到严以用权。这方面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体现了党中央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在这里,实际上也是对广大领导干部严以用权的要求。
第一,带头执行八项规定。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到各地各部门的贯彻落实,从言出必诺到锲而不舍,从通报曝光到严肃查处,从“狠刹”时间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到整治一张贺卡、一盒月饼背后的奢靡之风,八项规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件,处理党员干部3042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7692人。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20起,18673人受到处理,1135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从3月份起,上述各项数据总体呈逐月上升的态势。
各地细化八项规定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各级党政机关五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出台会议费管理新规,狠刹会议费支出;严禁公款购买、印刷、寄送贺年卡等物品,严禁元旦、春节期间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发布实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风政风带动了社会民风的好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百姓的共识。餐饮业、礼品业、酒类行业正在摆脱畸形发展,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第二,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据党的十八大部署,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身示范和有力领导推动下,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从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到整治培训中心的腐败,从整治“裸官”问题到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再到整治领导干部参加天价培训,在活动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将多个群众反映强烈、直接触动利益“奶酪”的问题纳入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治范围,打出“组合拳”。历时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交上了一本反“四风”的明白账,亮出了一份作风建设的成绩单,在干部群众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使全党、全国为之一振。
第三,抓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党员干部修身做人就是做合格的共产党员,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自身修养,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能否正确为官用权是最经常、最现实的考验,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对待权力问题上都要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切实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同组织的关系,对权力要有敬畏之心,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绝不能把公共权力异化为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党员干部作为党和人民群众事业的骨干,在其位就谋其政、尽其责,就能干事、干成事,要树立正确事业观、政绩观,切实解决好“为谁干事、怎么干事”和“追求什么政绩、如何追求政绩”的问题。树立敢于担当的精神,弘扬正气,坚守正道,坚决纠正“只当官不干事、只揽权不担责”的现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打老虎”、“灭苍蝇”,充分体现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彰显了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打虎”级别和领域不断突破,反腐决心有目共睹。2013年有18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2014年是59人,2015年是48人。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规违纪问题5.3万起,处理党员干部7.1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万人。在着力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强化权力制约监督、筑牢拒腐思想根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对8600多万党员的严管前所未有,八项规定、反“四风”、制度化的中央巡视等“紧箍咒”渐成常态。
第五,以抓改革激发活力。这也就是指的改革的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措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90多项重要的法治改革措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与活力。一些多年来停滞不前的领域冲破利益藩篱,得以强力推进。简政放权、废除劳教、放开单独“二胎”、调整收入分配、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户籍、纪检、军队等领域的改革都已着手实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提出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提出政府权力清单,开展改革限权、依法确权、科学配权、阳光示权、全程控权的“五权”工作,重点解决权力干预过多、取得无据、过分集中和暗箱操作等问题。
第六,以法治规范行为。第一点,法治是制度的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制度具有根本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人对制度的执行就可能打折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制度的执行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只靠组织纪律和监督保障,我们现在讲法治,就是在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人必须遵从并强制执行的制度规范。这样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更高的台阶。
第二点,法治是避免人违法犯罪的手段。比如说,《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为了消除孙悟空的叛逆性格,观音菩萨送给唐僧一个紧箍圈,并传授唐僧紧箍咒,只要唐僧觉得孙悟空有错就念紧箍咒,孙悟空是被控制了,但是唐僧本人呢?肉眼凡胎,不会辨别妖怪,被妖怪欺骗,常常错怪孙悟空,那么怎么办呢?为了避免唐僧犯错,有效的方法是给他戴上紧箍圈。为避免妖怪们作乱,有效的方法是要给妖怪们戴上紧箍圈。我们看《西游记》的第17回,孙悟空无论是用武力还是智取,都没法从黑熊精身上取得半点便宜,最后还是观音菩萨给黑熊精戴上紧箍圈才使得黑熊精走上正道。在第40回到第42回,孙悟空奈何不了红孩儿,观音菩萨也只有用紧箍圈收服了他。
全面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给党员领导干部、人民群众、敌对分子等所有人都戴上紧箍圈。教育、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避免人们犯错、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但还要给人们戴上法治的紧箍圈,在头上悬上一把法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点,法治是实现个人幸福的保障。法治是实现个人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可靠保障。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很好的商业创意,如果不迅速付诸实施,可能会失去先机。如果一个证件办半年,黄花菜都凉了。这就要求政府得给力,要依法行政。比如依法明确财富归谁所有,如何交易,用强有力的司法维护规则,否则社会成员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说没就没,签订的合同说作废就作废,恐怕没有人敢去创富了。
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醉驾入刑”实行三年多来,机动车年均递增1500万辆,驾驶人平均递增2000万人,道路里程年平均递增12万公里。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发生涉及酒驾、醉驾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诉和死亡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25%和39.3%。现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全民的习惯,这就是法治的力量。因此,法治是全体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就没有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就没有发展的保障。
第四点,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例如,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建设。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和地区,却往往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当今中国,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
首先,法治是理性的政治。理性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统治者优良。其次,法治是驯化了的政治。它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肆意任性的状态。再次,法治是有序的政治。法治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人都必须遵从的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它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议会,还是领袖、官员,都须忠实于法律,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法治是和谐的政治。法治为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之间的和平对话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渠道。统治者不用担心失去权力会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被统治者参加政治也不用冒着生命的风险。在法治的体制下治者和被治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呈现一种和谐的状态。
三、努力掌握严以用权、为民服务的主要措施和方法
1.要深刻理解严以用权的主要内涵
什么是严以用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在百度百科中,“权”字,本义黄花木,“因其坚硬、难以变形,被用于秤之杆、锤之柄、拄之杖”,从而引申为“衡器”,与物之重量相关联。现代意义上的“权”,就是从衡器引申为动词并获得“在审度之后作出决定”的含义。事实上,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双重的本质。一方面,作为社会活动的管理调节职责,即“支配或指挥别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人们利益谋取和维护的手段,即“享受利益的工具”。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严以用权的主要内涵呢?第一,从关系看严以用权。第一个是严以用权反映了权力与干部自身的关系。权力虽然是党员领导干部代表人民群众行使的,但赋权以后,权力就是党员干部的,那么,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能不能分清公权力和私权利?权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当中也包括自己。党员干部严以用权,就要给老百姓多谋福利,获得老百姓支持,而不是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关键时候,老百姓就感激,党员干部就如鱼得水,就会获得老百姓的帮助。这就是说严以用权必须是大公无私,就是说严以用权要先管好自己。
第二个是严以用权反映的是权力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管好自己,在自己享受应有权利的同时还要为他人服务。管理他人,也要赋予别人一定的权力。在这里,严以用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服务管理意识的能力,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就是说党员干部也得做工作,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而做。但是由于缺乏管理服务意识,特别是能力,就陷入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侵害了他人的权益。
第三个是严以用权反映了权力与社会的关系。权力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施的,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强制力。但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还包括各种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势力对权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如果形成某种统治社会、支配社会的力量,就会对国家权力产生巨大影响力、支配力。一方面,在社会层面上,党员干部容易犯的错误是人情观和金钱观,由于市场经济和传统习惯的影响,这两个关口是不好过的。过好这个关口,恐怕要靠法治和规则。另外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一些妄图颠覆我们党政权的势力,往往依靠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来发挥作用。这一点很危险。权力到了这个层面,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甚至我们党的生死存亡的事情,而绝非危言耸听。
第二,从内容看严以用权。也就是按照经济社会和自然规律公正用权。一是要符合社会和自然规律。二是权力公正。三是可持续。我在意义当中讲了一些内容,我想,寻求各个行业、中央和地方同级权力的平衡公正,需要推进行政管理创新来加以解决。在用权方面,“严”字当头并不是说权力过分介入,无论是严格用权,还是严密用权都不是用权严苛。我们说严以用权是难的,只要是用权,就必须从心所欲不逾矩,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和自然规律。所谓社会规律,就是指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的联系,它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人们的活动得到成功,从而获得自由。在社会生活中,归根结底,人们只能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内实行自由。所以,党员干部用权遵循社会规律,必须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所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内,否则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比如,超出民力承受能力,有的人就会去上访。
自然规律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即物质运动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自然规律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不能任意改变、创造或消灭自然规律,如日食、地震、风雨雷电等。人类运用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还要受人的社会实践状况与水平的制约,并同社会规律发生一定的联系。领导干部用权要遵循自然规律,注意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比如权力要推进经济发展,却破坏了环境,影响了人类的身心健康。
第三,从本质看严以用权。严以用权的本质就是权责统一。所谓行政职权,是指行政主体依法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时拥有和行使的国家行政权。所谓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权责统一,就是指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实际上是赋予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行政机关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者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相关法规将权责统一确定为一条立法原则,率先在制度建设上注重保持行政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任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履行相应的行政责任,在履行行政职责时,也应当享有相应的行政职权。没有无职权相伴的职责,也没有无职责相伴的职权。职权可以保障职责的履行,职责又对职权的行使进行制约监督,保证行政权力的运行不出轨、不失控、不缺位、不越位、不滥用、不怠用、不侵权、不谋私。这样就能够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权履责,做到依法行政。职权和责任的统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职权与职责的统一和分离,总是处于相互交错发展的过程之中,容易出现有权无责、大权小责、强权弱责、实权虚责等问题和法律实施上的权责分离、揽权弃责、行权违责、滥权代责等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权责统一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新的统一,使权责统一的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矛盾的运动过程构成了行政权力的运作系统。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克服在权责统一问题上容易出现的盲目乐观、理想化、责难、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等思想情绪,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掌握实现权责统一的规律,始终不渝地落实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过程。
第四,从任务看严以用权。从任务看严以用权处理的核心是权益。权益是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就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法律确认的权利。宪法是根本大法,由我国现行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民权利的清晰界定,也就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职责的要求。《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24项条款中,涉及公民权利的条款有18条,规定了公民20多项自由和权利,涉及政治、经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宗教信仰、批评建议、控告检举、劳动休息、养老、抚恤、保护妇女儿童、婚姻家庭、受教育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我们常常说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的就是这种权益。
2.客观分析用权不严的危害和原因
当前,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能够正确看待和运用严以用权的。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用权不严,用权任性,胡乱作为或者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公权私用、假公济私、滥用职权、为官不为,以人情代替原则,用权不公正,做人不公道,处事不公平,主观武断,目中无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负责任,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用权不严的危害和原因。
第一,主要危害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严重。践踏公权,损害公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影响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干部队伍的形象,给党和国家的事业、给人民利益造成损失,败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二是对家庭和个人危害巨大。在政治上,断送政治前途;在经济上,变得倾家荡产;在名誉上,落得身败名裂;在亲情上,众叛亲离;在家庭上,家破人散;在自由上,深陷囹圄,失去自由;在健康上,长期心惊胆战,伤身害体。一句话,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做到严以用权,必将害党、害国、害人民、害自己,最终必将是断送人生的路子,抹掉头上的帽子,腾出臀下的位子,吐出储蓄的票子,搬出居家的房子,抹黑亲人的面子,搭上自己的身子。真可谓:用权任性一阵子,必将害苦一家子;人生辛苦一辈子,最终一无所有进笼子。
第二,用权不严的心态。古语说“善恶一念间”。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做到严以用权,取决于用权的心态,心态反映一个人的品德和修养。心态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心态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个追求权力占有和独特享受,把权力当作身份等级、荣誉地位和权势的资本,甚至是炫耀权势的领导,心中一定充满了以权谋私的恶念。这样的领导怎么能够做到严以用权呢?一是逃避心态。认为只要遵循潜规则、随大流就会法不责众。二是脆弱心态。认为只要把住大节,不计小节,放纵一下也无妨。三是侥幸心态。认为托自己办事的都是朋友、熟人,关系好、靠得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一定不会出事。四是吃亏心态。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奉献一辈子,没有得到提拔重用,没有得到表彰奖励,老实人吃亏,于是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的想法。五是贪婪心态。个人占有欲强烈,盲目攀比,追求奢侈生活,追求名利地位。六是麻醉心态。是非不清,失去理智,执迷不悟,不引以为戒。七是盲目心态。天大地大,我是老大,不知厉害,不顾后果,胆大妄为。
第三,严以用权的途径和方法。第一是管好自己,不谋私利。君子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别人呢?身正不怕影子歪,做好自己是严以用权的基础。如何管好自己,我认为要过好五欲关。
俗话说,生死根本,欲望第一。欲望是每个人生活情趣最内在、最基本的根基与必要条件,也是广大干部深入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最大关口。在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的推动下,人在不断占有客观对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情趣。但是健康的生活情趣是有限度的。由于欲望满足不是绝对的,总有新的欲望会无休止地产生出来。欲望的过度释放会造成破坏的力量。
叔本华说过,欲望过于剧烈或者是强烈,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这种情况反映在生活情趣方面就变成了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因而也是不健康的。欲望或多或少的释放和满足,决定了人类生活情趣的健康与否。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方面取消或压制其欲望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必须更好地满足自身与时俱进的这种欲望,或使欲望正常地释放出来。另外一方面,如果党员干部置理智和情感的调控与节制于不顾,过度推崇与放纵欲望,就会养成不健康的生活情趣。因此,党员干部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情趣,就必须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有效控制自己的欲望,以礼节欲,以情释欲,积极培养各种健康的兴趣和爱好,变成健康充满活力的身体素质,保持昂扬向上的、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为工作提供良好的身体保障和充沛的精神动力。
第二是权责一致,为民服务。严以用权的本质是权责一致,就是民之权,即官之责。这是严以用权的本质。近年来,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时仍然存在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现象。有的官员并没有树立起“人民权力为人民”的理念,在工作中没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因此,也就弄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而乱用人民赋予的职权。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职问题,却把原因归结为对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缺乏科学的界定上。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各级党员干部具体职责早已界定,就是我们的岗位职责。概言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各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主要职责。简言之,民之权,即官之责。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就是我们要牢记并履行自身的岗位职责,实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真正言人民的心声,代表人民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作风治理,做好制度设计,建立权责一致的为民服务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机制,以问促责,切实解决为谁服务、服务为什么、服务做什么、服务怎么做等基础性问题。
第三是遵循规律,公正用权。严以用权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社会和自然规律公正用权。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接受采访时,针对治理国家之道提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到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治大国若烹小鲜”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它已经被众多学者和政治家引用。
如今,习总书记也引经据典,以示自己的勤政之心。“治大国若烹小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治理大国就像做一道新鲜菜肴一样,不要随意翻动,不能煮得太咸,也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恰到好处。这无疑对掌勺者的专业能力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用得相当精彩,很形象地说出了国家治理应当秉承的理念和精神,就是必须按照社会和自然规律公正用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度”的问题,“掌勺者”不仅仅是指中央领导,也泛指各地方官员,甚至可以扩展到所有能够做出重要政策、决定的公务员。执政者做任何决策都需要把握好度的原则,不能朝令夕改、随意翻动、胡乱折腾,而需要遵从社会的自然规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搞政绩,盲目建设,随便上项目,最后产量不佳、销售不好,弄的老百姓跟着地方政府一起亏。也有的地方政府做出的决定太过于剧烈和粗暴,政策柔性不够,没有做到休养生息、安民保民。
第四是谋取福利,有为有畏。广大党员干部知民之所思,查民之所虑,帮民之所需,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能增强公仆情怀,情系群众、融入群众,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多办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关心特殊困难群众,解决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困难,努力让更多的困难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公权是公器,来自人民的赋予,来自党组织的授予,不属于任何个人,各级领导干部只是代表党和人民执掌权力、行使权力。面对人民赋予的权力,面对党组织授予的权力,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做到用权不谋私,用权不怠政,用权敢担当,不同层次的权力对应着大小不同的责任和能力素质的要求。勤而不廉要出事,廉而不勤要误事,不勤不廉更坏事。领导干部怠政、懒政、为官不为,就是对权力的亵渎,耽误的是一方的发展,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期待。
第五是贵在坚持,永不懈怠。不久前看到的一个小故事,主人公为自己最后的懈怠付出了代价,很值得我们深思。故事讲的是有一个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说要离开建筑行业回家与妻子、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老板舍不得他的好工人走,问他是否能帮助再建一座房子,老木匠说可以。但是大家后来都看得出来,他的心已经不在工作上了,他用的是软料,出的是粗活,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把大门的钥匙递给他,说“这是你的房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震惊得目瞪口呆,羞愧得无地自容。如果他早知道是给自己建房子,怎么会这样呢?现在他得住在一座粗制滥造的房子里。
这里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严以用权为自己和国家制造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反映了领导干部是为我们党的事业增砖添瓦,还是制造麻烦、制造事端、削弱党的领导。所以严以用权是有起点、无终点的旅行,必须长期坚持、永不懈怠,必须真抓实干、求实务实,必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我们常常说永远走在“最后一公里”的路上,严以用权贵在坚持,无论是党员干部个人思想作风,还是社会作风,由好变坏易,由坏变好难。
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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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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