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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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对全球宏观经济还有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

这个报告我想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看法。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是要锁定的，就是全球经济总体上的状态应该说是陷入了停滞，而且有人提出来叫做长期停滞。所以，第一个是停滞，第二个是分化。这个分化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之间。第二部分，我想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经济的形势上。这里也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常态，一个是供给侧改革，这是最近关心比较多的话题。第三部分，我们又把目光转回到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这个焦点上，这里也有两个词，一个是中国经济的新时期的改革，还有一个是新时期的开放。我们来看在全球经济变局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的选择。

一、全球经济的变局

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全球经济在总量上出现了停滞的状态，在停滞的基础上不同部分又有一些分歧、分化。这部分也分成三块来讲。

（一）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当中出现了大分化、大变局的转化

如果人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有的时候甚至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从21世纪初开始，过去的10多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换。第一个转换我们叫做二八转换，就是在全球经济的增量贡献当中，人类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贡献有80%，而新兴经济体只有20%。但是到了2014年前后，我们重新计算了这个数据，发现完全颠倒过来了，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的时候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达到了80%，发达经济体的贡献是20%。另外，如果不看增量只看存量，会发现全球经济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21世纪初的时候，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总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60%，发展中国家只占到了40%。但是在2014年前后，这个定位也发生了转换，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规模中的比重降到了40%，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的比重上升到了60%。

二八转换和六四转换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格局发生了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全球的经济治理机制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全球经济运行规则当中一些重要的组织，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它们背后主要的话语权、主要决策的影响力都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直在寻求自己对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原先主导全球经济力量的组织，比如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它的组成国家全部都来自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全球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平台G20，就是20国集团组织。在20国集团组织里，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可以分成两块，一部分是以G7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我们叫做发达经济体9，剩下的是11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以G20整体上对应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是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新的改变。这个时候，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一起对全球经济做出了影响。这是经济基础以及全球治理规则、机制发生的一些微妙的、重要的变化。

在变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二八转换和六四转换是一种趋势，比如说金砖国家就给出定义，在将来的十几二十年时间里，全球的十大经济体绝大部分将成为新兴经济体。比如说金砖国家、墨西哥、印尼，等等。但也有人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好景是否能够长久，这是有问题的。最近我们发现，在美联储加息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开始面临一些考验，后面我们专门分析新兴经济体面临哪些问题，美联储的加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还有国家复苏不同的步伐，这些分化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单独讲。

 

（二）发达国家整体复苏的状况以及内部的分化

我们将以发达国家的复苏和分化为背景，反观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外部环境。分析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情况，免不了要谈到美、日、欧。

1.美国

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当中，美国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强劲，发展恢复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但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这么美？我想给出5点负面的意见，当然，这并不能否认美国经济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来说，确实是比较强劲的。

美国经济为什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呢？这里我给出5点证据。首先看GDP增长率。美国的GDP增长率在2014年达到2.5%，跟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并且，因为美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大，它增长一个点可能相当于规模小的国家增长好几个点。但是在这背后我们要了解一个情况，就是美国在过去的这几年悄悄地修改了GDP统计的口径。在修改统计口径之前，美国的GDP是没有包含研发费用的，而在这之后研发费用记录到了GDP的统计口径里面。不仅仅是美国，英国和印度也修改了GDP的增速口径。我们发现，恰恰是这三个国家，修改了统计口径之后，GDP增速统计都相对比较强势。所以，美国GDP的增速到底是多少，还是值得推敲的。

第二点，美国的就业率。从传统来看登记失业率，美国的登记失业率在金融危机以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就是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因为一些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持续很长时间都找不到，最后放弃，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就导致失业率的稳定。这个时候，作为宏观经济者来说，不仅要关注失业率，还要关注劳动的参与率。这也成为耶伦作为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以来，所关注的另外一个就业方面的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劳动市场的情况，不但失业率有明显的好转，在参与率方面也出现了企稳，这确实是比较积极的信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拿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美国市场上的就业情况并没有我们直接看起来的那么强劲。

第三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相比于欧洲和日本来讲，美国最近这些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处在1929年大箫条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状态。在2015年9月份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联合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指标，这个指标不仅仅是看GDP增速，还要考虑人文、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这一发展指数是负数。那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以后凸显出来呢？这和金融危机的过程有关系。首先，各种金融资产，包括固定资产价格大幅度缩小，最近几年又大幅回暖，现在甚至有人担心美国的债券，包括股票市场是不是有一些泡沫。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社会底层收入较低的阶层来讲，碰到金融危机，他们是没有能力去抵御的，可能丢掉了房子、丢掉了工作，等经济回暖的时候，他最多找回了工作，但是房价上涨了、股票上涨了，这跟无产者是没有关系的。而有产者持有的资产比较多，在金融危机过后，金融资产价格恢复，有产者的收入或者财富积累上升的速度会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经常讲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产阶级人口多一些，社会结构呈梭形。但是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有一个两头放大的趋势，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这两个阶层正在增加。

第四点，美国的产业结构。2014年美国的GDP增速是2.5%，在这2.5当中，有10%左右的经济增量是由新能源产业，比如说页岩气、页岩油这样的行业贡献的。而美联储如果加息，它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对新能源价格，有一个打压的作用。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最近几年，尤其是美联储释放加息信号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生产成本最高的这部分生产商，尤其是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它对美国的GDP增长直接贡献率有10%，间接带动的投资、消费对美国的整体经济还有更多的影响。所以，在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也会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美国本身的一些溢出影响。

最后一点，美国还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由来已久，假设美联储加息政策出台，那么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肯定有一个结果就是美元持续走强，升值或者相对于其他货币比较强劲。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难以得到改善，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2014年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达到了5000亿美元，其中2500亿的逆差来自中国。当然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这部分顺差所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完全留在了中国，也有可能在其他的一些东亚国家，包括韩国、日本等等。总之，在美国处于大规模的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加息，那么对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恶化影响。实际上，美联储是否加息，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情况，还有一个是通货膨胀压力，其他的结构性因素并不会作为重点。但是我想，这些结构性因素对美联储的加息还有美国经济的复苏多少会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而且，如果单独看通货膨胀压力，由于美联储有一个持续加息的预期，所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弱，现在我们担心的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那么，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对很多国家来说，有一种输入的通货紧缩压力，所以在美联储的加息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比预期的要小一些。与此同时，美联储面临的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膨胀也确实是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以后学界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货币政策到底是否应该关注金融资产的价格、金融市场的稳健。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关注通货膨胀，但是除了通货膨胀以外，是否还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我想美联储现在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增长率和就业率，还有一个潜在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总体上来看，美国经济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美。但从另外一方面看，美不美，或者强劲不强劲，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美国和欧洲、日本做对比的话，美国经济确实相对而言比较强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我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修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2015年初，我们去美国财政部做了一个走访，他们给我们看了一些数据，发现到2014年底、2015年初的时候美国的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基本已经修复到位。修复到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恢复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这个情况下，企业敢于做直接投资，家庭敢于去消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的投资、消费动力都获得了短期的支撑。

 

2.欧洲

欧洲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分化非常严重，大体上可以分成北部欧洲国家和南部欧洲国家。在欧债危机里，南欧一些国家问题比较严重，实际上是因为南欧国家的经济主权债务出现了一些问题，引发了欧元的大幅贬值，欧元贬值的结果，对于促进南欧出口、改善南欧国际贸易情况，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因为南欧的供给面是有瓶颈的。所以欧元贬值收益最大的反而是北部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制造业能力特别强劲的德国这样的国家。2014年，德国的国际顺差比例非常高，占到GDP的8%左右，这是国际收支失衡比较严重的比例。南欧的一部分国家在经济基本面也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改进，这些改进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比如说南欧的一些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首先是公务员减薪，收入水平下降。接着是企业工人的工资也下降。由于工资水平整体下降，失业率也比较高，所以物价水平下降。加上前面提到的汇率大幅贬值，这就给南欧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带来非常明显改善。即使从欧元区内部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年，南欧国家因为物价水平萎缩，劳动力成本下降，所以和欧元区内部国家相比，竞争力也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南欧国家经济基本面改善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受此次危机影响最重的国家之外，还有一部分国家错过了当时的调整期，非常典型的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并没有像西班牙和希腊这么严重，所以改革的动力相对来说不是很强，另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基本面也没有德国那么好。所以，汇率贬值受益最大的是德国，内部改革结构调整过程中力度最大、最猛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唯独法国和意大利夹在了中间，既没有得到汇率贬值明显的推动，改革力度也不是非常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年窗口期里作为不太明显，它们现在成为了欧元区的一个拖累因素。

总体上看，欧元区的经济相对来说弱中企稳，但是结构分化非常明显。德国继续保持强劲，原来债务危机最严重的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希腊这些国家，已经经历了阵痛，一些结构迹象表明，它们的经济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南欧的失业率，看上去非常高，可能有10%到20%，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有的国家达到了50%。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有些就业属于非正式渠道，或者属于兼职的性质，所以实际上的失业率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但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可能对欧元区的整体造成了直接的拖累。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两个经济体出现问题，导致汇率进一步贬值，反而能够增强整个欧元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也是有可能的。

3.日本

日本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疲弱的状况，2012年底安倍上台，在他的执政期间，先是提出了“三支利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改革。但这三个政策之后，日本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所以安倍又提出来新的“三支箭”，第一个是强劲的经济，第二个是要增加新生儿，第三个是社会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对日本经济做出一些分析。

从旧的“三支箭”来看，首先，日本在货币政策扩张方面不遗余力地做了很多事情。黑田东野上任以后，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4倍，这个速度是非常大的。而日元对于美元的汇率也从80左右一路贬值到120左右，这个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日元有可能处于一个过于低估的状态。这是货币政策。

第二部分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财政巩固。原来日本政府（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债务余额存量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到250%，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高的。这就告诉我们，日本的国家债务可能面临一些风险，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债务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那么安倍为什么要做财政巩固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减少财政赤字，使日本财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财政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紧缩状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税率。在过去几年提高的是消费税，最早预计是从5%提高到10%，现在已经提高到了8%，这对日本经济尤其是消费打击非常大。

最后是结构改革。日本在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那劳动力市场有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数量上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第二个是质量上的问题，新一代的日本劳动力并不像父辈那样具有非常强烈的工作热情。第三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劳动力市场僵化意味着缺少流动性，缺少流动性就意味着市场资源配置是缺乏效率的，甚至会出现错配。在日本，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找到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有可能就是他以后一辈子要做的工作。现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僵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安倍应该在结构方面采取一些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措施。新的“三支箭”其中一点就是增加新生儿，鼓励生育。但是这个政策最多只能解决劳动力数量的问题，而在劳动力质量，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僵化方面，日本的政策还是缺少一些实质性的应对。所以总体上，日本经济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但是日本经济维持目前的状态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这里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日本经济是否失去了20年。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从资产价格来看，比如说房价，和1989年日本的资产价格达到高峰的时候相比，日本现在的房价基本上跌了一半，一直没有回到原来的高峰。从这些角度来看，日本的经济的确是失去了20年，甚至可能是30年，但是从其他一些指标来看，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对是比较健康的。比如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不断地下降，但是单位劳动力，或者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却一直在增长。再看人均寿命，联合国人口社会发展三大指标之一就是看人均寿命，日本和冰岛是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两个国家。在过去这20多年，日本人均寿命不断在提高，这是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他还有更多，比如说1997年日本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叫做“东京大爆炸”，在这个金融改革之后，日本央行真正取得了独立性。再比如，法律体制的改革，在2005年前后日本在法律体系中引入了陪审团制度，而陪审团制度是案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日本的法律体系也正在由原来的大陆法系逐步向案例法转变。我们知道，实施案例法的国家，通常金融市场是比较发达的，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比如美国和英国，所以日本的法律体制改革也在潜移默化地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产生着一些影响。其他的，比如创新、海外债权等指标，日本都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们认为中短期日本经济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忧，但是也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强劲的复苏迹象。

总体上来说，美国经济确实相对比较强劲，欧洲经济总体上疲弱企稳，但是内部结构分化比较明显，日本经济不会发生危机，但也好不到哪里，因为改革的措施不太有效。这是发达经济体整体上的复苏情况。

（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发展环境

从中国的周边来看，同类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哪些国家存在比较大的风险？首先要看这些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什么。我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弱势企稳。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对应的是新兴经济体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如果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弱势企稳，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基本上也是弱势企稳的特点。但是由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具体地分析对不同国家的影响。

第二点，美联储要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将会有一个重新配置。观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每一次美联储加息进入持续通道的话，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至少是局部的。比如说80年代保罗·沃尔克时期，美联储加息，当时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出现了债务危机；90年代中期，当时是格林斯潘在任，当时的美联储加息，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现在，耶伦主持的美联储又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哪些新兴经济体会出问题呢？这就涉及一个传导机制的问题。首先，美联储加息扣动了扳机，接下来全球资本市场资产重新配置，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就会面临大量的短期资本外流，迅速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危机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下跌、资产违约等问题。

第三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美元升值，而所有的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定价的。所以，随着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走弱。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这又是有一些抑制性的。有的新兴经济体是资源商品的进出口国，比如说中国、韩国，而另外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是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国，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对这些初级品的出口依赖性非常大，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中东国家沙特，还有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第四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中国经济体量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内部经济的时候，也会观察到中国经济本身的变化会带动全球大宗商品甚至是金融市场的变化。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前面三点，全球宏观经济形式对新兴经济体的三大冲击，第一点是发达经济体需求的弱势企稳以及相应的对出口国家的影响；第二个是美联储加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配置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第三个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资源的进出口国，还有初级品的出口国的一些不对称的影响。

 

（四）受影响最大的新兴经济体

我们结合这三点，观察这三大冲击对哪些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最大。

在做分析之前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下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国内经济政策空间和国内经济形势。第一个角度是从历史上看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波动率，就是从历史上看它的经济自我稳定性表现。第二个角度是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有多大，比如说财政赤字的情况怎么样，货币政策的利息率高不高、有没有降息的空间，再比如它的失业率怎么样，失业率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压力大不大。

我们综合前面提到的三大外部冲击，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失业率情况，还有它在历史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表现等指标来地毯式地排查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会发现这些风险可能会集中在这样三个国家，我把它概括成“蝙蝠三国”也就是BAT，分别是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这个预测判断是在2015年初做出来的，阿根廷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风险的迹象，在美联储加息的前后，阿根廷的资金流动和汇率都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三个国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受到外部的三个冲击影响会比较大。第一，他们出口的大宗商品、初级品的比例比较高，受大宗商品价格的拖累比较大；第二，在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因为全球资金的流动，短期热钱的流入流出压力比较大，而这三个国家用于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空间，比如说外汇储备，是比较少的，而且国内积累的热钱数量也比较多。

综合来看，这三个国家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中国经济体，同样面对三大冲击，我们要看中国国内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们在下一部分分析。

二、全球经济变局中的中国经济

第一节我们介绍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局，主要观察了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有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接下来我们看在全球经济的变局当中，中国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里也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常态，一个是供给侧的改革。

（一）新常态

首先看新常态，就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宏观形势的整体走势，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或者说是转折性的变化。

首先，最重要的指标仍然是宏观经济GDP的增速。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GDP增速大体上在9%以上，尤其是在2007年， GDP增速甚至达到了14.2%，非常高。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速稳定在9%到10%之间，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2012年。从2013年到现在，GDP增速从原来的“保八”下调到了7.5%，甚至到2016年会降到7%的目标。

经济增速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但我们要注意到，这是建立在整体经济规模总量上升的背景下的。总量上升了，所以相对的百分比的含义和过去是不同的。比如，以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体积很小，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叫做一头大象，2013年意大利前总理拉塔在一次会议上就讲中国经济是一头飞着的大象，这个体积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对全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经常从中国的角度来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通过需求端对全球贸易市场的影响、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2015年9月、10月的时候，美联储考虑到中国的因素暂时推迟加息，这对全球金融市场也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就要采用一种大国经济的视角。先从国内来看，然后结合全球的背景来观察。

其次，看就业情况。就业情况有很多的观察指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一个全国[z1] 人才市场，在东中西、行业、教育水平以及供给和需求数量上做对比。另外一个数据是全国工业30多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这里我们采用的就业率的观察指标是PMI，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这个指标频率比较高，而且比较敏感。采购经理指数又分成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我们对这两个大部分进行加权，加权以后就会观察到总体上全国的就业率有什么样的变化。PMI指数有一个临界点50， 50以下就是收缩期间，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50以上就是扩张的状态。如果我们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的PMI指数进行加权的话会发现，从2014年初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里，综合就业指数已经处于50的水平以下，就是说就业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还不是特别严重，略微低于临界值50。这是我们现在宏观经济的情况。

下面我们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一个是从需求端，第二个从供给端。

 

需求端，按照传统的四个部门看，就是消费、投资、政府部门的支出、净出口，其中最重要的是投资和贸易的出口。政府的支出占GDP整体的比例较小，消费开支一般来说都比较稳定，所以从需求的角度来观察经济波动，主要还是看投资和净出口。投资下滑的数据比较多，比如说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包括制造业投资，都出现了一些疲弱的走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投资端都在下滑。从供给端来看，很多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增速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也是有亮点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净出口，我们看的是整体上的出口情况。2015年的贸易增速非常不乐观，从年初到现在，很多个月份，出口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中国的出口增速是不是就很弱呢？恰恰相反。我们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速是什么样的。

首先，同样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增速在2015年的增速是-10%。为什么全球贸易增速下滑这么快呢？主要是因为欧元和日元的大幅贬值，这是一个计价的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名义上的全球出口下降，但实际的数量不一定下降。第三个因素是需求的萎缩，确实使一些商品贸易在数量上出现了下跌。那么，全球贸易市场的出口增长速度是-10%，假定中国贸易出口增速是0，比去年跌了8个点，没有增长，但是和全球市场相比，这个份额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在观察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到底是强还是弱的时候，要跟全球贸易市场进行对比。

所以，从需求部门的角度来看，消费是稳定的，投资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投资下滑进而带动国内的进口贸易下降，中国的出口贸易在全球当中竞争力仍然是相当强劲的，从市场份额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四大需求部门的比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2015年到现在，在四大需求里，消费需求对全部GDP增量的贡献达到了60%。过去15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里消费需求的贡献，2015年是最高的一年，在过去，通常贡献比较大的是出口和投资。我们讲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在旧常态下，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前，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从现在来看，我们的经济结构需求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消费需求，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提升。这正是我们之前结构调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去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转变到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依靠国内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

供给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积极变化呢？首先看第二产业，从质的角度来看是有变化的，有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在2014年、2015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状态。一些显示经济箫条的负面指标，很多都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比如说用电量，为什么用电量增速明显下滑但GDP增速依旧保持相对稳定呢？我们看2015年的用电量，增速明显下滑，接近0%。用电量下滑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还有相关的一些行业中。这些行业都是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用电量增速在-8%，或者-10%左右。而且，这些行业都是用电大户，是高耗能行业，这些行业的用电量下降，就导致全国工业用电量的增速明显下滑。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服务业的用电量。服务业用电量到今年二季度，用电量增速是8%，而去年同期增速是7%，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用电量和去年相比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出现了上升。这也说明了第二产业，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出现了萎缩，而服务业出现了明显的扩张。我们知道，服务业并不是高耗能行业，它的用电量权重在整体用电篮子当中是比较低的，但另一方面，服务业的GDP产值是相当高的，2015年服务业在全国的GDP总量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所以，分析中国经济形势，不能单看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不能单看产能过剩部门，而是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服务业上，服务业方面的亮点是非常多的，也是我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领域。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是不是已经陷入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如果陷入通缩，就意味着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有非常积极的一个姿态。这里我就跟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不太成熟、比较初步的看法。

关于是否陷入通货紧缩，大家通常会关注一些通货膨胀的指标，最重要的一个就是CPI（居民价格消费指数）。近几年中国CPI的通货膨胀率不是很高，在1%到2%之间，这并不能说是陷入了通货紧缩。另外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已经发生通货紧缩了，因为PPI，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出现了负的增长，这个负增长幅度非常大，-5%、-6%这样的水平。如果从生产部门来看，物价水平是负增长有通缩的情况，那么从全国来看，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缩呢？我想我们首先要确定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主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即使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也并不是全部行业的价格指数下降，而是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说石油、钢铁冶炼、化工这样的行业。剔除这几个重要的行业，整体PPI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第二个判断，CPI和PPI的缺口不断在放大。在过去的30多个月里面，PPI指数一直是负增长，而CPI一直是正增长，两者的缺口不断放大，有6%到8%的水平。这两者缺口的放大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两个部门——可能是两种生产品的部门——价格指数出现了分歧。这两个部门大致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生产者价格指数很大程度上对应的是可贸易品，是制造业的商品。CPI出现微弱上升，说明它里面含有其他的商品，很重要的就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成本是和人工相关的，中国这几年由于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和工资的不断上升，尤其是最低工资标准，每年都在上升。所以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产品价格指数不断出现分歧，一个下降，一个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CPI和PPI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两个部门，也就是前面讲到的二产和三产这两个部门的价格指数出现了分歧。

总体上，我的判断就是CPI和PPI的分歧体现的是结构性的因素。因此，我们讲通货紧缩是一个全局的问题，是整体商品篮子的问题。从CPI和PPI的分歧来看，现在物价水平的下跌主要集中在生产者价格部门，尤其又集中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大宗商品相关的行业。所以目前讲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通缩，要比较谨慎地做出判断。

我们前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那么官方的政策储备、政策空间是不是充足呢？

首先，财政政策的空间够不够大。不管是横向比较，还是从纵向来看，我们的财政政策空间是有的。2015年，审计署对全国的财政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一个审计，大体的结果是我们的国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在40%左右。这个比例和欧洲、美国、日本相比是非常低的，比如说美国是100%，欧洲是100%多一些，而日本有250%左右。所以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相对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财政政策有非常大的空间去实施一些刺激计划。实际上也需要我们适当增加国债的发行，这对增强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有一定的作用。总之，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大。

第二，货币政策的空间有没有。首先我们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利率，我们的利率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得多，所以降息的空间比较大。第二我们还有存款准备金率在全世界几乎是最高的，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率，那么降准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总体来看货币政策降息降准，我们政策储备空间都有，这是第二个。

 

我们有了政策的储备，有了这些弹药库，关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2009年“4万亿刺激计划”给了我们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就是可以进行一些刺激，对总需求有一些推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非常注意不能让产能过剩出现新的浪潮，刺激计划要尽量躲开产能过剩的行业。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因为产能过剩行业相应的这些企业都是过度投资，很多资金来自于银行的借款，如果完全置之不理，这些企业可能会出现破产，接着就是债务违约，再接下来就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持有非常多的政策工具。但是有两点需要我们把握，一个是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破产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们不能过度支持产业行业，要加速去产能过剩的进程。

（二）供给侧改革

新常态的背景下，我们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我想从劳动力市场切入做一些分析。首先，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非常严重的。在“十一五”期间，也就是2006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年均劳动力净增长200万。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年均劳动力净增长是-200万。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期间，年均劳动力净增长会减少更多。那么，从劳动力要素的数量上看，这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就有一个往下修正的压力，这也是我们新常态背景下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面，就是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减少，使得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速不断下调。单看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这是一个悲观的视角，还有一个乐观的视角，就是我们的劳动力质量在不断提高。一方面，国内培养的人力资本，就是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员数量也在增加。和过去的五六年相比，可能有7倍到10倍的增长。所以一方面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导致我们的潜在增速要下调，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在不断地改进提升。

对应这两种看法，中国未来5到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会有不同的情形。我列举两种情形，一种是悲观的情形，只看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劳动供给的减少导致全国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到2020年的时候大概降到5%到6%之间。乐观的情形是考虑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到2020年经济增速还可以维持在7%到8%之间。这两种情形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在于对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考虑的不同。

实际上在最近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是落在这两个预测之间的，既没有乐观的情形增长那么快，也没有悲观的情形增长那么慢。这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没有完全转化成生产力，所以没有达到乐观情形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力资本已经转化成了现实的生产力，所以经济也没有达到悲观情形的下限。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判断。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个判断呢？除了实际经济增速落在乐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之间这个依据之外，还有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结构因素。

我们前面提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个劳动力的数据，就是按照学历的不同有一个劳动力的供求比。到2014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失衡，比如民工荒现象，企业用工需要120个人，但高中或者高中以下学历的劳动力数量只有100个，只要有人找工作，马上有岗位，而且还有20%的空缺率。但我们看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大学本科或者以上学历，这个市场上的就业供求情况是相反的，比如说企业需要88个人，但是来找工作的大学生有100人，那么这个失业率就有12%。

这样的话，整个劳动力市场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民工荒，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有的大学生并没有全部找到工作并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叫做劳动力市场不匹配。但是劳动力市场不匹配，实际上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不匹配。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使用民工的都是车间，都是制造业，是可贸易品部门，而需要雇佣大学生的行业大部分集中在服务业，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服务，还有环境保护、研发、金融等等，这些服务业部门相对来说需要的人力资本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从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来看，产业结构也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拿中国的二、三产业就业情况和美国的情况做一些比较，比较结果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跟美国相比，中国的就业比例明显偏少的行业，在服务业当中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还有医疗、教育、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研发这些行业。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我们一方面说中国有产能过剩的行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供给不足的行业，这些行业主要就集中在刚才提到的那些领域。这些行业恰恰可以给大学生就业带来机会，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就业问题呢？一方面要去产能过剩，减少对低学历劳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推动供给不足的行业的发展，给大学生就业带来更多机会。两边要同时做。我们经常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政策的导向应该也是这样的，一方面加速去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加速投资产能供给不足的行业，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这些服务业行业。

怎么样来推动这些服务业行业的投资，增强它的供给能力？刚才提到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研发、技术服务、社会保障等，这些行业的投资是不足的，就导致它的供给和就业也不足。投资不足和市场准入有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包括民间资本的准入和外部市场的准入，调动各方面投资的积极性，那么，这些服务业部门的供给能力就会增强，就业水平也会提高。

 

这些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积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增加投资。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尤其是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如果能够放开服务业市场的准入，吸引民间资本和外部资本进行投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态势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就能够使宏观经济得到一定的稳定。

第二个影响是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供给不足行业的发展。释放需求，原来供给得不到满足的教育、医疗、环保等服务的需求是被抑制的，如果供给面能够跟上，这些服务的消费需求会被释放出来，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第三个影响是有利于社会分配更加公平。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按照资本分配，劳动力的分配份额是比较少的。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收入分配更加向劳动者倾斜，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份额更大一些，所以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会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

第四点是能够改善就业情况。能够给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好、更有质量的就业机会。

第五点是能够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因为国内消费需求得到了释放，更多的消费就留在了国内，我们从国外购买相应服务或者相应商品的需求就会下降，这对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国内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新时期的开放政策

首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发展势头非常好。这得益于我们经常提到的双引擎：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这是从需求端来讲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实现这么高的投资和出口贸易？这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分不开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投资体系三个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增速非常快，直接带动了国内的投资和其他的消费等。同时，中国也受益于国际金融体系，虽然上世纪在80年代、90年代出现了局部区域性金融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债务危机，但是从全局看，国际金融体系相对来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出现整体混乱，汇率也相对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享受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国际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国际贸易体系相对稳定，我们的出口引擎、投资引擎才能够驱动，保持这么多年的高增长。

如果我们观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就会产生一种担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在慢慢碎片化。

首先看国际贸易体系。在WTO平台上，WTO的谈判在多哈回合已经碰到了一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谈不拢，发达国家希望有更高的全球贸易规则和标准，所以他们另起炉灶，美国一边和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比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另一边和欧盟谈TTIP，就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议所占经济体的规模和数量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孤立于TPP和TTIP之外的经济体。

除此之外，日本和欧洲也在讨论类似的大型自贸区协定，还有中韩自贸协定等等。国际贸易体系从原来的WTO这样一个整体框架过渡到了全球出现很多块碎片，而且是非常大的碎片。全球贸易秩序跟以前不一样了，从中短期来看，这些碎片化的过程对中国会有一些直接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规则不再是一个能够有效协调的整体，很多时候中国在这些碎片之外。

其次，国际金融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的过程。原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平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2010年提出来，过了5年，到最近才得到了表决通过。所以，总体上以IMF为平台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明显滞后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全球最主要的六大经济体央行，瑞士央行、美国央行、英格兰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已经达成了一个开始是3年期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后来3年协议改成了无限期，也就是无限期的六个经济体的货币互换协议。这就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加息，全球资本的流动出现局部的风险，这六个经济体可以互相给予流动性支持，尤其是美联储，可以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美元的流动性支持，这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没有必要积累太多的外汇储备，也完全有能力应对短期的货币危机和短期的外汇市场流动性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做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东盟加上中、日、韩，也就是10加3平台，我们正在推动《清迈协议》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的资产池。在金砖国家平台上，金砖银行也有相应应急资金的储备池等。但是，这些也是碎片化的过程，它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缺乏有效性。所以，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包括东盟国家还有金砖国家，以及中、日、韩，都在寻找应对措施。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更加处于碎片化的状态。在整个国际投资体系当中，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秩序。现在全世界有六千多个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每个星期还要新增加三个双边协议，这些协议都不是全球平台上的。

总体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时期环境，不仅仅是内部面临新常态，全球环境也正在从一体化的趋势转向碎片化的趋势，全球的贸易规则重新制定，金融体系出现分化，国际投资体系缺乏整体有效的协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应该怎么做？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著名的国际政策智库给中国人开出一个路线图。中国需要先和美国谈判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考虑加入TPP协定，然后以TPP协定为模板，扩展到亚太自贸区协定。就是在APEC成员的基础上做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然后在亚太自贸区协定基础上跟TPP整合，建立类似于WTO这样的机制。这是美国人提出的一个路线图。

那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这些年我们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张，都是非常具体且具有共同利益，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些开放的构想。这些构想对于全球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体系，还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都是有帮助的。我们讲互联互通有人、财、物的联通，民心的相通、货币的流通、贸易的畅通、政策的沟通、道路的联通，这5个方面。这对于全球贸易的一体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障碍不仅仅在于规则、制度，很多时候欠缺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中国正在参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体化也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中国在原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平台上积极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比如说中国参与IMF份额改革，而且我们的发言权、话语权也在得到提高。

第二个层面是区域性的。比如说在东盟10加3这样的平台上，中国参与到东亚区域的金融体系改革，而且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第三个层面是从中国单边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参与其他地区的金融体系合作。比如说与泛美开发银行的合作，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合作等等。

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包括国际金融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开放来推动开放，以开放来促进中国外部环境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将来中国新时期开放政策的一个方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后落脚点还是在中国经济内部，所以在十八大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这体现在非常多的方面，比如说在2001年加入WTO，我们把国门打开了，当时很多人说是引狼入室，实际上我们看到，最后中国的出口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才是真正的狼。因为我们的竞争力在2001年之后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开放来推动国内的改革，打破国内一些比较僵化的阻碍。就像前面提到的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外资，包括民营资本投入到服务业中，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服务业商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以开放促开放，或者以开放促改革，最后落脚点都放在国内。与此同时，构建一个对中国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

总结

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节是全球经济的变局。在这个变局当中，发达经济体弱势企稳，新兴经济体可能受到一些冲击，主要的风险点存在于阿根廷、巴西、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第二节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以及从新常态出发提出来的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以劳动力市场为切入点，从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来观察发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这个结构性问题对应的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怎么样一手去产能过剩，一手推动产能供给不足的行业获得发展。

第三节我们回顾了全球变局背景下，全球一体化趋势正在面临挑战，全球的碎片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苗头。在这个碎片化的语境下，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投资体系都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中国很多时候都处于这个碎片之外，游离于集体之外，所以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这就是我们新时期的开放政策。新时期的开放政策将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这些开放措施也会有利于倒逼、推动国内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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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108/8592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