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恶性官商关系荼毒下的时代悲歌

笔者近期读二月河和薛家柱合著的《胡雪岩》一书，这部长达46万字的著作几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官商关系。二月河先生在评价胡雪岩时说：“胡雪岩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在进行，列强对中国进行着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李鸿章和左宗棠推行洋务运动，各方面关系非常复杂。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且张扬自己，并且最终消亡下去。他这个人好接近又难惹，讲义气又圆滑，既不过分又不短分寸，他把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世上用到了极致。”《胡雪岩》一书基本上是根据二月河先生上述认知创作而成的。

胡雪岩幼年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秉性诚实。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开除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宗棠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后又获得慈禧太后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一时风光无限，无与伦比。

仔细研究胡雪岩的商业历程，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他充分认识到了，要做大做强自己的生意必须要有官员支持。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胡雪岩的发迹，根本上来说就是靠着坚实的官府支持。但其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为官商关系，他成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旦官场后台坍倒，他一手建立的商业王国便轰然倒塌。

在中国，官商关系似乎永远是个难以割裂的事物，也是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亦官亦商的人物：吕不韦、陶朱公、胡雪岩、盛宣怀，民国的孔宋家族都是这个群体中典型的人物。“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格言至今流传。甚至有企业家说，搞懂官商关系比读个博士生还难，官商关系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我们知道，我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封建农耕时代，由于大部门统治者都采用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致使商人一直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由于体制原因，政府掌握了绝对的资源，因此，商人要从事商业活动必须依附于政府。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指出：“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有专家认为甚至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就是一部官商经济史。这种说法虽有写极端，但不无道理。冯仑在甚至在《野蛮生长》一书中把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概括为“离不开，靠不住”，则更为简洁地表露除了对官商关系的认知。

市场经济以来，连外国人都在琢磨中国的官商关系，目的在于怎么样能才能揽到生意。他们也认为，在中国，各级官员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资源、政策等，没有与官员良好的关系，企业是很难存活甚至壮大的。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在处理有关事情的时候思维都被“汉化”了，他们不惜重金聘请甚至收买官员，一旦攻不破官员堡垒，就从他们的妻子孩子入手。他们看中无非是官员手中的权力，他们也和中国的生意人一样信奉权力带来的是生意兴隆。关于这种景象，著名社会学家费正清有句话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垄断权”。费先生的话精辟的指出了为了减少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追求自身的安全感，减少或有风险，商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好政府关系。任何商人想拿到这种垄断权，都必须打通与官员的关系，正因如此，为了在商业活动中获得这种机会，很多商人都会无所不用其极。

费正清教授在《中国和美国》一书中也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权力频频干预市场的情况下，企业若是没有权力靠山，很难壮大甚至存活。因此，有人将官商关系比作水与鱼的关系，商人离开官员，就如同鱼离开了水，鱼不管怎么游，也都只能在水里游。

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起辅助作用，恶化的政商关系，首错在官员，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商人也有错。官员之所以受到商人的拉拢甚至“围猎”，根本原因在于官员手里掌握着资金、项目、资源等审批权，正常途径拿不到的东西，他们只能通过采取各种旁门左道。但在这一过程中若官员都能坚持原则，也不至于频频被拉下水。从已经查处的案例看，几乎每一个落马的领导干部周围都有一些商人，勾肩搭背、权钱交易、违法乱纪。这样的政商关系是严重恶化的政商关系，也是极其扭曲的政商关系。

其实，对于如何建立良好的官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决之策，即：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陕西发生“坍塌式”腐败案件后，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指出，官员与商人“有交集不能有交换，有交往不能有交易”。加之，马云在最近召开的浙商大会发出“永不行贿”的呼吁，再次唤起了人民对官商关系的关注与探讨。

要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首要的在于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撤掉清除掉官员干预市场的“土壤”，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官员自身也要真正的树立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真正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民谋福上。企业也要明白，靠权力等外力“催生”的企业可能只能兴盛一时，也必然走不远，一旦依靠的“靠山”失权或落马，企业也难逃厄运。

市场经济学认为，市场精神就是公平竞争的自由精神，在这一竞争过程中，政府起的作用就是构建好公平竞争的机制，维护好竞争的秩序。因此，在这一原则下，企业的生死存亡都是市场竞争优胜略汰的结果。官员只是“裁判员”，而不能参与其中与一个企业“合谋”，影响另一个企业的自由竞争，更不能“拉偏架”做非法利益的“分享”者。

其实，健康的官商关系对于政府而言非常重要，对于企业发展也是如此。笔者希望全社会的企业家能够真正静下来，好好研读一下胡雪岩的人生历程，不仅对于建立正确的官商关系认知，甚至对于企业的发展都会大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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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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