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精神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强舸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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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大家上午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精神，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毛泽东开始，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做过专门的论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从严治党被写入党章。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一上任就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年多来，从严治党各项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拍苍蝇”、“打老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都是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总得来说，三年来，从严治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形成。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注意，成绩还只是暂时的，不能腐、不想腐的显现只是初步的，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就此放松，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还要继续长久地抓下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总书记在此次六次全会上作了一段纲领性的谈话，对于党风廉政建设，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今天，我们以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全会公报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三年多来的党风廉政建设成效，以及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我们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高压反腐减少存量；第二，制度建设遏制增量；第三，管好干部把住源头。我们不仅要惩处那些已经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通过更严密的手腕预防党员干部出现问题，从存量、增量和源头三个角度入手，构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党风廉政建设体系。

一、高压反腐减少存量

1. 反腐败成效显著

截止到2016年1月19日，十八大以来，全国已经有93名副部级及以上干部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在军方也发现了很多重大的案件查处。2015年1月15日，解放军权威部门对外公布了16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3月2日，又对外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截止到2015年9月，全军共有38名副军级以上干部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这些数据是不小的，三年多来的反腐败斗争将很多坊间流传的、人为编造的所谓的有关我们党反腐的谣言都一一击碎了。

第一个谣言，说退休的不打。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安全退休”，干部在任的时候犯错误，只要躲过了，到退休了，组织就不会再来查处了。所以出现了一种“59岁现象”，很多干部一生都比较清白，到59岁的时候，抓紧机会贪一把就退休，之后就安全了。那么，这一次的反腐败斗争把这个所谓的“安全退休”的说法给打碎了。不光是那些刚刚退休的干部被带走查处了，一些已经退休了八九年的，也被抓出来了。这就体现出我们党的一个决心，不管你退不退休，只要你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党和人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

第二个所谓的潜规则，就是只打副的，不打正的。坊间有一些说法，中共反腐很大程度上只是做一些清理，动作不能太大，动作太大就有可能损伤到自身，所以往往只抓副职，只抓非常委。比如说，在地方可能只抓副市长，但不抓常委，也很少抓正职，特别是“一把手”。但是在这次反腐斗争中，有很多的正职，很多的“一把手”都落马了。比如，最早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2015年以来密集落马的国家安检总局局长杨栋梁、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福建省长苏树林，还有中国电信总裁、董事长常小兵，这些都是正职，都落马了。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93名副部级及以上的名单，还是副职居多，是不是说明我们党在反腐选择上还是有考虑的，正职可能还是稍微松一点？答案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为什么被打的副职比正职多呢？因为副职本身数量就要远远多于正职。一个省里一般来说有13名省委常委，这13名省委常委里只有一个书记，一个省长，只有两个是正职，剩下的11个都是副职。部委里情况也是这样，部长只能有一个，但是副部长可以有三四个、四五个。所以，按比例来说，现在的比例已经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并没有只打副的，不打正的。不管你坐在多么重要的岗位上，只要你有了问题，中央一定会把你抓下来。

第三个潜规则，就是说刑不上大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点，换到现在的反腐败斗争中，有人就说了，我们的反腐最多就到省部级，再往上就不会有了，因为再往上，我们党会伤筋动骨。但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已经有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五名副国级乃至正国级的干部落马了，而且我们党依然是越来越有活力。

 

这些潜规则一一被打破，党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拥护。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的例子来看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反映。2013年9月1日，中纪委网站上线，据统计，2014年全年的访问量超过了9.7亿次，在中国的十大网站中排名第七。中纪委网站受到热捧，也符合互联网的一个基本规律：只要内容好，就能吸引用户。中纪委网站的页面很简单，但内容做的是非常好的。据调查显示，中纪委网站最受网民关注的栏目是案件查处栏目，网民都非常希望在中纪委网站上看到“苍蝇”和“老虎”被查处的过程。也就是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做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都满意的内容。

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2015年两会上表示，现在的腐败，不仅有个人的腐败，还有区域性、系统性、家族性和塌方式的腐败。腐败类型多种多样，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比如周永康，就是典型的系统性和区域性腐败，他待过一个区域：四川省，两个系统：中石油系统和政法系统。在这一个区域和两个系统中都大面积地牵出了腐败问题。山西省是塌方式腐败的典型代表。在2015年的短短两三个月中，山西省共有七位副部级领导被带走，除此之外，还牵连出了中央当时的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形成了一种塌方式的腐败。令计划和江西省原省委书记、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则是家族性腐败的代表。2015年的两会上，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接受采访时讲到，苏荣的腐败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苏荣的全家几乎人人都参与其中。但是，不管腐败的类型多么多样，腐败的手段多么隐蔽，都会被一一查出来。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讲到：“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我们不能就此松手，“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除此之外，还特别提到一点：“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后来的六次全会公报也专门强调了要加强国际反腐败交流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在此之前，相应的国际追逃追赃行动也已经展开了。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公安部连续两年组织开展“猎狐2014”、“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014年，我们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人员680名。以前，一些腐败分子心存侥幸，在国内贪了钱，趁组织还没有发现逃到国外，用贪来的钱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现在，我们开始了国际追逃，只要你犯了错误，哪怕逃到国外去，一样把你带回来。在这一次的国际追逃中，有的罪犯已经逃出去了20多年，依然被抓了回来。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构建完整的体系，让腐败分子无处可逃，最终落入法网。

 2.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

党风廉政建设不光是抓打“老虎”这样的大运动，同时重视纠正干部的作风问题，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

从数据上看，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律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2014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律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可以看到，2014年各方面的数据都比2013年翻了一倍不止。从这两个数据对比来说，有一喜一忧两个方面的问题。喜在什么地方呢？2014年数据增大，并不是说2014年的作风问题比2013年暴露的更严重，有作风问题的干部更多，关键问题在于2013年刚刚启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国各级的纪检机关没有完全动起来。可能中央和省市一级动的多，下边动的少；有的地区动的多，有的地区动的少。2014年数据增加，说明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到西部，各个层级、各个区域的纪检机关都动了起来，作风建设的覆盖面更广更全了。这是可喜的地方。但是，作风建设和反腐败还有一点区别：反腐败是只要犯过错误，就一定要查，不管是10年前还是20年前犯的；作风建设更多的是纠正现在的问题。如果以前有过作风问题，比如说大吃大喝，那我们现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不会去查处的。也就是说，大量的干部在2014年，中央八项规定已经出台了1年多的时间里，还在出现各种作风问题。在调研中常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理解，对反“四风”不理解，他往往有这样的心理：我不贪污、不受贿，吃一点喝一点怎么了？我对群众的办事态度差一点又怎么了？这就说明，作风建设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更要继续紧抓作风建设，像总书记讲到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我们不光要反腐败，也要管作风。同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党风廉政建设走向治本

我们前面讲了反腐败斗争，也讲了作风建设。但是反腐败斗争和作风建设归根到底是“出一个问题，纠正一个问题”，解决的是已经存在却并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不再出现新问题？中央许多领导都在不同的场合讲过这样的道理：一个池塘里，如果一条鱼死了，可能是这条鱼的问题；如果不断有鱼死，可能就是池塘的水有问题。从党风廉政建设上来说，那就是政治生态可能有问题。高压反腐所能做的，只是把“病鱼”“死鱼”捞出来。如果不捞，“病鱼”“死鱼”就可能“传染疾病”，进一步“恶化水质”。但是，光“捞”出来是不够的，因为“水”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还会不断有“鱼”死。党风廉政建设不能仅仅解决存量问题，不是只有高压反腐就够了，还要解决增量的问题。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讲，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这个话题可以演化成一个标本兼治的问题。王岐山同志在2013年1月时讲，当前的纪检工作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那时十八大刚过去两个月。经过一年多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到2014年11月中纪委四次全会的时候，王岐山讲到，要加大治本的力度。不能仅仅只是治标了。在这次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同时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通过总书记、王歧山同志在不同时期的讲话，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党风廉政建设演变的主线。十八大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治标。到2014年的时候，很多“病鱼”“死鱼”已被清理，我们就慢慢地加强治本。现在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治标了，还要做到标本兼治。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让政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第一步就是制度建设遏制增量。

 

 二、制度建设遏制增量

1. 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历程

遏制增量的关键是预防腐败。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预防腐败，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靠思想预防。这也来自于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回顾党的历史，很少听说新中国建立前的共产党员有什么腐败分子。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他们思想坚定。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腐败呢？大家又得出一个结论说，因为思想不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预防腐败，要去抓思想。但是，这个想法是存在问题的，没有考虑到建国前我们党所处的环境。那时我们不是执政党——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情况下，一个干部还会去贪一点小利吗？当然，那时很多人也是有私心有杂念的，但那些有私心杂念的人不会加入共产党，他们很清楚，加入共产党，好处不大可能拿得到，坏处却很明显，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兵或者国民党抓走。所以说，解放前，党的腐败现象少，更深入的原因是外在环境让那些思想不坚定、有私心杂念的人不会加入共产党。但是在建国后，对外没有国民党的威胁，时不时就把共产党员抓出去杀了，对内我们党执政了，党员干部手上有一些可以带来好处的权力了，问题很快也就出现了。刚刚建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天津刘青山、张子善大案，随后也时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案例。当时的解决途径有两种：一是惩处，严厉惩处。我们搞了很多运动，像“三反”运动、“五反”运动，重点就是要反腐败。第二，就是不断进行思想上的洗礼和斗争。但是总的来说，从思想上预防腐败的效果越来越差，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干部的思想。当然，并不是说思想本身不重要，思想工作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落实到反腐败斗争，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角度来说，仅仅有思想恐怕是不够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的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专门谈到，我们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改革开放后，在预防腐败的问题上曾有过“高薪养廉”的呼声。虽然没有成为党的措施，但这种呼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时，很多官员觉得自己给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带来了大收益，却得到很少，完全不能跟那些老板相比，心里就不平衡。他们的预设逻辑是：我做了很多贡献，应该得到很多，既然国家没有给我，我就自己拿回来。所以，很多人就强调要高薪养廉，认为在没有给高薪之前，干部贪腐更多的应该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制度没有给干部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种思想近年来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建，因为贪污700多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时有人替他鸣冤，说他把红塔集团从一个资产只有几千万的小卷烟厂建设成了有70多亿的烟草集团，拿了700多万，这不能算是贪污；更有人说是国家给他太少了，他应该拿更多，应该拿7000多万，甚至是7个亿。现在，坊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一个县委书记才贪了几百万，那也算是清官。

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国家治理和公司经营是不一样的。公司经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每一任经理带来多少利润是能衡量的。但是国家治理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公共效益，而不是公司的利润。在国家治理各部门中，只有极少数部门能直接产生经济收益。比如说税务，肯定是能直接收上钱来。国家治理的绝大多数部门、党政绝大多数同志的工作带来不了直接的经济收益，难道说这些同志的工作不重要吗？或者说，带不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同志所做的工作远逊于那些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人做的工作吗？恐怕不是这样。

国家治理是个体系，某个干部创造了大收益，不是仅仅因为有了他才能创造巨大收益，而是党政系统在一起才能创造这样的收益。更进一步讲，即使在企业治理中，也不是说你创造了多少收益，你就应该把这些收益从公司全部拿走。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被誉为21世纪初最伟大的企业家。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被苹果公司的当时的股东合伙踹出了苹果公司，但是90年代后期，苹果公司举步维艰，他们又把乔布斯请了回来。当时苹果的市值不到10亿美元，并且连年亏损，但到2011年乔布斯去世的时候，苹果公司的市值是7000多亿美元，最高时甚至超过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说，乔布斯给苹果公司创造的财富是非常巨大的，但他去世时的个人财产是70亿美元，这70亿美元中有50亿美元是他持有的迪士尼公司的股份，跟苹果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按照上述逻辑，显然苹果公司给他的是远远不够的，那乔布斯是不是就应该拿回来？但是乔布斯没有。为什么没有拿回来？当然有他个人思想品质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来约束CEO，使其不能侵吞公司的财富，并且因为有这样的治理机制，美国的公司治理也形成了一套契约精神。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出，导致腐败的，当然有思想和收入高低的因素，但根源还是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腐败，那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预防腐败，关键就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2. 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体系

现在很多干部犯错误，大体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干预微观经济，一个是选人用人，干部在晋升提拔上买官卖官。当然，选人用人领域出问题的根子也是在干预微观经济。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设想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干部自掏腰包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官，他上任之后的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有这样的人吗？从概率来说，几百万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个，但实际中是不会有这样的人的。他掏几百万来买官，所预想的是当了官之后能收益更多。因为他当官之后能干预微观经济，让自己的收入更多，来弥补那几百万买官的钱。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要制约住权力，关键是要制约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那怎么样制约呢？这就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制定权力清单。明确政府以及官员在这个岗位上拥有哪些权力。不但要让他自己知道，也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权力之外的事，是不能管、不能做的，这就大大限制了权力寻租的范围。另外，制定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是针对市场主体的，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禁止的，绝对不能干，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去干。同时，还要做到运行流程公开透明。把事情放在社会上、放在公众的眼中、放在阳光下去看。这样一套体系在轨道上进行有序运转、透明运转，就能够大大减少寻租的机会。

 

3. 打造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

光是制约是不够的，同时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算我们制定了完善的正面清单，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是有活动的空间；负面清单也一样，如果我们特别想寻租，又缺乏外在的监督，那么就有可能去伸手。即使已经明确这个部门没有管理这项事务的权力，有的干部也可以巧设名目去涉及。所以，关键还要打造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结合在一起，把权力管好。

怎么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呢？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是这样讲的：“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要强化巡视监督，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

总的来说，监督体制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纪检监察全覆盖”，二是“各项巡视查漏子”。大体上，纪律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十八大之前，一部分国家机关已经派驻了纪检机构，但还有一部分国家机关没有派驻。而党的机关在十八大以前是完全没有派驻纪检机构的。当然，不是说没有派驻纪检机构的地方，纪委就不监督他们了。这些地方的党风廉政问题在这之前还是有人管的。由什么人来管呢？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中纪委，但中纪委的局限在于往往只能管到整个部门、部委，更具体地说只能管到部长、副部长的党风廉政问题，没有办法管到下边的司长、处长的问题。另一个机构，每个中央国家机关在机关党委下面的机关纪委。但机关纪委更多的还是宣传教育工作，并不具备查案、办案的权力。这就在制度设计上造成了一个漏洞，部长有人管，但司长、处长没有人管。但在中央国家机关里，部长更多的是决策，实际落实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司长、处长手里。针对这一点，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过表述，“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司长、处长掌握的权力是很大的。权力大，又没有监督，就很容易出大问题。这是我们以前制度上的一个漏洞。所以，要向中央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全覆盖的纪检监察机构。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是在中央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地方层面。纪检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由纪委为主，会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以前，地方纪检书记和副书记的提名主要考虑党委的意见。那么我们想一想，一方面，同级纪委设置的目的是监督同级党委以及同级党委下干部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既要监督他，又被他管着。可想而知，监督的力度可能就比较小，那也可能就要碰运气了。如果党委书记支持，那么纪委监督下面的人就硬气一些；党委书记不支持，可能就硬气不起来了，作用就不能真正发挥了。更极端的情况就是党委书记本身有问题。怎么监督他？所以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我们现在的改革是纪检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由上级纪委来进行，同级党委可以提意见，但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导考察。这样，进一步加强纪委相对于同级党委的独立性，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纪检监察的功能。

第三，改进中央和省市区的巡视制度。巡视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前面两项改革，已经能够保证我们的纪检监察体系有一个全面的覆盖，但全面覆盖不代表不会出问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纪委书记59岁了，就想安安稳稳退休，不想查案了，那这个地方的纪委工作就有可能弱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外力去发现一些问题。当这个地方的纪委或者派驻的中央纪检组功能出现弱化的时候，要通过纪检组巡视去查找他的问题，把问题抓出来、拎出来，保证不让问题滋生蔓延下去。另外，这样一个巡视制度，对地方纪委来说也是一个监督机制。就是说，以前可能干得不好，上级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有了巡视制度，如果巡视出这个地方有很多问题，那么对于地方的纪委、纪委书记来说，至少要承担监督责任履职不力的责任。通过巡视制度，我们也能够进一步倒逼成系统、成体系的纪检监察系统努力工作。

 

三、管好干部把住源头

我们第一个方面是惩处；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约束权力。为什么还要有第三个方面呢？任何事情的根源还是在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那么，干部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你犯了错误，我要惩处你，要把你的权力管紧，让你不犯错误。但是干部内心想不想犯错误，愿不愿意犯错误呢？所以，就是有了惩处和制度约束。还是管不好的，必须通过管住干部自身的作风、思想，来保证他不愿意犯错误。这才是真正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第三步不想腐。

怎么样做到不想腐呢？总书记讲到说：“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我们怎么来管干部呢？

1. 尊崇党章，守纪律讲规矩

尊崇党章，强调培养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增强干部的党性意识。十八大之前，从管理干部的角度，我们对党章提得不多，讲得比较多的是要通过国家法律来管理干部。但法律说到底只是管人不做太出格的坏事。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比如包养“小三”，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法律是不管的，这是家庭内部事务问题。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他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的作风问题、道德问题会成倍放大，仅仅依靠国家法律，就很容易出现大的问题，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强调，更要通过党的纪律、党的制度来管干部，要实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那么，党的纪律、规矩、制度，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党章。习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6日，也就是新一届政治局诞生的第二天，专门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会议上，他也专门讲到，“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为什么要用党章来管好党呢？从我们党的历史就能体会到党章的重要性，体会到纪律的重要性，体会到一个党员党性的重要性。

一大党章中，对于纪律没有作什么规定。我们的党的纪律是从二大党章中树立起来的。在二大党章中，规定了开除党籍的一系列条件。例如，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等。二大出台了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一点是针对当时中国政党的一个通病。当时中国大大小小存在着成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包括二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个人散漫、组织涣散。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党，而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191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同盟会软弱涣散的问题。但他采用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不是通过党纪，而采用个人效忠的方式。当时，中华革命党每一个党员入党的时候，都必须宣誓效忠党的领袖。也正是因此，中山先生的做法遭到了党内很多同志的反对。后来，国民党还是在沿着这一条路继续做。蒋介石可能比中山先生做得更成功一些，他依靠个人的纽带，在他身边确实带起了一批人。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蒋介石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称呼叫“校长”。“校长”就意味着你是我的门生故吏，你就是我的人，你就应该跟着我，我也不会亏待你。这还是一种个人纽带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现在政党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国民党虽然人非常多，但战斗力逊于共产党。直到今天，国民党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成为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了。国民党直到今天还体现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党员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党章修改也是如同儿戏，以至于国民党现在也是风雨飘摇了。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西方政党，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定，就是对于凡是担任公职，或者成为党员、议员的人的任何言论都要和本党保持一致。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国民党的党章中就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党员要服从党的决议。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了总统。同时那一届国民党的立法院，国民党的议席的席位数量是民进党的整整三倍，即使到2012年大选时，国民党立委席位数量也比民进党多一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按理说国民党的任何决议都是能够在立法院得到通过的。但结果却是，马英九的很多项决议都不能在立法院通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国民党人，往往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导致了党的决策一项一项都不能通过，而且更关键的还不在于立法委员不执行党的决议，而是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在一次又一次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分。

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国民党的党章修改如同儿戏。这个大家或许也都有所耳闻，国民党在去年10月时候，原来的“总统”参选人是洪秀柱，这里大家注意“总统”是打引号的。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洪秀柱是通过一套完善的根据党章的规定起来的候选人，可以说他在国民党党章层面是非常具有合法性的。所以如果要换掉她，从党章来说是不可行的。按照全世界大多数政党通行的办法，我们还是会让他去参选，结果国民党干了一件什么事呢？既然党章不允许换参选人，那就修改党章，于是在短短一天里修改了党章，然后将洪秀柱换掉，改为朱立伦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家在参选前都会有很多承诺，但是参选后往往不能够落实，所以选民在选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仅要考虑参选人承诺什么，还要考虑这个参选人过往的兑现度，就是看参选人的信用怎么样？如果他的信用好，选民可能就会多考虑；如果他的信用差，而且经常是说了也不干，那么说得再天花乱坠，恐怕大家也不会把票投给他。所以说，对于一个候选人都是如此，更何况是一个政党。而现在国民党通过随意修改党章，台湾地区老百姓也同样看到了。所有，不要说有民进党来挑事、抹黑，就是随意修改党章，也让国民党可能不被人相信。

 

另一方面，国民党修改选举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台湾地区的立法院选举要分类，一类是部分区立委，这类立委选取是由选民把票投给政党，然后由政党获票达到一定程度，他分给政党提名的人。另外一类呢，是分区立委，你这个立委必须到选区里，实打实一个一个干掉你的对手，你才能当选。

同时，国民党在修改选举选区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台湾地区的立法院选区分类，一类是部分区立委，这类立委选区是由选民把票投给政党，然后由政党获票达到一定程度，他分给政党提名的人。另一类是分区立委，这个立委必须到选区里，实打实地一个一个“干掉”你的对手，你才能当选。因为部分区立委选上的难度低，国民党的党章以前就有一条规定，部分区立委最多连任两届，第三届时则必须回到自己的选区里去。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当时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已经连任两届，所以他必须回去参加分区立委的选举。但是他不愿意，结果因为他个人的不愿意，国民党又修改了党章，说部分区立委可以继续连任。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党的党员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党章修改又如同儿戏时，它又怎么形成战斗力？如果中国共产党也这样，能够形成一个持久的战斗力吗？恐怕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树立了非常严明的纪律，并且通过这种非常严明的纪律，锻炼出了党员非常坚强的党性，正是有这种坚强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的支撑，我们的党员才能在不管多么困苦的情况下，哪怕只剩下两个人、三个人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在建国前坚持革命斗争。比如说陈毅元帅，在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继续战斗，并且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战斗。1936年冬天，陈毅写了《梅岭三章》的诗歌，来表达他当时的革命意志。

建国后，我们的党章对组织性、纪律性同样非常重视。在我们有了几千万党员的情况下，在我们管理这样一个大国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依靠党章来凝聚广大党员的力量，才能保证我们的几千万党员真正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而不是让这几千万党员成为一盘散沙。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非常重视强调党章，强调党的规章制度和党的纪律。2016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的第一条就强调，要“尊崇党章，坚持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学习党章、遵守党章，关键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所以，党章是非常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干部个人要学习党章、尊崇党章，形成党性，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干部。另一方面，我们的纪检监察工作，我们的党组织部门、纪检部门、党委在工作时，也必须要依靠党章，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要以纪律为戒尺，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就立即处理。纪委决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那么，“纪委绝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一方面，要理解纪委是党内的机构，它和公检法是有区别的，两者要执行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力度，不能混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理解这句话，就要明白“公检法”是干什么的——是抓坏人的。但是，纪委不能够仅仅只抓坏人，你还要去抓好人身上可能出现的一些坏毛病、坏苗头。所以执纪审查绝不能成为“司法调查”，就是说执纪审查不能只抓坏人。要依纪监督，从严执纪，真正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要忠实地履行执纪监督的“四种形态”，要抓早抓小，要扼杀苗头，让“好人不要变坏”成为我们执纪监督的主要工作。

2. 深化干部管理制度改革

我们党也要通过完善的党内制度建设来深化干部管理制度。近几年，我们出台了很多干部管理制度，包括廉政风险防范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试行官邸制等。这里面大家可能有深切体会的、影响最多的一项就是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从2014年起，这项制度就开始在中央机关试行，今年应该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了。就是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都要如实地向组织报告自己的个人事项，每年都要填写中组部专门印发的表格。这个表格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其实很多干部是不太把它当回事的。刘云山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到过，他说，有的干部在进行个人事项报告的时候，作假的有，参水分的有，为什么有这些作假参水分的呢？那么少数可能确实是有问题。那么多数干部还是存在中国人这样的传统心理，就是财不外露，所以就不愿意如实汇报，而且他也觉得党组织不可能知道这个实际情况，所以我随便写，反正你也不知道，就随便写。但是后来发现党组织在这个事情上并不是仅仅让干部报一下，走一个形式，而是真正动真格。

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干部，可能刚开始这个干部本身是没有廉政问题，一开始他个人填写了一份个人事项报告表，然后被组织给打回来了，说你报告的财产不实。他一想，把相关的又填了一遍，方方面面，把他所能想到的每一条都交代上去了。然后他报上去之后，又被打回来了，还是不实，重新填。这一次他急了，回去专门查了一下当天的股票市值，查了当天的存款情况，方方面面查得很清楚，把房产面积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他自己觉得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结果交给组织一查，又被打回来了，说还是有问题没有交代。他就不服气了，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后组织说，回去问问你老婆。然后他回去问了他老婆，一问才知道，他老婆背着他以自己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子。就是说，他都不知道的事情组织却早已经知道了。后来这个干部因为这件事，写了很多检查，组织也对他反复调查，证明他确实没有廉政问题，只是有在夫妻内部他老婆瞒着他买房子这一个问题。可能有人就会想，既然组织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我报告呢？实际上这样一个制度，更多的是要考验一个干部对于纪律的执行严不严谨，对于组织是否能做到完全坦白。如果对组织有隐瞒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放心让这样的干部走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来呢。

第三个方面，近几年我们也实施了治理领导干部的措施，就是治理“裸官”。2010年，中办、国办就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4年1月中央又专门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该《条例》中，就有这样一条“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解释一下就是说，在有配偶、子女的情况下，子女到国外不算“裸官”，因为现在教育交流非常发达，去国外读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的配偶移居到国外，子女还在国内，那就是“裸官”了。如果没有配偶，子女在国外，也是“裸官”。针对这样的情况，要么把配偶或者是子女叫回来，让你自己不是“裸官”，要么就不要再担任相应的职务。

 

2014年中央组织部《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中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这样的“裸官”，不得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上列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等5类重要岗位任职，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且在所列5类岗位任职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与其谈话，由其配偶（没有配偶的由其子女）主动放弃外国国籍、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和长期居留许可，或调整其现岗位。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地去管理“裸官”呢？就是因为“裸官”一度成为“贪污预备队”。被查处的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就是其中的典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全家人就拿到了港澳居民身份证。那么，像曹鉴燎这样的人为什么想拿到港澳居民身份证、向移居国外呢？被查处的很多人在忏悔录中就说到，这样做是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好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党和人民会让你连后路都没有吗？所以这样的干部在给自己留后路的时候，恐怕心里已经想到了要干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了。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裸官”都可能会有问题，可能有些“裸官”的配偶或者子女是在正常情况下移居国外的。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官员也要调离岗位。可能有人会说，如果这个干部比较有能力，就因为是“裸官”，就要被调离，这对党也是一个损失。这个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但是考虑到我们党要执行一个制度，必须是无差别的，必须是严格的。如果说因为某个人有特殊情况，就继续让他在所在的岗位上工作，明天又说其他人也有特殊情况，最终这个制度的约束力就会完全丧失。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要把全党制度立起来，把全党的规律立起来，才能保证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 完善干部选任制度

党风廉政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内容。五大建设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说反腐倡廉建设、作风建设就只是反腐败，也要考虑到其他方面。在干部工作中，可以用国家制度体系来管住干部的权利，用党内法规《党章》来培养干部的纪律、塑造干部的党性。同时，我们也要注重选好干部，通过构建制度把那些党性锻炼强的干部选出来，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淘汰出去。总书记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好干部的五个标准，分别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后来又进一步凝练成了“忠诚、干净、担当”。

首先，忠诚。要忠诚什么呢？第一，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信仰马克思主义。现在确实有不少干部存在“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问题。像李春成，曾经动用公款好几百万去做法事，希望能让自己官位提升，更上一层楼。这样的干部，我们是绝对不能要的。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反面教材，做到忠诚于马列主义。第二，要忠诚于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第三，要忠诚于党的组织，也就是要忠诚于民主集中制。该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该集中的时候，一定要集中起来，中央决策的事情，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干净，不用再说了。担当。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挺身而出，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对于一般党员来说，遇到其他干部身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助推党风廉政建设。

同时，在选人用人上，也要做到“四个不唯”：推荐提名不唯票、干部使用不唯年龄、考试比选不唯分、考核评价不唯GDP。做到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只有把那些道德好、党性强的干部选拔上来，才能够真正从源头上控制党风廉政建设不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势头。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也要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纪委要坚守监督执纪问责的定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塑造良好的党风、政风，也能够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而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王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121/86113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