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泉：风险时代——个人从“知识”向“智慧”的跨越

 

程光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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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观点：一个英国医生如何借助地理知识挽救了一座城

当代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我对学习型社会有三个概括。一是人人都要学习。这个时代无论是知识的总量，还是知识衰变的速度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如果我们放弃学习，就意味着放弃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一些基本技能。二是终身都要学习。学习已经由最初的作为一种生存工具、生存技能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存方式。三是学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习不仅仅是一些使用功能，学习可以滋润人的生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知识的掌握、对学习的追求，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主题。

一、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关于近代中国有一个说法，就是“近代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今看来，184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和今天的变化相比，那个变化实在太小了，今天才真正称得上“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化到底是由什么导致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最根本的一个动力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几次重大变革都是由某项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今天，我们遇到的技术变革是急速的，它并不是某一项学科或者某一项技术在改变社会，而是几个或者几种主要的科学技术变革引发所有领域的变革，许多学科齐头并进。比如互联网。十年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对中国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有人认为，所谓“互联网+”就是传统产业或传统服务业加上互联网，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是十年以前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而今天的互联网不是这样的。比如，美国有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叫Uber，最近几天不断引发国内整个出租车行业的振荡。Uber公司一辆出租车都没有，他没有花钱买过一个汽车轮子，但是他旗下却有两万多辆汽车和六万多名员工。这叫“互联网+”。

我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始从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变。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历史学家说过，瘟疫是促进这个社会开放的一个重要推手。而今天，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开放的是互联网技术、交通和通讯技术。信息是无法人为封闭的，人也是无法被固定在某一个区域的，这是一个世界潮流。

二，开始从前民主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一个政治昌明的社会。其实严格来说，现在的中国还不完全算是一个民主社会，至少全党全社会对于民主的基本知识，对于民主制度的基本体系，对于民主运作的基本方式，了解的还少之又少。

1945年，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访问，在延安的窑洞里曾经和毛泽东主席进行过一次彻夜长谈。黄先生对毛主席说，说润之，以我老朽这60多年的人生阅历，“闻的”不算，就我亲眼所见，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开始时无人不尽心、无人不努力，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人们的功利心增加，最后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这几乎是一个铁定的历史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公能够找到一条走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办法。黄炎培先生说得语重心长，毛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开始从法制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以前我们在强调法制时，其实更多的是用法律去管制社会，去统治管理社会。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只是“法制社会”，并不是社会有了法律我们就有了法治。秦代有《大秦律》，明代有《大明律》，那个时代是法治社会吗？肯定不是。也不是有了宪法，就是法治社会，甚至也不是有了一个好的宪法，就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需要在全社会把握法治的实质，树立法律的信仰、希望，才能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

 

 四，开始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今天的中国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我们和西方国家谈判时，人家动辄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地位。一旦出现经济问题，我们并不习惯于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经济矛盾，而更多的是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当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遇到股灾时，政府都会采取强力措施，但是是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这个非常值得商榷。

所以，其实需要提升的不仅仅是普通公民，也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的高管，他们自身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今天的社会开始由传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一听到风险社会，有些朋友可能会紧张，说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危险？不是。风险和危险这两个词在中文里没有太大差别，在英文里却有很大的差别。危险是既定的、确定的，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比如你在马路上走，告诉你说不要闯红灯，要靠右行走，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一旦违反交通规则会很危险。这个危险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风险不是这样的。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风险社会的概念自此诞生。当时，全世界没人重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太平盛世，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江河日下”。于是，西方人就认为，他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没有敌人的时代。过去庞大的苏联不存在了，所以西方都欢欣鼓舞。

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他认为，以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这儿就完了。终结在哪里？就终结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上，这是最好的制度，不可能有更好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声巨响粉碎了这种乐观的估计，就是9·11事件。9·11事件和历史上的劫机事件有什么不同？历史上所有的劫机者都不会以炸毁飞机为目的，他都是要解决别的问题，劫机只是手段。但是在9·11事件中，总共劫持了四架飞机，劫机的时候就是以炸毁飞机为目的的。其中一架飞机飞向世贸中心，一架飞向五角大楼，一架飞向白宫，另外一架中途出事了。这些飞机在劫机时就计算好了油量、撞击角度，和历史上的劫机事件完全不同。所以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报纸就不再有过去的乐观情绪，当年发表过这篇文章的那家报纸，在同一个位置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不知敌人在哪里的世界》。

二、风险社会所需的智慧

进入到风险社会以后，对每一个公民的素质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我们今天先来讲讲一般的素质，再来讲讲进入风险社会所需要的智慧，以及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完成从一个知识人到一个有智慧人的蜕变。

    当前，风险社会对个体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前瞻性。可能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变得不确定了，我们怎么找到规律性的认识？风险社会要求我们有预见性、前瞻性，那么这种前瞻性源自于哪里？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对本行业、本领域未来的发展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我们可能会丧失许多重大机遇。

80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手机这个概念，那时候的手机叫“大哥大”，很土。一台卖18000多。老板为了显示自己，旁边还要配个秘书抱着半个“砖”。当时，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就向邮电部提出，要迅速布局和发展中国的移动通信设备产业，也就是发展手机。那时候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家家都想在家里装电话，邮电部门就把线扯到家家户户的门口，装上电话，春节拜年打电话就行了，就不用跑那么多路了。可是这时候邮电部接到一个报告说，你们不要搞有线电话，要搞无线电话。邮电部的领导觉得，我们前期投入了那么多资金，怎么收回？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用上“大哥大”。结果当我们再想发展时，我们已经没有能力了，中国的移动通讯产业已经在全世界不值一提了，也没有给你留出市场份额来。所以，白白丧失了发展移动通讯产业的机遇。包括现在的急救行业。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迅速发展，许多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最头疼的是去医院。为什么？由于现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够合理，去医院比较困难。因此，急救行业和普通的家庭私人医生之间的配合，将来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结合点。随着私人医生在社会上的慢慢普及，首先会普及到高收入家庭，然后到普通家庭。

我在给学生讲政治学时，我说大家喜欢听什么？同学们就说，你给我们讲讲瘟疫吧。于是我说好，我就给你们开这个课，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月的瘟疫。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瘟疫，比如古希腊。古希腊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曾经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初期，雅典赢了，到后来急剧衰败，直至文明消失。怎么导致的？除了政治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雅典遭遇了一场瘟疫。后来据医学家分析，这是一场具有组合性的瘟疫。雅典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瘟疫，死了十几万人。雅典怎么解决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医生，就是被医学界称之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特斯，他来到雅典，他采取了什么措施？当时，他吩咐人们把死者运到郊区烧掉。最后，雅典从这场大的瘟疫中慢慢缓了过来。他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其实就是隔离。就是把病人和正常人隔离开来，将因病死亡的人的尸体加以焚烧。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一旦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我们要看看能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第二，创新性。李克强总理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什么？因为从前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了，消费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再靠大的能源消耗、低成本劳动力投入已经不行了。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走的是高消耗、低劳动成本的道路。2000年，iPad上市。我到纽约去，在纽约第五大道最大的苹果店，本来说那一天上市，我本想到那儿买一个，结果排了半天队，人家说没货。为什么没货？说是来自中国的船途中遇到了台风，新品发布上市要推迟一星期。我才知道，所有的产品加工是在中国深圳的富士康进行的。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iPad当时卖多少钱？398美元。所有的组装工具都是在中国完成的，而最后焊接的一道工序里是有毒的，对工人的身体有很大伤害。工人们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车间里工作，为了赶工，常常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最后却只能拿到8美元的加工费。我们连iPad售价的零头都拿不到的。过去，英国中部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你去看英国的工厂，到处都长了一人多高的荒草，工厂里什么都不生产了。靠什么来支撑国家的发展？就在于教育、旅游、金融方面的创新。

 

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想买钥匙链回来送给同事，结果后来在商店里发现几个挺好的链。我问多少钱？店员说13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150块钱左右。回国以后，我在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城里看到这个商品，我就找到生产厂家问他们，我说你的加工费多少钱？他说8毛钱。他说英国离了中国连圣诞节都没法过。每年过圣诞节所需的圣诞树、圣诞树上挂的东西、吃的东西、送给孩子们的礼品，统统都来自中国，一次配送。但是中国挣到钱了吗？我们没有挣到钱。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难不难？过去我们老说创新是科学家的事情，是某一些领域专家的事情，但是看一下日本的生产线就知道，创新其实就是普通工人的事情。有一次，我带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进行培训，日方的培训师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三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拿了一支笔，他说笔杆和笔帽组装起来需要多少时间？笔帽拿起来一秒钟，笔杆拿起来一秒钟，拧上一秒钟，放回去一秒钟，四秒钟是标准生产时间。如果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秒钟能不能完成？我们的企业家很聪明，说很简单，左手拿笔帽的同时，右手拿笔杆，一秒钟，拧上一秒钟，放回去一秒钟，压一秒。他说那好，你再给我压一秒。我们想不出来了。这个培训师给我们说，我们生产线上的工人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笔杆固定在工装线上，笔帽拿起来一秒钟，拧上一秒钟，两秒钟结束了。我们的工人说，这有什么？这不太简单了吗？可是你为什么没想起来？后来，日本的培训师说，我们的工人其实是一秒钟完成全部工装程序的。至今我们也不清楚，怎么用一秒钟完成这个工序，但是那次培训到最后，我把问题提给丰田汽车公司的一位副总，他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他说问题其实并不出在工人怎么动脑筋来解决这个问题上，而在于你怎么设计机制。在日常管理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生产线上有十个工人，通过提高劳动效率，不需要十个人，要减掉一个人，应该减掉谁？作为管理者，可能就会想到把那个调皮捣蛋的、劳动力差的人减掉，剩下的九个人继续创新。当你又要减掉一个时，要减掉谁？减掉最差的。如果继续创新，减到七个人，工人们会怎么想？就是这个创新不能做了，创新的结果就是我的饭碗没了。而日本生产线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工人创新需要九个人，拿下一个人，我就把最好的那个工人拿下来，他依然在生产线上，只不过他变成了一个巡视生产线的人，当生产线上哪一个工人遇到了问题，或者生产线上遇到了哪些问题时，他就迅速帮助他解决。再减下来一个人，再让他巡视生产线，这些人都不离开生产线，所有的工人的创新积极性大增，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随着自身技能的提升，创新能力的提升，总有一天我可以有一个更清闲、更体面的工作。而在中国的管理体系中，很多用人单位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末位淘汰制。所以，其实问题并不出在技术创新的环节，而出在管理创新的环节。全民创新最重要的是什么？创新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大脑，而我们对思维的管制太多，人们缺乏自由思考的环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创新自由，就不可能有创新。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事实上，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了一本书叫《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可惜这本书写完以后没出版，就被扔到抽屉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用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过了几十年，这本书才被找出来重新得以出版。这一年，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了。这一年马克思多大？马克思28岁，恩格斯26岁。你能想象在一个遥远国度，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一个26岁的年轻人，创立的一套理论体系适合于160年以后一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一味地固守教条是非常可怕的。

1989年之后，“左”倾思潮开始回头，有些人开始对我们国家的探索，对我们的发展模式提出批评。特别是在温州。有人说，温州搞的就是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复辟，就是剥削。当时，中央党校一个教授到温州考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在工厂里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车床上做冲压垫，用很薄的铁皮冲出一个东西，再推进去，很简单的机械劳动。教授就过去问那个孩子，说小家伙你多大了？说，我13岁。教授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不是童工吗？说，我们温州的工厂里使用的大量的童工。教授就跟那个孩子说，你知道你老板在剥削你吗？孩子说，不知道。你知道你是童工吗？孩子闪了闪眼睛，不清楚。教授就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准备离开，没想到身后这个孩子就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爷爷，你别走。说，爷爷我们家非常穷，我父母没钱让我上学，我才来这个工厂，好不容找到这么个工作，你要不让我在这里干活，我父母也没办法让我上学，他们回家就会让我放牛或者放羊。如果说童工不合法，那牧童合法吗？他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教授说我挣三千多块钱，你挣多少？这个孩子说，我挣八百多块钱。只是个13岁的小孩就挣800多块钱，你头发白了才挣三千多块钱，你说我们老板剥削我，那谁剥削你？这个教授回到了中央党校的讲台上，面对我们的高级干部就说，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创新，我们连一个孩子提出来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

有时我们恪守教条，殊不知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前进的不竭动力。通过看《大国崛起》中那些国家的历史，看一个国家要代替另外一个国家，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创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厂，这个国家要怎么维系大国地位和人民生活？西班牙有一座很小的城市叫萨拉曼卡，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大学古城。在萨拉曼卡大学里有两万多学生，其中有一万多是中国学生，学生一年在这里要花多少钱？三十万。而像这样的大学，在这个国家还有无数所，你就知道他是靠不断的教育创新，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学生父母过个一两年还要去看他一次，至少还要花十几、二十万。可是我们的教育本身就没有吸引力，我们的北大清华说有一百年的历史，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已有八九百年历史了。八百年来，不断创新，所有的房子都是古建筑，但所有的教学体系、教材却每年都在翻新。所以，创新对一个国家而言实在太重要了。而除了在国家层面要进行理论、体制的创新以外，每一个个体也都应该有一种创新的冲动。

 

第三，求知欲。今天的时代与以往不同，如果把人类在不同时代所需的最基本的知识做一个概括，你会发现，每个时代所需的知识都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人类需要的最主要的东西是经验。所以在农业社会，一个家庭内部，当家的都是老人；在一个国家，当政者都是老人政治。为什么？农村的老人就告诉你，农业活就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就咋就行了。老人经历得多，经验丰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所以不用那么多知识，年轻人在农业社会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但是到了工业社会，你会发现知识在改变命运了，知识的作用大大提升。到了风险社会，突然发现知识也不管用了。医学专家对未知的疾病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来的，怎么治疗。因为没有遇到过，是一个全新的情况。这时人就需要智慧。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旺盛的求知欲？因为求知欲是基础。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知识爆炸的巨大压力。比如，孔夫子所处的时代，为什么他被称为孔圣人？因为相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总量，孔夫子掌握的知识足够多。而相对于今天的知识总量，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沧海一粟，太少太少了。19世纪时，人类的知识总量差不多50年翻一番，20世纪差不多30年翻一番，到了20世纪末，差不多每三年翻一番，而今，速度更快。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发明总量就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发明总量。所以这个量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叫惠施，学富五车。我们拿惠施做一个计算，来看看在那个年代，什么叫学富五车。那时候的知识都记载在竹简上，一根竹简大概重50克，能记录三十个汉字。如果一车能拉500公斤竹简，装一万根竹简，“学富五车”就是拉五万根竹简，相当于150万字，等于现在的半部《现代汉语词典》，一张光盘的1/200。你就知道，他知识其实没有多少的。但今天，我们掌握的知识总量大，要多多了。

另外一方面，随着知识总量的增加，有些知识开始衰变。关于知识衰变有一个概念叫知识的半衰期，半衰期是指什么？就是所学知识逐步陈旧过时所需的时长。当年学电脑、学打字的时候，要求我们学DOS系统，要学Window5，如今再讲，谁会听？那些知识早就过时了，并且这些知识过时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有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就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要有旺盛的求知欲。许多人都说，现代人太忙了，每天上班路上来回要三个小时，再工作八小时，大量的时间都被消耗掉了。但是我想还是会有大量的时间去读书。大学老师一年要读多少书才能不被学生淘汰？学生选课的时候还会选你的课？我的概念是一年要读一百本书，这是最低的量。什么概念？就是三四天要读完一本书。当工作很忙时要怎么读书？和当年读硕士、读博士时相比，很多时间都浪费掉了，现在就要抽时间挤时间读书。我给他们算过，带一本300页的书，我从北京上飞机到广州就读完了，所以我要出差我就去的时候带一本，回来的时候还得再准备一本。我的行李箱通常要准备三本书，因为还有一本是防止在机场误机，还会读一本。

北京有一个经济学家叫梁小民，有一家报纸每个月都会公布他当月读的书，他会在读完每本书后写一个评论出来。他读书基本上是每天一本，一个月30本左右。他能写出评论就说明，他对每本书都是精读，阅读量一般一年都在300本左右。可是在发展速度很快的行业里，要有怎样的读书速度？一年能读几本书？我问过好多老师，一年读十本的老师，在这个学校里连十分之一都占不了。所以如果没有旺盛的求知欲，没有对知识的汲取，没有雄厚的知识基础，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第四，多样性。多样性讲的就是兼顾统筹，其实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一个公民都不能独善其身，他需要协调和统筹方方面面的关系，领导是这样，普通公民也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能独霸所有利益。你给别人创造条件、创造机会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发展留出了空间。所以统筹兼顾、协调合作，这些都是现代公民应当具备的非常重要的素养。

第五，民主的原则。当下，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很少，其实民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比如每个人都希望在单位，有一个民主作风的领导；在家里，家长不要太霸道；哪怕在一个班组、一个小群体里，都有一种民主的氛围。其实这样的想法没有错，但是如果把它进一步提升，你就会发现民主没有那么简单。民主思想起源于西方，我们老祖先有一些“民本”思想，但不是民主思想。

民主思想指的就是权力来自于人民，但是到了中国，所谓的民主就成了“少数服从多数”。从根本意义上讲没错，但是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恐怕不行。

在社会中要培养民主的种子，包括每个人在日常中的一种民主情怀，都非常重要。民主不仅仅是要坚持真理，民主很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妥协机制。怎么妥协？比如，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总统时，两党候选人恨不得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一旦选举结果出来，败的一方要妥协。怎么妥协？就说，我承认这个选举结果。失败了，要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支持新总统，这是败的态度。胜者的态度也要妥协，叫“一朝全在手，便把令来行”，要尊重竞争对手，这是胜者对败者的妥协。有了这种妥协，社会才能进步。民主是一种低成本政治，不需要战争、不需要流血冲突，只需要让人民认识我、认可我就行了。通过宣传努力，重新树立政党形象。所以民主在社会与生活中大量存在，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公民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做一个有民主情怀，掌握一定民主记忆的人。

 

 第六，法律精神。国家通过的法律，汗牛充栋。纵观这些年普法时遇到的问题。一部新法通过了，就要求大家学习，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有一些法律和我们没太大关系。比如我从来不炒股，那些关于股票的法律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也听不懂。说万一哪一个人把我存折上的钱弄走了炒股怎么办？聘请个律师去办，我不办。

其次，我们通过的法律汗牛充栋，不可能全都掌握。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主张普法？当然不是。我们要普及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精神。比如“法律保护弱者”，这体现的就是一种法律精神。“法无明文不为罪”，这就是一种针对老百姓的基本的法律精神。就法律中没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做我就可以做。说你觉得我做得不妥当，但是法律没规定我不应该这么做，我不违法。

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掌握了法律精神，其实也就够了。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急救行业，这个行业有没有相关法律？如果有，那些法律条文我们要了解。所以，一个普通公民重要的是掌握一些法律精神、法律的实质，而不是法律条文。

最后就是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最简单的是先回到常识。你告诉我一亩地可以产20万斤粮食，我怎么能信？常识告诉我，不信。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不实事求是，过多地追求一些虚的东西。比如北京现在的交通状况。有一次星期天我去金融街，去了以后大吃一惊，就是从这个地方往西一直到西二环——空无一人。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路边不会停一辆车，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出现了空城，一个星期有两天空城，这是极不正常的。再想想，我们当年设计回龙观小区、天通苑小区时，白天上班时是什么状况？基本上和金融街这种情况差不多，白天空无一人。城市粗线条管理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简单说，交通的拥挤、人员拥挤，是这个状况吗？如果我们中央领导星期天到那儿散步，一看，北京条件很好嘛，哪里拥挤嘛？连车都没有，环境很好。的确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从知识到智慧的跨越

除了这些精神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一个跨越——知识到智慧的跨越。我们常说，没有知识，不可能有智慧。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仅有知识，不可能有智慧。当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知识是基础，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成为智慧？当我们的知识具备了下面这些特性，我们基本算的上是当代社会一个有智慧的人。

第一，知识应该是融通的。当代人接受的教育都是专业教育，我们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仅有专业知识，有时不要说应对专业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会觉得知识比别人匮乏。比如去丽江旅游，丽江往西北三十公里的地方，长江那一段还不叫长江，长江上游最大的一个支流叫金沙江，金沙江发源于青海高原，之后一路往南，到了丽江十五镇，之后突然掉头向北，在云南和四川之间劈开一条血路，然后又汇入了几条河流才成了长江，上游还不叫长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这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部队。干什么？就是为了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保卫滇缅公路。当时国民党的情况非常危急，一路从南京退到武汉，然后退到重庆。可是从昆明起飞的日军飞机可以直接轰炸重庆。当时留了唯一一条国际通道，被称之为“国民党的生命线”就是滇缅公路，那是国民党获得国际物资的唯一通道。但是日军可以轰炸那个地方。日军从孟加拉湾上岸，然后一直打，打到哪儿？打到怒江边，这边就是金沙江，那个地方三江并流。如果越过怒江，就可以直接抄国民党后路灭掉重庆。就在那里，国民党设重兵死守，把日军挡在怒江以西，然后打过去，派远征军进入缅甸，后来去印度，给国民党开出一条生路来。

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方圆不过30公里的范围内，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用告诉大家答案，是因为没有一个学科知识能给你这个答案，你需要懂得军事、地理、历史、水利、气候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知识的融会贯通。

第二，知识应该是流动的。确实有许多人读书很多，但是有人说，读书再多，也不过是“两脚书橱”。为什么？因为那些知识在关键时刻调动不起来，没有用到，所以知识是死的。要想把知识转化为智慧，知识一定要是流动的。

 

英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瘟疫，夺去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如今，英国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往北有一个大草坪，这个大草坪现在看也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个草坪上没有种一棵树，也没有人动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个地方埋了两万多人，就是那次瘟疫死的人。瘟疫爆发的情形非常骸人，早晨这个人还好好的，八点多钟就开始拉肚子，九点多钟脸就黄了，中午就死了，下午一家人就死了。第二天，人们发现一街道的人都死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病到底从哪里来？怎么传播的？怎么那么厉害？于是很多人都到教堂向上帝祷告，结果教堂就变成了一个瘟疫患者的巨大的坟墓，进去的人没有出来，都死在里面了。

这时，从乡间来了一个医生，叫约翰·斯诺，他是英国首次提出预防霍乱的措施的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斯诺带了一个助手，他说伦敦发生了这么大的瘟疫，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我们去看看。进了伦敦城以后，他对助手说，你给我买一张地图来。助手问斯诺，要地图干吗？他说你甭管，买来吧。这个助手就买来一张地图，他说从今天开始你接诊的时候，除了问问他家住在哪里，你在地图上给我把他家在哪里标出来。结果接诊了几天之后，他在这个地图上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离水井越近，发病越密集。他带着他的助手说，咱去看看水井里面有什么。水井里面提上来的水一看，他说，不用查了，这个病是胃肠道疾病，传染的渠道是水。就是霍乱。那时候还没这个名字。他在水里面发现病人粪便残留物，随着雨水又重新流到水里，大家把这个水提回家，就感染了。于是，斯诺就紧急通知伦敦市政当局，关闭市内所有水井，别喝这个水了，从市外运水进来，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最终拯救了这座城市。今天，在伦敦市中心还可以找到约翰·斯诺的铜像，伦敦人没有忘记他。

这样一个医生怎么拯救一座城市，消灭这场瘟疫？他用的不是医疗手段。是一个我们在学地理时就学到的识图知识。所以，融通的知识不是用一个学科问题来解决问题，它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发挥作用，关键时刻还需要那些看似并不相关的知识去调动。

第三，知识还需要反思。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前提的，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学数学，在那个地方解一个题，要假设A等于B，然后才有下面的推算。其实所有学科都有这样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这个学科就不存在的。这也给我们设定了一个范围，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有一个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个知识可能就是错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掌握的知识本身也不能过度自信，也需要我们对这些知识的真理性、科学性进行重新审视，这样人才不会迷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知道的就像一个圆,圆的外面是未知的世界,知道的越多,这个圆越大,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知道。当你的知识很少时，你接触的无知面也很少，你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随着你知识的不断扩展，接触无知面的周长也越来越长，你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知。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知识越多的人越谦和，知识越少的人越狂妄。所以，当你的知识体系具备了这样一个特征，它是能够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贯通，这些知识可以相互为用、相互支援。同时，你对已有的知识又不迷信，知道他只适用于某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那么，具备了这三个特征，人类的知识体系、个人的知识体系就具有了自我调整的能力，基本上也就完成了从知识到智慧的跨越。

好，今天上午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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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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