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

 

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各界都在谈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个人有一个体会，我把它叫做“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为什么提出这个题目呢？我发现在这一次五年规划的制定中，国际问题、全球治理，包括我们国家周边经济的发展，都成为五年规划制定的一个内生变量。

为什么称之为内生变量呢？过去，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都是立足于国内主体经济的内在动力学结构来制定我们的规划。我们看世界的时候，其实也是立足于我们的本身，把其余的世界当作周边国家和周边经济，这就有了国内外之说。但是，这一次我发现五年规划与以往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一带一路”基金等平台和金融机构的建设，包括“一带一路”覆盖的亚欧板块，都在国际视野里面，就像是站在地球仪对面来思索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发展的前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全球政治、经济，包括军事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略，都进入这个五年规划里来了。所以，我专门抽出了五年规划里关于国际视野这个问题作为专题和大家一块来讨论。和平年代，我们培养太多的专家，而专家思考一般基于过去，然后形成规律性判断，线性预测未来。而在变革年代，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够了，我们需要思想家。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结构变化比量的变化、线性变化更为重要。

我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变迁。我把解放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的一些节点时间，以及规划制定的思路和方法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次的五年规划体现了全方位的国际视野，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来批评。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百年”时五年规划执行的展望。“十三五”规划成功执行完的时候，恰好是给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献了一份厚礼，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促使我展望一下2020年以后整个经济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变迁

我们用从现在向前倒推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在过去五年间，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时，经常碰到一个躲不开的问题，那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向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转换的问题。换句话说，过去几年来，我们思考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主要是放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那么，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这种经济模式是怎么出现的呢？

我们再向前看一下。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制成品、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那么，短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无是处呢？不是！当时我们的加工制造能力特别强大，那个时候就有加工制造能力过剩，每年开工率只有1/3左右。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装备制造和装备制造以前的重工制造能力过剩，但日用品比较贫乏。当时人们想能不能通过投资日用制造、配方生产，使满足民生需求的产业群增加，使国民经济平衡能够在产能过剩和日用品稀缺方面得到一个校正。当你要完成这个投资的时候，就需要投资的资本金。但是当时我国国内资本金短缺，我们要购买国内所没有的设备和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就需要通过出口换回外汇来购买海外的设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基于当时想均衡重工、重化工、重制造偏向的国民经济体系结构。

再向前看，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一轻一重，来源于早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即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和科技的现代化。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比较恶劣，国防现代化、重工重化工的进步、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内循环应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处于优先级的发展位置。在一个相对封闭型的经济体系里边，国防和重工放在了前边。所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是在“四个现代化”执行了10多年以后出现的一个校正。

 

那“四个现代化”是哪儿来的？年龄大的同志都记得，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叫超英赶美、“钢铁元帅升帐”。换句话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的战略是赶超战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经济之前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前是赶超发达经济的战略。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钢铁元帅升帐”，在钢铁总量上超过英国、追赶美国，就是现代化的全部，或者说认为“钢铁元帅升帐”以后，其他的排兵布阵都会走上良性循环。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规划制定把主要的关注力量放在了赶超上呢？大家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飞机、大炮、钢铁、道路、桥梁的建设和产能与美国相比严重不足，所以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弥补了我们国民经济体系钢铁短缺的现状。这种代价是需要通过国民经济增长来改进的或者来补偿的。原来的赶超战略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从朝鲜战场再向前走。我们会发现，其实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船坚炮利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工业落后，船不坚，炮不利，落后挨打。我们国家的五年规划战略，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过去30年、过去50年、过去150年，甚至于是1840年以来落后挨打、国民经济体系亟需完善的历史逻辑而来的。这一次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的变迁，我个人认为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中的。

我们回顾五年规划思路的变化之后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是制造大国了，资本金也相对充裕。那么，在战略上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再面向未来进行思考。

第一，我们国家2014年生产了大约8.227亿吨钢，而全世界的钢产量16.62亿吨。试问，我们的钢铁既然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这么大，有定价的话语权吗？你会发现：没有！记得在前几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生产商一年之内把铁矿石的价格提高了51%，我们国内的成本随之飙升，而粗钢的价格在下降，生产厂商哇哇叫，但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生产大国了，也是制造大国了，但我们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没有定价权呢？因为定价的权力不在中国。早年“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我们都完成了，但我们发现，达到总量成长的同时并没有完成价值获得同步提升的设想。看来国际化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二，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越过10万亿美元的大关，与美国相比，我觉得总量增长就是一个5－10年左右的窗口期，不是我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大，就是美国比我们的大。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大好的增长时期里，突然前两年，东海问题困扰着我们，南海问题困扰着我们，而且中亚、乌克兰问题，也困扰着我们国家西北边界的发展。换句话说，在经济高速成长需要一个友好周边的大环境的时候，我们竟然在几个方向出现国际大环境恶化的压力，这说明全球的问题对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恐怕变得和国内问题同样重要。

第三，我国最近一直想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投票份额，我们也希望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货币中去。你会发现，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为什么我们要加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全球贸易结算和中央清算组织里去呢？因为那是制定货币规则的所在地。如果一个大国要崛起的话，当你不断地逼近你的梦想，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之后，你还有最后一公里的路要走，而越到最后越不好走。虽然我们和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问题更多。除了东海、南海的问题和其他周边问题，还有政治、军事、睦邻、国际关系等非经济的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是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问题。

再看看我们的“一带一路”。如果“一带一路”走向亚欧板块，我们要出国去建设的时候，怎么去安排施工环境？我们跟周边国家要合作，如果合作不好，那么投资就出现了问题。珍贵的投资资本金和建设团队放到了国外去建设，一旦环境不好，打烂了“坛坛罐罐”，怎么能够变成我们的GDP增长份额呢？

所以，中央在制定五年规划思路的时候发现，如果没有全球视野的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对比未来这“十里路”在任务总量或者完成难度，前面走过的那“九十里路”仅仅相当于完成了一半。从我们回顾过去150年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设66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五年规划思路不断变化，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不关注国际问题，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无法完成好的境地。

二、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

我们过去也有国际视野，为什么我把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视野叫做国际视野元年？第一，过去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都是立足于国土来看国际问题，所以“国内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视野。现在，我们要立足于全球，也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坏有世界示范的意义，所以要看世界。我们GDP达到了世界第二大的规模，要再增长，资源如何配置，市场如何拓展，包括重大投融资项目如何执行，这时国外的因素和国内的同等重要。第二，我们用“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来比较一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于“一带一路”视野的这种现象。第三，我们讲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华崛起战略。这几个思路综合起来，说明中央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的判断，能比较适当反映这次五年规划制定在国际化方向上的实际。

 

 （一）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

为什么说我们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我在世界地图上画两条平行线，我们发现如果全世界的GDP是100万亿美元，而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国家占到90万亿美元以上。那换句话说，全世界的GDP大都发生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国家里。而欧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美加墨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区，恰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经济的特点是20世纪车间经济大发展的制造经济。怎么理解呢？可以想象，有一群产业分布在国民经济体系的不同板块之中，在每一个产业里，以核心和战略性企业为主导，周边有中等规模和小微企业与之配套；在每一个时代里，有一个主导产业群和配套产业群，引导着国民经济体系向前走；而国民经济体系其他板块的产业群，跟随它迈进。其生产特征是大量地购买原材料，加工一道或者数道工序，然后把它变成零件、部件、半成品、整装品，再把它卖出去。这种增长方式，我把它叫做车间制造式的增长方式，就是把原料购进来，对原料进行加工、变形、整合，然后做各种各样的细分、拆分、包装，把它形成一个产品卖出去，或者叫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有另外一些特点。第一，对道路基础设施依赖度非常高。要是处在交通要道，发展相对来说会比较快。第二，对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消耗比较大。

原材料消耗、环境消耗、能源消耗和车间制造规模摊开，这种增长方式有一定的问题。对车间经济的依赖，对于工厂设置的要求特别大，但你会发现它对环境并不怎么重视，对能源并不怎么重视。这种生产方式由于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材料，所以它对环境的伤害、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加大。所以，制造经济越发展，环境和能源的问题就越大。

我们国家在过去30年间发展的时候，恰好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体，随着我们生产能力的扩大，我们消耗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我们生产了40%多的纺织品，我们出口了70%多的家具。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能源、基础原材料上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全世界每年大概生产80多亿吨煤，我国生产将近40亿吨煤。所以，这种增长方式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环境和能源的消耗。当我们自己不能完全自给的时候，就得走向世界去寻求。因此我们应该转变一下增长方式，节能环保，较少依赖传统能源，更多地寻找新型能源通道，较少破坏环境，更多地与环境良性互动，让环境变得更宜居，让环境通过自己内生过程进行恢复和补偿。我们在环境和生产方面的变化，在于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如果我们每个人消费更多的水，消费更多的钢铁，虽然是新增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类别是传统的。如果有了4G手机，我们在通话方面更方便，在手机里面能看移动型的动态画面，那么你在单位时间获得的信息就会更多，这种4G消费原来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叫需求拉动？因为传统需求的优化和新增需求的出现推动经济向前走，而传统的生产相对增加慢一点或者做到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增长方式就转变了。因为我们国家在制成品方面占全世界30%以上的份额，如果我们转变了，就有一个全球性的示范意义，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转变增长方式就有了一个全球的视野。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视野比较

“一带一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有人说，美国推行的TPP，有意识地把我们排除在外。那能不能我们用另外一个思路来看问题。“一带一路”的北线，假定以北京作为起始点，越过内蒙古，穿过二连浩特，到了外蒙，然后进入了俄罗斯的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稍微向西一点。再穿过俄罗斯中部，到了莫斯科，再向圣彼得堡走，沿着这线向前，你会发现是上波罗的海，然后是中波罗的海，出了丹麦，就到了北海，这是北线。如果“一带一路”的建设，有这么长距离、大交通涵盖的北线道路，可以想象，这将近上万公里的地方，几百公里有一个大城市、一两百公里有一个中介性的城市（物流的运输中点），由于大交通带动就会出现亚洲和欧洲板块的整合。假定我们再修一条中线，从北京开始，经过西安、成都，越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再向中亚下边到中东，越过伊拉克上边，再向西走越过土耳其，从欧洲的中部穿上去，从德国汉堡出去，又到下波罗的海，英国的北海上边。如果修一个南线，我们从渤海出去，穿过黄海、东海，越过台湾海峡、南海，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进入海湾地区，可以归到中线上去，也可以从苏伊士运河和红海上去，进入了地中海，然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过英吉利海峡，又到了英国北海的上边。把这三条线涵盖的地方合起来看，你会发现TPP是环太平洋周边，而“一带一路”是亚欧板块以及非洲板块的整合，这块面积大概有多大呢？地球上陆地面积为1.49亿平方公里，除去南极和北极，大概有1.2亿平方公里是真正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而我画的这个区域，有将近8千万平方公里以上。想象一下，亚欧板块2/3以上的宜居陆地面积，全球数量2/3以上的国家，全球2/3以上的未来GDP都在这个地方。TPP与“一带一路”相比起来，谁的国际视野更好？今天还未尝可知。但我认为“一带一路”涵盖的地方，几乎处处都有人口。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从某种意义来说，它的资源和经济的辐射度比起TPP来说一点也不差。因此，我们说“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国际视野。

如果说“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五年规划有机不可分的部分的话，那“一带一路”的国际发展其实就是我们国家未来GDP的增长。我们过去是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现在是国际建设的增长带动国内GDP增长。因为出口的话，总是卖产品，现在要是去建设的话，不仅要卖产品，还要投资；不仅要投资，还要整理土地；不仅要整理土地，还要让技术和团队走出去。换句话说，在以前的五年规划里面，我们总是把产品卖出去，收回资本金，然后再去投资。现在我们不仅想把产品卖出去，而且是产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力团队等一股脑全出去。这个时候贸易就不仅仅是产品市场，还包括服务贸易、资本贸易、要素贸易和人力资源贸易。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对未来五年经济增长拉动的百分点，以及市场覆盖的范围和市场内部结构的完整性，是过去我们的国际贸易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规划。

我们把时间稍微向前挪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援助欧洲的一个计划叫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就是对欧洲当时已经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做某种最低限度的恢复。恢复以后，法国阿尔萨斯的煤越过国境线，运到德国法兰克福去。铁路被恢复以后，这种跨国性的煤炭和钢铁联营的贸易就没有问题了。法国煤的燃烧值高，法兰克福的冶铁技术好，结果是煤的质量好，单位铁用煤成本就低；冶铁技术好，铁的质量就好。如果价格相同，很快就能占领市场份额。果不其然，煤钢联盟完成以后，欧洲经济的整合就从国民经济的能源基础板块向重工、重化工、压延锻铸、加工制造等其它板块拓展和延伸。到了1960年代，就不叫煤钢联盟，叫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形成统一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就叫欧盟，除了统一大市场，还统一货币。原来的马歇尔计划对基础设施注入后，后续的国民经济体系的产业群成长和国民经济体系板块出现和整合，就走向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马歇尔计划是谁投的呢？美国人投的。战后美国人通过马歇尔计划，跨过大西洋，把这两块大陆连接起来，所以大西洋成为北美和西欧在战后连接的一个中间体。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马歇尔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带动了国民经济体系的能源基础板块的出现，向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整合，美国人是投资人。当欧洲在建煤钢联盟的时候，美国人在修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修起来，越洋航运变得更为方便，大型港口随之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高速公路修完，美国福特公司流水线生产的汽车，除了给美国的每个中产阶级家庭以低成本的方式生产了汽车之外，还帮助欧盟拓展了市场，欧洲的汽车产业也起来了。换句话说，马歇尔计划是美欧发达经济战后成长70年的投资起始点。那么，用这个思想与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相比较。“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是否有相像的地方？对此，仁者见仁。

再看跨太平洋联盟。跨太平洋联盟把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跨过大西洋连起来。“一带一路”把欧亚板块连起来（其实把欧亚非板块连接起来）。“一带一路”的规划，至少和上个世纪马歇尔计划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北美和欧洲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经济建设上具有同等的规模，而且只大不小。它和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比起来，它的人口更多、国家更多、经济规模更大。所以，先不说参与国际治理结构、南海和东海战略布局，仅从“一带一路”看这一次五年规划制定的国际视野，不仅是全方位的，还是世界前沿的或者引领世界的。

（三）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华崛起战略

五中全会文件有“参与全球治理”的表述。我刚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了一个头儿，我们稍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一个解剖。全世界180多个有规模的经济体，200多个国家，他们之间的贸易会出现入超和出超，在货币市场上，贸易的结算总有出现货币支付的或者货币补偿清算的过程。特别提款权相当于中央清算货币清算下来形成的找零货币，和各个主权国家指定的主权银行或者指定的主权商业银行完成交易过程，应该让全世界各个国家去公平地参与治理。美国如果以国内利益为大的时候，就不会给对全世界有好处的制度设计开绿灯。果不其然，美国不愿意让特别提款权和美元脱钩。因为一旦脱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权从美联储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那美联储就没有收益了。如果不按照美元的标的来计算，而是“一揽子”的货币来标的计算的话，那问题就更大。当然，美国现在承认特别提款权可以以“一揽子”货币为基准，但美元在里边是核心货币地位。当美国的利益和提款权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虽然中国是第一大贸易经济体，也会受到伤害。所以，参与全球治理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南海和东海这样的多边国际组织里参与全球治理，也不仅仅是联合国里的政治领域参与协调和治理，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货币体系、资本市场建设，包括理念、模式、话语权的竞争方面，都要参与进去。所以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华崛起战略也使得这一次五年规划制定有了更系统的全球治理思想。

增长方式要求我们有全球示范意义；“一带一路”建设既有历史的经验积累总结，又有现行的国际视野的前沿思考，也具有国际视野的全方位特征；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要从贸易，从周边国家关系，从金融和资本，还要在理念和话语权方面参与。把这三点总结起来，我认为，这一次是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以后任何一次五年规划的制定，我们再也不会把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以国内外的方式来划界。这一次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有了这样一个飞跃以后，我相信未来我们制定国际政策，尤其是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这种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民族的崛起、人类的文明和谐和共同富裕的思路或方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

三、“第一个百年”时五年计划执行展望

我们的国际视野在这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中上了一个台阶，那么我们能不能展望一下“第一个百年”时五年规划执行情况。怎么展望？总要有一个方法论。我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我想讲一下2020年的世界经济是什么样子；第二点，“第一个百年”时，就是到2020年完成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如果我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一样，执行情况与以往差不多的话，那一年我国经济是什么样子。

我个人判断，到2020年的时候，世界经济将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飞跃。这个技术飞跃将是“互联网+”。那么飞跃的后果是什么呢？ 1984年前后，电脑和电子通讯技术进入了家庭，变成个人的产品之后，这30年的变化是什么？1984年时像我这样60岁的人用他前60年的人生经验来思考的话，绝对不会想象到未来30年的样子。198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大概是0.5万亿人民币，2014年是63万亿，2015年我们将在65万亿到70万亿之间。所以，我想“互联网+”的变化和电脑进入家庭的那一次变化，大体上是同等规模的战略性技术进步，带动了主导产业群和配套产业群的拓展和高速增长，呈现出意料不到的一种变化。

首先是技术不断融合、融合、再融合，生产的智能化内容越来越多。到2020年的时候，生产的智能化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有质的飞跃。第二，既然生产智能化了，可以实现产品智慧化，接下来是管理网络化，那个时候的经济可能也就是智慧化了。如果实现了生产智能化、产品智慧化、管理网络化、经济智慧化的话。经济的管理前台、中台和后台，会出现一个联网枢纽。所以这个时候大数据、云计算和运营平台的结合，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再看百年展望。我想如果我们国家做得好，那个时候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样的企业，恐怕不过是未来“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智慧、信息经济里无数个企业中的先行企业。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企业超越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个企业首字母）。事实上，今天想超越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企业距离BAT已经只有半步之遥了，而且这样的企业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我们在国际视野元年这个一维方向上来看五年规划的执行，加上原来各种各样的主题讨论，再做一个假定，即：未来五年规划的执行和过去几个五年规划的执行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可能不像今天很多人说的“我们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下行、经济增长速度很慢”的情况，很可能我们将出现一个经济增长相对快，而结构变迁走入不可逆转的良性环节，而中华民族的经济在新增长方式上能够引领世界向前走。1921年建党以来、1949年建国以来，或者是从1840年我们受到外国的技术、军事挑战以来，我们种种图强变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恐怕在2020年底或者2021年的时候，能够看见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所以，中国的经济在这一次五年规划制定指引下，将实现更好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一些舆论说得那样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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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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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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