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成：减轻城镇居民生活压力迫在眉睫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升级的新常态。客观上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要求。新常态既带来新的机遇，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和风险。基于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目前人民群众的生活压力与诉求、对潜在经济社会风险的承受力等，有利于政府作好政策应对和储备，减缓或化解风险冲击，保证经济社会良性运行。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30个城市2872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目前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水平、个人生活的变化趋向、对经济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力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居民生活压力

目前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主要来源于生病没钱治疗、家庭收入减少、家庭经济困难和老年没有生活保障。生活压力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心理紧张、焦虑或不安状态，它不仅与微观层面的个人或家庭生活问题直接相关，而且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国家兴衰等存在关联。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经济波动、公共危机风险等，都是当今社会成员生活压力的重要宏观诱因。当前我国居民的生活压力状况既能反映新常态下广大居民的实际生活状态，也有助于从侧面反映宏观经济社会运行状况。

分不同人群看，目前生活压力较大的是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和工人、低收入人群、年轻人群、西部人群，生活压力较小的是国家干部和退休人员、收入较高人群、最高年龄组即55—64岁人群等。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越大，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度越低。居民生活压力与社会性的诱因相关，也可能产生社会性的影响。特别是当某些人群出现群体性的高强度生活压力时，它们便可能产生群体性的负面社会情绪和行为倾向，成为社会负能量或不稳定的风险源。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居民生活压力变量与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度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越大，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度越低。进一步讲，减轻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有利于提升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促使他们在利益表达方式选择上更为温和。

五年来个人生活的变化

过去五年来，绝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幸福感都趋向上升，超过半数的人安全感趋向上升。调查显示，认为与五年前相比，自身收入水平显著或有所上升的占65.5%，生活水平显著或有所上升的达到70.4%，幸福感显著或有所上升的占67.1%，安全感显著或有所上升的占54.6%；认为这四个方面显著或有所下降的分别占10.0%、9.3%、8.4%、16.3%。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过去五年来自己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与幸福感积极向上，超过半数的人安全感趋向上升。

分不同人群看，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升幅度较小；最高文化程度组即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较小；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较小。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对较小，退休人员的幸福感、安全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对较大；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幸福感、安全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对较小；45—54岁人群和35—44岁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对较小；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呈现出收入层次越高上升幅度越大的趋势；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对较小。

对经济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力

城镇居民对现阶段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力都很低，其中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生活必需品价格过快上涨和自身收入下降的心理承受力特别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面临一系列潜在风险，如新旧发展动力接续断挡的风险、物价与经济增长难以平衡的风险、传统产业衰退导致就业萎缩的风险、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等。

分不同人群看，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办事人员对生活必需品价格过快上涨的承受力最低；个人月收入3000元以下人群对自身就业受到冲击的承受力最低，1001～3000元人群对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长放缓的承受力都最低；东部人群对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长放缓、就业受到冲击的承受力都低于中西部人群；大城市人群和特超大城市人群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长放缓、就业受到冲击的承受力都低于中小城市人群。

结论与建议

过去五年来，大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都趋向上升。目前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收入、养老等方面，他们对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力都很低，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生活必需品价格过快上涨和自身收入下降的心理承受力特别低。就不同人群来看，“慢”生活质量提升、“高”生活压力、“低”风险承受力在一些人群身上体现出聚集性。从职业和收入结构看，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升幅度较小，生活压力较大，对生活必需品价格过快上涨、自身就业受到冲击的承受力最低。从城市规模结构看，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都较小，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长放缓、就业受到冲击的承受力都处最低水平。

还有一些人群的生活状态特征较为鲜明。从年龄结构看，18—34岁的年轻人群生活压力较大。从文化程度结构看，本科及以上人群的生活压力相对最低，但五年来其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较小。

同时有一些较为意外的发现：个人月收入1001～3000元人群对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长放缓的承受力相对最低，甚至低于500元以下人群。东部人群的生活压力低于西部人群，但他们对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长放缓、就业受到冲击的承受力也低于西部人群。

基于以上调查发现和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加强对社会底层的社会保护，防止社会阶层结构的断裂。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和更深融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等社会底层由于在经济地位、抗风险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聚集性弱势特征，存在被进一步边缘化、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的风险。从短期看，这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中长期看，这不利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不利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应认真吸取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加强对社会底层的社会保护。从短期看，就是社会政策要托底，稳物价、稳就业、完善各种社会救助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保障基本民生；从中长期看，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法治、公正、公平的现代社会秩序。

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活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是创业、创新的社会生力军。现阶段我国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必须充分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活力，特别是要为年轻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土壤。然而，调查表明，目前18—34岁城镇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高于其他更高年龄层次人群，他们因医疗、收入、养老等一系列方面的日常生活事务而劳神费心。这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年轻人追求理想、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开拓精神和激情。为此，就有必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具体来说，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年轻人住得起房，子女上得了学，自己和家人看得起病、养得了老，给年轻人松绑日常生活的束缚，让他们更勇敢地去追求理想、开拓创新。

创新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防范治理问题复杂化带来的风险。调查发现，与大城市人群和中小城市人群相比，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较低，对社会不稳定、收入下降、就业冲击等经济社会风险的承受力更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社会特超大城市治理问题的高度复杂性。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等因素影响，特超大城市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国内和国际、经济和社会政治的风险因素大量集聚、彼此叠加、相互放大，防范风险的难度更大，风险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更大，社会秩序总体上相对脆弱。应创新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采取科学方式严格控制特超大城市人口规模，防止人口无序膨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间合作互动的多元治理体系；加强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作用，完善特超大城市日常和应急管理体系。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成果，课题组长银温泉、李建新）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301/8672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