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都战略定位

 

杨开忠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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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论述一：迁都还是展都？习总书记这样给北京定调

精彩论述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怎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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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报告题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都战略定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

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奠基期。那么在奠基期，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强调发展大攻略，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功能。当时，从社会主义的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阶级强化的角度特别提出，北京要建设成为我们国家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因此，在这一阶段，首都的战略定位基本上可以说是“三个中心”。

第二个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迅速崛起阶段。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迅速崛起期。在这一时期，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我们通过总结奠基期30多年的发展经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调在北京发展首都特点的经济。9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了“首都经济”的概念和战略，强调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那么也就是说，在迅速崛起期，中央就不再提倡把北京建设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不再提倡把北京建设成为国家强大的现代化工地基地。

第三个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实现期。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阶段叫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逐步实现期。

那么在这一时期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较，未来30多年，首都战略定位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对于这种深刻的变化，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理解。我觉得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期，中国正逐步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主要的中心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GDP近11万亿，相当于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这些亚洲国家GDP的总和。也就是说，在整个亚洲地区，中国的GDP占据了半壁江山，大概是日本GDP的2.5倍。同时，与美国相比，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基本上达到了美国的60%。如果按照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速度发展下去，那么估计到2023年左右，我们国家的GDP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第一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是第一大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在2023年左右以后，我国还将继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逐步实现国家全面的现代化。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期的一个基本的环境变化。

第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期的变化。过去30多年，我们主要是靠增加廉价的生产要素投入驱动，靠扩大投资规模驱动。这些年，随着廉价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越来越强，在既有水平下，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随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要求越来越强，国家经济发展动力正在向创新驱动转移。按照国家的规划，到2020年，我们将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当然，2020年以后，创新对发展的贡献还将进一步提高，这对首都功能，对首都战略定位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为这样一个创新型国家作出与首都北京相适应的贡献。

第三，从世界范围来看，未来几十年实现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有人把它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当然也有人叫做第三次，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次工业革命对我们国家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前几次工业革命我们都没有抓住，都擦肩而过，那么这一次机遇我们要怎么抓住？产业国家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怎么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个是我们在实践期考虑首都战略定位，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环境的，上次我们讲的首都战略环境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我自己感觉，至少对我们首都功能它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一个世界大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现代化国家和最主要的世界中心，经济体规模要与大国地位保持一致。那么未来，首都的战略定位必须充分体现一个世界强国的形象。

第二，成为世界的主要中心以后，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应该说会更加频繁，规模会更大。因此，怎么能够满足更加频繁、更大规模国际交往的需要，是首都战略定位必须考虑的第二个方面的要求。

第三，北京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首都，同时也是我国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怎么满足创新型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怎么应对新一轮世界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创新功能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基于这三个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的环境要求下，我们到底从战略上怎么给我们的首都定位，这个要逐步提到全社会，提到党和国家的战略思考上来。所以2014年，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下面我着重讲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首都战略定位是如何适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期的需要来确定的；    第二，总书记讲的“四个中心”定位，为城市发展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就讲一讲北京作为世界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基本问题。

 

二、首都战略定位的确立与实现

当我们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期时，首都怎么定位，成为全社会，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论述，应该说都是很有依据的。那么我主要把它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围绕“迁都不迁都”提出建议

针对北京越来越令人头痛的“大城市病”，北京在建立政治中心、首都文化中心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空间、土地、用水等地方性的资源使用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冲突。因此，有一部分同志、学者提出迁都。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包括我个人在内）坚决反对迁都，而是主张规划建设，在北京周围建立国家行政新城来打造一个首都圈。我把这个叫做展都论。关于展都论，我曾经在《人民论坛》和《学习前沿》上发表过相关文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那么在“迁都与不迁都”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主张展都？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定都北京有三个方面的特殊意义。

第一，定都北京对平衡我们国家的南北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国家的南北平衡是一个大问题，我理解最主要的是有一种内在的不平衡发展的依赖。

1.区域地理环境的优越

从自然条件来看，北方比较干旱，水资源较少，寒冷天气也比较长，而南方的自然生态条件整体上要比北方更加优越。从亚洲范围来看，世界人口中心和经济中心主要是在东亚与南亚沿海的新月形地带。中国北方地区虽然处在新月形地带的最北一带，也就是黄渤海地区，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北方地区距世界人口中心和新兴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域比较远，而南方地区基本处在新月形地带的核心位置。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同样的产品在相同的生产成本下，北方地区生产出来的产品运到市场的成本要比南方高，跟南方竞争起来，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这些因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也正是这两个无法改变的因素导致了南北方平衡发展问题的出现，这个问题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始终是我们国家要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关乎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上，中华民族发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北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区之间的冲突，所以一定要处理好南北平衡发展的问题。

2.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地理生态意义的地带，叫农牧交错带。农牧交错带的环境关乎我国的生态平衡，而北京正好靠近农牧交错地带的南边，所以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农牧交错带——这一重要的生态屏障地区内部的自然生态变化情况。所以定都北京，有助于领导们切身感受农牧交错带的生态变化情况，从而有利于及时采取生态治理决策。当然，有一些人主张迁都，往往是从前些年北京的风沙说起。但是我觉得，北京的风沙问题恰恰说明我们在农牧交错带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生态安全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3.地缘战略意义

我国是亚洲地缘的中心和主体，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在我国北边，有世界性大国也是地区性大国俄罗斯，南边有印度，东边有日本等海洋国家。从地缘上看，我国和印度之间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所以历史上，中印很少发生战争，我们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北边和海上。那么从北京所处的位置来看，北边有燕山山脉，西边有太行山，东边隔着天津还有一个渤海，因此，北京可以说是易守难攻。从全国来看，也利于过去我们讲的“天子守国门”格局的形成，所以定都北京，对于国家的战略性地缘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们觉得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阶段的要求，不应该迁都，而应该继续定都北京。

第二，定都北京的战略意义，我们把它叫做世界城市论。这个主要是奥运时期，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90年代初期，在城市规划上，开始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世界城市，作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根据1993年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到2010年，北京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科技的综合实力，达到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等发达国家首都水平，要为在21世纪中叶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市打好基础。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总结以往的基础上，2005年，我们正式提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在这个规划里，更加明确地把世界城市上升为北京的城市性质，明确提出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到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定位。根据这样的定位目标，我们初步设定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全面推进首都各项工作，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个阶段，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城市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个阶段，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比较少提到世界城市。但奥运会之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的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的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要求。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经过分析判断提出，北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什么是高端形态？就是世界城市的新阶段。紧接着，在同年的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瞄准国际高端城市的形态，把建设世界城市作为首都工作的新的奋斗方向。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七次全会要求，明确提出，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进一步推进首都各项发展建设工作。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去推动、去推进、去要求。那么根据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要求，所以在2009年以后我们先后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中心城市、金融中心城市，当然也包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世界城市”的说法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西方正式提出的。从本质上概括，主要是指对全球经济有控制力的，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城市。但是世界城市的内涵、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范围是极为广大的。同时，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国家对世界城市的认识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要从世界城市的高度去衡量、去推进、去要求首都的各项发展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开展日常工作时面临着一些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容易导致北京偏离首都的性质和方向。因为对于世界城市，没有统一的范围和认识，这样就容易造成北京城市功能和规模的过度膨胀。因为世界城市极为丰富，什么都可以干，只要是符合世界城市发展要求的，就什么都敢干，所以就容易造成北京城市功能和规模的过度膨胀，影响首都功能，影响中央党政军的一些功能。

三、“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对城市发展提出的要求

2014年2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重要讲话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对北京首都发展、首都工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从总书记关于首都发展和管理工作的要求来看，他主要谈了六点。

第一，明确首都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习总书记指出，北京要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明确提出，把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第二，习总书记对适用范围、功能、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提出了要求，要求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第三，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在这一次城市功能定位中，总书记没有把北京定位为世界城市，但讲到提高城市建设质量时，要求以世界城市建设的质量标准作为北京城市建设质量标准的参照。

第四，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书记特别强调，首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要求，要建立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第五，针对大气污染治理力度，针对雾霾治理形势提出要求，确保首都安全。

以上六个方面的要求，内涵极为丰富，涉及首都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将重点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首都战略定位来解读。从战略定位来看，习总书记“2·26”讲话对北京的发展和管理工作所做的要求，共有三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习总书记强调，北京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个要求实际上肯定了“展都”，否定了“迁都”。同时，总书记强调，为了治理北京的“城市病”，为了更好地发挥首都核心功能的作用，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

总书记在讲“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时，回答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定位。定在什么上面？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在功能定位上一直是限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两个中心。有人说，还有国际交往中心，但其实至少从城市规划文本来看，并没有把它上升到城市的性质和基本的功能定位上，只是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内容中提到了国际交往中心。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在总书记讲话之前，我们主要是强调北京的两个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那么总书记在分析和把握新时期首都战略定位形势的基础上，特别是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机遇与挑战，要实现我国的创新发展，实现我国重返世界中心的趋势和要求，总书记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基础之上，第一次明确赋予首都北京两个新的功能定位——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关于“科技创新中心”的说法，最早提出的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总书记“2·26”讲话中，首次把它上升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上升为全国首都的战略定位。虽然总书记给我们增加了两个中心的定位——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但没有提我们在奥运会之后提出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所以应该说，在这个里面总书记也做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北京市委市政府在给中央，给总书记提供的背景材料中，还有关于“金融中心”的建议，经过总书记的深思熟虑，最后确定为“四个中心”。

第二，展都也叫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那么怎么疏解？总书记的战略意图，在后来中央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按照“多点一城”的疏解格局，老城重整的思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那么这个“多点”是指多个结点，“一城”实际上就是要在北京周边建设一个承担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中央事业单位等相关职能的新城，我把它称为国家行政新城。

老城重整，主要讲的是东城、西城老城的问题。我国要想逐步成为世界最主要的中心和第一大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世界级强国，老城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必须充分展现一个世界级强国的形象，所以提出要重整老城。

 

第二个方面的内涵，如何处理好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世界城市的关系。在总书记的讲话中，总书记没有提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只是在提高城市建设质量上来建设世界城市。那么总书记为什么只提到了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呢？我认为，北京是世界城市，这个世界城市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特点下的世界城市。北京能够成为一个中心国家的首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从社会角度来说，世界城市是依赖于作为国家中心首都建设、首都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因为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逐步实现，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现代化国家和最主要的中心国家，可以想象，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首都，必然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所以，作为“四个中心”的首都，必然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北京风格的世界城市。这就意味着，首都工作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去推进北京的各项发展建设工作，而不是从世界城市的高度；以世界城市的标准推进城市建设工作，而不是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进一步推进首都各项发展建设工作。所以为什么总书记没有提建设世界城市？因为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崛起，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首都发展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第三，总书记特别提出，要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不是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

那么第二个方面，我想谈谈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方面的认识。

宜居城市是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第九条提出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把“宜居城市”上升到城市新阶段和城市基本功能定位的程度，只是把它放在城市发展目标体系里提出来。当时的表述是，宜居城市——创造充分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

那么习总书记“2·26”讲话不同，这次讲话是把“宜居城市”作为北京建设的一个总体目标或总体战略提出的。总书记“2·26”讲话才真正第一次提出要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是新时期，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期，实现北京首都战略定位的一个基本战略定位。那么，为什么总书记要特别强调要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什么要特别把它作为新时期，实现首都战略定位的最基本的战略？我个人觉得总体来讲，是由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与“四个中心”的关系决定的。那么“四个中心”，无论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是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都是建立在人才之都、人才驱动的基础之上，这“四个中心”的有效运用、有效发展，都是建立在人才集聚的基础上。

美国有一位学者叫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后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担任商业与创意力教授。基于美国的发展经验，他提出一个创意资本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创造性人才掌握着创造性资本或创意资本，把握知识以及知识的创造力和相应的资金技能，所以他们所处的区位就决定了科技、文化等创造性实验的区位。因此，佛罗里达认为，创造性人才是创新竞争的焦点，是全球城市间、国际间的知识经济社会竞争的焦点。佛罗里达认为，一个地方能否创造竞争，最终要看这个地方能否吸引资本，或这个地方是否具备吸引能力。有人才喜欢的地方，有人才去的地方，有人才滞留的地方，就能获胜，否则，就会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失败。佛罗里达是根据美国的城市发展经验总结的，特别是美国一些高科技城市的发展经验。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当今美国最著名的城市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他提出“技术密集型”的概念（我们叫做知识密集型）。我们最稀缺的资源是高级劳动力，我们现在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强。现在随着户籍制度改革，随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强，所以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拥有人才的地方就会成为硬件。因此，我们真正想要按照总书记讲的坚持和加强“四个中心”的功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把人才驱动放在一个最为优先的位置。那么当然，不仅仅是有影响，大家在研究经验时，总结出来这么一个内容，而且从金融危机，甚至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国际一流城市，从它们的发展政策经验来看也是如此。

2010年，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提出，要把纽约打造成新一代的科技中心。2012年，纽约市政府宣称，将引进康奈尔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曼哈顿区伊斯特河中的罗斯福岛投资20 亿美元建设一个大学园区和初创企业孵化器。以媒体、医疗和环保为三大核心领域，设立计算机、电子工程、生物医学等20多个专业，计划培养每届约2500名硕士和博士生。那么，纽约要如何实现从过去完全的商业之都到全美、全世界科技中心的转型呢？——靠人才。2014年5月，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de Blasio）发起一项名为“科技天才管道”的倡议，旨在为纽约发展最为迅速的科技产业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靠引进大学，设立计划倡议，搞一个倡议——“科技天才管道”，所以美国非常重视人才。当然，不仅是纽约，像东京、伦敦，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发展上，都在强调创新的作用，强调创新的意义，而在创新的过程中，都特别强调人才的关键。

既然人才对我们建设“四个中心”，对我们在全球的创新竞争中取得重要的位置这么重要，是用人才来确定我们能否成功。那么大家自然就会问，那么人才是否会来这个地方，取决于什么呢？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城市的品质。理查德·佛罗里达通过调查美国一些高科技城市，他说创造性人才或创新人才，都比较偏好于多元化、包容力大，对新观念开放、生活质量高的地方。人才之所以集聚在那些特定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地方品质。

 

美国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教授提出，高级人才喜欢在高品质、高生活质量的城市居住、工作。所以，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在创造、创意、创新的经济时代，城市魅力、城市竞争力与我们过去所说的还有一点不同。这并不在于可贸易的产品，而在于不可贸易产品的数量、质量，及其斗争性。很多时候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社会学家都得出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也把时间看得越来越重，越来越珍贵。你想一想，一个生活在传统农村的人跟一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他们对于时间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非常珍贵；而对于一个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环境的人来说，时间可能就远不如生活在一个现代化都市的人珍贵。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对地方品质的要求增加了，对满足个人需要的速度要求提高了，在同样环境下，速度越快，越能最大化地节省办一件事所需的时间。

第二，信息化和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非常迅速。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一切可以贸易的商品，包括观念、信息，都能有效地、低成本地获取。现在国内外的交流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所以我们越来越能够有效地去获取一些可贸易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在地方竞争之间，可贸易品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而非贸易、不可贸易品的重要性上升了。

第三，创造阶层的兴起。创造阶层掌握着创意，他们喜欢生活在生活品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北京要想建设“四个中心”，就需要吸引人才、发展人才、实施人才驱动，而吸引人才、培育人才、发展人才，就需要提高城市的品质，也就是城市的宜居性、舒适度。

那么怎么建设？从世界范围总结，能否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是由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充分重视服务业。能够有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私人品、公共品，包括服务和消费的餐馆、影院、图书馆、博物馆、大学以及各种活动，丰富多样的服务商品，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充分重视服务业，改善北京的消费环境。

第二，建筑、生态环境。实体环境的好坏、品质有没有改，品质高不高，这是非常重要的。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北京实体环境的品质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比如实体环境的精细化品质，应该说跟东京、纽约、华盛顿、英国伦敦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提出，要提升北京的城市建设指标，这也是习总书记“2·26”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要按照世界城市的标准来提高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的质量。我觉得这项任务还非常艰巨。

第三，公共服务水平。良好的公共服务非常重要。应该说，北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设施建设方面都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在郊区与城区、不同区县、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群，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品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并不是很强，所以北京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和谐宜居之都时，一定要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全面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高度上。

第四，速度。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时间珍贵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提高速度也越来越高。这样，交通速度、薪水获取速度等，都应该千方百计地提高。那么在这方面，北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交通、通信、数字北京、智慧北京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相当突出，严重的交通拥堵已经制约了北京“国际宜居之都”的形成和发展。所以未来在北京的发展之中，一定要把整个城市的运行速度，特别是交通速度、交通通畅问题解决好。

因此，只有解决好以上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并以世界城市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这四个方面的建设，我们才能够建立起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此外，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也应有所转变。大家知道，在解放初期，北京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中心。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提出要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几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前些年，由于全国范围内存在重生产轻消费、重经济轻社会、重建设轻管理等一些倾向，现在城市的消费中心功能与城市的发展是不适应的。所以要推进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的建设，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新的转变，要树立起北京是一个消费中心城市的理念和观点。

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就是一个国际一流的消费中心城市。但今天我们讲的消费中心城市与解放初期讲的消费中心城市是不太一样的。当时，我们没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而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具有相当强的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之上来谈谈消费城市或者消费中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贯彻落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都战略定位，我特别建议，要启动制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9或2016－2030都可以，但最好是到2049的总体规划。大家说，总体规划不是已经在修改了吗？但是修改是不够的，因为北京现在面临的是变化非常深刻的阶段性新环境——现代化城市，所以局部的修改方案是不适合新形势下的发展的。那么，我们要重新着手研究制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9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充分地贯彻落实总书记“2·26”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地贯彻落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都战略定位的要求，建成一个与世界级强国相称的新首都。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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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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