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付：国家由大向强发展中的军事手段运用

 

习主席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主席的话告诉我们，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随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

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对军事力量发展和运用提出了哪些要求，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将如何发挥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打击“伊斯兰国”看大国军事力量运用

纵观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最复杂、最动荡的地区当属中东，最突出的军事热点也集中在中东地区。

“伊斯兰国”作为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自诞生以来便在世界各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公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难以计数，但是还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既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一国的内战。

联合国为打击“伊斯兰国”，至今已经通过了5项决议，共60多个国家参战，其中20多国直接出兵。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除中国外，其余悉数参战。

中东历来是检验大国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试验场。“伊斯兰国”的出现，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留下的“后遗症”。

但是，美国没有像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那样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美国总统奥巴马从决定以军事手段打击“伊斯兰国”的那一天起，就宣布美军不会出动地面部队，美国不会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地面战。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不断坐大，与美国在军事上的“不作为”有直接关系。美国国防部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对“伊斯兰国”空袭一年多来，经费支出已超过60亿美元，出动战机1万架次，7000架次执行轰炸任务，其中有近2000架次带弹返回。

为什么带弹返回？因为找不到“伊斯兰国”合适的打击目标，更谈不上高价值的打击目标。美国并非没有能力解决“伊斯兰国”的问题，如果拿出当初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气势，出动三分之一的地面力量，也不至于让“伊斯兰国”迅速坐大。

其实，美国不愿出动地面部队，并不是担心再次陷入长期的地面战，而主要是从全球战略出发，盘算成本效益，有节制地用兵，尽可能将麻烦转嫁给国际社会。

俄罗斯看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弱点和打击“伊斯兰国”的矛盾心态，果断出兵叙利亚。俄罗斯出兵的气势虽盛，但炸弹并没有都落到“伊斯兰国”头上，而是解决了困扰自身的一些战略难题。

首先是缓解了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其次是支撑了摇摇欲坠的巴沙尔政权，巩固了俄罗斯在中东的传统地缘利益。

其实，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更大的收获是向西方大国展示了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强势回归，从而大大提升了国民和军队的精神士气。8年前，俄罗斯曾与格鲁吉亚爆发一场军事冲突，在那场规模有限的军事行动中，俄军从战略指导、战场指挥到武器装备，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据此对俄军作战能力评价甚低。

但是，经过几年的“新面貌”改革，当俄军重新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和叙利亚战场上时，其表现令西方刮目相看。人们不仅看到了俄罗斯重振大国军事力量的雄心，也看到了俄罗斯人强烈的战略机遇意识，其军事手段的运用出乎意料。

中东地区各种矛盾交织，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历来是检验大国影响力的重要地区。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迅速上升，中国企业与叙利亚合作开发的油田，现在大部分为恐怖组织所控制；“伊斯兰国”频频向中国发出恐怖威胁，把中国列为恐怖袭击目标，利用互联网进行恐怖宣传，公开杀害中国人质。

国内有媒体呼吁政府出兵打击“伊斯兰国”，但是中国迄今并未直接出兵。中国人质被害后，国内舆论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出兵攻打“伊斯兰国”的政治外交条件并不具备，目前打击“伊斯兰国”有美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两个联盟，沙特最近又联系了34个伊斯兰国家组成新联盟，三个联盟，中国该参加哪一个？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联合国就打击“伊斯兰国”已经通过多项决议，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中国不仅应态度明确，也应有军事行动。

依照联合国决议打击恐怖主义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在战场上，恐怖组织的威胁并不大，但问题是，如果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的能力和手段够吗？

即便是政治外交条件具备，战略上可行，情报从哪里来？飞机从哪里起飞？基地在哪里？不仅仅是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军事能力和手段、支持海外军事行动的保障能力尚有较大差距。

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有多强，在国际危机中的政治决策和外交选择余地就有多大，从出动军事力量到境外打击恐怖主义这类有限军事行动就可以看出，国家处在由大向强的发展阶段的军事需求在提高，而我军现实能力与手段同国家需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国家由大向强使军事需求呈现多样化

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会降低对军事能力的需求，也不意味着就一定会节省国防投入。维护和平发展需要实力。

要有保障国家和平崛起的军事能力，要有营造和平发展环境的能力，也要有为世界和平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能力。具备这样的军事能力，其国防投入并不一定比打几场战争少。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处在由大向强的发展阶段，国家利益“走出去”的速度是加速的，而军事力量发展则很容易滞后。

有利益就有安全问题，有安全问题自然就有军事需求，有军事需求就有军事手段如何运用的问题。军事力量不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全部手段，但却是不可替代的。

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两头在外”。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90%的进出口物资依赖海上运输。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每天往返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200多个港口、30多条国际海运线上。

国家利益“走出去”的规模、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速度在加快，海外资产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境外外交机构及人员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求看，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更为丰富：一是国家主权领土的边界，二是国家利益的边界，三是国家安全的边界，四是国家军事能力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国家的真正强大，是要有能力将这四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

 

军事手段运用的关键在创新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关键在于实力。

但是，在既定实力基础上，加强战略谋划，拓宽战略思维，不断创新军事力量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

一是长远布局。国家由大向强，对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运用不断提出新的需求。要确保国家和平发展，确保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被打断，必须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从军事力量运用来看，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关键是要长远布局，要有战略预置，要在重要利益地区建立战略支点。

二是顺势而为。中国崛起的难度有多大，军事手段运用的难度就有多大。军事手段运用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顺势而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抓住机遇，积极进取，但不可操之过急。

三是需求牵引。2015年，中国在非洲吉布提建立军事后勤补给基地，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这是中国军事手段运用的必然结果，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需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如果中国没有持续8年、20多批次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如果中国海军没有去参与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我们对在海外建立后勤保障基地的紧迫性不可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

也门局势动荡，海军派出3艘护卫舰，一周内将600多名同胞、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如果没有在亚丁湾多年的护航实践，在突发情况下，从也门干净利索地撤侨是不可想象的。

四是实践创新。近年来，海洋方向的维权斗争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使用军事手段的许多启示。毫无疑问，钓鱼岛、南海危机恶化了周边安全环境，加大了国家面临的安全压力。

但辩证地看，通过海上维权斗争，为创新军事手段提供了新的经验，在斗争实践中，我们应对处置各种危机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多样化的安全威胁，需要多样化的军事手段运用。没有军事斗争实践，我们对作战指挥体系存在的问题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没有军事斗争实践，我们就感受不到武器装备体系作战的短板究竟在哪里。

正是不断升温的海上安全形势，使我们感受到了解决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的紧迫性；推动我们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实行军民一体、联合维权的新思路。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比通过书本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要深刻得多，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的重大改革都是这样倒逼出来的。

在和平时期，依靠从战争实践中获得经验来推动军事力量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各种大国战略调整和国际危机不断，对军事力量的发展运用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一方面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解决海上争端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也成了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有力外部因素，迫使中国必须加强维护南海稳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军事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战略打击力量的突防能力。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出台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两个军事大国虽然在战略上仍互为对手，但对未来战争发展的分析判断却不约而同，即都认为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而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却在下降。

大战没有，而冲突每天都在发生，军事力量每天都在运用。我军的能力建设和力量运用适应这种发展需要吗？

结构决定功能，军队力量结构决定军事手段运用，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出发，在这方面上，我们的确还存在许多短板。

在经济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下大力解决“供给端”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过去多年军队建设积累的许多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通，问题也同样出在了“供给端”。

简单地说，就是不需要的东西多了，真正需要的东西少了，撑面子的东西多了，实际管用的东西少了。

国家由大向强，军事能力和运用需求在发展。如何拓展战略思维，从传统的守疆保土思维中跳出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高边疆、远边疆和新领域，这是国家由大向强对军事力量运用提出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303/8675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