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兵：按照“四个自觉”要求当好“三严三实”表率

 

党建专家 刘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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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上课的主题是深刻理解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自觉”要求当好表率。2015年12月28日到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讨论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政治局如何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提出了“四个自觉”的要求，即：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对分管方面的管理上；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严格要求自己上。

“四个自觉”的论述是习近平同志“三严三实”重要思想的丰富发展，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党性锻炼的重大课题，为敬终如始抓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下面，我谈谈学习体会，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自觉”要求的认识；二是怎样按照“四个自觉”指示要求当好“三严三实”表率。

一、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自觉”要求的认识

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做到“四个自觉”在“三严三实”上当表率的论述，首先需要解开一个思想“扣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做“严、实”作风的模范。这个要求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着习近平同志的治党风格，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这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本质要求

政党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显著标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90%的国家存在政党，大多数为资产阶级政党。政党结构主要是由组织、规则与成员这三大要素组成。组织是政党的硬件，一般包括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议会党团等。规则是政党的软件，主要包括党纲、党章、党纪等。成员是政党的主体，包括政党领袖和一般党员等。

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更加强调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党性坚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特点呢？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担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

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最高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要消灭现存的剥削阶级，要消灭剥削现象，这就必然与剥削阶级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对抗。这个矛盾和对抗不是通过谈判、通过选举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历史任务，就需要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坚强党性的党员队伍。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和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四个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党，它的领导行为、领导作风对于下级、对于各级党组织的影响极为强大的，因此必须要以上率下。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规律。

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求组织严密、党纪严格。我们党提出党的纪律是铁一般的纪律，要求党的组织要团结统一。我们对党员纪律的要求是从政治纪律一直规定到生活纪律，对党员的管理是从八小时以内管到八小时以外，从管思想一直到管言行。这种在组织纪律和党性要求上的严格，越到党的高层，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体现越是明显。列宁认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高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那么，领袖集团、领导干部一旦出了问题，对党的团结统一、对党的战斗力所产生的伤害，比一般的党员出了问题所产生的伤害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看，人们对一些西方公众人物个人品德的要求似乎相对比较宽容。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了作风问题、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出了作风问题，但他们国家的国民相对宽容他们。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一旦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做严实作风的模范，提出要抓“关键少数”，正是基于以上我们谈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二）这是从严治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我们回顾党的革命斗争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就以严和实著称，并将其作为自身建设的核心理念和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形成了严的纪律、严的组织、严的方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作风、真抓实干的态度，而且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实践严和实的要求。这一点，在党的历史上得到了非常鲜明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陕甘宁边区起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当时，日本嚣张，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国内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足，政治不民主，腐败现象丛生，悲观情绪弥漫。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要做5类11个模范。他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

这个要求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37年10月，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成，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变成杀人犯。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那个时候黄克功只有26岁，但是少年参加红军，是个老红军，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年龄还不是很大，他负过伤，流过血，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很多人都同情他，为他求情，认为正值抗日用人之时，应该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黄克功也表示他宁愿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但是，毛泽东同志却不顾战友求情，毅然“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同志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写道：“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而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对名将张灵甫杀妻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1935年，蒋介石的爱将张灵甫因生活原因，射杀了他的妻子吴海兰。蒋介石下达谕旨，干预司法，杀人重罪，未经审理，轻判10年，还没到两年又特赦张灵甫，不久加官晋爵。

我们说历史的细节其实已经隐含着事件未来的走向。蒋介石赦一张灵甫，毒瘤暗生，风气乱而后功溃；毛泽东毙一黄克功，三军整肃，风气肃而后功成。

在中国共产党刚取得革命胜利时，大家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革命胜利了，可以放松一下了，而且作为胜利者也有资格享受一下了，这时候就可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时，这种情况应该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着。毛泽东同志适时强调加强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就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件。

刘青山、张子善何许人也？他们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地委的书记、行署专员，这两位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革命。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们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卓著的功勋。但在和平环境中，他们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打击，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那么经过调查，刘、张共盗窃骗取国家171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1元，171亿相当于今的171万），被判处死刑。这个时候，同样发生了有人为他们求情这么一种现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是刘张二人的老上级，对二人比较熟悉，找到了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后，毛泽东同志严肃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事实证明，严格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对建国初期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新生政权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杀掉两个，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干部”的目的。可以说，抓作风建设从高级干部抓起，从中央抓起，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立言立行，这是我们党的一贯风格和精神境界。

 

（三）“四个自觉”是解决当前党员干部队伍突出问题的有效思路

提到作风上不严不实的问题，我就想起这么一个例子。中国的造船完工量占世界造船完工量的35%以上，在吨位方面达到了世界第一。但最代表造船能力和水平的邮轮制造，我们很难拿到定单，都让韩国人拿走了。不是我们的技术不行，而是管理水平上不去。比如，要求对甲板上几遍油漆，每一遍上漆的方向，两遍漆之间的时间差，都有严格的要求，但我们做不到，往往是数道工艺用1-2遍就完成了。这样做，效率很高，当时看不出来，但交货完毕，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了问题。这对豪华邮轮来说是致命的质量问题。这就是严和实的作风不过关造成的。

日常生活中，有的新建楼房门窗的活页一般是四个螺丝钉，但有时只上两个，而且还没有拧到底。刚住进新楼房就掉窗子下来了，让人很丧气。我们在联系到这些年国人到日本抢购马桶盖，到香港抢购奶粉等钟爱外国货、不愿意使用中国货的现象。这都警示我们不严不实的作风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

可以说，不严不实是当前整个社会风气中让人诟病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在党内也非常突出。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民生生活会上等讲话中，多次进行了一一列举。

不严不实看似是小毛病，实则是大问题。为什么这么讲？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一切政策决定都会对社会产生放大的影响。党内的一点风气偏向，到了社会上就会放大到十倍百倍。又由于我们是一个大党，治理着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哪一个环节上出现一点偏差，那么到了末端都会形成蝴蝶效应，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严实作风上，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更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更高。

方向一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特别是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这是我们党向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2020年就要实现；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严和实的作风；我们提出强国梦，要建设制造业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这些都离不开严和实的作风；我们向人民群众做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承诺，更加需要加强作风建设，倡导严和实的作风。所以，解决这个（不严不实）问题非常迫切。

我们这个政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上级对下级、领导对部属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要抓“关键少数”、抓领导干部，以上率下，提纲带目，纲举目张，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整个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好转。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出台八项规定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央围绕党的建设动真格，突出“严”和“实”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明显改善和净化了从政环境和从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实践证明，这一工作思路和方法是对路的，是管用的，也是科学的。

（四）“四个自觉”是习近平同志对长期实践的深入思考和科学总结

“四个自觉”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抓“关键少数”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在长期领导工作实践的总结出来的，是对党的领导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同志领导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他从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党支部书记干起，担任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对党的建设、领导工作有丰富的经历和深刻的感悟。在地方工作期间，他结合工作实践写过三本书（《摆脱贫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和《之江新语》），其中有大量关于为官做人要严要实的观点。

这三本书中，第一本书《摆脱贫困》的第一篇文章就谈到领导干部要“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当干部的宗旨首先就是讲奉献，就是讲服务”，“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到，“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效益’的方针，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的道理，克服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做长期艰苦的努力。”

第二本书《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认识进一步深化，形成系统思想体系。他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自觉做“四个表率”，即：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他还对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带头把握大局、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带头遵守廉政准定、带头加强学习，从各个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要求。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三严三实”重要思想，也是特别针对领导干部讲的。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六个必须”的成功经验，这“六个必须”中的第二条就是“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这些都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抓“关键少数”的思想和领导方法。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央政治局发挥领导作用的一项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提出“四个自觉”的要求，都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见，强调领导干部自觉体现“三严三实”的思想贯穿在习近平同志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部实践中，是他长期实践、思考的科学结论，是对领导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二、如何按照“四个自觉”指示要求当好表率

“四个自觉”不是孤立的四个方面，而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贯通，是对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干事创业的系统性要求，是党性修养、作风建设的四梁八柱，哪一个方面不能够自觉做到，作风建设、党性锻炼的大厦都撑不起来。只有这四个方面自觉地做到“三严三实”，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落实上的带头人，才能当好表率，进而带动全体党员和所在党组织的作风建设。

那么怎么做呢？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三句话、九个字的要求：定位准、标杆高、行之笃。这为当前领导干部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提供了遵循。

（一）准确定位，聚焦问题

习近平同志总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六个必须”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聚焦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问题聚焦了，抓住要害、找出痛点、点准穴位、瞄准靶心，一针下去，就明显见效，久而久之，就能把各种问题清除掉。如果笼而统之、大而化之，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就治不好病。这就好比是中医的针灸，能不能见效，首先要看穴位找得准不准，穴位准了，几针下去，就能见到效果，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治好病。我们常讲要增强工作的针对性，这个针对性的原始意义就是从中医针灸来的。

那么，加强党的建设，如果泛泛地抓，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像撒胡椒面一样，效果肯定不好。这就要突出重点，聚焦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总书记把重点放在群众路线上，因为这是改进和加强作风建设的核心，也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又把问题聚焦到改进作风上，因为它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作风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还有学风、文风等等。在作风中，我们又把问题聚焦到反“四风”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因为“四风”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损害党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在的许多问题都与“四风”有关。反“四风”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再把问题聚焦，就聚焦到了“三严三实”上，我们发现一切作风问题都是不严不实的表现。现在，我们又提出领导干部在“三严三实”上按照“四个自觉”的要求，当好表率。这样层层聚焦，就把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所以，习近平同志讲，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这里体现了治党管党的思想和方法，体现了突出重点和照顾全局。

问题意识反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能否敏锐地抓住问题，是对一个领导者素质的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突出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开局亮相，以问题整改注入动力，以问题整改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可以说，从解决问题入手加强作风建设，既是理论自觉，也是实践经验。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乍一想，好像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难，只要大家坐到一起摆摆，就把问题查找出来了。实际上，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大的一个党，从众多的问题中抓住要害和关键，准确点穴、打准靶子，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并不那么容易！这还要从作风建设的原因谈起。

 

作风问题是由人们对真理认识的局限性和对价值追求的多元性所决定的。人们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或行为，反映了人的思想认识。当人们的思想认识偏离了客观规律的时候，作风上就出现症状，如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接近真理，所以，由认识上的问题而产生的作风问题也就会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影响。

历史地看，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能够进入革命队伍的人大多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经过大浪淘沙剩下的人在价值追求上确实是树立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理想与信念。所以，那个时候的作风问题最突出的是表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较低、个人从旧社会中来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的思想、文化水平低造成的认识水平低等原因而造成的教条主义倾向。真正由于价值追求方面造成的问题相对较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但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好，大家并不回避矛盾、回避问题，严和实的作风还是比较好的。其实，“左”的倾向对我们党的建设带来很大的危害，也能够经过自身的努力得到纠正。但不严不实就会直接带来斗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流血牺牲。

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了，拥有了全部的执政资源，远离了严酷的战争环境，同时，党员的成分也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的人会多起来，为了谋求个人私利加入到党的队伍、利用党的执政地位和组织赋予的权力谋私的人也会多起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人会多起来。这个时候的作风问题很多不是因为个人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不够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在价值观上出了问题，利益的天平向个人一侧过度倾斜。特别是由于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作风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了私心，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容易开展了，自己查找问题也就不容易了，有的是“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有的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有的是讳疾忌医，不敢查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聚焦问题就不容易了。

能不能准确定位、聚焦问题，在现在确实反映一个领导者的功力和素质。一般来说，聚焦问题不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能力不够，不能敏锐地抓住要害、穴位；二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不愿意触及灵魂，有私心，故意绕开、躲过、避虚、偏漏。

怎么聚焦问题呢？ 我们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都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个人摆、同事帮、领导点、群众提等等。我们不妨把医生看病的原理援用在查找问题、查找思想病灶之中，来确定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

医生看病，首先的一条就是要望闻问切，从研究现象开始。我们聚焦问题，也要把望闻问切作为前提，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深入调查，深入灵魂，深入工作领域，深入群众，要用我们的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问，用手来触，综合起来用心思考。情况不掌握，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掌握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讳疾忌医，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毛病来。为了身体健康，就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病情。这启示我们，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为了坚持党性原则，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的肌体健康，为了个人的思想健康，也要勇敢地把自己的思想毛病摆出来。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失去党性原则，没有了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精神，就会犯好人主义，查问题就变成了相互表扬，集体“按摩”。

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好，根本原因就是党性原则问题。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获，是主要的原因。一针见血——关键是党性不强。如果党性原则问题摆正了，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党性原则这个问题摆不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这里有一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古田会议是1929年红四军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为什么会召开这么一次会议呢？当时红军处在初创时期，对我们的红军怎么建，我们的党怎么建，党与军队的关系是什么，红军要不要党的领导，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红军到哪里去等一系列问题，党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军长、政委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还写信来阐述自己的意见。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离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去了，而党内问题比较突出。下半年，陈毅同志到中央开会，向中央一五一十汇报了红四军党内存在思想和认识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感到这些问题非常重要，都是关于我们的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他就让陈毅根据反映的情况代替中央写了一封为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管它叫“九月来信”。在“九月来信”中，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做法，而且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在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了，史称古田会议。在争论那么大的情况下，大家为什么能很坦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使党内产生分裂，依然很团结呢？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考虑问题，谁也没有私心杂念。我们以陈毅同志为例试想一下，陈毅同志在红四军七大上已经当选为前委书记了，如果他个人有一点点私心，那么在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准确表达当时红四军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可能就不会建议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那么，毛泽东同志会不会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就不好说了。但我们看到陈毅同志完全站在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党性原则坚持好了，查找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其他一切问题也就相应解决了。

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越往基层走，越会发现批评、自我批评搞得好。我在基层当书记的时候，开展批评，几位成员都是一些年轻的同志，大家开门见山，批评非常激烈，问题也非常尖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感觉批评人的时候开始琢磨用词合适不合适、讲这个问题好不好。有的时候，错把圆滑当成了成熟，把不向领导提意见当成了讲政治，跟人不跟线，讲感情不讲原则，这些都是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需要我们克服。只有克服了这些问题，才很好地聚焦问题。

我们望闻问切后，接下来就是运用病理学原理分析病因。对于查找思想问题来说，这个病理学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党的创新理论，就是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用这些理论工具来查看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思想觉悟是不是和党的性质宗旨相一致，是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符合党的科学规律。

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比较好地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组织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用病理学原理来查找问题，边学习边查找问题，最后就聚焦到了整顿三风上（学风、党风、文风）。延安整风之所以搞得好，就是因为问题查找得准确。

那么，运用病理学原理分析病因可能准确地查找到了根源，但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来讲，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存在争议。为了把病因、病灶查找得更准，这时候就要会诊。我们查找思想方面的问题也要会诊，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既要听取班子内同事的意见，也要征求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听取上级的意见，我管它叫“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特别要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要重要的是畅通渠道、倾听民意，要做到闻过则喜且力改力行。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那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讲出来的，需要同他们身挨着身坐、心贴心聊天才能听得到。党员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中央的好做法就是这么做的。我们还特别强调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要包容群众意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群众性格各异，表达方式有的非常直白，甚至有一些可能过激，这也要听进去，哪怕只有5%的正确意见，我们也要听。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在延安的时候，一个县开会研究征粮的问题。这个时候发生了雷劈现象，把县长给劈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老百姓就说，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啊？当时中央保卫部门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把说这句话的人给抓了起来，并把这个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说，你们不要急于处理，你们去调查一下，为什么老百姓要说这句话，我怎么就那么惹他们恨呢。后来一调查发现，当时我们征粮任务比较重，老百姓有意见。所以，毛泽东同志就做出决定，减少对老百姓的征粮，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要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不但没有对说这个话的人进行处理，而且通过这种过火的批评、过激的言论，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所以，只要领导干部带头宽容听取意见建议，下面的人是肯把问题讲出来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我们就能够听到真话，听到实情。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到老百姓中去听，也可以把他们请上来，也还可以请基层干部代为征求意见。特别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我们有了信息平台，也可以开设信箱，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

我们这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采取了学习研讨的方法，边学习边讨论，边听取群众的意见，边征求问题。这种通过学习讨论，利用工具查找问题，然后请群众参与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领导工具。大家一起学习理论，在一起查找问题现象，一起分析原因，一起制定对策，把一个人思考变成所有人思考，一个医生变成所有人都是医生。这种方法在培训学上叫结构化研讨。结构化研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比较广泛。世界500强企业有300多家运用了结构化研讨以后，劳动生产率、企业管理水平都上了很大的台阶。在党的建设、领导工作方面，都可以运用这种学习研讨的方法。有些问题，领导的感觉和群众的感觉、媒体上的报道的情况和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群众的声音，他们的感受最真切、最直接。比如说，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做得好不好，就要到所领导的部门和群众中去听一听，来一个终端问效。

我家的冰箱坏了，我打电话请厂家的服务部门上门修理。修理人员走后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售后服务部门的电话，问修理情况和服务态度如何，然后征求我的意见。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终端问效。在作风建设上，也可以运用这种终端问效的方法。好不好，不是靠自己说，而是听群众怎么说。

 

（二）立起标杆，坚持高标准

高标杆、高标准就是高质量的前提。古人说：“取之上而得乎中，取之中而得乎下。”我们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党，层层立起高标杆，确立看齐意识非常重要。

在作风建设上，中央政治局带头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参加“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中央政治局25名成员提出“四个自觉”当好表率的要求，这为全党上下开好民主生活会、践行“三严三实”、加强作风建设，立起了高标杆、确立了高标准。

同时，我觉得立标杆的过程也是立规矩的过程。标杆高就是规矩高，标准严就是规矩严。古人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正风反腐开局破题，出台“八项规定”，重拳整治“四风”，践行“三严三实”，每一次都是先制定规矩，然后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带头做起，之后层层压紧、上下互动。这就是立规矩。

破坏规矩的就要受到处罚，不管职务高低。中央立的是从我做起的规矩，对下传导的是徙木立信的威信，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短短三年时间，大家感觉到党风政风发生了根本转变，整个政治生态都清洁了。像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问题、过年过节违规发放福利……这些在过去都是一些老大难、推不动的问题，虽然也有很多文件来管制，但就像大家常说的“几十个文件也管不住一张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规矩，一级看一级。那么，这一次，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纠正。关键是中央立了规矩，带头遵循了规矩，做出了榜样，一级给一级立标杆，一级给一级订标准。在这种正风肃纪的风气下，谁也不敢搞特殊，谁也不敢顶风违纪违规“闯红灯”。这就是标杆高的威力所在。

我们的作风建设标杆之高，高在党中央、习总书记这个标杆，高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标杆。各级领导干部做到“四个自觉”，都要有强烈的看齐意识。怎么看齐呢？

一是要强化向党中央、习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的意识。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拥有接近8800万的党员，440多万个基层组织，我国发展极不平衡，要实现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没有一个集中统一、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没有各级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步伐，是很难实现的。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我们党的队伍扩大了，面临的任务艰巨了。这时候，开始强调全党的看齐意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全党要保持一致，强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他还经常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能克服各种困难挑战，不断取得胜利，重要的一条就是全党上下有很强的看齐意识，始终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现在中央的一些决策要想在全党全国得以实现，必须有很强的标杆意识、看齐意识。不看齐，队伍就会混乱，就没有战斗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看齐了，中央有要求，各级有行动，就是一个整体，就能形成磅礴的力量。

二是经常看齐、主动看齐、全维看齐。我们讲的看齐意识是一种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体现为：经常看，发现不齐现象及时改正；主动看，把自己摆进去，而不是被动看；多方面看，既在思想上看齐，做到对党忠诚，又要在政治上看齐，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要在行动上看齐，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什么是思想上看齐呢？思想看齐，就是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方面，要理直气壮地讲，中央讲，各级领导干部也要讲，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党性，与中央看齐、与理论看齐、与方针政策看齐。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注意，不能因为当了领导干部、入党时间长了，就以为自己的党性已经固化了，就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很高了。从一些领导干部走向腐化堕落的现象，我们得出一个启示：思想入党是共产党员的永恒课题，共产党员的党性并不会随着党龄增长和职位提升而自然地提高。如果放松了党性修养、党性锤炼，党性也会下降，甚至完全丧失。

什么是政治上看齐呢？政治上看齐，就是坚守对党忠诚可靠的政治立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共产党员的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政治生活和日常工作生活中，时刻不能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不能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领导干部身份，把自己当作“党外人士”、“旁观者”、一般的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要对一些攻击党的政治言论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坚决地斗争，对社会上一些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论积极批驳。这是政治上看齐的具体表现。

什么是行动上看齐呢？行动上看齐，就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实际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不容易做到的。任何事情，一具体就体现真实思想，一具体就见精神、见风格、见党性。一个人的思想和党性是通过言行来表现出来的。有的人在表态的时候，能铿锵有力，甚至调子很高，但一落实到行动上，立马判若两人，能够找出各种理由来应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有的认为，我们是地方和基层，与中央比，标准可以低一点，工作打八折；有的以情况特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为借口，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拿来主义”，对我有利的就执行，甚至加码，对我不利的就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好；还有的内心里开始也想坚持高标准，但又担心提出的标准高，被周围人看作是脱离实际、不关心本地区、本单位利益，心存顾虑而放弃了高标准；还有的刚开始能够与中央看齐，慢慢地就放松了，不能做到敬终如始，陷入前紧后松的魔咒。

当前，在作风建设上，有的地方存在着“中梗阻”现象、“山高皇帝远”现象，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侵害切身利益的基层作风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地方上有的党委政府执行中央要求存在不彻底不及时的问题，都说明了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保持一致就要有正确的大局观，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自觉地把所在地方、所在部门、所分管的工作放到全党、全国大局中来考量、放在实现党的战略目标的大局中来考量，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与大局衔接起来、统一起来，而不能把所在地区、所在部门、所分管工作的利益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当然了，没有差异性就没有政策。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是照抄照搬，而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机械地照搬照抄中央文件，不顾实际情况的做法，是教条主义的做法，是惰政的表现，是不作为，实际上是人为地增加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误解。

（三）担当笃行，真改实改

所谓行之笃，就是要担当笃行，真改实改。人民群众看一个政党，不仅看它怎么说，更看它怎么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能够赢得老百姓的支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根本的还是因为说到做到。老百姓评价中国共产党好，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劳的，所以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当前，领导干部在“三严三实”上当表率，敢于揭短、聚焦问题不容易，向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也不容易，但最不容易的还是在“最后一公里”，还是在说到做到、真改实改上。

很多思想和实际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知道应该怎么干，但就是不见行动。关键就是缺少“行之笃”。古人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再短的距离，再小的事，你不走也到不了，你不做也达不成。《礼记·中庸》中有一句话经常被习近平同志引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之”是最根本的。学问思辨，最后都要落实到行上。我国有近70多所高校把笃行作为校训。这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中国文化。作风上的问题，有的是因个人能力造成的，但大量的还是出在实际行动上。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解决真改实改的问题，需要解决动力问题。没有动力，他就不去做；有了动力，就会自觉去做。什么是动力问题呢？动力问题就是价值的问题。领导干部改作风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精神和利益。精神动力由崇高的理想信念产生，利益动力由科学的激励机制产生。

在精神动力方面，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根本价值追求，因而也是根本动力。一般意义上，人的精神动力来自三个方面：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职业信仰。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来讲，精神动力由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来提供。我们的政治信仰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剥削阶级的政治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有志知识分子从落后腐朽的政治现实中认识到了我们党政治信仰的先进性，从而在先进信仰的激励下为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而奋斗，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自然条件和强大的敌人的双重挑战面前能够坚持下来，最终取得胜利，主要就是靠政治信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冷战时期，东西方政治信仰尖锐对抗，不坚持政治信仰，就会被敌人打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时候政治信仰同样支撑起我们的动力大厦。苏东剧变、冷战体系瓦解、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这两个巨大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产生了严峻挑战，甚至有瓦解的危险。我们说“四个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个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就是现实。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人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直气壮，因为2020年就要实现；有人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直气壮，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有人谈“两个一百年”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有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有人谈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来，就不那么理直气壮，感觉太遥远。这恰恰反映了政治信仰上的动摇。那么，信仰的大堤一旦决口，一切罪恶都会随之而来。在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人身上，都印证了这一点。信仰大厦的倒塌直接把他们送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些人曾经官居高位，长期以教育者自居，他们政治信仰的背叛，对一般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信仰系统的建立带来的负面冲击是巨大的。领导干部加强作风建设，贯彻“三严三实”，做到“四个自觉”，就必须在政治信仰上筑牢，增强精神动力。

在利益动力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的利益追求，这是做到“三严三实”的重要动力。马克思说，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列宁也说过，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利益。党员领导干部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人情世故，也有平民情怀、百姓情绪。但是，党员领导干部又不仅仅是普通一员，他们担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责任，要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就决定了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牢固确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境界。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相对好解决。因为那个时代，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不维护人民利益，不仅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个人利益也实现不了，甚至连个人生命都保存不来。现在，利益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了。我们说，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党员队伍作为一个整体，集体利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作为党员个体，是有自己的利益的。特别是在当前，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情况下，就有人利用党的政治资源，利用党赋予的权力地位为自己谋取不应得的利益。这个时候，“严”和“实”的作风就不容易贯彻下去。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端正利益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党组织，也要重视利益引导，发挥政策导向、干部导向、舆论导向、纪律导向等的牵引作用，真正地让党性强、能力高、作风好的干部用起来，让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教育，让违犯了党纪政纪国法的人员受到应有的处理。这个问题做好了，领导干部就能在作风建设自觉地把自己摆上位置，在“三严三实”上当表率，自觉地把“三严三实”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对分管方面的管理上，严格要求自己，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落实上的带头人，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修身、用权、律己的各方面。

我们回过头来看，定位准、标杆高、行之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定位是反馈系统，通过反馈来发现问题；标杆是操作系统，通过树立标杆来明确方向；笃行则是动力系统，通过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利益激励为作风建设提供动力，使广大干部有担当、有责任、能守矩，自觉落实好工作责任。有了目标，有了动力，又能灵活地反馈，作风建设这艘大船就健康有力地开动起来。所以说，这九个字的要求不仅是领导干部在“三严三实”上当好表率的做法要求，也是党内一切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党性锻炼的基本做法要求。领导干部只要不断地发现和找准问题，确立起高标准，向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扎扎实实地从自身做好、把队伍带好、把负责的工作做好，长期坚持下去，党风廉政建设就会不断地净化，党的政治生态、作风环境就会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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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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