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官员被疑“贪官” 折射信任危机

 

【事件介绍】

四川退休厅官返乡创业遭质疑：在任时肯定是贪官

皮肤晒得黝黑，鼻梁上架着厚厚的近视镜，这两个不太协调的特征同时出现在范敬超身上。四川井研县集益乡繁荣村的村民都喊这位有些奇怪的农民——“范厅长”。

回乡当农民之前，范敬超的名字前曾有过很多头衔。

21岁走出农村，从政近40年，职务曾至厅级，他却作出一个众人不解甚至反对的决定：放弃组织安排的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的职务，独自回到家乡繁荣村。这位时年60岁的老干部要“干一件大事”——种柑橘。

埋头8年，在范敬超的带领下，当地柑橘园的种植地域已覆盖集益、研经等4个乡镇的19个行政村，面积达10100亩，投产果园每亩平均收益1万元左右。但是最让他得意的是，“村民终于信我了！”

回乡当农民

不做官回村当农民的想法，范敬超酝酿了不止三两天。

曾在四川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政府救灾办等部门任职的范敬超，几乎始终在跟“三农”打交道。他走访过210多个基层县市，还到日本、以色列、美国等多个国家探访现代农业发展，写出不少如何发展农业的调研论文。

相比在外调研所见，每年回老家看到的场景都让范敬超感到心酸，“那时村里的路没修，下雨天泥过脚踝，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田地撂荒，到处都是空房和荒山，感觉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早在2007年年初，范敬超就已作好退休后回乡搞现代农业的准备，并让老家的姐姐先行作些尝试——养鸭、兔和鱼，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同年在四川仁寿县的一次调研，让范敬超眼前一亮。他在当地发现一位名叫徐文科的“创业能手”，在这位能人的带领下，当地一种名为“清见”的杂交柑橘种植面积已扩展到近万亩，每亩产值高达1万元以上，甚至出口到越南、新加坡等国。

“徐文科带领乡亲发展现代果业的事，为我提供了一个现实版的成功案例。”与徐文科的交流，让范敬超跃跃欲试，“我们老家的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跟仁寿县非常相似，为什么不能试试？”

当时组织上正想安排他到省参事室主任的岗位上发挥余热。“可是我想回村当农民。”范敬超果断回绝了组织安排，多次沟通后终于得到理解。

2008年，这位“厅官”如愿回乡了。

重重质疑受委屈

这个多年不干农活的老干部，是一个人回去的。

“当时家里人都反对。”从政期间范敬超就因频繁的地域调动与家人聚少离多，“退休后放着好好的晚年不休息，非跑去农村干啥？”“你一个回乡，在村里的基本生活都没保障。”家人极力反对。

对没有任何柑橘种植经验的范敬超来说，回乡的阻力还不止这一点。“你官当得好好的，还愿意回来当农民，还说是来扶贫的？骗人的吧？”对范敬超回村张罗种柑橘的举动，村民们并不理解。

土地流转是建果园首先绕不开的问题。由于种植对交通、产业干道和蓄水池的需求，部分田地会被硬化，招来了部分村民的抵触，甚至有人说，“你这样弄坏了我们的风水。”

“当时村里不少人觉得一个60岁的人，万一干了两年弄砸了，我们的钱和地怎么办？大家都有顾虑。”范敬超的邻居刘明珍说。

面对质疑，范敬超挨家挨户地与村民沟通，不断解释建果园的好处：不操心也能每年领土地租金、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村里条件得到改善，最终才获得普遍支持。

修路的事，从规划指挥、到协调建设，范敬超一手操办。

眼看着道路一点点修好、果园有了眉目后，范敬超从外地请来了18位懂种植的技工。他从此开始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工人做饭的生活，“不通天然气只能烧柴火，一边给灶下添柴，一边赶紧到锅里铲两下”。忙完家务就和工人们一起扎到果园里。

创业以来，范敬超“每天在果园至少步行10公里到处解决问题”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最初只有505株‘清见’树，现在柑橘园的面积已达到10100亩，我们计划2016年再增加6000亩左右，达到1.6万亩。”范敬超指着办公室里“十年发展绘蓝图，百村行动产业兴，千山巨变成果园，万众致富建新村”的标语，兴奋地告诉记者。

村民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深刻，“以前村里山上基本‘远看绿油油，近看没搞头’，到处是被撂荒的田地。”84岁的村民张安常说。如今从成都市沿着213国道去往井研县城的路上，巨大的“橘梦园”招牌引人注目，顺着招牌一路走去，果树上挂满包着纸膜的金色柑橘。

范敬超回乡种柑橘的事被媒体首次曝光后，备受赞誉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质疑——“你的项目资金怎么弄来的？”“肯定在任时又是个贪官。”

听到这些指责，范敬超觉得很委屈。“启动时的10多万元资金是我的积蓄，果园面积扩大到100亩的时候，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来几十万元”。果园扩展至600亩的时候，范敬超又动员家人卖掉了在成都的房子和父亲在乐山的房子。

“这样一来，家里关系更紧张了。”范敬超的妻子只能搬过去和女儿一家住，2015年退休后才搬到村里与他一起住。“她觉得因为这些报道，我做的事成了个吃力还不讨好的事，吃了苦却又莫名其妙给自己抹了黑。”范敬超苦笑说。

鼓励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

1969年，范敬超高中毕业走出村子，成为民办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又到广播站工作，此后踏上了仕途，从科级、处级、直至厅级。虽然好不容易“走出村子又走回来”的举动让旁人不解，但在他看来是件很自然的事。

范敬超不止一次地向记者提到红旗渠，他一直将带领全县用10年建成红旗渠的杨贵视为偶像，“他的责任担当实在了不起。”范敬超说，“参加工作多年，每次回家都深感家乡的落后，若不能用自己的能力，通过探索现代农业来改变家乡面貌，就太可惜了。”

谈起当地的发展模式，他思路清晰：“2/3的四川人生活在丘陵，丘陵地区人多资源少。当今农村，面宽量大，普遍存在‘3大难题’：传统种植业效益低下，留不住年轻人；农村劳动力日益老化；撂荒地越来越多。我的家乡在这3方面都有代表性。这些问题的破解出路就是现代农业。”

回乡8年多，范敬超每年有超过300天都在乡下。为带动村民一起致富，2011年他发起成立杂交柑橘专业合作社，根据“业主开发，专合组织服务，农民种管致富”的理念，村民们以土地入股，旱涝保收领租金。

村里60多岁的老人也跑来合作社工作。为了照顾孙子，方幼华放弃打工来果园工作，“小孩白天上学，我来果园上班。时间很灵活，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在专业合作社工作的村民，人均年收入可达两万元。

看到日渐良好的收益，村民开始自愿把土地交由合作社成规模地种植柑橘。范敬超还通过“畜（禽）——沼气——果（鱼）”循环产业，实现清洁生产。几年时间，村里新修了十几个水塘，现代化农用机械设备的购置和使用让生产效率有了大幅提高。

合作社的成员从最初的5人壮大到1600多人，并带动附近村民成片种植柑橘，为产业覆盖区农民人均增加5000元以上纯收入。

范敬超的中学挚友、目前该村果园承包业主之一周泽文，给他起了个绰号——“司令”。谈及柑橘的销售问题，“司令”并不着急：“目前产出的柑橘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以后产量再扩大，电商会成为我们的重要销售渠道。”

“如今的果园除了自己管理、业主托管给我们种植的外，多是一些有志业主来村里承包的。”范敬超说，先后已有十多批次的业主前往当地承包果园，还有30多名当地年轻人返乡就业。

“看到村里变好了，又考虑到带孩子的问题，我也回来工作了。”曾长期在外打工的曾容告诉记者。

范敬超认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解决人的问题，“发展之所以艰辛，关键在于缺乏领头人，思想观念要转变。产业覆盖到哪里，哪里才有发展的希望。应该鼓励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带头致富，否则农村就没有希望。”范敬超呼吁，“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头，只是给大家作一个现代农业发展的示范，年轻人回乡，会大有作为。”

 

 

退休官员被疑“贪官”是谁的尴尬

一个退休厅官的创业经，在重塑新乡贤文化、提倡官员告老还乡的语境之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真正点亮这则新闻的，不是退休厅官回乡创业做致富带头人的事迹，而是他被人怀疑“在任时肯定是贪官”。创业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公务员工资并不高，人家怀疑你的钱从哪儿来，不能说是胡搅蛮缠；但是，这样的质疑确实会让人寒心，让很多退休官员因此不愿告老还乡。

相比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乡村无疑是个熟人社会，人口本来不多，谁家的老本都很容易成为他人的谈资。所谓“新乡贤”，混迹城里那么多年，回到乡村，也许难以适应周围全是熟人的生活。人无完人，难免留下点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把柄”，陌生人社会自是无人问津，熟人社会却可能被整天挂在嘴上。退休官员回到故乡，行事举止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解读为露富、露权，哪怕一心想为乡亲做点事，也可能吃力不讨好。

从农村走出来的退休官员或者社会贤达，之所以老来不愿归乡，除了城乡差距巨大不适应乡村生活之外，担心吃力不讨好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被人动不动就质疑“在任时肯定是贪官”的感觉，可是不好受。过去，媒体在报道退休官员告老还乡时，总喜欢从道德的视角做文章，强调个人道德无比高尚，借此改变家乡贫困面貌；不能说这种煽情的报道全是水分，但仅仅指望道德的褒扬能够重塑所谓“新乡贤文化”，很难有实际的效果。

像这位退休回乡创业的厅官，既能给家乡带来实际好处，也让自己收获创业果实，这才是真正可行的双赢路径。因为，市场经济要远比道德说教，更具有可复制性。但是，这就难免会引来“习惯性质疑”——如果你原先是个官员，现在突然拿出大笔钱回乡投资，人家就要怀疑你“在任时肯定是贪官”。退休官员固然可以心怀坦荡，但架不住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更何况，类似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贪官落马新闻已然常态化，退休后落马也不再鲜见。

某种意义上，这种怀疑是信息不透明和机制不健全的必然代价。人们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知晓官员财产信息，也没有健全的离任审计与退休审计制度——因为不清楚，所以就怀疑，公众既无法查询核实，官员亦难以自证清白。如果官员财产一直都是公开的，有脉络可循有数据可查，相关审计制度也颇为健全，官员退休后自然不会被疑“肯定是贪官”。

对相对落后的乡村而言，退休官员等“新乡贤”资源是稀缺的，鼓励更多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其实也是鼓励乡村人才的回流。用以支撑的，不能只是道德的说教，而应该是市场的力量辅之乡情的挂念，而在此之前，需要用制度的完善，卸下他们“肯定是贪官”的顾忌。

 

【启示与思考】

一个退休厅官的创业经，在重塑“新乡贤文化”、提倡官员“告老还乡”的语境之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真正点亮这则新闻的，不是退休厅官回乡创业做致富带头人的事迹，而是“在任时肯定是个贪官”的质疑。创业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公务员工资并不高，人家怀疑你的钱从哪儿来，不能说是胡搅蛮缠；但是，这样的质疑确实会让人寒心，让很多退休官员因此不愿“告老还乡”。

当怀疑来临的时候，对一个有着40年从政经历的干部而言，的确可能会将其当回事，因为关乎晚节，关乎自己创业的未来。但即使真有完善的财产公开、离任审计等机制，这样的怀疑也不必然能消除。同时，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及制度笼子越织越密，未来必然能从源头上保障告老还乡的官员干净、清廉。　

官员、乡贤回乡创业，美好的反哺图景变为现实，最需要打破的是乡村社会固化的认知与偏见，而这种打破需要更多“范厅长”创业经的滋养与融化。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为官员、乡贤回乡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资金扶持。试想，有官员与乡贤愿意回归乡土、扎根乡土，同时，又有政策支持，村民的偏见、误解与不信任也就会渐渐消除，告老还乡也将成为新时代乡土社会一道靓丽的人情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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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佘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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