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韵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解读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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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3年“8·19”讲话到2015年视察《解放军报》时发表重要讲话，再到2016年“2·19”讲话，包括2015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论述。今天，对习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系列讲话精神的解读，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习总书记为什么能这样做；第二，习总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三，习总书记要做什么，也就是习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思想有哪些核心要义、主要观点。

一、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工作经历

习总书记的新闻工作经历，在党内最高领导人当中，尤其是解放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当中，都是少有的。这种少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曾担任中宣部部长，家庭熏陶对习总书记了解、熟悉新闻工作是很有帮助的；二是他的个人经历，习近平总书记就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和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写过大量的新闻评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哪个省委书记写过这么多的评论。这些评论和讲话后来收录在《摆脱贫困》和《之江新语》两本书里。

中国共产党确实是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党组织。解放前，党的好多“第一把手”都有新闻工作经历。毛主席就不用说了，陈独秀、瞿秋白，包括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曾担任过《红星报》主编，这段经历对邓小平同志新闻传媒工作的开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解放以后，像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写过这么多评论的省委书记，还没有。习总书记还写过新闻理论文章，在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舆论引导方面的论文，学术含量很高。

从“8·19”讲话和“2·19”讲话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非常熟悉，也了解得非常细致。他的这些经历为他主政新闻舆论工作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基础。这就是他是为什么能这样做。

 

二、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新闻工作，跟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那个时候不一样，江泽民同志主政时期，互联网刚刚发展。江泽民同志做过电子工业部部长，对互联网很敏感，当时就意识到互联网将来要起来。胡锦涛同志主政以后，互联网已经起来了，到习近平同志主政以来，互联网全面铺盖。从这方面来讲，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以来，历任最高领导人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一定要到中央媒体——比如人民日报社，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一定要到《解放军报》去，因为他们不仅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样也是军委主席，所以，一定要到军队去看一看。这次，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同样的逻辑。

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是在第二个任期到人民日报社视察并发表讲话，但习总书记在2013年，也就是主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8·19”重要讲话。2016年又发表了“2·19”讲话，都在他第一个任期里。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到人民日报社，还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视察，一口气调研三个中央主要媒体。大家注意，这里是中央主要媒体，不是中央主流媒体。当然了，我这里讲的是不一样的地方，不存在优劣的问题，只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领导人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以来的三年内，对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这么多重要讲话，一方面说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目前新闻舆论工作的压力大、紧迫性强。大家很清楚，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新闻舆论给各级领导干部造成了很大压力。传统要求和现实压力使我们不得不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视起来。这是国内背景。还有国际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和“2·19”讲话里都提到来自苏联解体的教训。苏联解体实际上就是从舆论开始的，首先打垮了人民的思想防线。思想防线一垮，全军溃败，国家政权就会崩塌。所以，苏联解体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

 

三、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

习总书记的讲话很多，我把几个核心要义给大家讲一下。

    （一）从“新闻宣传工作”到“新闻舆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新闻工作思想、舆论引导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一般都说“新闻宣传工作”，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新闻舆论工作”。

这跟时代背景有分不开的关系。不能说过去提“新闻宣传工作”是错的，一个时代要说一个时代的话。过去有些报纸、刊物，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总喜欢在领导人讲话里面找缝隙，利用前一个领导人和后一个领导人的差异来进行歪曲、造谣，这很不好。领导人主政面临的问题不同，提出的理念、政策也不一样。不仅是不同的领导人，包括领导个人，前后也会有变化。我们不能用这个时期的变化来说另一个时期的变化，也不能用另一个时期的变化来否定这个时期的变化。所以，要辩证地看待这些变化。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主政时期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不同的提法，但千万不能用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对哪个不对来评判。

如果说奥巴马是互联网时代选出来的总统，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新闻舆论工作，最大的背景就是互联网时代。江泽民同志主政时期，传统媒体占上风，但现在，互联网发展更加强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新闻舆论工作也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也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江泽民同志那时候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因为面临的问题、背景完全不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讲“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是互联网强势发展 的背景。过去讲“新闻宣传工作”，“宣传”这个词本意上来讲，强调自上而下地灌输。互联网时代不一样了。互联网出现以后，强调信息的双向流动，信息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而且，信息流动还强调平等性。同时，信息是互动的。大家上微博、微信都能感受到，信息具有互动性和公共性。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新闻舆论最重要的还是引导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重点强调新闻舆论的引导性。那么，信息的双向流动性、平等性、互动性、公共性，以及党和政府最重视的引导性，就决定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提“新闻舆论工作”而不是“新闻宣传工作”。这是时代背景原因。

 

（二）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提出过新闻宣传工作的总纲。江泽民同志提出 “四个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胡锦涛同志提出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

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48个字。第一句话，和胡锦涛同志那个时候是一样的，高举旗帜。第二句话，引领方向，强调的是引导性。之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就是说，新闻舆论除了要有目标和政治职责，一定还要有价值取向。还有一条，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就是要辨清真理性力量的存在。最后，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是他的国际视野，习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具备的国际视野。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就没有国际视野，不能这样说。只是新闻领域在当时，一是我国国际地位不高，二是还没有力量走出去。今天，习总书记提出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确实是因为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观念不得不同样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观念跟不上现实，肯定要被时代所抛弃。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世界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很担忧，第二年能不能继续超过日本，会不会被日本反超，在当时都不清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有实力才能说这个话，我们在新闻舆论工作方面有这个底气。

目前，我们到了这个位置，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们也有能力和信心继续往前走。我们发起成立亚投行，可谓一呼百应，原来只有30多个国家响应，后来发展到50多个国家。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不仅是国际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自己也要走出去，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的48个字，是精心琢磨出来的，照顾到了中国的现实，也照顾到了世界的现实。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视察的时候提出：在新闻工作方面也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做得更好、更实在。这48个字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的总纲，不同时代下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关于舆论导向，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有过论述。江泽民同志提出“祸福论”，就是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我们概括为“祸福论”。胡锦涛同志提出来“利误论”，就是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

习近平总书记对舆论导向的论述，内容更多，并且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他提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强调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实际上，背后的影响因素还是互联网。互联网在凝聚人心或者动摇人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的80后、90后，根本不看报纸，就是上网。我是学新闻的，每天看十几种报纸，但我的孩子从来不看。我到外地讲课的时候问学生，你们看报纸的请举手。基本没有举手的。所以，为什么我很欣赏习总书记讲新闻舆论工作，而不提新闻宣传工作？现在年轻人连报纸都不看，你宣传什么？讲舆论工作，包括了上网，具有现实性和实效性。我们有三大媒体：纸媒、电媒（就是电视）、网媒。在胡锦涛主政时期，最强势的是纸媒，网媒和电媒并重。现在看来，最强势的是网媒。

现在，舆论导向最重要的还是人心争取工作。能否争取人心，对舆论导向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正确发挥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习总书记还提到了“五个有利于”：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讲得非常厉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现实的了解，比好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要强。美国大使馆外交官找我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从基层干起来的，他们对现实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们提出的政策、措施，都是来自于现实的，很有针对性。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好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一样的地方。在新闻舆论工作方面，我们也是这样。

 

    （四）坚持党性原则

我们国家，无论是新闻宣传工作，还是新闻舆论工作，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原则就是党性原则。江泽民同志当时就说过，我们新闻宣传工作“首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党性原则。胡锦涛同志到人民日报社视察工作发表讲话的时候讲了五条，第一条就是党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第一条同样是党性原则。所以，强调党性原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有时候，对国家重大政策、重大方针的重申、再讲，实际上比创新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种重大原则，最高领导人必须要重申、必须要再讲。大家不要以为重申一个东西很简单，重申什么，不重申什么，是不一样的。比如，习总书记讲了：“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人都不提喉舌，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终于又说这个话了。过去，毛泽东说过，邓小平说过，江泽民也说过，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又说了这句话。

说到党性，不得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习总书记在“8·19”讲话里提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次“2·19”讲话又说：“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就必须加深对党和人民、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认识。

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加深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认识，首先要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做一个回顾。

“党性”这个词，严格地说，是从列宁开始的。过去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过党性。也曾有人把一些德语翻译成党派、党派性，但是新闻理论界并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就是说，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提出过“党性”这个词，是有争论的。但是，没有争论的是列宁提出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很重要的原则，而人民性却不是一个新闻概念。严格地说，它是个文学概念。19世纪初期，俄国作家提出文学的概念。

把新闻学领域的党性和文学领域的人民性——两个不搭边的概念统一，是我们党的创举。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就把党性和人民性两个概念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也用过人民性的概念，但是没有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在一起论述。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有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等观点。就是说，党报作为党的媒体犯了错误，就是党性原则错误，怎么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呢？有人提出“用人民性来制衡党性”。他们认为，党犯错误，但人民不会犯错误，所以“人民性高于党性”。当时也有学者说，人民性和党性是一致的，因为党章规定，党的最高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理论上，这没有错误。但是他们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和“人民性可以制衡党性”，这是说不过去的。

有人说党犯错误，但人民不犯错误，要靠人民来纠正党的错误。但是我们党以前犯的错误，比如，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是怎么纠正错误的？不是靠人民，而是靠我们党自己的健康力量来纠正的。人民不犯错误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我在日本的时候，翻他们30年代抗战时期的旧报纸，发现日本媒体猖狂得很。当时，日本军队每攻下中国一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东京都要举行提灯大游行。日本报纸上都有照片，而且都是通栏标题，黑体，编辑语言十分夸张。百万东京市民难道不犯错误？人民不也跟着日本的军国主义走吗？希特勒是谁选上去的？德意志人民把他选上去的。把一个千年恶魔推选上去，残害那么多人。人民怎么可能不犯错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掌权时期，我们党犯错误，主要还是靠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它的本色势力来纠正的。

至于人民性可以制衡党性，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更加荒唐。所谓制衡，就是说它们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党性错误要靠人民性来制衡，这在哲学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哲学上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双方是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如果对方不存在，自己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它们是相互制衡的关系。党性来源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发明的，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时期才有政党政治。而人民早就存在，人民性比党性早存在很多年。而且，从人类发展来讲，政党一定会消失，而人民可能会存在的更长远一些。因此，党性和人民性根本不可能构成一对矛盾统一体，根本不可能做到相互制衡。没有政党，人民会继续存在，但人民存在不等于政党存在。按照列宁的国家学说，国家是要消亡的，阶级是要被消灭的，政党也是要消亡的。所以，把人民性和党性对立起来，搞这种碎片式的说法，真的很荒唐。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胡乔木同志曾跟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江泽民也提出过，“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他们是不赞成这样的。现在我们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对此，还要加上一句，在思想上是糊涂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说，是有根据的——党章。党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呢？十五大以前，我们的表述都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十五大以后，发生重大变化。十五大以后的党章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人民因素写进去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最大的理论依据。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是我们党对新闻工作领域的创新性提出，这种提法适应了时代的变化。

 

（五）对互联网的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对互联网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主政新闻工作，要求总书记必须对互联网有深刻认识。因此，在“2·19”讲话里，习总书记强调要抓好网络舆论工作。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巩固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是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新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那么，微信、微博也都包括在内。

现在，纸媒逐渐衰落，在西方国家尤其明显，中国、印度还不是太明显。我做过调查，这几年，印度的纸媒上升幅度超过了中国。英国的《世界新闻报》垮了以后，又创办一个报纸，发行300万份还不够卖，还需要加印。这和英国人读报的习惯有关，是英国人几百年养成的传统。但是，整个世界的主要趋势还是互联网媒体占强势地位。而且，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厉害。大家都知道华尔街运动。华尔街运动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纲领、没有政党、没有团体、没有领袖，所有过去社会动员的特征全都没有，就靠互联网把它组织起来。所以美国政府很惊讶。美国的安全部门找背后组织，发现没有政党、没有纲领、没有领袖、没有团体，就几个人。这就是现在网络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现在微信上很多人有几千万的粉丝，如果偷偷摸摸搞个社会动员，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把网络掌握起来。

当然，现在我们有网络警察，从后台站到前台。要注意，技术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要依法做事。比如微信，会有各种私密，不能侵犯到个人隐私。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舆论市场，网民数量最多，而且老百姓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我跟一些西方学者也讨论过，他们说中国的报纸报喜不报忧，而他们的报纸报忧不报喜。我就跟他们说，社会的信息总量是不变的，但是你们国家的好多负面信息是通过报纸发布出来的，你们的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没有参政议政权利。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主流媒体正面信息多，网媒上负面信息多，中国人有参政议政的习惯，大多表达在网络上。所以，要把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传播媒体都纳入管理平台。互联网一旦失控，是要出事的，世界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所以说，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新闻舆论工作”，而不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另一个原因。

 

    （六）习近平总书记的宣传工作理念

习总书记的宣传工作理念是在“8·19”讲话里提出来的，“2·19”讲话里又提到，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这是2016年中宣部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习近平总书记“48字”箴言中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一致的。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离不开国际话语权，因此，我们要树立起宣传工作理念。过去，新闻工作是新闻宣传部的事情，但现在，按照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来讲，很多事情光靠宣传部门根本办不好。党委必须统一领导，各部门协调，才能把工作做好。要从更高层次来把握新闻舆论工作。

当前环境下，我国外宣、内宣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纸媒时代，强调内宣、外宣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公开化程度高，要把信息封锁起来，工作难度非常大，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的，还不如面对事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更透彻、更干脆一点。对国际环境大背景也不要太悲观。媒体经常说，现在的国际话语权是西强我弱，这是事实。但是，对世界舆论形势的变化，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我曾经考察过，国际舆论现在是西强东弱，但是在50年代恰恰相反，当时的国际舆论是东强西弱，就像毛主席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为什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敢这么讲？实际上，不管是西强东弱还是东强西弱，所有的国际舆论、国际话语权都有两个东西在背后做支撑：一个是实力、一个是道义。

5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比不上西方国家，但国际舆论东强西弱。因为那个时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掌握了道义。二战以后，世界人们都感觉资本主义不行了。斯大林居然打败了德国，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且，当时苏联的方向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在当时，西方国家的苏联大使馆，尤其是美国华盛顿，来办签证的美国人排队近3公里。大家都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而社会主义代表着正义、未来和光明。所以那个时候，苏联的话语权很强。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由当时还是副总统的尼克松陪同参观访问。赫鲁晓夫当着尼克松的面，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将埋葬你们的制度。猖狂得很。但是这种猖狂恰恰说明，那个时候国际话语权就是东强西弱。

而且，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把西方殖民体系冲得七零八落，整个世界都在学习苏联，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加上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大家对它更加不满。当时，苏联的国际话语权的确很强。但是这个时候，苏联犯了错误。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美国人逐渐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拔过来。同时，一批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都遭到失败。西方国家开始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搞新自由主义，为经济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原来学习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又转过头学资本主义新模式。这个时候，国际舆论开始发生变化。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权又掌握到西方国家手里。等到苏联解体，更加麻烦了，美国人实现了“双赢”：实力赢、道义赢，更加不可一世。中国在这个时候崛起是真的不容易。历史给中国提供的道路很窄，但是我们从这个很窄的道路缝隙中冲出来了。邓小平同志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当时从国际空间讲，也认为机遇不大。

现在，我对国际舆论变化是比较乐观的。第一，中国当了“世界老二”，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信心满满。西方国家对我们最大的恐惧不在于建了多少世界工厂，而是我们的价值观。按照西方国家的观念，过去只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照样可以使一个国家繁荣富强。所以，要说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可能就在价值观念和道义上。在国际舆论场上，这种西强东弱的局面可能要发生变化。实际上，很多细节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就像亚投行，原来计划30个国家，结果有50个国家加入。现在，很多国家为什么不提中国的人权问题了呢？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实力强大。现在，中国“走出去”的最大的符号是什么？中国大妈。中国大妈跑到世界各个地方消费，成为中国话语权最大的文化符号。

所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会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且，我们又有道义，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犯错误，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我们，也更容易接受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念。

 

（七）关于时、度、效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是个行家里手，比如他讲，任何新闻报道都有导向，报什么、不报什么、怎么报，都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新闻报道既要报道国内外事件，更要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引导人们分清对错、好坏、善恶、美丑，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这个话说得非常透底。他强调时、度、效的问题，不只强调时间，而是强调时间、分寸、效果的统一。如果只强调时效，那么这个新闻是要失败的。要注意到，时效之外还有导向、价值问题。三者不统一，很容易出错。

对“7·23”特大交通动车事件的报道，给我们造成的损伤非常大。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的高铁发展很快，日本人非常嫉妒，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要打烂我们的高铁。本来我们的高铁发展得很好，美国当时要购买中国高铁，事件发生后，一下子被丑化得一塌糊涂。当时，第一个到达事故现场的是日本媒体，报道最多的也是日本媒体，有国家利益在背后驱使，那些报道都是有立场、观点的。当时，我们自己没处理好这个事件，先把高铁的速度降下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很高兴，政协委员提出高铁恢复350公里时速。既然高铁是中国制造业最好的一张名片，就要把它推广出去。所以说，我们自己当时的报道，没有把握好时、度、效的问题，严重后果几年都消不下去。

所以，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如何报道，在中央媒体报道还是地方媒体报道，哪些适合传统媒体报道、哪些适合新兴媒体报道，哪些新闻需要急和抢、哪些新闻需要缓和慢，什么问题仅需一次报道、什么问题必须继续跟踪，什么问题的报道需要强化、什么问题的报道需要淡化，什么问题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报道、什么问题需要稍后再报道，这些问题都是内行人才能提出来的，而且都是我们现实当中的问题。报道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注意把握时、度、效。

在时、度、效的问题上，“2·19”讲话比“8·19”讲话更完善。因为领导人会对一些问题进行不断思考，那么，理念也会不断完善。

 

（八）新闻队伍建设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政治家办报就是要看是不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同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认清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关于队伍建设问题，苏联的教训还有很多。戈尔巴乔夫时代，曾有一个苏联高官，当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叫雅科夫列夫。后来查明，这个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卧底，是瓦解苏共的关键人物，对苏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运动”，搞新闻媒体自由的时候，也遭到了一些苏联共产党员的反对。比如，当时列宁格勒的一个教师，叫尼娜•安德烈耶娃，曾经写了一封致苏联中共的公开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提出批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苏联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就组织围剿她。而且，那个时候那些“苏共中央的历史罪行”“列宁是德国间谍”以及攻击斯大林的一些言论，都是在他的任上出现的。当时苏联最厉害的一个杂志叫《事实与论据》，就是专门揭秘苏共中央的，当时的发行量是2700万份。这也提醒我们，对一个国家的人心扰乱最厉害的是媒体，最容易凝聚人心的也是媒体。培养一支合格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确实很重要。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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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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