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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成金:《聊斋志异》与道德宿命意识
2016年04月12日 09:26
冷成金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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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的是《聊斋志异》与道德宿命意识。
一、道德宿命意识的内涵
首先,我们讲聊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感觉与阐释。从知网上搜聊斋,研究聊斋的文章有2433篇。从建国到1981年以前,以《聊斋志异》为题目的文章,大概也有3000多篇;不以《聊斋志异》为题目,但是涉及《聊斋志异》内容的论文,也有4000多篇。简单做了一下了解,这些论文中,没有人提到道德宿命意识的问题,这是我在10多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借这个机会把它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从感觉与阐释这个角度入手?今天在座的听众们,有年轻的朋友,也有稍微上一点岁数的朋友,我想尤其是稍微上一点岁数的朋友,他们对聊斋的感觉肯定和现在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些也是我小的时候读聊斋的困惑,直到现在这个困惑也没有解开。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困惑,我才提出了道德宿命意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感觉和现在的研究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所有分析《聊斋志异》的文章,都不能说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或者讲只是说对了一部分,更深刻的没有说出来,我们就是要解释这个更深刻的东西。那么,到底是以感觉为本,还是以演释为本?
所谓以感觉为本,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你怎么想就怎么去做,用你的感觉去解释。还有一种思路就是看研究类的文章,这类研究文章可能读了以后,你觉得和你的感觉不相配不相符,那么你会觉得我应该相信人家的研究。
我们首先要看,什么是道德宿命意识?所谓道德宿命意识,简单地说就是把道德宿命化。什么是把道德宿命化呢?我们做理论很难解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天仙配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小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从思想内容上讲,劳动人民有美好的理想;从艺术特色上来讲,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它深刻的含义绝不仅止于此,而是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
一个是道德宿命意识的负面作用。什么是负面作用呢?就是它给我们一种虚幻的承诺。牛郎只要恪守传统的道德,一切都会有的,没有孩子不要紧,没有夫人不要紧,人世都不给你不要紧,上天会给你的,此生不谐来世亦必可得。董永也是这样,卖身葬父不要紧,为人家打短工,扛长工也不要紧,你只要恪守传统的道德,一切都会得到回报。用现在的歌来讲,“可爱的孩子,美丽的妻子,一切一切都会有的”;列宁在1918年讲,“面包总会有的,一切总会有的,人生都给你来世亦可得”。它负面作用就是麻痹了你的斗志,让你不去觉醒。牛郎如果不觉醒,一生也只能为人放牛,而不会去开拖拉机;董永如果不觉醒,一生只能给人家扛短工,打长工,也不会去自办公司,这是它的负面作用。
这是我在十几年前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我把它叫做道德宿命意识,就是把道德宿命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随着对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越到这个年龄越忠实于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完全对。其实在《中国文学历史与审美》里面,有两句话也点出了它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对道德的信仰,其实给我们提供了韧性,给我们提供了信心,给我们提供了价值归宿,对于我们民族的稳定发展,坚持不懈,它有着巨大好处。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十几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古代的东西绝不仅仅是糟粕,绝不仅仅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相反,它绝对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它的合理性,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这么多民族当中,唯一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一以贯之,而且到现在还呈现着蓬勃发展、复兴之势的民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和结果。我们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它的合理性。
从牛郎织女这个故事来看,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精神归宿、价值归宿,给我们提供了家园感。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有美好的生活,就可以让我们的历史,让我们的族类延续下去,这就是道德宿命意识的正面价值意义。简单地讲,这就是道德宿命意识。如果用理论阐述,就是把现实的道德上升到了绝对的高度。这个绝对的高度便是宿命,这个宿命是决定性的,它不可能在现实当中全部实现,但是它必然实现。
二、道德宿命意识的正负面作用
这些年,通过《论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中国人对于命的具体看法。对于道德宿命意识,我们可以先讲它的负面作用,随着问题的深入,我们会看到它正面、积极的价值意义。《聊斋志异》以其幻想的方式,来表现落魄士子的心灵世界,而使之得到了极重的体现,这种原形可以追溯到牛郎织女和天仙配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原初无非是“搜神”“志怪”,没有太多的文化内涵,但在后世却被极大的敷衍了。
《聊斋志异》当中表现出三种心态。我们批判《聊斋志异》,我们这个时代对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误解,我们接受的传统文化无非是“五四”咀嚼过的一代,而“五四”咀嚼过的一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山东有个哲学家牟宗三,对于弘扬民族传统,把我们中国的哲学推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是了不起的。但是他基本的思想是错误的,和中国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他说的恰恰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西方的传统。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比牟宗三所讲的思想更加具有开放性,更加合理。
可见我们今天对于我们传统的理解,完全发生了变化。这个说起来就非常麻烦,也是我感动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整个社会上流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快餐型的文化,但是我们失去了辨别能力,就这样流传下去。不只是在社会上,就是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它根源还是来自大学。我们看对《聊斋志异》的批判,这是从负面文化的角度来讲,是十几年前写的自怜心态。
《聊斋志异》制造出了一个花妖狐鬼的世界。先不看这个,我们先看看,当落迫的士子在现实当中找不到黄金屋和颜如玉时,便心有不甘的到“罗刹海市”去寻找权势和富贵,到西湖和牡丹园中去寻找温柔之乡。我们一般这样来批判《聊斋志异》,说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为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落破的士子既找不到颜如玉,也找不到黄金屋。《聊斋志异》当中就有一篇,专门写一个士子就读书,在书中要找到黄金屋。结果书里面还真找出来了黄金屋,要找出颜如玉,书里面跳出个赵飞燕来,对这些读书的士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果从负面去看的话,就是他在这个现实当中找不到,然后就在幻想中去寻找,这是第一种心态,我们叫做自怜心态。
第二种心态是自安心态。自怜心态是基础,自安心态和自大心态是在此基础上的两种表现。由花精狐媚组成的女子群落,使落魄士人以及走投无路的文人,有了一个温柔富贵之乡作为归宿,运气佳者还可以得道成仙。凡是熟悉《聊斋志异》的,我想最熟悉的是像《青凤》《娇娜》《莲香》《红玉》《小翠》《白秋练》《香玉》这些篇章。我的书里面从这个方面说了以后,还从另一个方面讲,突破灵魂栅栏的诗情幻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我们说《诗经》,什么是《诗经》?这个问题就问倒一大批人。我问什么是诗经?诗三百不就是《诗经》吗?可那是《诗经》吗?影响你的《诗经》到底是哪个《诗经》?到底是孔子以前的作为民歌的《诗经》?还是到了汉代,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诗经》?还是朱熹过去读的《诗经》?还是在座的各位读中学乃至大学的时候学到的《诗经》?这说起来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一般来讲,我们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汉代的《诗经》,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诗经》。但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极端化了。
比如说我们基本就是学“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七月流火”这三篇。“七月流火”本来是古先民随着自然的节奏跳舞的一种诗兴的生活,被我们解读成奴隶制社会,而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西方的奴隶制时代。在我看来,它不可能有古罗马的决斗场。如果有那个,秦始皇看完了,第二天就会被刺杀,为什么?这太不人道,当然有殉人的另当别论。这些我们说起来话长,因为我们的很多东西是错的,我们了解的《诗经》就是阶级斗争的诗经。我们了解的《聊斋志异》就是《梦狼》《狼三则》《席方平》《促织》,但是《聊斋志异》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不是这些,是突破灵魂栅栏的诗性幻想的爱情篇章。这些爱情篇章不仅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它具有永恒的文化启示作用。
可是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挖掘出来,这也正是我在做的东西,像《青凤》《娇娜》《莲香》《红玉》,最典型的就是《莲香》。一个士子考不上大学就一直在复习,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一条路。而我们今天是多元化的生活,我们还是很幸福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尽管不一定是罗马,但是总是有路可走的。但在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有出路,而且清代的考试分四级:童试、乡试、会试(贡试)、殿试,真正考下来要十几年。所以郑板桥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考了三朝。考不上怎么办?复习,继续参加考试。复习的时候穷困潦倒,古人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结婚是正常的,可是考生很可能就二十多岁还没有结婚,那怎么办?非常寂寞,于是就想象出很多的事情。《莲香》就是一个叫李氏的鬼和一个叫莲香的狐,两个人争相去趋奉这个书生的故事。我们从反面看,的的确确这是文人的一种瘾,这就是文人的画饼充饥,这就是自安的心态。这些书生不仅在现实当中无权无势,也没有健康的体魄,就靠幻想的方式来完成,用说贾宝玉的话叫意淫,就是自大心态。
文人总是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视花妖狐媚,来显示出人的尊严。比如说《小谢》当中这个文人,他要仗小谢和秋容来救命,但是他自大的架子还放不下来。我非常同情古代的文人,也同情现在的文人,也同情我冷成金自己,我很反感美国的那些学者,把中国的学者总结成一个顺口溜,文革期间你怎么样,很难听,意思你没有独立的人格,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到底是靠谁支撑起来的?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不能说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的脊梁,但他起码是脊梁之一,起码是脊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容侮辱的,这是从反面。
要从正面讲,这种自大、自傲,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种不同流合污,这种显性文化对抗的隐性文化、隐逸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结果就像秦始皇的王朝那样,“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不是读书人消灭了秦王朝,恰恰是先秦王朝要消灭读书人,要消灭文化,要消灭社会导向,要消灭舆论。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无比残暴,秦将白起一夜坑杀赵卒四十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残暴只此一次。除此以外,清人到了后来再好,也是反人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反人类。成吉思汗打不下城来就恐吓他们,再不投降我们打下来就屠城,这就是反人类。白起也是反人类,我们汉族的将领反人类的时候极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行中庸之道,不偏激,不走极端。
我们从来不去要灭掉别的民族,我们从来不会像欧洲人进入印第安的时候,在清教徒的指引下灭四千万印第安人;我们不像美国西进的时候,要灭两千万印第安人;我们也不会有希特勒以基督教来杀基督教,要灭六百万犹太人。这在我们儒教文化里是不可想象的,是没有人会这么做的。我们中华民族当中只能数出三次:一次是我们儒学还没有兴起,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时候,这就是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还有一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毫无问题,但是他未必是儒教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有就是满清,还有非我们中华民族的日本人。所以这些人从这个角度讲,是放不下架子,但是放不下架子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你让大学教授放下架子,天天去接受改造,接受再教育,这样就好吗?也未必,我们历来崇尚在秩序中求得和谐的社会,没有秩序也就没有和谐,道理非常之简单。这是三种心态。
我们下面讲它的正面的作用。恐怕在座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的迷惑问题,就是雅和俗是如何区分的?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好多年,今天算是有一些眉目了。比如说阴阳家是怎么分雅和俗呢?《汉书·艺文志》里说的很清楚,“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用今天的话讲,中国贡献最大的阴阳家,就是元朝的郭守敬,可以简单地讲阴阳家就是当时的天文学家,这就是所谓的阴阳家的雅。但是“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但是那些拘拘小儒,那些拘拘小阴阳家,我们今天动不动就叫“先生”,我真的不愿意称“先生”这个词。
有时候别人称我为冷先生,我都不习惯,说你最好就叫冷老师,又平等又亲切,而且也是我的职业。你要到外地出差,他一定给你加一个导,叫冷导这很难听,你叫冷老师不就完了嘛!不,他一定要这么说。“先生”在我的印象里乡曲先生,乡曲之学,有时候是拘拘小儒。我经常接到很多人的稿子,让我给推荐出版社,这让我非常难受,你看花的功夫非常大,但是那个东西真的不是学问。拘拘小儒,拘者就是那些俗的人,“牵于禁忌”。
比如十二属相,属鸡和属狗的不能结婚,说鸡和狗在一起老是吵架,这就是小道,“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那些算命先生看风水的,我相信风水是科学,但是我不相信迷信风水。古人说得非常之清楚,你要是会看风水,或许你早就去当皇帝了。道理非常简单,他真会看风水,早把他爹他爷爷埋到皇陵上去了,他还来看风水干嘛?你之所以看风水,是因为你看不准风水,给自己都看不准风水,你给别人看,这不是骗人的嘛?这就是雅和俗。而真正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起作用的,不是郭守敬这类人,而是哪种人?是俗文化的。我们这是从阴阳家的社会地位,对阴阳的看法,及其社会效用等方面来区分的,它具有典型性,这是雅俗的一种分法。
第二,我们看文学里面什么是雅文学?什么是俗文学?这就比刚才的阴阳家麻烦一些。我们都知道鲁迅的话,就是说这个文人很无能,文学不是你创造的,你是从老百姓那里拿来的。鲁迅的话有他的道理,在那个时代,因为不重视老百姓的作用,不重视劳动的作用,包括延安时期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让老百姓上舞台,这都有它巨大的历史的进步意义,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现在的电视又出问题了,每天就是家庭节目,后来非常恶劣,一些连续剧演怎么乱伦,怎么分房产,兄弟怎么闹。我爱人在那看,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我说,那些都是假的。她勃然大怒,说这东西能弄假的?我当时就说,每天看这个,好的婆媳关系也看坏了。但他们说观众爱看,还要什么道德底线。现在这些俗的东西已经不堪入目,而我们中国古代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你不播,这让我非常愤怒。
那么,什么是雅文学?什么是俗文学?它是在一个历史过程当中不断地变化的。开始的时候,诗是民歌,后来到文人的手里,老百姓不会作(诗)了,尤其到了杜甫的手里面,律诗搞成那个样子,不要说不懂文化的人,就是懂文化的人也写不出来。所以,雅俗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文学的雅与俗是如何分的呢?我们中国的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的二者对立。我们中国的俗文学,按那个标准分就是口头传说,民间故事,俗文学从来没有上升到可以跟诗词雅文学相对立的高度、强度和地位。真正和雅文学相对抗的,是介于民间文学和诗词文学之间的戏曲和小说。
比如《牡丹亭》演出的时候,当时上层那个震惊,《西厢记》演出的时候,当时上层的震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运作模式它有三个阶层:一个是最高阶层统治者;一个是中间阶层士人,还未必是大夫,就是读书人;还有一层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一般很难直接影响到最上层。越到今天这个特点越加突出,我们有些学者就专门研究,近五年倒逼机制的形成,倒逼机制当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网络的力量。网络可以体现民意,当然未必就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中间的过渡层,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上网的都还是有些文化,有点闲的人,这些人大致是相当于古代的士,当然不是大夫。这样三个运作层面不是下层和上层直接对峙的,而且我们有政统、道统和学统。
什么是政统呢?政统就是政治法律制度。什么是道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什么是学统?学统就是学术,学自民间,比如说深化一个项目,朱熹的《论语集注》《四书集注》。朱熹的《四书集注》从写到完成是四十一年,他尽管有保守的一面,但是对于重建中国的意识形态,维护中华民族的稳定、团结与发展,他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今天看,他的正面作用越来越比负面作用大。他用了四十一年来完成,你让朱熹申请一个《四书集注》的项目,用三年的时间完成,那是“四书乱注”。
三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学统是最开放的,它针对于每一个人,但是学统它最没有势力;政统有政治权力,但是缺乏思想;道统相对于学统来讲,它有思想,但是它的思想来自于学统,一旦来自于学统以后,它就容易禁锢,容易僵化,容易保守。三者之间最合理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道统积极地向学统敞开胸怀,不断地把学统的新鲜因素、合理因素,输入到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使道统不至于僵化。而政统呢,应该主动自觉地接受道统这种思想理论系统的指导。这样的话,三者就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往往是现实的情况不理想,理想很难落实到现实。当然,理想如果完全落实到现实了,那么这个现实也就不是现实了。原因很简单,理想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总是走在现实前面,你一定要把这个理想落实到现实,这个理想也就不再是理想,现实也就不再是现实。政统和道统联合起来压制学统,多数文字狱,文化的禁锢都表明了这个特点。所以,有没有合理的时候?有,最合理的时候就是武则天的时候。
我非常尊崇武则天这个人,如果要我在中华民族史上选一位伟大的女性的话,第一位就是武则天。你不要看她搞了多少面首,你只看她对历史做出了什么贡献。她破除了历史僵固,历史不再僵化。她让哪些人到了历史舞台上?来自学统的最下层的庶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到上层,来进行政治运作。用今天的话说,民营企业家来搞政治运作。这就是学统的人进入到政统,所以武则天这个时代非常繁荣,这才为后来的盛唐奠定了基础。没有武则天就没有李隆基的盛唐。所以我们对待历史,一定要有客观的看法。
政统、学统和道统,老百姓、知识分子和最上层,它是这样一个运作关系。我们的文学也是这样,它是由最下层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到中间层的戏曲、小说,然后再到最上层的诗词。最上层的诗词,除了极少数的像苏轼讽刺新法的诗歌以外,那个时候的反动诗歌没有,但是反动小说却多的是。最典型的反动小说就是《水浒传》。还有很多的反动戏曲。我说的反动,就是当时统治者认为它是反动的,是这个东西和上层形成了对峙。最下层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等等,只能把最下层的想法,通过李贽、徐渭、汤显祖这些文人的笔写出来,和上层的禁锢的政治历史形态形成了对峙。
我们的文学是通过三个层面来运作的,因此哪些是俗文学,哪些是雅文学,就不是像我们刚才从阴阳家的角度去区分,而是从传统社会运行机制来分类,这样雅和俗就比较深刻了。但是最深层具有根本意义的还不是这种分法,而是文化。这就要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道德宿命意识了,要把我们心中最隐秘的感觉给解开,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
1993年的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改写中国思想史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一篇《性自命出》说,“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这几句非常重要。然后注意这段话:“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理其情而出之,然后复之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提出了道始于情的思想和天、命、性、情、道、教的理路,这个理路的提出,基本就揭示了中国文化暨中国哲学文化的基本特质。
刚才我说,牟宗三说中国人从恻隐之心、良知是客观存在谈起,那连朱熹都不如,那基本是康德的思想,不是中国的思想,起码不是朱熹以前的中国哲学的思想。朱熹的思想有巨大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根本性失败的地方,后来很快就被解构了。
三、何谓天、命、性、情、道、教?
何谓天、命、性、情、道、教呢?天是什么呢?天是宇宙物质的总和,是宇宙总体,是物质与超物质,情感与超情感的总和,是物质情感化,情感物质化的统一体;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最终的物质精神的依托;它拒绝理性分析,只要情感认同;它是绝对的,但它又不是超验或先验的,它的绝对性是由经验积淀而来的,它与现实情感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天。我们中国人一般所说的天,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该做这样的解释。天是宇宙总体,随着现在天文学的发展,太阳系的起源,连宇宙边缘的星座都被我们发现了。
我们古人意义上的天不是这个。是什么?是宇宙的总体,宇宙也不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物质与超物质,情感与超情感的总和。什么是情感与超情感呢?比如说吃饭你觉得很香,这叫情感,但你又不是为吃饭而吃饭,这叫超情感;你工作是为了挣钱,但是你又不是为挣钱而挣钱,你还要在你的公司里寻求价值和意义,这叫超工作,这就是情感与超情感的统一体。开个玩笑说,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吃饭,那么你就是猪。其实猪也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它是为了延续族类而吃饭。我们经常讲的执着与超越就是这个意思,既执着于吃饭,不能因为超越了我就不吃饭或者故意岔饭。你要吃饭,甚至还要吃得好,但是又不是为吃饭而吃饭,这就是情感与超情感。物质与超物质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桌子它不单纯是物质,它还有物质以外的功用,比如说它还可以做讲台,椅子可以坐,这就是超物质。宇宙就是这样的,有它的物质性、情感性,但是也有它的超物质性、超情感性。
我讲这个的时候,特别地恐惧,恐惧在哪里?这不好理解,为什么不好理解?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接受的基本就是西方的思想,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年轻朋友们的脑子里基本是没有的。通过读书,我觉得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怎么了解它都不对。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我们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物质与超物质的统一。你会说,这个东西不可理解,要么是物质,要么是超物质,怎么是二元对立,二元不相容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太极图,阴鱼与阳鱼互抱,首尾相接,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阴可以变阳,阳可以变阴,阴阳彼此不分,但是它又有阴阳,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但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就告诉我,阳鱼和阴鱼彼此能分。它怎么能二元对立?它无法二元对立,它是有二元,但它不是对立的,是二元融合。
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我们感觉宇宙既是物质的又是情感的,是物质情感化、情感物质化的统一体。天就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最终的物质和精神依托。为什么说中国人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地里,尤其在主流文化当中,搁到八宝山一个架子上,你老觉得是一个商品,对不对?那是孤魂野鬼,没有家园。所以物质依托和精神依托的合作,它拒绝理性分析。不要去分析它,它没有道理好讲。就像中国人从来不问“是什么”,问“是什么”,那是理性追求的目标。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是非理性的,非理性不是反理性,你不要以为理性就是万能的,就是永恒的,理性恰恰需要突破,而且理性的局限性比非理性还大。我们不问“是什么”,我们也不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宗教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问“怎么样活”“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恰恰把“是什么”和“为什么’给涵容了,给解决了。我们只要在“怎么样做”里面执着于现实的生活当中,执着于从现实的情景当中来体会“是什么”,来解决“为什么”,而不是离开了现实去问“是什么”和“为什么”。
社会发展到现在,理性的局限越来越大了,我们越来越看重理性的局限,而这种非理性的实用理性的方式,却越来越显示出其的优越性。它拒绝理性分析,只要情感认同,因此是绝对的。但是这些绝对又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超验或者先验。什么是超验呢?上帝就叫超验,超验这个东西你是不能追问的,是不能认识的。什么是先验?先验是先人的经验而存在的,它对于现实的经验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它先于经验而存在。中国人也不是先验的,它的绝对性是由经验积淀而来的。就是说,“天”的这种绝对性,是我们的生存经验一点一点地积淀起来的。所以我们相信它就好了。为什么相信?相信祖祖辈辈的积淀,你说那不对,这东西我得问清楚,你有本事问清楚吗?“未知生,焉知死?”你要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去解决,而是靠探讨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它与现实情感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
什么是命?命自天降,命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无定的偶然性。但命因天降,因此它必然具有超越偶然的品格,命它有两个品格:一个是偶然性,是不可把握的无定的偶然,但是这个无定的偶然又不是纯粹的单一意义上的偶然。因为对于个体来讲它是偶然的,但是这个个体是置于总体之中的。对于总体来讲,它又有着超偶然的必然的品格,因此人类总体必然谓之“天命”。你个人有没有必然我不知道,但是人类总体它是有必然的。所以在讲《论语》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人未必是生来爱学习的,但却是生来必须学习的;人未必是生来爱笑的,但却是必须笑的;人未必生来是性善的,但却是必须性善的;人未必生来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却是必须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未必是生来就快乐的,但却是必须快乐的。这里说的是人类总体的必然,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不学习,人类就要灭亡;你不性善都性恶,他必然要灭亡;你不笑,他也要灭亡;你没有价值的话,人就成了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是我们自己立起来的,所以对人类总体来讲,有他的必然性。
我的思想来自于李泽厚。我基本上不出去开会,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天天读书。读了那么多的书,我觉得还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人,就是李泽厚先生。他的著作《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总体,或者叫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度”的本体性,在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本书里都能找到。他的东西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底子、康德的方法、中国文化的特色三者结合起来。他的著作和思想对于解释中国文化,为人类提供有益的启示,起了巨大的作用。
了解并且奉行这种必然叫做知命。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天命是什么?天命就是这种必然性,知道并奉行这种必然性就叫知命。这种人叫做君子,所谓君子知命。如果将人类总体必然机械地照搬到个人命运上,谓之宿命。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意思?作为人类总体来讲他必然是这样的。比如说必然美好,必然光明,必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作为一个有限的个体来讲,他却未必这样,甚至他不这样,甚至恰恰相反。按康德的观点讲,他必然相反。什么叫必然相反?叫德福不能相配。德就是我们的道德,福就是我们的感性享受,就是吃喝玩乐。道德和幸福是不能相配的,幸福越多的人道德越少,道德越高的人幸福越少,二者不可得兼。在中国主流文化评价系统里面,就不可能二者得而兼之,鱼与熊掌兼得,那不可能。这一百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道德,一部分是幸福。拿出一分的道德,你有九十九分的幸福;你有了九十九分的道德,就只有一分的幸福,德福不能相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对于人类总体来讲,德福是相配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讲,它未必相配,甚至恰恰相反。
可是我们往往都是普通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多,孔子就是那种给官不做,宁愿去流浪的人,这样的人很少,我们都希望德福能相配,这就是道德宿命。简单地讲,这就是俗文化。雅文化是知天命而奉行天命。像孔子那样,我知道德福不能相配,我恰恰就这么奉行了,我知道现实生活里不可能有回报,我悲剧性的命运我很清楚,我也不后悔,我选这条道路,就这样干下去,这只是孔子。而绝大多数人呢?知道悲剧性的命运,但是他希望有回报,他把人类总体东西拿回来,拿着自己的一生,这叫道德宿命,这叫俗文化。这是天、命。
那什么是性呢?了解并奉行这种必然叫做知命,所谓君子知命,谓之宿命。就总体或长远来讲是善有善报,但对具体来讲未必就是。君子知命是指,君子对人类总体的光明前途与个人为实现这种光明前途,而必然遭遇个人命运的坎坷,有着清醒的认识,然后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它这个“性”是喜怒哀悲之气,此性喜怒哀悲,具有很强的动物性色彩。比如说我是人,我就是百分之百的人性?不对,一个男子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人人都想多看一眼,这就不完全是人性,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动物性。哪个女士打扮得很漂亮,故意到街上走,追求回头率,也未必全是人性,也有一个很强的动物性。
人性本来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动物性,另一部分是社会性,二者按照不同的比例,不同的方式,彼此消涨融合,即人的自然性。“性”需要在“命”的指导下人化,即将喜怒哀悲的内容人化。你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强盗,你不会爱她。如果你没有人化呢?你也许会爱她。就是这样,所以在“命”的指导下,把“性”的内容给人化了,祛除其纯粹的物欲的一面,明辨善恶,充分培养人性心理。此种人性心理的显现便是“情”。
天、命、性明确了,喜怒哀悲这个东西你要把它人化,人化了才叫性,“性”显现出来叫做“情”。所以刚才《郭店楚墓竹简》里面讲了,“道始于情”,由这种“情”而产生的社会规则便是“道”,它的顺序极其好。这是个根本,离开了这个就是错的,我们都讲情生于道那是错的,道是生于情的。
那什么是情呢?人性心理的显现是情。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在人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社会道德规范离开了这个人情,那这个社会道德规范就是错的。比如说“三从四德”,中国古代的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死了怎么办?然后失了丈夫那个妇女叫未亡人,她就等死了。“三从四德”这个“道”就不是始于情,因此就是坏道,是恶道,是要被打倒被推翻的道,它就是恶情,所以道它必须始于情。
最后,宣传此道,并培养人的尊道之心,就谓之教。《中庸》里面“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是此意。但是它少了核心的因素,就是《中庸》里面的情,不是动物性的自然物欲之情,而是人性心理的情。这个人性心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情景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在我上课的时候,学生去给我倒一杯水,我觉得这很自然,这是诚,这也是情。但在美国就不行,我要让你给我倒一杯水,那个美国学生就会想,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奴隶,我又没拿你的钱,凭什么给你倒水?或者如果你主动地给我倒一杯水,我就会想,你凭什么给我倒水?我又不是残疾人,不用你照顾。这是美国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文化。情这个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情景里,不同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什么是合理之情,这就是道生于情的“情”。这是从人类总体的角度来分的,其具有根本性的依据。
我经常跟学生讲,到底雅俗该怎么分?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把雅俗分出来了。在天命这个问题上,知道人类的总体而去奉行的,这叫雅;知道人类的总体,承认但是又不愿意按那套去奉行,还对自己在一生当中留有幻想的,或者是给安上幻想的,这叫俗。
第三个问题,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情本体。在哲学上,心、性、理不应该成为核心,情应该成为核心,这是情本体提出的背景。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关键,我们中国哲学从理开始讲,这是不对的,从理到情是不对的,应该是从情到理再到情,这是我们中国哲学的事实,也是我们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事实。情,是指以动物性的情欲为基础,将理向情积淀,将其“人化”,积累的过程当中,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来,这是情和理。情和理的关系是,理由情生,情是第一位的,理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是以情为主导的。情是随时随地自然产生的,但是必须接受理的影响。理的积淀越丰富深刻,对情的影响也就越是深刻持久,人性心理也就发展得越加充分。
具体来说,中国人的“情”是指以亲子为核心,然后向周围扩展的情,比如夫妻之情、乡情、祖国的热爱之情、献身艺术之情等等。在具体的历史情景当中,情与理是同时产生并相互融合的,不可能有先后之别。情本体是中国价值架构的方式,这个价值架构的方式就是“向无而有”。这四个字太重要了,也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讲《论语》里面说的,我们人生未必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却是必须有价值和意义的,因为你没有价值和意义你就是动物。所以张载才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不仅为自己立心,还要为天地立心,所以“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是情本体与我们价值建构的原则。
四、通过《聊斋志异》阐释道德宿命意识
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聊斋志异》与道德宿命意识。我按篇目排,一共找了六十篇,那么下面我们就具体讲几篇。《考城隍》是《聊斋志异》第一卷第一篇的篇目,《考城隍》是什么?就是城隍庙。大家都知道,城隍庙就是一方的土地神,是这个地方的道德评判官、司法评判官兼城管。这个城隍也得考,他不知道就去了,去了就出了一个题叫做“一人二人,有心无心”。然后这个人就写了一篇,里面有这么几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这是什么呢?这是雅文化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在汉朝的时候,我们的法律是动机论,就是原心定罪,就是推究你的心理活动来定你的罪。我们今天是动机与效果统一,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是两种不同的罪。那么那个时候基本是动机论者,“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讲的还不是动机论的问题,它的根本问题是讲人的道德修养。你一个人道德修养、人格高了,他觉得为善是自然行为,所以最尊崇的还是人格。结果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表现了他的对道德的尊崇,对道德的信仰,所以后来说“但有老母七旬,无人奉养”,应该你去当城隍,这时候他才明白,我死了,我妈才七十,那怎么能行,我还得去奉养我的妈妈。这人还有孝心,然后给他阳寿九年。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它是什么?我们叫做道德宿命。什么是道德之报?他相信这个道德,在他这就有了还报。我们说,现实当中那么多的孝子是没有还报的,“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不是古人的谚语吗?
人类文明史,唯一的古国、古族,从物质到精神一直贯彻下来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它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宗教是伟大的,但是宗教还是有问题的。基督教变化得很快,它之所以发展的快,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衰落了。如果我们传统文化兴起的话,它的发展不会那么快,这种信仰就是道德宿命。但是这个道德宿命给人的绝对不是虚幻,而恰恰是从最根本上给人以道德的信仰。最根本的道德信仰,恰恰是符合人类总体,符合人类发展必然的。你只要信仰道德,那么你肯定就是符合人类总体发展必然的,肯定有正面价值的,所以这绝对不是封建迷信。所以从正面上讲,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大的,也不单纯是劝世之方。
第三篇和第五篇是《王六郎》,这一篇是说一个恻隐之心。一个打渔人爱喝酒,每次打渔就说,大家伙一起喝点酒吧。后来一个少年就来跟他一起喝酒,给他赶鱼,打很多的鱼,他就问,你为什么来帮我打鱼?他说,我来报你的恩。就这样他们聊天的时候说,过些日子我就可以投胎到人世了。那人就问他说,为什么?王六郎说,有人代我而死。后来,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小孩挣扎。可那个妇人挣扎了半天,又爬上来了。回来人就有人问王六郎为什么呢?他说:“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这里引申一个问题,伦理学上的一个悖论,有一列火车开来了,这个火车司机如果改道就撞死自己的爱人,如果不改道就会撞死五个人,而改不改道都不是你的责任,那这个扳道工他是改道还是不改道呢?这是西方伦理学上一道著名的命题。
一般讲,事实上是不改道的,除非你收到了绝对命令,就是超先验性的绝对命令。用今天我们俗话讲,就是受道德命令的支配去改道,宁愿撞死你自己的亲人,而救回五个人陌生人。人很难在没有外在强制命令的情况下去改道,这是调查证明的。那王六郎说,我可怜她怀中的小孩,代我一个人,遂伤残她两个人,以二换一我觉得不值。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伦理学命题,王六郎是受了道德的支配,道德的命令。他遵从的是道德,因此一念之仁恻隐之心,一念恻隐果达上帝,上帝就封他为城隍。那么,这个恻隐之心是什么?我们知道,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人之专也。到了朱熹那里,恻隐之心就是绝对的客观存在,在中国哲学里面用力最多,挖掘最深。但是这个恻隐之心,不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的,它仍然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当中积淀下来的。它是一种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这个理性就是道德的命令。这个人得到了回报,做了城隍,简单地讲这也是对道德的认识。
下面我们看《娇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什么是蕴藉?君子的心态,内心很丰富,但是一般不愿意表达,温润如玉,很有蕴涵,很会写诗。到南方去访友,朋友不在,他就暂时住在普陀寺里。后来看见一个公子长得很漂亮,这个公子就把他邀到家里,给这个公子做老师。做时间长了就请他喝酒,“每饮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气热,目注之。公子已会其意”,说:“此婢乃为老父所豢养。兄旷邈无家,我夙夜代筹久矣。行当为君谋一佳耦。”我当为你找一个对象,这个孔生说,太好了,你要找的话,就找一个香奴这样就行了。公子说,你这少见多怪,香奴算什么?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更好的。结果还没找他病了,为什么?想媳妇,想女朋友想病了。天又热,胸前起了一个大疮,怎么也不好。那个公子找人去看,说我小妹子能给你医好。“宜有是疾,心脉动矣,然症虽危,可治”。说你必须搁一块镯子,把镯子往床上一按,把这个疮就割了。关键是这个娇娜生得太漂亮了,这个孔生他也不嫌疼,“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恐割得太快,你割得太快他就落不着偎傍。不久,他又喜欢上这个娇娜了。这个公子就觉得,你第一个喜欢的人是香奴,第二个喜欢的人是娇娜,说娇娜不行太年轻,给他找一个跟娇娜差不多的叫阿松,就是松娘,“与娇娜相伯仲也”,第三个爱的是松娘。然后让他结婚回家,回家这才知道他们是狐,不是人。
这个孔生因为太耿直的,被撤职了。撤职后就在家里闲逛,闲逛的时候又遇见了那个狐公子。狐公子说到家里玩,过些日子又说突然有一个大难,什么大难?你别问了,你就提把剑站在那个大坟门口,你看见什么你都别动。结果“见一鬼物,利喙长爪,自穴攫一人出”,“瞥睹衣履,念似娇娜”,好像娇娜。这时候孔生做出的决定是“乃急跃离地,以剑击之,随手堕落。忽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毙”。然后雷也把他崩死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要讲的其实非常之多,但是时间来不及。我们首先看孔生,他不是一个专情者,他爱的是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爱情?爱情是不是排他的?其实爱情不是排他的,人未必一定一生只有一次爱情,当然绝大多数连一次爱情都没有,有两次、三次的那太幸运了。爱情为什么不是排他的?爱情就是人的审美感受,现在美国同性恋也合法,过去定义是异性的审美感受,现在也不是,人的这种审美感受之所以认为是排他的,是因为把阶级社会、私有制社会里的这种社会性,给赋予到爱情上去了,本来是不应该有的。所以他的爱情是什么?是发乎情,这是我们所说的情。这个情并不违反爱情的本质,但是这个情又和传统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种夫妻关系不一样。情起自色,这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喝醉了酒,看见一个女孩子很漂亮,想拿她当媳妇。那个时候不行,是因为他止于礼,发乎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人性心理,是一个情理结构,它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情。至于到后来救娇娜,它超越了这个情理结构,而成为义。我们说现在找一个男子,这个人有情有义不容易,有情是懂感情,有义是他负责任。要是有义无情,那人是电线杆子;有情无义,那是浪荡公子,都不行,对吧?那只能情义合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娇娜就是孔生的情,他仍然符合我们讲的情本体的“情”。
在这一篇里,什么是情本体?整个故事起于情,但是中间又有理,而最后的结果是因情而得到了美满的归宿。娇娜的家人因为没有孔生这样的人提剑站岗,结果都被雷霹死了,就剩下娇娜,只好把娇娜一块移到孔生的家里,成为一家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的基本的情感判断标准。
责任编辑:王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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