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殿才：传统史学范本——《汉书》

 

许殿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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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是传统史学中评价最高的一部史学著作。一般讲古代史学授课的最高程度就是讲《史记》、《汉书》或者《资治通鉴》。在传统社会里，《汉书》的评价和影响比《史记》还要高一些。另外由于《汉书》写得比较规范，所以《汉书》一直被视作传统史学的标本和模仿的对象。古代史家评价《汉书》为“命代奇作”、“史家冠冕”。

今天我们主要讲三个方面，一是《汉书》作者的情况介绍；二是《汉书》的编纂成就；三是《汉书》的史学价值。

一、《汉书》作者班固的家世与生平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生在一个世代豪强的官僚家族，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楚国的令尹子文。到了他曾祖父的时候，他们家更加兴旺了，从四世祖开始进入官场，他的曾祖父班况使他的家族地位大步提升。班况的女儿在汉成帝时，进入皇宫成为汉成帝的倢伃。班倢伃是古代比较有名的贤良后妃，她的举止依照礼制，而且经常对汉成帝的行为进行归戒。

班况有三个儿子，长子班伯、次子班斿、三子班穉。这个三子班穉就是班固的祖父。班况三个儿子都在朝廷做了高官，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这时候班家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可以说一门荣宠已极。当时的人们在形容他们家势力时说：“建始、河平之际, 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建始、河平都是汉成帝时的年号。这种家庭的出身决定了班固对汉朝的感情。另外班固的家庭还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他的伯祖班伯以通经知名当世，也是著名的学者。他的二伯祖叫班斿博览群书，学问也非常好，而且曾经参加了中国古代第一次图书整理事业，这次图书整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班斿的儿子叫班嗣也是学问非常好，非常有名。

对班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班彪。班彪，公元3年到公元54年，字叔皮。班彪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学术成果很大，在中国古代学术届很有地位。他曾经做过一篇论文叫《王命论》，《王命论》是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做这篇论文的背景是在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前，各种势力逐鹿中原，班彪认为只有刘秀能够代表正宗的统治势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做了一篇《王命论》，让其他割据的政权首领放弃幻想，让他们承认，只有刘秀才能是正宗的皇朝统治者。

《王命论》的学术影响比较大，但是它的内容搀杂了很多迷信的内容，神权的观念很多。后来《史记》流行之后，很多学者都对《史记》进行续作，班彪认为这些续作学术水平都不够，和司马迁的原作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于是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续作，他的续作一般来讲称为《史记后传》。这个续作应该说是比较成功，对班固有很大影响，而且班彪的续作中的很多内容也被班固的《汉书》所采用，可以说为《汉书》的撰写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班彪还对《史记》做了一个评论。班彪评论的《史记》是一篇短篇的论文，这篇评论基本上对《史记》进行了一个全面论断，其中的一些评论标准对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史记》是文质相称，就是文采和质朴把握得非常好，这个成为后来写史的重要标准。班彪评论《史记》的论文对后世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班彪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就是班固，《汉书》的作者。次子是班超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曾经平定西域。可以说，班超的历史功绩不比班固小，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都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另外一个是女儿班昭。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因为她嫁给了同郡的一个曹世叔，人们把他称为曹大家（念gu）。班昭是古代很难得的一个女性学者，因为在古代女性做学术的人很少。班昭对《汉书》有很大贡献，因为班固写《汉书》有一些部分没有完成，这些未完成的工作是由班昭和马续帮助完成的。另外班昭也是第一个讲解《汉书》的人，因为《汉书》写成之后有很多内涵需要口头讲述大家才能理解。

有书记载，有人对《汉书》读不懂就到班昭那儿了解《汉书》的情况。所以，她也是第一个训解《汉书》的人。在古代《汉书》流传的很广，学术影响非常大。在古代专门有一门学问叫《汉书》学。班昭可以说是《汉书》学的发起者。班昭还曾在皇宫中当后妃的教师，她的重要作品就是《女诫》。《女诫》对传统女性的行为做了一些道德的规范。

下面说一下班固的生平。班固出生在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据书记载，他从小很有天赋，9岁时就能写书、做文章，20岁时进入太学读书。在班固20多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就丁忧回乡。在回乡期间，他就开始了《汉书》的写作。因为他在整理他父亲遗稿的时候，觉得父亲写的《史记后传》对《史记》的叙述不完整、不详尽。他觉得应该另外再写一部史书，专门记载汉代的历史。

永平五年，班固正在专心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上书告发他，说他私改国史。因为当时国史的著作权是国家垄断的，私改国史是一种犯罪行为。于是他就被押解到京师，投放在狱里，他的弟弟班超怕哥哥在被押走的情况下，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就专门跑到京师上书，为他哥哥辩解。当汉明帝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看了《汉书》的初稿，觉得《汉书》写得非常好，对班固非常欣赏。这样汉明帝就认为班固是无罪的，把他赦免了。班固因祸得福，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藏书非常丰富。在这个地方任职对班固获取材料，增益学问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兰台也是名人荟萃之地，当时著名的学者刘复、贾逵、杨终、傅毅、尹敏、陈宗、孟异等都是班固互相切磋学问的学友。

在任职期间受汉明帝的指派，他撰写了《东观汉记》里的一些文章，并和陈宗、尹敏、孟异合写了《世祖本纪》。在这期间班固还升官为郎，专门典教国家藏书。他又写了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些都收入进了《东观汉记》之中。《东观汉记》是东汉政府历代修撰的一部官修史书，但是《东观汉记》后来失传了，现在只有片段留下来。

通过东汉史的传记，汉明帝进一步认识到了班固的才干，觉得这个《汉书》应该继续写下去。由于有兰台的支持，又身居皇家藏书的文化中心，修史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班固用了25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汉书》这一煌煌巨制。

 

汉明帝之后是汉章帝，汉章帝是比较有名的好儒术的皇帝，在汉章帝期间，班固得到了进一步重用，当了章帝的学术顾问，作为侍从之臣。章帝到各地巡行，班固就跟随左右，这些游历开阔了班固的眼界，另外对朝政也能经常能发表一些意见。

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作为主持人和召集人，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这个学术会议是在白虎观召开的，后来把整理出来的经文称为《白虎通德论》，也叫《白虎通义》，还叫《白虎通》。这个会议就当时流行的五经进行了系统讨论，当时五经是官方学术。班固不但参加了这次讨论，同时还对这次讨论进行整理归纳。《白虎通义》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法典性的文件，因为它对当时的国家制度按照儒家学说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归纳整理。

下面我们说说班固家族的衰落。班固家族和当时的外戚窦宪家族关系比较密切。后来窦宪因为威胁皇权被除掉了，班固也受到了影响，就被免去官职。有一次，班固家族中的族人冲撞了当时的洛阳令种兢的姨丈，冲撞之后还辱骂种兢的下属，种兢因为当时害怕班家势力所以没敢发作。等到班家倒台之后，这个种兢就把班固抓到狱中，最后班固就在狱中去世了。

那么班固除了写《汉书》还有哪些成就呢？《建武注记》是班固和马严合作的。另外就是收入《东观汉记》中的《世祖本纪》，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他在当时能够知道的还有《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四十一篇。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位学者叫张溥，他把班固的作品整理成《班兰台集》。因为班固长期在兰台任职所以叫《班兰台集》。后来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严可均，辑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把班固的作品基本搜罗进来了。另外近人丁福保也辑了《班孟坚集》，基本上凡是能找到的文章都收集到了。

 

二、《汉书》的编篡成就

《汉书》的编纂成就主要是因为它的转形式，这部书在体例形式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但是《史记》是通史，断代史的第一部是《汉书》。

《史记》记载了从汉高祖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王莽新朝的这个历史，一共230多年。全书八十余万字，原来是百篇，后人把它称为为百二十卷。现在基本按篇数编的，一百篇。百篇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纪、表、志、传是史书的要素。

《汉书》有本纪12篇，从汉高祖、汉惠帝、吕后到最后的汉平帝各占一篇。本纪就是全书的纲领。还有表八篇，比如《异姓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等。表就是用简明的方式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

志有十篇，志基本是讲典章制度或者学术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另外还有列传七十篇，列传主要是记载人物，但也不局限于记载人物。其中记载了陈胜、项羽、王莽，还有汉朝其他杰出的历史人物，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另外也记载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国或者其他方面的史实。由于有些内容不便放入纪、表、志里，于是传就变成全面的总载。所以传一般可以理解为纪传体史书的细目。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汉书》首创纪传体的断代史体例。班固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是一个创举。古代历史编纂学应该说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史学处于童年时期，体裁体例不太完整。当时主要的史书体裁就是编年体，比如，《左传》。但对历史记述来说，还不能完成全面记述社会历史的任务。所以司马迁创立纪传史体史书是中国史学的一件大事，对后世史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影响。中国史学之所以有那么大成就，这和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是有很大关系的。

纪传体的影响根本上是丰富了史学的表现手段，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在体例上讲还不完备。班固继《史记》而起，采取了纪传体的形式，但是他把通史改为断代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影响也非常大。我们现在知道，通史的撰写有它力不从心的地方，因为纪传体的长处就是横通，从横切面全面反映社会全貌。只有像司马迁那种旷世奇才才能把握好这个体裁，才能把它写好，不然是很吃力的。

 

另外在班固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任何一部史书是完整反映一个朝代历史的，班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创举。班固用纪传体做了一个断代的工作，应该说这在史学上影响也比较大。这也是史学和社会相结合的一个反映。

断代史虽然有一个弱点，就是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联系，但是它的优点还是主要的，尤其是断代史和纪传体相结合，使得它们各自的长处得到了充分发挥。应该说断代史为记载中国历史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表现方式，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没法比拟的一个体裁。断代史的长处有这么几个，一是断限清楚，社会以朝代划分，可以明确的区分历史时期，并且方便反映历史的特点。二是包容量大，可以集中、全面的反映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的全貌，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总体印象。三是便于编写和阅读，一般断代史都是一个朝代灭亡之后，下一个朝代的人开始撰写，这样文字史料保存比较完整，口碑和实物史料也易于收集，这就为史书撰写提供了方便。另外历史事实相对集中，在文字表述和篇章安排上也比较方便，容易避免比较杂乱的思路，篇幅可以缩短，给读者提供了集中阅读的方便。四是容易满足修史者褒贬前朝的著述要求，因为一般来说后朝的统治者要总结前代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断代史比较便于后朝的修史者对前朝得失成败做一个系统总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班固断代为书，应该说为后代的史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汉书》的创建也得到了历代史家的尊重和认可，于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主导潮流，得到了充分发展。

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班固发明的断代史是在通史的指导下写成的，所以对历史有一个贯通总体的认识。班固在断代史撰写中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书里尽量贯通古今意图，尽量把这个断面和整个历史发展序列联系起来，把断面放在总序列里加以论述。另外有一些表也在记述的过程中突破断代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对他所作的断代的史学现象产生一个总体的认识。所以，我经常说有通有断、寓通于断是《汉书》断代的特点，也是它高于后世史书的关键之处。这是断代史书的文书意义。

第二个问题，《汉书》在史书体例上的影响。《汉书》具有严整的史书体例。《史记》首创纪传体是中国历史学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史记》是初创，难免有粗疏之处。另外由于是通史，它有通史的集中考虑。班固的《汉书》继《史记》而写，一方面根据断代的特点对这个体例结构进行了调整，另外他也有意识的对《史记》在草率之处进行了一些改造。这样使这个体例更完整，更容易取法。形成了一个“体方用智”的纪传体的新格局，推动了纪传体体例的发展。

《汉书》就是对纪、表、志、传都做了改造和补充，进一步明确了各个单元的功能，确立起整体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和内容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榜样。在体例上《汉书》对体例有所改造，但也不是说《史记》的体例一无是处。司马迁做《史记》时体例掌握的比较灵活，这个灵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丰富历史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史材，这个灵活性还掌握不好。

后代史家评论《史记》的特点就叫圆而神，圆而神就是神通变化，预示未来的功能比较强。《汉书》的特点叫方以智，方以智就是能够包藏很多往事，让人们从历史当中得到有意的启发与智慧，这是《汉书》的特点。两部书各司其职，都能够在这个体裁之内把史学作用发挥得最好。后代史学家还评论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因为它灵活多变，所以没法把握，不是高手把握不了。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班固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的基本体裁，在义例上确立了一个比较统一的义例。所以，《汉书》成为后世史学永远模仿的学习对象。

下面说说《汉书》的纪、表、志、传各部分具体的改造情况。本纪是纪传体史书的纲领。纪传体史书的优点和本纪写得好不好有很大关系，因为它是个纲领。能不能用这个纲领提挈起全书来，这是关系到一部史书成败的关键。《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本纪的义例。《史记》的本纪体例繁杂，比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各个本纪的写法都不同。夏是一个朝代，商是一个朝代，周、秦是一个朝代，都是每个朝代的本纪，但项羽不是朝代，他是当时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项羽的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写法不同。因为这个原因，《汉书》就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汉书》基本是一个帝王一个纪。

 

但是在《史记》中，比如，项羽、高后的本纪，名字虽然叫本纪，实际上和列传的写法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把它名称改本纪了，它写了很多详尽的史实。后来《汉书》对本纪做了统一要求，比如《高后记》里面只记载大事，把其他的小事放在其他的列传里，这使得本纪体例更严谨，纲领性更加突出，能更好地发挥纲领性作用。在记事手法上，《汉书》也比《史记》有改进，比如，增加一些诏书，使一个朝代的执政特点或者关键执政环节更容易被读者感悟到。

表也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的意义其实非常重要，它能用简明、直观的方式揭示复杂的历史现象。所以有了好的表就可以省去大量的纪传之文。但表是很不容易写的，作者必须对一个朝代的历史有很通盘的把握，所以后来的史书不写表的特别多。另外轻重权衡都必须把握好才能把表做好，没有一定历史建树和历史水平是做不了表的。《汉书》的表比《史记》增加了一些部分，一个是《百官公卿表》，一个是《古今人表》。这个《古今人表》是班固在历史记述上的一个创造，他把汉以来所有的知名历史人物分成九等，比如上，上又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中上、中中、中下，一共九等。通过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以前所有人的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比如，上上就是尚志之人，最下面的就是下迂之人。这样做一个价值评判，也是道德评判。应该说这是班固对历史著作的一个探索。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做，而且历史定评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古今人表》之后没有史书继续做下去，而且班固因为《古今人表》也经常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评，认为这个《古今人表》做得是很荒唐。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他积极探索创新的一面。

《百官公卿表》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百官公卿表》就是用表的方式详细记载了汉代重要官员任职的一些情况。《百官公卿表》是了解汉代史官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百官公卿表》的序里面，对汉朝的制度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介绍。《百官公卿表》是记载古代官职制度的开创之作。虽然后来用表反映官职的方式一般不被继承，但是后来纪传体史书里面都有职官制或者百官制等内容。

《汉书》的志也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做的，它补充调整了很多内容。除了篇目分合和篇名改动之外，《汉书》主要增加了四个志，一个是《刑法志》、一个是《五行志》、一个是《地理志》、一个是《艺文志》，这四个方面对历史记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把这四个方面搜罗进纪传体史书里，可以说班固的眼光独到，它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容量。对于各个志的排列，《汉书》做了一个调整，比《史记》更有条理，《汉书》中按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这个逻辑顺序排列，这和当时的知识系统、国家职能是相吻合的。

体会一下十个志就可以体会得到，律例是讲宇宙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上讲礼乐，礼乐制度是国家的制度根本，然后讲刑法、讲食货、讲社会经济等。这个顺序应该说也比较合理。《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比起来应该说是比较单薄的，《史记》叫书，《汉书》改志。《汉书》的十志包括了很多内容，包括科学史料、典章制度、法制、经济、地理、学术等内容。改造之后的《汉书》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当然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面，是其它史学著作很难企及的。

 

《汉书》志的部分是十个，一般称为《汉书》十志。因为《汉书》十志的撰写成功，所以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逐渐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史书流派之一，典志体。后来唐代有个史学家叫杜佑，杜佑撰写一部史书叫通典，这个通典就是第一部典章制度的专史，这个典章制度史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个典章制度史书实际上应该是受了《汉书》十志影响。由于学术的积累，人们逐渐认识到典章制度有记载的需要和必要。

传统史学体裁一般来说有四个体裁，最重要的一个是编年体，比如《左传》之类的。另外是纪传体《史记》、《汉书》。还有就是典制体体。典制体在唐代开始专门有这项制度。最后一个是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是南宋时一位史学家创立的，他把《资治通鉴》的所有材料，按照四目重新编排，把整个资治通鉴打乱，按照历史事件，每个事件集中起来，这叫纪事本末体。

列传，《汉书》对列传的改变也很大。首先，为了适应汉代的历史变化，去掉了世家的部分。《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有五个部分。除了纪、表、志、传以外，《史记》还有世家，世家记载了春秋战国时的很多诸侯，所以《史记》中有一个重要体裁叫世家。世家体裁是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的体裁。汉代已经是大一统社会了，虽然有诸侯王，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不宜宣传，所以《汉书》就根据历史社会的变化把世家这个体裁去掉，并入列传，这样简化了纪传史体。后来的史书基本都是纪、表、志、传这四个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史记》列传在体例上也很不一致，《汉书》做了整体化工作。《汉书》的列传比《史记》看起来要整齐一些。《史记》的列传撰写的年代顺序混杂不一。比如，在当时来说，屈原是古代的，贾谊是汉代人，一个战国的，一个汉代的，把他们放在一块儿了。《汉书》改变了这种状况，人物大体上都是按照年代编排，这样能让读者读起来清楚。

班固还改变了《史记》列传中编排比较凌杂参差的作法。《史记》的编排，一个是年代比较随意，另外一个就是把各种类型的传编在一块儿。比如《匈奴传》，《匈奴传》是记载少数民族的专传，不是专门记载人物的。但《史记》就把卫青、霍去病和《匈奴传》编到一起了，比较杂乱。我们看《汉书》对列传的编排就比较整齐。

在列传的编排上，纪传体史书一般有几种方式：一是专传。专传就是专门的传，给一个人立的传。二是合传。合传就是给几个人合并一个传。比如，李广、苏建之类的。三是类传，类传就是不专门记载人物的。比如，循吏、货殖列传。《汉书》基本上是把专传和合传放在前面，然后是少数民族。人物传后就是类传，类传里面包括滑稽、货殖、循吏、酷吏等，然后再记少数民族、外国的传。这样可以使名目清楚。

另外在传的命名上《汉书》也比较规范，基本上专传就是以人名命名。比如，董仲舒就是董仲舒传，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传。要是合传就是以姓记载。《史记》列传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很灵活。比如，有的是以人名；有的是以交称、交名，类似于官名；有的是以别人对他的称谓，像将军之类的。《汉书》则采取了比较统一的方式。当然，《史记》的编排有它的考虑，它往往关注的是历史的联系。比如卫青、霍去病和匈奴编在一起，他是为了让你看清历史联系。比如屈原、贾生编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人物命运差不多。但是从形式上来说《汉书》的编排可以让全书更清楚。

 

另外《汉书》在名目清楚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史记》在列传编排追求内外联系的特点。所以，在《汉书》各传的编排当中也体现了班固独到的历史见解。细读《汉书》之后你可以发现，它的列传除类传外，大体上是分为几个段落的，各具特点。比如，汉初的著传。汉初的著传反映了西汉的开国气象，列传的编排体现了文治武功的格局。在文帝和景帝时期的传比较少，只是重点记述了几位政治家的活动和见解，体现了朝政的清净无为。武帝时期是《汉书》记载的重点，文武人才之盛。昭宣时期有昭宣中兴。到了元帝、成帝之后汉代萎靡不振，基本上写了佞臣、权臣干预政治的一些史实。

《汉书》的合传也体现了班固对合传特点的把握，基本是以类相从，暗含类传之意。在照顾年代的大前提下，把同类性质的人物尽量编在一起。比如，赵尹韩张两王。赵尹韩张两王都是当时贤明的首都的官员，在列传编排当中就把人物的历史褒贬和历史评价放进去了，从人物编排就可以看出来人物好坏。

三、《汉书》的史学价值

《汉书》的史学价值。第一，《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应该说汉代是第一个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的大一统皇朝。从秦开始，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大变局。在秦之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没有成立，夏商周名义上是天下统一，实际上是诸侯割据。虽然秦建立了大一统政权，但是秦并没有把大一统政权坚持很久。所以，汉是第一个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大一统皇朝。《汉书》是第一部把这个大一统皇朝记录下来的史书。

由于西汉社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史变化。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迫切需要把封建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起到宣传巩固大一统政权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史书形式上还没有反映大一统政权成就的史学作品。于是反映西汉的历史成就，就成为当时史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正是因为对西汉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有益于纠正司马迁对西汉史的摆法，班固才用断代的形式来书写《汉书》。那么纠正司马迁对西汉的摆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是个通史，记载汉代的部分虽然占了重要篇幅，但是毕竟是按照历史发展序列，并且汉代历史还只写了一半。还因为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人，汉武帝之后的历史他也没法写。于是班固必须要写一部史书，来反映大汉的成就，并且这部史书一定要起到宣汉的的作用。

我们看，《汉书》很好的贯彻了宣汉的宗旨，成功的记述了西汉社会的规模与成就。这部书在讲完了群雄逐鹿，汉建立大一统政权之后，讲开了国的气象。描写这个气象的文字功力是非常高的，班固讲：“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明叔孙通之仪就是叔孙制定朝仪，这个朝仪对汉统治国家很有作用。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就是说的是开国气象，一开国就有大一统政权的大气魄。然后又说：“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这一段也是讲建国时的恢宏气势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开国时打好的基础，对汉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封建大一统政权应该说始建于秦，但最终把这种政权形式巩固起来的实际上是汉武帝。在汉初文帝、景帝时期，当时的国策是休养生息，因为长期战乱不宜进行大举攻占。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财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时候汉就有资本对政权进行巩固和扩张。所以，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大一统建设的关键时期。《汉书》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做了如实的展示，展示了那时的皇权专制制度和国家巩固、扩展的过程。

在汉武帝时期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一个是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问题；一个是匈奴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侵扰的问题。从文帝和景帝时期，这两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汉初建国之后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政策。所谓郡、国并行，举个例子，秦的时候实行郡县制，全国完全是由地方派行政长官管理，把所有的诸侯国给去掉，统一中央政令。汉代建立之初，封了很多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政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汉推翻秦朝，建立政权的时候，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后裔都起兵相应，势力很大，包括灭项的时候，韩信等许多军事首领又建功了，如果不给他们封王，这些人肯定安定不下来，为了和诸侯王抗衡，汉代又封了很多自己家的同姓兄弟为诸侯王，用这些来制衡政权。

 

在汉高祖刘邦晚期的时候又以各种借口，把异姓诸侯王消灭掉了。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立功的同姓诸侯王肯定要加封，结果同姓诸侯王的势力更大了。当时诸侯国势力非常大，自己有兵权、财政权、土地管理权，诸侯国基本就是独立王国，所以诸侯国就对中央有严重的威胁。从文景时期到武帝时期，诸侯王谋反的事例非常多，最严重的一次谋反是吴、楚七国之乱，就是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向中央政权发难，差点就把中央政权推翻了。

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贾谊、晁错、主父偃这些人就不断提出，要中央政权一方面用武力消除诸侯王的势力，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其他方式逐渐削夺诸侯王的势力。

比如，文帝时期采贾生之议分齐、赵。贾生就是贾谊，贾谊是汉代著名的学者，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政治远见，但30来岁就死了。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大，贾谊有两篇重要文章，一个是《治安册》。这个《治安册》讨论了汉代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另一篇文章就是《过秦论》，讲秦为什么会灭亡，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两篇文章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历史影响。《过秦论》这篇文章应该说是古代重要的历史评论的论文，也可以说是古代历史评论的典范论文。

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主父就是主父偃），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这个办法叫推恩令，比如，诸侯王封了王之后，下一代再封王的时候就只有他们家的嫡长子能继承王位，其他人基本就是平民了。推恩令就说，诸侯王可以自行在自己的王府再进行封小王，包括他的兄弟子孙，这样封了之后诸侯王的势力就减小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王对中央政权威胁的问题算是逐渐解决了。汉武帝时期，在扩展多民族统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从原来对匈奴的守制改成攻制，多次征兵攻打匈奴，使匈奴势力受到重创，够不成对中央的重大威胁。另外把西南少数民族的分裂势力都收服了，在西南设了很多郡县，由中央直属管理。这样就加强了中央的集权。所以，汉武帝时期，中国的领土非常大，而且中国的领土规模也基本是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应该说，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另外汉武帝时期在政权体制建设方面，在中央政权行政指令贯彻方面，在体制系统调整方面也做了很多举措，使得中央政权的统治得到了空前加强。尤其是皇帝对整个全国政局的影响。以上这些内容，在《汉书》中都做了很细致的描述。

同时，汉武帝时期，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统一，也和大一统政权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汉初实行的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无为而治和休养生息是相配合的。当汉武帝需要大兴中业的时候，因黄老思想不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儒家思想便逐渐抬头，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政权的主要统治思想。

奠定大一统社会和大一统思想相结合的奠基人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社会格局、社会心理、伦理标准等。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取得统一，也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班固也对这个做了及时的交代，说明班固对社会的认识是比较深的。

下面我们对大一统皇朝史的意义做一个描述。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西汉皇朝刚刚结束之时，班固敏锐地察觉到了要完整记录这个历史客观需要。必须通过别识鸿裁，使封建大一统这一新生事物的巩固、发展过程得到及时的记录和如实的展现。这是《汉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第二，《汉书》中的治国方略。《汉书》之所以能有非常高的评价，得到很高的重视，是因为它对历史有很深的认识。另外，班固还认识到历史的间接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史学可以对现实社会有很大的启迪。历史就是现实的教师，班固在这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所以一部好的史学作品必定是对人有更多思想启发的作品，这是《汉书》的根本价值所在。

班固的《汉书》首先对历史有准确的记述，在准确记述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汉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系统的研究。通过他的记述，通过他对历史画图的展现，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当中蕴藏的智慧揭示出来。可以说，《汉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智慧，统治者之所以读《汉书》就是因为他门可以从《汉书》里得到很多的启发。

我们来谈谈《汉书》和《史记》的不同之处。《史记》有很重要的思想价值，《史记》的特点是有异端色彩，有很多反社会的思想，或者是很多现在看来很超前的思想。从本质来讲，司马迁也是热爱汉代社会的，也希望社会好，但司马迁是站在一个批判者的角度。所以《史记》是具有批判性的。那么《汉书》呢？我们读了汉书会发现《汉书》是富有建设性的。因为《汉书》让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事比较少，另外它对治国方略的研究应该说比《史记》还要系统一些。所以对于治国来说，从《汉书》里得到的东西应该更多一些，所以历代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对《汉书》都非常重视。《汉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明于国家大体。举一个例子，昭宣中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昭宣中兴是怎么回事儿呢？刚才说了，汉武帝在汉朝史中的作为是最大的，武帝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大喜功，但是当时的人实在受不了他这个好大喜功，到处打仗，到处搞建设，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也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不是太高。因为从历史上讲，汉武帝确实很厉害，但是他对老百姓、对国家财富的消耗太厉害了，所以对他评价不好。

武帝去世之后，昭帝和宣帝就进行了政策调整，使汉代政权度过了一个危机，社会又重新走向了正轨。社会和老百姓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对于昭宣中兴，《汉书》做了很详尽的描述，不但描述得很详尽，而且在描述中也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民情的变化，也揭示了昭帝时，霍光执行的政策和宣帝的时候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大体方针之下又有细微的不同。首先，霍光时期的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就是说，要采取和汉初黄老之治差不多的一个方针，国家不做什么大的举措，让老百姓安心生产、安心生活，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到了宣帝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积蓄了，宣帝就吸取了武帝有为政策当中的一些政策，比如，“夤用刑名”，就是说要刑罚并用。还有用“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和“以霸王道杂之”等儒法相结合的方针来治理国家。虽然更多强调儒，但也强调法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民生有所恢复的情况下，用教化和刑罚并行的方式治理国家，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国家能进一步的发展。

在宣帝时期，班固写了《魏相丙吉传》。我们知道，魏相和丙吉都是汉代良相，都是很有能力的丞相。班固对他们的评价就是“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从这句话我们知道，高祖开基的时候箫何、曹参的功劳比较大。然后孝宣中兴的时候丙吉和魏相建立了很大功业，所以说孝宣中兴，丙魏有声，肯定了他们共同的功绩，也细述了他们的不同之处。

宣帝在亲政之初由魏相辅佐，在历史上宣帝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而且宣帝是从民间起来的，他是从民间找回来的一个皇帝，武帝的曾孙流落民间，后来找回来的，所以这个人非常精明，而且对社会非常了解，治理国家也非常有办法。他励精图治，对臣下的要求特别严格。这个时候的魏相和宣帝配合的非常好。在同一个时期，丙吉是御史大夫，我们刚才说了，汉代有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御史管监察的，丞相管政务的，太尉是管军事的。九卿就是其他政府官员，相当于现在各部门部长。当时丙吉也是同心辅佐宣帝。魏相是比较严厉的人，丙吉是比较宽松的人，两人宽猛相济，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等到丙吉当相之后，就以宽为治，“及居相位,尚宽大,好礼让”。因为之前的魏相把官员已经审理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宽大一点，让大家都喘口气。从《汉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社会历史复杂的一面，因为社会历史是复杂的，所以采用的应对方略也是复杂的。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揭示了昭帝中兴和宣帝统治时期，社会民情和统治政策的细微变化，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在变化当中有不变在，说明统治政策并无万应灵方，只有随着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应该说这个记载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负责的政治经验，有根本原则，也有具体的实施。同时书中也交待了在变化当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抓住治民这一封建社会的根本，是宣帝、魏相、丙吉共同成功的经验。所以这样的记载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汉书》的这段记载也显示出班固对历史考察的深度，证明了《汉书》珍贵的借鉴价值，还证明了《汉书》确实蕴藏了很丰富的历史智慧。如果有为者或者有心人读《汉书》，肯定可以从《汉书》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启示。你有多高的历史水平，你就可以从《汉书》里面得到什么样的领悟。

《汉书》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喜爱，确实因为它的内涵丰富，可以给人们更多的启发。这个启发也包括做人，举个例子，有一位宋代的学者叫黄庭坚，书法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同时，他的诗也有很的大影响。历史记载了黄庭坚对《汉书》的态度，这段记载我用白话文说一下，就是时间长了要是不读《汉书》，就觉得满脸灰尘，照镜子感到面目可憎，与人谈话觉得谈不出什么东西。如果不从《汉书》当中汲取营养，他这个人就不行了。所以可以看出《汉书》的影响非同一般。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吴纪闻》里面说的，说当时有个很名的人，他从小在舅舅家借读，他舅舅发现家里面的酒经常少，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他的外甥偷喝了，发现他外甥在书房里读书，这边放一本书，这边放一壶酒，读一句来一口。这个舅舅很好奇的问他外甥，在读什么书？他外甥说，在读《汉书》。这下他的舅舅理解了，并且说有这么好的书下酒，难怪咱们家酒下得这么快。这是关于《汉书》能给人历史启发和对人有吸引的生动例子。

三、《汉书》的史学价值

《汉书》对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应该说是以《十志》为中心展开的。这个《十志》在《汉书》里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十志》的历来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典志体史书的独立和《十志》的成功有很大关系。《汉书》里面最出彩的也是《十志》，另外在扩展纪传体史书的容量和表现能力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十志》里面提供的知识都是必要的社会知识，或者是治国知识、学术知识。

《十志》主要对典章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层面进行探索。所以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有更直接的辅助和帮助作用。比如《食货志》里边对经济的看法有很多，汉初的《食货志》应该说比《平准书》写得要好得多。《史记》的《平准书》应该说是一篇比较零散的论文。在《史记》的《平准书》里面有很多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独到见解和闪光点。但《史记》超越时代的思想很多，在《平准书》里，尤其在《货殖列传》里，有很多超时代的思想。但是《汉书》的《食货志》从文章结构、法度上讲，是对社会有更多补益，它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从古代一直分析到汉代，讲的社会经济在社会当中的作用，它讲的很实在，很符合时代脉络和社会需要。

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应该怎么去管理，包括成功的经济管理应该是什么样，失败的经济管理应该是什么样，《汉书》写得非常系统，有很多真知灼见在里面。

我们知道，《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史记》八书有一些是分散的，比如《礼书》《乐书》是分散的。《史记》那部分应该是6个部分，《汉书》是10个部分，《汉书》多出来四个部分。像《汉书》中的刑法部分就是多出来的。《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立的篇目。也是书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刑法志》介绍了从古代到汉代整个的军事、刑法的演化概况，主要落脚点是刑，重点叙述了汉代法制，有详细的阐述，探讨了汉代刑法执行。比如，哪些刑法是得当的，哪些刑法是不得当的。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来应该进行哪些法制建设的建议。比较可贵的是，班固还把法制与教化结合起来。在论刑法的时候，他讲应该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这样才能收到治理国家的效果。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实际上是汉代施政的一个重要原则。班固对史这块把握得非常好，给人的教育也非常大。

从学术史上讲，《刑法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教科书。对后来的史学、法学和社会政治、法制建设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凡是有志的基本都有《刑法志》这个部分，因为《刑法志》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地理志》也是班固创建的。在《地理志》里面《汉书》详细叙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汉代的行政区划、户籍人数、土俗民风、各地物产等。《汉书·地理志》写得非常好。班固为什么要写《地理志》呢？实际上是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

 

关于国家职能管理的记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各郡国的详细记载，记载了各个郡国的情况，然后反映了西汉的政权结构和大一统规模。二是考察各地风俗，为国家因地制宜地施行统治提供一个依据，因为各个地方的民风不一样，实施政策也不一样。从学术上《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上有重大意义，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因为最早的地理书可以追诉到《禹贡》。《禹贡》是《尚书》里面的一个篇章。《禹贡》的内容记录了大禹时期的行政区划情况。但是《禹贡》的记述比较简单。《汉书·地理志》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对国家整个地理形势做了全面的描述。所以记述比较完备，记述方式要素相对来说也比较全。在后来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国诸志的典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来说，《汉书·地理志》不能说是第一部作品，但它是承上启下的一部作品。有了《汉书·地理志》之后，中国的地理学才有了更大的发展。另外对《汉书·地理志》的研习学习也成为历代爱好地理的学者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书。尤其在清代，清代对《汉书·地理志》研究形成了一个热门，也推动了清代西北地理志学的发展。

这个《百官公卿表》在学术史上不能说有多大意义，但是在典章制度的组成部分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体制是《汉书》首创的。它用简明的方式记录了西汉三公九卿的迁免死。它本来是个表，但是这个表有个序，而且序非常长，相当于一篇论文了，有5千字，相当于一个志了。《史记》的《平准书》都不一定能有5千字。其实它名曰表序，实为志体。

这个表序阐述了秦汉的官制概貌及沿革，反映了除中央政权的组织结构情况外，其他各职官的基本职能及设置得失。另外各个官职要有什么职能，这个官职设立应该不应该，有用没用等还做了一个评述。这样就可以给人们更好的参考，提高了它的使用价值。在纪传体史书里面专门用篇章来叙述典章制度、职官制度、政治体制的，可以说《汉书》是一个开创之作。但这种表和志相结合的形式没有被后代继承下来，因为后代的学者从形式上继承《汉书》容易，写出《汉书》水平是很难的。后来的史家基本上就是把职官单独作为志来写。

 

《五行志》也是《汉书》的首创，记载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就是天象变化的情况。比如，当时的主流学说主要讲天人感应或者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讲天象变化和人的相互关联，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是非常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最大的倡导者就是董仲舒，并且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学说大量的搀杂进儒学里边。这样一方面使这个学说更神秘化，另一方面也使它和社会需要更结合起来。

《五行志》就是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比如，人做得不对了，天象就会有变化。到了现代，人们认识到这是迷信，所以对它的批判比较多。认为《汉书·五行志》开了一个很不好头，一个正宗史书里搀杂大量的迷信内容。但是客观的讲，这种学术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流行很广，史家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如果没有《汉书·五行志》，汉代这种学说的流行我们现在就不会认识的这么清楚，这是它的史学意义。另外在封建迷信的外衣下，这个志记载了很多自然现象和变异情况，具有科学史的价值。另外志里面的灾异说，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儆戒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皇权就是最高权利，没有人能够限制它。于是就把天抬出来限制一下皇权。人间没人管得了你，那么天可以管你，所以妖孽的封建思想对普通民众有迷惑作用，对统治者也有限制作用。下面提两句《艺文志》。《艺文志》在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开端之作，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献，这个咱们提示一下就行。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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