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列强》看国际体系演变中的中国

 

500年国际政治的风云激荡，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两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题。在国际关系史学家中，对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基本机理的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更具体地说出自他在1833年发表的长篇经典论文——《论列强》。这篇论文根据欧洲大陆国际均势的动态机理，高度浓缩性地概览了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由此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它对此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史编撰和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都有重要影响。下面，我们结合对《论列强》的回顾来探讨相关的“中国含义”。

《论列强》的卓越揭示和现代国际体系史的“兰克主题”

什么是《论列强》集中表现的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兰克确认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间的权势斗争，尤其是列强间的权势斗争。他认为，“历史发展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的发展趋势，也是来自一种非常不同的推动，特别是来自相互敌对的各国为争夺领土和政治霸权而进行的冲突。”列强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基于国际体系中主要的权势关系，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则是权势的剧烈碰撞。

一方面，他在《论列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强国概念，即一个强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兰克并非因此而类同于纯粹的权势政治论者，丰富的历史感和道德感使他强调权势斗争底下生动丰富的文明发展内涵。在《论列强》一文中，他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历史并非乍看来那样，只是混乱、战争和国家的无规则兴亡，它包含着精神的、道德的、赋予生命的和创造性的力量。

兰克像18和19世纪的许多学者和国务家一样，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制约着国际权势斗争，并且因此为现代欧洲的多样化统一发展提供了一项必要条件。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最基本的运作机制，是其自在或自为的一大秩序由来。如《论列强》所说，“世界的潮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兰克确认，均势的首要功能在于防止或制止一国取得欧洲霸权，以致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而其首要的构造方式，则在于一批就单个而言处于弱势的国家结成联盟，抗衡或击败趋于称霸的国家。因此，他将欧洲列强比作一群不断运动的天体，有时会合，有时分开，“它们总是自主地运行，遵循自己的内在冲动力……一个强国可以暂时同另一个强国结盟……在双方都寻求结盟的时候；然而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

均势的观念和内涵并不是兰克的创新，而是18、19世纪许多学者提出的。兰克均势思想的卓越创造性就在于他将均势认定为欧洲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所推动的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强国崛起，反对头号强国扩张，新联盟形成，抗击普遍帝国图谋，随反霸战争胜利或大国国内变革一次又一次出现新的力图称霸者，欧洲便一次又一次经历生死斗争。

15世纪开始逐步占有几乎半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力图建立普遍帝国，到17世纪中叶最后败于法国头号主力的反哈布斯堡阵营；随后，法王路易十四的称霸努力导致英、荷、奥等国结盟，到18世纪初最终战胜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由于大革命而国力剧增的法国又以更大的规模和野心力争征服全欧，经过反法同盟20年大战，均势才得以恢复。均势如此反复遭到严重损伤或毁坏，又反复得到修复或重建，欧洲列强及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身在这反复斗争中兴起和更生，特别是包括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从王朝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这就是兰克以《论列强》一文高度浓缩了的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该文首次明确提出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或曰现代国际体系史的“兰克主题”，对此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性思考有经久的重大影响。

 

兰克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围绕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及其内在变化进行。他最关注其主要成员作为现代强国的兴起，并且特别致力于论述它们之间的能动关系。与此同时，他还对具体的历史作理论性思考和综合表述，强调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与国家的自觉结合，是现代欧洲两项有决定意义的事态。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实际指南，民族与国家的自觉结合使得国家利益的根本内涵转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利益。

《论列强》还强烈地展示了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关键性扩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强国化。到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国际体系显然已经固定为英、法、奥、俄、普五强结构。巨型国家俄国和“暴发户”普鲁士分别在欧洲侧翼和中央崛起，这大大扩展了列强体系。不仅如此，它们的崛起还绝对和相对地削弱了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传统的欧陆主要强国，从而造就了通过一个逐步的“拉平过程”而来的多极均势。五强结构倾向于动态稳定，以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其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拿破仑战争，并且经过了导致欧洲国际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德国统一，那在《论列强》发表近40年后才宣告实现。

全球视野下的不同图景与“洲级大国”的新兴优势

《论列强》和兰克的国际体系观有一项重要缺陷，尽管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国际政治思考者中间仅有极少数人才避免或接近避免这缺陷。兰克大致持一种狭隘的欧陆眼界，这使他不能意识到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关键性机理，并且较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态的理解。他始终没有全然认识到，尽管欧洲大陆是动态均势，但是英国在大洋和海外的巨大的世界性优势，同时还有一个那个时代的雏形超级大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国家规模的俄国。在《论列强》发表时已经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不平衡以后还将愈益发展。

在兰克那里，几乎看不到与欧洲均势体系共存的大洋霸权体系，或者称为海外霸权。兰克也不明白，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如他所示，基本上只是循环的和内部自动平衡的。欧洲均势体系得以保存和更生还有赖于、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现代国际体系由此而来的重大变更。从这一历史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赫然彰显的结果来看，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贯穿着一种大均势机制，大于兰克及其以后几代绝大多数欧洲同行的注意力囿于其中的传统欧洲均势，特别是欧陆均势。这个大均势机制是欧陆均势得以几番更生的一大终极原因。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感知和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因而理解这500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就需要有全球视野。

兰克狭隘的欧陆眼界有一种严重的政治后果，也是完全非他意料的不幸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头抱负，便利了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帝国主义。从兰克的影响巨大的均势史范式出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那就是强烈憧憬和追求至少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而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就是突破欧洲均势的狭窄限界，去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级大国的“世界均势”。当时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弗雷堡大学的开讲演说中强调，德国统一若不成为其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实际上以趋于极端的形态一直传至并且主宰了纳粹德国。

兰克之后，在探寻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方面，有一项最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就是1948年在德国出版的《均势抑或霸权》，其英译本于1962年出版，书名改为《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历程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作了异常深刻的总体论说，登峰造极地体现了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的理想特征。《不牢靠的平衡》揉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基础。

德约其实也等于在写一部《论列强》，同样从16世纪现代开端的时候写起，写到1945年，因为他活得比较长，看得比较久。德约揭示的16世纪开始往后近400年的国际体系机理和模式可以用两对概念来概括：第一对，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第二对，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而这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国在20世纪两番发作，要追求“世界均势”和世界强国地位，结果两番败亡。这一大动荡过程强烈地促使德约形成了一套与兰克不同的历史理解，这套理解特别涉及欧洲体系与全球政治的关系、欧洲均势的外来动能、德国国际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强”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

德约对现代国际体系史的根本理解之一，也是西利和麦金德这样的思想家洞察到的工业化世界之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之一，主要就民族国家规模而言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那是兰克没有预感到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上的一大必然性，它涉及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虽然现代欧洲这一“中等国家”集群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广义的技术优势，包括在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方面的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他某些地区或社会的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规模因素的作用随之突出起来。

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包括社会政治思想、社会形式和思想方式。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在20世纪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与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中国含义”：强国素质、有效制衡与可持续强国的形成条件

中国的可持续的崛起，不仅需要有一种关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仅就力量或权势身份而言的“终极目标”。21世纪的强国目标需要有关于这身份的理论性、历史性标准，也就是能够经久的维持强国地位。我们需要明确中国已经具有了哪些强国素质，正在迅速接近哪些强国素质，还远不具备哪些强国素质，从而明了在这方面基本的努力方向。

《论列强》中的强国概念是：一国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而不败亡。这一概念在现当代是国际体系内的这样一种国家。首先，要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第二，在各基本功能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都拥有足够的比较均衡的总体国力，包含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可能有的逆境中能够抗御若干强国的暂时的联合力量。第三，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第四，一般情况下或往往与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共同体的成员，不管这个共同体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第五，在国际体系的规范系统或体制的塑造和修改中，拥有至少基本上不亚于其他强国的显著作用，并且由此在其得益分布方面至少不处于劣势地位。

显而易见，以这些标准衡量，当今中国已有了伟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依然需要长久努力。因为我们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距，而且在其中多数方面，比如利益存在范围、足够和均衡的总体国力、国际体系规范系统的塑造和修改作用及其得益等，当今的中国同以上这些标准还是差距很大的。

经过兰克的《论列强》创造性地发展了的均势观念和均势思想，在其根本的内核上成为中国当代国际体系观和国际价值观的一个紧要部分。这个内核说到底，就是兰克所言“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在国际体系内，尽管均势的塑造和维持通常代价非同小可，在间或的“决定性时节”甚至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均势意味着至少主要民族国家共同体各自的独立自主，还有与独立自主休戚相关的几乎所有紧要利益和起码正义。

历来经典的均势定义无不强调均势指国际体系内国家间权势的一种分布方式，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一个特别强大、并且意欲支配或统治国际体系的国家实现这支配或统治，以便确保国际体系各成员国，特别是各强国的独立生存。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何对待霸权觊觎国及其称霸努力，是现代国际体系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们要本着“兰克精神”和“中国精神”，要强调历史在显示制衡的困难的同时还表明，保持国际体系内政治多元化、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手段，是联合制衡特别强大并追求霸权的国家。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采取补充性或替代性的战略选择，那也应当同时努力认识、开拓和培育有效制衡的条件。与此相关，比较具体的有经久意义的一条战略要则就是，中国要尽可能规避与美国冲突和严重对抗，同时从容地“侵蚀”美国的优势和权势，特别在亚洲。

 

如前所述，兰克没有预感到“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但在全球眼界和处在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经过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工业化时代的西利、麦金德和德约非常强调这一点。洲级大国是理解20世纪初以来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关键之一，也是中国伟大崛起的依据之一。20世纪及其后的世界强国有其必需的规模条件，而且这个规模条件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但是更为难得。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历经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一般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技术扩散可以达到的那般广泛。进一步说，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人口尽管几乎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但更重要的，这也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可以说这是全体中国人和每个中国人最宝贵的永恒财富。也因此，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且稳定和平，不仅是最好的中国传统之一，也是中国未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最大依靠。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可持久的强国？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衰败。期望中的中国崛起当然是指第一种类型。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

第一，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在基本的生产技术方式、基本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基本的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的创新。

第二，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的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减、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还包括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预”的机会。

第三，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包括足够的国家规模，即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总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应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裨益；适当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强有力和相对高效的国家机器；构建和发展前述两者的国内改革或革命。

第四，基本正确的中长期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充分建设、加强和动员本国的力量资源，做出关键性的战略机遇正确选择，大体奉行“战略集中原则”，避免敌手过多，避免与敌手的对抗过久过频，得到关键性的盟友，构建关键性的国际体制。

第五，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参照这样的世界史经验，将大有助于明了一系列属于基本方向性的问题，它们对中国大有意义。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包含三项基本要素，即世界性的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

16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国际体系界限的扩展与国际权势分布的变迁都导致了国际规范的重大演变。特别是，在现当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国际体系在19 世纪的急剧扩展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出现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之伴随的不仅有国际体系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非欧强国的大增生与其作用的大增进、非西方世界现代民族主义的大兴起及其对西方的成功造反，还有在所有这些新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国际规范的深刻和广泛的变更。

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简约地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在其内涵丰富性意义上的扩展，包括在其界限意义上的扩展; 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基本经验，国际体系的广义界限如此重大的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如此能动的变迁，势将引发国际规范演变。在其中，首先是当代中国的根本行为模式(巨型“贸易国的兴起”) ，然后连同中国的文明、文化、价值取向、国际政治观和国际规范意向，加上它们与中国以外这些因素的交流、融合、激荡、牴牾和协调，将决定未来国际规范的颇大一部分演变。这可能开拓国际规范史一个新的基本阶段。

在这里，要谈一下强国“精神独立”和对世界价值贡献的问题。中国作为新兴的洲级大国，是拥有优势的，而且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优势对于中等国家来说是绝对的。我们仍然从兰克出发来谈论当代中国。真正的强国必然是“精神独立”的。兰克在《论列强》中强调，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经一轮又一轮反霸大斗争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更生，到他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已成趋势。用他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规模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厚实并富有特征，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精神仆从。当代中国对世界、特别是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中国通过自己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与其后继三代领导主持下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极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毋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

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强调，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也许毛泽东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的基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独立探索。毛泽东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和在这国情中的具体实践决定中国革命战略，坚决抵制将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也是他们的最好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

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愈益壮大，一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宏伟变革的决定性动能之一，也是为中国现当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就当今而言，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大不同于此前在中国现代史上盛行的主要形态，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腐朽往昔的双重意义上的激进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就其主流形态而言，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因为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益显要和“返回式”的意识，也就是说中国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兰克在《论列强》中表现得温和、开明的民族主义相似，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敬重、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和耐心取代。

强国必须要有世界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创新和贡献。现代世界史上，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其崛起为头等强国的过程中都在这方面创新良多，贡献良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的飞跃相比差距还很大。世界秩序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来决定，而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则由哪个国家载体——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的国家载体——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来决定。假如美国自冷战结束前后基于普遍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新秩序”论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美国政府尤其自“9·11”往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本会是美国式的，不管是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美国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然而，冷战结束后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坚持自身特色和信仰本国实践的中国作为“贸易国兴起”的成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哲理和根本战略的成功，和平发展的成功，等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大大影响世界秩序方向。

综观中国的发展和这一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力量或权势增进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有信心，在和平和正当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或权势格局方面的信心也在显著增长。还可以预料，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规范体系势将发生重大的进步性演变。但是，现在还无法较为全面和深刻地预言当代中国将对世界基本的跨国价值体系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贡献。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在于: 中国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的国际和跨国适切性和创新性的发展模式?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经久保持为世界强国，将主要由中国能否成功地对付这一挑战来决定。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观念体系已开始显现一种可能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价值创新趋向，尽管有些中国人自己很置疑。中国的“特殊主义”观念体系即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也是如此。

在此大的宏观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一下当前中国对外战略优化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虽然与俄罗斯有着非常重要和显著发展了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一关系少有可能提升为同盟关系。中俄关系无论何等重要，都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应是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这两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只强调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不合适。这样的话，中国对外战略是不平衡的。这两方面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是在海洋上！从更深层的角度说，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的不同种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还有，特别是如何使得国家战略需求克服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有一桩大事越来越确定，那就是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具有愈益增长的软硬权势影响。特别从中长期来说，这一权势影响会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中国对外战略正在急剧而积极地变化，或曰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这其中，习近平主席的政治领导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他提倡并着力推进的“一带一路”、提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主导”、提倡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甚至加速中国对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大力推进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项目，全都可被认为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这也是愈益明确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迅猛的一系列动作从总体上看都是互相协调统一的。可以说，一套中国对外大战略正在浮现。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关乎全局的重大优化。这一切与习近平主席的政治信仰、使命预设有密切关系，他有鲜明的个性和战略风格，他坚信中国的伟大。

 

当前国际权势分布方面最重大的现实是中美实力对比和权势对比变化。在一个并非必将经久确定无疑的根本前提——巨型中国的和平腾升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之下，美国将认真地考虑中国和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大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互相的战略威慑，连同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海区拥有对美军事边际优势，并且意味着台海两岸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重新统一; 这也将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一个非同小可的洋域“战略空间”，并且相应地规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中国为钳制和对抗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将保持它在世界总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各自拥有的相关实力和各自做出的相关贡献。这还意味着中国的贡献必须相应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美国的权势则必须随着中国的实力和贡献的增进而相对地有所缩减。总而言之，这一切将要求: 第一，美国接受一个和平和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第二，中国尊重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或许仍是头号世界强国) 的紧要利益和正当国际关切。

在此，必须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前景——不祥的或甚为危险的前景。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特别是，中国经久持续的急速军力建设正在愈益成为美国战略精英甚而很大部分美国公众的忧惧。另一方面，美国的地缘战略“再平衡”、“军事革命”，再加上美国非常积极和灵巧的努力在中国周边的外交竞争得益和地缘政治添乱，使中国更不满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更加决心加速推进自身军力建设和军事反制努力。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决心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将之视作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最重要战略资产，同时反复证明在它认为必要和可行时不惜发动武力干涉甚而战争的决心。反之，中国近20年来为了自身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发展权利和呼应国内要求，始终决心军事现当代化和拥有战胜能力。中美之间这一最根本矛盾当然并非没有可能破坏未来的中美关系。出于能够进行“底线思维”的要求，中国要有应对这可能性不幸转变为现实的心理准备甚或战略准备。

大致可以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亚洲、西太平洋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首先是日本）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很可能将变得不那么激烈或高热度，但它们将变得更深刻（特别对美国而言）和更广泛。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带来一种非同小可的战略裨益，亦令美国更难应付这一竞争。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很大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的方面，争取减抑中国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中国推进“欧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高铁项目输出和“中印缅孟四国经济走廊”等的速度不可太快，一定要分阶段，一定要对我们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而具体的战略设想乃至战略规划。大战略有个特征，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它一定要自成系统，有统一目标，必须不能有那么多矛盾。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大大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的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理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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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630/8878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