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战争的缘起、过程及启示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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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同大家交流关于甲午战争的一些心得。我研究甲午战争将近30年了，在甲午战争10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几篇长文，探讨了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当时是1994年，中日关系应该说比较和谐，因此当时的探讨其实没有什么社会层面的影响，基本上是在学术圈里有些影响。近代中国真正对外的战争总共有四次，两次鸦片战争，两次中日战争。我们基于时代的立场去回望它、观察它，看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解读空间，能不能一步一步地更逼近历史的真相。

今天主要讲甲午战争的起源、过程和启示。

一、甲午战争的起源

甲午战争的起源就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冲突的起源。近代中国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日本问题，都是西方变化之后的产物。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如陈独秀、梁漱溟等都注意到了，如果西方社会在15世纪、16世纪不发生变化，中国文明就是历史的终结。当时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仰视中国文明，觉得中国文明太了不起了，治理得井然有序，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治国；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是处在比较安宁、祥和的状态。但是后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的生产技术的出现、新大陆的发现、航海的发现等一系列变化，就有了一个重新发现东方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其实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结束。它对整个东方后来变化的影响都非常明显。那么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了。

中国原来的世界秩序是宗藩体制，中国在过去的地位就是世界盟主。从15世纪开始，西方的东西传到中国，中国本身也发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18 世纪，中国和西方之间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程度的妥协，西方文明已经被容纳到中国文明当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子。但是后来西方不能接受中国的天主教既拜祖宗又信仰上帝，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没有办法容纳西方工业文明所传递来的剩余产品。在这种情况下，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的国门因为战败而被强制性打开，这件事情给中国社会、中国国民留下了一个很沉重的阴影。因此，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最理智的一个判断就是魏源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这一点恰恰启发了日本。

日本在1853年面对西方开放的要求时，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很充分的思考。他们认为中国这么大，都没有办法抵抗，日本这么小，更不能抵抗。因此在1853 年面对美国黑船舰队时，日本的选择是与其打败而开放，不如不打、不败而开放。当时日本还没有经过政治变革，还处在幕府晚期，他们在经过内部协商之后，于1854年通过谈判达成《日美亲善条约》。中国在鸦片战争后，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后来又和其他西方国家达成了类似条件，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这五口的开放后来使中国的变化非常大。经过这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变化就是开始真正走向西方、学习西方。1860年清政府开始进行洋务运动。反过来看日本，在打开国门和西方达成通商协议之后，它和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理解是1890年日本政治家山县有朋提出的“主权线”和“利益线”，从一开始日本的理解就是双向通商。

而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当时清政府理解的通商是不平等的，西方是用力量到中国来通商，而清政府没有力量到西方去。所以，从 1840年后中国选择处在守势。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之后，对西方、对世界的理解更为开化了。日本的本土就是日本的主权线。那么，日本的利益线在哪儿？日本的经济到哪儿，哪儿就是日本的利益线。这样到了1870年之后，中日之间这种利益的交集就发生了。

 

日本明治维新中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废藩置县”，这就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废藩置县第一招就是损害了中国的琉球。琉球是中国的藩国，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就已经认中国为宗主。这其实就是中国文明边界不断扩大的最基本的规律。华夏文明，在不断地影响着周边，让周边的文明不断地被内卷化，琉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加盟到了中华帝国的体制当中，这是当时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1871年琉球就面临日本改藩置县的压力。日本在这次改革之前，内部是260个藩，这260个藩都必须建立中央集权下的行政架构。琉球在明朝洪武年间成为中国的藩国，但是琉球作为一个小国，在明朝的中晚期，又承认是日本的藩国。所以后来我们的史学家讲琉球是“一妇侍两夫”。好在当年的交往不像今天这么密切，因此中日两个国家在琉球没有遇到过。但是到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时候，就对中国的利益产生了影响。琉球要加入日本的“废藩置县”的政治改革中，那么中国就面临怎么来保护琉球的压力。琉球国也派人到中国来，问中国能不能和日本讲一下，把我们保下来，我们就不加入日本的改革进程。清政府在这时候没有弄明白琉球对未来中国的意义，再加上其他原因，清政府并没有下定决心维护中琉宗藩体制。到1879年，琉球就完全被日本合并进去，成为日本正式架构当中的一个县了。但是对琉球的占领仍然使日本无法满足。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大陆政策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要和世界诸强竞争，走向大陆、走向欧美。日本每向前走一步，中国一定会觉得是在侵害我们的核心利益。日本要踏上大陆，我们从地缘上来看，只有两个踏板，南方的踏板——台湾；另外一个踏板就是登陆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的辽东半岛，再进入西伯利亚。到了1879年，琉球的事情没过几年，中国的藩国体制就全面解体，因为琉球被日本合并之后，对其他藩国示范性非常强，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西方的压力。

从1870年到1884年短短10年间，中国的40多个藩国，只剩下南部几个边陲了，1884年中法为越南又打了一仗。中法战争后，越南脱离中国，这样中国的宗藩体制已经基本上溃败，中国只剩下最后一个藩国朝鲜。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一个必得之地。那么中国的朝鲜政策，能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径？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当中，清政府的处理和日本的处理，其实都有正当性的一面，也都有错误一面。当时西方要到朝鲜通商，朝鲜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法国和美国知道朝鲜是中国的藩国就都到北京来请求总理衙门，请中国出面说服朝鲜，总理衙门的答复是，虽然朝鲜是我的藩国，但是我们的原则是“藩国自主”。当时清政府处理藩国事务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藩国自主”四个字，最成功的也是“藩国自主”，毕竟在几十年、几百年当中以“藩国自主”建立了中原王朝宗藩体系。

在这种状态之下，美国和法国接受中国的“藩国自主”原则，没有继续对朝鲜进行骚扰，朝鲜依然故我地成为“神秘王国”、“隐士王国”，对外不开放。但是等日本解决琉球问题之后，就把主意打到了朝鲜。因为朝鲜和琉球的情况不一样，日本知道朝鲜是中国的藩国，便派使者来北京，请求与朝鲜通商，但总理衙门的答复依然是“藩国自主”，朝鲜同意你进你就进，朝鲜不同意，你就别进。同样的话，日本和西方的理解就不一样，西方认为不让进就不进吧，但日本的理解是，你不管我就自己解决，从这之后就对朝鲜的沿海进行勘测，中国对这些浑然不知。

1875年朝鲜发生了一个历史性事件，就是“云扬号”事件，日本的军舰在勘测的时候和朝鲜打起来了。这时候日本还告到中国来，说你的属国把我打了，你怎么处理。此前在和台湾的问题上，日本就找到中国来处理，后来北京提出赔钱了事，息事宁人。经过这次朝鲜问题，清朝就没办法处理了，日本就直接和朝鲜正面谈，达成了日朝通商的《江华条约》，这就是导致后来一系列东北亚乱局的根源。《江华条约》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朝两个独立主权国家在谈判，下面所有的条款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独立地谈判。等他们谈判签字之后送到北京，中国说这样不行，朝鲜怎么能够是独立主权国家，应该写上大清国属国——朝鲜，朝鲜说日本不让写，这个事情就成为中国当时外交处理上一个最大的失误。到1876年之后，日本就通过《江华条约》的规定进入朝鲜。中国当然不能甘于丢掉朝鲜，朝鲜不同于其他属国，因为它扼住中国的门户，是中国的东大门。我们今天对朝鲜的看法也是这样的，它在中国地缘政治当中至关重要。

 

等中国领悟了日本的意思之后，采取了什么办法？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就是让世界各个大国都进入朝鲜，让各个大国的均衡势力来稳住朝鲜，让朝鲜发展起来。1882年李鸿章就帮助朝鲜与美国谈判，达成了《美朝修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里规定美朝自由通商、自由贸易。但是这对中国有一个伤害。美国源于《江华条约》的先例，不愿意在条约的第一条里加上“大清国属国朝鲜”。但是李鸿章还算比较有外交智慧，李鸿章说那就用另外的办法来解决，让朝鲜给中国写一个外交文书，来解释这件事情，中国再给美国发一个外交备忘录。实际上朝鲜对中国的宗主国的依附性，随着和世界交往的增多而慢慢减少，但是中国在帮助朝鲜和美国通商这件事上，确实对引领朝鲜进步有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在控制朝鲜上和日本扳回了一局。

1882年以后，马上就发生了问题，1882年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背后的因素都是日本，特别是1884年甲申政变。日本想改变1882年之后朝鲜的政治格局，减弱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日本公使主导的这场政变已经控制了朝鲜王宫。那时，清朝驻朝鲜商务督办袁世凯才20多岁，他非常机智，带着1000名清兵冲进去，毫不客气地把日本公使给打走了，中国就牢固地控制了朝鲜，给了朝鲜十年的黄金期。当时中国政府有一拨很强硬的像袁世凯、张謇这样的年轻政治家，他们都希望改造朝鲜，让朝鲜渐渐地或利用某次突发事件突然地内化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但是李鸿章觉得，通过1882年朝鲜的对外通商，各个大国在朝鲜的经济利益已经很深了，就没有办法接受把朝鲜改造成一个中国行省的建议，他认为还是应该维持目前这种宗藩现状。

在甲申政变袁世凯赶走日本公使之后，伊藤博文就跑到中国来，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谈判，这就为后来的甲午冲突，留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在天津谈判时，伊藤博文坚决要追究袁世凯的责任，李鸿章不接受。最后伊藤博文看这个架势，觉得李鸿章确实不会处罚袁世凯，就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调查清楚，给日本外交一个答复。伊藤博文这个说法，使李鸿章特感动，李鸿章紧接着就自主发挥讲了一段话，说假如清国未来要向朝鲜出兵的话，一定通过外交渠道通知日本。这成了后来外交的依据，也导致了后来的麻烦。

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中国对朝鲜控制得非常好，这十年帮助朝鲜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有一点问题，朝鲜内部也在逐步开化，有一拨人认为袁世凯在朝鲜非常跋扈，他们希望能够像日本这样建立一个近代国家。到了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东学党起义是朝鲜社会下层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抗拒，和我国发生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一样。东学党的起义，一个春天就在南部朝鲜蔓延了，5月底东学党就占领了全州道，马上要挥师进入首都，于是一下子朝鲜问题就成为一个焦点。当时各个大国在朝鲜都有很大的利益，大家都把眼睛盯着中国。这些西方大国虽然不愿在法律层面确认中朝宗藩关系，但事实上都默认中朝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期望中国能够去解决东学党起义，因为他们没办法出兵。

 

当时中国的立场就是，如果朝鲜政府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中国政府就不会干预，因为藩国自主，我怎么能够出兵到别人的地盘作战，但是必要的事情也要做，像1882年袁世凯带了1000人，进到皇宫就把朝鲜国王的爹给抓回来了，在保定关了两年。这个举动对朝鲜国民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他们觉得你把我们国王的亲爹说抓走就抓走，说放回来就放回来，对我们国家很不尊重。到了1894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和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就非常谨慎了，不愿意轻易动用兵力去破坏朝鲜十几年的稳定发展。到了5月31日，朝鲜政府实在支持不住，朝鲜政府、朝鲜国王就请求中国政府出兵，帮助他们镇压起义。袁世凯对朝鲜事务的判断是对的，他认为朝鲜请求中国出兵是真诚的，因为朝鲜在这个开放过程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是不可遏制的，那么国王就没有力量。李鸿章叫袁世凯去分析，如果我们出兵，日本会怎么办，会不会出兵？袁世凯通过和日本驻朝鲜的外交官谈判了解情况，认为日本不会借此出兵，就算中国出兵，日本也出兵，最多又是派几百人去保护它的公使馆。那样的话，袁世凯认为他完全可以像十年前那样就搞定了。

当时中国的第一流政治精英都发生错觉，认为日本刚刚实行宪政架构，很多内部矛盾无法解决，是国力最弱的时候，错误地判断日本没办法与中国在朝鲜发生冲突。这一判断，李鸿章究竟信多少我们不敢说，但是对中国方面的决策却至关重要。1894年6月1日清政府决定出兵帮助朝鲜平息动乱。我们派了2400人赶赴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派完之后李鸿章就通过总理衙门，用外交渠道告诉日本我们派兵了。日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二天就派兵8000人，成立大本营，这大大出乎中国政治家的预料。我后来分析这个事情，按照日本方面提供的决策的程序来看，日本派兵的目标是什么？是要防止1884年袁世凯这么横的人来处理问题。当时袁世凯1000清军赶走了日本的公使，那么这一次日本就要占据压倒性的多数优势，所以派了8000人，这才是日本决策最重要的原因。整个甲午战争，包括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只要和中国对垒，一定要占绝对优势，这是日本1884年那次失败的阴影造成的后果。

李鸿章一看这个格局，马上就觉悟了，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许多人建议中国派大军去，李鸿章认为不妥，因为这个事情是外交问题，外交问题要靠外交解决，因此和各国公使频繁磋商，希望通过外交斡旋阻止中日可能发生的冲突。李鸿章这么做为什么？在这个朝鲜可不是只有我一家利益，英国、德国都有利益，特别是俄国利益更大。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发展海军，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为了遏制俄国。6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与俄国公使会晤，直率地告诉俄国人，中俄之前此约定不得侵犯高丽地界，而日本此次大规模出兵朝鲜，似有别意。俄国与朝鲜为近邻，岂能漠视？李鸿章等于明白告诉俄国人，日本人这一招的目标是对着你们俄国，你们俄国自己看着办吧。应该承认，李鸿章的分析深刻影响了俄国人，俄国公使认同李鸿章的分析，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迅即致电俄国外交部并转致驻日公使，劝日本与中国相约同时撤兵。整个6月份，中日之间没办法妥协，中国就不敢再往朝鲜派兵，李鸿章的意思就是朝鲜的局面稳定了，没必要派了。

 

我们现在还应该注意日本为什么不愿撤兵，他们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假如我们仔细阅读陆奥宗光的回忆录，就可以知道，日本自从进入宪政之后，政府确实像袁世凯、汪凤藻所分析的那样，不像过去那样有力量，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要与议会消耗很多时间。日本政府好不容易说服议会成立大本营，作出发兵朝鲜的决定，现在还没有结果，日本政府就接受中国的建议让军队回撤，这对日本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怎样向议会交代？这个时候非常尴尬。

中日两国向朝鲜用兵之后，特别是东学党起义大致平息之后，日本继续用兵，也让朝鲜政府发慌，他们非常后悔招惹这两个国家出兵，让中国退，中国说我退，但日本也要退回去。让日本退，日本说不能退。李鸿章讲各个大国也有责任劝说日本在朝鲜撤退，列强们也确实在劝日本不要这样搞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怎么能够坚持不撤军的无赖行为呢？日本这时候挖空心思想出一个思路：改革朝鲜内政。这一招使中国的应对出现了问题。中国公使不敢答应，如果我同意跟你一起改革朝鲜内政，那不就意味着我承认你和我共享朝鲜的宗主权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日本提出这个东西本来并不是真正要改革朝鲜内政，而仅仅是为不撤军提供一个理由。

日本在整个甲午战争当中对中国的预判都带有赌博性质，他在赌中国不同意、赌李鸿章肯定不同意，，他们咬着牙也得坚持下去改造朝鲜，这样就会获得国际上的道义支持，因为改革朝鲜内政符合各国利益，国际社会肯定不会反对。日本就是由于提出来一个改革的方案，往朝鲜派兵似乎更具有正当性，所以日本的军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间断地往朝鲜派。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依赖列强斡旋，另外一方面不想跟日本发生冲突，反而不敢派兵，一直拖到7月下旬，才开始调兵遣将。因此，整个7月份，中国都在焦灼中犹豫徘徊，这其中还有一个内政的因素。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岁大寿，这件事情对于清朝而言至关重要。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过去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叙事告诉我们：“多腐败，一个人过生日就把国家给毁掉。”其实，这个传统说法是错误估计了帝制体制下的国家政治生活。而李鸿章的焦灼和犹豫，朝廷都不知道。因为60岁生日之后慈禧太后就要让光绪皇帝亲政，而这时候让老太太不高兴就不好了，所以在朝鲜发生的这些事情，慈禧并不是很清楚。那么你说这是体制腐败还是老太太腐败，当然是体制腐败了。我两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当中讲一定要警惕日本，日本往往选择在中国国内政治的敏感期动手。我们看在近代，所有和中国的冲突当中，日本选择的日期都是很有讲究的。

 

二、甲午战争的过程

等这件事拖到7月下旬，清廷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劝说日本共同撤军了，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去改革朝鲜内政了，于是赶快向朝鲜运兵。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耍了一个花招，这同十几年前袁世凯玩过的一样。7月22日，日本公使带着军队控制了朝鲜王宫，把朝鲜国王的爹大院君运回来了，让大院君宣布和中国断交，宣布朝鲜和清朝中断全部关系，清朝和朝鲜之间达成的所有条件全部作废，还让他宣布请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大院君过去被清政府利用过，这次由日本建立傀儡政权，被日本利用了。中国当然不理会朝鲜的宣布了，开始向朝鲜运兵。但是李鸿章也注意到，在朝鲜宣布请日本军队驱逐中国军队的情况下，运兵也要注意谋略。李鸿章租了英国的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7月25号到达丰岛海面后，遇到了日本的海军舰队。日本的海军舰队说因为朝鲜政府请求日本驱逐中国的军队，便拦截了“高升号”。中国当时护航的最高指挥官方伯谦看到中国的运兵船和日本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后，就回来了。等到黄海之战方伯谦故伎重演，之后就被处死了。“高升号”是商船，本身没有战斗力，船上的九百多人全部是来自安徽的淮军。日本人跟船上的欧洲船员交涉，要把船拖到日本的海军基地去。欧洲海员讲：“没问题，我可以跟你走，你不要打。”按照西方的这种解决方式，是跟着日本的军舰到日本港口，中国士兵成为俘虏。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是不能容忍在战场上不抵抗就跟着走的。这样交涉了几个小时，欧洲人不耐烦了，就同日本人商量找准机会跳海，请他们救援。日本到船上来了两次，最后设了一个暗号，欧洲海员便跳海了，淮军就拿着枪去打海员，日本的军舰就炮轰“高升号”。结果，“高升号”沉入海底。“高升号”上的中国士兵除两百多人侥幸逃生，八百多人均壮烈牺牲。“高升号”事件之后，中日之间不宣而战，到7月28日的时候，日本就去攻击在朝鲜的中国军队，这就是成欢驿之战、牙山之战。

这一系列消息传到北京来之后，中国政府觉得不可容忍，日本欺人太甚。7月30日，中国政府照会各国外交官，讲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讲朝鲜历史问题的渊源。各国公使当时很清楚这个问题。第二天（7月3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北京公使，强调此次中日冲突是日本首先开衅，致使两国关系受到极大影响，此后两国已无可商之事。言下之意，总理衙门就是下达逐客令，让日本公使下旗走人。同一天，日本政府采取了类似措施。陆奥宗光照会各国驻东京公使，介绍中日两国冲突情形，声称中日两国关系已处于交战状态。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宣战诏书。中国政府强调：朝鲜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属邦，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和谐，这次日本没有道理，借机向我藩国用兵。中国政府讲得非常悲情。日本的宣战诏书讲的是另一番理由，日本宣战诏书讲：朝鲜是日本最先引导和西方平等交往的，现在中国无缘无故要和我们打起来，因此希望全国一致，忠实勇武，想尽一切办法征服清国，打败清国。中日宣战之后，两国并没有立即开战，而是开始调兵遣将。

 

到了9月中旬，中国有13000人进到平壤，完成对平壤的布防。平壤是朝鲜北方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中国军队全面控制了平壤，居高临下。日军是 16000人从8月份开始进入朝鲜，到9月中旬，日本第一军完成对平壤的包围，15日早上开打，遇到的中国指挥官是从牙山退下来的叶志超。叶志超从牙山打完之后，糊弄朝廷，谎报军情说打了胜仗，结果朝廷给了个嘉奖，后来有人举报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打下来之后，叶志超发现，日本军队从四面包抄，把中国军队后路切断了。中国在布置平壤战役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应该保护自己的后路，结果被日本四面包抄。如果持续打下去，除非中国援军源源不断地从外围再反包围，否则的话就没办法。因为各种原因叶志超就擅自作主，准备夜里撤退。

这个决定非常荒唐。白天的战斗日本人是攻势，中国军队是城上守城，中国军队打这一天没有损失，日本军队损失很大，日本人的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粮食也没带那么多，又在大雨当中淋着，中国军队在城墙里面还有物资和房子。结果晚上中国军队就趁着夜幕往回撤，日本没想到中国在第一天就撤了，就像打兔子一样，一下子打死了中国2000士兵，之后又俘虏了700人。朝鲜就这样子丢掉了。如果9月15日叶志超不撤退，清政府的大军就源源不断地跟来了。9月16日北洋舰队护航了几艘运兵船，已经进入鸭绿江到达朝鲜了，这支援军的使命就是支援困守平壤的叶志超军。然而，叶志超不敢坚持。中国运兵船17日开始回撤，一下子遇到日本海军。如果叶志超不撤退的话，中国的运兵船不断运兵，最后鹿死谁手就不知道了，结果他撤了，中国的运兵也就没有了意义。

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里面，有两个人物后来都被军法处置，被杀头。陆军是叶志超，海军是方伯谦。其他的将领打得都是非常英勇顽强。到了9月17日上午，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海面大东沟一带互相发现。11点，相距十几里外，日本发现了中国船上面的炊烟，中国海军很快也发现了日本舰队，12点双方互相靠拢，靠拢到大概相距3000米。北洋海军当时是亚洲第一，但是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都是同一拨老师，都是在英国、法国训练的，他们所使用的指挥语言也都是英语、法语、德语。他们双方的战法也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彼此都清楚。北洋舰队主要的战舰都在1888年之前买欧洲的，最好的是买德国的。但1888年之后，俄国人不断地在中国西北部新疆闹事，使中国的海防受到了极大影响，没有很好地及时更新北洋舰队的设备。而日本在1886年经历了北洋海军在长崎闹事的刺激之后，痛定思痛，反而加强了对海军的投入。因此，日本在此后购买的西方战舰，尽管与北洋海军的战舰属于相同或相近的型号，但技术指标显然是中国战舰的升级版，航行的速度更快，炮火的威力更强，发射时间更短。更重要的是战舰前后都可以开炮，不像中国之前购买的战舰，只能在战舰的前部设置大炮。

日本战舰向中国战舰靠拢的时候，平着就过来了。北洋舰队最初的布局是“人字型”，是旗舰在前面带领其他的战舰走。等到快接近的时候，中国的指挥官突然变阵，北洋指挥系统又发生了问题。另外一开打，旗舰马上被日本击中，最高指挥官丁汝昌一下子就受伤了。黄海海战就这样开始了。从12点开始开打，打到下午5 点钟。我们很公平地说，黄海海战两军互有胜负。北洋海军也使几艘日本军舰受伤。中国舰队当然也受伤或沉没，但是仍然不能说黄海大战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的问题是在战略上，因为黄海打完之后，中国就更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拼杀了，朝鲜已经完全被日本控制了。所以，这时李鸿章就下令让北洋海军主力舰全部回到港口去修理和整休。

 

这样从9月份到第二年2月，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登陆之后，就把北洋舰队在威海的主力全部包围了。北洋海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最高指挥官自杀，剩下的投降。与此同时，就是陆地作战，中日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陆地作战打得也很惨烈。但是战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10月份开始中国就想怎么使战争叫停，应该用什么办法叫停？中国是大国，是帝国，有大国的尊严，又有慈禧太后60大寿这样的大事，说投降肯定不行，只能讲和。

农历十月十日，即11月7日，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结束，清政府终于腾出手来好好处理中日冲突了。恭亲王出面呼吁美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进行外交斡旋；又召集各国公使磋商，希望各国政府联合起来进行外交干预，迫使日本停战，与中国讲和。恭亲王也大致宣布了中国的讲和条件：第一，同意朝鲜独立；第二，可以参照惯例对日给予适度赔偿。11月12日，朝廷密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建议利用各种方式与各国外交官接触，寻找办法。恭亲王还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密信，密信叮嘱李鸿章不要计较那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要想尽一切办法打开僵局，寻求突破，重建和平。

恭亲王的叮嘱、密信，无疑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念。在第二天（13日）写给恭亲王的复信中建议启用洋员德璀琳径赴日本，摸摸情况。德璀琳在中国海关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他受命后稍作准备，就于11月22日带着几个随员前往日本。26日，抵达神户。通过当地政府转告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或外相面谈，并告知他带有李鸿章的亲笔信。然而，日本政府研究了这些情形后决定不与德璀琳见面，德璀琳一事无成，呆了三天回到天津。恭亲王、李鸿章并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德璀琳身上，尤其是恭亲王在北京几乎不停顿地与各国公使接触，并通过外交渠道邀请各国政府出面调停。各国政府的立场虽然并不一致，日本也并不完全接受各国政府的调停。不过，不希望战争继续进行的国际声音还是不断，特别是美国政府，虽然并不认为日本进行这场战争有多大错，但依然倾向于尽早结束。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朝鲜必须独立。剩余的问题，可以由中日朝自行解决。

在美国外交官的帮助下，日本外相12月2日表示中日之间可以举行会晤，但中方必须派出具有全权的代表。两天后（12月4日），慈禧太后主持的最高层会议决定接受美国调处。又过了些日子，任命总理衙门大臣互补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兵部右侍郎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负责善后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政府内部此时还有一种不愿就此停战的力量，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输给日本，因而中国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张荫桓、邵友濂竟然走走停停，直至1895年1月31日方才抵达日本广岛。2月1日，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与张荫桓、邵友濂开谈，然而因为张、邵两人的全权委任状在日方看来不合那时国际通行规制，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对他们俩是接见了几次，但是发现没法跟他们谈，认为他俩授权不完整，不能做决策，这就害得张荫桓和邵友濂在日本耽搁了几天，最后仍然没办法谈。伊藤博文提出，如果清国想谈的话，需要派一个有决策权的人，如果你们派一个有决策权的人谈判，我们去中国也成。朝廷在这时候很快就醒悟了，知道日本要价肯定不得了，要中国派去最得力的人。

这样日本很快就发表关于善后问题的声明，并通过美国公使传递给中国，这其中包括朝鲜的独立、战争赔款、割地、扩大开放等问题。中国方面接到这个安排之后，马上连续开会，协同各国公使，讨论这几个问题，准备应对方案。准备好了之后李鸿章就带着这么多底牌到日本马关去了。

1895年3月20日第一次谈判交换证书。马关谈判说起来很复杂，其实前后只举行五次正式谈判。第一次谈判交换证书，李鸿章提出要验证书，验完证书李鸿章说：我今天有一个提议，希望日本接受立即停战的请求，中国郑重地提出停战，不停战没法谈。伊藤博文没想到谈判开始就要谈停战？他认为这个事要回去研究，下次谈判再谈。伊藤博文他们研究了一晚上。第二天，也就是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上来就说：“停战可以，但是必须有附加条件，要把天津、山海关和大沽三处交给日本军队来管。”李鸿章一听就火了，讲道：“我刚刚辞掉直隶总督，你要这三个地方都是直隶的地界，这样让我一点面子都没了。”两人大概争执了很长时间，最后日本方面讲：“因为是你要求停战，如果没有抵押我就没办法答应你，如果你整军完成之后再打，我们有什么办法？”日本的要价李鸿章也不敢答应，说要请示北京。另外告诉伊藤说，“可能要缓两天，因为北京要分析。”这个建议到北京来之后，朝廷再去和外交官及各国公使商量，最后各国公使建议中国放弃停战请求，边打边谈吧，将这三个地方抵押给日本确实不利。朝廷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能这样谈，23日就给李鸿章发了一个指示，讲不要谈停战了，直接谈讲和，让日本尽快把报价拿出来。等到24日下午的第三次谈判，就谈的这个主题，日本报什么价，李鸿章把这消息一说，伊藤博文说那就等到下一次，今天可能做不到。很显然，在日本人的预测中，中国不会轻易放弃停战谈判的要求。

 

由此可知，过去若干年一些研究者说日本在谈判期间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电报密码，知道李鸿章与朝廷的往来，可能并不确切。伊藤博文请李鸿章耐心等待，表示日方将很快研究中方的这个变化，将在第二天或者下一次会议上再解决，这就是第三次的谈判。结果在第三次会晤结束之后，李鸿章在回自己住处的路上，一个日本浪人“啪”的一枪打到李鸿章脸上，李鸿章一下子就趴到地上了。李鸿章当时也有70来岁了，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躺下去之后觉得好像还有知觉，就起来了，然后很坦然地走回自己的住处。当时媒体的描写都对李鸿章佩服得不得了，说他是大政治家风范。但是往下怎么演化，全世界都在关注。日本国内一片哗然，从天皇、大臣到一般官僚都气死了，觉得这个枪手一下把整个战争的布局，全部搅乱了。这样一来中国形势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李鸿章当天晚上就跟他的顾问团——李鸿章此行总共有130多人，除一般工作人员，主要是一些外交人员及外国顾问，如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等作了深度分析，接下来我们谈还是不谈。因为如果李鸿章当时拍拍屁股回国，全世界的声音都会站在中国方面，“日本太过分了，日本简直是野蛮国家”。最后美国顾问提出，可能回国并不是最好的举措，应该谈，利用这个悲情才能推动谈判，中国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最后李鸿章决定坚持在这里谈判，但是也没有告诉日本。日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天天来看望他，就是哄着他别走，担心他走了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等到过了两天，达成了一个妥协，就是日本方面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答应停战，尽管日方也附加了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中国原先最期待的，也是李鸿章力争而未获得的。第四次结果就是这样。等到4月10日第五次谈判，日本把和约草案全部报出来，朝鲜独立、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朝鲜独立没什么好谈的，其他三个都谈得很多，特别是在割地上，日本的报价是台湾全岛、琉球群岛和辽东半岛。

当时李鸿章回答的是“这个不能谈”，因为还在北京的时候，已经讲过日本要割地了，怎么最少限度地割地，在北京的时候朝廷已经发生很大争议。汉臣最典型的就是翁同龢，翁同龢说台湾不能割，割中国的本土都不能割台湾，因为台湾是孤悬海外，割了之后就是天下人心散失。但是恭亲王和其他的满洲大臣都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割就割了吧，辽东半岛不能割，因为辽东半岛是满洲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本土。李鸿章想争夺的是台湾，争不回来那就只能割。我们注意到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即4月18日，德国、俄国和法国三国同时要求日本必须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辽东半岛不能割。

日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俄国人说，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要还给中国。我们现在应该相信，李鸿章离开北京的时候应该和各国外交官有过交涉。假如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各国怎么来应对。你看这三国在干涉还辽问题上，就有这么一个态度，能够拿出应对的措施。另外就是在赔款的问题上，日本要价两万万两，李鸿章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希望伊藤博文能减让五千万两。伊藤根本不答应。甚至等到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还说，朝廷确实已经命令我酌量办理，但仍请伊藤君替我想想，如果能将原约酌改数处，也可让我觉得不负此行，比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假如五千万有难处，两千万也行。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李鸿章如此乞求日本，伊藤博文只说：“能让的我都让完了，现在是一点都不能让。”至于开放通商口岸，贸易最惠国待遇，那是后来有专门的谈判谈的。当然这个谈判的过程很复杂。总体来讲，这场战争是近代中国前后阶段的分水岭。

 

三、甲午战争的启示

甲午战争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我认为是自信心的打击。因为在30年的洋务运动当中，我们是在走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我们的自信心在1894年之前是满满的，但是等到这场战争之后中国就乱了方寸了。我们看1895年之后，革命、共和、维新、变法，在1895年之后到1915年，20年的时间，所有的主义被我们中国人尝试了一遍，结果发现还是行不通。这就是1895年之后，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吸取的最大教训。这场战争打成这个样子，有体制的腐败、决策层面不灵活、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问题，另外包括战场指挥上面的问题。从军事上说，当时中国的军事架构有问题，全国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

这场战争之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改变，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就开始训练和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军队。经过十年的奋斗，从1895到1905 年，一个现代化的军队真的建立起来了。另外就是中国社会的改造，在1895年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自由结党、结社，新的社会团体、杂志、报纸、包括地方自治运动都在1895年之后开始产生，所以说中国的变革是从那时开始的。这可能是我们近代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请各位批评，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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