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读书的立场、趣味与方法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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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读书的立场、趣味与方法》。

为什么谈读书?谈这个问题就是想引入我对一个老人的追怀，一位提倡终身读书的长者，任继愈先生，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去世的那一天，季羡林先生也在同一天去世，两位都是90年代对我很有帮助的长者，而且在最近十年里这两个人作为文化老人，不仅是各自专业的象征，更多的是作为文化的人格象征，读书的象征，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面的人。尤其任继愈先生晚年做的，基本上是一件事，就是让大众参与读书，所以我借此次演讲也向他致意。

我今天主要讲七个问题：

第一，“开卷”不一定“有益”。

第二，专业以外的阅读。

第三，“有问题”且“讲趣味”。

第四，兼及精神与物质。

第五，读文字之外，还有图像与声音。

第六，网络时代如何“阅读”。

第七，“读书”本是平常事。

 

　一、“开卷”不一定“有益”

“开卷有益”这句话经常被提及，影响很深。但我认为，“开卷有益”作为一个口号，是值得推敲的。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效果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读书多的人会成功，但很多不读书的人也很成功，有更多的人是读了一辈子的书都不成功，所以读书不一定能成功，或者说“开卷”未必“有益”。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开卷有益”的口号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年龄、职业、心境、阅读目标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你的读书。

古今传诵众多读书的名言，其实大部分是针对特定人群的。针对普通读者、文人、官员、帝王谈读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王国维借宋词来谈读书的“三境界”，更适合于学者，而不适合于其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真正好的状态是不断总结自己的道路，然后自己做调整。任何一个读书人，他的读书方法基本上只适合于自己。

在《作为一种社会方式的读书》这篇文章里，我推荐了章太炎的思路。章太炎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也就是说，从老师那儿学到的远远不及从社会阅历以及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获得的多，所以我总结了他读书的体会：第一，学问基本上是以自修为主；第二，实在搞不明白的可以请教；第三，读书必须将人生规划和书本知识相勾连，才能有真正深入的体会。

今天的问题是：哪些书可以根本不考虑？哪些书我必须读？其实“好读书”必须跟“读好书”两者有一个结合，如果不是的话，一辈子读的书很多，但是读的书都很烂，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刚才我说了立场、年龄、读书的目标不一样，对书的好坏的标准也不一样。读好书、读经典，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我提醒你一句话，林语堂说他喜欢读极上流和极下流的书。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那叫极上流的书。为什么极下流的书也值得读？我给它作了一个解释。极下流的书，有几种情况：第一，它超前了，就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一样，很长时间被列为禁书，它穿越时代的趣味和立场，而并非不好。另外一个可能是，它不是特别了不起，而是俚俗文雅，因为读书人有一个本事，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了它的价值，会有一种很欣喜的感觉。所以我想说的是，会不会读书除了是否选择经典性的著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

在今天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要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要让自己的立场、视野和趣味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是很难的。有了大众传媒以后，阅读的同质化太严重了。其实每个人的阅读是不一样的，一个数学家、一个文学教授，他们的趣味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要是趣味一样那肯定有问题。读书人首先要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和基点，有了那个基点之后再来谈读书。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确实应该读，其他的书都是可读可不读。今天的问题是时尚的阅读越来越严重，如果这个时尚刚好是你个人的情趣，那没有问题，应该读，如果不是，请保持警觉，读你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不是为了聊天而读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去年，我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词，有句话今天在各个大学的校园网里面广泛传播，我说：同学们毕业离开学校了，我送你们的话是：如果过了若干年，你半夜醒来发现你很久没有读书了，而且你没有什么负罪感的话，那么说明你已经堕落了。读书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世界，你还在追求个人的板块，你还有不满足，还在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说到底，读书是一种精神生活。

对于现在的读书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选择的眼界、阅读的定力、批判的眼光，为什么？读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阅读的定力。无论对经典的书也好，极下流的书也好，大众读物也好，都要持一种批判的眼光。这是现代读书人所需要达成的目标。今天任何一个读书人找到书都太容易了，今天的问题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是“书到用时方恨多”，所以我说批判的眼光对我们来说更重要一些。

 

　　二、专业以外的阅读

另外一个思路，专业以外的阅读。专业性的读书和非专业性的读书或者称业余的读书是有区别的。专业性的读书是在大学期间为了念本科、硕士、博士，你必须要读的。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可以持之以恒，毕业10年还在读，毕业30年还在读，这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必定跨越具体专业的限制，这才是阅读。为了拿学位的专业性阅读，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阅读”。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实际利益，越来越看重物质的需求，越来越看重欲望，但精神生活越来越少。所以我才会说，谈到读书不是说“读书”了不起，而是说“读书”是一个动作，是一种习惯，你在读书证明你有精神生活的需求。这个问题不要从专业阅读开始说起，我引用19世纪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在19世纪发展的大趋势中，对专业化的人来说身处这个潮流里面，你必须有对这个专业的真诚和认同，甚至从内心深处有一种特别强烈和热爱的冲动。如果你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当一个新闻记者没有问题，但是当一个专家就有问题。在专业化的时代，不在具体专业里面得到承认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

20世纪后半期美国教授萨依德发展出另一套学问，他说今天在大学里教书的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而所有的压力里面最大的压力就是专业化。专业化已经成为所有大学教授必须直面的问题，从马克斯·韦伯时代一直走过来的专业化的道路，到了今天专业化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反而想用业余性来与之对抗，什么叫业余性?就是不因为利益、不因为奖赏、只因为喜爱来做的一件事情，不受行业的束缚，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专业性、专业能力或者专业化已经成为悬在今天所有的读书人头顶的一把利剑，而这个结果是我们的专业确实得到很大的推进，每个人就做一个小领域，在小领域里做一个小课题，一辈子持之以恒地做一个小课题，然后做出成绩，人类文化得以积累。但反过来自由读书人又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一辈子就身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所以萨依德才会说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为了一种专业而牺牲自己的趣味，他觉得这有点得不偿失。

说到对于具体专业的超越，中国人有一个巧妙的说法叫做“博雅”，不同于文人，不同于专家，也不同于无所归依的杂家，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那叫“博雅”。在一个专业化时代，一个专家崇拜的时代，请记得鲁迅的话：“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为什么?因为专家们除了他的专长以外，很多见识往往是不如博识家或常识者的。专家崇拜使专家在自己某个小领域里的才华横溢到其他的领域。其实专家有他的局限性，因为他一旦跨越了他的专业就是普通人。专家在专业领域里发言的时候我尊重你，一旦超出专业，我不把专家的话、著名学者的话认真看待，因为你说的跟我一样，或者你说的还不如我说的清楚。而今天的问题就在于一味崇拜专家，忽略了常识。所以“博雅”最可贵。我说的“博雅”是中国读书人本来的特点。

鲁迅有一篇文章《随便翻翻》里说：大家都说读书，说起来他还有一个趣味就是随便翻翻，拿起书来翻翻，有的看，没的看，就这么过去了，然后他说了几个好处：第一，可以休闲；第二，可以增长你在专业阅读里面没有的知识；第三，里面和外面之间的对话——比较阅读。他说读书狭隘的人，眼界狭隘，缺乏一个比较的眼光。所以鲁迅说读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书、甚至过时的书，才会有判断能力，只读和自己趣味完全一致的书，思维会越来越固化在某一点上，就会没有灵动性，无法自由移动，而这些对读书来说都是很忌讳的。他在另外一本书《读书杂谈》里说：读书，读不好就变成书橱，读书必须要自己思考、自己观察，跟现在生活相对照，这样的读书才有趣味。

今天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没有功利的、随便翻翻的读书越来越少。我想起杨绛先生说钱钟书，说他喜欢读书，别无营求，“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极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而且还喜欢读极俗的书。太拘谨的学生就读老师布置的基本的书，这是有局限的，有比较的眼光，读书才有比较大的眼界和趣味。

 

汪曾祺也撰《谈读杂书》，说读杂书一能很好地休息，二能增长知识，三能学习语言，四是“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其实读杂书是一种很文人气的行为，很高雅的行为，读杂书或者善读杂书是读书人的一个诀窍。

现在的中国人还在读书，但是问题在于有很多“敌人”，最大的“敌人”是功利化。在这样一个专业化时代，确实需要达到很多目标，拿学位，考研究生，写博士论文，获得某一专业的成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途径，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过去古代读书人说“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为自己读书是一种很好的趣味和境界。我说读书不能仅仅理解为拿学位、学本事、谋职业，所以我才会说今天要让大学生，让社会上的人养成读“无实用、有大用”的书的读书习惯。你做什么事情就读什么书，这个不用你说，每个人都懂得。我提倡的是读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的书，或者说跟你的晋升或者升级没有关系的那些书。

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大学本科教的那些知识，到了硕士进一步缩小，到了博士再进一步缩小，到了教授就剩下一个自己的专业了。这个专业化的特征在全世界都一样。专业化一方面使得我们人类的具体专业知识大大推进，但另一方面对具体而言的读书人来说，一辈子从事一个很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是有点可惜的。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宇宙、对人生的广泛兴趣，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隔阂，导致人们对世界理解得不完整，割裂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作为一个读书人，那些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的阅读，不能拿来评职称、不能拿来报课题、也不能拿来获奖的阅读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今天的学科倾向是，理科往工科偏、人文往社科偏，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讲求有用，而人类知识的探寻很多时候是没有用的，没有用不是说真的没用，而是说现在还不是可以实际应用的知识。我这样讲，你会觉得我是人文学教授才这么说，其实我在人文学教授里面特别强调防止人文学科的教授变成“深宫怨妇”。上世纪70年代所有第一名的文科生都考中文系，90年代都转到经济管理学院去了。香港大学每年招大概1600个大陆学生，家长们趋之若鹜，去了之后首选工商管理。让人伤心的是这么多聪明的头脑都学了工商管理。北大的文科里面考分最低的是哲学系，而哲学本来应该是最聪明的人学的。我不是说分数不高就不聪明，但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趋向对那些悠远绵长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不能转化为薪水的东西不感兴趣，这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承认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视是有道理的，我只是说今天我们的人文学科学者们必须学会大声说出自己专业的好处。

有一个朋友说是晚清的制度导致了这个状态，因为中了欧美大学制度的毒。我认为这并不对，因为欧美一流的大学，不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特别重视“博雅”的课程，强调对人类、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和接受，今天的专业化其实是遗留了上世纪50年代的状态，今天的专业化，特别是教育里过早的专业化，其实是不好的状态。我再三抨击今天中国的文理分科制度。以前的人是杂食出来的，什么都吃的，今天都是精粮、细粮，培养出来的人除掉这一口其他都不懂，或者其他的都不感兴趣，这是大学教育的问题。

 

　三、“有问题”且“讲趣味”

领导干部或走出校门的人读书，不同于在校生的必修课，没必要“循序渐进”。

胡适有一句话：“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是说学习就像金字塔一样，底座必须大，然后逐渐收，最后才能达到顶尖的状态，这是教人家读书的。很多大学的老师都把这句话教给孩子们，说只有打好基础，才能走得比较远比较高，这在大学学习可以，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太合适。

我是77级的大学生，等到我读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叫我来给新生们介绍读书经验。当时我说我的读书体会就像挖树兜一样，如果你想要挖树兜，必定是寻着树根往前挖，根往各个方向走，你就跟着它的根走，读到这本书就跟它走这边，读那本跟它走那边，这就是我的读书经验。抓住一个树桩，依据树根的走向，往四边扩展，这样一本书读下来以后，你的面积会比原来大的多得多，而且理路明显，比较有效果。

可是后来我想也未必尽然，也许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说，没有哪种办法是最好的，就看是谁来读?以什么状态来读?如我刚才所说，挖树兜也行，倒金字塔也行，换句话说就是要选准目标，集中精力，调动你的阅读兴趣来读书。

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读书是什么?选择某一个特定的课题，上下求索，这样的读书有用、有效、而且有趣，首先有趣我能坚持下去，而且读了觉得有进步，如果弄了一个下午还没有进步，成年人会很受挫折的，这感觉就像倒过金字塔来，从一个小点子我做下去，根据发展的理路往前推展，我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长进，而且有小小的成果，会容易坚持读下去，根据你关注的点往下读书，最后建立起自己的阅读的视野和根基。

除了实际效应还有一个趣味，我引用1922年梁启超到东南大学演讲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叫做《学问之趣味》，他主张趣味读书，说我这个东西，全都是趣味，去掉趣味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如果哭丧着脸读书，那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是很枯燥的。不懂书的人都说苦读，苦读必定没有效果，读好的话不会是苦的。如果你感到苦的话，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你确实不是读书的种子；第二，你读的方法不对；第三，也许你暂时处在一个困惑的阶段，应该像《桃花源记》讲的一样，进去以后会豁然开朗。如果你一辈子读书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那说明你读书肯定有问题。要不就是你读书的对象、心态、方法有问题，要不就是你自己的智力有问题，不然不会这样。苦读，那是不读书的人教我们读书人的错误方法。

有人痴迷读书，有人勉强读书，有人打死也不读书，除了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智商、空闲时间等等原因外，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找到阅读的趣味。不能说“开卷有益”，应该说“开卷有趣”，“开卷有益”太强调实际效果，“开卷有趣”是说你阅读的状态，那个状态本身就让你愉悦，至于将来也许有用，也许没用。要让阅读这件事情可持续，就必须找到阅读的兴趣或者趣味。

我本人生长在一个读书、找书很困难的时代，那个时候读书很不容易，所以我很容易养成读书的兴趣。而今天的学生呢?他们跟我生存的状态不一样，他们的诱惑太多了，诱惑多了以后，找到读书的乐趣就比较困难。所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学会读书的关键是找到读书的乐趣，找到乐趣以后自然就会想到去做进一步的调整，然后再进一步持续地阅读。如果找不到乐趣的话，你再尽力也没有办法。

其实阅读是个人的事情，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趣味。每个人都说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十年后才能读懂的，暂时搁置没有问题，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坚持是很正常的。哪些书一定要读，哪些书读不懂，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阅读的视野和趣味不一样，要允许他有自己的立场。这比强制要求10本书必读，20本书必读好得多。没有哪一种书非读不可，也没有哪一种书一定不能读，这要看你自己的趣味。

 

　四、兼及精神与物质

第四个问题我想说读书要兼及精神和物质。各种“阅读学”方面的书籍，比如，讨论阅读起源、阅读意志、阅读目标、阅读心境，阅读方法、阅读品质等，在我看来，意义不大，还不如读一本有关书的书。了解古今中外有关纸张、印刷、书籍、古书版本、历代藏书、现代的报刊以及图书馆的知识，对养成读书习惯有好处。如果你有意收藏某些方面的书，但是觉得古籍书里上等的书太贵了，收藏现代书也行，有一点收藏你就会读出味儿来。其实，藏书是读书的一个诱饵。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艾柯，他有一本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叫《玫瑰的名字》。还有另外的一个法国的电影导演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他拍过《布拉格之恋》。这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电影人，两个人都喜欢古书，而且对于书籍对人类文明的促进有很好的理解。他们都看到了当下书籍所面临的命运，就是在网络时代，纸本书还有没有未来?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第一部分叫“书永远不死”。他们说的是纸本书还有未来，他们不相信电子书能够取代纸本书。这本书在台湾和香港都出版了，因此我希望大家了解一点物质形态的书。

我们谈读书，通常认为书是一种精神文明，但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今天在大学里面讲物质文化的主要是人类学系、历史系、工艺美院等等，谈物质文化、谈日常生活、谈城市社会，是历史学演进的一个新的方向。我关心的是历史上和现实中跟我们衣食住行有关系的那些物品，它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流通的，又是如何消费的。探究这些材料、工艺、科技、风格的形成，以及这些工艺、风格背后的价值观、审美观，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物质背后是有精神的。而今天的书籍，大家一听就是精神，如果你从物质入手反过来考虑，会很有趣味。

普通的读者，请看一下这三本书，《满满的书页》、《书籍的历史》、《印刷书的诞生》。《满满的书页》是引进的，印得非常漂亮，讲的是在人类文明中，书籍在不同阶段发展的历史，主要讲的是国外的，不是讲中国的。《书籍的历史》稍微复杂一点，有比较多的历史资料。《印刷书的诞生》这本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是一个法国的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和一个图书馆的馆长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是新史学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它力图把做考证的和做分析的综合在一起，谈的是书籍的社会史、书籍的文化史，从材料、技术、生产、流通以及地理学、做生意的办法来讨论书籍，目的就是要论证书籍对于整个文明到底有多大作用。

其实中华文明更是如此。你不理解书籍的产生、书籍的流通、书籍的扩散和书籍的变化，就不太好了解唐宋以后整个文明的发展。

中国人谈印刷书，有一本晚清的《书林清话》，它是谈出版史、造纸、印刷;还有一本是宋原放退休以后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做得很好，他带领很多人把前面的出版史料再重新整理，从古代到现代，涉及物质形态、文化层面、政治控制等方面的史料，所以我们研究的话会用这套书。更早的著作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这些书对专业研究有意义。

 

说到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有一定书籍的知识，会对你的阅读有好处。我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看，文学是一种精神，但是文学也有物质性。我理解的文学的物质性分为三个层面：作家的生活趣味、文学的生产方式、作品中对于“物”的关注。文学的生产方式包括：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

最近二十年，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不止把文学当文本，而且强调这些文学是怎样生产出来的?生产、流通过程中，物质如何介入到这里面来，让你回到那个历史生产的情境。比如明清的小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江南的出版业如何影响了明清的文化?我们今天谈近代的文学和文化兴起，肯定也必须从报刊的引进、出版的变化说起。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商业性的、你意想不到的行为——拍卖导致了很多人读书。搞收藏的人读书有一个很世俗的考虑，我要确定这幅字值不值钱，然后推动这个人周边的环境，最后养成业余的读书习惯，这也挺好的。大众的拍卖也好，真正的上等书的拍卖也好，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普及知识，他必须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去确定这幅字我买不买，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切实的读书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你们想象不到的情况是，今天收破烂的行业对文学的贡献。有一个生动的故事，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处理他们的书信，有的人就专门等着，把他们的碎纸片全部买回去。好多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今天这已经是一个很商业性的行为了，收集古书、现代书、现代人的书札。

作为学者，我关注这个事情是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看到原来旧的书和刊，因为旧的书和刊不仅是一个物质，也带了很多历史的信息，你亲手触摸那些历史书刊，对你的学术研究会有很好的感觉和帮助，因为大部分晚清以后的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登出来，然后再结集出版，而原来登载的报纸和杂志本身涵盖的历史信息值得关注。

当然还有一个必须关注的就是书籍本身的趣味。我不想谈太多专业性的问题，我想谈的是鲁迅对书籍的兴趣，以及对书籍装帧的兴趣。鲁迅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毛边党”。什么是“毛边党”?就是书不切，然后你每读一页，用刀子切一下，夹到这边，再读一页，再切一下，读完了这本书就切完了，所以这本书你读没读过，一看就知道。而这个阅读趣味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逐渐被遗忘了。但是有些人还是有这样的趣味。其实我的书、好多文人出版的书都保留100本不切边的，有的是自己保留送人，有的是孔夫子网拿来拍卖，因为国内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批人固定的专门收藏毛边书，这是自己的乐趣。真正能把书当作把玩的工艺品或艺术品来看，这是洋装书出来以后才有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人阅读，除了你是做专门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你读的都是洋装书。洋装书出来以后有另外一种美感，和宋元的书不一样。宋元的书里面印得很漂亮，但封面很简单，就一个贴签贴上去，因为它的纸张没办法印刷更复杂的图案。而洋装书不一样，因为它可以用各种设计的办法来完成这个封面的美感。这种艺术是晚清以后才在中国开始兴起的，这种艺术不仅是一门工艺，也是一种审美。

在我看来，中国书籍装帧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大量的文人雅士自己做书、自己做封面，鲁迅如此，后面的一些诗人、画家、小说家，如陶元庆、闻一多等等，都介入到封面设计里面来。而且，那个时候的封面设计个性化很强，都是手工制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纸张困难了，就没办法再讲究了。50年代以后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装帧职业化了，有一批装帧设计家，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图书装帧，而文人已经不再自己做封面了。装帧设计职业化以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设计者一年要设计很多封面，不可能每本书都读过后再认真设计。以前作者自己做封面，知道这本书要表达什么，怎样能用最恰当的纸张、字体、版式、封面来呈现，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作者能够达到这一步。我们都职业化了，职业化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装帧设计家、大量的重复。除了书以外，杂志也是如此。大家关心书、关心刊、关心报纸，不只是看它的内容，也考虑它的纸张、版式、装帧以及手感，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有意义。

 

　　五、读文字之外，还有图像与声音

今天的中国人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图像大于文字，今天读文字的书不再是我们接受知识和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

两伊战争真正对我们造成冲击的是电视，不是书籍，不是报纸；日常生活里面出门就是广告牌，送给你的商品信息都是图像为主，连教授上课也必须做PPT。所以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今天的读书人只读文字是不够的，他不仅要读纯文字的书，还要读图像的书，还要读文字和图像相结合的图书，图文合到一起。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左图右史是中国传统图书的排版方式，左面是图右面是文字，到宋代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很多人已经不再读图了，基本上是读文字，整个的知识传递以文字为主。真正让我们意识到有一天图和文可以分庭抗礼的是最近十年。

我记得在80年代出书，要想插一幅图很难的，而现在很容易，我们在家里自己都会做，图和文的拼接对于出版来说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而且图文书的生产变成一种时尚。

现在电视媒体越来越强势，导致很多人有一个错觉，好像视觉变成一种主导的艺术，而我想说的是，其实文字依旧是文明的根基。目前的图文书太直观，很好看，但趋于表象。文字、图像两者并存的时候，如何能使文字的美感得到呈现，这是一种学问。一本书里面，假如图和文的篇幅同样大，必定第一眼是看图，图和文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图更加霸道，第一眼看进去的必定是图。所以插图书一定要限制图的位置，不让它太大，太抢眼，太好看，否则文字会被压缩的。所以文字在跟图对话的时候，要考虑如何保持它的主导性，如何不被压缩，不被挤到边缘，或者不被遗忘。我坚信文字不可替代，这一点是我想做这个研究的基础。图必须和文配合，可是怎么配合？如何阅读？阅读的时候产生的思想和美感如何呈现?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以前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对付的基本上是文字，今天当图加入进来以后，如何跟文字形成一种对话、如何来解释？而且如何制作？这都需要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声音也必须关注。早年我是做小说史研究的，关注一个问题，从说书场中走出来的小说叙事方式为什么会变化？宋元时有说书，今天广播里也有说书，可是中国古代漫长的说书传统转化为小说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作家们开始假定你不是在听小说，而是在看小说，从耳朵到眼睛。早年还是“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来逐渐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是从书场到书斋的变化，从耳朵到眼睛的变化。

而今天反过来，就是阅读从眼睛开始往耳朵转，或者必须兼济耳朵。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建立在三个基点上：学堂、报章、演说，被称为传播文明的三利器。这最早是日本人的经验，后来经梁启超介绍，被我们接受。理解晚清以来整个文明的推进，这三个基点很重要。我说的演说里面有教授课堂上的授课，也有政治家的政治宣传，还有一些是学者们的公众演说。这些演说的意义何在？

晚清以来，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有两条路，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积极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另一条路就是演说。

 

白话早就有了，白话是日常口语，白话的学术内涵不够。我们以前有白话小说，有章回小说，有白话诗，虽然是打油诗，但它是白话的，我们真正没有的是白话的学术。从晚清到民国年间、到五四运动，最大的变化是学术可以用白话来说，这个关键就是演说。为什么这么说?再大的学问家，走上讲台就不能用文言文演讲，否则没有人能听得懂，眼睛和耳朵是不一样的。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古文大家，他的文章很难懂，但是他的演说很容易懂，因为走上讲台就必须用口语。材料可以用古文，但是讲话是不能用古文的，所以演说这个事情是完成了我们从文言到白话转变的一个关键，演说这个事情本身就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白话文逐渐有学问，白话文能够雅致，白话文能表达深邃的思想，这个时候白话文才能成功。

在这里面，声音和文字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声音随风飘逝，文字寿于金石，对于一般人来说，谈到文明的时候说的都是书籍，不太考虑声音的问题，今天中国那么多人在研究鲁迅，我们希望找到鲁迅的一段声音，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如果到大英图书馆，进门的时候有著名的作家留下的声音，来了以后你可以听到这个作家的声音。今天所有的中国人看纪录片的时候，都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很浓重的、很有力的湖南口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如果用文字就没有力量了。

声音是跟文字不太一样的传播知识的途径、方法和审美感受。1902年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象，他想象中国维新事业成功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开一大堆的演讲会，这就是他想象中的文明。因为相对于书籍来说，有录音设备之前声音是无法保存的，你现在不知道曹操怎样讲话，晚清的梁启超怎样讲话，只能读他的文字。而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以后，声音可以留下来。以后的人接受、理解一个人物的时候，很可能声音、图像、文字在一起呈现，就不仅仅是读其诗知其人，我们还能够读他的图像，可以听他的声音。

我说的声音不仅仅是演说，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学堂乐歌，从小学读过来的人都知道小时候的歌唱对我们的影响，还有朗诵诗，还有无线广播里的戏曲、歌曲，我们还可以想到电影、电视等等。

 

　六、网络时代如何“阅读”

在我看来，那些渊博的、玄妙的人文学，比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行船的人都知道，出海必须有“压舱石”，否则很容易翻船，“压舱石”使得这艘船不会随风飘荡，“压舱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你经受风浪的程度。而且这些“压舱石”不一定时尚，不一定与时俱进，某种意义上的保守是对突飞猛进的时尚潮流的纠偏，能保证这艘船不会因为某个时代、某个潮流、某些英雄人物的一时兴起或胡作非为而彻底颠覆。

我们不能保证人类文明永远在正确舵手的指导下前进，不能保证时尚永远正确。时尚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走了弯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走过那么多的弯路才走到今天。任何一个时候，过分地强调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打仗的人都知道后勤很重要，压舱很重要，好让你的发展有一个方向，一旦出现偏颇，有一个纠偏的可能性。如果都是先锋部队，如果没有“压舱石”，如果都在革新，日新月异，这个文明过两天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说中国人很保守，其实不对，中国人的问题是不敢保守。你要到了日本，你会发现日本人比中国人保守得多，唐朝的东西在中国找不到了，但是在日本可以找得到。某些知识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必须要保守，留下来让人类文明在左冲右突、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有个基轴不会变，这是人文学的意义。相对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太一样，所以我才说，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这很可喜，但请记得对传统保持几分敬意。

尤其最近十年，网络的力量越来越大，城市面貌、文化欣赏、生活方式、心理距离都日新月异了。年轻人容易志得意满，可我觉得这中间存在某种危险，包括读书、包括思考、包括表达，尤其是最近最火的微博的重要性。微博这么重要，只有在中国是这样的，因为言论相对来说不是很自由，才会有微博的一枝独秀。在网络上长大的年轻人，和我这样在印刷文化中长大的一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趣味、我们的阅读有不同的定位。我们的学生做《开心麻花》，做得很得意，让我去看，说肯定让你从头笑到尾，我看了以后没有那个感觉，我知道我落伍了，我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了。我也知道我的文学观和他们的文学观是不一样的，我承认这个差异。同时我努力沟通，看这条鸿沟能不能跨越。文明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隔阂，应该如何来弥补这个缝隙?

我的一篇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论，本来的题目是《当阅读被检索取代，修养是最大的输家》，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人不再读书了，是查书，检索成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而对阅读时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太关注了。我说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得到的东西不是读来的，是靠强大的检索功能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读书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能，比如自我修养已经没有了。可在网上流传时，多用中国新闻网的标题《陈平原：微博残害写作者俏皮话不能代替文章》。我想说的是读书被网络阅读取代以后的一个问题：发散型的思维。很多人一边读书、一边听音乐、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古人读书要有精神，要坐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状态了。过去的人一个月甚至一年只钻一本经书，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抠，所以他的思维很容易集中。而今天的人，东西南北串。学生思维的特点是很活跃，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是也什么都不深入。

我这篇文章也谈到对微博的批评。我说今天的微博对写作存在很大的误导和残害，每天习惯写一百多字的微博，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很难改。能说俏皮话，能写各种各样的格言，但是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马上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文章?我一想也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写文章。但是思考是有维度的，以前的维度是时间的维度，现在的维度是空间的维度。我们以前的思考是古代怎么样?现代怎么样?更多的思考维度是时间性的，就是考虑这个事情是如何演变的。而今天的思考维度是空间性的，是美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非洲怎么样?南极、北极、海南、桂林随便地跳，这种思考是缺乏深度的，是没有历史感的。所以我才会说今天的人大多数是“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人的知识相差不大。以前到外地，人家会问我北京有什么消息，现在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因为消息传播很快，一秒钟内大家都知道了。知识在平面化，大家读的是同样的书或者是同样的信息，然后思考都在同一个层面，这影响到我们思考的深度，很难再集中精力用心地琢磨一件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力的衰退。有人说是我年纪大的原因，但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把记忆力交给了电脑，那么将来有一天有外星人入侵把电脑给毁了，文明将倒退五百年。不知道诸位怎么样，我现在有时候上课写板书，有些字突然间写不出来，这让我很伤心，我还是教授，教了几十年的书，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到了什么状态?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当我们过于依赖一种外在的东西时，智商会下降。

我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我在书籍时代长大，又赶上了数字化时代，我两边都能理解，可是下面几代人，他们完全在数字化时代生活，他们能理解书籍吗?他们在书籍的阅读中能得到美感吗?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检索其实很容易，今天的阅读，甚至博士论文的写作，大都靠检索。书不是一行一行读下来的，是检索出来的，表面上整理的材料很丰富，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资料很丰富，但我一看，机器的味道很重，因为你是检索的，不是上下文这么找出来的。诸位，在一本书读完以后摘出两句话和检索出两句话完全是两回事情。今天我们检索的能力越来越强，而思考的、阅读的能力越来越弱，坐下来读完一本书对今天的学生来说不太容易，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很不容易，很多人已经养成不能读完一本书的习惯，看一下目录、前言、后记，就过了，所以很多人只记得一些梗概，而没有办法再阅读。可是人文学科本来就不是一个实验的艺术，它天生就有阅读、表达、说服别人的功能，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特点，而这些功能如果没有了会很麻烦。

 

　七、读书本是平常事

读书是很平常的事，别说得太崇高，那样效果反而不好。关键是养成阅读的习惯，然后与时俱进，不断自我调整。

古今中外谈读书谈得最好的就是朱熹。朱熹老先生八百年前对于读书的说法，今天看来其实还是很切中时弊。“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书印得多了，读书很容易了，所以大家读书越来越粗。“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他的读书法、读诸经法、读史的方法特别精彩。可我更喜欢他教学生时语言之生动，他说读书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这样读书才有用。“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这样的读书，今天已经被各种轻松的阅读取代了。当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八百年前那个阅读的状态还值得诸位思考。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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