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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莉: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精神解读

2016年05月23日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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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莉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 教授

完整报告:http://www.71.cn/2016/0517/890169.shtml

视频专辑:http://www.71.cn/2016/0517/890172.shtml

PPT:http://www.71.cn/2016/0525/891760.shtml

我国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五年定一次发展规划,每年定一个当年的发展计划,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特色。顾名思义,五年规划就是为未来五年定一个方向,定一个目标,画一个路线图。老话说,不能光埋头苦干,时不时还得抬头向前看,否则,方向把握错了,付出多少都是白瞎。

2015年年底,北京市委党校举办了一个企业家学习班。学习班有40多个学员,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北京市知名国企的老总,大概20来个人;一部分是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家,资产在10亿以上的可以先报名,进行筛选,大概选了20来人。组成这个学习班主要是想让国企和民营企业的老总们能够有一个充分的相互学习、交流的时间。在这个班上,我们第一讲就请到了中关村管委会郭鹏主任做报告。现在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双创”——创业、创新。那么他问了企业家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家在创新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企业家们纷纷回答,有人说是人才问题,有人说是资金问题,有人说是体制问题。郭鹏主任说,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他对世界各国的创新园区,尤其是硅谷,也包括国内一些创新园区都非常熟悉。在做了大量比较以后他认为,影响制约企业创新的最大问题是对未来方向的判断。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这次转型是一个大的调整。我们已经习惯了前30年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所以转起来很难。这个时候,往哪转?怎么转?对大家来说都是挑战,都是考验。首先,应该看清楚往哪转,如果转错了,等你明白过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机会。所以他说,与未来同行,才有希望,如果搞不清未来的方向,弄了很多人才,弄了很多资金,投资传统领域,那都是浪费。

那么,怎么看清方向?一方面,要靠自己去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去感知;另一方面,要好好学习领会中央到地方的精神。从中央到北京市,到各个区都有规划,从这些规划可以看出,越往高层越清楚。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很多问题剖析得都很透彻,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非常准确。另外,结合实际工作,在市场中去摸索、去创新。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咱们,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北京市的“十三五”规划,都是当前,尤其是2016年的一项重点工作。2016年是“十三五”的起步之年,首先要把方向把握准了。

一、未来五年北京面临的发展形势

第一方面,主要对未来五年面临的形势做一个简要分析。北京面临的形势,离不开国家的形势,北京是首都,首都的发展是国家级的重大战略,国家面临的形势也是北京基本要面临的形势。所以,北京市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也充分地理解、认识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布局。

从国家层面讲,“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北京市落实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阶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本世纪初提的目标。全面小康社会有很多具体的指标,其中最核心、最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就是人均GDP。那么GDP要达到多少算小康标准?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人均GDP超过1247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平均收入在1005美元以下算低收入经济体,在1006至3975美元之间为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3976至12275美元,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12276美元以上。目前,全球已有70个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多少?截至2015年底,中国人均GDP约合8016美元。当然,北京是17000美元,是全国的两倍多。所以,北京有很多问题是更高阶段的问题,跟国家层面还不大一样。从全国来说,人均GDP还处在8000美元的水平,北京到2020年要达到12000多美元,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那么已经跨入高收入的国家,平均用了12年4个月走出了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那些人口大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会更短,因为人口越多,市场越大,潜力就越大,应该是个优势,他们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如果能够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咱们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不能顺利跨过去的话,就有可能掉到中等收入陷阱。比如一些拉美国家,经验教训在那摆着呢,尤其像阿根廷。阿根廷在1985年人均GDP就达到了5000美元,徘徊至今30年也没能达到12000美元以上,没能跨过中等偏上收入阶段,长期在5000到10000美元水平徘徊。这样一来,社会就不稳定,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在较短时间内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是韩国,韩国用8年的时间跨越,日本用了12年。所以,未来五年是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形势。

目前,北京人均收入已达到17000美元,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整体来说已经进入全面小康阶段,但北京也有北京自身的问题。北京不是独立存在的,作为国家首都,北京还肩负着带领全国共同发展的任务,所以北京并不轻松。当然,北京自身面临的问题包括“城市病”、交通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属于“富贵病”。同时也要看到,未来五年,国内的一些基本判断是非常有利的,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2010年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就在不断下滑。2015年GDP增长降到了6.9%,2016年的目标是6.5%,第一季度数据是6.7%,低于2015年的全年数值,说明我们的速度还在往下走。

 

为什么说我们发展的基本面是向好的?大家都知道,一个产品有生命周期,不可能永远红火;一个人有生命周期,也不可能永远强壮。一个行业有生命周期,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可能永远衰落,也不可能永远强盛,这就叫国家的生命周期。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经历过繁盛期,也走过低谷期,我们最强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习总书记上任以后提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和平崛起。那么,达到什么水平才叫复兴?跟历史上什么时代、什么时期差不多才叫复兴?是唐朝吗?不是唐朝。大家都知道康乾盛世。从统计角度看,我国GDP总量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1820年。大家可能觉得清朝末期很衰落了,实际上那个时候依然还是很庞大的,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820年,我们达到了鼎盛期。这是经过世界经济史学家大量的测算得出来的结论,并且至今仍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可。

1820年,我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比重33%,就是说一个国家的GDP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现在我们的GDP有多少?根据2015年年底统计数据来看,我国GDP占世界水平15%之多。1820年,33%的GDP比现在美国所占世界比重都高,美国现在的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只有27%。因此可以想象,1820年的中国有多强大。正因为我们有过这么辉煌的成绩,所以到了清朝末期,我们有点盲目自大。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大大向前发展。比如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把西方的文明科技带到清朝,他等了几十年,几经辗转见到了清朝皇帝。利玛窦把望远镜、地球仪递给皇帝,这都是当时西方科技的代表作,而咱们的皇帝看了以后,觉得这就是个玩具,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发明创造背后隐藏的真正含义,所以后来我们落后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衰落得很快。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年间,我们的经济掉下来了,由鼎盛时期跌到了最低谷。1949年,我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比重只剩4.7%。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开始恢复,GDP开始慢慢回升,但是很慢,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慢慢复苏、崛起。

所以,从国家的生命周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崛起阶段、爬坡期,我们还没有达到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未来,我们的方向还是继续往上走的,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当然,处于上升期并不意味着只要躺着睡大觉,GDP就可以往上升,不是的。经过详细分析,支撑我们继续向上走的动力有很多,这是有依据可循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未来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那么北京作为首都,也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面。

英国正处于国家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大家知道,英国曾经是世界霸主,一战以后彻底衰落,距今过去多长时间了?100年了。所以英国衰落了100年了。从这个轨迹线看,英国已经触底了,现在他们开始往上走了,这就是英国的国家生命周期。所以,英国首相卡梅伦卡特别实际,他发现这个生命周期,他要抓住机会,然后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推动英国的崛起。正因如此,卡梅伦才改变了他的外交战略,不再盲目跟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制裁、遏制中国。

英国下一步的崛起,有人才、有创新、有体制,但是他缺什么呢?他最缺两点:一是资金,二是市场。这两条恰恰是中国最富有的。我们的外汇储备有32000亿,在全球范围内是绝对的老大;我们有13.7亿人口需求的市场,并且潜力无穷。所以,英国就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些优势,想借力发展,所以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就是因为英国看到了国家生命周期,也看到了中国的生命周期还继续往上走,所以他想搭乘中国的高速列车。相对来说,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则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日本的国家生命周期还是往下走的,到目前依然是没有到底部的,底部在哪里还不清楚,我们现在说他已经失去了25年了,从90年泡沫崩溃到现在,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情况与90年崩溃之前的日本很像,所以我们现在就高度警惕。日本经济自崩盘至今始终一蹶不振,尽管2012年安倍上台以后采取了很多刺激政策,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起不了根本作用。为什么?一方面,是由国家的生命周期决定的,经济很难往上走,日本还得是波浪式往下走。另一方面,再说具体原因。大家知道,现如今,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人口结构不利于日本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又出现了少子化现象,年轻人不结婚,结了婚以后不要孩子,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以,日本的人口总量是绝对下降的趋势。2015年,日本人口减少了80万,目前总人口是1.27亿左右,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9年,我们到日本进行为期21天的学习,课程排得很满,档次也非常高,日方也很重视,所有专家过来,无论跟我们讲什么问题,最终都会回归日本的基本国情——人口结构的变化。其中有一个专家就说,我们现在劳动力太缺乏了,政府禁止60岁以下的人开出租车。所以如果到东京出差,打车时就会发现,开出租车的全是60岁以上的老头,60岁以下的属于青壮年劳动力,要放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我曾经有过几次在日打车的经历,老人会给你拉错地,他听不清楚,你说英语他不懂,说汉语他也听不准,然后我们就写出汉字,他能看懂,因为日文汉字词和汉语发音不同。

这位专家还说,日本正在讨论要不要取消退休制度。不要到年龄就退休,不要一刀切,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让人工作到很大年龄,日本老龄化都到这个程度了。有的专家对此也做了模型进行预测,说如果日本人口按这种情况发展下去,300年以后日本就剩1个人了,非常悲观。此外,加上日本实行不科学的移民政策,为了维持大和民族的纯洁性,日本反对对外来民族实行国民待遇,不像美国,美国随时欢迎全世界的精英。不管你是什么民族,黑人、白人,我随时欢迎你到美国发挥作用,日本不是。所以,种种原因都制约了日本的发展。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创新,原创能力不行。大家知道,日本在八九十年代还有很多知名企业、跨国公司,在本世纪初也还行,像松下、索尼、三菱等公司,但如今这些企业都面临着亏损和倒闭,面临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在你看不到日本哪一个企业在世界上有名,数不出来。二战以后,美国、欧盟对日本实行扶持政策,把大量的先进技术带给日本,但那就是引进、仿制、消化吸收,原创能力不行,现在真正考验日本原创能力时不灵。所以这就决定了日本的国家生命周期是往下走的,但还没有触底,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因素。我要讲的就是生命周期理论,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基本发展方向。所以,中央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北京作为首都,除了有这个基本面,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有利因素,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筹办冬奥会等,这都是未来五年北京应该抓住的一些有利方面。

同时,我们还得看到北京面临的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目前这个深层影响还没有消除,经济复苏还非常不稳定。所以,一方面,我国深受外部环境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在进行周期性的调整。好比一个人前30年都在长身体,发展很快,到了30岁,身体定型了,这时的发展模式、各个方面就要做调整。一个国家的高速增长很难持续30年,我们已经超过30年了,如果再想持续40年,世界上没有,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咱们没必要去创造那个奇迹。如果为了创造40年、5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就得打“强行针”,那是不行的,那是不可持续的,是虚假繁荣。我们要尊重规律,尊重规律就要认可现在该调整了,现在调整是正常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调整速度是不断地往下降,同时可以看到,这种下降一是形成了一个长期趋势,还有一个,速度差别越来越小、波动越来越小,波动越来越小就说明咱们快到底部了。大家要有这么一个分析和判断。

从2007年以来我国GDP的增长轨迹可以看出,2015年是6.9%,按照这个趋势,2016年是往下还是往上呢?从当前趋势来看没有呈现往上的迹象,但是降幅比6.9%少不了太多,并且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小。那么2017年会怎么样?依我分析,往下走的概率大于往上走,这是经济规律。我们看到这个规律以后心里有数了,经济增速往下走是正常的,是符合当前经济规律。十八大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我们要尊重规律。过去,我们很多经济政策有些违背规律,一看速度往下掉就强行刺激,比如2008年、2009年就实行过强行刺激。但是强行刺激是有一定价值的,尽管现在看来后遗症比较多,因为强行刺激之后是维持不住的,强行刺激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当你发现很多负面影响时就不敢刺激了,政策就不敢再去拖了,经济要放缓,速度一旦放缓就会继续往下走,并且第二次下调,底部一定比上次底部要低,这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说明原来没调整到位,不尊重客观规律,想把经济强行刺激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总体我们还要往上走,那是从总量上来说,但是速度来看,目前最近这些年还是要往下走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又调头往上走呢?现在大家一个普遍预测就是,习总书记近期也特别强调,我们未来的经济可能呈“L”型转化,所谓的“L”型就是从10年开始,从顶部然后慢慢下来了,出现了一定的拐点,开始在底部徘徊,这叫L型。那么这个L型的底部会持续多久才会转成“U”型呢?很多专家的预期是5到10年,就是未来我们还要5到10年的调整期,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长期高增长30年以后,按照世界经济规律,应该调整20年左右,日本调整25年了,已经很长了,所以日本的情况是比较糟糕的。咱们想在20年之内调整完,我们从08年以后算起,到现在已经8年了,我们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就是当前的一个基本情况。

当然,北京的趋势跟国家是一致的。除了大趋势跟全国基本一致以外,我们自己有更高阶段的问题,就是“富贵病”,这些问题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也是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市委市政府特别点出。咱们现在老讲发展,未来的发展要突出问题导向,首先要搞清问题在哪里。这次问题中有一点,就是党员干部思想作风、能力水平有待提高,这单独拿出来说说,所以后边强调党建的问题,干部队伍的建设问题。刚才讲的是形势,未来五年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根据这样的环境,我们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二、未来五年北京要达到的目标

    未来五年,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经过五年的努力,我们的目标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目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要取得明显成效。大家看到,我们不再把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等放在第一目标上了,过去都是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目标,现在变了,这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在认真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指导北京未来五年很多工作的一个总纲,而《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第一条就是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所以无论是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是在“十三五”规划里,我们都把它搁在了第一条。

第二目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什么叫中高速?为什么要保持中高速?刚才也说到了,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其中有一个就是人均GDP要达到12000多美元,还有一个就是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些都是一些具体指标,要达到这些具体的指标,我们必须得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而这个增长速度就是中高速,就是6%到7%之间。

 

我们将北京的经济增速与全国的经济增速做一个对比。改革开放以来,大概从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间,我们的速度远远高于全国,我们平均是10.5%,全国平均9.8%,但是进入“十二五”以后,咱们下来了,不再高于全国了。2011年“十二五”第一年,一下子比全国水平低下来了。那年,北京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倒数第一,确实把市委市政府吓了一跳。这和2008年奥运会也有关系,08年奥运会举办完以后,受奥运的低谷效应影响。然后从那你看,从8.1%掉到了7点多,我们就没在9那停,在8那只呆了1年,然后就到了7这个档上去了,在7这维持了3年,现在又掉到6这个档上来了。所以我们的速度下滑得比全国还要快,还要大。这就是北京自己的问题了,就是咱们北京跟全国,虽然大方向都是在往下走,但是咱比全国来得快,并且幅度大。怎么办?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我们再这么掉,北京发展的很多任务就难以保证了。所以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它能够维持中高速,现在国家层面掌握的中高速就是6.5左右,北京我个人认为,毕竟在全国来看是领先的,走在前面的,他已经很富有了,这个时候你的速度很高很难了,我觉得北京只要不低于6就是理想的。

还有就是,既然说GDP要翻一番,人均收入要翻一番,那么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多大差距?我们说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要翻一番,现在走过5年了,5年以后,我们离翻一番还有多少距离?我给大家统计了一下。比如地区生产总值,2010年是14000多亿,到2020年的目标就是28000多亿,现在咱们做了多少?完成了63%,及格了,未来五年努力余下的37%。然后城镇居民收入,2010年是29000多(年收入),2020年目标是58000多,现在已经是52000多了,完成了85%了,再加上农民的收入完成了55%。这就是我们这么一统计就知道了,我们未来这几年,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做什么。这是第二个目标。

后面几个目标包括生活水平和质量要提高;市民素质和文明程度要提高;环境要改善;各方面体制机制要完善。这跟国家目标战略是一致的。国家层面讲,到2020年,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要成熟、要稳定,不能今年一个说法,明年一个说法,来回变化,那是不成熟的表现。

三、北京“十三五”规划的具体内容

后面讲“十三五”规划的具体内容。从第二到第九,都是讲具体任务的,我捡一些重点或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容说一说。

第二,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着力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一)全面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任务

这部分提出四个具体任务:

第一,严格执行、不断完善新增产业禁止限制目录,坚决退出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这在禁限目录里已经体现出来了。从2014到2015年,我们都制定了禁限目录。

第二,引导和推动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的整体迁出,推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深入公共服务向境外发展,有序疏解部分行政、事业性服务机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城市病”,首先表现为人口太多,人口过多引发了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其他城市问题,所以大家就把重点放在人口疏解上。经过研究发现,怎么才能把人口疏解出去?不疏解产业,有那么多就业机会,人家当然不走,就愿意徘徊在北京,扎堆在北京。所以提出首先要疏解产业,企业要想出去,职工不愿意去,说交通不方便,过不去,另外,到那以后孩子上学问题、看病问题、养老问题都解决不了。顺着这个思路,产业走了之后,教育医疗培训机构也得跟过去,一些公共服务性事业也得过去。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了表示这个决心,也为了落实中央的要求,市委市政府机关也得搬迁,率先搬。按说机关单位不是低端批发市场,但是机关单位得带头。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不简政放权,搬到哪哪就会堵,所以在物理搬迁过程中,还得做化学工作,必须简政放权。实际上,北京的“城市病”在很多年前就开始显现了。那时,北京市委党校也接待全国各地来培训的各省市中青年干部,局级干部也都到这培训,来了以后都是让我讲讲首都的经济情况、首都的问题,感兴趣的就是交通、房价等。一说起这个,有人会说北京该迁都?中央不该在这……去安徽吧,去四川吧,去贵州吧,各地方都觉得他们那地好,我说你们现在是觉得挺好的,中央过去以后用不了十年,当地可能会变得还不如北京。北京是六朝古都,定都北京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北京西边是燕山山脉,东边是太行山脉,在风水学上都非常讲究。从一定程度上讲,风水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当年朱棣在南京夺权以后,他觉得南京不是他的宝地,一定要迁都,于是就请到全国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因为北宋灭亡以后,汉人都被赶到南边去了,后来到处找,找来找去发现著名的风水先生都扎堆在江西一个小山村里,于是派人把他们挖出来,让他们在全国各地找最好的地方,他要迁都。历时一年多,勘察来勘察去发现就北京最好,十三陵最好,最终迁都北京。所以,一个国家定都在这,行动中心选在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另外,迁都北京也有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考虑。

再一个,迁都代价太大。大家知道韩国首都首尔,卢武铉当总统时也试过迁都,迁都原因不是首尔的“城市病”问题,首尔的问题没有北京严重。卢武铉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首尔离朝鲜太近,觉得不利于韩国的稳定发展;二是韩国南部一直是落后于北部的,因为行政中心偏北,聚集了各种资源,所以当时卢武铉想通过往南迁都拉动中南部地区的发展。所以他竞选时就说出了这个想法,大量的选民投了他的票,尤其是南部地区选民。但是卢武铉上任以后,做起来发现太难了,所以干了一年多就停了,只迁了一部分行政机关。当时迁都的第一套方案就好比现在的四套班子,行政两院加上部分文化机构,第一批就迁这个,迁得半半拉拉,最后也停了,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没办法停,这是他的一个教训。

另外,日本东京迁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讨论,几乎每十年讨论一次,讨论到现在也没行动,就是阻力太大、代价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城市病”这么严重,雾霾这么严重,怎么办?迁都不是好办法,不是最佳办法。过去是说走为上,在这可不是,走不了,那怎么办?只能就地解决,你就得从这些途径上做文章。

考虑到这一点,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得率先作出表率,光让企业搬,光让低端人群走,说服力不够。近两年,北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我为大家梳理一下相关数据。

近两年间,北京市累计退出了污染企业700多家,三年累计退出了1006家,完成5年任务的大概84%。5年任务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疏解低端、高污染企业,当然,这些是要关停的。再就是严控高耗水农业的发展。北京水资源是最匮乏的,水资源是最大的短板,而农业用水就占总用水量的40%,耗水量非常大。所以咱们现在主要是对农业发展进行控制,搞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再就是拆除中心城的商品市场,2014年拆了36家,升级改造34家,2015年疏解150家,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再就是西城区“动批”疏解。作为西城区人大代表,我参与了很多疏解工作,也了解了疏解情况。比如,“动批”疏解不是简单的拆除、消灭,是要转型升级。首先要压缩规模,把批发市场基本上改成零售,保留一部分零售功能,因为当地百姓还是需要的。原来,动物园批发市场70%的功能是批发,并且是批发到西北、东北,甚至山东,所以要疏解这项功能。当然,保留下来的那部分零售不是低档次的重复,而是上档次的零售,要进行网上交易,减少客流,减少车流。西城区政府引进京东商城,给商户搞培训,开通网上业务,大家从网上就可以看到商品展示,然后签协议,签完协议之后,如果需要批发,仓库搬到了永清,到永清提货就行了。

 

升级、打造、设计一条街。大家知道,西城有德胜园工业设计园,是中关村的一个分园,主要擅长工业设计。从西直门往外走,西外大街一带有动物园、建设部、建筑大学、建设部勘察设计院,设计元素非常多,设计要素非常丰富,再往南走,在百王庄那条街上全是出版社,是一条文化街,包括新华印刷总厂、外交学院、市委党校。所以,这些地方过去都是有定位,有布局规划的。根据这个定位,尽量取消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功能,打造、恢复建国初期作出的设计、文化功能的规划,非常科学。现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一带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2015年年初,我发现那不再堵车了,人少多了。当然,从业态上来说,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批发业务也到了一个末梢,也该淘汰了。还有多少人非去动批市场买东西呢?在做这个课题调研时,我们去河北考察批发市场能不能疏解出去,怎么疏解。

此外,很多高校也在进行搬迁、疏解。因为教育功能、医疗卫生等这些该疏解也得疏解。2015年的疏解任务主要就是这么几个学校:城市学院、工商大学、建筑大学,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给他们都下达了具体任务。

统筹利用疏解腾退出来的空间,主要用于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比如,不是批发市场一搬迁,我把楼盖得更高之后又干别的,不是这么简单。2015年12月,北京市规委主任做了一个报告,主任在报告会上讲,腾退出来的空间,60%要用于绿化,剩下40%再综合改造利用,大致上是这么一个划分。比如西直河腾退完之后到底怎么用,都是有规划的,并且规划要与北京市的规划保持一致。目前,西直河市场伏耕土地和绿化面积达到了136万平方米,而西城区职业高中的腾退空间将用于补充中小学的教育资源。前两年,西城区人口明显减少,当时又不允许流动人口的子女在那上学,所以关了很多所小学,地方自然也就闲置下来了。后来我们一看,这个规模在扩大,培训需求很旺,地方越来越紧张,经过做工作,把那块地给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盖综合教学楼,地基都打好了,西城教育局又来找我们了,说能不能把那块地再还给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政策放开了,我们小学、幼儿园又不够使了。怎么办?西城区到处都盖满了,哪有空地儿?你只能改造别的,建小学、建幼儿园。可是如果拆了旧的建新的,一所小学得4个亿,那原来如果是崭新小学保留的话,稍微改造改造,1个亿也就够了,可是现在没了,给党校了,党校设计这个综合楼,回不去了,地基都打了,回不去了。他们也很头疼,就到别的地拆旧房子盖小学,得多花好几个亿,这就是由于决策上的来回变化导致的资源浪费。

推进实施老城重组,强化中心城区政治活动、科技创新、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等高端服务功能,着力提升综合承载力和现代化治理水平。未来5年,东城、西城合并的事情很可能会落实,东西两城是中心城区,两区合并的问题需要在行政上重组、空间上重组,功能上也得重组。

(二)集中力量在通州建设市行政副中心

通州区的空间规划现在还没有完全对外公布,但是初稿已经通过了,下一步还得经过中央审定。目前的任务是确保到2017年,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项决策的制定过程其实也挺曲折的。从建设规律上来说,到2017年,通州行政服务中心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委办局都过去,因为第一批搬迁要求的是四套班子加上核心委办局,后来说完成不了,工程量很大。并且,通州区位于长安街的东延长线顶头,我们想把它建成地标性建筑。黄燕主任讲,理想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建筑能够把世界上最领先的一些建筑理念、环保理念、节能理念等可循环理念都体现出来。2010年之后不落后,起到一个标志性的目标,但从时间安排上来看,根本做不到。2017年就得入住,1年多的时间哪来得及?要论证、设计图纸,还要施工。

未来,北京将打造“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的空间总体规划格局。“一主”就是中心城区,包括最中间的核心区(也就是东、西城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一副”就是位于通州的北京行政副中心。“两轴”就是长安街与中轴线。南北中轴线,往北延长到昌平未来科技城,往南延长到五环外;东西中轴线,往东延长到通州区副中心,往西延长到石景山区首钢。腾出来的一部分空间,现在用了一点点,但大部分还是空着的,规委现在的想法是预留,暂时不占用,不做规划,这与过去奥林匹克公园这个地方,当时毛主席要求预留一样。“多点”就是每个郊区都有自己的主要功能定位。

(三)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人口调控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2300万人,在2014年控制的基础上,城六区人口要下降15%,因此,城六区人口不仅是增长要慢,而且得绝对减少,而城六区人口这些年还都是在往上涨的。比如2015年,西城区户籍人口又增加了3万人。一方面,政府号召疏解;同时,很多市民还是觉得将来西城区的户籍更有价值。所以,本来户口可以迁出去,后来又迁回来了,户籍人口竟然又增加了3万。这些人不一定在西城区住,不生活,不工作,但户籍又搬回来了,这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核心区的吸引力依然很大。为此,北京也采取了种种措施。

2015年下半年,我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带学员对城六区在人口疏解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遇到的困难、采取的措施等做了一项调研。目前,城六区人口之所以降不下来,主要问题还在于对优势资源舍不得放手,只愿意疏解低端批发市场等,稍微有点档次的就不愿意放手。比如,北京阜外医院。阜外医院紧邻北京市委党校,后来因为医院用地不够,就把新华印刷厂厂房的一个宿舍楼改造成了住院部,那个住院部离市委党校更近,楼对楼。阜外医院在世界都是有名的医院,很多国家领导人心脏有了问题都到这来治疗,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平均一周的手术量超过发达国家一年的数量,所以专家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里看病。所以医院附近不论什么时候都堵车,后来大家就抱怨,中央也提出,医院面积这么小,没法发展了,干脆搬到郊区县。医院也同意了,但是西城区政府不放,不让他们走,给他们做工作,说我们跟你们想办法。最后,西城区政府很有力度,把周边的居民楼全拆了,居民全迁走了,一整片的行政划区都给了阜外医院,建了新楼,一下把那一片全占了,缓解了交通压力,也缓解了就诊压力。这么做,就是宁可把居民迁走,也绝对不能把优质资源迁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招商引资最有说服力的。西城区有好多医院、学校等的优质资源,比如人民医院、阜外医院、儿童医院、积水潭医院、北大医院、空军医院、海军医院等,都在那附近,看病确实比较方便。但是现在要求必须把优质资源疏解出去,不疏解出去,人都不走,人们宁愿挤在地下室,因为他在这看病方便,孩子上学方便,学校没有次的,老师的素质都比较高。

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是2170.5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8.9万人,远远低于预期值。2014年增加了多少?36万。2013年是45万,2012年是50多万。这个数据要怎么看?比如,批发市场原来登记在册的从业人员有3千人,现在市场拆了,等于这3千人又减了,在数据统计上就减少了3千人,但实际上这些人没有真正走,而是散而不走。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所以统计上还是有问题的,我对这个数据还存有一定的质疑,所以人口下降得并不明显。

 

另外,为响应国务院的要求和号召,北京要实施居住证制度,稳妥推进在京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的落户工作,这是全国的精神,每年都得执行。一方面,要疏解人口;另一方面,要实施居住证落户制度。为了配合居住证落户制度,北京还出台了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在城六区从事批发行业,干一年减6分,如果到郊区县从事什么行业,干一年加3分,从而引导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那么,积分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落户吗?届时,还要根据北京市每年的户口指标来定,水涨船高,每年的户口指标大概都是有计划的。

(四)加快治理交通拥堵

未来五年有些新目标、新措施,要改善街坊路及居住区内的道路系统,畅通道路微循环。实施更有力度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适时出台拥堵收费政策及其他管理措施。截止到2015年,机动车保有量为561万。交通系统的建设理念,要实现“以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到2020年,要形成1千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现在是500多公里,未来5年我们的公里数要翻一倍,达到1千公里,可以想象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中心城绿色出行,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比例要达到75%,小客车出行比例要控制在25%以内,这都是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

在交通出行方面,到2017年,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部消除。到2020年,公交专用道要超过500公里,市交铁路要超过8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要达到1千公里左右,步行绿道、高速公路超1200公里,都有具体的、量化的任务指标。

另外,2016年的发展规划纲要里特别强调交通限行。北京市委市政府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2015年7月15日公布了京津冀交通的初步规划8个层面。所以下一步去河北、天津更方便了,就便于咱们功能的疏解,一是有干线铁路。通州区四通八达,高速公路也很方便,跟河北之间还会修一些干线铁路,再就是城际铁路,离北京70到150公里范围内的出行都可以通过城际铁路来解决。然后是市郊铁路,指的是辐射50到70公里,比如廊坊,比如固安,我们主要是通过市郊铁路到达,要修一些市郊铁路。再就是地铁。地铁指的是解决北京市区的,从城中心到郊区交通问题的地铁短线。2015年增加27公里,到2020年就要达到1千公里,地铁只修到郊区,目前没有规划跨到河北和天津去,跨城之间的叫城际铁路或者其他的。再就是高等级公路,目前规划的是京秦线,北京到秦皇岛的,便于跟秦皇岛之间的这种合作。再就是京台高速。从北京到台湾的高速公路。当然,一时半会可能还很难实现,但已经列入规划了。第一步就是要打通北京到天津的第三条高速,预计2017年开通。然后是环线高速路。有了环线高速路,你就把那些路就连起来了,石家庄和保定要去张家口的话,用不着到北京转车。北京的交通有很大一部分是中转,无论高速公路、飞机,还是铁路,都到北京中转。再就是新机场的建设和使用。所以,有了这些规划之后,京津冀之间的合作应该就方便多了。

前一段时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建设部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和具体的工作要求规划,其中就提到“要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这个说法怎么来的?我了解到的就是由交通问题引发的,尤其是北京的交通,最堵的是哪条路?是西二环,西二环的拥堵指数最高。但为什么感觉上西城并没有那么堵?一是我概念中觉得西城人少,人口密度少,二环旁边金融街、医院,居民很少,密度也不大,金融人口密度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那么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平时也不大走西二环,而是走街里边那些路,所以体会得不深,看完这个统计资料以后吃了一惊。后来,我们参加了几次座谈会去了解,为什么西城这最堵,据相关部门统计,在西二环上穿行的有70%是过路的,不是到西城来的,也就是说西二环是一个中转的地方,为什么得从这过?后来一分析,在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全是断头路,再没有其他的第三条南北能够通过的。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那么大的面积就没有南北相通的路,都是断头路,后来一分析,全是部队大院,到谁的大院门口都得绕着走。中央部委——财政部、统计局、审计署、铁道部、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海军医院、空军医院全在那边。所以,因为大院面积太大了,导致交通路线图这样,走到这以后只能绕着走,不能穿,这就导致西二环特别堵。所以后来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打通断头路?要想打通,从底下走地铁,不行。部队大院、高校都不同意。高校相对还好一点,军队单位更不行。后来还跟我们讲过,地铁从那底下走不行,然后你从它旁边走,想在门口设一站也不行,你设一站的话离我200米,要不然你吵到我,要求很高,所以修路的成本很高,老得绕。所以中央提出,中央不提北京市提没有用的,才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此话一出,很多人就担心,我们的大院都要拆了,市委党校也有大院,平时这两年周边的百姓就跟我们的保安打过多少次了,要求这个开放,那边绿地不多。我们是随时进来的,这是公共绿地,这是花纳税人的钱,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办公的,搞培训的地方。我们也曾开放过一段时间,发现成上访的地了,知道领导都在这,就来上访,这不行,后来就管,这一管周边居民就不干了,经常出手打保安,我们不是武警,我们的级别还没到,所以居民们并不怕警察,可是老发生这样的冲突,所以现在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比较被动。

 

前一段时间,北京市委市政府请建设部的一个副部长到市里讲课,他就解释,说这个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不是“一刀切”,也不是马上干,也不是所有的大院都要打开,所有的围墙都要拆了,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北京市情,而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必须的,因为你确实影响交通了,这个地方要逐渐做各种工作来打开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把院墙都给拆了。

在交通上还有这么一个规划,就是“十三五”时期,要在三环和四环中间打造一个3.5环。比如,知春路和芍药居的车流量特别大,这些纵向的路之间没有一个,除了三环和四环以外,中间没有相通的,所以把它之间打通,这个3.5环不是说必须的,不是封闭的,不是闭合的,根据需要,根据车流和人流,这个地方打通一下,这个地方打通一下,有这么一个规划。

(五)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城市管理体制和基层比较密切,要说形成这个权责清晰、服务优先、有序参与的体制机制,并且要推进城市管理的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构建大城管体制,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到底怎么去落实我想在未来5年会有具体的做法、措施出台。

第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当然要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主要任务是中关村要发挥引领作用,同时要配套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里明确要求,北京要引领天津、河北在创新上一块发展。中关村管委会也做了一个规划,怎么跟周边城市进行合作、创新,有这么一个规划。目前,已经正式启动是秦皇岛的项目,2014年签协议,中关村有些企业已经搬过去了。当时我去调研过,有两家已经搬过去了,一个是碧水源,是一家上市公司,搬过去一部分。再就是前方科技,虽不是上市公司,但现在做得也很好,前方科技是研究智能交通的,他们公司研发的智能交通系统,开发出来之后得找地方做实验,在北京这个特大型城市不可能实验。要做实验就得扩张规模,而中关村那个地方的地皮已经很贵了,已经租不起了。后来,秦皇岛市政府同意并且愿意他去做实验,秦皇岛开发区愿意在几年之内免费给他使用二层小楼,还有其他很多优惠政策,所以就吸引他过去了。

(二)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老的办法不行了,“三驾马车”不行了,下一步怎么办?中央提出要搞供给侧改革。那么,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原来的需求管理有什么区别?需求管理的重点抓手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个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年,经济学理论也都很普及了,经济学知识都很普及了,对“三驾马车”非常熟悉。而现在拉动经济增长不能靠这个,投资到哪去?房地产老有预想不到的变化;汽车不行,2015年北京的汽车销量下降到40%多,全国普遍都在下降,唯有奔驰是逆增长,因为奔驰走的是高端。大众型、中低端都不行了,所以汽车也不能作为投资重点。基础设施呢?北京的基础设施也挺成熟了,投资的余地也不大,所以投在哪?从全国来说,消费出口的制约率非常高,我们怎么办?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这句话的依据就是供给侧管理,因为供给侧主要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比如,原来的劳动力、土地、资本都用来搞批发市场了,都用来建钢厂了,现在不行,现在要把他们腾出来,发展高精尖、高端产业,这叫重新组合。

激发新的增长动力,一是供给侧改革,再一个是消费,要发挥消费的带动作用。北京的消费和投资是并驾齐驱的,并且这两年我们的消费已经超过了投资,它对京拉动作为,我们要继续发挥这个。北京的高端消费人群特别多,很多人在全国各地挣钱,到北京来消费,所以北京的消费市场是很有潜力的。

继续实施养老、健康、家政、信息、旅游休闲、绿色、住房、教育文体等六大领域的促消费行动……发挥首都优势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建议》专门提到引导境外消费回流,由头就是我们的境外爆买、抢购这种现象。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全年,中国的游客境外的消费达到了1.2万亿,这个数据一经公布,中央电视台紧跟着就做了一个调研采访,采访那些经常出国抢购东西的人,问他们为什么非要到国外爆买。这部分人群给出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国外的东西便宜。便宜在哪了?被访者谈到,境内外奢侈品的价差大概是60%,服装与化妆品的价差大概是30%左右。去年,我孩子在美国留学,回来时我跟孩子说你给你爸带双鞋,美国产的鞋子在我们的商场打完折2100元,我一看太贵了,然后把照片发给孩子,我说你看看,美国网上有没有,多少钱,网上一查,合人民币700多,就差这么大,我说赶紧带一双回来,多带几双都行。国内售价2100,国外700多,关税能高到那个程度?不是,而是物流等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太高了。出国以后,大家觉得国外比国内便宜这么多,不买东西太亏了。二是国外产品的质量好。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怎么样把这个智能的马桶盖让中国能够占领整个市场。大家都知道,连这个都得去日本抢,人家确实质量好。还有就是国内没有,智能马桶盖过去国内就是没有,就日本人讲究,英国都没有。我有一个同事在英国留学期间,就给他老师背马桶盖,中国当时开始卖都是日本里的,但是英国还没有,日本人比较讲究。在英国要买的话,马桶盖在国内是2千多一点,英国大概合人民币7千块钱,更贵。人家也是保护国内的东西,所以从中国背日本产品。所以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怎么去挖掘消费潜力?也得做供给侧改革。过去,都是我生产什么你就买什么,你要别的我没有,爱买不买,现在绝对不是了,现在得换位思考,得调过去了,过去是让别人适应咱们企业,现在就得让企业适应消费人群,一定得做这样的调整。比如滴滴打车就是摸透了需求者的心理,消费者嫌贵,我不要钱。高德地图也免费,那他靠什么挣钱?商业模式变了。人家重点是挖掘你的客户资源,客户就是资产,有了客户的手机号码、银行帐户,有了他的消费习惯,有了他的路线图,掌握了这些资源,将来可挖掘、可挣钱的地方多了去了,所以他刚开始给你设计什么都免费,这就是新的营销模式或商业模式。当然,这种商业模式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能够实现,如果没有互联网做配合,如果商家只知道客户的手机号和银行帐户,而没有互联网,看不到客户的消费习惯,平时客户的路线爱去哪他看不出来。现在不是,我在电脑上搜索什么商品以后,商家会自动弹出你想看的东西,天天给你推销、推荐东西,不用搜索,商家就掌握了你的消费习惯,你最近在关心什么。平时我的消费习惯、饮食口味,当我走到某一家餐馆附近时,商家会直接发送短信提示,我这个餐馆正在经营什么,有什么正是你需要的。我原来没打算进去吃,你刚走到那时他就告诉你了,你有可能会进去吃饭,这信息从哪来的?餐馆会从互联网中得到信息。这都是一些新的变化。

 

(三)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提升总部经济服务水平。什么是“高精尖”经济结构?201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高精尖”这一概念后,很多城乡结合部、郊区感到迷惑,比如新发地是搞蔬菜批发的,现在市委市政府要求他转型升级,压缩规模,怎么搞“高精尖”?他说我们都是农民,我们哪懂什么“高精尖”?我说大家不要把“高精尖”理解得太窄了,我们在调研之后大概给“高精尖”这么一个界定:“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结构,那么“高精尖”产业结构应该是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以配套产业为支撑,以部分产业链为补充的一个产业体系,不是说只有“高精尖”那一点,不是只有“头”,他还有“四肢”,这个“四肢”是为它配套,为它做支撑的,照样属于“高精尖”产业结构的一部分。

所以,六大功能区重点发展的核心就是要配套。我知道咱们这边也在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每一个地方都会形成一个核心,周边就应该是配套,这都是“高精尖”结构。

    (四)激发经济增长新潜力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我们给未来五年定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北京将构建5条宽度500米以上的一级通风廊道,多条宽度80米以上的二级通风廊道,未来形成通风廊道网络系统。搞建筑不能挡风道。   

第五,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格局。

以前北京市规委只做城区规划,郊区、乡村规划基本不做,现在统一了,实施全域空间管控。另外,推进“多规合一”。也就是说把“十三五”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三个规划一起来做,过去都是分头做,现在是一起做,这样有助于克服三个规划之间的矛盾问题。

郊区的下一步重点是要发展功能性特色小镇,这从市里到郊区,目前都已经被列入日程,每个城镇的发展,重点都在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第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着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年年在提,也没有更多的新意,主要是要打造咱们先进文化的高地,打造出我们的精神来。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文化中心,在这块我们差距很大,所以我这举了两个图片,就跟人家美国比起来,咱们没有真正的文化精品,为什么798厂这些东西都不可持续,代表性也不够呢。

再就是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习总书记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又是高度重视,他对这块是独有情钟的,所以这块也会成为北京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七,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八,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增强发展活力和创造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方面,深入推进投融资、价格、财税、金融等改革;行政方面,简政放权,也就是国企改革。近两年来,大家对国企改革都不满意,推进得太慢。那么这次北京市明确规定,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等领域,国有资本证券化率力争达到50%以上。另外,要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现在企业的成本太高了,有一位浙江老板曾经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在美国有一个企业,他把国内和国外企业做了一个比较。同样创办的企业,国内的成本是多少?国外的成本是多少?我给大家几个数据: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5倍;电力和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多。这些都是企业成本的主要构成。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劳动力成本比人家稍微低一点,但人家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来弥补,所以这次特别强调降成本,首先就是从这些成本上做调整。

第九,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十三五”规划实施提供坚强保证。党建方面,强调人才队伍建设,强调咱们现在处在改革攻坚期,工作难度很大,再加上种种原因。习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了这个问题,为官不为的现象比较突出,他也讲了一下为官不为有三种表现,有三种原因。第一是因为能力不足,导致“不能为”;第二是动力不足“不愿为”;还有一个是“不会为”。老办法不管用了,新办法又不会,这三重情况。

怎么调动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之后,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纪律要求高了,很多领导干部不敢为了,老怕犯错误。中央对哪些错误可以犯,犯这种错误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都进行了详细明确的界定。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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