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传：走进晚明

 

商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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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这个高层次的讲坛，跟大家谈一谈我学习明史的一点心得，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走进晚明》，这也是我近年来的一个研究课题，现在这个课题已经结项了。

一、曾经被误读的历史

晚明在中国历史上，名声不太好，我给它的定义叫“曾经被误读的历史”。大家说起晚明的时候，都说是一段遗憾的历史，这段历史留给我们太多值得思考的教训和启发。纵观历史，不管多么强盛、多么了不起的朝代都有一个从兴到衰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历史的怪圈，中国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历史的怪圈。大家可以想一想，秦汉以来，中国这么多的朝代中有哪一个朝代被称作“晚”，大家熟悉的就是晚唐、晚清、晚明，除此之外，没有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晚宋，大家不习惯这么叫，都称之为南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称之为“晚”的时段不多，这就说明“晚”和“末”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的定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跟着白寿彝老师编书，我和他编了《中国通史》明代这一卷，白先生说明朝的后期政治上那么腐败，可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要是能把这点写出来，这个书就不得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按照我们习惯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破不立，一定是在腐败的基础上才能生长出新的东西来。这个问题一直到我们真正对晚明做研究的时候才逐渐有了感悟。我的老师谢国桢先生，是研究晚明史的，可以说是晚明史的泰斗、权威。他年轻的时候在清华读研究生，师从梁启超，梁先生也是研究晚明史的。但我的老师主要是做晚明历史文化研究，所以我们从老师身上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结合，历史上对晚明的认识，开始思考晚明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明的名声不好，明朝灭亡了，可是问题是“晚”不是“末”，“晚”和“末”的区别在哪里？就像是白先生的话，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快到末路了，走下坡路了，可是它的经济文化繁荣，这个时段叫“晚”，所以晚明也叫盛明。晚明和晚清、晚唐不完全一样，晚唐和晚清都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坐标。晚唐的历史坐标是“安史之乱”，国家一下子开始走下坡路，晚清是“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进来了，把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扭曲了，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社会。晚明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历史事件。所以讲晚明大家的认识都不一致，不过今天史学界比较认可的晚明是从万历朝开始的。可是实际上大家知道，明朝这个朝代很早就出现了王朝后期的一些现象，出现得非常的早。明朝真是糟糕，说好听点是这个朝代的皇帝有个性，说难听点一个一个都不成样子，所以明朝和清朝完全不一样。

有一年，我跟着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走康熙南巡之路。有位清史学家就叫我，他说商传你来看看，在这个运河，康熙皇帝曾拿着仪器测量水位。后来我就问他，那其他人呢？他说其他人就只能在旁边看了，因为别人不会。我说这就是明朝和清朝的区别，明朝会是官员在测量，皇帝不会干这事儿，这是两种体制。明朝的体制给我们展现的就是皇帝的无能。宣宗斗蛐蛐儿；英宗被蒙古人抓走；成化皇帝宠幸万贵妃，比他大了十八九岁的一个宫女；正德皇帝游龙戏凤；嘉靖皇帝信道教炼丹，在宫里面差点没让人给勒死；万历皇帝，大家都知道他几十年不上朝；天启皇帝做木匠活，一切听魏忠贤的；最后到崇祯皇帝亡国。所以明朝的皇帝就是这么糟糕，到了晚明它都要亡国了，它的名声能好吗？好不了。可是大家不知道，其实晚明这个时段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社会转型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里曾提到过，“中国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实际上是范文澜范老讲的，被毛主席用在文章里。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发生，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这个说法对于学术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我们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今天我们叫社会转型研究。中国在没有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况下，它自身也在发生着社会转变，走向自身的近代化，只是这一点大家不是很了解。如果我们今天认定晚明与战国时期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转型期，大家会觉得晚明不得了。

清朝皇帝说明朝的灭亡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天启，我们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接受了这种说法，于是大家都来传达这样一个观念：明朝灭亡不是在崇祯时，从万历天启就已经要灭亡了。其实这句话是有目的的，清朝皇帝否定明朝是必须的，如果他不否定明朝，说前朝都好，那干吗还要取代人家，这没有合理性了。他一定要说明朝不好，而且这个不好，不是从崇祯开始的，而是从万历时代就要灭亡了，这样就形成了对晚明认识的一个理论。当然了，明朝灭亡了，灭亡的朝代一定不好，好朝代怎么会灭亡呢？可是明朝的遗民不拥护清朝，还是拥护明朝，这些遗民认为怎么一个好端端的明朝就这样灭亡了？我们要找自身的缺点。如果都是好的，也就根本不会灭亡了，灭亡了的这个朝代肯定有问题。

晚明和明初相比国力衰退很多。大家知道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他一生做了很多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五伐漠北、征服安南、开通运河，修《永乐大典》，他这一辈子做的这些事拿出任何一件放到其他皇帝身上，那个人都能名垂千古了，永乐皇帝很了不起。那个时候国力强盛，你看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相比，哥伦布的船也就和宝船带的舢板差不多大小，差得太远了。明初国力强盛，可是到了万历年间，它就不强盛了。当时日本人侵略朝鲜，咱们中国的军队就去支援了，到了朝鲜这一仗打了七八年，虽然把日本人打垮了，但中国也元气大伤。现在研究起这段历史，韩国对中国的明朝还是很有感情的，认为中国是帮助朝鲜打日本打得自己筋疲力尽，被满清钻了空子。韩国的史料里面一直在用明朝的纪年，像万历多少年、崇祯多少年，可后来就突然不记了，没有了国号和年号，因为明朝灭亡了，韩国不认可满清，他们对明朝有这样一份感情。但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在明朝初年就不至于，明朝初年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侵犯中国沿海，永乐皇帝手下的运粮船看到日本倭寇的战船可以追着打，打得日本落花流水，在大连旅顺这个地方把侵略的倭寇全部消灭，从此不敢再来，那时候国力多强大，所以到了晚明的时候国力确实衰退了。

晚明的衰落还体现在政治腐败上，当时宦官专权，官员贪污，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频发，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说晚明是社会转型期呢？

 

二、晚明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隆庆、万历年间，在江南苏州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农民种庄稼不如到城里打工赚钱多，所以都去城里打工挣钱去了，乡下的地便荒芜了，特别是条件不好的低洼地。但还是有聪明人，有一个农民谭小，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叫他谭三，廉价收购了乡亲们的低洼地。收购完这些地之后，他就雇人在低洼地挖水池子，这水池子一挖出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高处的水往低处流，就可以养鱼，高地也开始不那么被水浸泡着，可以种庄稼了，种蔬菜和果树，所有的种植都可以开展起来。水池子里面养鱼，水池上又搭建了猪舍和鸭舍，猪、鸭的粪掉到鱼池里面喂鱼，鱼还长得挺快，整个就是一个生态农业呀。而且他这样一整合，一下子就富裕起来了。

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欧洲不一样，欧洲的自然经济是以领主为核心，领主在城堡里面，有大量的农奴。农奴除了种庄稼、交租子之外，还给领主服劳役，这些农奴里面什么人都有，有皮匠、纺织匠、铁匠，所以领主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换。我们中国哪有这个，我们中国的自给自足是男耕女织。可是到了晚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经济被打破了，出现了谭三这样的人，出现了雇佣劳动，我们今天讲这是带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生产关系。而且这已经是一种商品经济，种这么多粮食，养这么多的鱼你吃不了，有人要它可以出售赚钱。这谭三更好玩了，他绞尽脑汁谋发展，他让农民不休息，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到城里去卖，这样大家就有了收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农村社会的变化，城镇生活的变化自然也是如此，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晚明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确实也跟着变化了。这给我们打开了晚明的第一幕。

明朝初年一个著名的大画家王孟端来到了京城，晚上在自己的寓所里面听到隔壁传来了悠扬的箫声，他听得心旷神怡，马上铺开了画纸，挥毫画了一幅墨竹图。第二天到邻居家敲开门，对邻居说：“你好，昨夜闻君箫声，今为君送箫材。”昨天我听到你院子里吹箫，今天给你送点引发箫声的材料，这邻居打开一看，这么著名的画家的作品，是天上掉馅饼吗？还敲开门给我送画！家人赶快准备厚礼，请进来说您能不能再给我画一幅，我弄两幅挂在这里多神气，我多给您钱，王孟端说你这是干什么，做买卖嘛，你是商人？随后他就把画拿了回来，撕掉，扔在地上拂袖而去，我这么高雅的画家怎么能和你商人为伍？那时候的艺术家不爱财，看不起金钱，清傲。

这是明初的故事，可到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就来了，文人开始爱财，爱到什么程度呢？像苏州的唐伯虎、祝枝山这么有名的文化名人都爱财，甚至有文人公开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这时的文人已经和明朝初年王孟端那样的文人不一样了，他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和底线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晚明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生活都变化了，人们不会像过去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样生活了，开始追求奢靡的生活。

关于晚明的奢靡之风，有这样的记载：“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以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易，号为时样”。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在我们那个社区里的那帮年轻人，他们现在穿得非常讲究，很多珍贵的好东西，有的是从远方运来的高价材料做成的衣服，而且做得奇形怪状，样式变化很快，人家号称时装。晚明的时候，装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追求个性化。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上分了几位华侨同学，穿着牛仔裤，那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不要和他们接近，穿成这样是流氓。等我女儿上学了，早上起来为穿衣服的事儿和她妈妈矫情，他妈妈就说你就老老实实地穿牛仔裤像个学生多好，这个时候牛仔裤成为学生装了，所以说时代变化了，服装的变化最为突出。

明朝也是这样，有一个官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小的时候念书，赶上领导来学校视察，学生都站着等候接见，领导走到学生中间，看到一位姓曹的学生穿得特别花哨，领导就对这个学生说，你家里是开妓院的还是唱戏的，怎么穿得这么不成体统呢？这个学生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等到这个姓曹的孩子长大当了官员，他跑到学校去视察，一进学校就晕了，学生穿什么的都有，家长还在旁边指指点点，“那个看见没有，穿得最新鲜的就是我的孩子”，他们以此为荣，地方官员也熟视无睹，不以为然。记录这件事儿的官员叫李乐，很保守，他写《见闻杂记》，写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不解，不明白社会风气怎么变成这样了。其实这就是社会变化的规律，服饰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标志，服饰的变化会引起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风气的变化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晚明这种竞奢的风气也流行到老百姓身边去了，以至于贩夫走卒们也是缨帽缃鞋，纱裙细裤，要是走在乡间小道上，隔墙就能听见一些院子里面传来娇滴滴的流行歌曲的声音，你在大街上碰见一个要饭的，这个要饭的会跟你说，“先生给点钱吧，在下别号某某某”。这样的时代太热闹了，与我们今天相比，就差一套卡拉OK了。明朝的民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个集子来看看，我看了之后很是感慨，明朝的流行歌曲真是数也数不清，而且90%都是情歌，占90%的情歌中有一大半还都是黄色情歌，而且只要一流行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男女老少没人不会的。

明朝社会风气变成这样，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大家贪图享乐，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这是说老百姓要追求有地位的人、士人的生活，而士人则要和官人一样，穷，就不好意思开口，会被人看不起，都要斗富。要注意我们中国的传统一直是不露富的，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人们就要掩饰自己的穷，就要露富，得跟潮流，你穷人家就看不起你，“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都追求享受，“至倒囊不计焉”，把这钱都花了，再想办法去挣。你怎么才能得到这么多钱，怎么去享受奢华呢？只有一个办法，叫“逐末营利”，“末”是什么呢？“末”是商，“农”是本，可现在是本末倒置了，把“末”提到了“本”的前面了，所以出现了“逐末赢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这段话出自山东郓城县的县志，它是一种批评，是作为一个反面例子来记载的，可是我们的感觉很好，这么一个山东的郓城县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县城里全都是商店，而且那个货物什么都有，卖什么的都有，非常的丰富，还没有城管驱赶。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繁荣啊，北方小的县城都这么繁荣，那么大的地方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生活上、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明末清初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化人张岱，他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游泰山的，我最初把它当散文来看，后来发现这是生动的历史资料。在这篇文章里，详细记录了在游览泰山途中各种服务是如何完善，而且这些服务还是划分了等级的。晚明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后来的人在史书上读到的多是批评，明朝人当时不这么认为，明朝人说不要禁止奢侈，因为追求奢靡才能促进消费、才能拉动生产。“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这是一种消费观念，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不一样。我们的传统观念追求节俭，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果这样过九年，做衣服的不都饿死了？明朝人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有史料记载，当时苏州知府觉得社会风气有问题，想整顿整顿，觉得硬性制止大家肯定会闹事不干，就提出一个要求，妇女都不要上山烧香，有伤风化，结果没出三天就有人跑到政府门前坐着了，说大老爷给碗饭吃，没有人上山烧香，我们跑车的人就没活干了。这说明当时社会的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了一个链条，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会影响个人生活，当时的社会管理者——各级官员没有想到，形成这种链条之后就不能轻易调控，这是当时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一个认识。

我们现在来评价一下这种现象，好还是不好？当然，肯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后面再讲，但也有一条最根本的“好”的地方，这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打破等级。列宁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但是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它没有等级阶级，只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打破了旧的等级，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它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了。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是社会的进步。所以你看晚明乱糟糟的，农民不种庄稼，要饭的也起别号了，人民都去做买卖了，这就是打破了旧的等级。在传统里面这叫“僭越”，僭越者就是超过了你的等级标准。而打破了等级社会就进步了。所以实际上晚明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开始了自身的近代化的过程，这又回到我们刚一开始提及的白寿彝先生讲的话，晚明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发展了，可是它政治腐败。

晚明的政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它的政治生活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团糟，非常腐败？不见得。

 

三、晚明的政治变化

晚明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改变。我们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万历十七年

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很多人都读过，这个人思想敏捷，很了不起，但我不同意他的历史观，我认为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值得一提的事件就是海瑞死了，但是黄先生写得就是好，通过对这一年的描写，给我们展现了晚明的政治历史面貌。而万历十七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值得我们思考。

万历十七年的年初就出了一件事情。年初有一个官员去顺天府考试的时候作弊，这个考生是官员子弟，文理不通，写的东西水平很低，可是也通过考试了，就有人把这件事举报了，一时之间社会的舆论压力非常之大，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就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再考一次，万历皇帝不同意，说问题归问题，哪能有问题就重考啊。可内阁大学士就劝皇帝，他说你老人家没关系，我有压力。最后只好派调查组去调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儿才慢慢压下去。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晚明那样一个君主专制时代，舆论说有问题，有官商勾结、作弊，政府就得派工作组去调查，还写出报告给大家公布，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允许？但是晚明就发生了，这就是政治上的进步，这就是变化！这件事情虽然在明朝的历史上是污点，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明朝变化了。

万历十七年末还有一件新鲜事，一个司法中层干部写了奏折骂皇帝。大家都知道明史上有一个海瑞骂皇帝，写过“嘉靖者，家家洁净而无财源”，故意把“嘉靖”写成“家家穷，净光净”，嘉靖一听就气死了，但海瑞不怕死，嘉靖自己拿这个奏书看独自生气，心想你想当比干我还不是商纣王呢，于是把海瑞投进监狱但并没有赐死，等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就被放出来了，成为清官的楷模。万历十七年骂皇帝的雒于仁只是个中层干部，他说我进京当官一年多，见了你不过三回，你整天一会儿疲软、一会儿动火，什么都做不了，走路都成问题，皇宫里有那么多的名医给你开药，你怎么病都没好？你的病医生给你治不了，我给你治，你的病就是因为喝酒溃胃，好色耗精，贪财乱神，尚气损肝造成的，你就是这病，我给你写了一个《酒色财气四箴》，这上面写着好的帝王怎样处理国家和个人生活，你就和坏的皇帝隋炀帝一样，你多念念就好了。万历皇帝看了后说这不是混账吗，大年三十的他堵着心就回宫了，明朝正月初一不休息，按惯例第二天他还得上朝。万历皇帝本来就不爱上朝，这一天他气得躺在床上装病，等着大臣们拜见问候的时候，再接上话说根本没病是被别人气坏了。可谁想到因为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大臣们都不过问了，这想说的话没说出来。皇帝只能自己申辩了，他说这人说我爱喝酒，你们在家里谁不喝点酒啊?说我好色，你们知不知道郑贵妃对我有多好？说我贪财，你们家里面不理财，日子能过下去吗？说我怄气打人，你们家里的仆人、儿子、孩子惹你生气，你不打？你看这个情况用咱们今天的话讲，就像两人打架要找一个公道人做主。你是皇帝，却让大臣给主持公道，哪朝哪代有这种事情？

万历皇帝无端让人给骂了一顿也很窝火，他说你们这几个大臣是我的爱卿，我让这小子给骂了，你们得给我出气。大臣们说皇上这样可不成，这小子可坏了，海瑞骂了皇帝买了口棺材，这小子才不这么干，他在家里等着您的反应，您只要有反应他就出名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传达、不反应、不理会，看他怎么折腾。于是从这天开始明朝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叫做“奏书留中”，是指上来的奏书皇帝不满意就不理你，搁置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大臣骂了皇帝，皇帝却都不敢反应。结果慢慢地这留中的奏折就越来越多。所以晚明在政治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形成了官员与皇帝的对立，在对立的过程中也有了心态的变化。所以说这反映了明朝君主专政的制度已经松动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再讲一个万历的故事，这件事让我觉得万历皇帝都有点可怜之处，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当太子，郑贵妃很精明，趁万历和郑贵妃两人在宫里面拜佛的时候，让万历皇帝写了一个字据，上面保证将来必须得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可是大臣们都反对，退朝后郑贵妃人家有字据，你皇帝答应的事情兑现不了，就不依不饶，弄得万历皇帝很尴尬。大家知不知道明朝皇室的钱从哪来啊？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国家是他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是这样的。明朝初年就规定了皇帝只能花四百万两，每年的官员赏赐和皇室开销都从这些钱里出，这规定到万历年间有二百来年了，全国人民都涨工资了，就皇帝没涨，所以万历皇帝也很窘迫。

（二）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说过这样一段话：“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这是许国的观点，这个观点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怪现象，就是上级领导一张嘴，基层干部就批判上级领导不能随便乱讲。晚明时小臣骂大臣的话什么都有。这反映了旧的秩序的混乱，新的秩序没有形成。如果说这种混乱好的地方，就是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主体政治观发生了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内阁大学士王锡爵遇见了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顾宪成就问了，王大人从京城来，这京城可有新鲜的事否？王锡爵讲了，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皇上和我们这些大臣们，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天下老和我们唱反调。顾宪成把脸一拉，说王大人此言差矣，“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政治能不变化吗？所以晚明这个时代，我们不仅说它的经济、文化甚至生活发生了变化，它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政治主体价值观念变了。

 

（三）私议朝政

沈一贯曾经当过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大学士，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过去批评政府，就是在街头巷尾，传小道消息。如今成什么样子：通衢闹市，公众之间，说书唱词，公然编成套路，抵掌剧谈，什么都敢讲，这成什么样子了。讲的都是朝廷的错误，而且还有群众基础还有市场，很受欢迎。

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反映了这些“众怀怨愤”的人有了话语权，过去是没有话语权，但现在有了话语权了。这个变化多大啊，这个变化是好还是不好？从传统政治角度来看，是好，它打破了原来非常刻板、非常严格的规定；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因为会把整个社会的导向弄乱了，老百姓没有明确的标准选择了。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形成了政治上的茫然的状态。

四、晚明时代的人文主义特征

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大家说人文主义老早就有了墨子、荀子、孟子，孟子还让朱元璋给封杀了呢，但那些思想都只是停留在思想上，真正在所有人心中产生影响，这是到晚明才有的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晚明时候，一个官员到另外一个官员的家里拜访，两人喝茶聊天。因为天气太热，主人就找了两个仆人来给他们扇扇子，凉风习习，舒服多了。过了一会儿主人觉得不太对，转身一看，发现仆人搬了一个凳子坐着扇扇子，就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扇扇子不会吗？”扇扇子的仆人立刻理直气壮地反驳：“你管我站着扇还是坐着扇呢，给你扇凉快不得啦？”

我在史料里看到这个故事，真是震惊了，晚明的时候人文主义已经产生了，大家在心中很自然地接受这些变化，过去的等级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家的认识转变了，已经由精英思想转变而为大众的行为。

晚明有一位大文人陈继儒，他的《陈眉公小品》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貌多情的妓女杜韦，与士家子弟范牧之相爱。当官府为保护士家声誉而刑罚杜韦时，牧之居然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以身体回护。官府无奈而将杜韦卖掉时，牧之又得内线的消息，派人扮作西商，买得杜韦，二人随即外出蜜月旅行而去。不幸牧之途中染肺炎而死，杜韦将其棂柩护送归家，并以身殉情。这是一个爱情悲剧。而他们间的情人关系不仅得到了当时名流的认可，甚至得到了牧之家人的认可。据陈继儒讲，他为牧之作此传，乃是出于牧之子之请。我们看看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多开阔，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禁”的观念，我们能看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看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娘子，这些烟花女子一类的人物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还得到很高的评价。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所以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整个的社会思想都是发生了变化的。

当代西方学者对明中叶后的思想遗产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人文主义思想是肯定的。他们的观点有：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寻找儒家本质；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等。

晚明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对个性自由的主张，从王阳明到李卓吾都为人们追求个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时代人们没有个性，不谈自我的价值，从晚明开始人们讲自我的价值。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曾经评价晚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如此，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晚明。很多著名的文人都想做晚明人。关心文学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的源头也是从晚明文学发展过来的，可这么好的时代怎么又灭亡了？晚明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

 

五、晚明的历史思考

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畸形的社会风气，其次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没有能够把这些社会矛盾解决好，国家权力异化，国家权力成为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机器，人文精神缺失。如果我们追查晚明灭亡的历史原因，发现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可悲的是，明朝灭亡以后，大家去找原因的时候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包括顾炎武、王夫之这么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只有黄宗羲没有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一）畸形社会风气

首先我们来讲明朝的社会风气的问题。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里记载过，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卖鸡的摊位生意很火爆，一群人围着买，他凑到里面看个究竟，发现原来后面有很多人忙碌地给鸡注水，卖的是注水鸡。我看到这条材料，心里很沉重。我们是小农经济，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碰到商品经济时就会出问题。晚明的时候，江浙首先被商品经济冲击了，做假售假屡见不鲜。杨梅用大棕刷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拔了毛插上野鸡翎就充当野鸡卖，全是干这个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必然现象。

（二）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

明朝的医生乱收费现象也非常普遍。当时有位很了不起的儿科医生，他的朋友抱着孩子来找他看病，他一看就明白了，这孩子不过是出水痘，好好保护水痘症过去了就好了。可是所有的医生都把它说得不得了，都开大药方赚钱，挣完了钱也不能说出真相，以免砸了同行的饭碗。

（三）国家权力的异化

晚明时期，地方苛捐杂税的征收非常严重。你看看岭南收税的情形：“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虽然根据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一致，因此才会有当道者见之，心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的现象。国家公权力异化了，成为为少数利益集团而服务的了。万历皇帝就曾经派太监到各地大肆收税。

就是在万历三十年，欧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叫贝特案。这一年英国商人贝特在法院状告国王乱征税，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贝特最后败诉了，因为国王有权力规范贸易。可是这一天是英国税收的转折点，议会、法院都开始盯着国王，看皇室是否真的在规范贸易。如果不是，好，对不起，你不能做。但是在中国，御史给万历皇帝上书，万历皇帝却并不在意，那时虽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却与欧洲出现了差距。这些差距是最根本、最要害的东西，我们应该反思，总结教训。

（四）人文精神的缺失

更严重的是，苛捐杂税导致了晚明的民变发生。晚明的民变，以前一直认为是阶级斗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民变不是反对朝廷，而是反对苛捐杂税的政策，也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明朝的这种民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当社会矛盾变化、利益群体变化时，整个社会的格局就变了。政府应该相应地改变政策，人们通过这样的行动让朝廷知道了要改变政策，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社会就进步了。我认为民变的作用要大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推翻统治政权，自己做皇帝。民变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明朝没有解决好民变的问题。我这次到湖南发现了锦衣卫世家的宅子，上面有万历皇帝写的四个大字，叫做“锦衣总宪”，这是很少见的，就是世世代代做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就是明朝皇帝的亲兵，鲜衣怒马，穿飞鱼服，挎绣春刀，骑着高头大马，老百姓一看是锦衣卫来了全都跑了，都躲避开他们。皇帝设置锦衣卫来监视百官，也没有使国家稳定。最后明朝出事，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已经遍布秦、晋、楚、豫的时候，只有江南是稳定的，没有动乱，因为这里发生过民变，国家调整了相应政策，所以这时江南是稳定的。大家看到这样的历史材料，就可以感觉到晚明本有一个可以从传统转变到近代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却与我们失之交臂了，因为晚明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明朝不是被清朝灭亡的，而是被李自成灭亡的。所以一定要反思明朝自身的问题，而在明朝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明朝它需要什么呢？明朝需要的是政治改革，可惜这个政治改革没有一个人做出来，不仅做不出来，还直接形成了党争。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黄宗羲，写了有关政治改革的东西，可惜晚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当然就是明朝不灭亡，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思想也未可知，所以明朝留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历史借鉴，现在我们真的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今天的社会转型不仅有希望，而且一定会成功。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最优秀的基因，我们有这么好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事业做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给大家讲这么多。谢谢！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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