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兵：如何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

 

刘志兵 党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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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观点：在学习上知不足、不知足与知足

　　　　　共产党员建功立业要保持创业激情

大家好。在全党开展的面向全体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同志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关键在做”。实际上，一切党内学习教育、学习实践活动、教育整顿等，从实践的角度看，全部的落脚点和根本的检验标准就是“做”，对党员来说就是建功立业做合格共产党员。这是真理检验标准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上的应用，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也是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问题的最终指向。

我们说，党员都是受党的委派在一定位置上影响和联系周围群众的组织员、宣传员、示范员。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是时刻不忘记党员角色，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影响一方的模范人物。

下面，我围绕如何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谈三点学习认识，一是动力问题，二是能力问题，三是氛围问题。

一、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价值选择

建功立业必须要有动力。再好的机器，没有动力，也发挥不了作用。动力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价值选择。

什么是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满足程度高，价值就高，为之奋斗的动力就强；满足程度低，价值就低，为之奋斗的动力就弱。所以，价值选择主要是解决建功立业的动力问题。

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就已经对着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个誓言，实质上就是党员的价值选择。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们说，这是共产党人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但是，宣誓了不一定就代表完全理解了，更不等于完全做到了。组织入党和思想入党不能完全划等号。因此，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首要的就是对这个价值选择完全的理解、全部的接受并自觉的实践。

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哲学命题。从作为个体的人来讲，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活法，可以为他人而活，也可以为自己而活；可以为兴趣、金钱、事业、爱情而活，也可以为自由而活；可以体面的活，也可以像动物一样活，如犬儒主义者。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叶挺却说，“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这是指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活法。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社会的人，其活法又不能自由选择，一定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的社会性，而非自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的社会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准，纯粹自然的人就不是完整意义的人，如狼孩，出生以后没有接触过社会，就不能说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一个不需论证的公理是：作为社会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既然人不能脱离社会性，那么，不管自己愿不愿意，其人生价值的选择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四个原则的约束：社会性、政治性、崇高性和时代性。这就是人生价值的四个属性。

所谓社会性，是指价值选择满足社会需要、受社会认可的程度。有学者说：“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就是谈论人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我们经常讨论的“性善”与“性恶”、“利己”与“利他”，也是因为社会赋予人的价值判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说明，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基本生理需要，更在于社会和精神需要。因此，我们讨论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不能离开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一定是满足社会需要、具有社会基础的。

所谓政治性，是指价值选择受政治立场的影响，要满足所代表和服务的政党和阶级的需要。党员个体的价值选择，应该反映和受制于政党和政党所代表的阶级的价值观。换言之，政党的价值观与党员个体的价值选择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只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党员个体离开这个政党，一种是当大多数的党员个体和党组织价值选择出现了与政党的价值观背离时，量变发展成为质变，政党变质变性。所以，党员个体价值选择的政治性，影响着政党的生死存亡和党员个体的政治生命。有人说，我远离政治，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趋向和价值选择，无党派人士并不等于无政治倾向，无党派人士也是一种政治力量。

 

所谓崇高性，是指人的价值选择应追求代表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和人的发展规律的价值观，追求先进的、科学的、向上的价值观。这是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人体超越自我、向上向善的动力。如果落后的、愚昧的、消极的、腐朽的、庸俗的、狭隘的东西泛起，必然影响个体的健康成长；如果这种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必然影响社会进步和国家民族的发展。

所谓时代性，是指人的价值选择应与时代发展合拍、满足时代需要。时代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把握价值选择的时代性，至少应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时代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价值选择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历史是由一个个相互联系的时代构成的，没有时代就没有历史。反之，研究历史必须要在时代背景下研究，脱离时代谈价值观就没有意义。第二，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主题。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选择只有引领和回答时代主题，才具有广泛号召力、深刻影响力，成为时代最强音，成为人们为之不离不弃、舍得奉献一生的强烈追求。不能回答问题的价值选择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说“时势造英雄”？因为英雄选择了时代的价值高地，回答了时代的声音。今天，共产党人建功立业，就应选择这个时代最崇高、代表时代最强音的价值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以上，我们得出两点启示：一，价值取向决定一个人奋斗的最终高度，所有成员的价值取向决定这个组织的高度。二，满足以上四个原则的价值追求，才占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高地，才最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近100年来之所以一呼百应、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倒侵略者和剥削阶级，一扫中国人民受人欺凌、积贫积弱的旧面貌，实现在全世界的扬眉吐气，就是因为选择了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回应中国人民心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崇高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在当时受尽欺凌、在黑暗中探索的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中，无疑就像是在漫长黑夜中迷路的人们看到的一盏明灯，给予受尽苦难的人们一种再生的希望和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凝聚中华儿女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寻找救国的真理，旧式的农民运动不行，维新变法不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还不行，只有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先生”总是侵略“学生”，我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他们却来侵略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在这之前，“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毛主席在这里用的是“宇宙观”的概念。

我们现在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先进性。其实不只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现象，最后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上；西方对我们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入侵，也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选择的力量，欲遏制中国崛起，必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正确的价值选择，要打败中国，就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改变中国人的价值选择，从而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想起长征中的一个故事，这是红四方面军的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领后勤部队翻越党岭雪山时遇到的一件事。党岭雪山位于四川甘孜境内，是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中翻越的最高的一座雪山，海拔5000多米，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神山”。队伍的最前面是前卫营，之后是伤病员队伍。由于遭遇狂风大雪，队伍不得不在山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出发后，吴先恩前进到前卫营昨天宿营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红军战士遗体被埋在雪里，其中有一只露在雪外、拳头紧握的胳膊，里面握着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

 

这个故事，我读过很多遍。我们在想，是什么力量激励着这些红军战士至死都对中国革命胜利充满希望？是金钱吗？为了金钱不可能把家业都抛弃了来参加革命；是做官吗？在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违法的，做官应该到政府里面去；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崇高的价值追求，为了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的共产主义。

党岭雪山现在是一个旅游景点，风景非常漂亮，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人说，历史上这里只有两支队伍走过，一支是僧侣，另一支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没有信仰的人，是走不过去的。

长征，我们胜利了。对于长征的胜利，与其说是红军的胜利，不如说是信仰的胜利。因为信仰的高度，长征赢得了包括我们的对手在内的人们的敬畏。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突袭川南，与沿长江设防的川军形成对峙。蒋介石针对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和红军对人民秋毫无犯的情况，给四川军阀刘湘发电报，电报名字是《关于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应严饬所属爱护民众》。电报指出：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电报要求刘湘严饬所属军队，爱护民众，不要被红军所利用。

以上是蒋介石对红军的评价。我们再看一下张学良的评价。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国民党的“剿共”中心随之移往陕北，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自兼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11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毛泽东称这次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奠基礼”。张学良回忆这段历史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把兵都带没了！”张学良也承认红军中信仰的力量。

长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而且超越时空，走向世界，不少关注中国的外国人也对长征给予积极评价，甚至重走长征路。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美国军事史学家格里菲斯将军在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红军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率领1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

我们今天讲长征精神，为什么长征精神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视之为精神财富，包括我们的对手、外国人也都关注长征精神。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长征精神透露着人性的光辉，透露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追求。

没有这样远大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建立起如此巨大的功勋：就不可能战胜超越人的生理极限的自然困难，不可能打败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的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者和侵朝美军，就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也不可能取得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伟业、建国大业、伟大事业，都是建立在这个崇高的价值选择上面的。

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信仰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信仰，共产主义信念仍然是人类最先进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西方社会对我们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在内，都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消灭不公平，这样的价值追求是不是人类最崇高的选择、最美好的价值追求？

确立了这一崇高的价值追求，就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自信。现在有的党员干部精神不振、为官不为，这折射出了其在价值追求上的不彻底性。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从价值追求上找答案。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要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就要一步步地走，在当前，就是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们的价值选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长征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这是共产党员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奋发作为、建功立业的最根本的动力。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非常庆幸，庆幸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才能建大功、立大业，实现人生最崇高的价值追求。

我们说，共产党人建功立业，要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的大追求、大目标。这个价值追求，不是凭头脑发热，也不是仅凭朴素的意识，而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选择。

 

二、提高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本事

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需要远大的价值选择，还需要本事。没有本事，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落空。

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他还说，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基于这一思考，习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早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包括能力不足的危险在内的“四个危险”的论断。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在能力建设上的清醒认识和自觉。做合格党员，就要有建功立业的大本事。没有本事，再美好的愿景也将一事无成。

当前，我们党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共产党员建功立业，就要着力提高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本事。提高本事，要把握住四个要素：学习、实践、创新、担当。

（一）加强学习

学习是提高素质能力的重要渠道，这个道理不证自明。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学习。有人说上天是公平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给予了一个完整的身体和大脑。但为什么长大后，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根本的原因是学习。《荀子•劝学》上讲：吴国、越国的人，出生时的哭声都是一样的，但长大后习俗就不同了，这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

学习多了，懂得的道理就多，就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古人常讲修齐治平，这四大任务靠什么来实现呢？最基础的在于学习，叫“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是这么一个顺序。正因为学习这么重要，历代都留下很多劝学的话，如“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上更加自觉、要求更高。否则，就不能承担起先锋队的称号，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会在斗争中被淘汰。

正是基于对这一高度自觉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学习、特别重视学习。《党章》第一章对党员的义务规定中，第一条就是讲学习，提出了四个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党的组织上，各级党的机关中都设有专门负责党员干部学习的部门，各级都有党校，中央还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关于学习的法规文件。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指导和影响下，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在建党之初就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组建了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机构和制度，确立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原则，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而不是组织建党？因为从组织上把党建立起来，并不等于这个党就完全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资格。受中国的国情影响，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非常少，中国共产党要有大的发展，就必须吸取农民、小资产者等其他成分人员进入党的队伍。而农民阶级相比工人阶级，不接触先进生产力，较少组织纪律性，小农意识、自由散漫、思想狭隘。这样的党不具备天然的先进性。那怎么办？就要通过学习加强思想教育，对农民成分的党和党员进行自身改造，使其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样一支泥腿子队伍，有了枪，又有了文化，一下子就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这就是思想建党。

历史的看，重视学习是我们党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题。当时，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的。他还从三个方面讲了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二是，工作中有些干部的本领不能满足需要；三是，建设一个大党，担负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学习。他说，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

 

为了抓好学习，中央成立了负责领导全党学习的干部教育部，后来又成立了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和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强调了学习运动问题，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在延安设立了多所培训干部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等。延安时期党加强学习的一系列举措，为我们党担负起繁重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预感到由革命向建设转变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挑战，说，“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他进一步分析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现在，我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挑战，对学习提出了新的紧迫要求。习总书记对党员干部的学习非常重视，多次进行强调。他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5年时间里，有18篇开学讲话，篇篇都讲到学习，其中讲话主题与学习直接相关的就有8篇，也就是一半以上的讲话内容，都是强调学习的。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就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发表系列讲话、指示、要求，特别是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提出一系列的要求。习总书记还亲自带头学习，坚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习总书记说，我们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2015年底，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对政治局同志的学习专门提出具体要求。2016年，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还是强调“基础在学”。

共产党员加强学习，就要按照习总书记关于学习的系列讲话要求，认清重大意义，明确学习内容，掌握学习方法，增强学习效果。从党员个体学习的角度，我有三点理解。

首先，对待自己的学识要“知不足”。一个人在学习上就像一个球体，学习的知识越渊博，跟外界接触的面越大，就感觉到不懂的东西越多，需要学习的知识越多。坐井观天，天只有井口般大；登高望远，才知道天空的辽阔；当从太空看地球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所说的辽阔的天空、浩瀚的海洋，在宇宙之中，也只不是一个蔚蓝的点。知识再渊博，也有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即使是自己最熟悉的专业领域，也不敢说就全懂了。所以，在学习上要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虚心地向同行同事学习，不要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今天保住了面子，明天保不准就丢面子。

2014年10月，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在东南大学介绍由他主持的国际空间站上阿尔法磁谱仪（AMS）实验项目的最新实验结果。

有人问：“您认为真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

答：“我不知道。”

问：“您认为发现暗物质的价值在哪里？”

答：“我不知道。”

11月12日，他在中山大学演讲，有学生问：“您的研究对现实生活有何意义？”

答：“我不知道。”

问：“您怎么看待一些认为意识对物质有影响的说法？”

答：“我不知道。”

问：“您怎么看弦理论等物理学新理论？”

答：“我不知道。”

一共五问，五问五不知！

丁肇中主持的阿尔法磁谱仪实验项目，是探测宇宙中的暗物质和反物质，目的是研究宇宙的起源。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学项目之一，全球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600多位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参与。丁肇中连续回答5个不知道，这负责人还想不想干了！？丁肇中说，我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不会不懂装懂。正是这句话让他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能够领导600名科学家按照他的意愿去执行实验项目。这种对待知识的坦诚谦虚态度，是每个有上进心的人应该具备的品德。

 

其次，在学习新知识上要“不知足”。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时代。据有关资料显示，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翻一番，20世纪初是每10年翻一番，70年代是每5年翻一番，现在是每3年翻一番。有人预计，到2050年左右，人类如今所使用的知识仍在应用的仅为总量的1%。现在全世界每分钟都有一本新书出版，即使一个学科一年的新知识，一人就需阅读45年。过去，一个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可享用一生，或至少够一生所需知识的70％以上，而现在仅够10％，甚至更少。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所以，我们现在提终身学习的理念。其实这个理念，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有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办“无期大学”。

现在，人的认识能力在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无限地扩大。最早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的古人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地理大发现后，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但还是把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后来哥白尼发现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再后来，银河是中心，太阳距离银河有几亿光年，再后来，银河系也只是宇宙的一个星云，现在我们知道宇宙无边无际。

在微观方面，我们以前知道细胞是生物体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后来发现，细胞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又可以分割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由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构成。夸克是现时已知唯一一种基本粒子。那么夸克下面是什么，没有发现，但科学家相信，一定还有其构成物质。这正说明了世界无穷大、无穷小。宇宙无限，知识无限。

所以，学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最新，只有更新。一定不能浅尝辄止。毛泽东就讲，学习应该学到底，不能懂了一点，就满足了。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学习上最大的敌人。

第三，在内容选择上要“知足”。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不求进取，而是说自己不了解的知识太多，所以，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要精选对自己最有用的知识进行学习。现在，仅大学里的有正式名字的专业就有3000多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工种有1000多个，还有很多没有纳入，每年社会上都在不断产生新的工种、职业。而我们的学习时间精力有限，这就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个人兴趣与组织需要的关系，提高学习效益。

就党员来说，学习什么内容，不能仅凭个人需要。缺什么补什么，是根据组织需要、岗位需要和个人需要确定的，首先是组织需要，其次是岗位需要，最后才是个人需要，当然，如果能够实现三者的结合，是最好的。

当前，党员学习应重点学什么呢？主要就是两个方面，或者说共产党人念好的两本“真经”：一是系列讲话，一是党章党规。

有人会说，现在工作任务很重、压力很大、精力有限。这也是客观情况。但不能成为不学习的理由。正是因为任务重、压力大、精力有限，才要加强学习，提高工作效率。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现在学习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工作忙没有工夫，二是看不懂，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

毛泽东分别给出了解决的方法。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他形象地说，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有座位。他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从前人称“校对”为“校雠”（雠同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能胜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对待“仇人”的态度学习，就一定能够攻下来。

现在，党员的理论学习，组织都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同时，作为个人，还要学会挤时间学习。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数学上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公式：1的365次方还是1，而1.01的365次方等于37.8。这个公式中，1代表每一天的努力，1.01表示每天多努力0.01，365次方代表一年的365天。365天后，每天多努力0.01的会增长到37.8。这说明了日积月累的力量。素质能力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只要每天坚持一点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天长日久就会发生质变。

 

（二）勇于实践

在实践中提高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学习不与实践结合，就会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毛主席讲本领，从来是与实践一块讲的。而且，毛主席把实践上升到哲学高度认识，专门撰写了《实践论》。习总书记讲本事，也是与实践一块讲。比如，他强调，“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实践也是检验能力素质的唯一标准。建功立业的本事强不强，就是看实践。

实践需要实干。我经常讲一个观点：人民群众看一个政党，不仅是看他怎么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能够赢得老百姓的支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根本的还是说到做到。老百姓评价，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说的到、做的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劳。评价一个党员是不是合格党员，同样不是看怎么说，重要的是看怎么做。这就需要实干。

眼高手底、志大才疏、好高骛远、高谈阔论，机会就擦身而过。明朝理学家刘元卿在他的《应谐录》中记录了一件兄弟争雁的事情：从前，有个人看见大雁在飞翔，准备拉弓把它射下来，并说道：“一射下就煮来吃。”他的弟弟表示反对，说：“走在地上的大雁适合煮着吃，飞翔的大雁适合烤着吃。”两人一直吵到地方上的长者那儿，请他分辨是非。社伯说：“就煮一半，烤一半吧。”兄弟俩都高兴地同意了。可再次去射雁时，那雁早就飞走了。这个故事启示我们：空谈误事，实干兴业。

实践还需要会干。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被我们打倒，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移到城市，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担负起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呢？我们以前没有经验，自己心里没有底。国内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国外普遍存在着对中国共产党抓国家建设能力的质疑，“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毛泽东认识到了我们党面临的严峻形势，把进北京执政比喻为“进京赶考”，要求各级党委提高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他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这一中共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传授给全党同志。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和船，就不能过河。那么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一条横亘在自己面前的从未涉过的大河，能否过得去，桥和船的问题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各级很好地掌握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我们才收拾好了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当前，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任务，“不会干”的问题突显出来。有的党员干部虽然也有干好的愿望，但不懂规律、不摸门道、不讲方法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得存在着。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其深刻用意，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会干、善干上下功夫。这是党员干部建功立业的桥和船。

（三）开拓创新

崭新的事业要有创新的思路。

在当今社会上存在着“三问”：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乔布斯之问。李约瑟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近代以来再也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科技成果。钱学森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拔尖人才？乔布斯之问是说为什么美国能够出了如此具有时代创造力的企业家？“三问”聚焦到一个问题，就是对创新能力的思考和呼唤。

中国共产党人是创新大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包括习近平系列重要论述，都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在道路上，我们选择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具体领域中，我们创造并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检验的一系列实践成果，如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在世界上卓而不群的全新的发展道路，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正是基于这一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把创新提高到战略地位。党章规定的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第二项就是讲创新，要求全党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全党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这个“四自”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力，是一种创新的能力。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在党内存在着“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状态。这需要用创新的思路解决。

 

在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他认为，只有坚持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增强科学性、预见性，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他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而且创新贯穿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之中，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着重强调了用新发展理念衡量工作、指挥行动、训练干部，要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寻找机遇、打造亮点、拓展优势。他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

习总书记的讲话和党中央的要求，为我们建功立业提出了思路方向。

那么，怎么创新呢？

创新就要尊重科学、敬畏规律。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关键是如何准确把握。美军、北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突袭利比亚。五次战争，五次战法创新。美军之所以在战法创新上屡屡得胜，根本的原因是把握住了现代战争的规律。而其在政治上失分，也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军事与政治的内在规律。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决策失误，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违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拍脑袋决策、胡乱作为的结果。

创新还要有激情，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拿着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率领百余人的队伍，最终踏遍千山万水，一统天下，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大清帝国。但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当年叱咤风云、战无不胜的八旗子弟，最后连战马都跨不上去，弓箭都拉不开，需要人扶着才能上马。

古罗马原本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小城邦，早期的罗马人凭着顽强的斗志和忠勇的精神，开拓了一代帝国伟业。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罗马军团所向披靡，成为西方社会闻风丧胆的代名词。但当其精神懈怠时，灭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凯茨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争论》中这样描述罗马人的斗志丧失原因：“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渐渐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他们过去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部安心于做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变得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

八旗兵的兴亡，罗马帝国的兴衰，都告诉我们一个相同道理：当建功立业的斗志被消耗后，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党特别重视革命胜利后保持革命激情的问题。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1956年，毛泽东视察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针对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指出现在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用10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为了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对有的同志革命热情衰退提出了批评，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提出“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今天，我们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长本领也是一句空话。

2015年8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中办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时说：“工作既要沉稳、严谨，又要有激情，在完成基本布置的同时，对于属于自觉性、创造性的工作，必须发挥积极主动性去做好。”我们看一下，凡是做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团队，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充满激情的团队。像六七十年代的“两弹一星”团队，八十年代的女排团队，现在的载人航天团队、银河巨型机团队、马云团队，等等。没有激情，就谈不上创新。共产党员建功立业，就应有立潮头、唱大风、创伟业的激情。

（四）敢于担当

“担当”二字，对每一名党员来说都是沉甸甸的。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共产党人的担当与普通人的担当特殊之处在于，共产党人的担当责任更大、付出更多。普通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可以选择避难的权利，而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共产党人的担当，需要决心意志、智慧胆识，还要承担风险，有吃亏奉献，甚至牺牲的精神。当担当可能影响自己的前途、官位，甚至生命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敢于站出来的。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时间就强调了担当。他在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从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三个方面表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责任担当，承诺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他在谈到担任军委主席这副担子时说，“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提出“要时刻以党和人民为念，以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念，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决不辜负全军广大官兵的期望”，并把这“三个为念、两个决不辜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强调，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基本的政治品格和素质要求。如果只想当官、不想担当，不仅是对党和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这个官也很难当好。

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习近平对“为官不为”的现象十分重视。他曾说，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客观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党员在工作中遇到观念、利益的考验是现实的、严峻的。但党员就是党员，就要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要讲党性、讲原则，就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这方面不能打折扣，更不能与组织讲价钱。如，有的认为我们是基层，与高层比，可以标准低一点，工作打八折；有的以情况特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为借口，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我有利的就执行，对我不利的就执行不好或者不执行；有的认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与基层党员关系不大；还有的内心里开始也想坚持高标准，但又担心提出的标准高，被周围人看作脱离实际、不关心本地区、本单位利益，心存顾虑放弃了高标准。

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苗头，有的在局部看起来也是合理的，但放到全局上就不合理；有的一时合理，但长远看来就不合理；有的从人情上看似乎可以理解，但从应对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的标准看就不应该。这时候，就要看担当、看党性了。

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就要站在党和国家建设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自觉地把所在地方、所在部门、所分管方面的工作放到全党全国的大局中来考量、放在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大局中来考量，一切工作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与大局衔接起来、统一起来，而不能把所在地方、所在部门、所分管方面的利益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以上学习、实践、创新、担当四个要素，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本事提高过程的四个枢机。其中，学习是基础，实践是途径，创新是要求，担当是觉悟，统一于长本事的全过程。

三、营造风清气正充满正能量的政治生态

讲到这里，大家思考，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是不是有了精神动力，有了本事能力，就一定能够做好呢？光有这两条还不够，还要有一个风清气正充满正能量的政治生态。

邓小平说：“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一个部队战斗力强，打光了补进新兵还是战斗力强的队伍。一个部队作风好，部队打光了换新兵，甚至调一些另外部队的干部，它还是保持这个好的传统。”

实践证明，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滋养党员建功立业的“空气、土壤、水、阳光”，有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没有政治生态的滋润，动力和能力也不会持久。

政治生态由谁来营造呢？人人都有责任，但各级党组织要负主体责任。

习总书记强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要整顿不合格基层党组织，坚持和落实行之有效的制度；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我理解，这三个“要”，是对组织提出的要求，也是对营造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的良好政治生态提出的要求。这就要严格组织生活、严明奖惩激励、严肃用人导向。

 

（一）严肃党内生活

政治生命是党员的第二生命，严肃的党内生活是党员政治生命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条件。许多老同志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都认为自己的成长进步是得益于严肃的党内生活。

辽宁鞍山军分区原副政委余新元，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500多次，被授予“战斗模范”荣誉称号，7次荣立战功，4次负重伤，白求恩主刀为他做过手术，与“狼牙山五壮士”同属一个团，在狼牙山反扫荡中受伤昏迷，辽沈战役时右脚被打掉半只，雷锋和郭明义是他选送参军的。这样一个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民功臣，始终保持着纯洁的灵魂，始终警惕自己思想滑坡。1949年4月，经组织批准，余新元与军队医院护士田儒文结婚。结婚报告经政治部门批准后，当天晚上就和对象住在了一起。过后，他觉得有一个环节对不起组织。什么事呢？当时上级虽然已经批准了他的结婚申请，但组织上还没有正式通知本人，就和对象住一起了。这件事情，放到现在，也许觉得小题大做，对此不理解，认为组织也批了、别人又不知道，说出去很难为情，就不要向组织反映了。但余新元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就在党小组会上进行了认真的检讨，请求组织上严肃处理。那个时候的党支部也非常认真，根据余新元反映的情况，就给了他一个纪律处分。

60多年后，余新元回忆这件事情时，仍然深有感触，他说：“党员，就要对党说真话，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合格党员必备的政治品质和素质。正是这次处分，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注意遵守党的纪律，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不再犯错误。”

这些年腐败落马的官员，他们在忏悔中有一个共性的认识，就是认为自己思想的滑坡、行为的越轨，与长期不能加组织生活、脱离组织监督有重要关系，说如果当时有人经常提醒自己、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有的贪官入狱后甚至说：平时不管我，一管就把我关起来了。他这是在为自己解脱责任，但也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要严肃党内生活。群众也反映，有的党员，一直是建功立业的典型，突然间就出大事了。像戏剧《桃花扇》中唱得：“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与党内生活没有发挥作用有直接的关系。

反思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严肃党内生活上确实有质量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党内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批评质量不高，不能经常地拉拉袖子、咬咬耳朵，更谈不上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治治病了。

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把自己摆进去，非常谦虚地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不能因为当了领导干部、入党时间长了就以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很强的了，党性已经固化下来了。一些领导干部走向腐化堕落的过程说明：思想入党是共产党员永恒的课题，共产党员的党性并不会随着党龄增长和职位提升而自然提高，如果放松了党性修养、党性锤炼，党性也会下降，甚至完全丧失。因此，我们说，党性修养是一辈子的事。就像周总理说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中央纪委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这是对党内生活在监督执纪中的运用，体现了党内生活的重要性，对于严肃党内生活提出了新要求。

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就要把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民主评议党员，让党内生活成为党员健康成长的沃土，而不能撂为荒地。

（二）严明奖惩激励

习总书记抓党的建设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立规矩。把高标准与守底线结合起来，在用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导人向善向好的同时，也为党员划出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纪律的红线。

从激励的角度看，表彰奖励是一种激励，惩处也是一种激励。对作用发挥不好、违纪人员不处理，也是对积极分子的一种不公平，对政治生态的一种破坏，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正气不彰、邪气飞扬的乌烟瘴气的政治生态。因此，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就要坚持正激励和负激励“双轮驱动”，既要对优秀党员予以表扬，又要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对有不合格表现的党员区别情况，稳妥慎重给予组织处置。

 

当前，群众对“为官不为”“党员作用不明显”的现象反映比较多。有的群众形象地说，基层“苍蝇扑面”，使党的惠民政策、改革红利、创新理论停留在了“最后一公里”，群众听得到、看得见，就是摸不着，“春风难度玉门关”。有的党员干部精神不振，不会为、不能为、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有的党员入党时间很长，但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冲不上去，就像王安石讲的方仲永一样，“泯然众人亦”，有的甚至为虎作伥，沦为家庭势力、黑恶势力的帮凶、代言人。我们现在不是革命战争年代，不需要当“地下党员”，更不需要冒充坏蛋打入敌人内部，我们需要共产党员亮出自己的身份来，时时刻刻都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树立起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而以上这些现象，损害群众利益，啃食群众的获得感，挥霍群众对党的信任，影响党的形象，必须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问责制度上发力，对“为官不为者”进行追责。这项工作，各级抓得出了成效。据资料显示，2014年以来，已经有数百干部因懒政怠政等不作为的典型问题受党纪政纪处分。我们到中央纪委网站和各地方纪委的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党员被问责的处理通报。有的党员干部感慨“为官不易”，但干部“为官不易”换来的是百姓的生活舒服。

党员队伍要“清理门户”，对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要加大整顿工作力度，对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的党员，要进行相应的教育、组织处理，直到党纪处分。

（三）严格用人导向

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治理体系中，吏治最为关键。用人导向对治国理政极为重要。有什么样的用人标准，就有什么样的干部；用什么样的干部，就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公元1058年，王安石给宋仁宗皇帝上了一个折子。他在折子里说：当前要进行变法，最关键的是人才问题，而在人才问题上，教育、培养、选拔、任用都出了问题，“教、养、取、任皆不得其法。”为什么呢？王安石分别进行了阐述。

他说，一是教不得法。说古代学校教的和朝廷政事中用的，是完全一致的，工作需要什么，就教什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根据组织需要确定教育的内容。可是，现在教得是文章词赋。这些人写材料还可以，但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让这一帮子只会考试写材料的人来治理国家，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二是养不得法。王安石所说的“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干部管理而言的。怎么管理干部呢？有三条：“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他说，干部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会做出贪污卑鄙的事来，因此要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同时，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对于违反规定的要从重治罪。现在，中央养了大批的官员，官员系统搞得很复杂，有文官有武官，官下还有吏，历代从来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的。官多了，薪水又很低，还不断地降薪，这种情况，就不容易让官员做到清正廉洁、积极作为。三是取不得法。王安石说历朝历代都是选拔有能力的人，按照德才大小高下用人，而现在却是一切都按程序走，要求官员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每个台阶都要待过。实际上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什么都不会，因为干一段时间就要调走。官员只要不犯错误，不干事也能升上去。这样一来，选拔出来的干部多为平庸之人。四是任不得法。先王是按照德才用人，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同时在一个岗位上相对稳定一段时间，以考察干部的政绩和能力；还要专业化。同时要做到黜陟幽明，就是罢黜昏愚的官员，晋升贤明的官员，形成完善的任职制度。而现在没有一个科学的考核办法，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其治国理政水平很难检验。加上为了防止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专权，官不久任，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导致地方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

以上问题导致官僚不作为、不能为、不会为，甚至乱作为，有些地方，小吏大腐，小官大贪。王安石针对这些问题，就官员的选拔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试图改变用人的导向。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提出的纠治官员不作为、不能为、不会为，甚至乱作为的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都被采纳了。

我们党很重视用人导向。建国之初，毛泽东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

习总书记抓党的建设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抓干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一大批愿干、能干、会干的人才。这就有一个如何让能者上、庸者下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干部使用上缺乏能上能下的制度性安排，或者也有，但不完善、落实不好。在不少地方，领导干部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行政级别一般就不会下降；普通干部只要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岗位就是“铁饭碗”。有的人认为，只要我不犯错误，工作多干少干一个样，特别是在正风反腐的大背景下，熬天混日子；有的面对日新月异的形势，学习的紧迫感不强，不能适应岗位新要求，但也占着位子，导致在有的单位一方面闲人闲得没有事干，一方面忙人忙得团团转，工作干不完，二八现象明显；有的方法滞后，理念落后，不会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费了不少劲，工作效果一般，上下不满意；还有的胡乱作为，在工作中夹进自己的私货，靠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国家带来损失。

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在组织上“腾笼换鸟”，对不会为、不能为、不作为的干部进行坚决调整，把会为、能为、有为的干部及时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把建功立业的舞台留给能够发挥作用的党员干部。

习总书记指出，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强调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只有形成了不废“能人”、不养“庸人”、不容“坏人”的用人制度导向，才能从深层次上激励党员不断学习、提高本领、建功立业。

概括今天所讲：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价值选择，是解决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问题；提高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本事，是解决建功立业的素质能力问题；营造风清气正充满正能量的政治生态，是解决建功立业的现实导向问题。前两条是内因，后一条是外因，内、外因相结合，共同推进建功立业做合格党员。

责任编辑：张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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