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功臣政治

中国古代政治史，常常以朝代为限，因为朝代的兴衰更替，确实是一种重大历史现象。从远处看，夏商周三代已经开创了朝代政治的先河，而中国人熟知的朝代故事，还是发生在秦汉之后。历代王朝，如同遵循生物规律一样，几乎都存在着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过程，这就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探索朝代兴亡，汲取经验教训。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就是这一课题的高度概括。

一

与王朝政治相伴随，许多朝代开国之初，都有功臣政治问题。在朝代兴替的过程中，无非是天下暴动、和平政变和外敌入侵等几种基本方式。通过激烈的战争方式完成改朝换代的新朝，如汉、唐、明常常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功臣政治。通过政变完成的改朝换代，新朝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功臣问题，如隋朝、宋朝，但功臣政治问题并不严重。几乎可以断定，凡是依靠功臣努力完成改朝换代的时代，功臣政治就会如影随形地产生。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极端形式，无论胜败，都会伴随着巨大的牺牲。皇帝带领团队打天下，不能仅凭自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更多需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们。他们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击败对手，逐鹿成功。新的王朝诞生了，这是铁血战斗后的结果。对于功臣而言，新的王朝是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尊称为功臣。秦叔宝（名琼）是唐太宗的功臣，两军阵前，多次刺杀敌人最醒目的骁将。贞观时期，经常患病，他说自己经过的战阵二百多次，无数次受伤，前后流血加起来得有几十斗，怎能不患病呢？结果，贞观十二年（638年），他就去世了。功臣的鲜血是新朝建立的基础，没有功臣们的战斗功勋，就没有新王朝的建立。

新王朝不能忘记功臣们的功勋，所以建国之后都会特意表彰功勋，一个显赫的功臣阶层拔地而起。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常常伴随着一个阶层的兴起，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个新的再生道路。这是从政治作用于社会来观察的，而就朝廷政治而言，功臣们存在更主要是政治形态的，他们的历史功勋会转化成现实的政治能量，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作用。

西汉的功臣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西汉是没有任何历史基础，单凭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王朝，很多问题都是首次遭遇。汉代对功臣采取分封的手段进行肯定，当初跟随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有一百四十三人被封为侯，史书记载清楚，在举行封爵之礼的时候，还有相应的誓言，即“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即使黄河变成了衣带，即使太山（泰山）变成了磨刀石，封国也会永远存在下去，世代享用。同时，“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这大约就是白马盟的内容。这个宣誓，显然是皇帝对功臣们的庄严承诺。当然，史书也记录了白马盟的另一项内容，即“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是功臣们对皇室的承诺，绝不允许非刘邦子孙成为皇帝。

政权到手了，皇帝世世代代享受最高权力与荣誉，决不能忘记给自己的一班兄弟分一杯羹。汉高祖与功臣们刑白马歃血为盟誓，功臣们要世代忠诚刘氏天下，而功臣们有功，也可以世代享受高官厚禄。但是，这种形式隆重的宣誓及其背后封侯赐位的政治分享，仅仅是赏功吗？当然不是。跟随刘邦平定天下的功臣们，除了张良一心要退隐之外，功臣们都成为新朝廷的重臣，成为辅佐皇帝的核心力量。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对此特别概括汉初政治的“布衣将相之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臣集团当然不是单纯的历史概念，他们在现实政治中也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皇权对于功臣的依赖，不仅是从前的功勋，更重要的是现实政治的维护与支持。相对而言，新王朝要治理当今天下，虽然竞争对手被消灭了，但是治理任务同样繁重。汉高祖的《大风歌》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句，这绝对是新王朝的急迫任务，而举目四顾，皇帝能够信任的只有功臣集团。

与西汉相比，后来的功臣问题一般并不严重。汉光武帝有二十八功臣，后世称作云台二十八将，富贵荣华，并不稍缺。但是，汉光武帝却不给功臣们具体的政治权力，不让他们担任朝廷要职。唐高祖晋阳起兵，建唐之后，公布太原起兵功臣，明确功臣享有法律特权，不与政治职位相联系，所遵行的可以认为正是光武帝的政策。赵匡胤建立北宋，黄袍加身的背后有一批军事将领的支持，后来又南征北战平定天下，也出现了一批北宋的建国功臣。天下稳定之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们的兵权，报以大型地产和豪宅，用经济利益换取功臣们的不参政，依然是光武帝的思路。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的办法过于残酷，胡蓝之狱先后有几万人被株连，曾经的战斗友谊一扫而空。皇帝感到功臣集团的巨大政治威胁，才会出此下策。一方面是明太祖过于敏感的心理发挥扩大化的想象，另一方面是战后君主与功臣的关系确实存在某种紧张。

二

西汉功臣政治的负资产，成为历代功臣问题的一面历史镜子。功臣集团在西汉建国之初的地位如上所述，在政治领域他们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权。但是，长此以往，渐渐却生出新的弊端，功臣集团在政治上的排他性，严重限制了国家正常有序地发展。

皇帝与功臣集团的关系，具有战略联盟的含义，而这层关系是从战争时期继承下来的。战争结束之后，国家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主轴与主题都发生转变，这便是打天下向坐天下转变，暴力革命向全面建设转变。这一主题，是在西汉初年破题的，陆贾这位思想家功臣，有鉴于秦朝的失败，把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出来，不仅获得汉高祖的高度肯定，也受到历代的高度肯定。从此，国家转型就成为后来任何一个新王朝都不能不重视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

但是，和平到来之后，新的王朝持续由功臣集团控制，皇帝与功臣集团的关系就要发生摩擦、矛盾甚至冲突。功臣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这种权力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政治权力。在战争年代，集团领袖要分权力给自己的各级将领，以便他们更忠诚。韩信与刘邦就有过这样的过程，韩信要当齐王，刘邦不得不给。因为面对项羽集团的威胁，内部的权力分享有利于内部团结一致。刘项成败论，古往今来一直有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刘邦愿意与臣下分享权力，而项羽虽然作战勇猛，但心胸狭窄，主要证据就是不肯分权。和平时期，功臣政治的特点是，功臣集团继续把持朝政，继续分享权力。刘邦时期解决了异姓王问题，但是随后地方诸侯坐大，功臣集团问题依然存在。且不说地方诸侯问题，就功臣集团问题而言，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延续以往的经验，战争时期的权力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

国家转型过程中，皇帝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而这一点功臣集团往往不能理解。他们依旧相信，如今更应该分享权力，而这种权力如同皇权在一个家族内部传递一样，他们的权力也可以跨世代传递。但是，战争是一种特殊时期，相比于和平时期而言，战争时期是短暂的，政策是临时的，即使强化内部团结，注重内部分享，也是战时的权益之计。如果把战时政策全部在和平建设时期沿用，就会严重阻碍国家的转型。然而，功臣集团过分看重自己的权力，往往不能适应国家转型，他们甚至阻挠皇帝的国家转型倾向，阻止皇帝成为全民皇帝。

汉文帝的故事很能说明功臣政治对于皇帝的限制。功臣集团稳定了刘氏天下，挡住了吕后家族权力发展的去路，汉朝重归刘家。而文帝当选，是功臣们的主意，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文帝庶出，长期生活在长安以外的代地，即使当了皇帝也容易控制。这是史家早就看到的问题，而文帝也只能适应这样的朝廷环境，长期忍隐不发。如果文帝与大臣发生分歧，通常都是文帝方面妥协。皇帝一切顺从功臣集团的安排，皇帝被功臣集团绑架，皇帝依然仅仅是功臣集团的皇帝，迟迟无法成为全民皇帝。

西汉的功臣政治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著《二十八将传论》，认为云台二十八将不被光武重用（“光武不以功臣任职”）是因为汲取了西汉的教训。汉高祖以后，“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有抱关之怨”。范晔在讨论功臣政治造成了另外一层的问题，即功臣集团成为阻挡其他人发展的障碍。缙绅，通常指学人士大夫，他们学而优则仕，本来就准备为国家尽其才力的，但是因为功臣集团的阻挠，他们的人生道路走不通了。贤能之士，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只能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朝廷上的达官贵人都有通世之好，担任小吏的人才当然要发声抱怨。

范晔所论，也是天下共知的问题。在这方面，贾谊可谓典型。在《史记》中，贾谊与屈原同传，而同传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怀才不遇。空有一番报国之志，有想法有能力，但却不被理解，只能郁郁寡欢，被后人千百年同情。贾谊写过《吊屈原赋》，以极其哀痛之心替屈原抱不平，而所有人都知道，他这里存在着自己的幽情。其实，贾谊还是有所不同的，那就是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才干，而更可悲的是汉文帝也不能为贾谊做主，因为朝中执政的功臣看不上贾谊，皇帝虽然欣赏，也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上。读贾谊传，我们知道汉文帝一直惦念贾谊，有的时候甚至希望贾谊在外地做官消磨意志、熬光才气。可是，见面一看，贾谊依然才气十足。如果贾谊的才华消失了，文帝的自责之心会淡一些，可真实的贾谊让文帝更加痛苦。因为，如今的皇帝依然不能有所作为。文帝与贾谊见面，迫不得已，只能“不问苍生问鬼神”。

横在汉文帝和贾谊之间的，就是功臣集团。是汉文帝和贾谊两个人吗？不是。所有的皇帝和所有非功臣集团成员，都在功臣集团的阻拦之列。一方面，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时期，需要大量的人才加入；另一方面因为功臣集团的存在，皇帝却不能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推进建设步伐。皇帝依旧仅仅是功臣集团的皇帝，而要成为真正的全民的皇帝，还要不断去争取，至少要挣断功臣集团的枷锁。

唐朝初年，通常我们很少注意到功臣集团问题，因为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发明的“关陇集团”概念，完全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所谓“关陇集团”其实就是西魏、北周以来北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他们可以说是北周的功臣集团及其在后世的持续存在。这个视角是值得注意的，对于唐高宗而言，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团队也可以看作是功臣集团，至少具有许多功臣集团的要素。唐高宗终于通过斗争摆脱了长孙无忌这个集团，唐高宗完成了皇帝的转型。

三

但是，功臣政治是注定会走向衰亡的。功臣第一代，甚至第二代，他们对于权力的享有似乎有着绝对的正当性，连皇帝和法规也会对此给予承认。但是，进入第三代之后，他们的政治正当性理所当然地会遭到质疑。如此，功臣子孙的不自信会越来越严重，而攻击者越来越理直气壮。这种现象，表面上是一种政治斗争，本质上却是政治社会的进步，而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皇帝与士大夫合作，一起结束功臣政治。

这里所谓的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个群体。如果从广义的阶级论，士大夫属于地主阶级。但是，很多士大夫成员，可能在财产上一贫如洗。士大夫更主要的特征是读书人，是古代知识的拥有者。强调这一点，士大夫更应该归纳为知识群体。同时，士大夫又是官员的来源和去处，从而士大夫又与官员存在交合关系。有学者概括士大夫是士林、官场和地主的“三位一体”，由此则可以证明，士大夫既不是士林，又不是官场，更不是地主。士大夫是拥有知识的群体，所以在当时的理论上具有解释权，因为政治理论就是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对于朝廷的政策、行为也有评论的能力与影响力。如果笼统地总结，可以认为士大夫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精英的集合体。他们有社会理想，有政治热情，熟悉法律及其原理，明了社会疾苦，甚至不乏管理才干。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的贵族阶层被消灭以后，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士大夫就成为中坚力量。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的政治领袖与士人阶层的成功合作，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告别了贵族政治，中国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面对功臣集团，皇权与士大夫群体再一次进行合作。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结束功臣政治的转折期，正是汉武帝时期，广泛采取了从社会上选拔人才参与政治的政策和制度。察举制是董仲舒提出、汉武帝采纳的选拔官员制度，它规定：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给一个察举名额，40万以上的给两个名额。为什么汉武帝时期采取新的察举制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功臣政治衰落，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选官制度取而代之。

功臣集团的陨落具有必然性。其一，功臣集团相对于全部国民而言，自然是一个极小的存在，即使是对于士大夫群体而言，功臣集团也是一小部分而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人口普遍增加，但是功臣集团的成员却只会不断减少。以西汉的情况而言，功臣“子孙骄逸，多抵法禁，殒身失国”。一方面是他们行为不端，另一方面，法禁趋严。根据史书的归纳，汉高祖封列侯143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仅仅剩下了4家。所谓法禁趋于严密，自然显示了朝廷（皇帝）的动因。其二，功臣子孙也会有不同的人生选择，在读书入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的时候，或许就有功臣子孙不屑于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过活，成为人人鄙视的啃老族。相对而言，士大夫群体的崛起同样具有必然性。一方面，士大夫更具有社会代表性，他们是皇帝体现全民皇帝性质的更佳对象。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士大夫群体读书入仕，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和更大的优越性。

无独有偶，唐高宗打掉了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之后，也在选官制度上加强了科举考试的力度。汉朝的选官制度举孝廉是汉武帝时代大力推广的，唐朝的科举制度在高宗、武则天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展现，一个王朝的盛世景象开始酝酿。

结束功臣政治，挺进新时代，历史正是这样演进的。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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