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记忆

 

（一）

一个人在时间长河中的点点屐痕，如果有幸被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影像手段记录下来，那么回想往昔，他也许会有着或伟大或平庸或兴奋或懊恼的回忆；如果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将这些影像连缀起来，也许就会为他证明岁月深层里他所做过的某一件大事的无可争议性乃至后人对其一生功过的评价！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从我接触、拍摄、采访慕生忠本人开始，这样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整整萦绕了30个春秋。

知道慕生忠这个人是在1987年的金秋。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正值建军60周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连续播放了一个专题节目《让历史告诉未来》。该片共分12集，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系统并十分有新意地讲述了我军60年光辉历程的一部大型专题系列片。它的播出，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该片中的第十一集《献给母亲》主要讲述的是人民子弟兵在和平年代对祖国建设的贡献。这其中说到了青藏公路和慕生忠将军。解说词是这样说的：

“男：神秘辉煌的布达拉宫，它应该记得当年青藏和川藏两条公路，是怎样历尽艰辛修筑到拉萨的。

女：长长的车队就这样开动起来了，藏族同胞盼望的“五彩路”、“幸福路”终于修通了！

男：当初靑藏公路修进世界屋脊的时候，筑路总指挥慕生忠发现沿途连个做标记的地名都没有，他去找彭德怀，彭老总说：没有地名你不会取吗？于是公路修到哪里，慕将军便把名字起到哪里。

女：十年浩劫中慕生忠被打倒了。

男：这个一九三〇年便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老将军，忍无可忍跑到北京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指着由慕生忠命名的那些城市、山川、河流诙谐地说：我看打不倒嘛，地图上都印上了还能打倒吗？

女：打不倒，永远打不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吨的钢材，水泥、食品、纺织品，就是这样源源运进西藏的。”

这段解说词所配的画面是已76岁的慕生忠老人在地图前沉思；慕生忠和后辈们座谈；慕生忠与绕膝的儿孙们在一起玩耍。画面是我的老师梅门造带人拍摄的。它使得全国观众知道了就是这位老人修建了西部高原上支撑着进藏物资百分之八十的青藏公路；慕生忠从此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我是在文革中参军来到总后的。知道青藏高原上的兵站部是总后系统一支重要的部队。它的巨大贡献、艰苦生活和传奇故事在全国、全军广泛流传，使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们耳濡目染，总对那里的人和事有一种惊悚颤栗的向往。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慕生忠，他的姓名和功绩仿佛被政治风云裹挟起的尘埃湮埋了。系列片《让历史告诉未来》有着拨乱反正、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意义。该片把慕生忠和青藏线放在了60年来我军对祖国建设强有力支持的这个高度来表现，不仅说明了青藏公路在西藏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也告诉给了人们在青藏高原创造奇迹的慕生忠将军，是个在我们党史、军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人物。

（二）

我正式接触慕生忠是在1988年的冬天。

为庆祝青藏线建线35周年，我所在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总后记者站，在总后首长的大力支持下，决定拍摄专题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我作为这部片子的主创，先期来到兰州采访，开始了和青藏线、慕生忠及其家人的接触；也开始了用镜头去探究这个传奇人物充满英雄色彩的人生。

许多文献资料都谈到文革后慕生忠在1982年重返高原时的情形。其实，我敢说慕生忠改革开放后真正意义上的重返高原，应该是在1989年初夏的那一次。

那是我们《西部没有雕像》剧组协调青藏兵站部、青海省委、格尔木市委和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共同邀请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重返高原。那一次是慕将军和夫人、甘肃省委老干部管理人员、慕家老五慕临峰、慕家老十慕翠峰等近十人共同前往。活动时间之长，安排项目之多，接待规格之高，我想，之前之后都不会再有。我的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了这次慕生忠生命历程里重要的一次活动；随着拍摄我的心也渐渐贴近了共和国初期开垦西部公路时的那些个日日夜夜。

活动应该是从格尔木车站开始的。慕生忠将军从火车上下来，格尔木市的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到车站迎接。由战士、少先队员和厂矿企业职工等数千人组成的迎送队伍，挥动着花环和彩绸、鸣奏着军号和鼓乐，在车站内外组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这个场面我们用到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第一集《雪线篝火》之中。画面的解说是这样的：

“花环与彩绸寄托着人民的感激，军号和军礼凝聚着后代的崇敬。这位老人在五九年的政治风云中就削职为民，成为一介布衣。然而，漫漫30年间，这里的人们仍叫他‘慕将军’；这里出生的孩子，都知道有个慕爷爷。

就是这位老人，35年前从这里出发，去到北京，向国防部、向国务院，要求开辟青藏线。后来他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

在随后几天的拍摄中，慕生忠在不同单位、不同地点的座谈中，主要谈及的就是青藏公路建设的始末和其中的艰难困苦。我虽未能全程拍摄，但其所谈的主要情节和主要内容，还是都一一地记录了下来。

在兵站部和官兵们的座谈中，他谈到因为想修路跑到北京去找彭德怀的事。当时他想到的，是尽快以公路运输的方式，去结束劳民伤财、难以为继的骆驼运输，让西藏驻军的3万多人赶紧有粮食吃。但是，作为职业军人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似乎就看得更远一些。当慕生忠说到经勘查在青藏高原修路的种种可能时，彭德怀默默地走到了地图前，在西部的位置用手一下子划过拉萨和敦煌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镜头中，慕生忠讲到这一点，在他面前铺陈的地图前，也用手划拉了一下。形象生动、绘声绘色。

慕生忠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意识到了在青藏高原修路，不仅是要解决西藏驻军粮食的燃眉之急，更大的意义在于从内地建成一条联接西藏和祖国边防的神经，在军事上的意义更为重大！——这两个军人在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共识，化作了他修路时坚定不移的信念：要同时修出格尔木到拉萨的南线和格尔木到敦煌的北线，让青藏公路成为联接西南和西北边防的大通道！

慕生忠亲口给我说，也正是因为这两条公路，在五九年的政治风云中成了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的证据：一条通往印度，一条通往外蒙。慕生忠自然也就成了这个“军事俱乐部”的黑干将。

 

活动中，在一个明丽的上午，我们安排慕生忠来到了望柳庄。

望柳庄，是格尔木第一批建筑——青藏公路管委会招待所前人工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届时，已长成了参天的大树。看得出绿树掩映下的慕生忠是喜悦的，他对着我的镜头说，“当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出一条平坦的大道，在柴达木盆地里建设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这些目的你都达到了，现在该有胜利者回望自己成果时的那种自豪和喜悦了吧！

这是他的雄心壮志。在筹划修路的同时，慕生忠就决心在敦格线和格拉线的交汇处，建立一个进藏的枢纽中心。在和修路的先遣队到达传说中的“噶尔穆”时，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是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杵，坚定地说：“我的铁锹插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这实际上是格尔木建设的第一锹土；一个西部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的建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慕生忠游历望柳庄的过程中，一个中年汉子闯入了我的镜头。他跑上去紧紧握着慕生忠的手说：“将军，你来了，你来了？！”

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问：“你们认识？”

中年汉子说：“我们认识，是老熟人了！”

他继续说，“我是工程六队的，跟慕将军经过了整个青藏线的修筑过程，现在西格办工作。”

说着，他拿起慕生忠的手臂，说; “那块手表还带吗？”

工作人员随即说：“已经不是那一块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当年拉骆驼进藏、后又参加了青藏公路修筑的驼工。拍到这一幕，镜头后的我想到了慕生忠曾说过的一句话：“修青藏线， 如果没有这些驼工我连修路的权利都争取不到”。我想到了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里看到过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慕生忠1954年3月29日发给西藏工委的。电文中说：

“关于修青藏公路之问题，主要依靠西北运输队全体干部和驼员自行加工而成，故无一定计划，亦不需要另调人员。此事张、范等均知，请询即可”。

可想，当年这条没纳入国家计划的公路，不仅没有钱，而且连修路的人也无法落实。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的驼运队伍，决策者们是怎么也不会同意慕生忠在高寒地区去修建这条路的。采访中，我感到慕生忠在驼工中的威望非常高。这种高威望，也许是来自于一条缰绳、一串驼铃与他们一同生生死死在大漠、泥沼、雪山、戈壁中的跋涉；也许是来自在生命禁区唐古拉山上顶风冒雪，他挥臂抡锤打下的那80下钢钎；更有可能是来自每逢施工最为紧迫时，慕生忠对他们编故事、定指标、亮绝招，软硬兼施的狡黠和决绝！

当然，慕生忠对驼工们也并不光是严厉。在把路修到拉萨的那一刻，慕生忠把才拿到手的由周总理批示的“修筑噶尔穆到霍霍西里段”的那30万元，随即差人去到拉萨、日喀则等地买成了手表，作为了施工的奖品发给了筑路员工们。这些来自印度、尼泊尔各个渠道的手表，自然也成了日后他被批判时“走私，动用筑路经费买礼品送人”的罪状。

这一次重返高原，慕生忠执意要到格尔木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当时的烈士陵园是格尔木城外的一片荒郊野地。坟茔冢冢，荒草萋萋。埋葬着从进藏开始到公路管理局初创时期以及在以后公路运输、格拉输油管线建设、架空通讯明线建设期间牺牲的烈士。这里有36人的合葬墓，有被风雨剥蚀的看不清碑文的无主坟头，更多的则是不同时期、不同原因来到格尔木而殒命在这里的普通人。  

慕生忠十分固执地告诉我，他修青藏线时，只有一个韩姓的驼工，因在唐古拉时患肺水肿不听他劝告坚持不下山而牺牲外，再没有死过一个人！——他到这里来，是要寻找一下和他当年一同进藏时牺牲的战友。由于来的仓促，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祭奠谁，所以我们没有准备花圈，只是随身携带了一些绢带扎成的白花。老人独自在荒寂的墓园中默默地走了好几圈，似乎在寻找，又似乎在遐想。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无名烈士墓，止住了脚步，用颤微微的双手，静静的在墓碑上，摆上了几朵白花，神情凝重、怆然泣下！以后，这组镜头被许多纪录片和专题节目选用。当然，不同的编导赋予了这组画面以不同的、更多的说法。

（三）

慕生忠复出以后，三次回到了青藏线。这三次中他都没有忘却去一个地方——格尔木“将军楼”。

记得也是这个初夏的一个上午，天色有些暗，太阳不再朗照。我们一行人陪他来到了将军楼。他看了看他曾居住、办公过的一楼，又在慕家老十姑娘慕翠峰的搀扶下缓缓地登上了二楼。不知咋的，这几日兴致很高，颇为健谈的慕老将军此刻却是少言寡语、步履也显得有些迟滞。我们私下里议论，老人是不是有点累了？在二楼，他用手扶着过道砖石砌成的扶手，先是向楼下看看，后又抬眼向远方望去，像是进入了久久的沉思。

是的，这是格尔木最早建设的一幢楼房，修建于1956年的10月。其实，它的一层，是用格尔木当时自己烧制的砖石砌成的一排仿陕北窑洞式的五间平房，后来又在上面加盖了三间砖木结构的小房子，然后用一个明廊式的过道将这三间房子相连，这幢亦窑亦房亦楼的建筑就这样诞生了。它是格尔木城市建设的发轫，也是慕生忠决心建设高原、扎根高原的一个缩影。我想，仅就这些条件和设施，就是在当年也谈不上有什么奢华。但在千里荒漠之中，猛然拔地而起这样一个楼房，还是会显得十分乍眼和稀奇。据传这座楼原先并没有名字，但因是威凛严苛的慕生忠将军住宿和办公的地方，此后这里还先后接待过彭德怀、朱德、习仲勋、杨成武、洪学智等将军。所以就得到了一个名至实归的名字——“将军楼”。

在我的1988年的采访记录本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的国庆招待会上，毛泽东主席问幕生忠，“听说你在青藏高原住洋楼养狗熊？”，慕生忠一个立正说：“报告主席，住楼是表示我们要在那里扎根，养狗熊是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生活。”主席听完笑了笑。1959年以后，青藏线传出了“将军楼”是慕生忠专门为接待彭德怀而修建的这样一种说法，这里成了人们回避和讳忌的地方。文革中，这里俨然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多少个红卫兵小将在这里振臂高呼、口诛笔伐的清算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今天的人们仿佛猛然意识到了“将军楼”对青藏线和格尔木这座城市的意义。三中全会后，楼的正中堂堂正正地镌刻上“将军楼”三个大字；2006年，这里又辟成了“将军楼公园”。 蓝天白云之下，绿树环绕之中，建起了高大雄伟的天路纪念塔、青藏高原的钢化浮雕和化剑为犁的意象塑像，昭示着这段非凡的业绩已经刻入大地的记忆；规模宏大的“青海地质博物馆”和“慕生忠将军纪念馆”，也使得将军楼和将军本人在岁月的沉浮中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人们的敬仰和缅怀。

在纪念馆落成之际，慕翠峰来电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将老爸的将军服捐献给纪念馆，我豪不犹豫地说：捐！捐到那里，将军的东西才更能增添几分亮色！

 

（四）

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陪同慕生忠将军去了“昆仑桥”和“万丈盐桥”。——老人延续了在将军楼时的沉默。在昆仑桥上我们问一句，他说一句，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兴奋，更多表现出的则是沉思和追想。当然，他现在踏上的昆仑桥，是一座永久性的拱形钢筋水泥建筑，早已不是他和邓郁清用９根９米长的东北红松和少量的钢筋铅丝、在3天之内架起的那座了。来前，我做了些功课，粗粗的了解了昆仑桥的历史和邓郁清本人。所以拍摄时的询问，则有了更多的针对性。

邓郁清，青藏公路建设时期唯一的工程师，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为拍摄《西部没有雕像》和《问路世界屋脊》，相隔15年，我两次去到西安找他。这个在青藏线历史中怎么也避不开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为难找，问遍了所有的公路和西藏驻西安的有关部门，我终于两次在不同的地方、但都是老城棚户改造区内的楼房里找到了他。

采访中我了解到，邓郁清和修青藏线的大部分干部和管理人员，在修完路之后几乎都没能再工作。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抛到了生活的底层，开始了被批斗、说清楚甚至是关进牢房以及往后漫漫的上访、申诉过程；不管是共产党的将军、老干部、还是旧政府留用人员、国民党的起义将校，他们生命里最为值得夸耀的和在建国以后个人主要的工作成就，都集中在了青藏线，不知道这是种悲哀还是件幸事。

邓郁清是典型的旧政府留用人员。这个出生在福建上杭的青年，也曾有过“实业报国”的理想。他从小家境很苦，是随哥嫂长大。中学毕业后，只身去了广东。他先是考上了美术专科学校，后又转到在漳州的福建龙溪师范专科学校学习土木工程。由于他八岁丧母、九岁丧父，没有太多的牵挂，毕业后自愿要求来到大西北，开始了他和西部公路纠缠不断的情结。1943年，他以“计正”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参加了马步芳修建的从西宁到玉树的青藏公路。

马步芳打赢了由西藏亲英分子发动的青藏战役后，为避免此类事件重演、强化自己对玉树地区的管控，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西宁至玉树名为“青藏公路”的修建。1938年，道路只整修了西宁至大河坝的289公里便道，便停了工。 1943年，在抗日的烽火中，国民党政府又严令他继续向玉树结古镇修建，邓郁清参加的就是这段公路的建设。

按说这条路当时还是有着接受苏联援华物资和通西藏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的积极意义的。邓郁清的一只眼睛就是在这个工程里被炸坏的。然而，对他最大的伤害，还是因工程开工后不久，美国人就替英国人说话，劝国民党政府停止修筑此公路，以保证英国人在西藏的利益。因而，工程匆匆下马，钱被军阀马步芳几乎全给昧掉了。邓郁清和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只领到了3个月的遣散费，各回东西；一路艰辛、经费拮据。半路竟有工程技术人员因养活不了家眷而自杀的。而他则无家可归，只好又留在大西北，时而在青海，时而在甘肃，继续他和西部公路的不解情缘。

解放后，像邓郁清这样年富力强、有西部筑路经验、又能吃苦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了“香饽饽”。解放军从西北方向进军拉萨时，他被特别从西北公路局借调了出来，一路跟随范明和慕生忠边进军边勘探，为能否定从“黄河源、曲蔴莱、玉树到黑河”修筑一条支援西藏的公路，给军委写了个不可行性的论证报告。

一路上，他享受的是团级待遇吃中灶。到达拉萨后，由于对科技人员的重视，给他提了一级，可以和范明、慕生忠等一起吃小灶了。他告诉我，当时他只有30多岁，觉得和这些将军、老革命们一起吃饭不大合适。他连续两个月都不敢到小灶去，最后还是自己打了个报告要求仍到中灶去吃。

一天在拉萨看节目，张经武将军坐在第一排，邓郁清坐第二排。张将军转过身来跟他说，“你就是那个工程师吧，你的报告我看了，我们研究后，仍决定让你去吃小灶。”这时邓郁清激动地站了起来，连连表示感谢。

关于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他也是这样想的。1954年，就有同志要介绍他入党，可他却认为革命成功了才想到要入党，这不是有投机的嫌疑吗。在拉萨，范明也曾批评过他，“你到现在都没有一份入党申请书，你要混到什么时候呀？”57年他写了份申请，但，“反右”很快开始了，他入党的事就再也没被提起过。

在他家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他和西北进藏司令员范明将军紧紧握手的画像；他还拿出了第一次进藏时，他在海拔4000米以上采集的一些植物标本给我看。这些保存了半个世纪的花花草草，很珍惜地夹在一些透明的胶纸中，造型袅娜多姿、娉婷玉立，可以看出他早年的美术功底。当然，最能体现他美术功底的，还是修筑青藏线时，他用苏联DF——135相机拍下的那些施工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构图准确、曝光得当，是这个伟大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这些照片，我大部分都用在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和《问路世界屋脊》中，也正是这些照片，使我了解了青藏线修筑时的艰辛，同时也更加认识了慕生忠这个人。

如一张最早期昆仑桥的照片，使我见识到了这座传奇木制桥梁的原貌。据说，在我把它用到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之前，很少有人见过这座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特别是近年来，受责任和兴趣的驱使，来青藏线挖掘这段历史的作家、记者和社会自由撰稿人很多，他们更是只能在有限的文字描述中去想象这座桥的样子。

拿出这张照片时邓郁清对我说：“慕生忠命令三天内必须通车。三天内不通车，前面工人就会饿肚子怎么办？他把他的警卫员留下，说‘你照顾邓工的安全，给他做饭’；警卫员不放心他，他却对警卫员说‘他比我重要！’他一个人别了个枪就往前走了。

“在落成试通时，装满粮食的十辆十轮大卡，依次停在了桥边。有人提议，能否把粮食卸下来再通过，以免发生不测。慕生忠说来不及啦，就这样过！“

邓郁清说：“那我就坐上了第一辆车。我想如果出现了桥塌的问题，我就连人一块‘交待’了。这时，慕生忠一把把我从车上拽了下来，自己却上了车。说：你前边指挥，开车！。开第一辆车的司机叫徐云亭，我就对徐云亭说，你一定要招呼好，不能快，也不能慢，也不能停。我跑到桥对面趴在地下，把手摆一下，他就走一下；摆一下，他走一下。车过去以后，所有的工人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敲敲打打，我们三个抱在一起就哭起来了！”——说到这，邓郁清老人居然又老泪纵横啦。

我把这一段视频编辑到了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中。在准备播出时，我请中央电视台一个名望很高的技术“大鳄”来帮我校正一下画面的技术指标。看到这里，他没说技术问题，却扭脸问我：“那时候的共产党人咋那么好呢！？”我一时不知该怎么接他的话，却分明感觉到了这件事在观众心目中的回响，应该是给共产党人和他们所坚守的那个信念，加分的！

看得出邓郁清一生是敬佩慕生忠的。他说：“我太佩服慕部长了。他是我解放后接触最多的也是最为敬佩的党的高级干部。他对我说：‘修这条路，钱多了不行。钱多了有人就光想着钱，不想干事了；人多了也不行，人多了给养就要得多，青藏高原没这个条件；工程师和指挥员也不能多，多了意见难统一。就你我俩个最好，决定了咱就干！’”

说着他拿出了慕生忠1954年写给他的亲笔信。信是以毛笔写成的，主要内容就是邀请他来修青藏公路、讲青藏线如何重要。同时，他也拿出了15年前我为拍摄《西部没有雕像》时写给他的信。我惊叹老人的有心和执着。同时也感叹，戎马一生、闯过无数艰难岁月的慕老将军，咋就有时间练就了这么好的一手毛笔字？！我那趔趔趄趄、踉踉跄跄的几个字往那儿一摆，这才真叫“相形见绌”！

回到家，我又翻阅了1988年对邓郁清的采访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7年3月23日，重新复出的慕生忠到古城西安盘桓了一周。期间和邓郁清对杯长谈，说：修青藏线，我留了名，你吃了苦，我愧对你呀！

2010年底，我正在夜以继日地编辑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一天晚上，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他自称是邓郁清的儿子，说，邓郁清突患脑梗，现在已经是弥留之际，但他嘴里还念念不忘您现在做的这个片子。想在临终之前一定要看到这部片子。电话中，邓的孩子问我能否给他快递一份，以了却老人的这份心愿？这时，我毫不犹豫地刻了个盘就寄了过去。几天后邓郁清的儿子来电告诉我：老人过世了。遗体告别时仪式上不停地播放着《问路世界屋脊》。这个饱经世纪风霜的“老青藏”以这种方式和他的战友们告别；这个“青藏线上唯一的工程师”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特殊的绾结。

 

（四）

我们是在汽车上陪同慕生忠将军走完了“万丈盐桥”那33公里的路程。“万丈盐桥”是敦煌到格尔木公路中临近格尔木的一段。

车上我问他“为啥叫‘万丈盐桥’？”

慕将军答“33公里，用中国的寸、尺、丈来算算是多少？”

我虽然没能马上算出来，但却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算的。33公里，大约正好是“一万丈”。此刻，我对慕生忠的才学有了更新的触动。

围绕着“万丈盐桥”的建设，慕生忠充分表现出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智慧。胸怀，是他不带任何成见的大胆用人；智慧，是他对齐天然在盐湖上前无古人的修路所给予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修这条路，你怎么敢用齐天然这样的人呢？”他说：“我在陕北干红军，啥人没见过，咋不敢用呢？！再说，是彭总决定让他来修的。当时彭总说，‘你告诉齐天然，叫他给人民修一条路，给自己也修一条路！’”

是彭总决定让齐天然来修这条敦格线的？——我隐隐觉出齐天然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慕生忠和这个国民党的少将师长之间，一定有着不少的故事。所以，我决定到兰州去找齐天然，听听他口中的青藏线和慕生忠是个什么样子。          

1989年的早春，天还没有完全见暖。我把慕生忠和齐天然共同约到了兰州市临近黄河的滨河路上，想围绕着“黄河母亲”雕像，为两个曾是不同阵营里的将军拍一组镜头。来前三哥（慕生忠的第3个儿子、排行老5的慕临峰）提醒我，“两个将军一条路”都是你们记者们想出来的。其实，齐天然很尊重我爸爸，这会儿要见面，恐怕他们在一块儿还会有上下级的感觉，不知你的目的是否能达到。

我查过资料。修路时，慕生忠的干部级别是行政7级；而齐天然则是行政15级。按说国民党留用人员里，齐天然的级别不算低，但和1930年就参加革命的慕生忠比起来还相差很远。拍摄中，年长慕生忠4岁的齐天然，仍然有着老军人腰板挺直、器宇轩昂的样子；倒是在青藏线威风八面的慕生忠，此刻却显得安泰慈祥、和蔼可亲。两人可能共同想起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在围着“黄河母亲”像走完了一圈以后，并排坐在了树荫下攀谈了起来，气氛显得是那么的和谐和融洽。

最先，我把这组镜头用到了《西部没有雕像》中，解说词是这样的说的：

“这两个走在一起的人，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他，是共产党的将军；而他，起义前曾是国民党延安战区的城防司令；1954年修建青藏公路，将军与司令在高原上相遇了，并从那时一直走到了今天。司令说，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共将领，他和我们吃同样的饭，干一样的活。是啊，正是同甘共苦的生活，填平了阶级的沟壑，抚平了战争的创伤。”

片子播出时，中央电视台的一位领导不同意最后两句话。我们只好把它拿掉，改成了：“正是同甘共苦的生活，抚平了战争的伤疤，结下了兄弟情谊”。

时隔15年后，在青藏线通车50年之际，我又把这段画面用在了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中。解说词改为：

“这段资料拍摄于1989年。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个本来分属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军人，结下了横跨半个世纪的友谊？是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的理想与意志的结合；是中华民族同一血脉的承继和融汇。”

在这次来兰州拍摄之前，我就到过齐天然在兰州东岗西路农民巷的家里。采访中，齐天然笑着对我说，“要是给我和慕生忠每人一个团在战场上见，还说不定谁能打的过谁呢！但是，跟他修路我服他。他这个人有胆有识，还会用人。和他一起干，我没有一点自卑感。连任启明这样比他资历还老的老干部都说，修青藏线离开慕生忠谁也不行。

“我以前以为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介武夫。可当我修完敦格路上的“万丈盐桥”时，有人质疑这算不算一条路，说：教科书上规定，土的含盐量超过百分之七，就要考虑改线。可他对人家说：你说百分之七不行，那百分之十七行不行？百分之七十行不行呢？百分之百行不行呢？你都没有试过，怎么就能断定说这盐桥不算路呢？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呀。——听着他的这番“否定之否定”的议论，我深深感到他是在给我上了一堂马列主义的哲学课，自此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在齐天然家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他。

在写这一段时，我又打开了1988年对他的采访时的笔记，来核实一下某些说法。其实，不像有些资料上说的那样他是陕北人，而是河南洛阳人；也不是一直在高桂滋的部队从手枪连长、营长、辎重团长干到少将师长。他的经历却是颇有点“军人只管打仗、把命运交给国家”的意味。         

他是在1928年离开家乡的，在郑州曾被抓过兵。由于有点文化，被人介绍到汉口警察学校，后又因没有找到介绍人，只得回陕西改上中学。他上的中学因闹学潮，被官方封了。这时他就考上了位于福建鼓浪屿的炮兵学校军事教导队，正式开始了从军生涯。半年后，他来到了河北邢台的顺德府，加入了国民党第32军。这个部队是从晋军分离出来的，后被蒋介石利用，军长是钱大均（后高桂滋当过该军的副军长）。在这里，齐天然先是在教导队，后又到高射炮队当少尉副队长。就是在这个时期——1933年的前后，他的部队和宋哲元的29军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日”中的冷口、喜峰口战役；以后他又随部队一起辗转到察哈尔大庙子一带，和傅作义、张自忠等的部队一起共同参加了被我党誉为“抗日之先声”的绥东抗战中的“百灵庙战役”。也就是说，这个生在河南、长在陕北的汉子，早在“7.7事变”之前，就以自己的刚毅之躯，和日本人、伪蒙军队血战于长城内外，尽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职责。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他调到了高桂滋的整编84师。期间，入过黄埔军校训练总队第四期受训一年半，以后又回到高桂滋的部队。7.7事变”中，他参加了打得十分惨烈的“南口保卫战”，开始了在高桂滋部队中，从副连长、营长到辎重团长的经历。

关于齐天然参加过的抗日大战，我的笔记本是这样简要记录的——

长城抗日  冷口  喜峰口

绥东抗日  百灵庙战役

“7.7事变”  守南口之战，是宋哲元左翼（高桂滋部）

察哈尔的“沙城之战”

火烧岭之战   7天7夜  （山西灵石）

平型关团城口之战  （阻击任务）

忻口之战  （卫立煌的部队也在）

伤过四次——

（1）古北口长城抗战  颈部  子弹仍在

（2）塞北地区抗日

（3）中条山大战  下颌  小腹  腿上

 

好像不用说的太多了。这份简要记录就已经说明这位老军人是怎样从战火硝烟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当然，说到齐天然也不能不说，高桂滋的整编17师（原17军）被蒋介石由抗日前线调到宁夏固原，来执行封锁我党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这一段。他1946年配属给了属于胡宗南第一战区编制的西安警备旅，后来又到整编48师任少将副师长。就是在这个时期，为齐天然的一生留下了很多颇有争议的史实。他既通过他的亲侄子齐应凯的联系，为我党建立起了地下交通线，为我军人员进出边区提供了条件，解救过一些我军的高级将领；也曾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故意将一些辎重武器，通过一个营的溃败留给解放军。据说有12门山炮、2门野战炮和大量的弹药呢；但他毕竟是在解放军撤离延安时，担任过国民党的“延安战区城防司令”。1988年，我在格尔木的“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采访老高原杨庆繁主任时，他告诉我，这个时期齐天然抓过一个误入到他们防区的解放军小队，以后文革中军委还来人调查过此事；他还说，由于他“齐阎王”的称号，进藏到宁夏买骆驼时，当地的党政机关一看来人是他，居然不接待。

关于齐阎王的称号，我采访他，他是这样说的：打平型关时，他手下的一个营长看被打死的鬼子脚上的马靴挺好，想脱下来给自己人用。但死人的鞋怎么弄也很难脱下来，当时又怕敌人很快增援，于是，这个营长干脆就命令战士们用大刀连腿一起砍了下来，挂在马背上拿了回来。以后，在他指挥部的院子里，扔了满地的“腿”。不想这个场景被敌人拍成了照片，发表在了日本的报纸上，他的“齐阎王”的名号就这样被鬼子叫出来的。但也有人说，这是他在封锁陕甘宁边区时留下的“恶名”，别找那么多的理由。——以前，谈到这样的问题，可能许多作者都回避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还讳莫如深，不敢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齐天然，那也恰恰是贬低了齐天然在青藏线建线时的作用，也不能真正反映出他作为一个从旧阵营里走出的人，修路时的那种悔罪的心理和超常的胆略及干劲是哪来的（齐天然和慕生忠都这样说过）？！

其实，齐天然的贡献还不止人们知道的这些。以后我又查了些资料，得知他在任国民党123师代师长在成都起义时，是事先把敌人预先埋在成都各重要工业区及行政设施中的炸药拆除后，联系上时任中共成都第三区区长的高少儒（著名篆刻家）先生后，主动率领两个团撤离市区起义的。他为保护成都、实现这座城市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2年，详细提到齐天然在青藏线贡献的纪录片《问路世界屋脊》播出后，我收到了从中央电视台转来的一封信，是齐天然孙女寄来的。她告诉我老人已经去世，希望能得到这个片子。我想起了88年、89年两次到齐天然家时，仅有的一个瘦个子姑娘在屋里屋外的忙碌。我连忙把片子寄了出去，希望齐老将军在天之灵能得到些许慰藉。

（五）

2011年冬天，距青藏线通车50周年还有三年的时间，我接受了拍摄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的任务。这时，我终于有机会和时间重新查找、审视关于青藏线和慕生忠的所有影视资料了。当然，除了我在15年前拍摄的一系列镜头和从慕家后人以及邓郁清那里找到一些照片外，我极为重视的就是《解放西藏大军行》、《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和《青藏公路全线通车》这三部极有价值的电影纪录片。

《解放西藏大军行》这部拍摄于1951年8月的纪录片是当年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拍摄的。当时也许还不叫这个名字，片尾落款处，写的是“第二十六号出品”。摄影师中有我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看着我长大的摄影家徐来叔叔。整个片子还是以从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18军为主。提到西北方向进军的独立支队，只有短短的几个镜头，遗憾的是踏过泥沼、草地的马队进军队伍里，看不出究竟哪个是慕生忠。

反映青藏、川藏两路通车的影片最具权威的还属《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这部片子不仅影响大，而且还是当年少有的彩色胶片拍成的，里面的许多镜头和音乐都使人耳熟能详。

这部片子的拍摄者是“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和“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电影制片厂”。可见当年的八一厂还不叫八一厂。为什么要和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电影制片厂合作呢，不难理解！——我军三大战役的那些宏大场面的影片，当年都是苏联老大哥带着我军延安摄影队的小兄弟们拍摄的。据说当年是斯大林建议毛泽东亦或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为我军这些重大战役而拍摄。进军西藏，又没有大战役，“老大哥”若是一句话：叫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盟友带着你们干吧！——谁敢不听呢？！片子的撰稿是我敬重的军中作家魏巍；解说是我父亲的老同学、我国第一代纪录片人、名记者庞啸叔叔。

该片主要反映的同样是川藏公路建设的始末。中间说到青藏公路也仅仅是十来个镜头。看的出，这显然是后来加上的。但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镜头里却能看到慕生忠的身影：一个是他和当年施工团的团长在工地一起指挥施工的镜头；一个是他在拉萨通车典礼上接受鲜花的镜头。当时的慕生忠身着黑色棉衣站在军服笔挺的张国华、张经武将军身旁（当时尽管还没实行军衔制，但部队已在做授衔的服装准备，全军上下都已穿上了制式军服和带上了大檐帽），是显得十分特别。

关于这一段，我采访过慕生忠。他说，当年他接到的命令是：如果川藏线先修到拉萨，川藏线先举行通车典礼；若青藏线先修到拉萨，青藏线要等川藏线修到以后再一起举行通车典礼。慕生忠说，当我们把路修到羊八井的时候，就知道川藏线在11月27日，东西两路大军已经在巴河大桥会师，而我们要打通羊八井石峡成了胜利的关键。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往前赶。彭总派来的工兵团起了大的作用了，我们用了10天10夜打通了石峡，率先把公路修到了川、青藏的交汇口——堆龙德庆。

他还说，当我们把路修到拉萨以后，有人说我们修的只能算是一条便道，要把通车典礼的名字叫做“川藏公路和青藏便道通车典礼”，你说我能同意吗？！——我心想，你亏得没同意。要是同意了，青藏公路还能有今天的风光吗？邓郁清给我说，修路修到拉萨时，为了争口气，慕生忠命令我们全体人员一律换上新棉袄，扛着铁锹唱着歌进入拉萨。这一点从典礼的影片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典礼主席台下参加筑路的驼工们，早已脱去了在高寒地区干活时衣衫褴褛的样子，身着整齐划一的服装，个个兴高采烈地把手都举过头顶来鼓掌、欢呼；两台象征着从川藏、青藏公路开过来的彩车到达会场时，川藏线的车显得温文尔雅，大幅的毛泽东主席画像下写着“祝贺川藏、青藏公路胜利通车”的横幅标语；而青藏线的车则是在毛主席像后，大大地拉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只写着四个大字“青藏公路”，这样看起来既显得突出醒目又给人一种扬眉吐气感觉。紧跟着的一辆汽车上，坐满了满脸喜悦的驼工，挂着“青藏公路筑路职工代表团”的横幅，好像是在向世人们说，青藏公路就是我们这群不起眼的人修的，不信你们看看！

 

所以，看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慕生忠为什么要穿着和驼工们一样的衣服来参加典礼了；也就不难理解他接受鲜花时表情由严肃一瞬间转化喜悦的了。

我注意到，《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这个彩色纪录片的摄影，除了总摄影捷克的J.伐涅希以外，中国的摄影师是陈志强和张云清。关于张云清，我是在八一厂的片库中，如获至宝地获得《青藏公路全线通车》这个片子时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我自以为对青藏线历史的影视资料，在全军、全国中我是掌握或了解比较多的。但，青藏线宣传了那么久，采写过、拍摄过、编辑过青藏线历史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没有人用到过、甚至是提到过这部片子呢？在八一电影厂老干部楼下的休闲座椅里，我向前辈摄影师张云清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以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青藏公路这条路。我们解放军摄影队（当时确实还没叫“八一厂”）的主要力量都押在了川藏公路。当我和陈志强接到任务时，他们把路已经修过唐古拉啦，所以我们才匆匆忙忙地赶到了那里拍摄。”

全片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从画面上看，施工场面宏大，构图丰满严谨，每一个镜头的画面感都十分强。我也是八一厂出来的学生，知道这种构图的画面，一定是拍摄者精心组织后拍摄的。记得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纪实片也要去组织和安排。就是在战场上也一样，一点不组织，真的拍出来反倒是像假的一样。张云清老前辈在这个片子里拍摄的画面有：驼工和战士们在阳光下走向工地、施工队伍和运粮的驼队并行、施工人员在荒野中搭建帐篷、雪山下两列对称的施工队在奋力的激战、唐古拉山标牌下工人冒雪抢修道路、标牌下汽车车队通过唐古拉山等镜头。

看到这些，我知道了在《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中，所有的关于青藏公路的镜头都是取自这个片子，——这一切显然大多都是后期“补拍”的。因为这在当年不仅是个纪录片的创作理念问题，还在于胶片本身的昂贵决定了“拍电影”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件大事，一切的调动、组织安排都是正常的。这个片子中有关慕生忠的镜头，只比《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中多出了慕生忠在帐篷内和驼工及工兵团的领导在研究施工方案的画面，但青藏公路修筑时的整个过程和基本环节还是比较完整的表现出来了。

我问张云清，《青藏公路全线通车》这部片子为什么没能像《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那样影响大？他说，“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54年拍完以后就被封存了，各种场合用的都是《通往世界屋脊的幸福之路》。以后听说是负责修青藏公路的负责人——是慕生忠吧，他犯了路线错误，所以片子就被封存了。”

本文的最后，我想起了在一九八九年我们邀请慕生忠一家到青藏线的那次。格尔木所有的活动都结束了，他们一家从格尔木回到了西宁。当时正值总后兵站部领导换届。新一届领导想和青藏公路的开拓者慕生忠将军有一个适时的留影。于是，我安排他们一同来到距西宁35公里的湟源峡谷中来拍摄这组画面。

蜿蜒在湟源峡谷长达55公里的这段公路，是青藏公路的起始段。起着青海省农业区和牧区的分界作用，自古以来就有“海藏咽喉”之称。这里峡谷狭长、地势险要。陡峭的崖壁上刻有“海藏通衢”四个大字。据称，是左宗棠率军平定同治回乱、击溃阿古柏对新疆入侵时修筑的；国民党政府修筑从西宁到大河坝的公路时又加固了它；慕生忠也说，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赶骆驼到香日德几次都是经过的这里。

拍摄中，我让慕生忠和兵站部的领导在路上缓缓地往前走。我用的是广角镜头，背景是峡谷峭壁上“海藏通衢”四个大字，面前是平坦而曲折的青藏公路。——在这条天路上，开拓者和新一代高原军人正漫步向我们走来。

责任编辑：潘攀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531/8926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