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个命题包括：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先进分子是怎样选择的？选择之中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先进分子依靠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等等。其实，在这么多的“选择”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五四前后，在众多可选择的“主义”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选择？

五四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西方“主义”，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伯恩斯坦等人的“议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据统计当时冠以“××主义”的有330多种。时人周德之对此曾有形象描述，“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第1469号，1926年11月4日）从根源上说，在330多种“主义”中，主要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两个“主义”的选择。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哪些优势吸引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当时出了什么问题，让中国先进分子放弃了选择。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独特的思想力量。那么，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思想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介绍，特别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这是因为，一方面，唯物史观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唯物史观认为，作为表面构造的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以他的下面，即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并受经济的构造的决定，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同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还要采取马克思的“阶级竞争”方法，通过“阶级竞争”，使“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做工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台柱子”，依靠他们的力量才能把整个社会“撑住”；（《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20页）广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的责任也“是很重大的。没有学生诸君，社会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第3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524页）；此外，还要努力争取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样，通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传播，早期中国先进分子掌握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并把这些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认识工具。

第二，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只面临着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不是封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行，因为封建主义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而学习资本主义，又走进了死胡同。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左右碰壁的中国知识分子，蓦然发现，原来，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

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极为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再加上新生的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如苏俄政府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并“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以及“废除一切特权”等（《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0-361页）。这与屡屡欺压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向往社会主义。如毛泽东当时就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

第三，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鸦片战争以后，反帝反封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双重诉求。既然反帝反封建是近现代中国最为紧迫的双重诉求，那么，这一新诉求必然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思想的试金石。封建旧文化显然不行了；具有反封建文化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旧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并且，帝国主义用枪炮战舰强行“送”到中国来的西方思想，根本不可能具有反帝救国的功能。而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告诉人们西方社会存在种种弊端，行将走向灭亡，而且直截了当地号召人们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它、代替它，而后将建立一个高于它、优于它的社会制度。这必定在心理上容易被资本主义长期侵略的国家的人们所接受，因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此，斯诺曾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到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斯诺：《斯诺文集》第4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说明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问题。

第一，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文明的毒瘤。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方案的，并对之充满渴望。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现实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这些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科学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制止大战，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分子，转而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梁启超对一战后欧洲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最典型的是美国记者赛蒙氏和梁启超的谈话，他不赞成把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而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去就是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可见，大战的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信仰上的危机。既然西方人对自己都怀疑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

第二，在中国，虽然孙中山等人努力推动资产阶级建国方案，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事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合中国。南京临时政府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应该说，孙中山等人也抱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有一整套革命纲领，也有一支久经锻炼的革命队伍，但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可能主要是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出了问题。以孙中山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为例。孙中山所护的“法”，主要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他所护的《临时约法》既没有提出反帝的革命任务，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当然不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再如，他所护的旧国会，当时已经堕落成一帮只为个人利益吵吵嚷嚷的政客。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刘迎秋主编：《社科大讲堂政治学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了。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所谓“杜绝秘密外交”、“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和会召开后，他又大唱“和平民主”、“人道主义”的高调。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以为中国真的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自主地位，进而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如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使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就连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都把威尔逊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

然而，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要求，如七项“希望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等，不仅完全被无理否决，而且巴黎和会反而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尽数转交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词藻，转眼就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既成事实。内忧外患的中国，经过巴黎和会，不但没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反而使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公开把威尔逊直呼为“威大炮”。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从热切的期待转向了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失望，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独特思想力量，这时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暴露了自己的种种缺陷，再加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实践的失败，这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YJA710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说明】该文以《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于2013年7月4日《人民日报》第7版（理论版）。

责任编辑：董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606/8934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