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

（南开大学获捐的张伯苓1929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作演讲记录稿档案的复制件。 资料照片）

编者按：此次南开大学获捐的文档，是1929年7月12日张伯苓在巴黎高师的演讲记录，我们将其中体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部分内容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要把外国教育理念与本国历史结合起来

鉴于教育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完全依靠外国教育显然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外国教育重原理、轻现实，存在着弊端，效果往往不佳。留学欧洲的中国青年进入实验室学习，实验室提供的条件既纯粹又完美。而一旦回到国内，面对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形，他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他的脑子里填满了可以被套用的公式和绝对理想状态下的知识，很难适应具体的现实世界。他懂欧洲的理论，却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所有理论家一样，他走极端，鼓吹没头没脑的变革，以为找到了理论知识的用武之地，殊不知，错不在国，而在他自己。很多青年甚至不问变革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凡是变革必然是好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实行变革的方法。这种思维不仅在留学生中间流行着，而且在中国的不少教育机构里，甚至完全走着西方的路子，和纯粹的外国教育没什么两样。

因此，教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学生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从而推动他们感受、珍惜、维护祖国的尊严。

为此，中国青年决不能因所受的教育而忘本，他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之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

创办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创办阶段的工作十分艰难，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1898年时，最早的课堂就设在我的挚友、大学者严范孙先生家里，当时只有五个学生。但我的决心是坚定的，在几位挚友的关心协助下，我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最后终于有了转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学堂改名为南开学校。经过不断发展，时至今日已有2500余名学生，男女兼招，开设有大学课程和中学课程，目前正在筹备开设小学课程。我几次访问欧美期间，每到一所学校或学术机构，都欣慰地看到，那里或多或少都有南开毕业生的身影。他们在南开学校接受基础的教育之后，来到欧美继续深造，钻研更为艰深的专门课题，这很好。

支持中国学生到国外深造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我的立场有些令人感到诧异——我大谈用西式教育培养中国学生的局限和危害之后，却高谈阔论南开毕业生在国外继续深造之事，这不自相矛盾了吗？其实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学生尚未了解、浸润本国文化就过早地离开祖国，进入一家纯粹的外国教育机构学习，他很可能就无法把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祖国实际的需要。但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说的南开学生，已经在中国从老师那里接受了全面的教育，他们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需求，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来到欧美是为了精研他们特别感兴趣的课题，这些课题，他们在国内时就已经根据时代的需求和个人的爱好开始研究了。他们十分清楚为什么来到国外，知道在国外继续深造的目的是什么，明了学成后将来要干什么，清楚西式教育的局限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出现任何“水土不服”，他们从国外教育中吸收的都是有用的营养。

此外，除去每个学生从个人角度看到的留学价值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原因，促使我积极支持中国学生留学。现在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振兴对内对外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教育中国人，让他们了解、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建立一个现代、有序、强大的中国做好准备。我们还必须让外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当今思想。各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自然发展，已经越来越把中国带上西方的议事日程。虽然中西关系日益紧密，接触面日益广泛，但西方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的了解却远远滞后，连知识分子也往往对中国缺乏最起码的认知。连载小说、通俗喜剧、电影胶片塑造的传统中国人形象，既滑稽又可恶，还通过廉价瓷器上的图案广为传播。我们必须与这种形象做持久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会很艰难。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几乎未付出任何努力来扭转这种认识、改变这些形象，它们与事实是完全不符的，完全来源于无赖无知的想象。我们应该代之以中国人真正的形象，使其既能表现我们民族特有的优点，又能代表优美独特的中华文明。

在这方面，中国留学生可以完成这个有益而重要的使命。他们在国内受过良好的中式教育，能够代表中华文明，能够向外国人展示中华文明的风貌和价值，消除谬误和误解，为促进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旅居国外也可使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获得对西方更生动更真实的认识，而不是待在国内只获得一些理论上的认识。说实在话，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却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关于西方和西方文明准确而积极的印象。同样，我们也得承认，来到外国的中国人并非人人都有资格代表中国，他们有些人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来了，在很多方面还对自己的祖国知之甚少，而外国人则一般都认为凡是中国人就能代表中国，都对中国无所不知，因而常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对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片面认识。

中国知识分子肩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使命

我们要让外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思想的真实面貌。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也是一件好事。能够真正代表两个世界的优秀人才之间，应该经常交流，这有助于克服一些目前貌似难以克服的困难，平息很多冲突纷争。我们——中国的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必须让整个世界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真正的追求。这正是我本人在欧美和日本游历时竭尽全力去做的事情。我们要让世界了解勤劳真诚的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推广我们古老文明异彩纷呈的优点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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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获捐张伯苓珍贵档案史料

一份封存百年的演讲稿

近日，南开大学获捐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1929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作演讲记录稿档案的复制件，这对于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乃至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弥足珍贵。这份法文档案复制件由法国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捐赠，并经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翻译、校订成中文版。

演讲记录稿原件现藏于法国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部档案馆。今年3月27日，法比尤斯在访问南开大学并获名誉博士学位时将该档案复印件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法比尤斯早年曾求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014年他曾受聘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首席教授。多重的身份使他促成了此次档案复制件的捐赠。该档案复制件共计七页，包括主持人致辞、演讲稿正文、主持人结束语等内容，另附一页法国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部档案馆出具的档案复制件说明。

“1929年6月到9月张伯苓访问了西欧和北美。我们有他在英国的演讲，有在法国会见法国校友时的回忆文字，但是一直没有在巴黎高师的这份演讲。法比尤斯先生找到了这份演讲，从档案馆中复制了这份珍贵的资料，并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前夕赠予南开，我们觉得特别珍贵。”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先生先后游历欧美各国，募集办学经费，并代表中国出席日内瓦世界教育会议。1929年6月，张伯苓抵达法国。7月12日，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研究委员会之邀，张伯苓在位于巴黎乌尔姆街45号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演讲中，张伯苓谈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发展面临的困境、中国如何适应当今世界、发展公民素质以“救国强国”、留学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等主题。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教授介绍，此次演讲，是在1924年由“轮回教育”风波引发的南开大学教育改革之后，特别是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之后。张伯苓先生在这个演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外国教育理念与本国历史结合起来，决不能使中国青年因所受的教育而忘本；支持中国学生到国外深造，但不要在尚未了解、浸润本国文化时就过早离开祖国；出去留学不但要汲取有益中国的营养，还肩负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责任，等等。“这些闪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在国际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启示。”

据了解，南开学校建校之初，其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二人游历欧美，引来许多有留洋背景的名师报效南开，初时赞扬之声不绝于耳。然而，时间一长，全盘西化的倾向渐渐暴露出“水土不服”的弊端。1924年《南大周刊》发表了署名“笑萍”的《轮回教育》一文，对南开学校的西化倾向提出质疑，并引发了南开历史上罕见的罢课风潮。“轮回教育”事件促使张伯苓思考教育改革的问题。随后，南开大学出台一连串的“土货化”改革举措：1925年，规定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为国语讲授；1927年，不再使用美国课本，自行编辑教材；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最终出台。张伯苓在南开发展方案中认为，“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提出今后南开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种战略调整，开辟了南开发展的另一走向。

（记者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韦承金 吴军辉）

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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