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面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困惑，我们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为此，我们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新起点、新阶段上的新机遇

到2015年，我国改革开放大体上37年的时间。这37年里，我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创造了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纪录。这样长时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们国家的GDP总量。2015年年底，我国GDP总量达到67.7万亿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这个GDP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28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总量占全球比重1.8%，位居世界第十。现如今，我国GDP总量超过了1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3%，排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美国。2015年美国GDP总量在17万亿多，占全球比重23%左右。

改革开放37年里，我国人口增长了差不多42%，与此同时，我国人均GDP在37年里能够以平均每年8.5%左右的速度递增，非常了不起。到2015年，我国人均GDP大体接近5万人民币左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19倍，按汇率换算成美元，达到8000美元左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贫困的、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当时有2亿多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那么，我们是在哪一年解决了温饱呢？ 1998年，我国人均GDP第一次达到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进入了温饱。2010年，按当时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也因此说，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至少有三个比较大的历史性机遇。

（一）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到2015年年底，世界上有70个国家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就是达到12600多美金以上。来看这些国家的发展历史，当其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这个起点，这70个国家平均用了12年零9个月。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就是人口超过1千万人的大国，在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时，平均用了11年零4个月。大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起飞前和起飞后的前期慢，需要处理的问题多，需要累计的时间较长。可是，到了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也就是到了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冲刺阶段，一般地，它的速度比小国要快。大国经济一旦起飞，其发展的能量、冲击力，这个势能比小国猛烈一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有13.7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按照大国发展的规律，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我国应该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我国是在2010年第一次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如果用10年时间，完成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冲刺，那刚好是到2020年。我国“十三五”规划、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的一个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指标，就是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我国GDP总量是40万亿元多一点，翻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达到90万亿元。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到那个时候，我国GDP总量会超过90万亿。

此外，提出居民收入水平翻一番。其实，居民收入翻一番，带有不确定性，因为这里有分配因素。就是分配是不是合理，有的人可能翻了几番，有的人可能没有翻，但是一平均，被翻了一番。所以，从生产角度、发展的源头角度来说，还是将其还原成国民收入，就是人均GDP水平翻一番。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3.4万元，到2020年翻一番的话，就是6.8万多块钱，按照2010年的汇率折成美元，刚好是12600多美元。到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就经济增长来说，意味着我国人均GDP用10年时间（从2010年到2020年），刚好完成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跨越。

（二）2030年左右，我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我国现在这个发展态势，没有特殊情况，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进去，在2023年，我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保守一点估算，2030年左右，我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意味着，经过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回顾历史，1820年，我国GDP总量，按现在的统计方法核算，占当时全球的比重是32.6%，排在世界第一位。

（三）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个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时代，现代化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到21世纪中叶，2050年，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到2050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

就是说，从现在算，再给我们五年的时间，到2020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我们十五年的时间，到2030年，实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超越；再给我们35年的时间，到2050年，我们不仅是总量超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人均水平上，我们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成为当代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实现现代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

二、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挑战

（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能完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当代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共116个，除了发达国家之外，这116个发展中国家，战后真正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穿越过去的，只有15个。这15个国家里，从贫困出发到温饱，再从温饱到上中等，再从上中等到高收入，如此完整地实现穿越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其他那些实现高收入阶段穿越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它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原本就是发达国家，并不是从贫困开始起步，是战争以后的恢复。也就是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较深的、比较典型的有三波。

第一波，拉美漩涡。20世纪70年代，南美、拉丁美洲的十几个国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战后，他们有一段很稳定的发展，资源条件也不错。但是，其发展方式没能根据新阶段上的新变化加以调整，因而，不具有竞争力、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深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至今，这70个高收入国家里边，仍然不包含这些拉美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40多年，就是穿越不过去，不仅穿越不过去，并且危机不断爆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是墨西哥危机，然后巴西危机、阿根廷危机、委内瑞拉危机等，危机不断。

第二波，东亚泡沫。20世纪90年代，东亚的几个国家，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起飞之后，接受这些国家战略产业的梯度转移，带动本国经济发展，有一段快速发展，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同样地，到了这个阶段之后，由于不适应一系列新的变化，没有穿越过去，经济不具有竞争力。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市场萎缩，经济缺乏竞争力，靠低水平、低科技含量、规模扩张迅速成长的经济不适应金融危机的变化。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低水平规模扩张的生产能力，作为经济泡沫、过剩的产能，被危机淘汰掉，经济大规模地倒退。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将近30年了，这些国家还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

 

第三波，西亚、北非危机。现在动荡不安的西亚、北非这些国家，诸如：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埃及，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有一段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比中东周边国家要稳定。石油、矿山等资源条件比较丰富。资本也比较充裕，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当时是信任的，有大量的外资进入。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国家达到了世界的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其发展方式并没有转变，不适应一系列新的变化。特别是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承受不住。并且，在经济危机中，其原来长期存在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矛盾、军事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全面动荡。现在算下来，也有将近20年了，这些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其危机什么时候能渡过，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时间表。

(二)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那么，我们怎么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怎么能够穿越过去？这是我们当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需求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方面，供给发生了变化。

第一，上中等收入阶段，供给方面的变化。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供给侧也就是生产方面，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各种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主要有四大方面的成本。一是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人口红利减少、工资水平提高、工作成本增加，特别是人口结构，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提前到来，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近20%。一般情况是，国家发达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到了一定层次，老龄化开始出现。而我们国家是在生活保障、福利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这对我们来说，压力更大。

二是各种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由于生产规模扩大，需求提高，各种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肯定是普遍上升。

三是技术进步的成本。穷的时候，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就是模仿。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更多是要依靠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在技术进步中是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成本最高的，它的投入期大、风险大、周期长。

四是环境成本越来越大。人们对于保护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环境本身也越来越脆弱。2015年秋天，我们去河南，当时郑州一带雾霾很严重。我问原因，说是秋天农民烧秸秆。我就想，过去的农民不烧秸秆吗？也烧，年年烧，可是，怎么没有雾霾啊！一入冬，我们去东北，东北也有雾霾，为什么呢？有分析说，刚入冬，开始取暖，各种锅炉开始转起来了。那过去东北的居民入冬不烧锅炉、不烧煤吗？为什么没有雾霾啊！就是经济到了一定阶段，整个生态、自然环境的承载到了边缘。

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就要求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加以改变，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否则，就消化不掉这些成本，经济就不可持续。倘若消化不掉这些成本，从短期看，这些成本就进入物价，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从长期看，成本高，消化不掉，物价就高，就会丧失市场竞争力，拿不到订单，经济增长速度就上不去，经济不能持续。经济长期停滞，进而带来高通胀、高失业。

第二，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方面也会发生变化。需求，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穷的时候，需求膨胀，经济短缺，所以富国企业家很羡慕穷国企业家，觉得他们很幸福，可以不用关心销路，只要生产出来，门口一堆人在那儿排队抢购。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则会出现需求疲软。

从投资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是教育和人的健康的投入，那么人口素质就不高，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就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弱，那么其产业结构就没有升级的空间。产业结构不升级，在原有产业结构水平不提高、技术不变革的情况下，只要扩大投资规模，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其结果，就是劣质产能严重过剩，不可持续。由此，就出现了有钱投不出去的窘境。就是说，虽然居民收入提高了、银行存款增加了，但是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因为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不够，没有新的投资机会发现，没有新的产业领域开拓。

从消费来看。如果这个国家在这段发展期间，不能做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全体社会成员不能公平合理地享受发展带来的福利，结果是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他不花钱；大部分人想花钱，却没有钱，越没有钱，越不敢花钱。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普遍下降。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疲软。与此同时，消费产能在扩大，生产在发展，这样一来，消费品严重过剩、产能过剩。

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带来的问题就是经济过剩，结果就是经济停滞、高失业。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无论是供给方面的变化，还是需求方面的变化，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都存在。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方式必须根本改变。

三、宏观经济政策的困惑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经历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分析。国民经济总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叫做总供给；一个叫做总需求。总供给，就是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能生产出多少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总需求，就是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能有多少钱去买东西。一个健康的经济运行，供给和需求大体相当，即便失衡，不能太严重。如果出现严重的失衡，一种情况：供给不足，需求过剩。流动中的货币严重超出了可供人们选择商品的量，就是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另有一种情况：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就是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那就是销路不畅，产能过剩，经济萧条，就会出现高失业。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努力把供给和需求这两个量失衡的程度，控制在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供给和需求这两个量相等是理论上的一个假设，在现实中，不可能相等，宏观调控要做的是使其失衡的程度得以缓解，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不至于出现严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98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像1989、1990、1991这几年，由于特殊原因，经济增长速度很低，其余大部分的时间，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短缺经济。主要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货膨胀，都是在1998年之前。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根本原因都是一致的，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可能去抢购，形成通胀风潮。

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国宏观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就是适度紧缩。收紧银根，控制财政赤字，控制货币供应量。目的是把流通中的购买力管住，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第二个阶段，1998年5月到2010年年底。在这十几年里，除了个别年份，像2003、2004、2005这几年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出口需求做补充，还可以得到缓解。但是，恰恰在这个时段里，我国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的出口遭受到严重打击。

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放弃了20年长期紧缩的政策，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到2008年，针对金融危机，我们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刺激经济、刺激需求，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应对内需不足的矛盾，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危机的冲击压力。直到2010年10月，我国政府对外宣布，我国从全面扩张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第三个阶段，2010年以来到现在，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一方面，有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有严重的经济停滞，需求疲软这样的危机。这是个新问题。

（二）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双重风险并存的特点分析。第一，两个问题同时在一个阶段上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前两个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一个就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带来的通胀压力；一个是需求疲软，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停滞、经济衰退的压力。就是说，两个问题分别出现在两个阶段。因此，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是紧缩，要么是扩张，它是清晰的。当下的问题则是，两个问题同时在一个阶段上出现了。

第二，我国要警惕通货紧缩。从通货膨胀来看。我们实际的通胀水平并不高，我们的PPI已经连续将近50个月是负的，2015年全年大概在负的4%左右。从PPI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不是通货膨胀了。从CPI，也就是消费品价格指数来看，2010年以来，我们的消费品价格一直不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始终在3%以下，甚至很多时期是在2% 以下，2015年我们的CPI就在2%以下。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一个国家的CPI指数降到了2%以下，这个国家就要警惕通货紧缩了。由此可见，从实际的价格水平看，无论是PPI，还是从CPI，我国都要警惕通货紧缩，在政策上要开始治理通缩。

第三，我国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治理通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很简单，就是放松银根，增大货币投放，刺激经济，让流通中的购买力进一步的提高，使物价水平提升。但是，我们央行和财政部门，特别是央行货币政策部门非常谨慎。为什么价格这么低，但是对于治理通缩的政策，我们非常谨慎？因为我们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国民经济当中的成本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动的压力非常大。同时，从2008年开始反危机，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流通中注入了大量的货币。我们现在流通中的货币大概是130多万亿，GDP是60多万亿。这些钱在流通当中，现在是没有冲出来买东西，因为消费者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一旦将其刺激起来，这些钱同时冲出来的话，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我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代。

一般地，货币出去之后，在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是要18个月传导到物价上去。在我们国家，在危机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测算，货币出去之后，传导到物价上去是24个月。在危机的时候，这个传导期要拉长，因为越是危机，老百姓越没有信心，投资者越没有信心，越是不敢花。而越是往后拖，我们的心情就越复杂。一方面，我们期盼经济复苏，人们对经济有信心，开始消费、开始投资，走出危机。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担心经济开始复苏，因为这些年为了复苏经济，我们大量的钱出去了，一旦经济复苏，短期里如果集中冲出来的话，那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极其大的。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使得我们不敢全面地去刺激经济。

第四，在潜在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现在需求疲软，尤其是内需不足，压力非常大。其一，投资需求疲软的态势非常明显。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投资需求已经连续两三年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在22% 左右。我国经济增长，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靠投资驱动，并且投资一直在高位上增长。但是，从2011年开始，反危机的政策推出之后，我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开始下降，一下子降到了15% 左右。2012年、2013年这两年降到了15%以下，是10% 略高一点。2015年、2014年也是在10% 略高一点，这个掉幅是相当大的。

其二，消费需求持续下降的趋势。我们是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来体现这一指标的。在我国，因为人口多，消费量大，增长比较稳健，我国长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一般在15% 左右，但是，这几年持续下降，掉到了现在10% 多一点点，比投资需求的增长率还要低。

现在，出现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这两个方面持续下降的趋势。内需疲软的态势越来越严重，加之国际经济复苏步伐迟缓，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我国的出口受到的挑战、面临的威胁非常深刻，出口持续下降。从2010年以后，净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的。这样，需求疲软的态势就非常明确了。这就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平均9%以上，现在降到了不足7%。

由上可知，我们现在要在两个矛盾中来制定我们的宏观政策。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不敢轻易地全面刺激经济；又有非常强烈的经济衰退的威胁，也就是需求疲软的压力，需要去刺激经济。那么，在不敢刺激和需要刺激之间，我们怎么选择呢？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政策方面的主要困惑。

四、松紧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

（一）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是进一步全面扩张的政策，是有所收缩的。从政策方面，我们现在提出，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提法没有变，一直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原则上还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最早是在1998年5月以后提出的，当时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经济短缺，开始转为产能过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需求疲软，经济萧条。为了保增长、刺激经济，我们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20年长期全面紧缩的政策而言，算是一种扩张性刺激经济的政策，主要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次，重新提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一个时期反金融危机的全面扩张的政策而言，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有所收缩的。

（二）这个收缩的政策是一个松紧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

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还是扩张的，因此，首要目标是稳增长。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2016年，大概需要创造1326多万个就业机会，才能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要创造这些就业岗位，需要采取很多措施，其中最基本的措施，就是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说到底是要保证内需疲软、外需受挫这种局面下增长的稳定性。2016年，我们的财政赤字在上一年的数字上又增加了5千多亿，达到了21800多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2.3%上升到了2016年的3%，就是欧盟所谓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GDP的红线。

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来看，不是盲目扩张、不是全面刺激，相对于前一个时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讲，货币政策是偏紧的。但是，在偏紧的政策中，强调货币政策要活、要有效、要准确。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2016年，我们把M2就是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3%，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率也是控制在13%。这个双13%，是比较适中的，不是很猛，也不是非常保守。

为什么不是很猛呢？关键是，我们不敢盲目扩张，不敢盲目去刺激经济。如果是盲目扩张的话，我们潜在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很大的，一旦刺激起来，很难收拾。再有，就是如果经济结构不升级、产业结构不升级，没有创新能力的提高，一味地盲目刺激需求，盲目扩张，形成物价上涨，形成通胀风潮，即便能把一些过剩的产能消化掉，但是那等于是使一些劣质的产业继续生存，倘若继续积累这些矛盾，今后处理起来，付出的代价就更大。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表现的比财政政策更加稳健，叫做稳健的货币政策。

 

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宏观政策手段作为松紧搭配的总格局，它的目标是有差别的，方向也是有差异的。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增长，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通胀；财政政策的方向是积极的，是扩张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稳健的，是收紧的。因为宏观这两大政策方向不同、目标不同，相互有可能矛盾，使政策的效果受到一定的损害。

（三）在政策的有效性和风险性之间，宁可控制政策的风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是全面扩张，那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不敢；如果是全面紧缩，那就是紧缩性的财政和紧缩性的货币，我们同样也不敢。因为我们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又有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威胁，双重风险并存。那怎么办呢？就采取松紧搭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影响，相互矛盾、相互抵消，但是会降低宏观调控可能发生的风险。

倘若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下，赌一头，就是为了治理这重风险而导致另一重风险的加剧，如果下这个注，可能治理这重风险很有效，但是同时引发另一重风险，酿成新的危机。所以，我们要两重风险兼顾，在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的风险性这二者之间，我们宁愿首要地控制政策的风险性。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这个思想，叫做稳中求进、稳字当头，风险控制是最要紧的。

（四）松紧搭配政策组合的上线与下线。虽然是双重风险并存，但它的严重程度可能有变化。根据宏观经济双重风险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通胀压力更大；有的时候，可能经济衰退的压力更大。那么，根据其严重程度的变化，以及对国民经济威胁的严重性的变化，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会在松和紧之间有所调整。因此，就要有一个松紧调节的幅度，就是考虑上线与下线，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来说，尤其是要考验下线，要保增长。

其一，松紧搭配政策格局的上线。要考虑到，速度到一定程度通货膨胀可能上来，那么国民经济能承受多高的通胀压力。这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控制经济增长率这个政策目标时候的一个重要根据。

其二，松紧搭配政策格局的下线。就是控制经济增长的最低速度，最起码要达到多少。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考虑就业目标。其他条件不变，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增长1%，带来的就业岗位相对来说是固定的。要确定经济增长的下线，要考虑这个带动率，考虑有多少就业人员要安排，考虑到社会承受失业的能力，来确定增长速度的下线。

总之，控制增长速度的上线和下线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很多，最核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上线，要考虑承受通胀压力的能力；一个是下线，要考虑承受失业率的能力。“十三五”期间，松紧搭配的政策目标是GDP平均增速在6.5%以上。

五、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一）关于6.5%经济增长速度的考量。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讲到6.5%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专门讲到要考虑三层面的因素。

第一，首要考虑实现全面小康这个目标的要求。全面小康有一个要求，GDP的总量2020年要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达到90多万亿。10年翻一番，要求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7.16%，平均大概要7.2%的速度。2011年-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左右，这就意味着，后五年平均每年的速度不需要7.2%了，只要不低于6.5%，2020年就能如期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

第二，考虑调结构的需要。经济增长速度太快，意味着需求膨胀，进而意味着价格上涨。如果是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销路非常好的时候，那个劣质产能就调不动，去不掉，也没有必要调。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降成本、去产能，调结构。这种情况下，增长速度太快、指标要求太高，各地没有空间余地调结构。如果增长速度上去了，通货膨胀下来了，什么东西都能卖得动，就没有必要调了。因此，考虑到调结构的要求，我们把速度降下来。我们这几十年平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前几年平均8% 以上，现在把它降到7%以下，是为调结构留出更大的空间。

第三，考虑稳增长的要求。稳增长核心是保就业。现在要保证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4.5% 这个水平上，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6.5% 以上的水平。

可见，6.5%的速度对于长期增长目标，全面小康目标来说，能满足；对于调结构来说，能适应；对于稳增长、保就业来说，有要求。这个指标一旦定下来，宏观政策的力度就好办了。就是围绕着6.5%，只要低于6.5%就开始出手刺激举措；只要是高出6.5%，如果高到7% 甚至更高，松紧搭配的政策朝着紧的方向倾斜。

（二）恢复宏观经济均衡的两种方式、两个方向。第一，宏观经济失衡，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现了不均衡。那么，使其恢复均衡，可以有两种方式、从两个方向去发力。一个办法是，从需求这边。需求疲软，那刺激需求，让它慢慢恢复均衡；还有一个办法是，从供给侧入手。需求疲软，那改进供给的质量，减少供给的规模，调整供给的结构，完善供给的水平，使供给更能刺激需求、满足需求、引领需求。

第二，需求方面入手与从供给方面入手，两方面做工作的特点不一样。第一个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短期就见效。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向流通中或者注入大量货币，或者回笼大量货币，需求流通中的购买力马上就能有变化。而供给方面要采取办法的话，动的是存量，动的是产业结构，改善的是企业效率，改善的是产品质量，所以往往是长期的。但是，一旦有变化，它就是根本性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会有所提高。所以说，供给侧入手的调控更具有长期性。第二个不同。从需求方面入手，主要影响的是购买者和消费者，刺激其需求活跃；供给侧方面的干预，主要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影响的是生产和劳动这方面。第三个不同。需求管理一般就是总量，总需求；供给管理带有深刻的结构含义。动供给就要动产业结构、动区域结构、动产业组织、动企业，要提高其积极性，就是影响到更深层次的，而不是单纯的总量。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经济均衡问题，除了在需求管理方面，要刺激需求，有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张总需求，消化掉内需不足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要朝着供给侧切入，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目前之所以成为突出问题，增长速度之所以下降，需求之所以疲软，内需之所以不足，根本原因源于结构，源于供给侧。投资需求之所以疲软，是因为供给结构的扭曲和不合理，有钱却没有有效的投资机会，投不出去，不敢投。消费需求疲软，不是国民收入没有增长，不是居民收入没有增长，我们平均城乡居民收入，2015年增长7.4%。我们消费疲软，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出了问题，而收入分配结构属于供给方面的问题。

从供给侧入手，主要解决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没有企业改革，供给侧怎么能活跃起来；没有市场化的竞争机制的培育，产业结构怎么能真正的调整；没有收入分配机制和政策的改革，消费需求怎么能活跃。从供给侧入手，重在调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这一系列的结构问题。而调结构，说到底要靠改革，靠机制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根本改变，就是从短期的需求管理，转向在兼顾短期的需求管理同时，开始重点向长期的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入手。

（四）改革的关键是创新，其中制度创新是根本。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增长，核心是要创新。围绕着创新这个灵魂，我们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以创新为核心的五大理念是破解我国面临的发展难题、双重风险的关键，也是引领我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其中，制度创新是根本。制度创新主要靠两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制度方面，就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方向、方面起主导作用。政府有政府的职能和责任，企业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要把它厘清，市场一定要有它的决定性的作用。

应当是市场竞争决定的资源配置的行为，如果变成了政府手中的权力，如果是集权的话，市场不起决定性作用，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该干的事干不好。因为管的事太多，管不过来。很多市场失灵的领域，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本来该政府履行责任的，但是政府没有能力、没有精力完成其应尽的责任。二是本来是市场应当起决定作用的，它排斥市场，市场失灵，政府把它拿过来了，市场不起作用。这样，资源配置就很难有效，效率就很难保证。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变发展方式，光有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民主和法制问题。民主解决的是授权问题，即权力从哪儿来的，是人民群众给的，这是民主；法制解决的是约束，权力一定要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民主法制。

第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前面提到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最主要原因就两条：一个是经济改革，市场化滞后，政府集权，市场严重失灵；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法制建设缺位，对政府集中的权力缺少民主的监督和法制的约束，权力可以滥用。其结果就是既无公平，也无效率，那这个社会能稳定吗？这个社会经济能有竞争力，能持续发展吗？这个国家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当然不能。为什么有的穿越过去了，你看新加坡、韩国等，也有腐败，但是，其制度上反腐败的力度非常大，主要靠这两个：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法制化。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汲取经验，我们要坚守住这两条：一方面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法制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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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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