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洪头”在东北农场的日子

 

1969年6月，我从宁波余姚中学毕业，与余姚、慈溪两地的300多名毕业生一起，来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插场落户。1970年9月，时年57岁的洪学智将军由于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也从长春下放到我们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将军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边疆农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将军的音容笑貌，始终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农场来了个“老洪头”

1970年9月，我被调到农场加工连，跟职工老穆头做豆腐。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忙着做豆腐，连长领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对我们说：“他就与你们一起干活，住在你们这里。”连长说完就走了，也没向我们介绍老头的姓名。我抬头一看，老头一米八几的个子，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扛着行李卷，态度慈祥和蔼，没有一点干部的模样。老穆头问他：“你姓什么?”“姓洪。”“今年多大了?”“58岁。”“从哪里来?”“长春。”

说话之间，豆浆出来了。老头见状放下行李，对我俩说：“气匀了，该点卤了!”老穆头悄悄对我说：“看来是个老把式。”又对老头说：“一会儿你来试试。”老头也没客气，说：“行!”说完，就上去点了一桶。我一看，果然身手不凡，像个做豆腐的老师傅。

当天下午，连长和指导员把我和老穆头叫到办公室，向我俩交底，说：“他叫洪学智，是省里的‘走资派’。从今天起，他就与你们一起劳动。”军管会认为我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比较可靠，指定我与老头住在一起，监督他的劳动，同时还告诉加工连的知青，要疏远老头，不要与他接触。

洪学智来到农场的消息不胫而走。知青中有了解党的历史的，他们告诉我：“洪学智是‘彭黄集团’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被整下来的。”我参加工作才一年多，涉世不深，我只知道“彭黄集团”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

小时候我爱看连环画，在我的印象中，坏人都是像画书里画的那样凶神恶煞般的人物。可是，我眼前的这个老头非常和蔼可亲，与坏人的形象一点也沾不上边，我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业余生活，我俩白天干活，晚上闲着没事，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聊天。老头对我也毫不隐瞒，有问必答。

“听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你与彭德怀他们是一伙的?”

“是的。他们说我是三反分子，但我16岁就参加革命，负过三次重伤，我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

“农场条件很艰苦，你与我们一起劳动，身体吃得消吗?”

“这个地方好，很清静。与你们小青年在一起，我也变得年轻了。”

“你比老穆头年龄还大，我们以后就叫你老洪头，你不介意吧?”

“好，就叫老洪头。”老头高兴地说。

就这样，“老洪头”这一称呼在农场被叫开了。农场的大人小孩都叫他老洪头，农场周边的老乡也都知道胜利农场来了个老洪头。

 

我与老洪头住一个房间，睡在一个炕上，他对我十分关心。当我感冒发烧，他照顾我喝水吃药，还在炕炉上为我煮挂面。星期天，我们买来猪肉猪肝，他亲自炒菜，卤猪肝，一起改善生活，有时还把其他知青叫来解馋。我也尽可能照顾他，每天早上起来主动把房间收拾干净，上午去邮局帮他取回报纸，晚饭后陪他在农场周边散步。

做了半个多月豆腐后，连长又把老洪头调到农场最苦最累的粮库劳动。老洪头先是在加工车间磨面，后又到粮库搬运粮食。磨面时要把小麦从仓库背到机器旁，再把磨好的面粉背到仓库里。一袋小麦100斤，每天一个人要来回搬运五六十袋，但老洪头与知青一样背着粮食来回奔忙。粮库劳动更累，一个人要扛180斤的麻袋，从跳板上走上去，把粮食倒在囤里。知青们怕老洪头吃不消，就让他帮忙搭肩，不让他扛麻袋，但老洪头坚持要上。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扛着180斤的麻袋，与年轻人一样上跳板，整天一身汗水一身灰。农场的知青都看呆了，大家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一半是感动，一半是钦佩。

平时，老洪头不仅关心我，也关心其他知青。加工连知青王国健，当时不知得了什么病，头发一下子都掉光了，内心很痛苦。老洪头便将大蒜泥用香油拌匀，用纱布包上，在王国健的头上来回摩擦，直到头皮发红发热。这样用土办法治疗坚持了一个多月，王国健的头上竟然长出了头发，他感到十分惊喜。这件事对知青教育很大，大家认为老洪头资格老，见识广，办法多，不愧是个老前辈。老洪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迅速拉近了与农场职工和知青的距离，与大家成了朋友。

哪里有老洪头哪里就是俱乐部

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不仅劳动量大，食堂伙食也很差。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连里决定自己养猪。1971年春节一过，连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老洪头，我既是老洪头的助手，又是他的监管。

老洪头十分乐意接受这项工作。他对我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在战争年代，让战士们泡上热水脚，吃上一顿肉，就能极大地鼓舞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我知道老洪头从抗美援朝战争就分管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所以一讲起后勤他就滔滔不绝。．

我俩一共喂养了六七十头猪，关在加工连西院的猪圈里。因为饲料供应有限，猪常常吃不饱。一天，猪群一下把粗木围成的猪圈拱倒，然后一哄而散，跑到田里糟蹋庄稼。我俩急忙跑去赶猪，累得满头大汗。老洪头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这群‘猪八戒’真是难管，连本将军也不放在眼里，看来非请孙悟空不可了。小孙，你不是姓孙么，快去向你的本家师傅求救吧!”我看他累成这样还如此幽默，忍不住笑出声来。

老洪头每天都在琢磨治服猪的办法。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小孙，酒厂的酒糟是怎么处理的?”我说：“没有用，都卖给当地的老百姓了。”他说：“猪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才能长膘。我们在猪食里加些酒糟，里面有酒精，猪吃了就爱睡觉。再加点豆饼，增加营养，猪吃了准能长膘。”我听了眼前一亮：“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他让我跟连里领导说说，赶快给我们调点酒糟和豆饼来。我跟连长一说，连长就同意了。

从此，我俩养的猪再也不拱圈乱跑了。它们吃了就睡，睡醒再吃，一个个长得又肥又壮。连长感到挺惊奇，跑过来问我：“猪怎么都听话了?”我告诉他：“这是老洪头的诀窍，是个秘密。”我们养的猪长得很快，三四个月就可宰杀。于是连里每个星期都杀一两头猪，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的生活，军管会的头头对我们也刮目相看。我心里十分佩服老洪头，深深感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

不久，我被调到酒厂，老洪头又回到仓库，去干最重最累的活儿，但晚上我俩还是住在一起。我清楚，老洪头一天下来是很累的，所以我总是抢着把水烧好，好让他回来擦洗解乏。在灯光下，我看到他又红又肿的肩膀，心里感到很难过。

白天劳动时，老洪头总是乐呵呵的，看不出有半点疲劳。他不时与知青开玩笑逗乐，给他们讲故事鼓劲，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欢声笑语，成为知青们最欢迎的人。

 

劳动中间休息时，有知青起哄说：“老洪头，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他说：“今天不给你们讲故事，给你们跳个舞吧，这是个朝鲜舞。”“好!”知青们来了情绪，一起鼓起掌来。老洪头站起身来，哼着朝鲜小调“多拉吉，多拉吉!”一边唱一边舞。他个儿高，舞姿好，知青们从未看见过，觉得新鲜极了，大家都热烈鼓掌。

有一天，大家正坐在粮库场上休息，这时，有一个天津的女知青从场地中间走过。在粮库劳动的都是20岁左右的男知青，见到这位女青年过来，都情不自禁地扭过头盯着她看。等女青年走远后，老洪头就问在场的知青：“我们场上谁的力气最大?”知青们有的说这个力气大，有的说那个力气大。老洪头说：“你们说得都不对，我看刚才走过的女知青力气最大。”大家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她走过时，你们几个的头都扭歪了，你能不说她力气最大?”知青们听了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可告诉你们，找女朋友就要像打仗一样，认准了就要冲锋，坚决拿下!”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劳动后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老洪头的家乡在安徽金寨县，安徽的黄梅戏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我没有想到，老洪头离开家乡几十年，竟然还没忘记家乡的戏曲。冬天里，农场宿舍都烧土炕取暖。他对我说：“小孙，你去挑水，我来烧炕。”说完，他学着“天仙配”里董永的唱腔唱道：“你挑水来我烧炕。”看着他手舞足蹈的样子，我忍俊不禁。我感到，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劳动的欢乐之中，忘记了自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

此时，农场的职工和知青也早已把军管会“不要与‘走资派’接触”的禁令抛在脑后，我们的宿舍成了知青每晚必来的“俱乐部”。大家聚在小屋里，有时下棋打扑克，有时聊天听老洪头讲故事。老洪头的象棋下得特别好，知青中没有人能赢得了他。知青小罗不服气，输了一盘还要下，老洪头说：“你的棋臭，是个‘臭棋篓’。”在我们这个小屋里，没有“走资派”和革命派的区分，没有高官和老百姓的区分，也没有年老和年轻的区分，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不分彼此，水乳交融。

他容不得百姓挨饿受冻

与老洪头相处时间长了以后，农场的职工和知青已完全把老洪头当作了自己人。尤其是我与他吃住在一起，知心话越来越多。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我发现，他虽然身处逆境，但心里依然想着人民，尤其容不得老百姓挨饿受冻。

深秋，农场的玉米都已被收割完毕。一天傍晚，我陪老洪头到田间散步，老远就看到农场的“看青”人员，背着土枪，正在追赶一群捡拾玉米的老乡。他问我：“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捡玉米?”我说：“这是农场多年来定下的规矩。”他说：“东北解放战争时，我在这一带打过仗，知道这里的老百姓一到年底，家里经常断粮、吃不饱。为什么不让他们捡?我得找军管会说一说。”我劝他：“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他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的。”

正说着，看见军管会张主任也出来散步，张主任似乎也看见了我们，想躲，但被老洪头叫住了。老洪头走上前去，严肃地对张主任说：“农场的这个规矩是不合理的。秋收已经结束，过几天就要秋翻，地里的玉米不捡干净，不就白白浪费了吗?这里的老百姓连粗粮都吃不饱，他们来拾点落下的玉米，为什么要赶他们?你是个军人，别忘了军人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张主任被老洪头说得哑口无言，答应回去研究研究。

很快，农场取消了原有的规定，不再阻挠老乡捡拾秋后落下的玉米。消息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都知道了，他们说，老洪头敢为咱们撑腰，是个好人呐!

老洪头经常对我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管是老革命，还是年轻干部，都是来自人民，应该为人民做事。所以，他对老百姓的感情完全发自内心，没有半点做作。

农场周边每个月有两次赶集。每逢赶集的前一天，老乡们都从四面八方赶着马车到农场来拉粮食、酒和酒糟等物品，装好车后就到加工连门口讨水喝。老洪头看见老乡喝的是生凉水，担心他们喝坏了肚子，就对我说：“小孙，你以后每次烧两桶开水，放在门口让老乡喝。”从此以后，赶车的老乡喝上了热水。他们十分感激，到处说：金宝屯胜利农场来了个好心肠的大官。

加工连老杨家有6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他家住在五营，离加工连很远，每天都要带着14岁的女儿来场部中学上学。记得那是1970年4月，老洪头的夫人张文来农场探亲。傍晚，天刮着大风，下着小雪，十分寒冷。老杨的女儿跑到我们住处门口躲避风雪，穿着单薄的小姑娘冻得瑟瑟发抖。老洪头看见了，便上前问她：“姑娘，你是谁呀?”我说：“这是老杨的闺女，正在等她爸爸下班接她回家。”老洪头转身回屋，对着老伴喊：“张文，快把你的呢子短大衣拿出来。”从老伴手里接过大衣，老洪头亲自给女孩穿上，并告诉她：“你每天上学来回十几里，天气冷，可别冻着了。”过了一会儿，老杨过来了，老洪头又对老杨说：“孩子正在长身体，以后给她多穿一点，别冻坏孩子。”老杨握着老洪头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后来，老洪头知道了老杨家的困难，便经常送钱送物接济他。这件事农场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我最清楚。我还记得，张文第二天离开农场时，是穿着老洪头的一件旧棉袄上的车。

 

加工连会计小付有两个女儿，大的4岁，小的才3岁。有一天，老洪头看见两个小姑娘挎着篮子从门前走过，就问：“你们姐妹俩干什么去呀?”“妈妈让我们捡柴火。”他又问：“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呀?”我听到老洪头的问话声，就走出来告诉他：“这是小付家的两个女儿。”老洪头看看马路上来来去去的马车、牛车，皱皱眉头，弯下腰来对孩子说：“爷爷帮你们捡好吗?”说完，他接过篮子，帮姐妹俩拾满了柴火，护送她们回了家。他对小付说：“孩子太小，你以后不要再让她们干活了。路上马车很多，孩子在路上很危险。”小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几天，两个女孩又来到我们门口。我问：“你们来找谁呀?”女孩们说：“来找老洪头爷爷。”她俩进了屋，对着老洪头说：“洪爷爷，我们这里有好吃的给你。”女孩从口袋里掏出半块烙饼，递给老洪头。老洪头被两个女孩的真情所感动，说：“好孩子，你们自己吃吧!吃饱了好长身体。”孩子啃着饼，又说：“洪爷爷，妈妈让你到我们家去玩。”老洪头连连说：“好!爷爷一定去。”

目睹了这一幕，我的眼睛都湿润了。老洪头对人民的无私大爱，换得了老百姓对他的衷心爱戴。

他与小哑巴的终身情

老洪头帮助老乡的事传开以后，农场职工，不管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对他充满了敬意，主动关心保护他，军管会的头头们对此也很无奈。

农场有个邮局，只有一名姓张的职工。我每天帮老洪头去取报纸，与老张比较熟悉，但他不认识老洪头。他每次见到我总是说：“老洪头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别客气!”秋收农忙季节，我们加工连全体职工都要投入抢收，早晨4点就起床吃饭，走10多里路赶到地里，中午在地头吃饭，收工回来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那天，我回屋放下工具，一路小跑赶往邮局，看到邮局的灯仍然亮着。老张开门，看见我跑得满头大汗，就说：“我知道老洪头每天都要看报纸，这一段时间你们回来得晚，我不下班，等着你来取报。”我把老张的话回来给老洪头说了，老洪头十分感动。

农场有个姓胡的小哑巴，父母双亡，是个孤儿，他十多岁时就与叔叔老胡来农场劳动。老胡在加工连，小胡则在农场放马。

有一天，小哑巴穿着一件单衣，在我们门口等他叔叔。那天天气很冷，小哑巴两手抱在胸前，不停地跺脚。老洪头走出门，问他：“小伙子，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告诉老洪头，他是个哑巴，是加工连老胡的侄子。老洪头看见小哑巴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二话没说，进屋拿了一件他自己的军用雨衣，给小哑巴穿上。小哑巴就地捡起一根草绳，束在腰上，冲着老洪头笑笑，高兴地骑着马走了。这是老洪头第一次认识小哑巴，那年小哑巴才16岁。

因农场食堂办得不好，我们经常到野地里采蘑菇，自己做着吃。有一天，刚刚下过大雨，老洪头对我说：“走!我们去苜蓿地，那里现在肯定有蘑菇。”我俩正在苜蓿地找蘑菇时，被在远处放马的小哑巴看见了，他骑着马跑了过来，穿的正是老洪头送给他的那件雨衣。他冲着我俩“咿咿呀呀”地说着，好像在问我们干什么。我用手指指刚采的蘑菇，告诉他我们在找蘑菇。小哑巴指指蘑菇又指指远处，不断比划着，我们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个啥意思。他看我们不明白，就扬鞭骑马走了。

过了几天，老洪头下工回来，看见门口放着一筐新鲜蘑菇。他问我：“这是谁送来的?”我想了想说：“准是小哑巴。你记得那天我俩在苜蓿地里摘蘑菇时，他骑马过来看了我们。”老洪头想起来了，说：“对，一定是他。”又过了两天，我们见到小哑巴，就问他：“是不是你送的蘑菇?”小哑巴点点头，对老洪头伸出大拇指比划了一阵子，意思是说，“老洪头，你是好人，我以后还给你送蘑菇。”此后，小哑巴过几天就在我们门口放一堆蘑菇，从未间断过。

这件事让老洪头非常感动。因为当时他是戴着“三反分子”帽子的“走资派”，那些当权的人见了他躲着走，那些思想极“左”的人处心积虑想整他，但小哑巴却关心他，偷偷地给他送蘑菇。小哑巴虽然不能说话，一年到头放马，但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分清人世间的是非，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呀!

老洪头对金宝屯人民、尤其是小哑巴的感情是持久难忘的，就是在他担任军队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仍念念不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3次委托儿子前往金宝屯农场，看望农场职工，给小哑巴送钱送物。1999年，老洪头在86岁高龄的时候，亲自到农场看望大家，并拉着小哑巴的手合影留念。他还叮嘱农场领导，一定要给小哑巴成个家，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深恶痛绝

我与老洪头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时间长了，竟跨越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成了忘年交。他跟我讲他战争年代的经历、抗美援朝反“绞杀战”的斗争、挨斗被整的经过，毫不隐瞒。我对他更是以长辈敬重，无话不说。

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惨，被打成所谓“彭黄反党集团”成员，扣了“三反分子”的帽子，不仅在长春被揪斗，还被拉到北京批斗。尤其是1968年，总后邱会作派出专案组，与吉林省四办的专案组合伙整他，抄了他的家，从1968年3月他被隔离关押到现在，老洪头没有回过一次家。言谈中，老洪头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随便抄家肆意整人极其痛恨。

一天晚饭后，我与老洪头正在下棋，负责审查他的省革委会专案组组长带着4名军人推门进来。老洪头让我给他们倒了几杯白开水，招呼他们坐下。我一看“来者不善”，像有重要事情要谈，就说：“你们谈，我先出去一下。”老洪头喊了一声：“小孙，别走，棋还没下完呢!”然后，抬头看了专案组长一眼，问道：“你们来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问：“你在这里怎么样?”老洪头答：“很好，能吃能睡。”专案组长又问：“你的思想汇报写得怎么样?”老洪头说：“没有人让我写思想汇报。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可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共产党，你让我写什么?我现在不写，以后也不会写。”沉默了一阵以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一段劳动怎么样?”老洪头这下发火了，拍着桌子说：“我在这里劳动怎么样，你别问我，去问农场的老百姓。”专案组长无言以对，老洪头也不说话，屋子里冷场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专案组长十分尴尬地站起来，带着4名军人怏怏离去。

我与老洪头关系密切，从未向军管会汇报过什么问题，令有些人不满。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团委书记见我工作积极，文艺宣传队队长干得不错，就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我把入团申请书交上去以后，团支部进行了讨论，认为我与“三反分子”没有划清界限，不能考虑入团。

有一天劳动之余，我与几个知青玩起了扑克“算命”的游戏。我们本来是闹着玩的，但有人却将此事捅到了军管会。军管会把玩扑克“算命”与团支部讨论的意见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上纲上线，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对我进行了莫须有的批判。我没有告诉老洪头，但他不知怎么知道了，非常愤怒。他对我说：“小孙，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不用怕，兵来将挡嘛，我找他们去。”

第二天，老洪头果真找到负责批判我的指导员，对他说：“孙炎锋才20来岁，是个知识青年，如果他有缺点，你们可以帮助，为什么要组织大会小会批判他?他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东北，从鱼米之乡来到茫茫草原，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何罪之有?我看小孙是好青年，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青年。”他顿了一下，又补充说：“如果你还有正直之心的话，请你把我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军管会。”

在老洪头的关心和帮助下，军管会停止了对我的批判，还解脱了一批与我有相同境遇的知青。知青们非常感激老洪头，为他仗义执言拍手叫好。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吉林省革委会决定解除对洪将军的监管，把他接回长春。省里派了几个人到农场，在加工连找了十几个人给将军做鉴定。我因被认为“不能与三反分子划清界限”自然不能参加会议。会上，省里来人一再引导大家对老洪头多提意见，实际上是发动大家批判他。职工老穆头一看来头不对，站起来大声说：“老洪头天天与我们一起劳动，农场谁有困难他就帮助谁，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你们要我提意见，我就退席。”老穆头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儿子又是农场派出所所长，他说话腰杆硬，有底气。老穆说完后，其他职工也都说：“老洪头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你们让我们提意见，也不能让我们瞎说呀!”省里的来人一看“提意见”会开成了评功摆好会，就只好草草收了场。

第二天，专案组长带着两个军人来接老洪头。我帮他扛着行李，陪着他默默地走着，一直把他送到金宝屯火车站。回想起这1年零8个月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回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教育，内心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和敬意。我知道，我与将军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成为我今后努力工作、不断前进的动力。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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