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金冲及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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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只有十年时间，其间还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十年事实上是一个前后相续、一环紧扣一环的发展过程。

毛主席在1942年做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里面有这样几句话，他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所以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一个是辛亥革命；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三个问题里面的一些事实和经过我就不详细讲了，主要是讲这十年中间，历史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要讲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能够在中国出现？其中，对辛亥革命大家可能相对生疏一点儿，所以对辛亥革命我会稍微多讲几句。

一、辛亥革命

大家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个报告把辛亥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摆在一起，这是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变化我们中国就向前跨上一个新的大台阶。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事实上，也就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但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对辛亥革命的了解恐怕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它的历史意义的认识还很不够。我想这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

 

1941年辛亥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革命老前辈林伯渠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这样两句话，他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生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同志当年讲这个话，他是说当时的青年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常常是认识不足的。我在想，他这话是在70年前讲的，他讲的青年人，现在在的话恐怕也都90多岁了，他们尚且认识不足，那么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的前辈学者任继愈先生去世前一两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就讲，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历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从任老的话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没有经历过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政体的人，要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讲的是认识上的原因，另外还有时代的原因。那就是说，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且结束了已经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说，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辛亥革命，它确实并没有改变我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那种悲惨的境遇。所以在那个时候，不光是共产党，孙中山也是一再地讲这种情况。以前孙中山的挂像旁边常常有两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讲，着重要讲的就是，辛亥革命毕竟还没有解决中国社会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以此来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倒，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以前的侧重点都是放在这个方面。

现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到今天我想我们谈辛亥革命，就应该而且也可能比较客观地、全面地论述它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它的不足又在哪里？它对中国历史以后的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是我想主要讲的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年轻同志，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100年前的中国处在一个怎样的状况之下。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辛亥革命之前，1894到1895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中国遭到了很大的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还想把辽东半岛割走。赔款是两万万三千万两白银，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清朝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基本上稳定在八千万两银子，两万万三千万两白银就等于国家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迅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得到了那么大的一笔赔款。

 

我们的另一位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里面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这个《马关条约》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以前我们还是败给一些西方的大国，现在我们是败给了东方的一个小国，而且败得那么惨，订的条约又那么苛刻。他说，这是空前未有的耻辱，当消息传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是四川省荣县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和他的二哥都痛哭不止。他说，那种心情悲痛的程度，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但是，这事情还没完，隔了两年多，从1897年年底开始，西方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称为租界，强占了中国很多重要的口岸，这里面包括香港，那时候说新界，包括香港土地的90%，当时说租期是99年。那时候在西方列强眼里面99年以后，还不就是它的了吗！所以，到1997年期限到了，我们就收回了香港。

到了1900年，也就是进入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强国联合起来，向一个国家发动进攻，这在以往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100年前照理说并不算太远。那个时候，八国联军2万人占领了我们的首都北京，并且在北京进行分区统治。在内城，就是我们这次行政区调整以前的东城区加上西城区，以故宫为中心，东边是沙俄的占领区，西边是英美的占领区，北边是日本的占领区。那时留在北京的人，家家户户门口都要挂那些国家的国旗。它们的士兵可以随便闯进任何一家人家里为所欲为。侵略的时间整整持续了一年。今天我们几乎很难想象那时候的悲惨状况。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让我们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中国要反抗外国的侵略，你们中国不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吗？让你们每人赔偿一两银子。《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也不是事情就算完了，沙俄当时出兵占领了中国的整个东北，而且一直到1903年还不撤退，还在报纸上大言不惭地说，要把中国的东北变成“黄俄罗斯”。那时，它跟日本发生了矛盾，因为日本也要占领东北，所以，1904年到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但是这个战争是在中国的东北进行，清政府竟然宣布说两国都是友邦，所以保持中立。就在那时，英国的军队进入了西藏，占领了拉萨。到了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这对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看到朝鲜人成了亡国奴，立刻就想到下一步等待着中国的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会不会亡国啊？这是压在当时中国人心里最沉重的问题。

但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它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对外可以说是一切听从外国的支配。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它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一切都要听从外国列强在那里任意摆布、任意宰割。英国的记者曾讲到，中国甚至连地方官的任命都需要得到外国人的同意，比如说东北要任命地方官，要得到沙俄的同意才行；在山东任命地方巡抚，这个不是一般的官员，是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也一定要得到德国的同意才行。所以陈天华当时讲的那些话，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说，以为我们今天的政府还是满洲的政府吗？它早就是洋人的朝廷了！难道我们连洋人的朝廷也应该来畏惧吗？不来抗拒吗？所以，当时的中国说实在的，根本的问题是谁能够来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谁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跟这一点相反，它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为什么辛亥革命把矛头集中地指向了清朝政府？首先，因为清朝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命运跟外国侵略者紧紧地勾结在了一起，所以，中国人民要得到民族的解放、要反抗外国的侵略，就必须把它跟推翻清朝政府联系在一起。另外，当时中国一切权力全部集中在清朝政府手里。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央的集权一步一步加强，到了清朝的时候，雍正年间成立了军机处，每天几个军机大臣都要到皇帝面前，请示今天的事情该怎么办，最后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这叫乾纲独断。这样，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人民当时很不满。讲到清政府的专制，我就想到前几年，有一个问题忽然谈得非常热闹，讲什么“零八宪章”，有的说还要纪念宪政的100周年。我觉得除非是一个中国人完全不知道这么一个历史，他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1908年，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但它对自己的权力一点儿都不肯放弃。那时候根本没有宪法，也没有立宪，它宣布的叫“预备立宪”。后来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它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议会的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对外宣战讲和、司法制度、外交等一切权力都归皇帝。后来面临崩溃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清朝政府又说要改变军机处，成立内阁，实行内阁制度。其实他们所谓的内阁制度是变相的军机处，因为这个内阁一共13个人，有8个是满族，而且有5个是皇族。当时这个皇族是个什么样子，我举一个小例子：当时宣统即位，他的父亲是摄政王载沣，载沣的弟弟载涛管过军事，武昌起义爆发，隆裕太后就问载涛，说你是管过军队的，你看我们的兵怎么样？这个载涛就连连磕头，他说奴才练过士兵，但没有打过仗，这个我不知道。

 

一个政府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但是一切权力都还集中在它的手里。所以大家觉得要是这样一个政府不推翻，那中国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从当时情况来看，我说这个革命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这几年，一部分人中间流行的一些说法，认为说革命干嘛？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啊？要是不革命也许还更好一点，等等。1995年我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那次大会的中心就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世界上出现一股潮流，全盘否定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包括法国大革命以及以后的革命。我那次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专门谈怎么来看待革命的问题。孙中山讲过一句话，说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也不能一直革下去啊。你说要千百万人起来抛头颅、洒热血地付出，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来进行革命，这个革命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吗？它是少数人或者几个人就可以鼓动、制造出来的吗？这一点可能大家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那么一个感觉。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地下党，和我熟识的人可能都了解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是我1948年初参加了地下党，为什么？是因为感觉到当时那个政府不推翻的话，我们的国家民族一点前途和希望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会豁出命去干。如果说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谁还会去干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事情呢？所以我说这个革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是万不得已的，照以前的老话说那就是逼上梁山才会干的事情。

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的发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中国人民在饱受列强侵略、饱受专制势力压迫之下，长时期积聚起来的那种愤怒、那种仇恨的一个大爆发。这个爆发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我想至少有三点。

第一，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句话，是十五大报告里面讲的，党中央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句话，我觉得到今天好像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讲，从近代以来，为了挽救这个民族，中国人曾经进行过很多次各种各样的尝试，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但是，这些并没有能给中国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作用就是，他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我还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说搞改革开放就是要“振兴中华”，有人就问我，说这个口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出来的？我查了一下，看到最早就是是孙中山在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的宣言里提出来要“振兴中华”。孙中山在历史上做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要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而所有这些，怎么来实现？就是要靠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这样一来，孙中山提纲挈领地把近代中国面对的种种矛盾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提出来了。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这样提出过，因而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同一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中山讲的这三条，跟我们今天的理解也并不完全相同。他提出了这些目标以后，怎么来实现？他也没有一下子找到一条正确的、具体的道路，而且也没有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些都是他的不足。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人面前提出这三大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所以今天可以说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我们中华儿女都把自己称为是“孙中山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事实上，我们也就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只是把孙中山提出但没有完成的事业由我们来继续完成，而且在内容等方面比以前都有新的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个也是非常重大的贡献 。这一点现在恐怕大家也不大容易感受得到，正如刚才我说的林伯渠同志的讲话谈到的那样。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发展得相当发达的，它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统治，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比如说“三纲五常”，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一套东西，把人的头脑牢牢地束缚住。现在大家旅游去参观很多古老的房子，一进房子，堂屋里边中间常常有个牌位，上面写的是“天地君亲师”，过去要到师塾里面上学，也先要对这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磕头。

皇帝，人们把他称为“天子”，带有一种很神秘的色彩，好像他就是代表上天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对他是不能起来反抗的。《红楼梦》里面王熙凤有一句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反过来读，还可以读到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如果想把皇帝拉下马，你就得舍得一身剐，就是凌迟处死。一般人不要说是不敢起来反抗皇帝，连想都不敢想。但是辛亥革命它把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这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刚才说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统治网络，而这个统治网络的中心、最高点，就是皇帝。辛亥革命一下子把这个头砍掉了，打掉了这个网络集中起来的最高点，那么整个旧的社会统治就乱了套。所以，清朝政府被推倒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旧势力的统治，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替换，但是，谁都做不到像清朝、明朝那样统治200多年。这就为我们以后革命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啊？把清朝推翻了，接下来的是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好像没有那个革命还好一点。我说这种说法，讲得客气一点，是一种很肤浅的、目光短浅的说法。事实上，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当然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这也就说明它的统治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一直维持下去了，它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来维持，而这种统治终究是不能长久的。另外，为什么国共合作北伐能够那么顺利地发展？跟这个军阀割据、军阀混战造成的四分五裂状态，跟北方分裂成的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三股力量互相牵制都有关啊。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对很多地方，包括诸如广西、山西、甚至四川某些地区，他实际上并不能都指挥自如。所以辛亥革命以后，极端野蛮的统治引起人民的痛恨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也就是说四分五裂的状况，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确实是格外深重的，但是如果用历史发展的长时期的眼光来看，它确实为下一步革命的进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从思想领域来讲，辛亥革命至少带来两个变化，一个是带来了民主精神的高涨，另一个是带来了思想的一次大解放。首先是带来了民主精神的高涨，到清朝的时候，国家的事情由皇帝搞“乾纲独断”，老百姓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很有名的“公车上书”，上书的人是有功名的举人，举人了不得，但是他们还不能直接向皇帝上书，而是先交给都察院，由都察院转呈，如果都察院不给他转呈，也到不了皇帝的眼前。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只能乖乖地听，国家的事情根本轮不上老百姓来插嘴。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曾经讲过，整个《临时约法》里面，只有一句话是他加上去的，就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对每一个老百姓来讲，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不是子民了，而是国家的主人了。

当然，有人说民国不过是块招牌，但是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还是大不一样的。老百姓意识到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虽然在事实上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就是让老百姓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所以辛亥革命以后，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发表各种议论，报刊、社团活动非常活跃。五四运动的发生离辛亥革命只有7年多，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以后造成的那么一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五四运动是不会发生的。这就是辛亥革命带来的人的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是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五四运动的时候，《新青年》上面陈独秀写过一篇文章，叫《偶像破坏论》。他说，就拿皇帝来讲吧，其实皇帝没有什么神奇的、出众的地方，只不过人民迷信他、尊重他，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元首号令全国，一旦被打倒了，就像现在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清朝的溥仪，他们比平常人甚至还更可怜。他说的可怜不是同情的意思，而是说好比一个菩萨塑像，把它搬下来扔在粪坑里面，即使再拿起来，它还有神奇、出众的地方吗？他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皇帝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还有什么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不能抛弃、不能改变呢？

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发生的。可以说辛亥革命思想是那个时代、那个历史条件下最进步的思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中间老一辈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些革命家，比如说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甚至朱德，他们都参加过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旗号下进行过革命。比他们年轻的，像毛泽东，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是在学校的墙上贴了一个东西，主张共和国应该让孙中山做大总统，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湖南的新军，当了半年兵。所有的包括比他更年轻的周恩来、刘少奇等等也都是经过辛亥革命，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他们后来又觉得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不行，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进了。

 

辛亥革命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跨出了一大步，但它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是为什么？除了当时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外，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它没有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当时在很多人头脑里边，最强烈的革命目标就是推翻清朝政府，中国为什么那么落后？就是因为我们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我们就能够实现民族独立，而且当时很多人对西方的民主那一套很崇拜，并且他们害怕反对帝国主义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革命的失败。当真的把清朝政府推倒了，很多人就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实现，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大家就各奔前程了。

第二，它没有能够依靠和发动全国最广大的民众，特别是下层的民众起来革命。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发动了群众，比如会党在租界里边进行了很多宣传和组织工作，而且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上展开对要不要进行革命的大论战，再加上本身一次次的革命行动，如徐锡麟、秋瑾的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等都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但是它始终没有真正依靠社会底层的最广大的劳苦民众。毛主席曾经讲，缺乏一个农村的大变动，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因而能够取得成功，而它又没有能够充分地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这又成为它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不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的话，要想推倒它那是很难的。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力量单薄，孤立无援，所以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之后，就很容易走向妥协。

第三，中国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意见分歧严重，很快出现争权夺利的现象。而在当时中国那么一个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难以将革命进行到底。清朝政府推倒了，好象革命已经完成了，革命党本身内部事实上已经是四分五裂，各奔前程，所以没有那么一个核心，怎么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根本教训，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今天对辛亥革命多讲几句，也是为了使党中央在十五大上针对辛亥革命作出的那些明确的结论在事实上成为大家真正的共识。

二、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对“五四”运动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广义上的，就是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开始，一直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另一种理解是狭义上的，就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引起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两种理解，人们通常使用的是前者，但很容易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包括着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分界点的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历史上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重要的启蒙作用，并且有着延续性，但性质并不相同。

先讲第一个阶段即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发生可以这样理解：它以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为起点，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里的一次补课。大家知道，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之一，他在辛亥革命时候，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也曾经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回国以后，他在安徽成立了一个“岳王会”，并且在安徽、南京都成立了分会，更重要的是他曾领导了1908年安庆的一个起义。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当了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人民的生活依然很悲惨，国家的状况仍旧那么黑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也曾清楚地讲到，辛亥革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活不下去，于是怀疑就产生了，增长了。当时人们在思考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陈独秀提出他的一个重要看法，因为辛亥革命是我们当时推翻清朝政府的政治行动，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还没有一场彻底地扫荡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运动。所以，人们的头脑仍然被这些思想约束，共和政体不能得到巩固。于是他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和愚昧。他想用“科学”和“民主”对旧的思想文化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他把它称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个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白话文也在这时得到有力的提倡，有助于把文化从少数人占有下解放出来，能够为更多平民所理解和接受。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取得的巨大成果。大家都熟悉里面有许多很有名的话，比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些话听起来令人惊心动魄。所以，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也应该给它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但初期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把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它强烈地反对“奴隶道德”，起着重大的进步作用。陈独秀在他的文章里讲，国家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世界万事，都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他说这个不讲还有什么别的可以说的。所谓“奴隶道德”是抛弃了、离开了这个中心。尤其是胡适当时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很有名的作家，对中国大陆影响很大。胡适说我写《易卜生主义》，实际上是要培养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有一个剧本叫《娜拉》，在中国也上演，另外起了个名字叫《玩偶之家》，讲的是娜拉这个人在家庭里面事实上是丈夫的奴隶，到最后她觉醒了，就离家出走了。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把这个捧得很高，表达了妇女的自觉。但是鲁迅先生还是了不得，他做了一篇演讲，就是《娜拉走后怎样》。他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子，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鲁迅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社会没有改造，即使妇女自觉和离家出走，就解决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了吗？就解决了妇女的问题了吗？可见，初期新文化运动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着眼点主要在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样，仍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真正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初期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心口号“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到后来慢慢地被另外的口号代替了，就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

但是，社会怎么改造？建设怎样一个新社会呢？大家还是不清楚。正在这个时候，恐怕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了，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变成了生活中的现实。于是，有一些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影响，首先是李大钊，他写了两篇很有名的文章，一篇是《庶民的胜利》，一篇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但是，说实在的，这种思想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整个思想界接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它还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一个转折点。它为什么成为一个转折点呢？因为对近代中国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参战国，当时确实派了劳工到法国去参加支援战争，而德国是战败国，战后它在山东拥有的权利当然应该归还给中国。对这一点，中国人原来抱了很大的希望，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但是，巴黎和会最后的决定是原来由德国人占领的山东的权利全部交给日本。陈独秀的文章曾讲，美国的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好人，但是现在怎么样？巴黎和会成立了一个“私人小组”，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代表组成，每个国家派两个人，关起门来商量作决定。做出的决定中国代表团表示抗议，但威尔逊说，这是不能改变的。这样，原来对西方象征自由民主或者代表公理充满了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中国的民众更加愤怒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群众运动。而且，这个运动中涌现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改变了以前那种心态，大家继续聚在一起，研究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今后中国该怎么走？

当年像瞿秋白，在五四之前他身体不好，有肺病，思想非常消极。鲁迅更早一点的时候，因为辛亥革命以后那个局面，他也很苦闷，就是天天在庙里抄那个碑帖。经过五四运动之后，人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越来越感觉到，现在我们的路是要走十月革命走过的道路。那这样是不是就抛弃了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呢？不是，相反是把这个口号的内容更加深刻化、更加准确地表达出来了。所谓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要求绝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所谓科学，也不是说一般的来反对迷信和愚昧，而是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观察和分析我们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实际上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原来更加深刻。另外，这个时候在北京以李大钊为首，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开始翻译成中文，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在北京大学，那时候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有很多英文书，北大的许多学生可以阅读英文书。而陈独秀到了上海，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候从日本回来了一大批留学生，像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陈望道先生我跟他非常熟悉，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我在日本受到影响，带回来的也是日文的《共产党宣言》。所以说到了“五四”运动的后期，实际上，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都做了准备，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地传播了，集结了一大批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我想每隔十年我们要隆重纪念一次“五四”运动。这个“五四”运动我刚才说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5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两个阶段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这两个阶段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前期它在反封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而后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个转折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先进分子中成为主流。以前我看到很多书和文章，发表的谈“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好像讲的都是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对“科学”与“民主”的解释，也都是早期的，当然，这些也都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我们应当讲完整，而且更主要的是要讲：“五四”为什么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点好像注意的人很少。

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经是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了。当时全国的中心是北京和上海，现在可以最早查到1920年5月的时候，上海由陈独秀他们几个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建立起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李大钊在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这以后，陆陆续续在山东、湖北武汉、湖南、广东，甚至在海外的诸如日本、法国都建立了早期党的组织。这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据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那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当时，虽然一些地方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但还没有中央机构和全国的统一组织。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党的建立方面，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重要的两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最早的是李大钊，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论述，也比当时所有的其他人都更深刻，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接受至少比陈独秀要早半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当然也比陈独秀深刻得多，但陈独秀确实也有一个长处，就是他那个性格，人家形容他好象火一样，他一旦接受了一个新的东西，尽管他对它本身的理解还不那么深刻、准确，但他立刻就要付诸于行动，所以，当李大钊还在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陈独秀则更直接地把力量放在推动建立党的组织上，所以毛主席也讲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立党的组织方面，陈独秀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

 

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并不奇怪。过去我们对陈独秀的批判，是有过分的地方，一个是把很多不是他说的归于他，比如说，在大革命时期，很多错误是共产国际的理解，但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也不便批评共产国际，所以最终批评了陈独秀。另一个是对他有时说的太过分了，说他参加“托派”，是汉奸，其实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主张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主张民主，所以我们对陈独秀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陈独秀一切都好，一切都对，这恐怕也是过分的。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也有他的责任，他确实也说过一些不正确的话，他参加“托派”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去参加。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托派”的成员开除出党啊？因为在大革命后期，国民党极端残酷地实行白色恐怖，党在上海的很多优秀的领导人，像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赵世炎等等都被杀害了。在那么一个严酷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陈独秀又反对中央。所以说，他确实有自己的责任。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对的就肯定，不对的就否定，不要一说好就什么都好，一说不好就什么都不好，应该说肯定的应该是好的东西，否定的应该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对于陈独秀，这些人片面地去讲，反而造成了不好的效果。当时党的建立，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就在那时候，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恽代英等在湖北成立“波社”（波尔什维克的意思）。吴玉章等在四川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历史历来是处在矛盾中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可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依靠外来因素造成的，而是许多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时的必然产物。

中国人经过了“辛亥革命”，又经过了“五四”运动，乃至最后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毛选》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几句话分量很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实是具有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政党从来也没有过的一些全新的特点，最重要的有三条，而这三条也正好是针对辛亥革命的三条教训所涉及的问题。

第一，它旗帜鲜明地以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自觉地用它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应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上海的早期党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党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2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除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八十多年了，但中国人长期对这一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判断，对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破天荒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最初还没有提到反对封建的土地制度），实际上阐明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这就使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对当时的国情有了基本的了解，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并且知道要分两步走。隔了近一个世纪回头来看，我们不能不赞叹这种全新的认识是何等充满智慧，它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第二，走向社会底层，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1922年，党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谈怎样到工人中去做工作。许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下长衫，到工厂里去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陈望道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上海区委的第一任负责人，他就曾和我说，最初建党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分子，他跟茅盾也就是沈雁冰，每天工人放工的时候，就到工厂门口，站在一个高的地方，进行演讲。但是工人放工后，根本没几个人理睬他们。后来他们慢慢地摸索到了一些经验，就是先办工人夜校，教他们文化，也给他们讲些思想，从里面发现了不少积极分子，以后又搞工人俱乐部，先从工人的生活福利等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入手，慢慢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工人运动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这里我还想说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革命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农村产生，而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诞生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党的领导人，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他们的思想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和很强的组织力。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中国革命也不可能胜利。这是为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顺便我想也说两句，工人阶级领导，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分析，它是从整个阶级来讲的，不是说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个人来领导。

工人阶级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是跟现代化的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把它和地主阶级、农民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区别开来了。第二点，在生产领域里，它是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就把它跟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一般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区别开来了。第三个，它是依靠劳动为生的，没有剥削，就把它跟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了。可以说，人类发展到最后，别的阶级都消灭了，只剩下一个就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从根本上来看的。

第三，把党建设成一个由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革命事业要在极端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共同奋斗的坚强有力的核心力量，否则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党的队伍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过了不断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央一大有十二个代表，这个问题我想也再说两句，现在有人争论，说中共一大究竟是十二个代表还是十三个代表？其实是多了一个包惠僧。包惠僧确实参加了这次会，但是，包惠僧是武汉的，而武汉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陈潭秋。包惠僧当时在广东，陈独秀叫他来是代替陈独秀参加，所以他不是正式的代表。我有两个最有力的根据，一个是在苏联共产国际保留的1921年的档案里边有一个俄文的档案，是中共写的报告，就说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有十二个代表，这是档案的根据。

另外，胡乔木在对毛泽东的诗词进行注释的时候，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因为当时有十二个跟十三个两种说法，当时李达说是十二个代表，他不但是一大的参加者，而且他是重要的组织者。究竟应该写十二个还是写十三个，毛泽东在旁边批了一句话说，是十二个。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结论的。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有一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写的是十二个代表，他们可能觉得大家都讲十三个，就给我改成十三个了，这不是我的意思，而且是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修改的，我觉得就是十二个代表。另外也有人说参加的有十五个，因为还有一个包惠僧，另外还有共产国际的两个人。拿出席一大的十二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地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了党；还有成为叛徒，被清洗出党，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这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党正是在这个不断洗刷和筛选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坚强有力。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在遭受严重挫折的状况下，始终摧不垮、打不散，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具备了这三个特点，而这三点又确实是针对了辛亥革命时候的三个弱点。而这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第一条要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在当前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来观察分析中国的问题。第二条是一定要依靠民众，就是以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由人民共享。第三条是要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小平同志讲，培养“四有”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有理想，一个是有纪律。对于一个青年尚且如此，对一个党组织，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这个党是站不住的。另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还有一个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教育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三条就是共产党区别于一切其他政党的不同的地方，是共产党能够胜利前进的保证。这确确实实是历史的经验。

最后，我再简单地说几句，回顾这样一段历史，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好象就是一个接力赛跑。后来的人总是以前面跑到的这个人的地点作为他的出发点，接过棒，然后再跑。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前进的。人们常常容易有一种错觉，好象历史都是从自己开始的，都是从现在开始的，而忘掉了事情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其实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和明天。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立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毛主席当时就说要从一百一十年前讲起。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走过来的不容易。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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