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庄重告诫全党要抵御重大风险。

那么，从当今现实出发观察与思考，我们党和国家会遇到和有可能遇到哪些重大风险呢？择其要者来说有以下几类：

第一，抵御地缘政治的风险。一方面，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在军事上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诸国的岛链为依托，利用太空优势，并结合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建立空、海立体作战体系。南海，自打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后，千方百计地进行搅局，以“南海军事化”为借口，接连派军舰、航母、军机闯进我南海岛礁附近。美国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怂恿日本、菲律宾、越南进行捣乱，南海持续紧张，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美国又以朝鲜试核射弹为借口，大肆调兵遣将，并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拦截系统，这完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矛头就是对准中国和俄罗斯。面对外部异常复杂危险的政治军事局势，稍有不慎，随时都会发生冲突对抗事件。

第二，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一年前，我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已达到210%多，接近国际经验显示的风险高发窗口期(250%—280%)。近期有所好转，但依然较高。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当经济增长速度由高位转向中位之后，金融领域受一些因素影响，向窗口期逼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是影子银行风险。一方面，各种信托产品、理财产品进入集中兑付高峰期，也是违约高峰期；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出现了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P2P、众筹、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比特币等。这些虽然是金融创新，但也潜藏着欺诈、违约、破产、洗钱等事件。影子银行在运行过程中，风险点多、易发，监控难度大。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显著降低，而公共支出却刚性增长，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继续扩大，“借新还旧”的压力将不断上升，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会遇到空前的偿还高峰期，由此形成局部性金融风险。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多方面的风险因素同时显露并相互渗透传染，最终可能会使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

第三，抵御转型积累的不确定性风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看，在我国向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三个转变”，即在需求结构上实现从投资、出口导向向内需特别是消费导向转变；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从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在社会结构上实现向市民化社会转变，并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实现“三个转变”，我国还面临着诸多显性和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许多领域，而每个领域又存在着多个风险因素和风险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些风险因素在积累，风险点在增加，风险点之间的关联性在增强，甚至还面临着某些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比如，城镇化如果推进缓慢，就容易引发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激化的风险。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0%。这种状况既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有一定差距，也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偏低，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过慢造成的。目前，我国有2.34亿农民及其随迁家属在城镇长期居住生活。但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门槛限制，农业转移人口还无法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由此在城镇中形成两大社会群体：一个是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另一个是5亿多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能看得到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甚至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时，就可能会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对立事件（前些年，法国发生的骚乱就是教训）。

今后，农业转移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规模也越来越大，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如果不能及时改革农民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限制，不尽可能地逐步改善进城农民的困境，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可能会大大上升。此外，我国城乡居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在这种变化下，城乡居民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期待在提高。目前社会矛盾处于高发、多发期，无论是在问题发生端还是解决端，一旦遇到不满就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加之，在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使得政府与居民、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遇到社会纠纷事件概率增大。例如，近几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和搬迁、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社会维权等矛盾纠纷事件频发多发并有上升趋势。目前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隐患不可低估，特别是食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性质严重、手段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我国结构转型阵痛期，故意制造暴力事件，人为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此外，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决定，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也较大。例如水患灾害、地震灾害等。

第四，抵御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与风险。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累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一旦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很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就这种陷阱。我们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以后，也确实存在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虽然没有停滞，但风险存在，需要倍加警惕。

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进过程中，从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作为走过95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经历的风险可说世所罕见、党所罕见、人所罕见，但均化险为夷、克服战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风险和困难都将化解、战胜。

（作者为中宣部政研所研究员、北京市委讲师团特邀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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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川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715/8997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