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海：维护世界和平和我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 ──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

 

郭凤海 国防大学马列部哲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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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要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在与后来诸多其他历史事件发生联系时，才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6年了。66多年来，国际国内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今天，透过这些历史事件，回过头来探讨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深刻认识到这场战争对维护世界和平，改善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价值。因此，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既要从史实出发，又不能单纯就事论事，把目光局限在这一具体历史事件本身，更不能用某种偏见扭曲史料所包含的真实意义，而必须从全局着眼，从对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上把握其战略意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的深刻启示，真正懂得当年中华民族为之付出的巨大牺牲对于今天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朝鲜战争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与朝鲜北南双方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二战结束后，美苏崛起，近代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西欧被削弱，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罗斯福与斯大林规划了雅尔塔体系，想建立一个美苏合作的国际新秩序，却沿用了带有浓重强权政治色彩的划分大国势力范围的做法。尽管两国再三表示合作，但因共同敌人消失，加之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目标的差异，致使彼此关系恶化以至反目。双方针锋相对，最大限度地扩大各自在欧洲的影响，使欧洲一分为二。不久，冷战又迅速扩展到亚洲等地。这样，美苏合作最终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所取代。

美国战时不仅没有受到直接破坏，其经济、军事实力反而受到刺激，急剧膨胀起来，成为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债权国和头号军事强国。仰仗于此，杜鲁门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在世界各地遍布军事基地，肆意进行原子讹诈和金元外交，推行“以拉丁美洲为后院，以太平洋为内湖，以大西洋为内海”的全球战略。1946年2月，乔治·凯南提出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3月5日，丘吉尔发表揭开冷战序幕的“富尔敦演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美国制定了针对苏联的全面遏制战略，把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民族解放运动都视为苏联扩张，声称哪里出现苏联扩张，就在哪里反击。就此而言，战后一些国家如德国、朝鲜的分裂，许多国际争端，都是这种所谓“扩张”与“反击”的产物。

二战结束前夕，美苏就朝鲜问题达成了“谅解”：朝鲜不具备自治能力，应由美、苏、中、英四国共同托管。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探询美军是否可与苏军联合登陆入朝，当时美国正忙于控制欧洲、占领日本，因此把攻打日占区朝鲜“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推给苏联，想坐收渔利。但出乎意料的是，苏军突入朝鲜后进展迅速，日本8月10决定投降。消息传来，美国决策者紧急开会，研究对策。8月15日，美国提议以北纬38⁰线为界划定美苏在朝对日受降区，苏联对此未提出异议。三八线本来是美苏为接受日本投降划定的临时分界线，但由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军入朝后各自推行不同政策，致使朝鲜半岛南方和北方分别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致使朝鲜国家和民族发生分裂，埋下了日后北南战争的危险种子。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12月12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由朝鲜南方单方面选举产生的韩国为合法政府。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南双方都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北南对抗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和平统一更加困难。

朝鲜北方政府成立后，致函美苏两国，要求美苏军队撤出朝鲜。苏联外交部于1948年9月19日通知美国，宣布苏军于12月底前撤出朝鲜，建议美军也如期撤离。杜鲁门经过一番踌躇后决定：逐次从南朝鲜撤军，同时扩大对韩军援，组建并装备韩军，以维持李承晚政权。苏军撤走后，美军开始撤离，但宣布应南朝鲜请求，在韩保留7500人的战斗部队。直到1949年6月29日，这支部队才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最后撤走。

1949年底至1950年初，美国调整远东战略，确定了远东和太平洋岛屿防御圈。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防御圈半径沿阿留申岛至日本，然后延伸到琉球群岛。……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可见，朝鲜和台湾被划在了美国远东防御圈之外。但此时，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9月，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核垄断破产；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破产；1950年2月，中国为打破西方封锁，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开始重新估量朝鲜和台湾的战略价值。1949年，美国一些专家炮制了一份绝密报告，经杜鲁门批准，于1950年4月12日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文件说，美国应具备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能力,造成一种军事优势；尽可能快地扩展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美国指导下建立一个强大联盟体系；从内部破坏苏联的制度。由此出发，美国积极支持南朝鲜“北进”，武力解决朝鲜问题。

 

美苏撤军后，朝鲜南北两个政府，围绕如何实现朝鲜统一问题展开的斗争日趋尖锐。李承晚在1949年1月21日记者招待会、2月7日国会演说和1950年《新年祝词》中宣称：我希望“国军北进”；如果不能在联合国帮助下和平统一，“国军就必须向北韩进军”，“用战争来解决”，声言在1950年实现南北统一。韩国防部长宣布：“军队正在等着我们总统的命令。只要他一声令下，我们就会在一天之内占领平壤和元山。”此时，美国加快了对韩军援。1946年1月，美国以原日伪军警为骨干组建韩国“国防警备队”。1948年8月，警备队兵力达5万余人。同月，美韩签署“临时军事协定”，美国500人军事顾问团赴韩，向韩提供1.1亿美元军事装备。1949年5月，韩扩军，陆军兵力达8个师约10万人，同时组建了20万人的“青年防卫队”。1950年初，美国向韩提供1.1亿美元经济援助，同时向韩提供1097万美元军事援助。同年6月，韩军已达15万余人，其中陆军8个师9.8万人，海岸警备队6145人，空军1965人，军警4.8万人。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茨称韩军是“亚洲之雄”，对其与北方军队抗衡的能力“深信不疑”。韩政府和军队更是踌躇满志，对“北进”充满信心。美韩多次召开“高级将校会议”讨论“北进计划”，并按第一、第二梯队的配置，在三八线、汉城分别展开5个师和3个师的兵力。

 朝鲜北方在大力宣传和平统一的同时，也做了大量军事准备。早在1932年，金日成就创建了反日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坚持抗日斗争。1945年8月率队返回朝鲜，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北部地区。在此基础上，1948年2月正式组建朝鲜人民军。1949年5月，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访华，代表朝鲜请求允许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返回朝鲜。根据两党协议，驻东北解放军2个朝鲜师，于1949年7月编入朝鲜人民军，另一个师从南方调回，于1950年返回朝鲜。1949年8月，人民军总兵力8万余人，其中陆军5个师、2个旅、2个炮兵团，空军有飞机74架，另有警备部队4.1万余人。

从1949年起，朝鲜北南双方军事冲突不断。1月1日至15日，南方动用连、营规模兵力沿三八线北犯37次。5月，又出动41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进攻三八线以北开城附近松岳山人民军警备部队阵地。7月，出动旅级规模部队再攻该地。同时，三八线以北高山峰、银波山、国寺峰等要点，也遭南方进攻。据朝鲜北方统计，1949年1月至12月，韩军在三八线挑衅1836起。1950年初，韩开始向三八线大规模集结武装部队。1950年6月，杜勒斯赴韩，他视察三八线时鼓动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显示出你们巨大力量的时候已经不远了”，“美国准备给正在如此英勇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南朝鲜以一切必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认为杜勒斯的活动肯定会引起北方的不安。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在日本与麦克阿瑟讨论了朝鲜问题，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天才离日返国。朝鲜半岛火药味越来越浓，战争一触即发。

 

1950年1月，朝鲜北方根据半岛局势，开始考虑尽快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问题，并请求苏联支持。4月，朝鲜领导人访苏，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朝鲜问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随后，金日成率团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朝苏会谈的情况。同时，朝鲜人民军扩编。苏联应朝方要求向朝鲜提供了军事援助，任命瓦西里耶夫为人民军总顾问。此时，人民军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及若干空海军和警备部队，约13.5万人。6月7日，北方发表《关于促进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的呼吁书》，建议6月中旬在海州或开城召开朝鲜各政党、团体代表会议，具体商谈和平条件、普选程序等问题；8月5日即朝鲜解放5周年时，按民主原则在半岛实行普选，建立统一的最高立法机关。南朝鲜不仅拒绝了这一呼吁，而且逮捕了递交呼吁书的北方代表，同时下令“非常警戒”，禁止南方政党、团体代表前往北方。考虑到南方害怕普选，北方又于6月中旬建议：把北方最高人民会议与南方国会联合起来，以建立全朝鲜立法机关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这一建议再次被拒绝。半岛和平统一的大门因此被关闭。

 1950年6月25日凌晨，三八线附近长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终于演变为全面战争。战争初期，人民军攻势凌厉，到8月中旬，已占领南方90％的地区，将美韩军压缩于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然而，9月15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9月27日，未经联合国同意，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越过三八线的指令。“联合国军”于9月28日占领汉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尔后占领平壤，并继续向中朝边境进犯。至此，朝鲜北南战争演变成了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侵朝的国际性局部战争。

综上可见，朝鲜战争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插手朝鲜半岛内部事务、分割朝鲜的历史产物，也是朝鲜北南双方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当时北南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朝鲜，因此无论哪一方先进攻都不能视为“侵略”，这是朝鲜半岛和民族的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干涉。美国介入是对半岛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改变了战争性质，使战争扩大并复杂化，美国必须对此负历史责任。“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等国际条约并未规定分裂朝鲜。有人宣扬北方先发动进攻，是入侵受上述条约保护的南方，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也有人说战前美韩没有任何预料和准备，战争由朝鲜单方面挑起，甚至说这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共同阴谋”。这种对美国纵容李承晚政府积极准备“北进”视而不见，反而对朝苏中肆意攻击的说法，只能解释为某种偏见或故意混淆视听。

 

二、抗美援朝是中国反对美国“遏制”战略，支持朝鲜抵抗侵略的必然选择

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正是中国恢复经济的起步时期。由于长期遭受外国侵略、掠夺，并且战乱频繁，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切都须从头做起。当时，中国领导人在军事上的主要考虑，一是准备解放台湾、进军西藏及清剿土匪，二是削减军费减轻国家负担，加强经济建设。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全军进行精简整编，实行复员和统一军队编制，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海空军和特种兵建设。5月，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部署整编工作。6月6日至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争取三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实现《共同纲领》规定的任务，保证经济恢复，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为军队确定了如下任务：第一，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国；第二，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第三，参加生产建设；第四，加强教育，提高部队文化水平；第五，做好整编和复员工作。6月30日（此前朝鲜战争已爆发），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确定全军部队复员150万人，规定东北、西北、华北军区的复员工作于9月底前基本完成。7月4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正式办公，大规模的复员和军队参与国家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新中国一成立，我国根据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断交并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之谈判建交。照此原则，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我国与苏东国家及朝鲜、蒙古、越南、印度、瑞典、缅甸等国建交，并且得到了英国、瑞士、丹麦、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的承认。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也进行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有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明确态度。但是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在“遏苏”战略框架下对我党胜利采取敌视阻挠态度，解放战争中“扶蒋反共”，不仅改变了我党对美国的积极看法，而且使我党对美国的反共战略意图更加确信无疑。即使如此，1949年5月，毛泽东仍电示黄华，与司徒雷登会晤“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若对方愿续任大使与我办交涉及修改商约，不要拒绝；若美方停止援助国民党当局并同其断交，中美可谈判建交。并批准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而美国务院却明令司徒雷登“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关上了与新中国接触的大门。为打破西方外交封锁，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将奉行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互助条约》。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未中断与美国的交往，外交上对美保持着某种灵活性，贸易往来仍很频繁。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对华贸易额约达4千万美元。1949年全年，美对华出口额0.83亿美元，进口额1.064美元，进出口额合计约2亿美元。换句话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出于业已形成的冷战思维，美国立即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对华实行全面遏制和封锁。在经济上，美国把严格控制对苏东贸易的措施用于中国，大搞对华禁运。6月29日，美国通知英国，称已禁止美国在华公司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停止与中国洽谈新的石油产品供货合同，要求英也采取类似行动。30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停止签发向中国出口1B产品的许可证，并强迫英法等国参加对华石油产品禁运。7月28日，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强迫有关国家一致认可对华施行6种石油产品禁运。在政治上，继杜鲁门1月5日借台湾问题离间中苏的声明失效、美国国内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特别是靠制造“共产党间谍”案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后，美国竟把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对华政策联系起来，不仅顽固排斥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扶植和援助，把它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纳入美国遏制中国、控制东亚的战略图谋之中。特别是在军事上，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已令海空军“掩护和支持”韩军；已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福摩萨（台湾）的任何进攻”；台湾“未来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恢复，由对日本和约或联合国来决定。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党和政府也不能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战略反击，以各种必要方式打破美国的遏制、封锁战略。

 

事实表明，美国武装介入朝鲜战争，不仅使战争发生了质变，由内战转变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而且美军入侵中国台湾，轰炸中国东北边城和村庄，加强其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扩大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将其在太平洋的军事前哨推进至亚洲大陆，使亚洲局势骤然紧张，给未来亚洲局势的发展埋下了极大而危险的变数，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对此，从国际和地缘战略考虑，中国政府绝不可能视而不见，任由美军打到鸭绿江边。

应当指出，中国向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政府在严正抗议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努力。7月上旬，苏、印和英就解决朝鲜问题展开调停，英国还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扯上了台湾问题”与美发生了争吵。中国对有关外交努力都表示欢迎和支持，并提出相应建议。8月4日，苏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2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支持马立克提案。24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要求采取措施，使美军撤出朝鲜，避免事态扩大，以利联合国和平调处朝鲜问题。但此时美国已全面展开侵朝战争，根本不考虑任何和平建议。10月1日，麦克阿瑟命南朝鲜军突破三八线，进一步扩大战争。2日深夜，周恩来受中央委托紧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3日1时，潘赶到，周要他尽快请尼赫鲁转告美英：中国希望“朝鲜事件地方化”，强调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我们要管”。但不可一世的美国，认为中国“不足为患”，对上述严重警告不予理睬。正如狂妄的麦克阿瑟先前所说：我渴望与中国作战，“使他们遭到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我每个夜晚都祈祷红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同时，频繁出动飞机，轰炸、扫射我境内若干地区。

朝鲜战局逆转，朝鲜到了生死存亡时刻。9月28日，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通过了为避免北朝鲜成为美国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金日成、朴宪永名义请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决定，并同时向中苏两国发出同样的请求。当时，苏共中央未同意直接派军援朝，但认为最适宜的军事援朝方式是组派国际“志愿部队”，这支部队需由中国军队组成，需同中国商量。同时，斯大林致电苏驻华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建议中国派军援朝。10月2日，金日成再次约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申明战局万分危急，朝鲜党和政府恐怕非向中国求援不可。

 此时的中国，一是国民经济刚开始恢复，建设任务相当繁重；二是台湾、西藏等地还未解放，祖国统一尚待完成；三是匪患严重，朝鲜战争爆发后，境内潜伏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猖獗一时，为“迎接国军反攻大陆”大肆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1至10月，全国共发生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四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台湾当局联合对我进行经济封锁、政治打压和军事威胁，战火已烧到国门。正可谓国内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上述局势，已经使中国“和平建国”、“解放台湾”的预定轨迹被打破。各种困难和挑战，特别是朝鲜战局发展的危险前景，已经使中国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而必须根据局势变化，在一切和平方式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这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根据半岛形势的变化，未雨绸缪，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7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两次开会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13日，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正式组建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东北边防军于东北有关地区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下旬，为策应东北边防军，中央又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军事、物资上的调动和布署。但是，在是否出兵朝鲜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在决策上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7月到9月，中央连续开会，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把援朝问题扩大到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政府委员中加以公开阐述。10月初，出兵决策作出后又几经变化，与苏联就有关援朝事宜的会谈也一波三折。最后，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得出一致结论，就是我军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作战完全必要。因为如果美国占领整个朝鲜，侵略者会更加猖狂，于整个东方不利；我们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0月18日，中央最终定下了出兵参战、抗美援朝的决心。19日，我军以“志愿军”名义入朝。22日，第一批志愿军4个军近20万人完成隐蔽入朝任务。25日，志愿军第40军在朝鲜温井与南朝鲜军队开战，标志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

历史事实表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不像今天某些人说的那样，是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或受“苏联鼓动”，硬充英雄主义的冒险行动，或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一句宣传口号。实际上，第一，这样重大的决策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独立自主作出的，根本不是受外来影响左右的结果。某些人所谓“苏联鼓动”，不过是当时苏联领导人向中国提出的“建议”而已。这种建议，对毛泽东等领导人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根本决定不了他们决策。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对内对外，所有事务（包括抗美援朝决策）从不受制于外国，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第二，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根据朝鲜战局变化及其国际影响，特别是对我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影响，出于内政外交的实际需要，从战略高度作出的理性选择。当时，毛泽东等人多次开会进行充分讨论，对时局和面临的有利、不利条件全面分析，对战争胜算和可能付出的代价反复权衡，对战争的战略价值认真评估。可以说，对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无疑是命运攸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对于援助朝鲜抗击外来侵略，抗美援朝是尽国际主义义务；保家卫国，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战争方式反击美国遏制战略，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嚣张气焰，维护我国和周边安全，从而捍卫中国地缘战略利益。这项战略决策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今天，对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改善我国国际战略环境和促进国家发展，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三、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保证和促进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3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击退了进犯到中朝边境的美韩军队，扭转了朝鲜战局，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国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至此，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现在有些人却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认为它“迟滞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拖延了祖国统一”，对我国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坏处。这是对战争问题极其缺乏战略思维的、轻率而短视的看法。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结局，现在有三种看法：绝大多数人认为胜利属于中朝一方；一部分人认为双方在战场上“打了个平局”，但是这对中国来说也算是一个“巨大胜利”；极少数人则认为美韩一方取得了胜利。目前，这三种观点，结论虽然不同，但是，在对战争胜负进行判定时，却大多采用着同一种方法，就是以某种“数量分析”来“计算胜负”。于是，对抗美援朝战争胜负的争论，就变成了诸如战争双方谁死伤的人多、谁消耗的资源多等问题的争论。这样，战争胜负的结论就是不言而喻的：死伤少、消耗少者为胜，反之为败。

应该说，以数量分析计算战争胜负的方法，在一定情况下的确是有意义的。如，我国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不计一时一地之得失，甚至主动放弃一些地盘，目的在于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在此情况下，敌我双方在数量、规模上的此消彼长，对战局的发展就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价值。而在抗日战争中，如果仅就中国战场来讨论，那么中日双方在死伤的人员数量、消耗的资源规模上，中国的损失显然比日本大得多，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失败了吗？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因此，数量计算方法有其确定的适用范围，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导致得出歪曲历史的结论。同样，对抗美援朝战争作胜败评价，数量方法虽然也有一定意义，但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场战争，对我军而言，根据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和战局的实际发展状况，能不能在短期内把敌军从三八线以北赶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局，争取战略主动权，是最具决定意义的。这一点，越到战争后期越明显。就是说，我们在战争中的所要达成的目的是有限的，不是要把整个美国都消耗掉，也并不是倾尽全部国力、包括全部战力搞战争赌博。事实证明，我们达成了把美韩军队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的战略目的，而美国在损失了巨大人财物力的情况下，并没有达到其侵占整个朝鲜的目的。这是中朝军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标志，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而在战争中，我们在数量规模上消耗敌人，则全是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对比之下，我们付出的伤亡大些，还是少些，只要控制在一定限度，都不影响对战争结局的判断。即使从数量上看，战后美韩公布各自减员总和为113万余人（不含英、法等其他国家军队），美联社公布“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人员损失合计147.4万余人，均超过了中朝方面公布的歼敌数字。中朝军队共伤亡、失踪、被俘62.8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毙伤俘敌71万余人的同时，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美国战费开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战费开支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万吨。对比之下，中朝方面的战绩也是明显的。

 

因此，那种以“我军在朝鲜战场上死伤人数比美军多”得出抗美援朝战争打了败仗结论的观点，既违背历史事实，也表现了对战争理论的无知。一句话，抗美援朝战争，既没有打败仗，也没有打成平局，而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只有确认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才能进一步准确地评估这场战争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表现形态，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以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性战争。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联合国军”与南朝鲜军为战争的一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秘密出动的空军为战争的另一方。但是，这场战争又具有明显的局部性。除了美国一些好战分子极力主张扩大战争外，战争双方都力争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我国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取避免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组成“联合国军”的有关各国，特别是英法等国则很惧怕这场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并且，到了战争后期，双方的作战目标、使用的作战手段，也都力争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美国拥有核武器，也曾密谋使用核武器，但慑于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意志、世界舆论的压力和害怕苏联核报复，未敢使用。这一切，都使朝鲜战争成为战后最典型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国际性与战争的局部性，以及战略目的和手段的有限性，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战争的重要特点，表明人类战争在表现形态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人类有可能避免更具灾难性的世界性战争或核战争。

另一方面，从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转化关系看，这场战争也促使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更充分认识到中国捍卫自身战略利益的决心和力量，认识到和则两利、战则俱损的现实，认识到少做有损于中国正当利益、不利于两国和平相处事情的重要性。从抗美援朝开始，我军每次对外使用武力，都只限于制止他国对我领土或邻邦侵略，直接目标总是设定为在有利态势下求得和平。其中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打是为了和，打得好才能和，打不好不能和，打过了头影响和。这在后来抗美援越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当时，为避免中美开战，我国通过宣言和外交途径一再向美政府提出警告，美国则吸取了朝鲜战争中贸然越过三八线的教训，其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⁰线。因此，我们说，抗美援朝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朝鲜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而且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对日后保持正常、平等的中美关系，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促使国际关系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这场战争的结局震动了世界，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国际上的威力，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反击外来威胁和遏制的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正因如此，国际关系便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生了深刻的调整。一是中国的胜利极大鼓舞了长期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欺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纷纷向中国靠拢，与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政治、外交关系。二是使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了分化，一大批西欧国家突破美国的限制和阻挠，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三是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进一步巩固了业已形成的战斗友谊。这些，都使中国日后能够不靠美国“恩赐”，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下理直气壮地重返联合国，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四是抗美援朝促进了苏联对华援助。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许多大型企业（包括“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虽然其中大部分有偿，但苏方只收设备费，没要技术转让和专利费，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这种援助方式世界上绝无仅有。当然，苏联援华有其战略需要，何况抗美援朝也在战略上有利于苏联。整个50年代，中国欠苏联贷款59亿人民币。截止1965年，中国都还清了。因此，今天有人说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受了利用，中国没得到任何好处。这种说法很不客观。事实足以表明，毛泽东等人决策参战，充分考虑了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许多实际利益。抗美援朝“迟滞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没有苏联援助，我们也能发展起来。但如果说当年我国经济、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与苏联援助毫无关系，那就不够实事求是。通过这一仗，我们与苏联结成了与苏东关系不同的“兄弟关系”。（苏联和东欧是“父子关系”，苏共是“老子党”；而苏中是“兄弟关系”，苏联是“老大哥”。）中国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并没有一丝一毫改变。五是抗美援朝提高了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为后来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有人说，假如建国初不抗美援朝而搞改革开放就好了；假如当时与美国和和气气地谈判就好了！但是，他们忘记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需要的是平等对我的国际关系。当年清朝是要和和气气地与人家谈判，却把中国谈得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甚至险些亡国灭种！改革开放不是空中楼阁，它要有坚实可靠的基础。建国初就能与人家和和气气地谈当然好，但这却是一厢情愿，是幼稚的单相思。美国整个国策都在敌视、歧视、封锁、遏制中国，拿什么底牌跟美国谈？可以想见，如果当年中国忍气吞声地让美国压到鸭绿江边，在中国人头上悬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算美国大发慈悲不打进中国，那么，几十年后，中国跟美国谈世贸、跟英国谈香港、跟葡萄牙谈澳门，还能像今天这样理直气壮、胸有成竹吗？50－60年代，国际上兴起一股毛泽东研究热，而军事成就是研究重点。基辛格是毛泽东问题专家，尼克松是毛泽东的热心读者。他们的世界观与毛泽东完全不同，但却重视毛泽东的成就，这无疑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的分量。由此，我们70年代初才能顺利缓和中美关系，同时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埋下伏笔。总之，今天，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不能否认中国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既与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壮大有关，也与几十年来中国与各种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联系在一起。世界对中国的重视以及我国几十年和平的环境，绝对不是放弃抗争就能取得的。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促进了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一个保持了66年的安全环境。虽然战争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但并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固然是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动力所致，但出兵及时、初战获胜，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三八线附近，避免了在漫长的中朝边境长期设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使原订的南满工业搬迁计划取消，东北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成为建设的重点。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三年经济恢复按时完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与此同时，这场战争给我军现代化建设也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我军不仅在战争中积累了打赢现代局部战争的丰富经验，而且在装备建设上也实现了很大的跨跃。战争时期，苏联援助我军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都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我军首次实现了武器标准化（以前的装备多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万国牌”），使我国由军事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前几位的军事强国。1955年，苏军撤离旅大、丹东，又有偿移交了记账款10亿人民币的装备。上述装备折合人民币30亿元，按当时比价换成美元为13亿，对我军装备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国发展军事工业，一要靠购买应急，二要靠自己研制。后者是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打牢军工生产的经济基础──发展重工业。1954年，我国连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一架飞机还不能制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三分之一是军工企业，而且从飞机、坦克、火炮到步兵武器都是全部配套的，并保证所有零配件国内都能生产。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时，差不多全部常规装备，我国都已经能够自己生产了。可以说，正是在上述工业的基础上，1955年中央决心搞核武器，1957年上马，1964年就试验成功原子弹，1966年试验成功中程导弹核武器，1967年试验成功氢弹，1968年就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

第四，从地缘战略角度讲，抗美援朝保证和维护了我国地缘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抗美援朝期间，当战局开始不利于美国时，美国在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同时，麦克阿瑟还曾解除对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的禁令，蒋介石也制定了以20－30万兵力攻取上海的计划。试想，如果美军攻到鸭绿江边并长期驻军，我政府军一旦与台军开战，能没有后顾之忧吗？后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不仅国内敌对势力、特别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不会轻易认输，还会利用各种机会大搞破坏活动。而且，一旦美军长期强驻整个朝鲜，必将助长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就有可能出现蒋军在美军呼应或侧应下夹击大陆的态势。届时，我军前有宿敌，后有台敌，隐患极大。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台湾民进党搞“台独”，宣布台湾独立，我们要诉诸武力，战略后方能稳固吗？谁能保证美军不介入，不抄我们的后路？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年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取得了地缘战略上的长远主动，美国才不敢小视我们，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我们也可以更有力地以任何必要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此，关于抗美援朝“拖延了祖国统一”的说法，也是十分片面的。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当年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就向台湾派了兵，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美出兵台湾在先，我们入朝参战在后。试想，即使我军不入朝参战，就能在缺乏渡海工具、又面临强大海空威胁的情况下，很快解放台湾吗？再试想，即使我们不入朝参战，美国就能很快与我国改善关系、从台湾海峡撤出军事力量吗？历史当然不能任意假设。那种认为抗美援朝“拖延了祖国统一”的看法，其实是在假设当年如果中国不抗美援朝，中美之间、两岸之间就会万事大吉，这是十分天真的想法。强敌介入始终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障碍和威胁。就此而言，抗美援朝不仅不能说成是“拖延了祖国统一”，而且，应当说，在战略上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总得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自立、自强，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1840年鸦片战争，英军出动1.5万军队（一说不足一万），作战伤亡仅500余人，就击败了有90万军队的中国。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可以说，中国战无一胜，任由列强宰割。至于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二战以后勉强收回台湾，却付出了被迫接受外蒙公投、最终走向独立的代价，战胜国损失反而大于战败国。相比之下，在现代中国，军事上最富成就的只有共产党和毛泽东。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敢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纠集的多国联军较劲，让他们屡遭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战略态势下结束战争。试问，二战以后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之样，如此重创过美国？所以，有人说这是一场新生政权真正的“立国之战”，通过此战，中国人才真正挺起腰杆，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常受到欧洲人歧视，可是抗美援朝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流落海外的李宗仁，也是在这场战争之后，经过痛苦反省，毅然否定旧我，回归祖国。还有那些听到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发言后毅然归国的大批海外学子……这些，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价值，绝不是用数字能够计算出来的。

总之，抗美援朝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正是以抗日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自立自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用彭德怀的话说，从此，西方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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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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