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重读曾国藩——看传统文化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

唐浩明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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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国藩，后人有很多评议。褒之者因他立德立功立言，而称他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慕之者认为他以一农家子而封侯拜相，权倾天下而得善终，是古今少有的能人智者；贬之者则基于他镇压太平天国而骂他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个人以为，若跳出事功、政治的圈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位晚清人物，可能会更客观更准确一些。

在我看来，曾国藩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严谨的规范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者；还可以更高一点地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系统正规的长期教育，使曾氏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便皈依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善于治事治家的能干农人。在他的手里，曾家开始进入小康之境，他的三个儿子都能受到教育。长子曾麟书一辈子充当塾师，并拥有秀才功名。曾家是当地受人尊敬羡慕的耕读之家。因此，曾国藩的家虽然在偏僻的乡村，但却充满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曾氏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其父授课的利见斋、锡麒斋及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他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到二十三岁时，经过八次考试才中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接下来经过三次会试，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点翰林。长达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读，多达十二次的科举考试，在修得功名正果的同时，也将曾氏的精神世界别无选择地牢牢皈依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经典文化。

现今保存下来的名曰《小池》五律，是曾氏十四岁时的作品。诗是这样写的：“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在“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学说熏陶下，积极进取，对人生抱有很大期望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流传于世的他的会试文章《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邱》，对齐桓公纠列诸侯会盟葵邱，重申尊王室而讨伐背离之举予以高度赞扬。虽是闱场试文，然这种对大一统中央王权的维护，也确乎是《春秋》所教化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精神上的皈依，对于曾氏来说，是近于原始的本能的属于生命需要的信仰与追求。

十年翰苑生涯，在博览群籍的同时，曾国藩以圣贤为榜样，修身慎独，完成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

从五岁到二十八岁这二十三年间，曾氏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猎取功名，以便获得一官半职。记诵儒家经典，揣摸如何代圣人立言，无疑是他这段时期读书的重心。值得曾氏庆幸的是，他因此进入京师翰林院，而且在这里整整呆了十个年头。翰林院乃蓄才养望之地，没有多少实事，读书写文章是其本职。读书一旦与“敲门砖”脱钩之后，它的功效便大不相同了。曾氏既可借此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等各类书籍，又可以细细咀嚼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曾氏在后者的表现，促使他早年精神境界的一次重大升华。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曾国藩进京之后的第二年，三十一岁的他，加入当时京师一个以研究践行理学为主旨的松散团体。这个团体的人员多为官员，其中又以翰林院、詹事府等文化官员居多，其骨干人员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陈源兖等，他们的首领为唐鉴。唐鉴是湖南人，那时已六十四岁了，官居太常寺卿。唐鉴号称理学大师，是京师士人的精神领袖。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的日记记载，当天曾氏拜访了唐鉴，向唐请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所谓检身之要，就是检点自身的紧要入手之处，也就是说修身，对自己道德品性方面的修持该从哪些重要之处入手。对此一问题，唐鉴告诉曾氏，要以《朱子全书》为宗师。对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已，而要身体力行。修身当从两个方面下手：一为内，一为外。内要“主一无适”，即奉行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严肃”，即言行端谨庄重。对于读书之法，唐鉴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即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则归于义理一门中。治这门学问，重在读史。唐又对曾说，要学习倭仁，用记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其监督之关键在于不自欺。曾氏说，唐鉴这番话，对他有“昭然若发蒙”的作用。

从那以后，曾氏以朱熹的书为课本，按着朱子的教导，去掉身上的毛病缺点，让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他录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两句话正是他的字号“涤生”的注脚。曾氏着重在五个方面对自身予以修整。这五个方面为：诚、敬、谨、静、恒。诚即诚实、诚信、诚恳，不欺人，不自欺。敬即以敬畏之心态办事待人，他将书房命名为无慢室。无慢，乃敬畏之心的外化。谨即言语谨慎，不打诳语，不巧言，不说违心的话。静即内心宁静。曾氏牢记唐鉴的话：最是静字功夫重要。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他坚持每日里不论怎样忙碌劳累，总要让心安静一时半刻，最好能做到万虑俱息，心如古井。恒即有规律，做事持之有恒，生活上饮食有节，起居有度。

遵照唐鉴的提示，曾氏借助记日记来作修身监督，以慎独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每天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对那些不符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翻开曾氏早年的日记，常可见到他痛骂自己“下流”“卑鄙”一类的字眼，颇有一股与自身毛病缺点血战一番的气势。他以圣贤为榜样，努力将自己也打造为当今的圣贤。他甚至写下“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话，意即若做不成圣贤，则是禽兽。如此，就将自己的后路给斩钉截铁地断了。

从日记来看当年曾氏的思想及行为，可知他的修身是真诚的，是脚踏实地的，是见之于行动的。这样的修身，对于人的心灵的净化、素质的提高是极有作用的。就在这段时期里，他为自己的人生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这一生决不以升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二是效法前贤，以澄清天下为志。同时，他的人生认识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从《易经》“盈虚消息”（《易经·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天道中悟出人当求阙而不要求全，“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状态，从而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应当说，而立年间的这一段刻苦自励的修身慎独岁月，让曾氏补上了如何做人这一最重要的课程。他的人生境界，因此得到第一次升华，为日后的绝大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而在眼下，实实在在的修身慎独，也让他得到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曾氏在京师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的时期，除安逸、稳定之外，便是官运亨通。史载他“十年七迁”，即中进士十年内，他七次获得迁升。三十七岁那年，他一次连升四级，由从四品升为从二品，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为高级官员。迁升之速，在京师官场极为少见。他自己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两年后，他正式做起礼部侍郎。从道光二十九年到咸丰二年，三年间，他除本职外，还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遍兼五部”。

仕途如此顺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严格修身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诚实谦抑、敬业慎言的官员，上司岂能不器重，同僚岂能不推服？他的口碑一定是好的，他晋升路上的人为障碍一定是少的。

当世道倾覆之际，曾氏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用铁腕整顿秩序、训练湘军，为乱世事业奠定根本。

咸丰二年七月，曾氏在南下赴江西任乡试主考的半途，接到母死讣告，他立即向朝廷报丧辞职，同时改道回家奔丧。就在这时，太平军冲出广西，取道湖南北上，正在围攻省垣长沙。湖南处于战火中，一切旧的秩序都被打乱。十月，太平军放弃围攻八十余天不下的长沙，继续北进，连克湘北数城。十一月中旬，太平军打下汉阳。面对着几乎不可遏制的太平军威，朝廷内外一片惊慌。为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秩序，咸丰帝决定采取嘉庆年间大办团练的办法，任命在原籍守制的曾国藩为第一个团练大臣。（在以后的两三个月里，又相继任命四十二个团练大臣）。曾氏一开始没有接受，已经草拟请求在家终制的辞谢折，待到十二月中旬，得知武昌被太平军占领，湖北巡抚常大淳一家自杀后，才不得不墨绖出山。此时曾氏的临危受命，既有服从朝廷命令的职责所在的一面，也有保卫桑梓父老的责任感的一面，更有承担澄清天下重任的使命感的一面。

作为一个从内心皈依传统经典文化的知识分子，曾氏具有高于平庸官吏的眼光。他看出眼前的这支太平军，与历史上所有的犯上作乱的叛军都不同，他们不仅要推翻政权，取朝廷而代之，而且有自己的信仰，要用上帝来取名教而代之。他说：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面对这一突变局势，曾氏一方面看出这支军队的组织性战斗性远不是过去的叛乱者所可比拟，另一方面他也想到，可以打出卫道的旗帜来号召读书人奋起保卫孔孟道统。在太平军高唱民族大义时，曾氏举起卫道的旗帜，作为政治家而言，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作为知识精英而言，则是他的必然取向。

正是出于对太平军的深刻认识，曾氏知道，嘉庆年间的那种团练，在今天已无济于事，而朝廷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又已丧失战斗力，故而必须“赤地新立”、“另起炉灶”。于是，借团练大臣的钦差身份，曾氏决定组建一支新的军队。现在回头看来，曾氏组建新军即后来影响甚大的湘军，有着清晰的三个阶段。

首先，曾氏提出在长沙城里成立千人大团。获得咸丰同意后，曾氏将从湘乡抽调上来的一千团丁，按戚继光的军制，分为三个营，设营官、哨官、什长等官职。这些人住营房，穿制服，领军饷，整天操练，实际上已是一支军队的雏型。曾氏利用这支大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拯时救世的抱负。为整顿已成混乱的秩序，让普通百姓有一个安生的环境，曾氏对趁战乱而起的各类破坏者予以严厉打击，尤其对会党分子严惩不贷。他授予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凡查明属实的会党成员立即杖毙。此举震慑力大，收效也快，但它既违背司法程序侵夺地方行政官衙的职权，同时又招来滥杀无辜的恶果。“曾剃头”的得名即由此而来。但曾国藩不因此而改变。他在给咸丰的报告中说：“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承认他做了许多越俎代庖之事，也做了不少矫枉过正的事，但这都是为了改变几十年来“不痛不痒、不白不黑”的官场积习，希望世人能谅解他。

为了扭转绿营的疲沓之风，曾氏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插手军事，强行命令驻扎在长沙城内的绿营士兵与他的团勇一样地从早到晚操练。此举遭到绿营官兵强烈反对，他们既不愿吃苦，又羞于与乌合之众的团练为伍。长沙副将清德公开出面制止曾氏的不合时宜的做法，而曾氏的态度更为强硬。他搜集清德的种种贪图安逸、疲玩渎职的庸劣行为，并毫不留情地揭露清德在太平军攻长沙时居然自行摘去顶戴，躲进民房的贪生怕死的丑行，请朝廷革去清德之职。很快，清德被朝廷革职查办。表面看来，曾氏在这次与长沙军方的较量中胜出，但他因此而更深地得罪绿营，得罪绿营的大后台湖南提督鲍起豹。绿营与团勇的矛盾更深。团勇屡遭绿营歧视，连曾氏的亲弟曾国葆都在城里挨了绿营的砖头。绿营与团勇之间，经常为一点小事而械斗。终于又因一次械斗，绿营吹号集合所有人在曾氏衙门外示威，有几十个人甚至冲进大门，扬言要杀掉曾氏。此事虽得平息，但给曾氏极大的刺激。他既恼火绿营的猖獗，也为湖南巡抚骆秉章袒护绿营而备感委屈，于是决定离开长沙这个腐朽势力强大的省垣之地。在得到朝廷同意后，他带着他的一千团丁来到湘南重镇衡州府。

此时的太平军，正处如日中天之时。在前线作战的湖南团练的最初首领江忠源屡遭重挫，兵员损失严重，朝廷命令曾氏加紧训练团勇予以补充。这显然是天赐良机。曾氏抓住这个机会，抱着组建一支真正大军的宏愿，同时也怀有给长沙文武官员一点厉害看看的个人情绪，在衡州府里招兵买马，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短短的四个月里，他组建陆师十营共五千人，又富有远见地组建水师十营五千人，再加上八千后勤人员，到了咸丰三年底，一支拥有水陆两个兵种一万八千人，号称二万的湘军便宣告成立。曾氏完成了从团练协会主席到民兵团长再到三军统帅的转化。咸丰四年正月，过了年后，曾氏带着这支由书生为将、农夫为兵的崭新军队，在衡州府誓师北上，正式开始了与太平军逐鹿东南的军旅岁月。为壮军威，也为了宣传，出兵的时候，翰林起家的曾氏亲自撰写了一篇气势雄壮的檄文，声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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