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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命运共同体——怎样理解?如何建设?

2016年08月05日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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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完整报告:http://www.71.cn/2016/0804/903333.shtml

视频专辑:http://www.71.cn/2016/0804/903332.shtml

  PPT:http://www.71.cn/2016/0808/903937.shtml

    一、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论述

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外交最主要的一个定位就叫“伙伴关系”。比如,中国和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美国是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过去的十几年中,在定位中国与外部国家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使用次数最多的就是“伙伴关系”这个词,如果层次更高一点,就是“战略伙伴关系”。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从战略上进行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的定位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习近平同志特别喜欢使用一个词,就是“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描述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很多时候是从命运共同体这个角度来定位的。根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已经至少七十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使用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比如亚洲命运共同体,也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还提出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16年5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时提到,要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所以对于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将它贯彻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

现在,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这种新的战略术语时,很多人曾经也费了一番脑筋去思考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因为亚洲包括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和日本能不能算得上是命运共同体中的两个国家呢?一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怎样从命运共同体这个角度去理解中日关系?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思考、需要领会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外部世界对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去处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一点都很期待。一种看法是,中国的外交正走向自信和强硬,这种自信和强硬有很多表现,比如中国海监船现在能够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因为12海里就是主权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我国海监船现在已经和日本的船只同时对这个海域进行巡逻。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事件,外界对这些事件也有不同的解读。总之,外界也期待中国领导人接下来将会如何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中国接下来将会怎么走。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里出现了“命运共同体”一词。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举例来说,2012年以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都知道,GDP不仅包括中国人、中国企业创造的财富,也包括外国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财富,所以在我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中,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国家的企业作出的贡献。

当今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是经济的渗透,不仅是外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设厂,同时还包括各种文明、各种文化的相互交融。比如,麦当劳到中国就必须要实现本地化,当然在麦当劳实现本地化的同时,我们也在全球化。所以,在经济的背后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社会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说道:“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些话,都有很深邃的内涵,我们需要联系现实,才能更加深刻地领会这些话的含义。

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宏观的外交政治哲学后,中央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越来越系统化,并把它运用到了不同层次上。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了几点要求。

首先,他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是从全球社会成为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讲的,而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联系到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并提出也要努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帮助、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对中国也有重要的帮助。比如,我们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重点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都已经相对饱和,而且像美国、欧洲这些国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非常强,前不久美国对中国的钢铁产品施加了进口限制,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的限制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过去几年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只有对美国的出口没有下降,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还在保持上升,但是中国与欧洲、日本的贸易额却都在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很大。欧盟作为一个贸易集团,它本身的排外性非常强,欧盟提起的反倾销案件中,有超过80%是针对中国的。日本就更不用说了,2012年中日出现严重的政治摩擦,中国国内出现强烈的反日运动后,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都在下降。因此,中国现在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仅需要扩大内需,同时也需要更加充足的国际市场。那么,国际市场从哪来?在发达国家市场相对饱和、保护主义形势日益上升的前提下,我们只能通过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从而为我们自身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在这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成功的典范。现在中国与东盟每年的贸易额能超过3千多亿美元,东盟中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说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可以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合作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刚建成时,当时我们给这些东盟成员国很多优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出口越来越多了,竞争力也越来越强,所以不要看一时之得失,我们刚开始是在帮助别的国家发展,但是从长期看,对我们还是有利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通过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几点要求,可以看到中国在和外部世界交往时,不是仅仅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希望做到弘义融利,一方面要推动双方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帮助别的国家,落实好正确的义利观。同时,这几方面要求也比较具体地论述了有关命运共同体应该如何推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

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那么,打造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和以往的国际关系是有区别的。以往的国际关系是利益政治,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但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不仅自己要发展,其他人也要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意识,而不是仅以自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生动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话读起来也让我们感觉更加亲切、易懂。比如,“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了哈萨克斯坦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我们的安全新局面就是:命运与共,唇齿相依。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世界是多样的,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政治体制、一种文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繁荣发展起来,这个世界才会更好。

我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中摘出了一些精华部分,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们今天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所以首先就要了解习总书记是如何讲的。

 

二、应对全球性挑战需共建命运共同体

这一部分主要是讲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有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下,全球化发展导致了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各国命运被紧密相连,不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近代工业社会以前,自然力量可能使整个人类受到威胁,例如,恐龙灭绝就属于自然力量造成的全球性问题,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相对来讲要小一些。现在,在大规模工业时代,随着资金、人员的广泛流动,以及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全球性问题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例如,人员的流动可以导致某种传染性疾病在全球快速蔓延;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形成了全球网络;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波动导致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与整个世界密切相连,没有国家能够完全独善其身,即便是朝鲜也不可能完全封闭。朝鲜在进行核试验之前依靠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现有的政治关系,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粮食和能源,这也是他的底气,如果朝鲜没有中国给的粮食和能源,还怎么有胆量去搞核试验?

为什么我们现在属于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和威胁。

第一,核安全问题。表面上看,现在爆发核大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危险仍然有。比如,乌克兰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对撞,奥巴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强国,美国不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奥巴马在乌克兰危机上是比较克制的。但即便如此,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他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都是相当惊人的。现在,美国的核武器数量是5千多枚,俄罗斯在拥有核武器的数量上和美国差不多。除了美国和俄罗斯,还有一些地方也有可能爆发核大战。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如果核战争一旦爆发,就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国一方面依靠核力量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努力避免核战争。可以说,核大战是构成国际安全的一个根本性威胁。曾经有人说,中国现在大概有400多枚核武器,还要不要继续扩大,比如扩大到4000枚?我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核武器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我国已经有400多枚核武器,而且我们还拥有洲际导弹,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核威慑力量,换句话说,美国也不敢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因为我们有第二次打击的能力。我国现在拥有的400多枚核武器已经够用,如果再上升到1000枚、甚至4000枚,只会给我们自己造成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很多没有必要的风险。所以我常说,我们拥有核武器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

核安全除了核大战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核恐怖主义。可能大家平时接触核恐怖主义比较少,但是相对于核大战而言,核恐怖主义却是更为切近、更有可能发生的威胁。核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些恐怖组织会对核设施发动攻击,或者自己掌握核技术。主要包括四种可能的形态。一是恐怖分子直接袭击核设施。二是对核设施进行网络渗透,操纵核设施的运行。2010年,当时伊朗核设施就曾遭受到网络病毒攻击。三是对核设施进行物理渗透,收买工作人员。2016年3月,比利时遭受恐怖袭击,有消息称恐怖分子本来打算攻击比利时一个核电厂,在这个比利时核电厂的工作人员中,就有两人曾经加入过伊斯兰国。四是脏弹,所谓脏弹,就是把放射性物品和常规爆炸性物品放在一起,这样爆炸以后就具有很大的污染性,主要是构成核污染。现在很多恐怖组织在做这样的尝试,建自己的脏弹。

因此,当今时代仍然面临很多重大的风险,所以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与“核”有关的重大风险。2016年4月,习近平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强化国际合作,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因为一旦出现核问题,它的影响就会超越国界,甚至可能构成全球性灾难。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对朝新决议投了赞成票,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确保全球性的、地区的核安全,我们不希望朝鲜半岛成为一个有核武器的半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中国的基本利益。

 

第二,全球性的重大疫情。这是一个更切实的危险。例如,SARS病毒曾经出现在中国,这个大家还有比较深的印象。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造成超过2万人感染该病毒,近1万人死亡。当时,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出现后,由于当地政府不愿提供信息,埃博拉疫情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结果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想阻断病毒的传播就有些困难了,有些到当地支援的医护人员感染上病毒,等到他们回国以后才出现疫情。那么,埃博拉疫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2014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威胁到了社会的“根本生存”,并可能导致出现“垮掉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这是世界和平和安全所面临的危机。她同时也警告说,人们的恐慌感比“埃博拉病毒本身散播地更快。”

埃博拉病毒于2014年2月开始爆发,直到2015年初才被控制。埃博拉疫情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控制的?西非国家完全没有能力仅凭自己的力量就控制住疫情,因为它的整个卫生系统已经崩溃,所以埃博拉疫情最后是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下才被控制住的。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是一次重大疫情。

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派出了约3000-5000人的防生化部队,中国政府也派出了很多医疗人员,并赠送了很多设施。最后,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下,埃博拉疫情得到了遏制。其实,在出现疫情后,最简单的就是隔离,而疫情在最开始没有得到遏制的原因就是一些非洲国家不懂得这些基本知识,并且他们的很多传统习惯也促使了埃博拉疫情的扩展。比如,有的人得病去世以后,其他人还要再亲吻他一下,这样参加葬礼的人就有可能被传染上病毒,导致的结果就是疫情被不断扩大。最后,埃博拉疫情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主要大国的关注,成为全球性的安全威胁。

第三,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不仅表现在贸易上的相互依赖,还有资本和生产的相互依赖。首先是生产上的相互依赖,很多产品的不同部件是在不同国家完成的,最后再在一个地方组装成成品,所以不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生产链被中断。例如,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其部件生产网络遍布全球,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中有16万名雇佣,用户遍及全球145个国家。这是生产全球化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日本311大地震后对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有很多部件是在日本生产的,尤其是一些核心部件。

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世界上的南北差距却进一步地扩大。最不发达国家从80年代的20个增加到现在的49个。世界人口中最富的20%占有世界GDP的86%,而世界人口中最贫困的20%只占有世界GDP的1%。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即便是发达国家、富裕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总是希望向更好的地方流动,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贫穷很可能会滋生恐怖主义,产生社会动乱。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对发达国家来讲,还是对中国来讲,努力加大对外援助,帮助贫困国家发展起来,不仅是为自己拓宽国际市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麻烦。例如难民问题,现在欧盟正面临严重的难民问题,而难民问题的产生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难民迁徙图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叙利亚,叙利亚的难民现在占欧盟难民的30%左右,这些难民主要是因国内战乱而产生的。这些难民的迁移,要先到土耳其,然后到希腊,最后进入德国,西欧和北欧将是这些难民的最终目的地。叙利亚内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最终导致内战相持不下,其结果就是反对派没法推翻政府,政府也不能完全消灭反对派,这就形成了拉锯战,而拉锯战下倒霉的就是平民,所以大量的叙利亚难民开始逃离本国。2015年,德国接纳的难民人数已达到100万。除了叙利亚难民以外,还有一部分难民主要来自厄立特里亚等非洲国家。他们在非洲国家形成了几条走私人口和非法移民的路线。这些人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所以,不管是叙利亚难民,还是从非洲迁移到欧洲的难民,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能逃离原来的地方,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生活,所以很多不能通过合法的移民程序实现这一想法的人,就走上了非法移民的道路。

 

欧洲国家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但随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很多难民进来以后不能马上成为劳动力,带来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融入当地。从2015年开始,德国等西欧国家出现了反对难民、反对移民的浪潮。

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虽然他们自身的生活很好,但也不能完全独善其身。因为就算发达国家不再接受难民,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存在。

现在,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广州现在有很多的非法移民,如果我们不在源头上加以制止,还会有人不断过来,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这些人怎样融入当地、怎么找工作、怎样避免文化冲突,甚至是如何避免恐怖主义等问题。有报道称,从非洲到广州的合法、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超过70万,这些人常常聚集在自己的圈子里,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这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人员和生产要素倾向于自由流动,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急剧增加。所以,如果我们不和别的国家一起合作,共同加强执法安全,这些问题就很难从源头上被消灭。

第四,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和危险,这里讲的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不仅对其他国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三类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第一类是小岛屿国家,这些小岛屿国家大部分在海平面以上不到2米,如果海平面上升,整个国家的居民都要面临移民,这个我们称之为“气候难民”。一些小岛屿国家,即使没有被全部淹掉,但也往往受频繁的极端气候影响而造成很大损失,灾后重建更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二类是沿海城市,随着气候变化,这些城市可能遭受严重冲击。全球人口中有近45%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因此,即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和影响,比如飓风、海啸都是气候性的灾难。第三类是小农户,他们基本靠天吃饭,对气候的变化也最为敏感。不仅是小农户,还有渔民,他们都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候变暖,而气候变暖以后带来的影响就是海洋变酸,海洋的酸度增加,很多水产品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最基本的依据是因为全世界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全世界国家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尤其是传染病和核安全,它们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却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切近的威胁,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完全处理好这些问题。

简单地说,命运共同体的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威胁,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

 

三、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的四种层次——全球、区域、双边、虚拟空间

(一)全球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就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二是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三是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个方面,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

其一,共同的责任。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有没有责任?中国有责任,但是有区别。为什么有区别?因为现在全球变暖的现状不是仅在过去二三十年间造成的,中国造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要追溯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看看当时英国排放多少、美国排放多少。所以说,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大家都有责任。中国有责任,但不能因为中国现在是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说这个责任就是中国的,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责任,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即便发达国家现在的国内气候治理做得比较好,但是同样还得对发展中国家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其二,有区别的责任。有区别的责任,首先是历史责任不一样,这一点刚才已经讲过。其次就是发展阶段不一样,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主要是发展自己的经济,所以有些问题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三,应对能力不同。对于能力比较大的国家,当然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国家都作出同样的贡献。所以在处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在实践操作中,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大家一起努力,不同国家按照自身能力、具体情况的不同,承担不同的责任,这才是最核心的。

第二个方面,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要加强合作对话,加强交流学习。各国应该加强对话,而不是对抗。国家之间可以有矛盾,例如,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越南的矛盾,中国和越南最主要的矛盾是领土争端,越南不仅对南海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对西沙群岛也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越南怎么建设命运共同体?首先,中国和越南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为我们提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建设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和越南还是有可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其次,是有没有基础的问题,如果中越要建设命运共同体,也要有一定的基础。例如,中国和日本每年的贸易额超过三千多亿美元,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越南在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越南的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服装,而他们生产服装的原料就来自中国,如果中国不给他们原料,他的服装业就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从越南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在领土争端上好像挑衅得很厉害,甚至还有过反华的打杂抢烧运动,但是越南政府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谨慎和克制的。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不是一有矛盾就是死敌,很多时候有矛盾,但是也可以有合作。所以说,外交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矛盾、增进合作。有矛盾可以先放一放,不能说一有矛盾就把它极端化,这样还怎么建设命运共同体?因此,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越南,不能因为一些矛盾就让两国成为死敌。

我认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个基本方面就是秉持一个原则:尽可能地寻找共同点,减少矛盾,多对话、少对抗。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

 

那么,中国政府现在都有哪些措施?在有些问题的资金投入上,有人会问,我们有些钱花得值不值得?有人说,这些钱是不是应该用在国内?我认为,国内的资金投入当然也要增加,比如教育经费、公务员待遇等等。但是,对于有些应该在国外花的钱,也要花,有时这些钱花完以后可能看不到直接的效果,但它确实很重要。

首先,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政府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在今年9月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是为了中国将来能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市场和更好的全球气候环境。

其次,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15年9月,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维和行动已经25年,成为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为支持改进和加强维和行动,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今后5年,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那么,这些资金投入有没有用?有用。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形象,并且通过维和行动,也能促进当地的稳定,建设可持续的政府,这些对中国来讲都有直接的利益。我国现在有很多海外投资、海外移民,这些行动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有重要的帮助。

再次,就是减少贫困、减小贫富差距,可以统一归入国际发展援助方面。国际发展援助有很多形态,目前来看,直接的资金援助越来越少,而技术性援助越来越多。国际发展援助越来越多的是提供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技术性援助,这方面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地做,并且不断地取得进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作出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对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地区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了很多帮助,比如水井、修路等。同时,我国在教育援助、医疗援助方面也加大了投入,比如前面讲的中国参与应对埃博拉疫情,就是中国医疗援助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

中国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上作出了很多努力,除了参与维和行动,还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海盗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商船构成威胁,对中国的商船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也参与了亚丁湾护航行动。虽然这些行动都有很多资金投入,但是我认为,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并且对中国来讲也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更高的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投入都是有目的的:一是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为中国创造更安全的海外市场,三是从长期来看,能给中国提供更强大的市场,有更好的前景。从长期来看,这种资金的投入是能得到长期的战略上的受益的。

最后,中国的这些资金投入,短期内看起来可能没有收益,但是从长期看,可能会给中国免除一些麻烦。比如非法移民的问题,如果非洲国家发展起来了,那么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自然就少了,非法移民减少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在选择移民者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移民一定是高素质的,也就是说,要么有钱,要么有知识,这两类人更受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资金和技术,但如果来中国的是一些非法移民者,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说,我们通过对一些方面的资金的投入,可能也会给中国减少很多麻烦,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些资金投入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需要量力而行。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援助,很多项目,最终还是落在了中国人自己的企业上,受益的还是那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所以对于我们的资金投入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还应该看得深入一点、全面一点,不要觉得这些钱投出去就没有了。实际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区域层面

对于区域层面的命运共同体,我的理解就是中国和各个地区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此外,习近平还提出要努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共同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现在,区域层面的命运共同体的设想正在不断地生根发芽。

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已经同8个周边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在商谈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愿同所有周边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繁荣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提出了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五大举措。一是政治上“讲信修睦”,二是经济上“合作共赢”,三是安全上“守望相助”,四是人文上“心心相印”,五是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这是全面的建设地区命运共同体的纲领。

经济上“合作共赢”。虽然中国和东盟在经济合作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东盟现在的贸易额已经达到3千亿美元以上,但这些主要是货物贸易,所以在服务贸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上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所以我认为,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人文上“心心相印”。中国和东盟国家确实在文化上是多样的,但也有很多共同点。

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一直以来,外界有一种很强烈的看法,认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目的就是把美国排挤出去,从而主导这一地区。实际上,我们做的与外界的那些看法恰恰相反,中国提出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所有这个地区有利益的相关的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美国可以参与进来,俄罗斯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并没有说哪些国家不能参加。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在未来5年内,中方将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邀请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领导人赴华访问交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和拉美在经济交流上还比较有限,所以通过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也能增加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

2015年4月,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未来5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共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并参加联欢;将成立中国-亚非合作中心,进一步推进亚非各国交流合作。

因此,在不同的地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中国和非洲的政治关系很好,但现在主要还是进行经济合作和发展援助,在发展援助上,我们更多的是提供技术、知识、培训。中国和东盟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仅政治关系很好,经济上发展的也比较快,所以中国和东盟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全面展开的,是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地区机制五个方面同时推进的。而对于中国和拉美而言,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增加人文交流,促进双边的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习近平指出,亚投行是各成员国的亚投行,是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的亚投行。我们期待并坚信,通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能成为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

 

亚投行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作贡献,推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所以,通过设立亚投行,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

第二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样板、新的平台。也就是说,亚投行的建设,也是希望建设一个样板,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样板。亚投行要建立的是一个新型的多边开发银行,是与过去的多边银行不同的,亚投行一定能成为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这是亚投行要达到的目标。亚投行不同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最主要的股东是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第一大股东是美国。世界银行在进行投资时,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附加条件,并且很多的投资直接干涉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亚投行的投资并不是提出很多的附加条件,而主要是从投资是否适合当地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的。

所以,亚投行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帮助周边国家实现发展,二是建立一个新的样板、建立一个新的平台。

(三)双边层面

双边层面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这部分我主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和柬埔寨,另一个是中国和老挝。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和柬埔寨、老挝建设命运共同体?是因为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基础比较好。

柬埔寨多次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国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的长期坚定支持是柬中传统友谊真实写照。柬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双边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是实质性的,实质程度更高,它跟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不太一样,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可能就是提供资金、提供平台,但是双边命运共同体是要将两个国家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包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要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老挝和中国的联系也非常紧,因为中国和老挝的发展战略是对接的,这种关系就不一般了。所以中国和老挝提出了要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因此,这种双边关系拥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它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还有历史、传统、感情上的等等。

 

(四)虚拟空间层面

在过去的两年间,中国和美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既有过冲突,也有合作。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提出5点主张。

一是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二是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三是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四是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

五是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现在,网络安全的问题是涉及每个人的重要问题。

最后,我对今天所讲的内容作一个总结。

第一,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全球化导致的共同问题,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带有感情的,这个感情是对整个人类的感情、对地区的感情、对双边关系的感情,它的层次比伙伴关系要高很多,因为伙伴关系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一致就是伙伴,可以合作,但是命运共同体则要求我们在合作的同时还要努力减少冲突,尽可能相互协调、相互对话、不搞对抗,所以命运共同体和伙伴关系有所不同。

第二,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层次——全球、双边、区域、虚拟空间。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着力点也不一样。

第三,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但是共同性的一面意味着中国有必要作出自己的贡献,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防止共同问题的蔓延恶化,毕竟中国可能是这些问题的最大受害国之一。所以说,即使是有矛盾,建设命运共同体也应该是一个总的方向,应该通过命运共同体来化解现有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第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机制化,中国承担相应的义务,也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比如,中国应该参与网络空间安全标准的制定。再比如,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了责任,我们帮助其他国家抵抗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中国也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相应的权利。中国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也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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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805/9034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