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章 做合格党员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讲，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并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开展学习教育了，比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但是这些活动都是针对领导者，针对关键少数的。目前，我们党有8700多万党员，不仅有领导者，还有广大党员。那么广大党员应该怎么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2016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2016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针对关键少数，而是针对全体党员；第二，前两次学习教育都是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开展，针对关键少数分阶段进行，而“两学一做”不是集中教育，是经常性教育。中央明确指出，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此之前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强调学习阶段，这一次没有明显的阶段之分，没有说哪一天结束。

开展“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就是针对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精准发力。一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二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三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时临危退缩等；四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主要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五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是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

一、党章的基本功能与时代特色

第一，党章的基本功能。

一是党章的政治功能。党章首先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我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章还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有同志问，习总书记一直强调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到底什么叫基本要求？党章写得非常清楚，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四个坚持”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要求，反映的都是政治纪律。

二是党章的组织管理功能。政治纪律的基础体现在党章总纲里。所有的组织都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学校作为教育组织，教书育人是第一目标；企业的目标就是满足社会经济诉求，追求利润；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到底代表谁的利益？要实现什么目标？代表利益与实现目标这二者是融为一体的。《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政治上的终极目标。现阶段，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人均收入目前尚排在第80位左右，所以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一个更近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不能实现？当前，我国经济处在下行阶段，对我们党来说压力非常大。在这个背景之下，学习党章就是为了实现我们政治上的目标。

另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组织管理上需要有自己运作的一整套办法。作为企业，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作为政党，同样要有自己的规章。党章规定我们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常委会是由全委会选举产生的，只在全委会闭会期间代行全委会的职责。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向全委会汇报工作。维系组织的正常运转是党章重要的组织管理功能。

三是党章的调节功能。党章调节党员的行为关系，包括个人和支部的关系；支部和总支部的关系；总支部和党委的关系；党委和党代会的关系，这些都是由党章来调节的。党章是党的最高的行为规范，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党章之下衍生出来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实际上是以党章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框架。

党章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总纲部分，总纲部分反映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次是组织规则，组织规则包括11章53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学党章党规，我们现在的党规有很多，这些党规又都体现了党章精神。党章中，既有实体性规定，又有程序性规定。比如，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代会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等，是实体性规定。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程序性规定。这些规定也有约束、引导的作用，纪律就属于约束性的，而共产党员的义务就属于对我们的引导。

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内制度体系方面也有很大进步，特别是对党内文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理。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6月，出台的中央文件共有23000多件，其中，涉及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1178件。经过清理，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还有一些文件是需要修订后才能继续使用的。对党内法规进行废改立、清理、梳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在党章框架下对党的制度体系进行的一番梳理。

在党内法规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清白做人，干净做事”、“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这些标准都不高，都是底线，是社会提倡的一种美德，即使是非党员也能做得到，所以共产党员更不能突破这个底线。另外，有的标准也具备了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公私分明”还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可能短时间内能做到，但是时间久了就容易在这上面出现错误。再比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这也是短时间内很容易做到，但要坚持一辈子却也不容易。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既包含了社会底线，也包含了对共产党员的特殊要求。很多人说，《准则》里面的有些要求标准很高，但我觉得，像“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这样的要求就并不高。近年来，中纪委官网上就有不少讲名人家风的内容，比如曾国藩、朱熹等，良好的家风也是社会主流所提倡的一种美德、一种美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约束性规范，从政治纪律到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共分为6个方面。学党章与学《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紧密相连的。

第二，“两学一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那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将起到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的作用，同时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力抓手。当然，具体落实起来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因为顶层设计是一个大方向，它的落实还依赖于各级组织和每一个人。那么，这种执行力来自于哪里？一般来讲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动力，就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是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外在的规范和约束。内在动力是政治理念、价值观；外在的规范则包括党规国法，以及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媒体把它叫做“宽松软”，现在叫做“严紧硬”。但是不管怎么概括，现在在从严治党的问题上，“不敢腐”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在反腐败方面，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特别是“打老虎”的效果非常明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八大，这63年中落马的省部级和中管干部是145名，而十八大以后到2015年年底则有140多名，如果把2016年前三个月的“打虎”数都算上，应该可以跟前63年持平，甚至还要多一点。经过这样的严厉打击，我们的政治生态中出现了新的风气。人民论坛的调研分析显示，“吃喝风”得到有效治理。十八大以来，我们反腐败坚持的时间，跟以往相比是最长的，这关键在于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得到了有效治理。但是，我们依然存在懒政、怠政的情况，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懒政、怠政要远远难于反腐败。

另外，对于如何重构我们的政治生态，60%以上的人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对于形成新秩序，66.7%的人是有信心的。75%的人认为反腐败必须立法，必须制度化。通观这些数据，我认为大家对于政治生态的共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具体到个体党员身上，我认为，我们党员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我们的主流还是立得住的。如果主流都立不住，那么这8700万人基本就“散架”了。虽然很多党员在平时并不一定很先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在重大节点上，还是能挺身而出的，而且这种人占大多数。

前两年海南刮台风，有两个包村的乡镇干部组织大家安全转移，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死活不肯离开村子，这两个人听说以后，就返回去找老太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台风提前到来，这两个人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像这两个人一样的普通党员，他平时有缺点吗？可能有。有优点吗？肯定也有。可以说是缺点优点并存，也许有的时候群众对他们办事也不太满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能站出来，这就是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在党内还是居多的，毕竟极好的、极优秀的党员是少数，极差的党员也是少数，处在中间的、最多的就是这样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的党员队伍建设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比如党员的社会身份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情况又带来了另外一个现象：党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都大大增强了。因此，用过去单一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建设恐怕难以为继。党员的政治诉求与其社会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我们要求大家服从组织纪律，这没问题。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诉求，让一个人完全摆脱他的社会生存状态来空谈政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景下，党建难度加大了。一是党内能否有一个通畅的渠道用以表达诉求，而不是有问题就去闹事。二是我们的思想工作要符合实际。解决党员问题还得跟社会大政策结合起来，单靠一个基层组织解决生存问题，基本不太可能。有些基层责任大、资源少。比如，非公企业和“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里有大量的白领甚至金领，可如果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们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基本是做不通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另外一种情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遇到重大项目拆迁等事情，也存在不会群众语言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有，一是针对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党员，基层工作者的话语跟不上，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二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到基层和社会底层的群众打交道，从话语体系甚至服装服饰都需要发生变化。

到底如何考核基层党建？有些形式不能没有，内容和形式是一对概念，所有的党建活动都需要有抓手、载体，但是考核的时候过于强调载体，也未必合适，因为容易导致形式化。比如，“台账式”管理本来是个好事，支部有什么活动随时记录下来，可如果有的村里都空壳了，年轻党员都走得差不多了，“三个党员五颗牙”，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再记“台账”，基本不可能了。而且，过分强调记“台账”，还会导致假账。所以，党建的形式需要有，但关键在于中心工作，中心工作完成不好，党建形式做得再足，也未必优秀。

二、“两学一做”，基础在学

开展“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第一，学党章要与学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结合。

党章总纲部分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政治目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但这并不意味着纲领不重要，因为外界毕竟是根据纲领来判断我们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所以，学习党章主要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党的性质和宗旨问题。

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党章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的记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那么，现在发展情况如何？这就是中央讲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问题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然后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更具体的就是“一带一路”总规划、供给侧改革等等，这就叫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另外，学党章和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要注意变和不变的关系。比如，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是始终不变的。民主集中制从1927年写入党章，至今没变过；党的性质，原来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十六大增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这是一种发展；宗旨也从来没有变过。但是，指导思想是开放的、发展的。另外，一些具体条文也是与时俱进的。比如共产党员的义务、基本权利、基本责任都没变，但具体的内涵有变化。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过去有一句大白话：土改时斗地主，大跃进时多挑土，改革开放初期带头致富。党员需要学什么，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现在有“敢于担当”，过去没这么说。

第二，思想教育与制度相结合。

“两学一做”要着力解决理想信念淡漠、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说到底，这是思想教育和制度两者结合的问题。社会学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就取决于两条：一是价值，二是规范。价值指的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规范是外在的约束。作为党员，既是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政治人，因为加入了政治组织，所以首要的就是政治理念，政治理念是维系政党整体性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党是否团结。

我们来看13位中共一大代表，他们的结局与各自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陈公博、周佛海在一大之后不久就退党了，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连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没闹明白，很快就发现不是一回事，于是分道扬镳。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出逃了。还有四个人脱党了，这四个人的政治理念很有意思。李达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他不是革命家。早期共产党组织，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主义研究会，李达以为是去做学问的，没有想到还要干革命，就退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重新加入共产党，还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因为他确实有学问，毛泽东同志对他很尊重。刘仁静、包惠僧脱党，因为从大革命后期开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后，他们对中共到农村搞游击战争、武装斗争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退党，中共也把他们除名了。这是政治理念发生了重大分歧。而李汉俊不同，他是在大革命后期和陈独秀个人意见不合，一气之下退党了，年轻人情绪化色彩比较浓，意气用事，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枪杀，牺牲得非常悲壮，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追认他为烈士。还有三个人牺牲了，他们是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英年早逝。他们都是为信仰献身的人，值得我们高度尊敬。

 

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地下战线、情报战线那些共产党员的潜伏事迹也是非常感人的，其中很多人出身于当时社会的上流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照样生活得很好，他们就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为了一种信仰才参加革命，没有任何名利可谈，还要小心翼翼不能露马脚，所以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

直到现在，政治信仰也同样重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栽倒在一个问题上——过分追求权力，把权力当作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试图用金钱为自己铺平道路。但是很遗憾，不是什么事都能够用金钱摆平。另外一个是苏荣，他栽倒在一个字上——钱。他最后一次当选为江西省委书记的时候已经超龄了，还能干多久他也不知道，他的老婆就公开对江西商人说，我们家老苏快没有权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尽早说。这不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暗示吗？所以，这两个人殊途同归，这折射出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一个人一辈子始终做好事不容易，需要外在的规范，这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问题。由于国法和党规及其适用的范围和对象都不一样，所以，从对党员的要求出发，党规的层次比国法要高一些。举个例子，“见义勇为”要不要写入法律？这在当年引起法学家们的巨大争议，争论来争取去，最后决定不能写入法律。因为很多人做不到，特别是老人和小孩。他们在遇到歹徒时很可能不但无法制服歹徒反倒把命搭进去。因此，它不能写入法律，只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要求来提倡。但是，大家是否注意到“见义勇为”对特殊人员是有要求的？比如《公务员法》，它就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见义勇为。而且，党章中也规定共产党员要勇于同坏人坏事、不良风气做斗争。因此，党章党规对国家公职人员、党员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国法对普通公民的要求，这就是党规和国法的不同。党内有明文规定的制度，学术化的语言称为文本性规定，还有一些属于传统惯例。

 在制度治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近年来，从省部级干部到乡镇干部都非常认同这一点。党内规章制度太多，执行起来效果未必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在精，在于务实管用的同时，还强调执行力的问题。可以说，执行力就是我们对制度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

当然，制度也好、政策也罢，在实践中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制度政策的执行效力有时会层层递减。中央刮的是12级台风，到了基层可能就剩下1级了。这在管理学里称为涟漪效应，意思是在一个平静的池塘里扔了一颗石子，池塘中央的涟漪力度、浪花比较大，而越往边缘涟漪力度、浪花就越小，如果池塘太大而石子太小，边缘处就可能没有涟漪，甚至最外边的涟漪也有可能变形走样。这在经济学里称为边际效应，政策科学里称为政策效率衰减，这一问题确实影响了制度的执行力。如何解决呢？在对制度价值认同、领导干部自上而下起到带头作用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制度的贯彻执行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有好多人反映基层反腐败基本没有大动作，这和基层社会实际情况也有一定关系。有的地区到了乡镇一级，只有一个纪委书记，也没有助手；有的村里的共产党员只剩下一两个人，还因为年龄太大干不了什么事情。另外，有的发达地区的一个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就能吸收全国几万、十几万的劳动力，当地干部的收入非常高。在这些地区，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村干部不公正的问题。所以，要用公开保证公正。只有我们的专职纪检机构、党内监督、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与基层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才能使党内监督的效果最大化，否则，无法解决涟漪效应带来的问题。

第三，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生态有一个说法叫“从政环境”。政治生态学以政治行为和政治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关于从政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池塘里有一条鱼死了，这是鱼的问题；如果池塘里一群鱼死了，可能就是水环境受到污染，水生态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的从政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问题也不全出在环境上，我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马克思还有一个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意思是，我有可能被环境污染，但是我也可以改变环境，特别是对手中有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苏荣自己就承认，他到江西以后带坏了当地的党风政风。这就是他改变了环境，只不过他是向着恶劣的方向去改变。作为一个组织，是可以创造条件改变环境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对自己周边的环境发挥一点积极作用，即使我们不为官，手中没有权，在环境中也不能完全被动。

 如何解决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种种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反腐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强调的是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然后才有各种组织纪律，如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然，纪律是一种约束，它带来的首先是一种威慑，之后内化为党员的心理底线，但是仅靠约束还带不来积极、生动的政治生活。

另外，不能把纪律和民主对立起来看待。列宁就讲过什么叫纪律，他说，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党章把列宁的思想分为两个过程，并对其进行发展。第一个过程就是在大政方针没有做出来之前，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讨论党的政策。这在党章第一章第四条，党员的权利中有所体现。第二个过程是在党的决策做出来之后，党章明确规定，如果对上面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我认为第二个过程更为重要。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总体来讲，不得对外公开发表与党中央决议不一样的内容。

党章中组织原则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节党内关系，也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服从中央。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是常委会。这些关系都是靠党章来调节的。另外，党内不同意见需要有一个平等讨论的氛围，如果党内不同意见不能够平等讨论，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邓小平同志重申、现在领导人也强调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

三、“两学一做”，关键在做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做”，一方面是党员个体的主观努力，加强党性修养；另一方面是基层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和管理。

第一，加强基层党建，进一步落实常规性工作。

基层党建为培养合格党员提供机会和条件。基层党组织到底该干哪些事？党建的主体责任究竟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党章中规定的八件事。基层党支部的常规性工作，比如“三会一课”，有的单位坚持得很好，有的单位坚持得不好，但它的形式多样化，并非只拘泥于一种。再比如“台账式”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式，在不做假账、不搞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做下去。还有，此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突出强调了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就是到年底时，以党章为标准，组织党员开展民主评议。

 

第二，加强基层党建，要建立关怀、激励和帮扶机制。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工作。一是政治引导。特别是出台一些重大方针、政策，触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要有政治引导，这是了解大局、顾全大局的一个方面。二是建立关怀、激励和帮扶机制。党员为社会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动力哪里来？我个人认为物质激励仅仅是方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关怀。我刚去中央党校工作的时候，支部书记在解放前曾任大学地下党负责人，是一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同志。那个时候，年轻教师生了孩子，还没有分房子，他一时半会儿没办法给解决房子的问题，但是他会提着鸡蛋去探望，对年轻教师进行一番安抚，让人觉得心暖。还有的年轻同志评职称受挫，领导会认真找他们谈话，不仅仅是安慰，还会给他们分析工作上的问题，提供解决建议。虽然领导们没有直接解决房子、职称这些实际问题，但是他真正送去了温暖。因此，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要与党组织的激励、关怀和帮扶机制联系在一起，建立党员关怀和帮扶机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激励、关怀和帮扶机制的建立要基于行业、单位的具体情况，不要盲目攀比。

 第三，加强基层党建，注重党章框架下的基层创新。

在基层党建创新方面，一些大城市的街道、社区和企业做得比较好。

其一，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各地基层党组织不是把党员单纯地看作工具，而是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体现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如党员服务中心、党建工作站、流动党支部以及流动党员托管机制。在京务工的流动党员，有的被委托给北京一个区委组织部代为管理，有的由该省的驻京办事处管理。另外，很多普通党员没有领导职务，没有机会也很难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因此，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设立一些岗位，让他们起到带头作用。如一岗双责制、党员承诺制、党员责任区制、党员示范岗制等。

党员责任区制。有的企业和农村实行党员责任区制，就是一个党员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把一定数量的普通群众带动起来。党员示范岗制。这在市场上比较常见，有的党员商贩在摊位上自愿挂起“共产党员摊位”的牌子。这对于党员商贩来说，一方面是基于大家对党员的信任，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购买，另一方面也是对党员自身的一种约束和激励，使他们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党员承诺制。贵州毕节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可是该地区部分农村的基层党建工作却做得很好。例如，有的农村村头告示中明确且详细地写出，哪位党员要帮助哪位困难群众养殖多少只鸡鸭，哪位党员要在村中修补多少米道路等等。这就是一种承诺，说到就得做到，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

其二，党建活动方式创新。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党建活动方式的灵活多样上。各单位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党建活动方式。其中一个理念叫做“开放式党建活动”，是指凡属国家、政府的资源，无论党内党外，一律开放。对于党组织的活动，党员除特殊情况外必须参加，非党群众自愿参加，党组织在活动中为党员、群众提供一样的条件。如上海浦东陆家嘴的阳光驿站、金领驿站。一个体制内的单位里有30多个博士，其中20多个博士是非党员。每次党建活动时都允许非党员博士自愿报名参加，结果每次活动结束后都有两三个人写入党申请书。的确，资源是大家的，谁都可以来，而且通过这种活动还吸引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我们去浙江调研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企业的党组织开办了一个咖啡屋，党员和非党员都可以来看书、交流、喝咖啡，还时不时组织一些党员志愿者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有的打工青年在参加了几次活动后纷纷要求入党。这就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另外，各地党建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写民情日记、有的是党员做承诺、还有一些地方农村开展“伙计干部”等等，这都是动员基层干部、党员主动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典型事例。

其三，学习方式创新。创新党员学习方式，把系统性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相结合。比如“班前十分钟”学习活动，就是共产党员每天提前10分钟到单位进行集中学习。再比如微型党课，把知识体系中的知识点分解，并将每个知识点制作成二分钟或三分钟的短视频，便于系统学习。目前，一些非公企业的党组织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开展学习活动。另外，还有针对年轻人的学习特点，用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学习活动。这些学习方式的创新颇受党员群众的欢迎。

其四，党建“项目制管理”。党建“项目制管理”是从自身行业专业特点出发，开展一些项目工程，以此吸引党员群众参加。有的党组织管这种方式叫“凝聚力工程”，也有的叫“光彩工程”。“光彩工程”是电力系统组织开展的一项党建活动，他们利用电力系统自身优势，在节假日、休息日为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做一些简单易行的服务性活动。

其五，微党建。微党建是指党组织的规模可能不大，能做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一直奉行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微服务、微心愿，也就是事不在大小，为民就好，通过党组织服务于党员，党员再服务于身边群众的方式形成凝聚力。

其六，常规性工作与重要节点相结合。所谓常规性、常态化工作，就是之前提到的“三会一课”、“台账式”管理、思想工作、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等。那么，什么是重要节点？比如党员有临时困难、特殊困难或突发状况需要党组织关怀、帮助的时候，这就是重要节点。有的单位党组织将常规性工作与重要节点相结合，开展“三上门”服务、机关党建“七步工作法”等。例如，党组织在党员生病住院时上门慰问、在党员遇到特殊困难时上门服务、在党员遭遇突发事情时上门关怀。还有一个叫“课题攻关”，就是一个单位企业的党员根据本地、本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自愿申报攻关课题，并经领导开会批准后实施。这种方式把课题攻关和选人用人结合在一起，不仅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而且还能选拔一批干部，推动单位企业发展。

上述这些都是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方式的典型事例。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的“关键在做”。一方面是个人努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基层党组织给党员提供条件，让他们做好服务。说到底，这就是过去讲的“三服务”，即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为党员和群众服务，党员为群众服务，使得动力层层添加，动力层层填筑，到最后大家共同服务于社会及民众。这就是党章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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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730/9046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