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

 

刘志兵 党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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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探讨“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的课题，一起追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英雄历史，从中体会今天我们坚持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地维护核心、向党看齐。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制度，每个时期都选举或者指定一个总负责人。这个总负责人，历史上称委员长、主席、总书记，或者总负责。但从实际看，有几个特殊历史时期，发挥实际领导核心作用的，却与名义总负责人并不一致。长征时期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时期。1931年9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中央的总负责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一直到长征结束后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前，总负责是张闻天。但从长征中党和军队的全局看，毛泽东实际上在一步步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直至长征结束胜利到达西北，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在全党完全地巩固起来，这也是个不争的史实。

“领导核心”这个提法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还没有。但是，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的成熟稳定、领袖威望，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至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都与领导核心的形成密切相关。可以说，形成和维护成熟的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是党有力量的前提和关键，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有力量的根本组织保证。现在，“领导核心”这个提法已经被全党所普遍认可，并且形成了规范的表述，如第一代领导核心、第二代领导核心等。我们现在讲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是在强调领导核心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说，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渐被全党接受的过程，是一个从军事到政治、从思想到组织的全面形成过程。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也是党的一贯的观点。如：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第三部分中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在第二部分，谈到1927年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这十年时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请大家注意这几个用词：“开始了”“逐渐克服了”“终于在最后时期”，就是指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我们再看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第一部分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时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后又指出，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七大，“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也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阐述的。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长征的胜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这里也是指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并且指出，到党的七大，“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这还是强调这个核心是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

我理解，以上这些论述，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过程；第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不要机械地从组织形式上看，而应从实质内容上看、从所发挥的作用看。

我之所以在一开始做这么一个铺垫，就是想说明：在研究和认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这个问题上，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能机械化、绝对化。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再具体研究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轨迹。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立论基础。

研究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有两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一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特别是重大决策中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一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是否在党和红军中居于指导地位。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看看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

 

一、长征中，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毛泽东在1931年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权，被排除在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长征时，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长征这样的战略转移背景下，这个职务就是一个虚职。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在长征中，毛泽东一步步地对党和红军领导工作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先是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被党中央被采纳。接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被肯定。接下来，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

（一）“通道转兵”“黎平转向”“猴场限权”是毛泽东发挥主导作用的前奏

长征中党的工作重心是军事。长征开始时，党中央由“最高三人团”主持，毛泽东无权主导重大问题的决策，甚至根本无权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过程。长征出发前后，毛泽东先后九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主张，但都被中央否定。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这时候，“三人团”仍然执迷不悟，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而此时，蒋介石已经看透了红军的企图，在红军即将北上的途中布下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大军张网以待，请君入瓮。

在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迅速占领军事要地通道，并转兵西向。1934年12月12日，部队到达湖南通道，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极力建议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支持，李德因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而一怒之下退出会场。这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同意红军转兵西进贵州。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就向各军团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部队西进贵州。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最终被采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一决定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战略主动。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以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正式接受，“最高三人团”的指挥地位被动摇。

因为博古、李德仍然不愿意放弃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于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同时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限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作用开始进一步上升。

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毛泽东被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被中央采纳，但在这三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中央采纳，而且政治局决定限制“最高三人团”的权力。这标志着毛泽东的影响力开始在中央重新发挥作用。

我们看，毛泽东始终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线，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有深刻洞察，其战略预见力、深刻洞察力、非凡领导力，即使在其被排挤出领导岗位时，也难掩其影响力。连续的失败要求党和红军重新考虑和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广大官兵开始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个共识到遵义会议时变成了自觉行动。

 

（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其核心领导地位被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认可

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被排除在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但为什么毛泽东还参加党和红军的高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对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提出批评，并且成功地推动了中央的组织调整呢？这要从毛泽东的党内职务说起。毛泽东虽然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权，但所幸的是在193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个党内职务对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领导指挥权的毛泽东来说意义重大，使他拥有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权利。如果不是具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毛泽东就没有机会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正确建议并被采纳，从而奠定召开遵义会议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没有资格参加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由于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中分化出来，周恩来从“最高三人团”中摆脱出来，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的组织决定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核心，为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创造了条件。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会上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闻天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实际的结果是，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但是，问题来了！毛泽东为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领导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战略战术被中央认可，但为什么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而不是毛泽东？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当事人的回忆，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样的安排既有利于团结一些还没有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转化过来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沟通。

张闻天是当时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老常委，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作风民主，容易共事，既与王明、博古曾经是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容易被批准；又与毛泽东合作得来，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内威信高，其他人容易认可。而毛泽东性格刚烈，刚进入核心领导层，党内还有对立面，也不容易被共产国际认可，当总书记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可见，毛泽东对从组织形式上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考虑比较全面稳妥，也说明毛泽东要成为全党普遍认可的领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而以这种方式进行中央改组和常委分工，最适合毛泽东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这样，遵义会议实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从局部向全党的重大转变。为什么说是从局部向全党的重大转变呢？因为，过去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从全党来看，这是一个局部，而现在是面向全党。

但此时，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不稳固，甚至遇到挑战。红军二渡赤水进入遵义城后，经张闻天提议，在遵义成立了一个军委领导下的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1935年3月10日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会上，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但因毛泽东为少数，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表决撤销了毛泽东担任不到10天的前敌政治委员一职，改由彭德怀暂代。当晚，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党内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陈述利弊，希望把作战命令晚一点发。第二天，再次召开会议，大家被毛泽东说服，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趁机向张闻天提议，红军作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要成立一个小组指挥。3月12日在苟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这个“三人团”不同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那个“最高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在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作战。“新三人团”成立使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加强。从实际看，之后作战指挥的主要意见是毛泽东提出、经周恩来采纳实施的。这样，毛泽东在军事领导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部队中也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认为疲于奔袭。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认为，红军走“弓背走”，而不走弓弦，“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并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三人团”的王稼祥也对毛泽东的指挥不理解。为统一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5月12日在四川会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党内和红军中的思想状况，对于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意见进行批评，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印发了林彪给“三人团”的信，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林彪说：对于战略战术的问题，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很年轻，1907年出生，1935年时只有28岁。）由于林彪提议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这就把彭德怀也推向了风口浪尖。彭德怀在会上发言，批评林彪的建议，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会理会议回击了党和红军中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样，遵义会议上决定并在会后实现的党中央的组织变动，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才能也在实践中，被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所认可。

 

（三）毛泽东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及指挥重大战役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按预定方向北上，经毛泽东提议进行土城战役。此役虽然我军损失较重，但部队一渡赤水挥师西进扎西，脱离了敌人的封锁圈，避免了被敌人围歼的危险。二渡赤水后，红军奇袭娄山关，再取遵义城。遵义战役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鼓舞了红军士气。当蒋介石调兵遣将欲在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时，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围堵，红军出奇不意，四渡赤水东进，成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北岸。趁蒋介石还没有反应过来，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一面急令云南军阀火速“救驾”。就在滇军昼夜兼程东调贵阳之际，红军分兵黔东，绕过贵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直插云南南部，兵逼昆明。云南军阀大惊失色，赶紧向蒋介石求救，同时调云南北部守金沙江的军队南下增援。这样，重兵布防的金沙江防线就空了。我军抓住战机，迅速向西北进，北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下取得的。“四渡赤水”，被称为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并且已经被艺术家们编成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的精彩指挥在革命战争的大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党和红军长征中另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确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1935年6月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集中兵力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

针对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强调，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并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11月21日，毛泽东直接指挥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落户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军事战略和党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会后，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实行东征，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直接指挥。

推动“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这是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策略上会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发出《停战议和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策略已经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6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研究两广事变及形势发展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强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9月15、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通过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方针的制定，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

 

（四）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做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只有2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于是就向中央争权。

6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召开，讨论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议作出“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这实际上否决了张国焘南下的主张。会后，中央常委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不满意，仍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为借口，迟滞行动。他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组织问题”浮出水面。

在此过程中，张闻天提出把党内总负责的位子让给张国焘。毛泽东坚持既不让张国焘担任党内总负责，也不让其把军权全部抓去，保证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不被个人野心所控制。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朱德兼任总司令，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主要负责同志还是张国焘。会上张国焘提出提拔新干部到军委，毛泽东提出“不需要那么多人集中到军委”。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会上，张国焘以中央苏区丢失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其目的是改组中央、获得更大权力。张国焘还提出吸收更多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企图以多数控制中央。毛泽东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这样，张国焘企图以多数人控制党和红军的目的又破产了。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战略方针。

1935年8月19日在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加强常委会的权力，每周至少开一次常委会；常委明确分工，鉴于周恩来因患痢疾发高烧病倒，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一决定，史称“沙窝换帅”。“沙窝换帅”第一次确定毛泽东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从组织上巩固了其核心领导作用的发挥。会上，王稼祥提出同张国焘进行公开斗争，毛泽东表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还采取教育的方式。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论证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批评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的错误。但张国焘一意孤行，走上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9月8日，张国焘发电报给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求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

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电，要求其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获悉后即同张闻天、博古和病中的周恩来紧急会商，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指出对张国焘应尽可能教育和争取，《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向全党公布。

张国焘变本加厉，于10月5日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鉴于张国焘的这一恶劣行径，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同时，毛泽东仍然不放弃对张国焘的劝导，表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0月27日，在吴起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

11月3日在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

在多方努力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并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是党中央长征后遇到的来自内部的最大的政治、军事危机。在化解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毛泽东确立了全军最高统帅的地位，也巩固了其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

通过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是与错误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在妥善处理解决长征中一系列军事、政治、组织重大问题中确立起来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并推动实现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从整个长征中所起的作用看，从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认可程度看，他已经是实际的领导核心。长征中毛泽东实际领导核心作用的这一体现，也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正式形成党的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打下了坚实基础。以上是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看，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过程。

 

二、长征中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和红军中处于指导地位

下面，我们从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和红军中是如何得到贯彻执行、一步步发展到指导地位来看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过程。这主要表现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领导层，在实践中放弃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选择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

（一）在长征前，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虽然被广大红军官兵认可，但却不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认可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承诺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共产国际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机械地用苏联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造成水土不服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决定起用一批经过他们亲自培养的可信的人来领导中国革命。于是，王明、博古等一批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的书生进入到了中央领导核心。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背着一麻袋理论书籍，机械指导中国革命。“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占据主导地位。

在研究和指挥中国革命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确立了科学的方法。他从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指导党和军队的思想理论，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取得成功。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游击战争理论，特别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所以，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是一直坚决支持拥护的。

但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做法和理论却不断地受到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批评和打击。早在1927年8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变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计划，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展，引兵井冈，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保存革命实力。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却因“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被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又因中央特派员的误传，做了几个月的“无党派人士”。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正确领导进行土地革命，以积极防御的战略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是在其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初步形成了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理论和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但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却被“左”倾教条主义批判为“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受到激烈的批判。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错误估计斗争形势，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争取实现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否定“中间营垒”的存在，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在军事上，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不了解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些“左”倾教条主义在六届五中全会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据统计，毛泽东在通道转兵前，就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向选择，坚持从实际出发，先后9次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中央“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所否定。第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击，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简称“福建人民政府”，他们与红军签订协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在这个有利条件下，毛泽东向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这个正确建议被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执行者否定。之后，毛泽东又先后8次建议向湖南中部进军，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的每次建议，都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实事求是地提出的，但都被中央否定。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执行者的理由就是一条：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变动。结果，红军处处被动，处处挨打，最后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使党和红军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长征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湘江战役，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上下士气低落，红军官兵对中央指挥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血的事实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希望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领导层都在反思：不断壮大的红军和苏区为什么损失惨重？红军的出路在哪里？大家前后对比，感觉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只有纠正错误的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在这种反思中，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核心人物，也是较早从中分化出来并在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张闻天接纳，也不是就像有的人讲的“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早在中央苏区时，毛洛（张闻天曾长期使用化名洛甫）之间已经有着很密切的交往，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主张从苏区时就有深刻的认识和认可，而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也已经开始有所认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认同，与他对博古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加大是一致的。1933年1月，张闻天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后逐渐与博古的“左”倾路线分离，这集中表现在要不要搞“上层统一战线”。

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以下三个条件下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博古认为，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群众和士兵，对于上层军官来说，这个宣言主要是宣传口号，用来揭穿造谣污蔑，也就是我们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而不能搞“上层统一战线”。张闻天的观点是，这三个条件不仅是对下层士兵和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二人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发生争论。

1933年10月26日，在张闻天的具体指导下，红军与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十一项条款。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但博古却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关门主义，持排斥的态度。因此，福建事变后，一个主张在军事上积极配合，一个主张完全不配合。这样，就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博洛矛盾”突显出来。到广昌战役（1934年4月19天）时，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洛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特别是广昌失守后，张闻天与博古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指出“不该同敌军硬拼”，而应“保存实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并批评博古重用不懂得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李德。1934年6月张闻天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提出，如果不坚决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那么“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张闻天的这些思想变化使毛泽东意识到争取张闻天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是可能的。

由于张闻天与博古之间存在的矛盾，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在名义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被安排取代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泽东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种安排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的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种共事关系给增进张闻天与毛泽东彼此了解创造了条件。这种交往使得张闻天进一步走向实际，进一步反对博古的极“左”做法。张闻天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进入调查研究。1934年4月，二人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这年7月，博古为了排斥张闻天，安排他到闽赣省巡视，这给张闻天创造了了解实际的机会，使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到毛泽东一边来。而且，在共同工作中，二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毛泽东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在长征之前的10月初，洛毛二人在共同居住的云石山“云山古寺”进行了一次深谈。两人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长征前，博古要求张闻天撰写一篇相关战略转移的社论。张闻天借机把这两年斗争的实践认识进行了系统概括。在这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里，张闻天对“左”倾路线进行了批评，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些观点深受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的影响。

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央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起随中央纵队行军，这使得三人有更多的机会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教训进行交流，在思想观点上逐渐取得共识。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王稼祥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支持，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被动局面，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支持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改组中央，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些变化，是党和红军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与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主张对比思考的结果。

 

（三）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实际上成为了党的指导思想

长征开始后，随着广大官兵和党的领导层对于革命受到挫折的反思，大家开始反思中央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向哪里去、怎样才摆脱被动的局面等全局性问题，严峻地摆在全党面前，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按照会议既定程序，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尔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副报告，大家讨论这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应该是为会议定调的。

会议开始后，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执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犯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造成的。这显然与会前大家的思想认识不一致。周恩来在军事问题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这说明，周恩来的思想在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上靠拢，而且正在努力改变会议的调子。周恩来发言结束后，张闻天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样，会议的基调就转移到了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上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批判了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上犯的原则性错误、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明确了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中央的指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陈云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作报告称，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今天看来，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很重要的前提是，正反两方面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党和军队高层领导者的认可。其中，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至关重要。长征开始时，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四名候补委员：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这十人中，留过苏的五人（刘少奇是1921年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如果不能取得几名留苏同志的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很难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正是由于毛泽东取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才使得毛泽东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上被通过。张闻天回忆说，“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的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个“反报告”，也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定下调子。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则与这个“反报告”形成了巧妙的配合。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取得的成就，既是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对实践反思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沿途说服中央其他同志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被接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总结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红军的指导地位，却没有调整过政治局的一个成员，仅是工作分工有变化。这里的奥秘在于换思想不换人。遵义会议采取换思想不换人的方式改组中央，在政治上更加稳妥，不会造成很大的震动，有利于在长征中保持党和红军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固执自己的观点，但会后很快就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把政治立场转移到毛泽东的思想和正确主张上来。凯丰在会上坚决反对毛泽东的观点，指责毛泽东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但两个月后就转变了思想。后来，博古、凯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直至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成功实践，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两个决议都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对于红军和党中央的意义。

遵义会议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上被逐渐克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得到贯彻，中国革命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取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可以这么说，从湘江战役后，长征中的战略方向选择、战略战术以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下确定的。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在长征中不断成熟起来。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确立起来，从内容与形式上完全统一起来。

列宁说：“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实际确立启示我们：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代表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挑战困难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领导指挥取得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役胜利的，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成就赫然、国际瞩目、人民认可的，是一个成熟的深受人民信任爱戴的领导核心，其中习近平同志的核心作用尤其明显。我们应倍加珍惜、信赖、忠诚、维护、追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个领导核心，这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党之福、民之福、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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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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