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态势

 

今天主要谈一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今年经济工作基本思路和发展态势。

一、从需求侧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回调，从2014年的7.3%下降到2015年的6.9%。从这一过程来看，在“十二五”即将结束的时候，经济有很明显的下行压力。但是，自2012年开始的稳增长工作，在稳定市场需求，特别是稳定国内市场需求方面的成效日益显现。受其支持，经济增长降中趋稳，2016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水平不低于2015年。另外，“十二五”期间是一个经济增速下调的过程，自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率由9.5%逐年回落到2015年的6.9%，在这一过程中，2015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调已经基本触底。这是我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一个主要观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时间处在一个高增长阶段，从2003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两位数的态势，最高的时候是2007年，达到14.2%。而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每年基本保持在8%以下的中高速增长。引起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集中在需求的变化上。需求，从宏观上，是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从微观上，可以看成是企业订单。现在，中国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原因要从这两个方面分析。 

（一）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 

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订单来源，它的增长速度在大幅度下降。2003年至2007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年至2014年，是8.57%。到2015年，外贸出口为负增长，按美元计算，同比下降2.8%。2016年1-5月份，外贸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7.3%。在这种背景下，外向型企业订单不足的矛盾非常普遍，也相当严重。外向型经济要转型升级，面临的倒逼压力也相当大。

（二）汽车、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显著下降 

从国内需求来看，2002年之后，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两个主要市场，一是房地产，二是汽车。近年来，汽车、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也出现了显著下降。 

1.2002年后，汽车、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内需增长 

汽车、房地产这两大需求带动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及房地产业的建设发展。就汽车工业来说，一辆汽车由上万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这就能带动大批工厂运转起来。另外，汽车工业在重化工原材料的使用数量上也远远高于服装和家电制造业。一辆汽车钢材的平均消耗定额约750公斤，铝型材150公斤。2015年我国汽车产量2450.33万辆，其中，生产这些汽车所需的重化工材料是生产服装、家电的十几倍。住房建设，它也是由各种建筑材料，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等建造起来的。在住房建设过程中还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如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邮、通商，学校、医院等等，这些配套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重化工材料。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结构由轻转重，重化工业开始快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方面，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能源、交通等产业的发展。在两个产业的巨大需求下，煤炭、电力等能源的生产、供应也开始紧张，开始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原来的铁路、公路运输粮食、服装和家电，现在则是运输钢铁、水泥和煤炭，货运量相较原来有大幅度增加，使得铁路、公路运力日趋紧张，就需要加快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另外，这些发展都对装备制造业产生大量需求。汽车生产线、钢铁生产线、电力设备以及各种工程机械都要生产出来。例如，沈阳的重型器械厂在2002年以前由于订单不饱满，排单班便可完成，而2003年以后，订单大量增加，即使三班倒，也仍不能保证订单按时交货。 

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水平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本世纪以来，对于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从需求拉动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改善住、行方面的需要。社会生产能力呈现出持续快速的发展态势，国内需求非常旺盛，经济快速发展，从2003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 

2.近年来城镇化矛盾导致汽车、房地产市场增速下滑 

最近几年，汽车、房地产市场增速出现大幅度下降。汽车市场方面。2002年到2010年，汽车销量年均增长24%，而2011年到2014年，年均增长仅为7%，到2015年，汽车销量比2014年增长为4.68%。汽车市场发展速度大幅减慢，竞争越来越激烈。房地产市场方面。城镇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在2002年到2009年年均增长19.8%，在2010年到2014年年均增长降低为3.6%。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缓，使很多开发商退出市场。

汽车、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而人民群众的住、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主要和城镇化的矛盾有密切关系。由于生活的改善需要有必要的空间和条件，而这些必要的空间和条件又在既有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遭遇瓶颈，所以，市场需求水平出现下降，也就是内需增长水平下降。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发展参差不齐的原因基本为：一是财政“分灶吃饭”，二是领导任期责任。 城市发展主要靠两种机制来配置资源，一是政府，二是市场。政府配置资源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市中要有交通系统、能源供给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都是城市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么，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在“分灶吃饭”的背景下，各城市有所不同。例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这些方面就发展的更好一些。另外，市场配置资源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城市通过改革和利用区位优势，把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那么，这个城市的发展也会很好。比如深圳，就是把握住这些因素，抓住市场环境的优化，所以它的发展水平比广州要高，经济体量也比广州要大，甚至它的创新环境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中国东部、南部的一些城市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全国658个城市中真正发展起来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城市，也就是一线和发达的二线城市，只有20多个。这些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人气越来越旺。但是，大量的中小城市，也就是三、四线城市，普遍人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对汽车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制约。 

 

从汽车市场来看。人们在大城市买车、用车的需求尤为凸显，这也必然会导致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加剧。为治理这一问题，北京、天津、上海都已开始采取汽车摇号或是牌照拍卖的限购政策，今后实施这一政策的城市会越来越多。因此，汽车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势必会放缓。比如北京，原来每个月投放2万个汽车号牌，而现在已压缩到9000个以内了。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当一些大城市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势必会选择到这些大城市拿地建房，这就必然会导致土地资源的紧张。现在，北京全部建成区的面积是2886平方公里。原来北京 “摊大饼”式发展，建完四环建五环，建完五环建六环，而六环距市中心90公里以上，如此下去，势必导致城市太大，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不便。因此，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北京现在划定一个建设红线，形成一些综合功能区，来解决城市“摊大饼”式发展。这就表明，大城市的土地供给能力是有极限的，供地紧张和拿地难的矛盾，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房地产市场减速的主要原因。

现在，城镇化的矛盾对于住、行需求的改善，对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服务业发展都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制约。2015年12月，中央在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的同时，还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可见，解决城镇化矛盾已经迫在眉睫。这些分析表明，城镇化的矛盾是导致国内需求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在城镇化矛盾的制约下，汽车、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也在下降，而它所导致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的调整，也必然会使重化工业订单大量减少。现在，重化工业普遍产能过剩，开工水平大幅度下降，并由此造成对能源、交通运输的需求随之减少，这就必然导致国内市场需求水平明显下降，企业的订单水平严重不足，开工率明显下降。

二、政府为稳增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作用。为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一揽子计划” 

2009年开始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其核心是政府投资。在出口增速下降，外部订单减少的背景下，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张，我们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铁、公路、港口以及其他城市公共设施，进而使工程项目建设的采购订单大量增加，重化工业开工率大幅度提高。从GDP增量来看，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外向型企业关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09年GDP增长率9.2%，到2010年达到10.6%。

“一揽子计划”的短期效果非常明显，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就有不可持续的问题。因为政府大规模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钱从哪来？第一，发债。比如地方政府债，2008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6万亿元左右，2015年为16万亿元，而财政收入不到16万亿元，我们政府不可能把一年的财政收入都用来还账，它还有很多必要的开支，这样就存在很大风险。如果政府持续、大量地借债，扩张投资，最终只会导致政府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可见，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第二，银行发票子。比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就是银行放贷款。银行发放的贷款多了，市场货币购买能力就大大增强，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民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通过银行发票子来扩张政府投资这条路也走不远。为保障民生，政府的宏观调控始终强调两个目标：第一，稳增长。第二，控通胀， 

（二）稳增长 

2010年之后，政府迅速撤除了“一揽子计划”。但是，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出口形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严峻，而国内汽车、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仍在持续下降。所以，政府从2012年开始采取一系列稳增长措施，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开展精准就业、精准扶贫，就是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具体来看： 

1.稳消费 

经济越困难，党和政府越要关注保民生，尽可能地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不受影响。2012年中央政治局提出三个原则：“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从2011年至2015年消费增长率来看，大体在10%到11%这个区间，是一个比较平稳发展的曲线。同时，我们看到，旅游市场无论在国内游还是在出境游上都非常活跃，网上购物一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餐饮零售额2016年1月至5月同比增长11.3%。由此可见，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支基本正常，没有因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而出现节衣缩食的现象，这就说明政府的稳消费收到成效。 

2.精准就业 

稳消费，关键是稳收入，而基础是稳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讲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的下限就是就业的稳定。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把稳增长的下限划定为保就业，为稳增长所做的大量工作也都和稳就业有关系。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就业产生了客观上的有力支持。近年来，经济增速换挡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和建筑业，而容纳就业最多的第三产业，也就是各类服务业的增长却没有明显换挡。2015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5%，比第二产业高出10%。在此背景下，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就业产生了一个客观上的有力支持。另外，政府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做了很多针对性工作。比如，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一些劳务用工市场及电子信息交易平台，开展用工信息的及时披露和市场秩序的监管以及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对口培训等工作。深入推进“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大学生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同时，还在小微企业减税、免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近年来，GDP增长率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6.9%，但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300万人以上，其中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18万人，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就业形势的稳定对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形成了基础性支持。 

3.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就是帮扶最困难的群体。现在，全国有5600多万人的人均年收入不到2300元人民币，有14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近几年，尽管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但是扶贫力度仍在不断加大。对于城市困难群体加大帮扶，特别是在2016年，政府专门拿出1000亿作为煤炭、钢铁两大产业去产能时的奖补资金。奖补资金就是为稳定职工、稳定民生所用。 

近年来，兜住基本民生的底与政府在保基本、保困难群体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府所做的这些工作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效，居民收入增长大体平稳。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可比价格比2014年增长7.4%，这比GDP增长率还高出0.5%。2016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略低于GDP增长率0.2%，可见，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基本平稳就必然会支持日常购买活动的基本平稳。而消费水平的平稳对生产的稳定形成了基础性的支持。2015年，社会消费零售额为30.1万亿，当年名义GDP为67.67万亿，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占比接近半壁江山。由于消费带动的生产还会产生中间需求，因此据国家统计局计算，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6.4%，也就是说“三驾马车”中消费出的力超过了50%。因此，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首先来自于民生的稳定：十几亿中国人在基本正常地过日子，每年有1300万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有7%以上的收入增加，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家用电器工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和消费相关的产业的增长都是比较稳定的。2015年6.9%的GDP增长率中有4%多是消费贡献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负增长。 

2012年以后稳消费的工作并没有带来政府财政债务的大量增加，也就是说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主要不是靠政府大量发债、大量发票子支持的。另外，通过消费促进稳增长不会带来产能过剩。因此，2012年以来的稳增长在思路上确实有创新，而这种创新给“宏观政策要稳”一个可靠的支持。 

 

（三）稳投资 

最近几年，政府在抓经济稳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稳投资。但吸取了“一揽子计划”的经验教训，不再搞大规模的投资扩张。2009年实施的“一揽子计划”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超过50%。到2012年，政府调整了“一揽子计划”后开始实施稳增长政策，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由负增长提高到20%左右，并趋于稳定。可见，在稳增长过程中，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策略就是要让政府的财政、债务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近年来，政府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还全面清理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此来控制债务风险的扩大。从目前的财政金融状况看，稳投资的相关措施也具有可持续性。

1.基础设施投资平稳增长的能力明显改善

在近年来的不断探索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能力趋向改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项目。现在，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0万公里，然而仅仅这些还不够。在这几年的发展探索中我们发现，基础设施建设要“既利当前更惠长远”。也就是说，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要解决民生改善的瓶颈——城镇化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是大城市的单兵作战，而是以城市群作为一个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在一定区域内联合发展。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城市间联合发展的好处显而易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是很清晰的，就是要在基础设施上大做文章。还有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城市群都要按照这个思路来发展。由此，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就相当多了。 

第二，城市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发展要有一个合理、科学的规划。在这种规划的指导下，城市功能需要进行“补课”，这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北京作为首都、首善之区，在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欠账”还很多。比如，国外的很多城市都拥有宽敞的地下综合管廊，其内部架设了各种管道便于改造和新增，而这种地下综合管廊如何布局、怎么走线、密度要达到什么水平等等，必须要有长远的科学规划。还有大型排水管网建设，都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一带一路”全方位对外开放。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互动。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各种条约、贸易协定的签订，实现海上、陆上全方面的互联互通，以及各种软硬件的互联互通，我国基础设施规划布局不仅要考虑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还要考虑沿边陆上的对外开放。

2.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保障 

地方债置换是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的一个可靠的过渡路径。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银行贷款。过去，发债主体分散，各地方政府都可以发债。比如，市长主持召开会议，把市里各个银行领导都请来，说我们确定并打包了20个项目，你们给它们贷款，由我们来担保。但市里的领导班子经常在变，银行承担的风险较大，此外项目质量也不能保证。 

现在的地方债置换是国家审计署对所有举债进行全面清理。也就是中央财政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担保，这样对地方政府发债是一种规范，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融资关系是一个改善。由此，我认为在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过程中，通过中央层面对投资资金、建设项目进行全面的摸底审查，使地方债相关的银行资金风险降低了。在这一背景下，地方债置换额从2015年的3.2万亿增加到2016年的5万多亿。地方债置换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和银行之间举债主体分散，项目选择不严格的矛盾。改善了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渠道。现在，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140多万亿，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3.2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有了基本保障。

另外，从长远来看，需要长期建设债制度来支持。我国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上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短借长用。这是由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间接融资为主，一直来自于银行贷款。一个几十年期的建设项目，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在短短几年内是不可能收回投资的，而银行资金基本上是短期资金，在借给一个长期建设项目之后短期收不回效益，那银行承担的资金风险就很大了。所以，短借长用导致的问题就是项目效益没有收回来的时候，贷款该还了，那怎么办？经过探索，就是要发展长期建设债市场。这也是国外的通行做法，就是发行建设债券。那么，长期建设债在市场上流通，有一个很大的存量，是债券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产品。长期建设债的钱不用着急还，如果急着用钱的话可以卖掉，换别人去持有。现在，长期建设债在我国正在试点，2015年在10个试点省市发行地方建设债，目前已经全面推开，发债量超过1万亿元。当然，各地方发行长期建设债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如果地方政府财政是四本账分开统计的，就无法清楚其财政收支情况，对其还债能力也就无法评价。再有项目预期收益，如果地方政府的建设规划和项目选择都不规范的话，也无法评估。所以，通过专业机构对地方长期建设债券做信用评级，必须要有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科学规划工作方面的支持。 

再有就是二级债券市场的建设。地方债要可流通可变现，这些都要在制度建设上逐步到位。在制度逐步确立之后，银行就可将建设项目的贷款，打包成债券来发行。 

综上所述，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储备、资金保障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总体来说稳中趋强。特别是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要启动很多重大工程建设项目。2016年国家发改委推出了11个工程包，其中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比2015年有较多增加，2016年1月至2月计划开工的项目规模同比增长43%。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投资稳定器的功能越来越明显。2012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7%左右，到2015年，占比提高到24%左右，在几大类投资增长中，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最高。这说明政府在实施稳消费、稳投资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

（四）房地产市场投资水平由降转升 

房地产市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5左右，它的增速连年下滑必然会拖累整个投资的增速下降，也势必会使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房地产市场投资增长下降的两个原因，一是拿地难，二是卖房难。2009年之后，各级政府都认为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就是城镇化建设，但是在加快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对城镇化的理解不全面的问题，认为城镇化就是大量建造工业、商业、生活用房，扩大城区面积，把农田变成城市，让农民住到楼上。开发商在2008年后面临拿地难的问题时发现中小城市政府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便开始到中小城市大量盖房，并认为这也是中国城镇化一个新方向。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评价指标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统计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房子。所以，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关键是城市人气度提高，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你这里来工作、生活，城镇化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因此，要推行产城融合。政府要为产业体系提供发展条件，如交通运输、水电气暖以及所有与产业相关的配套条件，都要发展起来。同时，政府也要为产业发展提供行政服务。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人气不足的问题都和上述因素有关系。另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条件也是影响城市人气度的因素。我们说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了基础设施体系、住房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城市产业体系、城市文化体系等多方面的发展。只有这些全面发展，城市才是宜居的。 

所以，我们说房地产投资的下降，一方面原因是拿地难，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卖房难。与不好拿地相比，使用银行贷款建设的楼盘卖不掉，其痛苦更为深刻。这必然导致房地产建设投资增速持续大幅度回落。我们看到房地产企业在大中小城市的销售普遍不好，在2014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为回收资金实行以价换量，降价促销，这使得大城市的购房者也开始持币待购，进而造成房地产企业普遍出现销售困难，最终导致房地产投资连年大幅下降。 

但是，自2015年以来，大城市的住房销售形势开始好转。这就带给我们一个思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在成长之中，并与中国的城镇化紧密相关。201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5.88%，而高收入国家普遍超过70%，比如日本的城镇化率超过90%，美国也超过80%。实现现代化离不开高水平的城镇化，或者说城市社会形态水平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还必须要持续推进，而且在客观上也确实在继续推进。比如，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000万人，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比2014年提高了1.1%。 

第一，城市人口，主要是年轻人不断增加。每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有700多万，他们中的大部分要到大城市来发展。现在农民工有2.77亿，他们中的大部分也都选择到大城市打工挣钱。所以说，大量的年轻人到大城市工作、生活是一个客观大势。同时城市需要人。就北京来说，虽然严控人口规模，但是在2015年常住人口增加了18万左右。为了维持北京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国家机关、各大企事业单位都在招人。而另一方面为保证正常的城市生活，在人才方面不仅需要吸纳高端产业人口，还要包容低端产业人口。 

所以，我们说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镇化乃至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发现，一些发达的二线城市，其人口增长率开始快于一线大城市，今后城市人口有可能超10亿。另外，现在的城市还有2亿多非户籍居民，多数在租房居住。如果未来变成户籍居民，就不会满足于这种居住条件了。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和改善性买房需求的成长源泉是非常强大的，它与中国城镇化相结合，与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的提高相联系。这是房地产市场销售好转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第二，持币待购的行为在大城市消失。大城市不具备降价的条件，地价太贵。2015年全国排在前100的房地产企业，其平均利润率只有11%左右，它的降价空间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所以，大城市的房价都表现出较强的刚性，也就是在销售困难的条件下很少有开发商选择大幅度降价售楼。那么，房价不降，势必会改变持币待购的现象。大城市房价的客观走势纠正了人们对大城市房价下降的预期，由此看房买房的人也就多了起来。 

第三，因城施策。2014年以来，各城市在购房政策上都在调整首付比例，包括央行连续六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这些政策有力地提高了刚性和改善性的购房能力。比如，年轻人买房，一方面要靠父母支付首付，另一方面要靠银行按揭贷款。银行按揭贷款的月供水平对年轻人至关重要，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降使他的月供水平也随之下降，那么他的贷款使用能力就有所增强。据有关数据统计，购房政策的调整使刚性和改善性购房能力提高了30%，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15年城镇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比2014年增长了6.5%，销售额增长了14.4%。2016年1-5月销量同比增长33.2%,销售额同比增长50.75%，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销售额增速高于销量增速，主要因为卖房行为多集中于房价高的大城市。 从资金回笼看，北京卖一套房子可以回笼几百万资金，而同样一套房子放到一个县级市最多回笼几十万资金。所以，面对房地产市场占压开发商资金的情况，必须要根据地域特点的情况来加权。现在主要是大城市的楼市活跃，这恰恰在资金方面给了开发商一个有力的支持。2015年12月末，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比2014年增长2.6%，在2016年1月至5月，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同比增长16.8%。 

 

从楼市资金回暖带动房地产投资开始活跃。2016年1-5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7%，较上年增速提高6%，当然可能未来还会有所波动，但是就大的发展趋势来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二线城市楼市发展强劲的态势，预计房地产投资可以保持平稳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稳定投资增长的主导力量，能力不断增强，而房地产投资作为拉动投资下行的因素，转变为带动投资回升的因素。那么，把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整个投资的增长未来将是由降转稳。再加上消费的稳定，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2012年以来的稳增长在稳定国内需求方面的效果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由降转稳，中国经济的增速换档，现在基本触底了。 

       三、今年经济工作重点部署和发展展望 

在这个基础上，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另一方面是城镇化背景，这两个背景导致的国内、国外市场需求水平的下降，不是短时间的现象，而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企业要适应新常态的调整，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发展方式的转变，由粗放、低水平的数量扩张转到节约、绿色、环保、质量效益型的发展。在这些要求下，我们看到对于企业的调整已经开始，且近年来也一直在做，不过那时强调的是调结构、转方式，而现在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对生产企业的优胜劣汰，就是要把优秀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选拔出来，把差的企业逐步淘汰出去。这样的话，整个产业的素质，经济发展的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经济工作五大任务 

这一过程表现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6年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1.去产能。既然产能普遍过剩，就要实行优胜劣汰，要把这些低水平的产能淘汰出去，而这一淘汰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完善。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不仅要放权让利，还要强调企业责任，要追究各种违约责任、追究各种生产不努力的责任。企业要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另外，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改革的深化，使市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以此支持企业的优胜劣汰，支持去产能的实施。当然，政府对此要把握好尺度，控制好风险。 

2. 去杠杆。去产能与去杠杆相联系。在淘汰落后企业的过程中，必须相应解决该企业在银行的坏账，并妥善处理由坏账长期拖欠形成的链条。因此，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要多准备金融风险防控的手段。另外，去杠杆的形式要多样化等等。 

3.去库存。房地产的造城运动导致大量存量房的出现，现在，就要通过与新型城镇化的结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居住证含金量，同时政府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中小城市要通过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等，来逐步提高城市人气度，消化这个区域的房地产库存。 

4.降成本。政府要尽可能地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采取减税、清费等多种措施，包括金融改革，把利率水平通过银行竞争进一步降低下来。另外，在员工工资待遇方面，把增加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存比例通过改革进行调整等等。 

5.补短板。这也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作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兜底等等，这些都要做好。 

（二）经济工作的两个重点 

1.稳增长 

第一，宏观政策要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2016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2016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这个调整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第二，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2016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再开工20项重大水利工程等等。 

第三，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2016年重点抓好三项工作： 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二是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保障房建设资金用来购买存量房，以此化解了房地产的库存。三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公开性，促进“多规合一”。这“三性”非常重要，首先要科学，其次要权威，不能说谁想改就改，并且今后的城市规划要立法、要公开。还要促进“多规合一”，做综合性的规划。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抓改革，通过制度的完善，支持供给端的优胜劣汰，同时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使改革向纵深发展，并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企业信用信息统一归集、依法公示、联合惩戒、社会监督等等。 

通过“双创”，形成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未来实现中国经济格局变化依靠的是增长动力的转换，特别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变革。加大对新技术投入能提供更持久的技术进步，实现投资收益递增，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这就需要政府营造优良的创新驱动创业的生态环境，要减少新技术创业进入市场的行政审批手续和各种行政壁垒，建设面向所有企业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平台，降低创业成本。

要推进经济制度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把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去产能结合起来，逐步完善产权制度以及问责机制。国有企业“僵”而不死，它损失的资金就没有一个问责机制。再有，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制度。 

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对于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在去产能方面做减法，另外在很多方面做加法，如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化服务业发展，提升消费品的品质，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等，也就是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现在，我们都跑到国外去买东西，是因为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升级，他们对价格的关注度下降，对品质、品牌信誉度的关注度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做加法，提高供给水平，把握好市场需求。 

3、当前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稳增长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2012年以来，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改革，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调整结构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着力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同时又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践证明，推动结构性改革不依靠“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而是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大规模减税等措施，发挥人的创造力和市场的潜力。实质上它既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优化，也支撑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看到，2012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稳增长是更为突出的任务。如前面分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经济企稳的基础初步建立，经济增长表现出由落转稳的态势。因此，把握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非常重要。这也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近期经济运行情况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企业预期不稳，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出口降幅加大等。还需要继续关注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问题，继续把保民生、稳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改善房地产发展环境，进而稳投资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要把更大的努力转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要对制约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瓶颈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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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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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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