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化看齐的实践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强化看齐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并且指出这是最最紧要的政治。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历史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齐，有着深刻意蕴。在建党95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下延安时期我们党强化看齐的实践，以史为鉴，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看齐意识”这一政治要求。

一、通过看齐凝聚起全党力量

延安时期，我们党强化看齐，其目的就是要凝聚起全党的力量、战胜敌人，完成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面临严重困难。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对我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侵华日军则是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对我根据地实施“扫荡”、“蚕食”。据1943年7月的一次统计，全部侵华日军的36个师有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了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全部汪伪政权的伪军有62万人，国民党方面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6万人，而华北、华中56万伪军均由共产党抗击。侵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到132次之多，万人至7万人的有27次。侵华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攻击之猛烈可见一斑。同时，大批国民党军队投降成为伪军，也配合日军包围和进攻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时间，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伪顽三方面的夹击。加之遭受连年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40万；根据地的面积也减少了，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有的地方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有的战士没有鞋袜穿，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二）严峻的斗争形势和极端的困难局面需要全党团结起来共同克服，但当时党内团结不容乐观。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中央直接领导的陕北红军只有1.4万人（包括一方面军7000人和原来陕北的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还在张国焘挟持下重过草地，而此时二方面军长征还没有开始。同时由于张国焘另立中央，造成党内“一家两主”、“兵分两支”。这对党内的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张国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彻底，王明的问题又来了。王明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在军事上主张与国民党一起在正面战场打仗。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支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候补书记，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不少人感觉王明来头大、学问高，也代表共产国际，加之王明口才比较好，演说能力比较强。同时，王明的观点也契合了我们党内一部分人想打大仗的思想。所以，这些人听了王明的演说和报告以后，思想观点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一些领导人转而在会上对中央过去的既定政策进行检讨。由于毛泽东、王明两个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意见出现了分歧，致使参会人员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不好传达。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大谈中国共产党如何赞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却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只字不提。这与一个多月前，即10月25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观点形成了明显分歧。

1938年1月，王明对中央以先斩后奏的手法，向国民党通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一事，提出批评，认为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前报告，是在逼蒋承认，做法不妥。同年2月，长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长江局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公开答复我党意见。此稿由陈绍禹（王明）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由《新华日报》一次登完。又说：因时间仓促又长约万字，不得先征求毛泽东及书记处审阅。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与记者的谈话，却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审阅，更没有经过毛泽东同志本人审阅，长江局就对外发表了。

 

在1938年2月至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抗日民族战线上，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样七个“统一”的主张，实施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而毛泽东则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可见，中央的意见还是没有统一起来，还是两个声音。王明回到长江局以后，未经中央批准，就把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成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在中共中央已经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情况下，又提出新的六大纲领。

1938年3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明又以中央名义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这个提议未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就直接提到了国民党那边去了。中共中央看到这个提议后，认为许多提法不妥，于是又重新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并且指示王明按这个口径与国民党对话。直到4月2日，王明才给中央复电，电文上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已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闭幕，你们所写的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影响。

再有，对于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央明确提出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毛泽东在半个月内连发5封急电，要求长江局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而王明却对中央的要求不以为然。

1938年，毛泽东将《论持久战》送到新华日报社。中央专门致电长江局，要求《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不予发表。其实，王明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王明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相矛盾，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傲慢和向党闹独立性的思想。党内思想和组织上的分歧，必然分散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无法形成团结一致的对敌力量。松潘战役流产、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党内不能看齐而造成的直接危害。

（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党推动发起整风运动，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努力实现全党的看齐。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全党思想，这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一《决议》的目的，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使全党同志团结的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为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对全党的看齐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看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到这时候，经过与张国焘、王明等人错误思想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才在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组织上形成了向党中央看齐的强烈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形成了全党空前的团结一致。此后，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了强大的思想力、组织力和凝聚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产党所表现出的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根本原因就是全党实现了向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看齐，以及在看齐基础上形成的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四）在严峻困难挑战面前，没有全党的看齐，不仅做不到凝聚力量、动员全体人民，就连保存自己都不可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自觉地做到了看齐，而国民党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执政党，拥有全国最大数量的军队，掌握着丰富的执政资源。但由于国民党没有很好地解决派系林立、军阀异心、党内高层各打小算盘等内部不齐的问题，致使其在抗日战争中凝聚起的军心士气迅速地土崩瓦解。一个有着860万军队、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在短短的三年之内轰然倒下。这说明，作为政党，如果做不到看齐，人数再多也是乌合之众；只有看齐了，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可以说，看齐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靠得就是看齐形成的强大思想力、组织力和动员力。

（五）看齐是世界政党建设的普遍要求，不独中国共产党所特有。有人认为，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比较自由，不强调看齐，这是完全错误的。例如：英国工党章程第二章第一条第四款就明确规定，党员反对党正式核准的候选人而参加选举，或者在其他党派参选者的提名文件上签字；党员参与或支持的政治组织不是工党及其附属组织，或者公开宣布反对党正式核准的候选人等，将被按照相关纪律条例开除出党。英国政党还有一个“三线鞭令”，就是负责传达党领导意见、监督本党议员行为特别是投票的“党鞭”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发出三种“鞭令”。其中的“三线鞭令”最严格，相当于“甲级动员”，不仅必须参加投票，还必须按党的指示投票，否则将受到处分，包括丢官或升官无望，下届选举时党部不予助选或提名。最严重的是“解除党鞭”，让阁下从此随心所欲投票，也就是开除党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迈进的过程中，遇到严峻的挑战，用八个字来形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从全世界来看，这种挑战是罕见的；从历史来看，这种挑战也是罕见的。我们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需要全党共同的努力；我们要统筹国内各方面利益关系，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实，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行动；我们要突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围堵，要走出去，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都需要看齐。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关键时期，如果不能看齐，一旦出现倒退，对党和国家都会形成极大危害。我们有8700多万党员，看齐了，任何力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齐意识，目的就是凝聚起全党力量，进而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战胜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复杂挑战和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关键一跃”。

 

二、看齐必须形成一个成熟的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

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看齐的前提和关键。列宁分析苏联共产党斗争的经验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延安时期，我们党强化看齐，最关键、最重要、最成功的就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并且在全党形成了维护这个核心的强烈意识和行动自觉。

在毛泽东之前，我们党先后有过五任总书记，但是有领袖，不权威；有领导集体，不成熟稳定。为什么说有领袖不权威？因为领袖素质能力存在严重缺陷，没有在群众中形成崇高的威望。为什么说有领导集体却不成熟稳定呢？主要是领导集体中书生较多，缺乏一线斗争的实践经验，在权力运行上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制度安排。

我们党在二大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在领导人的选择上也受制于共产国际。1925年，王明作为仅有一个月党龄的21岁的青年学生，被选送去往苏联学习。1931年，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实际领导权，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再次回国时，已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但是，王明本人长期脱离一线斗争实践，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洞察。而王明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毛泽东等具有丰富实践斗争经验的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张国焘曾经说王明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内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逐渐孕育形成了有权威的成熟的领导核心。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193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但此时，主席和书记的关系却不明确，这说明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核心。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大家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历史，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思考，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此时，共产国际也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稼祥回国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即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这时候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才逐渐确立起来。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并且规定书记处在讨论问题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1943年7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发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

这一时期，党和军队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都发文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1943年8月，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这些说明，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层面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党的七大时，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大浪淘沙，意志不坚定、素质能力不适合做党的领袖的被淘汰出局了，一批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的有威望的领导人逐渐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毛泽东思想也在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并被广泛接受。同时，七大党章对党的建设和权力运行也提出了一套制度化安排。到这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才真正在全党确立起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核心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看齐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

从1921年到1935年，党的总书记频繁更换，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也不停地换，因为缺乏一个成熟且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党中央难以充分发挥凝聚作用，中国革命不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后，全党才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革命才不断走向胜利。

这个领导核心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所以大家深知这个核心来之不易，深知这个核心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因而在以后的革命建设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挑战，都能精心呵护、自觉维护，自觉向这个核心看齐。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这启示我们，只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有高度权威的、代表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核心，并全党自觉信赖、服从、维护这个核心，全党才能追随前进，进而凝聚强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党，强力正风反腐，“打虎拍蝇”，纯洁了党的组织，特别是纯洁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立起了权威；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成就赫然，国际瞩目，人民认可；党中央领导集体理想信念坚定，素质全面，严以律己，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困难和挑战，体现出大国领导人的风采，是一个成熟的深受人民信任爱戴的领导核心，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作用表现尤其明显。这个领导核心是在净化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领导指挥取得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役的胜利中形成的，是在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出表率的行动中形成的。这也是全党的共同选择，看齐标准、聚力之核，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众望所归。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领导核心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保证，是维护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形成和维护了这个核心，就确立起了看齐的标准，就能有效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可以领导和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应倍加珍惜、信赖、忠诚、维护、追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个核心，这是全党实现看齐的根本前提、根本标准、根本动力，是党之福、民之福、国之福。

三、看齐需要以坚强的党性和严明的纪律为保证

1917年，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提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看齐作为一项政治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要强化看齐意识，使之深入到全体党员的内心，成为一项价值追求、政治自觉、本能反应。延安时期强化看齐意识的一个成功做法，就是通过增强党性、严明纪律来强化大家的看齐意识，使看齐成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政治本能。

中国革命走的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个根据地的党组织处在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加之我们党内成分中，农民、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占据很大的比重，容易产生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山头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与看齐要求相背的倾向，并且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内宗派现象比较严重。这种宗派主义错误倾向，无论是教条宗派还是经验宗派，其本质就是向党“闹独立性”，不能从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这必然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威胁党的团结统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适应抗战形势需要，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这样就有大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官兵、学生加入到了党的队伍，党员队伍成分发生了新变化，因此，加强看齐就更加迫切了。

特别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由一个局部的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党，承担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需要根据斗争形势灵活调整政策和策略，确保在复杂局面下全党的统一行动。这时候，解决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就更加迫切了，对看齐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

当时，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我们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说统一战线就要统一编制，要取消红军政治委员制度，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和八路军三个师的参谋长，担任边区行政长官；我们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蒋介石就提出成立一个共同的党，或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别。对国民党的这些蛊惑，我们党内有的人对其险恶用心还没有看透。当时在抗大有一个测验，有些学员对国民党的这些说法，不能从理论上辨明其政治本质，有的根据地领导因为跟不上中央的政策步伐，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近千人被国民党军队以点编为名缴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向中央看齐呢？中央重点抓了增强党性、严明纪律。针对张国焘的问题，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自行脱党，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次日，中央即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针对全党各根据地、各战略方向的党组织和党员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党分别对中央委员会、军队领导、各个根据地领导以及全体党员干部提出增强党性和严明纪律的要求。对中央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提议，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核心要求就是向中央看齐，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规定是，各政治局委员除了在政治局内部及向国际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意见，并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政治局会议中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凡未经政治局决定发表时，任何政治局委员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政治局以外任何人泄露。联系1937年底到1938年长江局所发生的一系列违背中央纪律的事情，我们体会到这一文件规定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

同时，对于军队的领导，也提出了党性和纪律的要求。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在总结教训时指出，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同志，必须深自省察。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对于根据地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

对于全体党员干部，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期间，中央还陆续发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泽东先后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整顿三风》等报告，都对党性和纪律提出了要求。中央还让各个战略区根据地领导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选调高级干部到抗大学习，当是在抗大学习的干部有六七千人，包括参加七大的代表也有在抗大学习一到两年时间的。

这一系列增强党性和严明党纪的举措和行动，为全党看齐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强化看齐的实践启示我们，看齐必须要增强党性、严明纪律，形成强烈的看齐意识。就当前来说，增强看齐意识，特别要加强对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学习，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我们的政治立场，保持对党忠诚，忠诚是对党员第一位的要求。看齐需要忠诚，忠诚要坚强党性、严明纪律、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时期，张国焘、王明是典型的不忠诚，因此他们就看不齐。中央曾两次提出张国焘对党不忠实的问题。王明表面上表示拥护党、拥护毛泽东思想，他还发表《学习毛泽东》，提出“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但是在私下里，王明却大搞非组织活动，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强调“反对两面派行为”，认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当前，党内不忠诚、亚忠诚、伪忠诚、两面派、两面人等现象，在有的地方仍然很突出，有的人前人后、台上台下、说的做的都不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强化看齐意识，要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如何增强政治辨别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甚至搞非组织活动、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妄议中央，对这样的人要能辨别出来，并且要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网上的杂音噪音，不仅分贝大，而且迷惑性、隐蔽性强，有直接攻击的，有抹黑历史的，有煽风点火的，有借题发挥的，甚至有披着学术研究外衣出现的，其最终目的都是歪曲党的形象、破坏党的理论和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把党内思想搞乱，把党内组织搞乱，在党内造成混乱。要炼就“火眼金睛”，识别“妖魔鬼怪”，不被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所迷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强化看齐意识，还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特别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铁的纪律维护看齐这一政治要求。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专门强调了党的纪律问题。他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他又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党纪对于养成看齐意识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说强化看齐意识，就是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政治纪律、政治原则、政治要求的具体化和更高层次的意识。

在新的形势下，保证全党看齐，同样需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维护好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培植私人势力，搞非组织活动，对党的团结统一造成的危害是深远的、巨大的。虽然这些人现在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是其影响却是严重的。就现在看，党内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的有之；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的有之；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的也有之。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事无私，政道去邪，法不容情；强调要除恶务尽，决不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强调这是对人民立下的军令状。他还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强化看齐意识，就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论述，主动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通过强有力的党性锤炼和纪律规范，把看齐要求转化为思想方法、政治信仰、制度设计、行为规范，主动、经常、坚决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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