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翔：正确看待学术研究的超前性

大凡学术研究，都有一个任务和使命，就是领实践或政策之先。要做到这点，就要正确对待学术研究的超脱性和前瞻性，即超前性，处理好几个关系。这几个关系，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者，还是对于学术载体，都是很重要的。

如何看待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

学术研究同新闻媒体的宣传是有区别的，新闻媒体的时效性特别强，影响力也很大。新闻宣传有时候喊喊口号；但是据近年的观察，学术研究也难免存在喊口号的现象，这与学术研究的旨趣相去甚远。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要用心、用情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很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不能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那样的宣传只会适得其反。”这就涉及到政治性政策性问题如何转化成一个学术问题。例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法治中国、依法执政、民主建设、人权保障、司法改革，等等，这些命题对中国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都面临着如何深入和细化的问题，每一个命题都包含无数可以分解的、可以细化的问题。再比如，人权是一个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的概念，在法律里面，人权分为无数个具体的个人权利，通过许许多多的个人权利体现出人权的发展进步。像这样的问题需要很好地细化，需要做深入地研究，不能简单陈述文件的结论。

如何看待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的关系

中国的智库近两年可以说是飞跃式发展。对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就涉及对策问题和基本理论的关系，学术如何处理基本理论和对策问题关系。对策问题要讲清楚，没有基本理论是不行的。例如，去年热炒的福山的观点，就涉及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福山有个排位：排在最前面的、最优先的是政府的高效，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其次是法治；民主排在最后。这样的排列有人认为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好像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理论依据。福山的理论是实证的结论，他说这样一个排列是通过对国际上一百多个国家的考察得出的。但他的理论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是割裂的。我们在很多年前研究过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即法治离不开民主，民主也离不开法治。但是他把民主和法治割裂开来。像这样的问题就涉及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我们要不要去深入地研究？离开法治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大民主”就是离开法治的民主，这是有实践教训的。离开民主的法治又会是什么样的法治？离开民主的法治就会导向法西斯专制和独裁。这都是基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看待价值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具体讲，如何看待所谓的“学术的技术主义路线”？有位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现在的学术研究中人文价值理念在衰落，走的是技术主义的路线，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别的学科我不敢妄言，但以法学学科为例，法学学科是技术性特征极强的学科。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规范化，而规范化除了它的价值性外，最大的形式特征就是技术化。法律有其价值，法律的价值是在立法的过程中体现的，且立法过程本身就是将价值要素技术化的过程。在去年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场社会科学国际论坛上，有一位波兰教授讲罢工问题，我问他一个问题：罢工权到底是个体的权利还是集体的权利？他说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在宪法层面，每一个权利都是个体权利，但是罢工这种权利特别有意思，它必须得通过一种群体的行动才能产生力量。他提出了合法罢工和非法罢工的分类。中国劳资矛盾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需要我们正视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不是说罢工权有多好，我们也看到在国外，老百姓对罢工也很恼火，铁路停运，航运停止，整个社会一片瘫痪。印度曾发生医生罢工导致40多名病人死亡的事件，因为手术不做了，最后警方逮捕了40多位医生，因为罢工事先没有打招呼。罢工有很多的限制性的条件，这涉及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技术化的？价值问题最后要落实，就要进入技术化过程。因此，对所谓技术主义的批评，是不是切中了中国学术的要害？中国是不是技术主义走到位了？很多问题的落实要靠具体的标准。环境和噪音污染就是噪音分贝问题和污染度问题，就是一个标准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标准化是远远不够的，标准化是什么，就是一种技术主义。当然，我不是对技术主义有多么钟情，或对技术主义作辩护，而是说当我们批判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其中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核心要素。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学术的发展走向问题。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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