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走向

 

一、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2016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我国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做了一个总结，农业生产基本稳定，夏粮产量略有减少；工业生产稳中略升，盈利状况有所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市场销售平稳增长，网上零售增长较快；进出口降幅收窄，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收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民工收入继续增加；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2016年7月1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困难增多、挑战严峻的国内外环境，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政策，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结构向好。二季度经济延续了一季度平稳增长的态势，国内需求起到了顶梁柱作用，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各项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新经济等快速发展，带动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一些传统企业也通过发展新技术新模式，走上升级发展新路，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同时，也要对面临形势的复杂性有充分估计，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需求仍然低迷，国际环境中新的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后续影响难以预料。国内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和付出很大努力，下行压力还在持续，多重自然灾害也给经济运行和群众生活带来较大影响。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稳定宏观政策取向，加强相机调控和预调微调，积极防范和稳妥化解各类风险，通过促改革、调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合理区间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大局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的进展，但经济走势仍然分化，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新动力的成长势头正在加快。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宏观经济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

以上是国家统计局、李克强总理、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我对当前经济的判断是经济增长好转信号不明显，已经连续24个季度从高位下行。尽管有些指标呈现积极变化，但经济下行压力在持续，目前处于下降通道中的稳定阶段。通过以下指标可以判断：

一是投资增长继续放缓。2016年1-3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7%，1-6月份下降到9.0%。相比2010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降幅比较大。

二是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回升趋向。2016年1-3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3%，1-6月份10.3%，6月份当月是10.6%。从前6个月看消费品有上升的趋向。这种上升趋向是在高速增长回落之后的上升，比如2010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3%，现在相对来说比较低。

三是出口由负转正后低增长。1-6月份按照人民币算是-2.1%，6月份转为1.3%。

四是工业增加值增长先升后降再微升。2016年工业增加值增长3月份是6.8%，4月份是6.0%，5月份是6.0%，6月份是6.2%，不稳定。

五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也是缓慢下行, 3月份是50.2%，4月份和5月份都是50.1%，6月份是50.0%，处于收缩期和扩张期的荣枯线中间。

六是货币宽松力度减弱。前一阵M1、M2增长比较快，6月份M1已经达到24.6%，M2从12%、13%降低到了11.8%，但是M2和M1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二、2016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趋势

2016年国家制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2016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有3种可能的走向。第一种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探底，下一步经济增长会出现V字型。第二种是L型，经济增长会在6.7%上下波动。第三种是继续下行。我认为第一种V字型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的可能性会存在。第三种存在的风险也会有。我倾向于在L型和继续下行之间。有以下几个原因：

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缓慢并复杂化。从国际看，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全球经济增长复苏艰难，导致外需在收缩。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需求疲软。所以现在中国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都是负增长。欧元区经济增长需求偏弱，通缩在持续。他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连续增发货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就业等。美国到5月份非农就业增加仅有3.8万人，远远低于预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第一季度包括4月份都比较好，但是仍然没有达到目标。当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连续的扩张性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再看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已经连续5个季度经济处于通缩期负增长，巴西8个季度、非洲1个季度负增长。另外，委内瑞拉、阿根廷、土耳其等经济体也是经济低迷，面临经济滞胀和资本外流的压力。

从近期判断，发达经济体很难较快复苏，新兴经济体要想走出滞胀也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情况下，以下两方面对近期中国外需带来较大影响。

第一，在需求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动能不强，将导致中国出口保持低速增长。欧债危机、政府财政高额赤字，致使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这会直接或间接抑制消费。在高失业率压力下，私人消费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因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发达经济体的公共需求收缩和私人消费不景气将通过乘数效应影响中国出口。

第二，在供给方面，世界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从发达经济体看，发达国家开始推行“再工业化”，一些高端制造陆续向发达国家回流,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高端产品出口形成挤压和挑战。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近几年来一批中低收入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利用本国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和汇率等低成本优势，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与中国一样的工业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对中国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形成了明显的挤出和替代效应。如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等，都在兴建产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大规模生产服装、鞋帽、家电、家居、电子玩具等，在世界市场上同中国形成正面竞争关系。在外需增长不明显甚至出现下滑时，供给又被替代，这就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不可能出现高增长。目前，中国贸易进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7%左右，对外贸易领域吸纳就业约800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就业规模达到4500万人左右。国际形势变化和波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在周期性下行和结构转型两大因素下，有下行的压力。按照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有三个周期，长周期是5-60年，先上升后下降，大约前30年上升，后30年下降。中周期是9-12年，前4、5年上升，后4、5年下降。短周期是48个月，4年左右。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长周期的从上升到下降的下降通道。过去3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高增长，今后30年中国应该会进入下行通道。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规律。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增长必然要经历从高到低的过程中，现在的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这样。从低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迈进的时候，经济增长都是到一定时候开始下降，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到达中上等收入以后。目前，我们正处于从过去的低收入迈向中上等收入的阶段。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是222美元，到2015年人均GDP已经达到792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是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从经济增长看，从200多美元升到8000多美的时候肯定是高增长，今后从8000多美元向10000美元、20000美元迈进的时候，经济增长必然要下降，这是历史规律。下降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总量变化。由于经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现阶段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消耗的物质财富是过去的好几倍，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也要比在低收入阶段大得多。2000年和2015年相比，2015年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的消耗相当于2000年增长6个百分点以上的消耗。

第二，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一是需求结构转换，从投资转向消费，经济增长自然要下降。投资是少数人决策，短期见效快，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消费是人人决策，短期见效慢，渐进式见效。为什么不大幅度增加投资呢？投资到了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后，会发生两个变化，投资空间会变小，投资的边际效益会下降。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20世纪90年代，投资1元钱带来的GDP也是1元钱。但是到2015年，投资1元钱带来的GDP只有0.5元。边际效益下降的原因就是好投的空间都没了，剩下的全是难投的，全是需要技术含量、投资比较多的地方。

二是产业结构转换。产业结构转换也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下降。过去重化工业打头的时候，每建设一个钢铁、水泥、电解铝的工厂，带动的GDP增长都非常快。到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后，产业结构就会从重化工业转向高技术、低排放、高附加价值、环保的绿色产业。这种制造业跟重化工业相比，难度更大，对环境的要求也更严格。举个例子，办一个水泥厂跟办一个发动机厂哪个容易哪个难？办一个钢铁厂跟一个大型集成电路厂哪个难哪个容易？肯定是水泥厂、钢铁厂更容易，而发动机厂、大型集成电路厂要难。

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后，服务业的比重要提高，尤其是跟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相关的服务产业会增加。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要比重化工业增长速度要慢。一个城市需要消费品市场，比如商店、理发店、餐馆，这些建设的规模比较小，固定资产也比较少，消费形式也是渐进式的，所以带来的GDP也比较少。

从周期看，中国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通道。从10.0%左右下降到7.0%左右，下一步会向5%左右、3%点左右迈进。中国今后要想迈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可能维持在5%、6%，肯定会降到发达国家的3%左右。现在看欧洲、日本还不到2%，美国也是在2%左右。所以说一个经济体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经济增长一般在3%就不错了。

从需求和供给看。先看需求，在长期趋势下，投资和消费都在下降，投资下降得快，消费下降得慢。投资增长2010年是23.8%，2015年是9.8%，下降了14个百分点；消费增长2010年是18.3%，到2015年10.7%，下降了7.6个百分点。2016年1-6月份，投资增长9.0%，消费增长10.3%。从近期看的话，投资还是在下降，消费增长了一点，6月份是10.6%。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所以投资上升拉动经济增长比较明显，消费微弱上升拉动增长不明显。目前恰恰是投资在下降，没有回升迹象，而消费在微弱回升。

今后一段时间，想让消费突然大幅回升很难。要增加消费有两个制约因素：第一，收入不可能突然大增。第二，国家的分配体制不可能在近期马上完成改革。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可能会影响就业，就业减少，收入就会下降，消费也上不去。所以在此情况下，消费要想大幅度增加拉动经济增长，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2016年1-6月份，投资增长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9%，基础设施投资是由政府来做的，只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重的20%多，有接近80%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民间投资，但民间投资增长只有2.8%。所以想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性也不大。

我分析，今后一段时间内，出口也不会大增。在国际需求因素影响下，假定人民币再补偿性地贬一点，出口可能会呈现低增长，但也只能维持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一定份额，不可能把经济增长向上拉动一大块。所以从需求看，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会太快，只会维持当前的水平。

再看供给，当前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产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2016年下半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

2016后6个月制造业会继续去产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中国的制造业跟其他国家相比，最大的问题是过去大量投资中低端制造业，导致其占有过多的资本和资源，生产了巨大的产能。在这种生产条件下，我们瞄准的是两个市场：一是国际市场，二是国内市场。这两大市场带来的问题是，一旦遇到国际需求下降，国内消费上不去，我们的产能就会出现大量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绝对过剩占主流，相对过剩占次要地位。我们的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在2014年全国服装生产量接近300亿件、鞋45亿双、手机16亿部、微型电脑4.2亿台，彩电、冰箱、洗衣机也全部都是过剩的。国内消费不了，国际又不要。所以中国需要去产能，现在大量产能在积压，再想靠制造业拉动非常难，只能有一条路，就是要发展新兴产业。

但是新兴产业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不够，大量的资本已经被中低端占有。二是现有体制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创新，需要提高效率，但是目前的体制恰恰是效率低，激励机制不足。比如一个网游企业制造了一款游戏产品，要想上线实现价值，需要出版号，出版号必须有审批，审批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6份文件：著作权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出版授权书、承诺书、出版合同。这6份文件要交到出版社审核5-10天，出版局审核15-20天，广电总局审核40-60天。审批手续在这些单位需要停留60-90天，还不算企业准备这些文件所花费的时间。这样一来，3个月都拿不下来，等3个月之后这个产品很可能就过时了。

世界银行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对全世界189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在中国要申办一家新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31.5天的时间。而在经合组织国家，申办一家企业只需要5道手续，9天时间。中国的民营企业新建一个项目需要90道行政审批手续，日常办理一个经营项目也需要56项审批手续。中央之所以要大力推动改革，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干预市场太多，导致企业发展太难。

房地产2016年1-6月份的销售面积、销售价格都有增长，待售面积也在减少，但是土地市场依然低迷，库存规模还比较大。在去库存的压力下，到了五六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有所降低，价格涨势有所趋缓，投资仍然是低增长。但要注意市场在分化，一二线城市相对较好，三四线城市还在积压。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不会大涨，销售有可能比五六月份还要更低一点，三四线城市积压状况不会改善。7月份以后，受天气影响将会开始回落，1-6月份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14.0%，相比1-5月份的16.2%回落了2.2%。1-6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长6.1%，相比1-5月份的7.0%也是在回落。房价上涨的趋势也开始减缓。所以我认为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会有减弱的趋向，只要房地产去库存没有完成，想要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底线，不会太低，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速要保持在6.5%以上。如果低于6.5%，要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要求，风险就会加大。第二，消费空间很大。如果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增长高，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我们的消费市场将是非常宽广的。消费的前景就是传统消费一定要瞄准中低收入阶层，让中低收入阶层有能力消费。新兴消费要瞄准中高收入阶层，让中高收入阶层有兴趣消费，愿意消费中国的产品。

有以下四个因素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一个稳定保底的作用。

第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可以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放开垄断部门、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第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都是这种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例如，一是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亿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的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2、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3、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亿人，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二是打造长江经济带，而且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还有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需要的投资是巨量的。其次，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15个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周边的十几个城市和武汉相连；上游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再次，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等等。

三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11个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电管网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等都实现互联互通。   

第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陆丝”，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陆丝”和“海丝”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向西有利于欧亚一体化，向东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将加强与拉美、非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丝路基金，打通中国-东盟渠道等。

第四，今年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2014年以来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全国多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房贷政策调整，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超一万亿，降息降准等等。

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2016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预期区间。

三、当前我国宏观政策走向

2015年以前的10多年，中国宏观政策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经济增长低了，就从需求侧进行刺激管理；经济增长高了，就从需求侧进行压缩管理。2016年我国宏观政策管理最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新生动力还在孕育，新旧动力不接续。

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长快变量——投资空间在变小，边际效益在下降，想要靠消费打通道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遇到了体制障碍。例如，中低收入者，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具有消费潜力，但是他们没有钱。中高阶层有钱，但是我们的产品满足不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优质产品供给。归根究底，这是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制度保障不足造成的问题。

从供给侧来看，供给侧也出现了结构失衡。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资本、技术大量涌入，造成产能过剩，没有盈利;而中高端产品，由于技术门槛和制度创新滞后导致进入不足，也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供求两方面问题均为结构性失衡，是典型的供求双失衡，而双失衡主要是由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问题。

其次，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满足不了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导致产业发展和企业运营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影响了结构转换，制约了社会创新。企业运营不单单是综合成本提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提高，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发展，以及企业的运营和创新活动。

再次，需求刺激措施在强化，但经济在下行，政策效果不明显。2010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需求刺激措施刺激经济，连续增发货币、降息降准、增加公共投资，但是经济仍在下行，GDP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了2016年第一季度6.7%。单靠需求管理政策效果在明显下降。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供给侧找出路。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供给侧改革”。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

从微观上讲，人类经济活动是由供给侧和需求侧组成的，生产和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那一侧是供给侧，消费商品和服务的那一侧是需求侧，供给和需求相互对立统一。

在宏观上看，国家调控经济有两个框架，一侧是需求侧管理，另一侧是供给侧管理。需求侧是由消费、投资、净出口组成，这三大需求组成了GDP（即短期GDP）;供给侧则由劳动、资本（投资）、技术、资源组成了GDP（潜在增长），供给侧“生产要素配置”生产的是下一期的GDP。因此，可以说需求侧调控的是短期经济增长，供给侧调控的是中远期经济增长，一个是短期，一个是中长期，二者是不可替代的。

从经济学理论讲，需求侧结构升级可以拉动供给侧结构调整，供给侧创新也可以使需求侧空间变大，使需求侧升级，两者相辅相成。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需求侧组成的是当期的GDP，供给侧组成的是未来的GDP，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以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侧管理为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提供什么?很多人认为供给侧改革是要提供有效供给和产品。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还不完全。我认为，供给侧改革要提供三方面供给：一是要素有效供给，生产要素要从过去的粗放配置转向集约型高效配置;二是产品供给，不仅要从过去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而且中低端的产品也要质量更好;三是新制度供给，这是最为重要的，包括社会保障、就业、户籍、教育等，总之,要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体制机制支撑。

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是，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形成供求结构动态平衡、经济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长体系。它的内容主要有四项，即去除无效供给，改造传统供给，增加新供给，同时要提供强化有效的制度供给。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当年西方国家采取的供给侧改革有本质区别。第一，阶段不同。在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中，我们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不是高收入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同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通缩在持续，而当年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滞胀。第二，供求环境不同。与西方相比，我们面临供求严重失衡，供大于求，居民社会福利相对较低，居民消费相对不高，财政赤字压力不大。第三，制度不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市场制度比较成熟，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市场也不完善不成熟。第四，政策手段不同。西方国家当时仅仅是在宏观上采取了一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而我们是要采取宏观政策、中观政策、微观政策同时行动，政府的行动能力较强。第五，动力机制不同。我们主要靠体制改革来增加动力，增加制度有效供给。在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体制改革是不行的，体制是主要引擎。

我认为，今年下半年有两个重点需要关注。

第一，加快体制改革步伐，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选准重点领域、关键方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国家确定了开展改革工作的10个重点领域，要在18个地区做示范。10个领域的重点改革工作分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等体制创新、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社会事业相关改革、改革试点和督查评估。全国设立了18个国家级体制机制改革新区，包括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舟山群岛、兰州、广州南沙、陕西西咸（西安、咸阳）、贵州贵安（贵阳、安顺）、青岛西海岸、大连金浦、四川天府、湖南湘江、南京江北、福州、昆明滇中、哈尔滨、长春、江西赣州。就当前而言，可优先和重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坚决破除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障碍，完善政府在宏观调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调整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国有企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有序退出竞争性领域；加快改革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及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渐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利润分配中的所占比重，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别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经济健康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赶快培育新兴产业，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比如“互联网+”提出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领域作为发展目标，这些都要尽快落实。还有“中国制造2025”，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领域，要把这些产业赶快培育发展起来。另外，还有体制改革、市场环境、金融扶持、财政支持、人才培养、支持微小企业发展、对外开放等等，都要落实到地。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901/9103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