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

 

（一）这个宰相不寻常

【画外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王安石留给后人的传世名句。然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重要成员，王安石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在于变法。

作为北宋神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以主持“熙宁变法”闻名于世。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大改革，将王安石这个名字与“变法”永远联系在了一起，也注定了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骂名滚滚的传奇命运。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卒于公元1086年，这位66岁的江西老人究竟是如何将传奇进行到底的？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应该如何评说呢？

从今天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走近王安石这个“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揭开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一集《这个宰相不寻常》，敬请关注。 【康震】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唐宋八大家里面最独特也是最不寻常的一大家，王安石。王安石为什么独特？因为在这八大家里边，他的官做得是最大的，而且他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个人物。王安石一生两次担任宰相（国务院总理），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之职。所以他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人们对他的褒贬也不统一。又为什么说王安石这个人他不寻常呢？他不寻常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一讲到王安石这个名字，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变法。所以王安石和变法，基本等于一个固定词组，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的王安石变法影响力更大。不但对他当时的影响力大，而且一直影响到了八九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所以我们说他的第一个不寻常是他的历史评价力不同寻常。 他的历史评价的不寻常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古今中外，赞不绝口。我们先来看中国，在1908年的中国，这一年是“百日维新”失败的十周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他的姨妈慈禧太后去死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当年的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为王安石立传的，在这本王安石的传记里边，梁启超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说王安石是什么人呢？说王安石这个人就像千万公顷的湖泊一样广大，就像万仞的高山一样高尚。说从夏商周一直到现在1908年，过去几千年了，你要说中国有一个最完美的人，这个人是谁？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不仅对当时的北宋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现在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二十世纪的中西方的各国的政治体制都在产生在很大的影响，对他的评价特高。梁启超说：“我们应该给他塑一个特大号的金像，把他供起来。”这是在中国。在国外对他什么评价呢？1906年，这一年，距离俄国的十月**还有十年。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在和他的同志们讨论俄国土地政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实行土地的国有政策表示赞同。还是在二十世纪，不过已经到了1944年，我们来看，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是怎么评价王安石的？这一年，华莱士来到了正处在抗战中的中国，访问中国。中国的高官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却对王安石大加地赞赏，特别的感兴趣。他说什么呢？说王安石当年搞改革变法的时候实行的青苗法对于1929年前后处于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扭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时美国政府给农民实行农业贷款，这就很像当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中国的官员很震惊，不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对王安石还有这么重的情结。我们说呀，在中国古代十一世纪的一个宰相王安石，他推行过一次变法，却对二十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副总统有着这样大的影响。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还在想，能够对美国农民兄弟都发生作用的政策，那得是多么好的一个政策，对不对？我们应该为王安石鼓掌，即便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掌声依然应该存在，叫好声依然应该不断。

但是我要负责任地，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全都错了。从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到现在这八九百年的时间里边，骂王安石的人要比给王安石鼓掌的人要多得多得多。这些骂声不断，骂声很大，骂的水平很高，而且给他定的罪名是石破天惊，骂得惊心动魄。所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接收到的评价也很独特，也很不寻常。这是第二个方面：身后骂名，空前绝后。这里边比起什么商鞅，这不也是改革家嘛，张居正、康有为，包括梁启超，跟这些改革家相比，王安石接受到的骂声，范围广、程度深、骂声大、罪名大。这其中骂他的级别最高的一个人，就是杀死岳飞的宋高宗赵括。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两个愚蠢的、无能的皇帝被人家金国人抓走了。现在一个问题：谁应该为北宋的灭亡买单？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得找一个冤大头。找！赵构多聪明啊，追根溯源，一找就准。“都是因为王安石搞改革变法，我们北宋才灭亡的。”原话是这个说的：

【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宋高宗赵构

“王安石一意孤行，他蛊惑宋神宗，他诽谤前辈，诽谤祖宗的法度，他就是北宋灭亡的万恶之根源。”还有人干脆认为王安石就是“天下第一小人”。这话是这么说的：

【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明·杨慎

“你要问我从古到今哪个皇上最昏庸、最无能？就是宋神宗。天下所有皇帝里面最昏庸的加在一起，等于宋神宗。王莽、曹操、司马懿，这些个坏蛋，这些个最坏的奸臣（这当然是当时人的看法），所有最坏最坏的奸臣加在一起就等于王安石，又等于‘天下第一小人'。”对王安石的诋毁以至于此，他们恨不能说王安石不是人。宋代的时候有一个笔记，里面编了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小动物叫獾，民间有叫獾猪的，有叫獾狗的，从他们家门旁屋里头跑过去了。跑过去完了之后，王安石出生了。所以王安石的小名叫“獾郎”。用农村现在的话说要么叫猪崽崽，或者小狗子。就这名字。中国古代历来的圣贤出生的时候那都是满室生辉、长虹贯日，都有吉兆的。而且生下来这孩子都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方、大耳垂肩、两手过膝，怎么着也是伟岸的形象。王安石，一直小獾猪从他们家穿过，他落生了。糟蹋人也就糟蹋到这一份上了。王安石作为一个宰相，基本这些评价对他等于是全面的否定了。所以这是王安石的第一个不寻常，那就是有的人把他捧到天上，有的人要把他踩在脚下，还要再踩上一只脚。

【画外音】北宋时代，封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日益丰富。与前朝相比，官宦士人的俸禄待遇非常优厚。士大夫们普遍追求高雅而又奢侈的生活方式。很多官员的家中不仅妻妾成群，还蓄养着不少的歌姬舞女。朝廷对于这种现象不仅不会干涉，事实上还鼓励有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当中，贵为一国宰相的王安石，却始终坚持一夫一妻，终其一生，他始终不离不弃，没有出妻纳妾。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种违背世俗常规的做法，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康震】王安石的第二个不寻常：婚恋观念与众不同，一夫一妻，不离不弃。王安石曾经做过一个官叫知制诰。这是什么官啊？就是专门负责给朝廷起草中央文件，给皇帝负责起草诏书的。这个官不是特别大，但是内容非常深刻。王安石做这个官做得大，做得重要，心一点都不花。有一天晚上在屋里正办公呢，特认真，突然有人给他端茶送水。王安石抬头看时，却是一位漂亮的女子。不认识，“你谁啊？干嘛的？”这时候王安石的夫人，姓吴，吴夫人赶忙走上前来向他解释说：“夫君，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小妾，侍奉你的。”好家伙，你给我买一小妾，我都不知道，该不会是夫人在考验我吧。那当然不是。王安石很吃惊，怎么就买一小妾，我都不知道，就问这个女子说：“你从哪儿来的？你什么出身呢？”因为他看这个女子长相端庄，仪态也非常端正。这个女子告诉他说：“我的丈夫也是一个将军，给朝廷运粮食，走水路，船翻了，粮食全没了，把全家都当完了，卖完了，还补不上这个空缺，就把我也卖了。”王安石一听这个回事，就说夫人买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啊？说花了90万。王安石面有悯色，脸上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说你把你丈夫叫来，我有话要说。一会儿工夫，她丈夫来了。说：“你把你夫人带回去好好过日子，再困难也不能卖老婆啊。90万我不要了，我再给你一些钱，回去把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个很不寻常啊。为什么很不寻常？因为在唐宋时代，这读书人，当官的取个三妻四妾那太寻常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和奇怪，那王安石是怎么回事？他老婆主动给他买了一个妾回来，服侍他的生活，他还视而不见，而且还把人家退回去了，让人家夫妻团圆。眼睛瞎了？看不见人家这女子长得漂亮啊？长得这么温柔啊？我相信王安石也是个男人，看见美女他也会动心，看见女子长得漂亮，他也会赏心悦目。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这么做实在违背常规，不合情理，特别是不合宋代的情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宋代，在古代社会，像王安石这样的做法，不能说绝无仅有，那也是非常罕有了。

他一辈子只有一个夫人，吴夫人，是他的表妹。他们两个结了婚之后，王安石身边再没有第二个女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王安石在和他夫人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赌咒发愿来着？是不是拍着胸脯在这儿发誓来着？我们现在找不到这样的资料。而且我觉得对这样一个正人君子而言，找这样的资料，对他都是一种侮辱。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王安石心目当中，他和他的妻子吴氏结了婚之后，他心里边就不再有别的女人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对他的妻子负责任。当然同样，他的妻子也要对他负责任。他们结了婚之后成了一家人，成为一对夫妻，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坚守一种原则，这个原则与别的女人是不是长得越来越漂亮？自己老婆是不是长得越来越难看没有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承诺有关系。我无法告诉大家王安石给他的老婆有什么承诺？但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果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我必须要坚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纯粹的感情，纯粹的婚姻。当初的承诺就是坚守，现在所坚守的也就是当年的承诺。这是一个纯粹的人的表现，他的纯粹不仅仅是表现在不接受贿赂，做官要清廉，而且体现在个人的感情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经常在想什么叫正人君子？我们有时候说起“正人君子”好像有一种讽刺的意思，说你是个“正人君子”。我告诉你，我们身边有正人君子，只不过是太少了。现眼前就有一个，就是王安石。正人君子，不靠赏心悦目活着，靠原则。这些原则才能支撑起他纯粹的人格，才能受人的敬仰。我们说王安石的做法违反了当时的常规、行规，但是有很多纯粹的人，他们的做法坚守了自己的原则，违背了世俗的常规，他们的做法和原则才是正确的。真理往往就在少数人的身上。这是他的第二个不寻常。

【画外音】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北宋王朝一直坚持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政策。文职官员普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宰相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国家元首皇帝最主要的助手，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首脑，他的薪酬待遇自然名列百官之首，无人可比。然而，王安石这个宰相却始终过着极为简朴甚至寒酸的生活，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跟他无缘也无关。那么，手握重权与重金的王安石为什么甘于清贫的生活呢？

【康震】王安石还有第三个不寻常：生活方式不寻常。淡泊朴素，一生如一。北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工资最高的时代，特有钱，尤其是宰相。给大家认真地算一笔帐，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后挣多少钱？宋代的宰相他的工资分了四个部分，大体说是四个部分，第一就是每个月工资条上的那个现金。第二，餐费补贴。第三，服装补贴。第四，粮食补贴。前面第一部分这个工资它是死的，每个月30万。30万个铜钱，30万文钱。第二部分餐费补贴每个月五万。服装补贴比较复杂，有绫罗绸缎，每年给他一百匹。丝棉每年给他一百两。这两项折合的钱一共是多少呢？每年18万文。合到每个月，也就是一万五千文。最后一项粮食补贴，每个月给他一百石的粮食。但是王安石的时代，一石粮食卖60文钱，这一百石就是六万文。这四项全部加在一起，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50万。如果一个铜板折合人民币两毛钱，那么现在他的工资就是折合人民币10多万。奢华一点是有理由的，谁让人家有本事挣得多呢。可是王安石异乎寻常地朴素。

说个例子，他儿媳妇家有一个姓萧的公子，这姓萧的公子对王安石也比较仰慕，到京城来玩了。王安石说我请你吃饭。小伙子挺高兴啊，好家伙，到底是宰相，气魄不一样啊，请我吃饭。特别高兴，欣然而来。来了，坐那儿等，午饭时间到了，怎么也得先上点甜品什么的，弄点核桃、瓜子、芒果，再不来点芦柑什么的。一概的没有。然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哪来的“五味”啊？没有“五味”。酒倒是有，可能有一壶酒。五味倒是有，两张馅饼，四块猪肉，红烧肉，再加一个菜汤。哎呀，这萧公子虽然不是宰相府里的公子，但也是宰相亲戚的公子，平日吃香的喝辣的，没这么惨啊。拿着这馅饼，看了又看，无奈之下把馅吃了，把周围的部分留下来，算是装个样子吧，再喝两口汤就可以告辞了。这时候一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谁都想不到，把他给雷住了。宰相王安石一边跟他饮着酒，一边吃着饭，看着这小伙子把中间的馅吃了，把周围的部分留下来了，王安石非常自然而然地就把周围的部分拿过来。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萧公子赶紧告辞，这地儿不能再待了，再待下去会饿死人的。

大家说王安石太抠门了，怎么能这么抠门呢？宰相亲戚来了招待，吃两口好的也没什么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抠门不抠门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故事大家还没忘吧？90万都不要了，那是抠门吗？我告诉大家，王安石的这种做派，简直是太反常了，甚至都是不正常的。朴素是一种本色，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作为君子的一种修养。这不是在萧公子面前作秀，朋友们，他一辈子都这样，后边这些事还多着呢，咱慢慢再看。所有这些我们说他不寻常，那是因为有寻常。这些行为和那些，他的宋代那些同事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另类。

【画外音】王安石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励志“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20岁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异，表现出众，主考官将其列为状元。然而当朝皇帝宋仁宗却执意讲王安石由第一名降为第四名。宋仁宗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从第一降到第四的巨大落差，王安石的反应究竟如何？

【康震】他还有第四个不寻常：对待功利不寻常。单薄功利，淡然处之。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的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科举比唐代的时候录取的人多得多了。两宋加在一起，三百多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大概有十来万人。可是大家要知道，宋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有一个亿。你这么一算也是万分之一，竞争也很激烈。王安石考去了，王安石学得好，一考名次排出来了，内部排名，第一名：王安石，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这是个内部排名，谁都不知道的。这第四名杨寘沉不住气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第四名，他老想打听自己考得怎么样，托他哥哥杨察。为什么呢？杨察是宰相的乘龙快婿。“哥，你赶紧找你岳丈，给我查一下我的成绩，查一下我的排名。”这宰相上朝的时候利用工作的便利，偷偷瞄了一眼，别的人都没瞄着，这杨寘第四名，赶紧告诉了杨察。杨察赶紧给他弟弟“打电话”，“你是第四名。”杨寘干嘛呢？杨寘这时候正和一帮哥们在酒楼里面喝酒，一听到这个，拍案而起，说了一句话：

【不知哪个卫子，夺我状元矣？】 ——宋·王銍《默记》

“不知道哪个驴，抢了我的状元？”修养太差了，但也说明什么呢？很着急。杨寘没考试前，大家认为众望所归，他绝对能拿状元的，这下没拿成。我说了那是个初级名单，又过了几天，主考官就把这个排名要拿去给皇帝宋仁宗过目的，他是终审。一份一份的卷子要看，特别是拍在前面的。拿起第一份来一看，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其中有一句话，宋仁宗看了不高兴了。他用了一个典故，叫“孺子其朋”。着什么意思啊？“孺子其朋”出自《尚书》，他的原文：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尚书·周书·洛诰》

什么意思啊？这是当年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我们知道，周武王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周公的侄子，周成王继位，周公辅佐他。周公辅佐他的时候周成王才十二岁，是个小孩呢，他叔叔就教导他说：“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孩子孩子，以后跟大臣们打交道，要诚心诚意地，把他们当朋友看。这是个长辈对孩子说的话。可是宋仁宗这会已经三十多岁了，皇上已经当了十几年了，他比王安石还大十几岁。他看到这种口吻，他就不高兴。“这个人不适合当状元，我们另挑一个吧。”把第二名拿起来，王珪的，文章写得不错，再一查档案，这是一个在职报考的研究生，宋代规定凡是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的，不能给状元。就是别的名次可以，不能给状元。第二名不行，第三名吧。第三名拿起来一看，韩绛。哦，又是个在职的，今年在职的特别多。最后拿起了杨寘的，这个第四名，应届毕业生，考得也不错，写得也不错，就是他了，把他和第一名换一下。第一名：杨寘，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就是那个“被第四名的”：王安石。杨寘在酒馆里破口大骂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我就很想问，杨寘自己本来就是第四名他都破口大骂，如果是王安石这个“被第四名”的第一名，那还不得骂破天去？那更应该骂，有理由骂。可是我们都感到很失望，根据史料的记载，王安石对这个变故的看法，反应很冷淡，是这么说的：

【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 ——宋·王銍《默记》

王安石这一辈子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好像忘了一样，不提。不提反而让我们不正常，我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算看他有怎样激烈的反应？结果他非常地平常、平淡。我们反而觉得有点扫兴，对看热闹的人来说有点扫兴。那王安石到底是怎样想的？我们就很想知道，难道他的心里就没有一层波澜吗？直接的材料找不到了，但是有一条间接的材料是可以证明的。离这没两年的时候，王安石做了官以后，回家省亲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是很能说明他对待科举的态度的：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哎呀，天下的读书人，一溜小跑都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考试，很重要。可是科举考试对我来说就像钓一条鱼一样，一件小事。为什么要钓这条小鱼呀？因为钓了这条小鱼上来，我就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老婆孩子家里人都高兴，我就是为了他们高兴才考的。这就是王安石对待科举的态度，就是只不过是为了得一份工资，找一份工作。大家说不对吧，你原来讲欧阳修的时候，讲韩愈的时候，这些人为了科举考试都跟发了疯似的，他怎么能这么对待科举考试呢？他也太小看科举考试了。我还真告诉你，他不是小看科举考试，他是心目中有更大的目标，比科举考试大多了去了。他还有两句诗：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我年龄不大，心怀壮志，欲与天公试比高。我要跟太阳争一下到底谁的光辉更加明亮。我虽然是个穷读书人，但我内心里边是要做尧舜禹手下的贤臣那样伟大的臣子。科举对我算什么？只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小小的阶段，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过程过去了就结束了，它哪里是我的目标，我更不值得把他天天挂在嘴上用一辈子的时间唠叨，我这辈子要做的大事很多，科举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甚至在我看来，是一种小小的手段。以我的才华要应付它，太容易了。我怎么会为它老是来计较我是第一名还是第四名呢，不可能的事情，我都没往眼睛里边放。所以还是刚才那条史料记载说他一辈子都没谈论过关于他考中状元的这件事情，接下来又有一句话说：

【其气量高大，视科举为何等事耶？】 ——宋·王銍《默记》

王安石心胸宽阔，气量宏达，个把考试放在心里头算什么？什么都不能算。对于一个目光远大的人，他看到的是未来，而对于眼前的纠结，他是不会萦怀于心的。他不是个寻常的人物。打一开始我们就没说他寻常，他做的事情样样跟人不一样。他不是故意拐着胳膊跟人不一样的，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里边，有着和旁人不一样的心胸和志向。 我讲到这儿呢，我还是觉得有点疑问，我相信大家也有疑问：不会吧，二十多岁就看破名利，淡泊名利，他这么长时间都没谈过中状元的事？他这么多跟人不一样的做派该不会是沽名钓誉？该不会是想要故作姿态吧？凡事都要讲个证据，没有证据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我们就给他拿一个证据，大家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王安石这个人是不是个好名利的人？王安石这个人是不是个喜欢升官发财的人？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谢谢大家。

 

 （二）不做京官为哪般

【画外音】：宋仁宗庆历元年，即公元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夺得第四名的好成绩。在一般人看来，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平步青云的光明大道。事实也正是如此。几年后，一个绝佳的机遇摆在了他的面前，只要抓住这个机遇，未来的王安石一定能够青云直上。然而谁也想不到，二十五岁的王安石居然主动放弃了这个机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康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官？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大官？不想发大财、不想做京官儿呢？都想到京城里边去当官。但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人不，这人是谁呀？王安石。他不愿意升官，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愿意升官，他不愿意做京官。

大家说你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例为证，我们一切拿事实来说话，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之后，所做的第一个官叫什么名字呢？有点绕口：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说白了就是扬州市市政府办公厅秘书。这官他做了四年，任期满了，任期满了之后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到京城去做官。大家说奇怪，这才二十五岁的一个人，哪儿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才在地方做了四年官，立刻就提拔到东京汴梁做京官了。

大家有所不知，在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中了甲科的进士，什么叫甲科的进士？就是排前几名的，排一二三四五六七，排前几名的叫甲科进士。凡是这类的进士，只要到地方上做官任期满一届的，就可以给朝廷交一份报告，什么报告呢？譬如说你的述职报告，譬如说写篇论文、写篇思想汇报，交上去了以后，朝廷经过审核，同意你参加一种考试，简单说就是公务员的考试，当然这是高级公务员的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你可以在馆阁就职，什么叫馆阁就职啊？在宋朝所谓馆阁是这么几个机构，弘文馆、集贤院、秘书省、史馆。这些馆阁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机构啊？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央文史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你在这里边做官就相当于做这些馆阁里边的高级研究员，都干什么事呢？修撰国家历史，也为政治咨询提供顾问，还可以整理国家的典籍和文献。

大家一听，说这是个什么官啊？说白了不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吗？说那么好听，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这是因为你有所不知啊，非常重要。大家还都记得唐代的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是八大家之一，他考中进士之后曾经做过集贤殿书院的正字，就是国家图书馆的校对员，他这什么官啊？这官当了没多长时间，他一步就登到礼部里边，就是国家的文化部里边做官了。欧阳修也是一样啊，也曾经在馆阁里边做过校理、做过校勘，后来也很快升官了。大家要知道宋朝这个王朝它是重文官轻武夫的，朝廷里边的宰相、大官基本上全是什么呢？文职人员担任。所以在宋朝有个现象，凡是大官往往都是哲学家、史学家、理论家，都是高级的学者，对不对？那么这些馆阁里边的官，我刚才讲的这高级研究员都要谁来担任呢？都是要当代的文采斐然、学富五车的学者来担任。

在宋朝可有一条“潜规则”，你要是在馆阁里边做了官，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很有可能被选拔进入“两制”，什么叫“两制”啊？就是做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这俩官可了不得，专门负责给朝廷起草诏书的。两制当上一段时间就会被选入“两府”，什么“两府”啊？宰相和枢密使。这都当了宰相了，换句话说，昨个我可能还是国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明儿个我可能就做国务院总理了。这个在宋朝不是神话，是已经被很多人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你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啦。他才二十五岁就得了这么一个机会，那还不得紧紧地抓住。科举考试的时候“被第四名”了，我现在得证明，我到了京城，我考了这个馆阁之职，我能力很强，我依然是状元这水平。搁到谁身上，都会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哎呀，可是你想都想不到，王安石他都不要这机会，史书上记载：

“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宋史·王安石传】

当时肯定还有其他比较优秀的进士，人家肯定就选择了参加考试，就到京城里边做官了，对不对？就咱，不去。不去怎么办呢？行啊，朝廷说那你就到鄞县去做县令吧。县官嘛，七品。鄞县在哪？就是现在宁波市的鄞州区。大家可能会很奇怪，说这有病啊？放这么好的机会不去，为什么？咱别急，咱后边慢慢看，王安石这人啊不寻常的事多得很，你慢慢看着你就明白了。只要记住，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是第一次放弃去京城做官的机会。

【画外音】：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总给人留下许多个意想不到。这一次放弃进京做官，就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二十五岁的王安石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次偶然的失手。其实不然，在随后的时间里，王安石又接二连三，数次拒绝到京城做官，情愿留守在地方。那么，王安石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康震】：光阴荏苒，时间过得也很快，他在鄞县县令的职务上又干了三年，任期又满了，被任命为舒州通判，相当于安徽潜山市的副市长，这回提了半格，原来是七品，现在是六品，相当于地级市的副市长，六品，挺好。这官还没干多长时间呢，好事连连，当朝宰相文彦博上书朝廷，要推荐王安石，他怎么说啊？

“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而亦辞以家贫亲老，且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宋·程俱【麟台故事】

王安石考了第四名，那是甲科的进士，按道理说这样的人在地方上任满一届之后就应该被推荐参加这个考试，公务员考试，要被提拔的。王安石总是很谦虚，他推辞说自己家里头老人多，家里头穷，到京城做官花销大，他不去。考馆阁之职这是历来文人所追求的，王安石敢于不要，说明这个人胸怀坦荡，非常地淡泊，这样的人才应该推荐，我推荐。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官员叫什么呢？叫陈襄，他也给朝廷上书推荐王安石，他的理由就是王安石要学问有学问，要人品有人品，要政绩有政绩，整个就是一个不爱当官只爱工作的这么一个人才，应该给予推荐。朝廷什么态度？朝廷下了一道旨意

“召王安石赴阙，俟试毕别取旨意”——宋·程俱【麟台故事】

来吧，既然都推荐了，来参加考试吧，参加完了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王安石不去，不去，他给朝廷写封信《乞免就试状》，用现在的语言就是说请求不参加升官考试的请求、申请，在这封申请书里边，他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奶奶年纪大，我祖母年纪太大了，我得照顾她，到京城做官花销太大，物价太高，我去了以后挣的钱少，不行。第二，我父亲去世以后，一直没有归葬家乡，这归葬家乡的费用也很大，我负担不起，去京城做这个官工资不高。第三，我弟弟妹妹都要急着结婚，这也需要花费。宰相说我这个人淡泊功利，不是这么回事，我真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所以去不了，希望朝廷理解。理解，理解万岁，朝廷理解你家庭经济困难，不来京城做官，行，就当你的舒州市的副市长吧。大家记住，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第二次推辞了去京城任官的机会。还行，年龄还小，后边还有机会。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三年又过去了，又任期满了，任期满了，这回不用你推辞了，朝廷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去集贤院做校理，就是国家图书馆去做高级研究员。不但让他去，这次还有优惠的条件，我刚才说了，你得先交个报告，人家批了以后你才参加考试，然后才能去做这个馆阁之职，对不对？免试。我们对你很信任，你的水平完全够了，不用参加考试，直接就任。第二，以往来就任的时候，譬如说你原来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处级干部，你得待上两三年，我再给你提个副厅。不用，你一来，就地给你提升，马上给你弄个副厅，怎么样？不用考试，不用等待，现成的，够意思了，朝廷给你面子，你得给朝廷面子啊。一点面子都不给，连上四道辞呈，坚决表示不干，理由如下：第一，对于朝廷同情我经济困难首先表示感谢。第二，虽然如此，最近我们家事又出来了，我祖母去世了，我还有俩哥哥也去世了，我还有嫂夫人去世了，这又得一大笔费用。第三，朝廷死乞白赖地要我升官，到京城做官，我死乞白赖地不去，你来推，我来让，你要给，我死活不要，这个弄来弄去如果最后我真到京城做官了，人家会认为我沽名钓誉、欲擒故纵，长此以往对于官场的风气不利，我不能开这个口，不做就是不做。匹夫不可夺其志啊，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我就是不做，希望朝廷能够体恤我的苦衷。

【画外音】：按照王安石的说法，王安石之所以不愿意来京城做官，主要原因是家里人口多，婚丧嫁娶的麻烦事儿多，京城的消费水平太高，来这儿做官，仅仅依靠王安石一个人的工资，很难维持生活。不过这个理由让我们难以信服。要知道，北宋王朝对待读书人、对待文官，可以说礼遇有加。朝廷的文职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怎么到了王安石这儿，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面对王安石这个死活不愿意来京城做官的怪人，北宋的皇帝与宰相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康震】：我告诉大家，王安石这么做，名气越来越大了，当时有一条记载是怎么说的？

“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哎呀，这人就这么牛啊。天下读书人和当官的都想看看这个牛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怎么就这么牛呢？朝廷每次要给你最大的官、最好的官、待遇最棒的官，他就是不做，到底是为什么呀？牛归牛，我们发现这回他理由多了一条，前面是强调经济困难，这回有点顾虑，怕引起人家的误会，好像说你看我这儿钓鱼呢，我就不要、就不要，呱唧给了，你要了，人品有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是因为经济困难不到京城做官吗？这个很奇怪的逻辑，到京城做官反而经济困难？我们现在就拿朝廷要给他的这个集贤院的校理，这个六品官的工资来算一笔账，这个官一个月多少工资，各种项目加在一块儿四万，按每个铜板卖两毛钱人民币来算的话，一个月八千块，就是在北京一个月八千块钱收入也很好了，都会露出满意的微笑。

可是大家要知道你得算算在开封在东京消费能力如何，你不能光看收入多少，得看他怎么花的，算算这笔账。当时在开封，一石米面，一石米面就相当于六十公斤左右，一石米面多少钱啊？六百文钱。王安石不是说他家里人口多嘛，要养的人很多，算十口人，这十口人一个月吃主食，不说瓜果蔬菜，就吃主食，怎么着也得消费一百五十公斤左右，按照刚才的算法，这个吃一千五百文，记住啊，一千五百文。还有住房的消费，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的开封，一间房子租金五千文，那要是十个人的话怎么也得租五间房吧？就这住得也挺紧张的，五间房就是两万五，加上刚才的一千五百文，那么一个月，再加上其他的零七碎八的花销，怎么着也得三万文，我这往少里说的。一个月收入四万文，支出了三万文还余一万文，哎呀，有点紧张，但是还能过得去，对不对？不至于说月月光啊，又不是个月光族。所以说，他说经济困难倒也是实情。

哎呀，朝廷做事情嘛，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这么一个好官，这么一个好苗子，怎么能因为经济问题就把他的仕途挡住呢？给他钱，给他个肥缺。肥缺在哪里？肥缺当然有啊，叫“群牧司判官”，是个什么官啊？“群牧司”是管什么的？全国各地的养马场，马匹在古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汽车、摩托车，养的马匹，公用的马匹，就好比奥迪、好比奔驰、好比红旗车。在军队里边使用马匹，那就是摩托化的部队，那就是坦克呀。所以我们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群牧司判官”相当于国家工业部装备司汽车处的处长，很肥的肥缺啊，掌管全国养马、管理马匹的指导工作，给这么一肥缺，这样行了吧？又是在京城做官又是俸禄很高，王安石本来还要辞来的，欧阳修出面了，行了，别辞了，来劲了，你再辞皇上都没面子了，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没完没了了你。先应下来，慢慢再说。王安石这才算“从了”。

王安石是“从了”，不吭气了，有个人吭气，这个人叫什么？叫沈康。这沈康也是在馆阁里待了很长时间，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那一堆什么档案馆、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沈康等了很久，他为什么到馆阁里来，他等着来升官的，王安石给官不要，他不想升官，我想升，我还是自己争取一下吧，腆着脸去找这个宰相了，说你看，论年龄论资历，我都比王安石的要资深，他既然不想要，你们不是有这缺吗，给我，我要，我不嫌弃。宰相看他一眼，老沈，你也是个读书人，朝廷为什么对王安石这么好啊？那是人家这人道德品质高尚啊，人家给官都不要，朝廷才追着给他，根本就没想他的资历问题，是不是？朝廷让你们这些读书人，让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到这馆阁里边来做高级研究员，那是重视你们，没让你们到这儿来升官发财的，我瞅着您那，比起王安石，脸上的皮肤厚一点。沈康臊得一句话没说，走了。同在一个屋檐下，人跟人的境界差别就这么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肥缺？当然是肥缺，多少双眼睛跟灯泡似的就盯着呢。

【画外音】：北宋朝廷不愿意落下个不重视人才的“罪名”，对王安石这个颇有政绩的地方官投桃报李，给予王安石“群牧司判官”这样的肥缺。然而，在两年的任期中，王安石却接连上了十几道辞呈，坚决要求到地方工作。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辞去京官，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实在是十分罕见。那么，王安石到底想去哪里做官？他如此倔强而执着的做法究竟是为什么呢？

【康震】：这个汽车处的处长，就这群牧司判官做了两年，将将两年，就在这两年当中，他提出了十几次的辞呈，死活不再做了，坚决要求到地方去、到基层去，理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条还是老理由，家里人口多。我觉得这条理由我再说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是不是？那你还要怎么着？直接让朝廷白给你每个月发钱，把你问题解决了。他不是那么回事，是第一，我们家老人比较多，现在小的也长起来了，这都需要人照顾，我要到地方上去做官，比较方便照顾他们。再一个，我家里边刚才说老父亲、我的哥哥嫂嫂，他们埋葬的地点，都是客居他乡的时候去世的，没有归葬到老家去，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如果我老在京城里边待着的话，那我处理这些事就比较麻烦、比较棘手，这是第一条，记住了，就是经济困难已经不再说了，但是家庭还有一些具体的困难。第二条，脑子不行了，我原来读书太刻苦，读到最后读得头晕目眩，太用功了，落下个头疼的毛病，只要处理的事一复杂，我的脑子就受不了。京城里边不比地方，杂七杂八的事太多，所以我这个脑子不胜脑力，我要到地方去做官。

你到底要干什么？王安石在给朝廷这一次的上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要求，你们且听来，我要在

“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庚禄赐之入，则进无所逃其罪，退无所托其身，不惟亲之欲有之而已。”

——王安石【上执政书】

什么意思啊？你就在那个东南方向，选一个僻静的地方，选一个比较偏僻的州县，让我到那踏踏实实地做个县官，或者做个州长，把我平生所学的知识，把我想要做实事的这些政治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要在那个最具体的基层的单位把我身体里边所蕴藏的政治的热情、政治的理想，以及我想要实践的政治的目标在那儿得以完成。记住啊，有两句话“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我要把我全身的能量，政治的热情都在那个具体的基层的单位里边释放出来，这样我对得起我的家人，我也对得起皇上给我的这份俸禄，我的心就安了。他接着说，我要去地方做官，主要是考虑到我能发挥我的才能。

他讲的理论听起来都挺奇怪的，他说有的人在京城做官，他就想要到地方去做官，朝廷应该给他机会。有的人在地方做官，他老想到京城来做官，朝廷也应该给他这机会。朝廷应该广开门路，让各种各样的人，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这样的朝廷就是好朝廷。说白了，我真的不想在京城里边的机关里头再混吃混喝过日子，我想要做点具体的事情。

大家想了想说，那在朝廷在京城里做官也可以做具体的事情啊，你到底是到地方要做成什么样的事？能不能说来让我们听听，有没有个说法啊？有，这一年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通州海门行利记》，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江苏海门县有一个县令叫沈起，小县官，王安石写这篇文章称赞他的为政之道，他说什么，他说这沈起的官是很小的，但他做的事情很多，他都干什么了？说沈起修了防潮的大堤，疏通了河道，灌溉了农田，减少了赋税，收罗流亡的人口，做得好，每样事情都是踏踏实实地，都是让老百姓得着了实惠。我们现在不是也提倡吗？要让老百姓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惠，要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实际的提升。王安石注重民生，不是说在京城里做官就怎么着，而是他认为一个年轻的官员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在他精力旺盛的时候，把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实践的能力放在切切实实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沈起是个极小的芝麻官，有的人就跟王安石说，说你也是，沈起这芝麻官你犯得着给他写着文章吗？王安石说沈起的官虽然小，但他的事情非常重大，我们全国我们整个这个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很小的县，一个一个很小的县官组织起来的，如果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到最基层的地方上去做官，去为民生谋利益，那我们整个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变得好。他痛恨那种只讲排场只讲脸面，不干事的人。

还可以举个例子，跟刚才给这沈起写的这篇文章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有个官员叫钱公辅，钱公辅知道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钱公辅）他妈妈去世了，他就找王安石说你给我妈妈写个墓志铭呗，王安石说行啊，没问题，王安石写了交给钱公辅，老钱看了很不满意，你把我妈妈写得一点都不伟大，我的妈妈是伟大的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是伟大的妈妈呢？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儿子，你应该把我的这些光辉的事迹写上去，这样就知道一个如此平凡的妈妈培养了这么个伟大的儿子，所以我妈妈是平凡中见其伟大。为什么这么说啊，钱公辅那比王安石牛，人家科举是第二名。王安石是被第四名了，本来咱也是第一名。他不但是第二名，他还做过什么呢？还做过通判，副市长。既是高考的二等状元又做了副市长，你把这个写上去，我妈妈就变得伟大了。王安石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他在给钱公辅的回信里边是怎么说的？他说高考拿了个第二名，又做了副市长，自己的办公室周围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这就是你们家老太太的光荣啊？你就值得在墓志铭里边大书特书啊？我告诉你，王安石在信里边原话这么说的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

——王安石【答钱公辅学士书】

我告诉你，皇上做得不地道，做那事不像皇上，他爹娘老子脸上也没光彩，更别说你这第二名了，还通判。

我告诉你这通判怎么当吧，就是那市井小人，就是那摆摊的、卖菜的，只要粗通文墨，都当得了你这官，不要再神化你那个通判了，是不是？在信里边他说，你这个通判，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有什么好说的，还往上写呢，你以为贴金呢？我看贴的不是金，贴的是什么？贴的是砂纸，人摸上去比较粗糙，感觉你这人不怎么地。钱公辅说你改改、改改，把我这东西写上去，再写一篇。王安石说你老妈的这篇墓志铭我不改，你爱找谁写谁写去，你要找我就这一篇，其他的事我管不了。

给沈起这么个芝麻官，办了点实事，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赞他。钱公辅，人是高考的榜眼，又做了通判，在朝廷里边也是有脸有面的人，他这么跟人家说。这两条材料都能看出来王安石对为官之道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什么呢？只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不要老想着做京官，而应该想到到地方上去给老百姓办实事。

所以我们说，前面我们讲过王安石这个人不寻常，讲了好几个方面的不寻常，听这人各色得很，好像就要跟人不一样，什么事都跟人反着来，非也，他为什么会这么各色？因为他思考问题，他想问题的基本的立足点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升官，升官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财，升官发财又能怎么样呢？能光宗耀祖。所以只要做官就是节节往上爬，只要发财就是捞得越多越好，只要是光宗耀祖的事，他们都去干。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目的是不是光宗耀祖呢，不是，他参加科举考试，是因为制度使然，没办法，他要想给老百姓做事，他就必须先做官，你要先做官，就得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王安石做官的基本点第一不是为了升官，第二不是为了发财，第三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就这么简单，所以王安石横空出世，他的基本的立足点，他做事情的出发点，他为官的基本的原则，跟当时大部分的读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是不从这个方面来认识王安石，王安石的很多行为你都理解不了，会认为他是个伪君子，一个真正的君子在伪君子的世界里边就会被人家认为是个伪君子，这可能是王安石的悲剧，但也是王安石的光荣。

当然讲到这我们还是要问一句，就是刚才那个老问题，何以见得，在京城做官就不能做实事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京城做官和在地方做官这个事情对立起来？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一根筋地非得到地方上去吗？所以我们需要迫切地了解王安石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他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又是什么表现？你不了解他的表现，你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坚持要到地方去做官、并认为那个地方才是广阔天地，才能施展他的抱负和作为，所以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种种的表现。谢谢大家。

 

（三）给力的基层一把手

【画外音】：年轻的王安石刚刚步入仕途，就以出众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宋仁宗多次下诏提拔他进京做官，但王安石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他不仅坚持在地方做官，甚至还主动提出到偏远的州县任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那么，在基层做官的王安石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他能否成为合格的地方父母官呢？

【康震】：开讲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2010年最火爆最流行的一个词是什么？...回答得非常正确，卧虎藏龙啊。给力，这是2010年最流行、最给力的一个词。给力什么意思？我觉得有好多的意思，比方说加油、带劲、提气、特别给劲、够酷、争取、非常精彩、特别地棒，我们这一集的题目就叫《给力的基层一把手》。什么叫“给力的基层一把手”？我们就是要来看一看王安石是这个基层一把手，他做工作是怎么给力的，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很给力，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词就俩字，给力。

大家说您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基层的一把手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上一次我们说王安石不愿意在京城做官，那朝廷是死乞白赖硬给拉着让他必须得到京城里头来做这个京官，怎么都不愿意。我们开始不了解，说为什么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王安石之所以不愿意做京官，他就是想在地方上能够做点踏踏实实的事，换句话说，他认为在地方上做官能做更多的实事，那么在这京城里头做这京官，这实事就做不成了。

我们就得来捋一下王安石在地方上都做过什么样的官，我们给他找规律。王安石这辈子做的第一个地方官是从二十一岁开始的，他这个官的名字叫签署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二十一岁。到了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又做过一个官，就是鄞县县令，鄞县就是现在宁波市的鄞州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担任了舒州通判，舒州就是现在安徽的潜山，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到了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担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这个江南东路，我们知道，在北宋的时候“路”这个单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这个江南东路的省，它的管辖范围就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的东北部和安徽的东南部地区，就这么个管辖范围。那他这个官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江南东路这个省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也就是说既主管这个省的政法工作，又主管这个省的干部的考核和考察工作，这官很大。到了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做了江宁知府，就是现在南京市的市长，但是江宁知府在当时就特别相当于一个直辖市的市长。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四十七岁这二十六年的时间里边，他只有两个官是做的二把手或者是下级，其他的官，要么是所在的政府的第一把手，要么是所在的政府的某一个领域的主管领导，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提点刑狱。这是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第一个特点，一把手居多。

他做地方官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做地方官的时候做得特别给力，特别是当一把手的时候尤其给力，反之如果不做一把手很不给力。我们先来看，当他不做一把手的时候是如何地不给力的，这里边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王安石开始在这扬州市做政府办公厅的秘书，王安石有个“毛病”，特别爱学习，尤其是到了工作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像当时做学生的时候那样，非常认真地、刻苦地学习，这是个勤奋的人儿啊。我们很多人工作了以后没时间学习，王安石不是，时刻不放松学习，在家里边是废寝忘食、秉烛夜读、通宵达旦，不带歇口气儿的。可是我们知道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这个王安石改不了，这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他要是一旦通宵达旦地读书，时间不等你，你得第二天上班啊，譬如说，他晚上看书看得特别晚，看到凌晨四点钟，这时候总得眯一觉，一眯，比方说眯到七点了，这下完了，要上班了，赶紧起来，不刷牙、不洗脸、不吃早餐、不梳头发，衣冠不整，趿拉个鞋，脸肿着，发白，眼睛里头全是血丝，头发都是蓬乱的，就骑上“自行车”到了办公厅去上班了。当时他的上司，就是扬州市的市长是谁呢？是韩琦，韩琦这个人特别地注重仪表，见不得这邋里邋遢的人。我说的不是某一个早上偶然这样，王安石刻苦学习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老这样，早上一起来就这样，早上一起来就这样，那这个韩琦一次两次可以原谅，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他看得多了，他就形成了成见，心里想，这小子，昨晚不定到什么KTV包厢去混去了，早晨就成这样了。他才不会想到说你去学习了，二十刚出的年轻人，参加工作以后还有这么旺盛的学习热情，这是不可思议的。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把小王叫到办公室来跟他谈，你怎么搞的？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你们年轻人现在应该利用你们年轻的优势，抓紧时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别一天到晚的老在那娱乐场所溜达溜达的，早上起来不上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那要搁一般的年轻人啊，赶紧得解释，领导，我昨晚上背英语单词来着。领导，昨天晚上我写文件来着。肯定得跟领导详细地汇报，说不定领导转而转怒为喜还表扬你。王安石的个性不是这样的，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干嘛解释啊？王安石的个性是很倔强，而且他内心里边一旦拿定了主意，是不能动摇的。他下班跟同事说，老韩，这韩领导他不了解我。我这个人对不了解我不理解我的人，我懒得跟他解释，我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但是你得知道现在你不是领导，你是下级啊，你不给领导解释清楚，领导老是这么误会你，老是这么误解你，你还怎么进步啊？他不管这个，我的人生我做主，我不需要给你解释。所以你就说，像王安石这种个性、性格，他就只能当一把手，他不能当二把手，他要当了二把手和下级之后，他一辈子都永远被人误解，永远被人不理解和不了解。个性使然，非常倔强也非常执着，照样早晨起来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蓬头垢面地去上班，爱说什么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炼，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了，这是一则不给力。

【画外音】：王安石年仅21岁就踏上了仕途，作为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他一心想要发挥自己的才学，做一番兴利除弊，造福百姓的事业，然而，现实却并非想象的如意，那么，刚刚走入官场的王安石还会遭遇怎样的尴尬呢？

【康震】：第二个是什么呢？他刚刚参加工作，又在政府的办公厅里边做秘书，充满了工作的热情，对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对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王安石总是积极地建言献策，他的知识又很渊博。你想这么刻苦的人能不渊博吗？又知识特别丰富，谈论一个事的时候不但要谈论现实，还要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可是韩琦就特讨厌他这一点，韩琦对他有个成见，他知道王安石有学问，知识量大，词汇量也很大，可是他就认为你就是词汇量大，你懂的古文多，但是你这个人做不了官的。所以王安石多次请求，多次申请，给我个具体的工作，哪怕给我个项目让我做一做，不给。就这么闲置着。

后来王安石工作满了以后，从这个岗位上调走之后，有一次，有一个人给韩琦写了一封公函，这公函里头也是引经据典，用了很多的典故，用了很多的古文，韩琦一边看这个，就跟他身边的同事说，哎呀，可惜这王安石不在，王安石要是在的话，这里边的古字他全认识，这是他的强项啊。这种说法本身一听就是对王安石的一种误解，王安石怎么可能只是认几个字，词汇量大的问题呢，是不是？但是你碰上这么个领导，那谁是一把手？韩琦是一把手，你是他的下级，他要是不理解你，不跟你沟通，你也不跟他解释，你在这工作岗位上能不能做出成绩来？做不出来，你有再大的才华，施展不出来，所以王安石在这个岗位上感觉深度地不给力，这是第一条。

他这不给力还体现为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不了一把手之后，他很多重大的工作他无法拍板决定。王安石这个人是个杀伐决断的人，他要决定的事情马上就能拍案决定。可你要不是一把手，你是二把手，坐在一把手旁边，一把手刚说我准备，你“啪”一拍桌子说我给你决定了，那不可能啊，他没这机会。这个例子最鲜明的就是他到了舒州做通判，我们知道他等于是到舒州市做副市长，他一去之后这个舒州正好赶上连年的旱灾，民不聊生，死了很多的人。在舒州期间我们看到了他的一则材料，他跟舒州下属的一个县姓孟的一位县令是个朋友，他跟这个孟县令之间通了大概有十封信，在这十封信当中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啊，就是说，他跟这孟县令就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赶紧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把家里头囤积居奇的富人的粮食用政府的钱把它买了来，然后用低价卖给没有饭吃的老百姓。

可是你知道这个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富人他怎么肯把粮食给你？他要把粮食囤得满满的，然后卖个高价钱，他才能够捞一把，对不对？你没来由地让他把粮食挖出来拿出去低价卖了，他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啊。他就跟这个孟县令在信上探讨这问题说，如果有不从的，你就跑他们家里头去，哪怕让他地挖三尺，你把他的粮食找出来，然后不配合政府的，杀一儆百，给他抓起来，用强力的手段。可是这是你作为二把手的想法。那么当时他所在的舒州市上级领导、省级领导，也对王安石这些做法不是特别感冒，说句话就是我反正只要不支持你，实际上就是不赞同，所以他在给这孟县令写的信里边也是采取一种商量的口气，他给孟县令的信里边完全没有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怎么怎么做，没有。他在信里边是采取商榷的口吻，给他建议，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说不起话，他是个二把手。

【画外音】：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期间，深刻认识到了民间的困顿和疾苦，虽然他曾经因为自己官卑人微，无法为百姓办更多、更大的事而苦恼，但他还是多次放弃了去京城做官的机会，始终坚持在地方为官。那么，当王安石独掌一方政务时，他又会有怎样给力的表现呢？

【康震】：他做了一把手之后情况如何呢？那就不一样，有四个给力。第一个给力，就是他调查研究，不怕吃苦，千方百计为百姓谋福利，这个是王安石一个最主要的特点。他做一把手是到鄞县做县令，鄞县这个地方我刚才说了，宁波市的鄞州区，临海，是一个江河湖海的交汇地带，本来水资源是很丰富的，可是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没有进行有效的农田水利建设，所以反而使这个地区的水力资源没有有效利用起来，老还挨着旱灾，你说怪不怪？所以王安石一去，第一条就是动员全县的老百姓、人民群众挖水渠，把有效的水力资源能给它利用起来，这是下了大工夫的，那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要办成一件事，特别是纠集成千上万的人来修农田水利，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业的机械，那是很困难的。王安石怎么办呢？他就一个乡一个乡地去动员、去监督、去督察，你务必要给我开工。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念一个时间表，看看我们的王县长是怎么样深入基层，是怎么样挨家挨户地去动员的，宋仁宗庆历七年，即公元1047年十一月七日，从县城出发，第一步先到了县城以东的万灵乡，督察百姓开掘水库的工作，晚上住在寺院里。第二天八号一大早登上金鸡山看望在那里修建水闸的工人，晚上住进了阿育王山的广利寺。这时候下起了大雨，没法再往东边走了。过了两天雨停之后，十一日继续出发，这一天到达了灵岩山，并且登上高处眺望大海，为的是什么呢，不是看海景，而是督察和视察在这江海的交汇之地能不能修水闸，以便进行蓄洪灌溉。十三号，这一天到达芦江村，视察了水渠的开渠之处，晚上又住在寺院里。十四号登上了天同山，晚上住在景德寺。十五号一大早就和景德寺的长老们一起去视察当地的地形。十六号的一大早，在寺院里吃完饭经过五峰山，行走了十多里的路，乘船继续向西走，到了半夜到达了一个小村子叫小溪村。十七号一大早就又视察新修的水渠，然后到当地的寺院吃饭，晚上又到达当地的林村视察，半夜的时候住进了另外一间寺院。到了十八号的上午，又到县城以西的两个乡再次视察，动员乡民，兴修水利。注意啊，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念这玩意儿？这两周的时间里头他走了十四个乡，基本上中间没有停顿，所以我说他第一个给力，我们讲那些空的、虚的没用，他的给力首先表现在他的工作的态度，他的工作的态度又是基于对于民众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根本目的，这就是王安石作为地方一把手，他最给力的首要的一个（特点）。

王安石的第二个给力之处就是他工作起来实事求是，敢于打破陈规，大胆改革，他胆子特王安石的第二个给力之处就是他工作起来实事求是，敢于打破陈规，大胆改革，他胆子特别大，敢做。他胆子大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他一到鄞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兄弟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别说饭吃不上，连第二年要种庄稼的种子可能都没有。一般情况下什么样呢？穷人家里如果没有隔夜粮，没有种子粮了，怎么办呢？就跟当地的富户、地主用高利贷来贷了来，然后第二年翻倍的、驴打滚的利再还给他，但这样一来，往往使得这些穷苦的农民怎么样呢？是还不上这个账的。那利滚利，最后利就变得很大了，别说本金了，连利都还不清。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呢？王安石大胆地想了一个方法，当时在北宋时期各个县都有所谓的平常仓，什么叫平常仓啊？其实就是在灾荒年间政府在粮仓里头储存一部分粮食，用来赈灾的，可这个数量很少，不可能把这粮食拿出来让全县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那不可能，怎么办呢？把这部分粮食拿出来以官府的名义贷给农民，让农民向官府来贷，那么第二年等你有了收成的时候，以低于高利贷的那个利息还给政府，说白了就是政府用自己已有的这样的一种资源，来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的这个难关，这实际上到了后来，就成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一个雏形，但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做法，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是在经济领域里边，他敢于打破陈规、大胆改革，可是大家要知道能这么做的可不是二把手，只有一把手才能拍这个案，可是一把手拍案是很痛快，你要承担后果的，王安石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眼光，这是第一。

第二呢，他这个人不光在经济领域里边敢于突破陈规，而且在人事任免方面，胆子也很大。我刚才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官，叫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他不是负责他们整个省的干部考核问题吗？他在考核的过程当中，到了一个地方叫饶州，就是现在的鄱阳县，他到了这个鄱阳县以后就视察，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呢？走到一个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办公地点啊？就是当地的一个监酒的官员的办公室。什么叫监酒呢，监酒就是第一，监督和督造当地酿酒，因为在古代社会酿酒业这是属于专营专卖的，国家专卖的，私人是不可以乱酿酒的，所以这个酿酒也要设一个官，不但督造你酿酒，而且监督你交酒税。我跟大家说这官特低，宋代的时候这样的官职都是非常低的官。王安石走到这个办公室里视察，一看，墙上居然有诗，徐徐念来，诗曰：

呢喃燕子来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房梁上的燕子唧唧喳喳地说着悄悄话，它们说什么呢？把我这个梦中人给惊醒了。哎呀，它们说的话，你们哪儿能听得懂，我心里明白，不给你们说，我拄着手杖，拿着小酒壶带着酒，一边喝着酒一边去看当地芝山的风景。

诗写得不是特优秀，但还蛮有情调的，有点小资情调。王安石一看，嗯？写得还不错嘛，这谁写的？说就是我们当地的祭酒刘季孙先生写的。哦，你把这老刘叫来。把这祭酒刘季孙叫来之后问了他几句话，跟他攀谈攀谈。过了一会儿，王安石说那我就不用视察了，哪儿也不看了，你们就好好工作吧，我就先回去了。王安石就回到了官府，回到了他自己办公室，他刚一回去，正好碰上饶州当地的一帮学生，我们知道在县乡州都设有乡学或者州学，这些学生就跟他提了个申请说，我们当地这个学校比较破败，我们迫切地请求您给我们派一个能够统管我们饶州市教育管理工作的一教育局局长，你给我们派一个。王安石一听，脱口而出，没问题啊，就是刘季孙，他就是教育局局长了。满座哗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监酒的工作，在北宋的时候像刘季孙这个职务是武官系统，武官在北宋本来就比文官的等级要低，而且还是个监酒的工作，这就好比说让当地酿酒厂的副厂长做了当地教育局的局长了。王安石认为，老刘的水平够，当机立断，我就能定下来。你们别瞎找了，他能写出这个诗来，说明这个人是个文人，肚子里边有东西，有锦绣文章。这些事情对于北宋的知识分子的个性来讲，都是很难做到的，那且得商量呢，不开上几个会，发上几个文，这事定不下来。王安石去了之后当即拍板，根据就是那四句诗，所以这是谁能定的事？一把手。副手都只能提建议，定不了。王安石作为一把手不但看得远、拿得定，而且敢拍板。你说他能不给力吗？当然给力，而且是很给力。

作为一个一把手光这些还不行，王安石第三个给力之处是无畏权贵，敢于说话。特别是敢于向他的上司提意见，这个是很多干部都不敢做的，王安石敢。

王安石在鄞县做这小小的县令的第三年，他的上司给他发了一份公函，这公函是够损的，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北宋盐和铁都是政府专卖的，吃的这个盐也是专卖，我们知道鄞县它是在沿海地区，所以这个海盐也是由官府来控制的，这个公函说什么呢？说你们县上啊，让你们县上当官的、老百姓全都出钱，都捐钱，把钱捐起来弄个基金会，这基金会干吗的呢？就让人通小道消息、打报告，看谁偷了我们的官盐了，就是谁私下里、老百姓跑到海边去炼这个盐或者去弄这个盐，谁要是私自去抓这个盐的话，通报官府，你报告了是吧？我从基金会里头拿出奖金来分给你。你听出点意思了吧？让大伙儿都捐钱成立这基金会，是用来奖励打小报告的人。这听着都瘆得慌。

王安石当即就给这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你完全是瞎干，为什么瞎干呢？他说有两点：第一，他说我跟你说，盐的利益太大了，你要禁止是禁止不住的，特别用这种办法是无法禁住它。你想啊，你这一层一层地告上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抓到监狱里头，当所有的老百姓都差不多给抓到监狱里头之后，那真正的强盗就出山了，他们必然让正常的渔民或者让你这个官户没有办法正常地工作，这只能逼得那些渔民再当强盗，把这拨强盗打倒。所以你最后的结果是监狱里关了一大部分善良的老百姓，然后在外边出现了大批大批的真正的强盗，你的社会治安还能好得了吗？所以你这是个愚蠢的公函，也是一个愚蠢的命令。第二，他说咱们这个县。真正有钱的人就没多少，所谓有钱人只不过是比别人多几亩地而已。你让大家捐钱，他给你捐个铁锅还差不多，他哪来的现金呢？你这样做无非是让这些有地的人把地都卖了，所以你这第二个结果就是所有有地的人把地都卖了，然后把钱捐上去，你官府把钱拿出来，然后用它来悬赏，可所有的老百姓都变成穷人了。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你这个建议，你这个命令都是错误的。王安石在这个信的结尾毫不客气地跟他说，说现在这个上级和下级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一般来讲，下级只愿意讲上级喜欢听的话，而上级也喜欢下级给他逢迎拍马，他自己是为所欲为，不过我认为你是个能听得进去意见的人，你是个好上级，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肯定能听进去，而且你肯定会收回成命。我现在在这说的，大家觉得很轻松，你试试给你们领导写这么一封信，是吧，第二天你都不敢上班，是不是？王安石，就写了，而且人家上级的命令不是光发给他们一个县的，他这个建议等于说你面对你所有管辖的县乡市，你都把这个成命给收回去，你这个做法就是不对。

王安石第三个最给力的地方，他作为地方的一把手，就是说他敢于直言犯上，问题是他坚持真理，所以他才能犯上。他不但掌握真理，而且他有掌握真理的胆量。

【画外音】：作为地方官，王安石不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且有胆有识，敢想敢干，特别是他在任鄞县知县期间，兴修水利、治理农桑、兴办学校，政绩十分突出。然而做事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在工作中也难免犯错，那么，在遭遇失败时，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康震】：王安石还有第四个给力的地方，这个就更困难了，就是胆这么大，频频地敢出手，你就不怕犯错吗？犯，当然犯。犯了错，也认错，但是决不会气馁和放弃，所以王安石第四个最给力的就是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一条道走到黑，这就是他的特点。

他到常州做知州，一把手，地级市的市长，他一去就决定挖一条运河，我们知道这个运河是个好东西，你挖一条运河之后，无论是交通，无论是运输货物，都大大地方便，那会获利无数的。可是当时他要修这个运河的时候，他有个同事给他提建议说，咱们这个常州财力有限，你想这么大的工程在规定的时间里头马上就要完成，这个太困难了。咱能不能一个县承包上那么一、半年，赶到半年、明年以后，咱再弄个县，就是轮替着来，这本来也是个很好的建议，可是你知道王安石是个急如星火的人，他是要刀下见菜的，他没听这个建议，我这不是表扬他，他也要犯错误。结果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同事们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上级领导也不是很赞成，你比方说他的上级领导就是省级领导，说你可以征发民工，但是你只能在你这个常州市所属的区域里征发民工，那这对他来讲就很有限，你想他这一个地区，他所管辖的地区才能有多少老百姓，那是很有限的，而且凑巧的是正挖着呢，连阴雨来了，几个月连续地下大雨，根本工程的进度无法完成，再三考虑，迫不得已，只好下马，失败了，对于王安石这样一个心气如此之强的人来说，失败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他有个好朋友给他写封信，安慰他说，别难过了，你就是太认真了，人谁像你这么当官的？到一个地方就折腾啊，天哪，你好好的，好吧？咱修身养性，把身体搞好。原话是：

要若如宗人夷甫，不与世事可也。

——【东轩笔录】

凡事不要那么认真，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没你地球不转了？人不活了？

王安石给这朋友回了封信，特正式，王安石说不行，怎么个不行呢？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说我这次干这活真是失败了，劳民伤财不说，最后啥也没落着，没有成效我认了，确实我错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说不顾实际情况，加工加码，最后只是想成功，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这不是科学的决策，我也认了。但有一条我不能认同，你要让我无所事事，安于现状，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性格。我王安石既然到这地方上来做了官，特别是做的一把手，我就是来干事的，事情可以做不成，但是我继续要做事情的精神，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他就这么个人。你说你要跟这么个人在一块儿啊，当然是挺给力的，也挺带劲的，也挺提气的，但我估计也挺累的。

那我这儿说得天花乱坠的，大家肯定就会生出一个问题说，康老师你这个可就是讲跑偏了，为什么呢？难道在京城做官就不给力吗？按照王安石这素质，他不可能贪污，他不可能腐化，他不可能成天就想着去跑关系，他到了中央做京官了之后，他照样可以做得很给力呀，你凭什么说人家王安石到了京城就不给力了你要弄清楚这问题，你就又得去盘算一个事，就是王安石在京城到底做了什么官了，把他伤成这样了，就躲之惟恐不及，想跑到地方上去？那想要了解这个情况，下集再说了。

 

（四）中看不中用的京官

【画外音】进京做官对于古代的许多读书人来说是一生追求的梦想，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成了甩也甩不掉的麻烦，为了拒绝朝廷下发的任命诏书，他甚至用尽各种办法逃避。王安石本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读书人，可他为什么对进京为官一再推辞？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苦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幽默解读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四集《中看不中用的京官》。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受到了百姓的敬仰，同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宋仁宗多次下诏，提携他进京任就职，他却再三找借口推辞，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到京城去做官对别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可对王安石来说却成了一块心病，那么，在朝为官的日子里，王安石究竟体尝了怎样的苦辣辛酸？

【康震】如果现在放一个京官、放一个地方官在你跟前，让你选，你肯定选着京官。为什么呀？京官敞亮啊、光鲜啊、好看啊、体面啊、实惠啊，可以光宗耀祖。这京官中看又中用，好！可是对于年轻的王安石来讲，京官对他来说，将好像是银样蜡枪头，壁画上的花瓶，中看不中用。为什么呀？为什么会中看不中用？我们上集说过了，首先得来看一看，你别说人京官本身中看不中用，关键是王安石到底做过什么京官？让他觉得中看不中用，这是最关键的。王安石做过什么京官？我们来捋一下：

三十三岁的时候，朝廷授予他的第一个官职：集贤校理。这什么官啊？我们知道，就类似于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这官王安石谢绝了，没要。我们知道他谢绝过很多次，这是其中的一次。不耽搁，朝廷有的是，顺手又给他了一个官：群牧司判官。我们也讲过这什么官啊？这就相当于主管监督全国各地养马的工作，类似于国家工业部装备司汽车处的处长。因为古代的马匹，它就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很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汽车和运输装备一样。三十八岁的时候，朝廷又授予他三司度支判官的岗位。这是什么官啊？很重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财政部预算司的处长，就是统管核算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的，这个岗位也很重要。三十九岁的时候，任命他做同修起居注。这是个什么官？我们现在没这官。

这官就是天天跟在皇上身边，除了皇上的私生活不能暴露的那部分之外，皇上所有的公开的起居活动言行，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等于是皇帝随身贴身的，皇帝个人历史的记录官。这个官死活不想要，愣没辞掉，勉强接受了。还没当几天，又给他了一个官：知制诰。这官很重要，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办公厅高级政治秘书。专门负责起草中央文件的，专门负责起草皇上的诏书的。在这我们必须要强调王安石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期间，朝廷曾经多次给他授予京官，他都没有接受。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他反复辞退之后被迫接受的，并且上任了以后的这些京官。

【画外音】对于王安石屡次拒绝朝廷征召的举动，有人说他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目的是为了换取更高的官职，但也有人反驳说这是对王安石的污蔑。对此,康震老师认为，王安石一再推辞做京官的根本原因，是他觉得这些官职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无法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康震】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就这些京官，到底哪些在王安石看来是中看不中用的？甚至连中看都谈不上。首先：集贤校理。这个官是个清要之职。什么叫清要之职啊？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这个官一般人干不了，必须得是饱学之士，文辞之士。文章写得好，风流俊赏的才子才能做这官。而且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官虽然本身没啥内容，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台阶。通往哪里的台阶呢？着了这官做上一段时间，就能去做那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再做上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做副宰相，甚至宰相。所以很多文人，特别是有才学的文人，都做过这官，趋之若鹜。为什么呢？目标很诱人，集贤校理。可这官对于王安石来讲，没什么意思。因为王安石不是个想要往上爬的人。所以这个官的核心要点，到了王安石这，它的价值就变成零了。在王安石看来，这个官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因为王安石这个人考虑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升官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跟老百姓打交道。他老想琢磨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现在需要什么？我们能给老百姓做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立足点的人来讲，集贤校理的立足点和他的这个立足点是不统一的。

接下来，群牧司判官很重要啊，相当于我们汽车处的处长。设备啊，这是肥缺。我们给大家说过，为什么王安石能做这官？他不是老不愿意到京城来当官？他给人家说的理由就是我们家没钱，我们家穷，到京城花费大。朝廷说：“行，满足你，给你个肥缺。”他还不要，后来欧阳修劝他，它才勉强接受。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不愿意做京官的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钱和经济困难，所以这官给他之后，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对他来讲，根本不存在肥缺还是瘦缺的问题。因为王安石根本不是一个一门心思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所以这群牧司判官，这所谓的肥缺，到王安石这就变瘦了，没用了，归零了，又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官，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这下完了，还有一个官，叫同修起居注。这个官很深刻。为什么呢？天天待在皇上身边，天天跟皇上摽在一块儿。皇上发言了，记下来。皇上出去视察了，记下来。皇上发表语录了，给他记下来。对于那些逢迎拍马，拼命想向上爬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超级肥缺，用肥缺形容都有点太少，层次太低。可是对王安石这个人来讲，他从来就没想过靠这套手段往上爬，他根本不稀罕跟皇上待一块儿。除非这个皇上对他来讲，是一个治国的英主，那才可以，就像后边遇到的宋神宗一样。所以这个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想法设法靠都靠不上去的，想方设法谋都谋不到的一个官职，到他这，也归零了。在他看来，既不中看也不中用。

王安石这个人太难伺候了，现在就剩两官了，一个是：三司度支判官。还有一个是：知制诰。这两个官，咱们得客观的，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财政部预算司的处长，这是一个有着实际的职权的官职。你想啊，你要掌管全国的财政的支出和收入的预算情况，哪里编制预算，你督查预算，你核查预算，这就是在为全国的老百姓，全国的人民在服务啊。这正符合王安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宗旨啊。这个官如果再不中看不中用，那还有什么官是中看中用的？不要太过分。知制诰，起草中央文件，起草皇帝诏书的文件，这个官能不重要吗？相当重要啊，看你的水平了。所以这两个官，我们说你要想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还别说这俩官还真是可以，中看而且真的中用。但是这话也得说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看王安石在这个岗位上他是怎么把它变成中看中用的。那么王安石在这个官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得来看一看。

王安石做了第一件事情，在做度支判官的时候，我们为了叙述方便，直接就算预算司的处长了，不再说这度支判官了。他在做这个处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北宋时期茶叶就跟吃的盐一样，是老百姓生活当中一点都不能缺的东西，须臾不可少，日常的必用品。所以茶叶利润颇丰，中央政府专卖。他怎么专卖？两个办法。第一，你这个茶商商人，到我政府官员这儿来，给我交钱，我给你发一票：茶票。你拿着我这票，到茶农那儿去买茶叶，然后你进行自由的贩卖。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是你到我这儿来把钱交了，直接在我这儿把茶叶领走。明白了吧，就这两种方式。可是这两种方式，弊端甚大。这叫什么？这叫阙茶制度。它的弊端在哪呢？第一，因为你把这个茶叶的产和销售都统在了政府的手中。好了，你想想，政府把茶叶从产地运过来，然后商人把它领走之后再运出去卖，这中间环节很多。茶叶咱就喝个新鲜，是不是？你那茶叶都搁了三四个月了，搁了大半年了，那还有的卖吗？所以茶叶的质量很难保证。这是第一。第二，茶叶的利润太大了，走私茶叶的人非常多，屡禁不止，造成了茶叶市场的混乱。第三，因为从茶叶开始卖给商人，给他发票开始，说白了，就是在茶叶产销的各个环节上，政府都要扒一层皮，剥走一层利润。那你说这茶叶的价钱能降得下来吗？很贵的。一般的老百姓要喝口茶，太难了。但是这样一来，不就违背了产茶叶的初衷吗？那你弄了这么一些茶叶，等于说除了政府在上面扒层皮之外，商人在里面巧取豪夺，然后真正落到老百姓嘴里头的时候，拿很贵的、很高的价钱，去买来的这样质量不好的茶叶。那你图什么呢？朝廷也很痛苦，想个办法扭转这种痛苦的局面。

王安石说非常简单，你啥都不用管，只管收税就行。你就告诉这商人，让他直接跟茶农发生关系，让他就去采购茶叶，让他就去卖茶叶，让商品的茶叶流通的领域里面活起来，一切按照市场规律来。政府只干一件事，从商人的收入上抽税。这样一来，质量能保证，老百姓能得到实惠，政府的收入也不会太低。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这回王安石干这事中用了，为什么呢？朝廷很快就吸纳了他的做法。事实证明，运作地特别好。这算是王安石做京官期间一个小小的政绩。可是我跟你说这在他的京官生涯当中，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个案。很快他这京官就中看不中用了。

【画外音】宋代中期，社会经济萧条、百姓生活贫困，对此，做了多年地方官的王安石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京为官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做些利国利民的实事，但是腐朽的朝政给王安石发挥作用的机会并不多，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让王安石心灰意冷，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如此失望呢？

【康震】在宋仁宗的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三十七岁的王安石也许是受了刚才的这个小小的成功的激励，激动起来了。三十七岁的他，给当今圣上宋仁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它的名字叫做《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成大白话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写给宋仁宗的心里，或者：写给咱皇上的心里话。要是特正式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关于目前朝廷全面改革的若干建议和意见。这封信很长，一万字左右，所以史书上把它称为《万言书》。这封书信写得这么长，这是王安石二十岁出头进入官场之后一直到现在，积累了十几年的仕途的经验之后，根据他的观察和思考，给宋仁宗提出的全面改革朝政的一个系统的，纲领性的文件。写得非常全面。何以见得啊？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而且有些部分还写得和具体，具体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学校的教育问题、科举制度的改革问题、官员的高薪养廉问题、干部的素质考核问题等等等等。既有宏观的框架，又有微观的建议，交上去了。

按理说他当时是在财政部预算司工作的一个处长，而且王安石出名很早，这十几年来上上下下积累的人望，以及他自己在政治上取得的政绩和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名声是很大的。虽然年轻，咱出名早。以这样一个有名、有头、有脸的中央京官给皇上写了这么长的一份心里话，好歹也得落个响吧？你想的美，你想什么啊？这信交上去之后，那叫泥牛入海无消息，砂糖扔进大海里，连半个声响都没有。我再说一遍，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就是朝廷和宋仁宗对这个万言书有任何的反应的。死气沉沉，上去之后好像没发生这个事一样。这太悲剧了，这太不把人当人看了，这太伤自尊了。如果我们讲一句话，说一个意见，不管是批评还是赞同，好歹有个回音，这也是一种尊重。王安石当时面对的情况是，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除了空气的振荡之外，就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办呢？没事。我们知道王安石的特点是愈挫愈奋，他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言败的人。就手给皇上又写了一封信《上时政疏》。这咱就别再说大白话了，反正就是写给皇上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没那么长了，八百多字，不到刚才那封信的十分之一。信很短，手榴弹也不长，扔出去威力大啊。刚才那个是娓娓道来，就跟拿根长竹竿似的，这挑一下，那敲一下。这回不一样了，直接扔个手榴弹过去。措辞之激烈，让你很难想象。我们预算司的处长真急了，不带这么不把人当人看的。他都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在信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历来的君王不否认有很多很好的君王，他们道德高尚，英明神武，在位的时间非常地长，这样的皇上是不是好皇上呢？不是。他举了三个例子。他说有个皇上是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此人在位二十五年，他死后第二十五年头上，西晋王朝就灭亡了。你瞧着开国皇帝，给人感觉就不像个开国皇帝，还没怎么开呢，就亡了。再一个是著名的梁朝时期的皇帝梁武帝，此人在位时间更长，四十七年，最后饿死在叛军的手里。还有一个皇帝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我们浪漫多情的唐明皇唐玄宗，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爆发，也许他还能继续在位。在唐玄宗的身上，唐代的历史判然分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很繁荣，后期逐渐地走向衰弱。

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皇上，您今年在位已经三十八年了，您是个好皇上。您有道德，有品质，您很高尚，您很智慧，您很英明神武。但是我还是觉得您应该以这三个皇帝为戒，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您现在这个朝廷是要人才没人才，要像样的政策没像样的政策，官员们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是越来越穷，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坏国家财政是越来越缩水。可是您皇上在干什么呢？您把那手捅在袖子里头拱起来，不吭气，好像啥都没看见。我觉得您要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可就来不及了。您都看见了，无论是在位二十五年的，那个过了二十五年的国家都亡了。那个在位了四十七年后来饿死了。唐明皇在位了也是四十四年，最后等于把盛唐气象也给丢掉了。他给宋仁宗下了一个结论，您老人家现在这么着，要先治您这恶疾，指的是朝廷的恶疾，必须要用猛药，矫枉必须过正，否则肯定要完蛋。现在您觉得要搞改革朝政特别痛苦，我告诉你这比起国家灭亡，一会就亡的那个痛苦来讲，那小的多了。在这信的结尾部分，王安石比较客气了一下，说您看，您把我提拔了，我是知制诰嘛，我给你起草诏书的，我是你身边的近臣。作为近臣来讲，给您说话说的都是实话，绝不来虚的。我们从来也不考虑措辞的问题。什么话说得直接，什么话说得比较落实，我们就说什么话。

把信递上去了，这信递上去之后，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跟刚才那封长信相比，一个是苦口婆心，一个是壮怀激烈；一个是和颜悦色，一个是声色俱厉。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朝廷和这个宋仁宗就没有声响，就感觉好像是你踩在棉花上练跳高，不得劲儿，不给力，干着急，没着没，就这么个关系。其实咱们说句实在话，你说京官本身存不存在中看不中用的问题？不存在。关键是谁来做能把它做得中看并且中用。你就碰上像宋仁宗这样的皇上，当然宋仁宗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励精图治的，你碰上这晚期的宋仁宗，这皇上我跟你讲都中看不中用。

【画外音】王安石曾经三次上书宋仁宗，一再重申自己的变革主张，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国家的衰败，朝廷的腐朽，皇帝的不作为，这一切都让王安石对做京官失去了信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王安石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

【康震】王安石在京城待不住还有一个原因，他这个人个性非常倔强，不妥协。这是个缺电，但也是个大大的优点。给大家讲一个事例你就能明白这是个什么人了。王安石不是做知制诰嘛，不光起草诏书，也干点零活。比如说朝廷的事多了，也让他搭把手。这回给他个任务，说你在起草诏书之余，你负责一个工作：把咱们这个开封府以前审过的案子，有一些疑难的案件，你复核复核，你重新审查一下，免得出现冤假错案。这个对王安石的脾气，他这人刚正不阿，干这活正合适，有一个案子就落他手里头了。这个案子说起来还特别有意思，大家听一下。所有两个男的，一个是某甲，一个是某乙。朋友，关系特好，哥们。这某甲喜欢一种游戏，不是斗鸡，是斗鹌鹑。鹌鹑也能斗，拎着这鹌鹑在街上走，装在笼子里头，碰见了某乙。某乙是他的朋友，肯定很高兴，“你这个鹌鹑特好，拿来让我玩一下。”某甲说不给。干着急，你看着就行，我就不给你玩。朋友嘛，你给我。我不给。你给我。我不给。打打闹闹在这一边说一边笑着，一边骂着，很随意的气氛。搭着这某乙，手也忒贱了，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一把就给人把这鹌鹑抢过来。抢过来以后以便炫耀着，一边就跑。某乙拿着鹌鹑在前面跑，某甲作为失主在后边追，都在玩。大家注意，截止到目前为止，俩人是不是真打了？没有。在玩，在游戏当中。这某甲就做了个游戏性的动作，飞起一脚就踹了这某乙一脚。其实这哥们之间玩着也很正常，“我看你这手贱的，别拿我东西。”踹他一脚，踹也就踹了，他踹得太专业了，一脚给踹在了某乙的肋下，当场毙命，踹死了。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我估计某甲没想到，某乙更没想到。让开封府抓了，判死刑。

王安石一看着个案子，觉得这可不能判死刑，他提出一个理论，你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奇怪。王安石说什么？王安石说：“根据当时案发的现场情况，某乙强行从某甲手中抢走鹌鹑，足以见得他是个盗窃犯，他已经犯了盗窃罪。某甲为了将自己丢失的物品索回，奋力追赶该盗贼，飞起一脚把盗贼踹死了。踹死是不对的，因为偷东西不至于犯死罪嘛，他这是过失杀人，你不能够给他判死刑。这第一点，要改过来。这不是皇上让他负责复核案件嘛，要改过来。第二，我要弹劾开封府。你把一个无罪之人判成有罪，把本来一个罪状很轻的人判成重罪，你有渎职罪，我告你行政诉讼。这开封府的人哪能接受这个？心想我们辛辛苦苦办了一个案子，让你一来全翻了，还告我们。天下哪有这个道理？找个说理的地方。找谁呢？大理寺。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大理寺经过审慎的考虑，最终决定王安石败诉了，就是维持原来开封府的决定，还是维持死刑的判决。

我们先不谈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公正的问题。这没完啊。你王安石复核案件，结果给误判了。因为你总得有一个最终的审核，那就是大理寺。大理寺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那么你王安石当时就是误判了。按照朝廷的规定，王安石第一，必须做出深刻检查，要做自我检讨，要写书面检查。第二，必须亲自到开封府上去表示谢罪，承认错误。王安石会去嘛？王安石说我没错，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是正确的，我不去。不去？三番五次催你。后来到什么程度？御史台，我们知道朝廷的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也相当于国家监察部，亲自出面给他下文件，让他必须得去。王安石就是不去，脖子特别硬，膝盖更别说了，根本不带打弯的。宋仁宗当时年纪已经大了，立太子的事老定不下来，烦的本来就要死，朝廷里面的人就开始弹劾王安石。宋仁宗这时候不再沉默了，吭气了。觉得王安石名气是比较大的，做事是比较认真的，好歹也还算是个负责任的好官嘛，算了算了，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以后注意就行了。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别再较真了。

我们现在如果以当代人的目光来看这个案子的话，其实是各打五十大板。这开封府有毛病，王安石也有毛病。为什么呢？首先，如果以我们当代人的目光来看这个案子，绝对不至于马上判死刑。很简单，他不是个故意杀人，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从这点上来讲，从要判他死刑这点上来讲，王安石是对的。但是王安石也有滑稽的地方，某乙怎么能是盗窃犯呢？你固然不想让某甲死，但也不能捏出盗窃犯的这种罪名啊。所以这两边啊，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各有问题，但这不在我们论述的重点之内。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是王安石的个性。说实话，我刚才讲了，王安石这个倔强的个性，是个缺点。或者叫固执的个性。但是也是个优点。就是说一旦他坚持了，他笃定了，他认定了一个原则，他就会一直地坚持下去，不会轻易地动摇和改变。但这同时也给他埋下了一个很深重的灾难。就是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明明的这个事情客观上是有错误的，他不听，他继续往前走，结果会导致很坏的后果。但是作为一个主持大事的人，将以有为的人，在未来有重大责任的人，这样的一种不妥协，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的个性，是非常宝贵和可贵的。

我并没有赞扬王安石，我只是客观的说他的个性是这样的。这也导致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原则性富余，灵活性不足。所以他自己觉得京城的环境怎么样呢？不好。不是一个良性的环境，对他个人来讲，无助于他开展工作。因为他开展工作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大刀阔斧，迈开大步往前走。所以我们就说王安石在京城里边做官，他觉得不重看也不中用，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他自己不中看不中用，也不是这个官本身不中看不中用，而是综合的环境，综合的氛围让他很失望。他失望到什么程度？对这个京官的厌恶到什么程度？你都很难想象。

他不是做那个同修起居注嘛，皇上的贴身的记录官。当时朝廷把这个任命书下达了以后，王安石是坚决不从啊，连上了五道辞呈，坚决不干。不干？由了你。宋仁宗也不含糊，专门派了一个官员，“去，把任命书放他办公桌上，惯他毛病了，给还不干。”开始就追他。追啊追啊，办公楼里就转啊。王安石也不含糊，腿脚挺灵便的，刺溜一下钻厕所里了，死活不出来，怎么叫也不出来。这官员在外头不能老等着，想了半天，没办法，就把这任命书放他办公桌上。那王安石多机灵啊，从厕所里一下冲出来，拿起任命书追上去，就把这个塞到官员手里头。拿走，不要！你见过这样的吗？这是演话剧啊简直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地请辞，而且又连上了七道奏折，不干！后来是他的几个朋友看不过去了，“你干嘛啊？”朋友给他信里面的原话说什么？你不应当：

【自求便安，数溷朝廷】——《与王逢原书》

你就给朝廷点面子，别再让朝廷下不来台了。你是谁啊你？赶紧从了吧你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才勉强应允。我说着个故事的意思是你能看得出来，王安石认为他自己心中的这个理想，做官的原则，跟这个京官之间差距有多大。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到京城当官来。可是我跟大家说，这世上的事情是很难预料的。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就在王安石正在厌恶这京官，推辞这京官的当口，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很大的事情。朝廷给王安石下了一道旨意，召他进宫做京官。王安石毫不犹疑，立刻答应，马上前来。这就很奇怪了，何以判若两人呢？到底是发生了多大的事？是谁给他发的这道旨意？我们下一次再讲。

【画外音】北宋时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军队数量高达百万之众，战斗力却极差。官员待遇极为优厚，却又人浮于事，贪腐严重。耕地面积连年扩大，国家税收却不升反降。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五集《百年帝国烂摊子》。

 

（五）百年帝国烂摊子

【画外音】：王安石走上仕途以后，尽管有多次到京城汴梁为官的机会，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愿在京城里尸位素餐，而是一心在地方上为百姓们办点实事。然而，宋英宗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朝廷里发生的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件，却彻底改变了王安石的生活轨迹。此时朝廷给王安石下了一道圣意，召他进京做翰林学士。令人惊讶的是，一直不愿意到京城为官的王安石，这次的态度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四十七岁的王安石毫不犹豫，立刻答应，马上奔赴京城。那么，朝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王安石前后判若两人表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上一次我们说王安石死乞白赖地，谁劝他，朝廷怎么给他面子，他就是都不愿意做这个京官，因为他说这京官中看不中用。但是我们说正在他这儿纠结的时候呢，朝廷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突然去世了，这宋英宗也是特别冤，没这福气，只当了四年的皇帝就去世了，才三十五岁。他一去世，我们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的儿子赵顼即位，这赵顼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宋神宗，“芳龄”十九岁，是一个年轻的小皇帝。

这宋神宗特别有意思，他才十九岁，一上台就跟他这爸爸、跟他这爷爷一样，一上台就下了一道旨意，要调这王安石到京城来做官。我发现宋朝这几个皇帝都有“毛病”，好像这一上台不让王安石到京城来做官就不是好皇帝一样。他（神宗）也一样，下一道旨意，让王安石进京做官，真还应了那句老话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人是十九岁，年岁不大，但是他的话管用啊，一道旨意下去，王安石欣然前来，不带打磕绊的，说来就来。你说这也奇怪了是吧？一点都不带推辞的，你说你哪怕跟以前似的，你上个十道八道的奏章，再说你们家困难呀，再说中看不中用啊？这回又中看又中用了，说来就来，非常地爽快。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宋神宗是让他出来做官，肯定是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宋神宗的邀请的目的、意图，肯定是和王安石自己内心的期待是契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他是相符合了他才来的，但是有一个很紧接的问题说，老师那不对，你要这么说，难道说宋仁宗和宋英宗让他出来做官就是害人民的吗？那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也是为他好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宋仁宗和宋英宗，哎，王安石，我们让你来做官就是让你升官发财的，你可要鱼肉百姓啊我告诉你，你不鱼肉百姓我不让你做这个官，你这说不通啊，人家前面的皇帝要邀请他出来，也是要让他为民为国做事的，那何以拒绝前者而接受后者呢？宋神宗这次的邀请一定是干系重大，那王安石不是一般的人，这次邀请的理由之大、背景之大，王安石肯定在心里边是早已有数，那我就要问你，宋神宗肯定是遇到了重大的国事问题，他必须要解决重大的战略问题，他来邀请王安石，这事如此之大，以至于王安石一看就知道，好了，这回我要不出山，搞不定，或者我搞定的机会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邀请、巨大的机遇，同时在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国家的问题，问题就在这，是不是？没有这么大的蛋糕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但是蛋糕大了怎么分，这就成了大问题。不管怎么说，来了。

【画外音】：宋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他继位的时候，北宋已经建立了一百零八年，然而，此时他接手的竟然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烂摊子。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混乱不堪的乱世时代，他在位十五年。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随后继位，在位二十一年。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开创和奠定了大宋王朝的基业，在这期间，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向上态势。然而，到了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时候，这种态势却出现了转折，那么宋真宗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康震】：经常说富不过三代，这就应了话了，第三个皇帝出现，这个人就是败家子，那败起来可比积累起来快得多，此人就是有名的宋真宗，宋真宗为什么要败家呢？也不是他愿意败，他主要有两个事就把这个家败得差不多了。

他跟辽国打了一仗，不是他要打的，是辽国侵略宋朝。本来算是打了个平手，可是宋真宗这个人特别地怯懦，特别地害怕打仗，他赶紧地就跟这辽国，赶紧签一个和平条约算了，签约的时候再三地告诉去谈判的使者说，我告诉你啊，不能超过100万，就是他们要跟我们要钱，就是100万以下。后来这使者回来了，回来以后，旁边有人，使者不好意思......（使者手势...）宋真宗一听就急了，300万？疯啦？你这个谈的，跟你说不能......300万也行，只要把这事摆平了赶紧拉倒，我们就赶紧回去，因为他当时御驾亲征到前线去了，300万也行。后来这个使者说，30万，哎呦喂，高兴死了，30万就谈下来了，就这么一个人。本来是拿300万的这一主儿，后来用30万居然谈下来了，他特别地高兴。就这么着，本来当时是打了个平手，可以和平地谈的，但是宋真宗就想早点了结这事，跟人家谈了，谈什么呢？每年这两个国家以兄弟相称，永远不再开战，作为实质性的条件，就是说宋朝每年给它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合在一起就是30万贯，这是第一桩事。

大家说那还不是没花钱呢吗，按你这说法花得也不多啊？是啊，第二个问题是，宋真宗也不傻，知道这个事脸上无光，虽然花的是小钱，但钱是你出的，不是人家出的，这得花大价钱买一块遮羞布给自己遮起来才行，得一方面给老百姓说，你看，我们换来了长久的和平。但老百姓说你这个和平可有点没面子，他既想有面子又想说这和平是他换来的，想要一个有面子的和平，这就得花更大的价钱，什么价钱？他得弄一个东西、搞个玩意儿，这玩意儿能证明两点：第一，我们北宋王朝依然是强大无比的、威震四方的。第二，我这个皇帝依然是上天所授，具有绝对的合法性，绝对优秀，绝对合格，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可谁能证明这一点呢？谁能给他发这证书啊，朋友们？他爸爸给他发呀？他爸早死了。大臣们给他发呀？那不算数。皇帝又叫什么？天子。要让老天爷给你发一个证书，证明皇帝确实合格，干得不错，是个优秀的皇帝，“三好学生”、三好皇帝，怎么办？有一个重大的仪式叫封禅，封泰山，封泰山的意思就是到泰山上去祭天祭地。宋真宗的这次封泰山，是中国古代帝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之一，有几次最著名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前后有将近五十天的时间。你瞧，就是越虚弱和不自信的人，他就老要借助老天爷给他壮胆。大家说那个封就封了吧。你说得容易，这么大的阵仗，你不花钱哪行啊？花了多少钱吧？大家就问。有一个账表给大家说一下，他封泰山这次花了830万贯。后来他又到山西去祭土地神，那个花得少，20万。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赏赐各级官吏花了2000多万贯。可是你知道宋真宗的时候全年的总收入才2600多万贯。也就是说，他这瞎折腾这事，什么正经事都没办，就已经超支了，已经出现赤字了。

【画外音】：宋真宗赵恒在位二十四年，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赵祯继位，这就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此时北宋王朝建国已经半个多世纪，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太多，不断加重了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整个社会要求改革变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可是当宋仁宗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变法之后，变法运动却很快遭到了惨败，那么宋仁宗为什么会失败？他支持进行的改革变法与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康震】：宋仁宗庆历三年的三月，宋仁宗下决心进行改革，他任命了著名的范仲淹做参知政事、副宰相，任命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的副部长，然后还任命了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组成了一个很强大、很精干的、很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一个改革班子。

这改革班子很快拿出了十条改革的建议或者是改革的政策，我们就叫“范十条”吧，这“范十条”里头最核心的就是改革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这么说吧，凡是成绩突出的就提拔。凡是成绩一般的，大家注意，不是说是个坏官，是个庸官，干了多少年，什么都没干出来的就罢免。好，范仲淹这帮人都是年富力强的，年轻的官员，挽起袖子要大干一番。你可别以为这帮读书人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错了，全都是能够下狠手的。特别是范仲淹，范仲淹考核各地的官员，有花名册，比如某省、某县的官员，在花名册上，就看，根据考核的成绩，如果没有做出成绩，很平庸的，一笔就勾掉了。什么叫一笔勾掉了，就地免职。这个富弼是他的副手，他们也是改革的同盟军，富弼看得，富弼都心惊肉跳的，说你就这么给人一笔就勾了，你要知道你这一笔勾掉，这他们一家子人可得哭好几个月呢。你说他考了科举，他做官，他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上来，让你一笔就勾了，连个说法都没有。范仲淹回答说什么？说，如果说他一家人的哭那还算了，总好过让他管的那一个县、一个省的人都在那儿哭吧？那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平庸，那就自己庸着就算了，但他的平庸会让整个地区、整个他管理的这个县、这个省、这个市工作都上不去，他只要不走，那一省、一县的人都得哭，那还是让他们家自个儿哭吧。话是这么说的，这是很铁腕的人才能这么讲的话。富弼一听，您说得对，你就勾吧。这只是其中一个故事。

那不定勾掉多少人，你想你勾一个，你不是得罪一个人，你得罪他的上级，得罪他的同学，得罪他们家人，这帮人能跟你善罢甘休吗？说这意思就是说，天下不是只有王安石一个铁面人物，在他之前，有人就这么干过了，当然干了以后就干不下去了。这些人每天不干活还拿着钱，每天躺在娘老子的功劳簿上睡大觉的人，天天地吃饱了喝足了就等着国家发奖金的这帮官员，你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能跟你善罢甘休吗？纷纷上疏，说他们结党营私、结成朋党，这话非常要命，我们原来讲过的，宋仁宗什么都不怕，北宋的皇帝啥都不怕，就怕一个，底下人抱成团。他知道唐朝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朋党之争，就是宦官专权，就是权臣专权，大权独揽，他一听这个，他就耳朵根子呼啦一下子，还不是变软了，就跟冰似的，就没耳朵了。那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本来他改革的热情100度，现在降得连10度都不到了。历史上所说的“庆历新政”前后脚也就一年，将将一年左右，所有这一干人等，范仲淹、余靖、韩琦、欧阳修全部的、一揽子都贬了官了，赶紧走人吧。

“庆历新政”我们说它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他看到了问题，他要弄这个事，先起来的是宋仁宗，始者、成者是宋仁宗，败者也是宋仁宗。大家说，你不是说王安石厉害吗？宋仁宗时期闹成这样了怎么不叫王安石出来？以宋仁宗这么软的耳朵，基本是一橡皮耳朵，你说王安石到京城来能干吗？关键是王安石到京城来他得发挥作用，这作用怎么才能发挥？得这皇帝授之以权，而且这个权力要很大，而且要绝对信任他。你想范仲淹，宋仁宗够信任他了吧？人家范仲淹当时跟宋仁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急，要慢慢来。是宋仁宗催着他说，你赶紧弄出来个方案，改革必须要尽快地推进。范仲淹弄了一个“十条”，弄了一年，走人了。王安石不知道“庆历新政”吗？他没看到范仲淹的下场吗？我给你说王安石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期间死活不愿意到京城来做官，就是看透了他们这帮人，知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帮败家子，表面上要干出点成果来，一到关键时刻就退回去了。

所以，要讲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之前，要讲宋神宗为什么用王安石，王安石为什么欣然前来之前，你首先得认识北宋的这个社会的本质，就得认识北宋社会的这盘棋，它的谜局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不了解这个问题，你不能了解为什么王安石要改革变法。第二，他要变什么，要改什么法，这东西咱都不了解，那还有什么好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首先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深入到北宋社会的内部，看看这个社会的核心的问题出在哪儿，这是非常关键的。

【画外音】：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是北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由于他的三个儿子全都夭折，最后只好由他的养子赵曙继位，这就是在位仅仅四年即病死的宋英宗。宋英宗病逝之后，他的儿子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此时，如果宋神宗甘当一个守成之君，同样可以维持王朝的运转，但是这个年轻的小皇帝，偏偏就要给王朝来个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么，北宋王朝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迫使宋神宗必须走改革变法的路子呢？

【康震】：北宋王朝建立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制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唐朝灭亡的教训。换句话说，北宋所有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建立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在唐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唐朝灭亡最直接最致命的打击是什么？藩镇割据、军阀割据，军权被各个地方的节度使，就跟北洋军阀似的，被所有的军阀都把军权分割出去了，皇帝手中有没有军队？没有军队。皇帝手里都没军队，不是你打他，是他打你，而且人那哥儿几个联合起来打你一个，你受得了吗？

怎么办？赵匡胤一当皇帝就定了一条规矩，中央的军队所谓禁军、作战部队，全部归皇帝管，所以在宋朝的时候，皇帝是事实上的三军的“总司令”。地方上节度使的军队也归皇帝管，这怎么管呢？地方上节度使的军队只保留一部分，而且这些人员的组成都是老弱病残，凡是比较强壮的，凡是比较会作战的，通通调到中央的作战部队里头来，这是他定的第一条。这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天下的军队尽在皇帝的手中。但是内部还要分权，你军队要管理要训练，不能皇上天天，今天跑到一个省训练，明天...累死了，你这累傻小子呢。你得管理，怎么管理？这就是有学问，第一，得成立一个国防部吧？就是枢密院。国防部的部长就是枢密使，国防部只管一件事，就是调动军队。根据谁的旨意调动军队呢？严格地按照皇帝的命令调动军队，除了皇帝的命令之外，没有别的命令可以遵守。这是第一条。但是这国防部部长他接触军队吗？不接触。他管军队的训练吗？他不管。其他的有关军队的一切事务他都管不上，只管调动军队，这是调动权独立出来了，分割出来了。

第二，谁训练军队，谁统帅军队呢？将军。不错，肯定是将军，但是这个将军他只管训练军队，他能不能调动军队呢？他不能。你说你调一连出去给大娘修修房子，不行。调动军队得枢密院，但枢密院要调动军队要让谁下旨意呢？皇帝。打仗怎么办呢？打仗你放心，皇帝替你操心着呢。打仗之前皇上会发给你一个文件，给你传过去一个作战地图，或者传过去一个作战的方案，你就按着这个方案打，你的每一步作战的步骤，都必须按照我的作战图来打，你不能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没想过这么打仗能赢吗？前面本来有一个山坡，要爬上去才行，皇上的作战图上说这个地方是个沟，你得下沟才行，没法下沟，那就趴在原地不动了，他没说，你就不能动啊。所以作战的权力也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

这样一来，调动军队、训练军队、指挥军队作战其实都是皇帝老儿一个人说了算，权力非常地集中，没错，在这样的条件下，它还形成不了军阀割据，没条件，所以北宋、南宋三百多年时间里头没有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军事动乱，这不能不说这个制度是起了相当大的好处，它避免了内乱的因素。但是问题是紧接而来，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不就是双刃剑吗？你能打胜仗吗？你不可能打胜任何一仗。因为军队我们知道，兵无常法，你打仗的时候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机，来捕捉这种战机，然后才能打仗。你这个全是死的，一调动军队先得枢密院发命令，等命令发完了，敌情早就变化了，敌情都变化了，还拿这张图在那找坡和沟呢，能找得着吗？所以它是个双刃剑，所以它就“麻花”。

【画外音】：北宋王朝除了在军事制度上面临重大的问题，在行政制度上也出现了重大纰漏。各级官员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的现象比比皆是，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如何演变得这么严重的呢？

【康震】：唐朝灭亡为什么呀？就是地方政府的政权已经独立于中央之外，特别是那些节度使，他们自己有独立的财权，有独立的人事权，甚至有独立的制造钱币的权力，所以有很多地方官员的任命都不是中央官员任命的，节度使就任命了。

宋朝改变了这个做法，地方所有的官员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规定，你地方的钱你放心，你们就留点办公费就行了，你们地方上州、县、乡收的税全部统统交给中央，由中央来统一调配，这样就在人事权上和财权上通通抓在了中央的手中。

任命个知州是吧，你觉得当了知州一把手，挺在意的，皇上给你派一个通判，派到身边协助你工作。不有那么一笑话吗？给一人说，你去当那个知州，这人爱吃螃蟹，说只有两个条件，第一，那地儿必须得有螃蟹；第二，那地儿没有通判。为什么？那就是皇上派在身边盯你的、监督你的，你得跟他协商共事，只要有不轨之处，立刻就给你密奏了。这是在地方。

在中央也是分权的，你看，政务由中书省来负责，军事由枢密院来负责，财政由三司来负责，这三个单位互相之间绝不交集，绝不发生什么关系，各自独立，但是它们同时向它们的“大老板”皇帝负责，这样皇帝就把军权、把政权、把财权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唐朝以来宰相的权力过于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分解开了。

是分解开了，确实很好，但是你就没想过吗？权力如此地分解，那办事的效率能高吗？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上面得盖十个戳，你“西直门”盖一戳，“东直门”再盖一戳，“建国门”再盖一戳，最后跑到“西站”再盖一戳，等戳盖完了，你也就差不多了。这是必然的，它要分解权力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部门林立，工作效率低下。

好了，大家也不傻，都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皇上就是担心我们，天天操心着我们，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弄点什么小集团，弄点什么朋党，弄点什么专权。行啊，我们都在自己的窝里待着，我们都在自己的部门里头待着，反正你三年要提拔一次，我就是什么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只有混过这三年，我就可以上升，反正你给我发的工资也特别高，我就享受生活，从此一切都不想，当时这种享受成风啊。

苏轼有一朋友，姓蒲，叫蒲宗孟。这仁兄有意思，给苏轼写封信，我告诉你，你这个人不会生活，我怎么享受生活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模仿我，说我每天洗两次脸，洗两次脚，隔天洗一次澡。大家说这也没什么，康老师，瞧你这说的。可是这里又分类了，他首先是有一个名目叫小洗脸，所谓小洗脸就是只洗脸，中间要换一次水，需要两个仆人伺候。那什么叫大洗脸呢？这大洗脸就是洗脸、洗脖子还洗肩膀，这个中间要换三次水，有五个仆人伺候着，这是大小洗脸。还有那个小洗脚，小洗脚是只洗脚掌和脚面，洗完之后换一次水，有两个仆人伺候着。大洗脚是洗膝盖以下的部分，脚已经洗过了，先洗膝盖以下，就是小腿，洗小腿需要换三次水，有四个仆人伺候着。脸和脚都洗完了，该洗澡了。有小洗澡，小洗澡比较简单，有五、六个仆人伺候着。大洗澡就复杂了，需要有八、九个仆人伺候着。我现在就想不通，他洗澡的时候，这八、九个仆人怎么插手，怎么能帮他，我觉得这个很难办，你要八个人一起上那就是打架呀，不但洗不了，恐怕洗完之后人都废了。苏轼当然我们知道，苏轼的养生之道是简单而实用，看了这个之后，简直是嗤之以鼻，但是回信的时候还是很客气，说您真行，我这个不行。

但我说这什么意思？你就想想，他能这么细致地生活，当然这是很好的，我们说这人会生活，但你就不觉得这有点太颓废了吗？这要有巨大的花费，而且得有这心思。他为什么能安逸于此？在那方面他没想法了，他不敢有想法，他还不享受生活吗？而且这是什么呢？宋朝的皇帝鼓励你这样做。哎呀，你想这些人天天躺在那儿大小洗脸、大小洗澡、大小洗脚的，你突然跳出来说，我要搞改革变法，要降你们的工资，要裁减你们的人员，你说他能干吗？他跳起来不咬你！我讲这些东西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社会当中巨大的矛盾和拧巴的地方，你能说一句话说，我改革变法，我就把它改掉了。能改吗？有那么容易吗？没有。这是内部的体制有重大的问题，双刃剑。

【画外音】：除了军事、行政制度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北宋王朝在经济发展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土地问题，北宋时代允许土地实行自由买卖，这样做虽然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却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弊端，从而对北宋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个弊端会是什么呢？宋神宗将如何应对这些头疼的难题呢？

【康震】：北宋一大好处是实现土地的自由买卖，我没有制定什么土地政策，你有钱你就多买土地，你没钱你把地卖了，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土地放在流通当中让它产值，让它升值，大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大家说那不挺好吗？是挺好的，但也有个坏处，土地的兼并非常严重，什么叫土地兼并？你不是自由买卖吗？行啊，我一个人把你们县的地全买了，那没地的人干吗去呢？流亡。流亡了以后，这不是咱官府还要招兵呢吗，给他又招到里头养起来，可是你说土地越多、越集中，这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才能这样，他拿了这么多地给他自己，土地是私有的，他能给国家交这么多税吗？他拿了这么多的地，首先想到的是我怎么样更多的产出给我，而更多的怎么偷税漏税，这是他的“本事”。而且在宋代，很多的大官僚和大商人包括这些大地主，他们都有免税的特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但是有这个规矩。而且到了这个位置上，要想偷点税漏点税太容易了。

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就知道了，我们前面说一个宰相一个月有三五十万，这三五十万什么概念？就是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100亩的良田，好的田地，很肥沃的田地。我一年的工资可以买4000亩的土地。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杨折中，跟着岳飞做过战，杨折中他有一个女儿，结了婚生了孩子，小外孙女，过满月嘛，去看望这个外孙女，特别喜欢，心疼死了。外公真没什么好送你的，外公寒碜，拿不出手，这么着吧，我也没钱，我给你一张地契吧，40000亩。这个，外公实在拿不出手了，40000亩的土地，田地的地契我交给你。40000亩啊，朋友们，那得是多少钱呢，是不是？而且这些田他兼并到他手里之后，那原来土地上的人呢？破产了。而且他这40000亩的地上面的税是不是都交给国家呢？肯定不是。

我再提供一个数字，宋真宗的时候，全国有900万户的人口，国家控制的土地5.2亿亩。三十年后，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全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000万户，可是土地却反而降到了2.3亿亩，土地跑哪去了？跑到杨折中他们手里去了，就这么简单。现在你就发现问题很严重，你确实通过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通，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你亩产量高了，积极性高了，但是，土地兼并以后，国家并没有从更多的土地上收到更多的税，那么这个沉重的负担摊到谁头上了，就摊到种地的人头上，他们跑不了。

现在你就发现，不光是这些小地主、中等地主、种地的农民对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有意见，他们不会说对大地主大官僚有意见，他们对国家有意见，就是皇帝也不会对他们满意，因为这样的形势再发展下去的话，北宋就完蛋了。说白了，什么是改革变法？就是重新进行公正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与调控，这就是改革变法的核心。宋神宗之前，这些人都想要搞改革变法，为什么成功不了？一方面是皇帝个人的意志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将无法克服这个致命的核心的不治之症。你现在想想宋神宗为什么一上台就果断地要邀请王安石呢？也许在他看来王安石就是这样第一个如此清醒地认识到了北宋王朝不治之症的核心秘密的人。你既然知道了，你了解了，那我就请你来，你手里有解药。那问题是王安石手里有没有解药？再一个就是宋神宗在请王安石之前，肯定也不是一下看重他，因为他当时不在中央。他也许也是请了其他的人，其他人给没给他解药啊？这可难倒了十九岁的小伙子。要想知道这些，就是下一集的内容，谢谢大家。

 

（六）挑兵挑将费精神

【导语】：宋真宗众多的朝臣之中，王安石虽然有一定的名气，但他久居地方为官，此时又守孝在家，闭门不出，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有进入宋神宗的视线。然而一个人的鼎力推荐却改变了这一切，那么到底是谁让宋神宗最终相中了王安石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六集《挑兵挑将费精神》。

【画外音】：年轻的皇帝宋神宗赵顼继位之后，面对外强中干的国家形势，一心想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梦想。而此时，朝中的大臣可以说人才济济，既有位高德重的三朝老臣，也有跃跃欲试的青年才俊，无数人梦想着成为辅佐新君的股肱之臣。然而宋神宗最终为什么舍近求远，偏偏相中了远在江宁，守孝在家的王安石呢？在做出这个重要选择之前，宋神宗还曾经做过哪些努力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六集《挑兵挑将费精神》，敬请关注。

【康震】：宋神宗刚一继位之初，注意力并不在王安石这儿，也就是他开始并没有想到要用王安石。但是他着急呀，没人。宋神宗这么年轻，十九岁、二十岁一个人，一上台，需要很多人来帮他。怎么办呢？这皇上急了，下了一道诏书，实际上是等于面向全国人民的一个通知，说我刚当上这皇帝，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们帮我，你们只要是看见我哪儿做得不合适，哪儿做得不周严，哪儿做得有错误，你们通通地给我提出来，甭客气，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只管提，我肯定一准全改。然后只要提得好，我不但采用，而且你们只要有本事，我就会重用你们。那这一篇宣言出去之后，朝野上下，觉得皇上虽然小，但是懂事，知道做一个皇上应该要什么，那底下大臣就开始纷纷地给他提建议，这不挺好的吗？

这些建议现在归纳起来，大体上分为这四种：第一种叫一般性建议。什么叫一般性建议呢？比如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王陶，他的官职是御史中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监察部的部长，专门负责纠察和检察官员的。王陶上了一个奏章，说什么呢，说皇上我跟您说，您当皇上最重要的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要赏罚分明，要远离奸臣，要重用忠臣，要交往好人，要远离坏人，这个很重要，你作为皇上这个一定要做到，皇上应该识别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这是王陶。还有一个，是一个谏官，叫赵抃，他也给皇上提建议，他说皇上我认为您应该选拔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做宰相，您应该停止大兴土木，不要再修建大型的、大规模的楼堂馆所，把那些佛寺道观都不要建了，要省钱。其实你发现没有，这种所谓的一般性建议比较滑稽，滑稽在哪呢？就这哥儿俩说这种建议啊，它在任何一个朝代，面对任何一个皇帝，或者就面对的不是皇帝，只要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给他讲这番话呢也都管用，就这些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任何人讲都不会错，它没有任何特殊性，也没有任何针对性，也没有任何的实践性，它就是一堆废话，所谓废话就是说，说跟不说都行，但是说了以后不会有错，反正我说了，皇上您，号召我们都要给他提意见，我们就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听了之后呢也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废话。这是第一类建议，就是废话。

第二类建议比这稍微地具体了一点，当时有一个官员叫韩维，他做什么官呢？叫太子右庶子，太子右庶子是什么官啊？皇帝身边有宰相，太子的身边有庶子，庶子就相当于太子身边的比较高级的属官，负责辅佐太子，韩维提的建议是什么呢？有三点，第一，皇上刚登基，年龄小，还少不更事，社会经验也不丰富，所以有些大事和急事，必须要紧急办的事，那个您可以拍板。其他的事，求您了，您就慢点来，缓缓图之。别仗着自己年轻，什么都“啪啪啪”拍板，那弄不好拍出点什么问题来，要吃不了兜着走，意思说您缓点、慢点来，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说什么呢？说我告诉您吧，现在这执政的宰相和这些大臣那都历经三朝，从他爷爷算起，宋仁宗、宋英宗到他这儿，有的是三朝大臣，有的是两朝的大臣，说这些大臣经验丰富，社会阅历广，德高望重，官很大，对这个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你要尊重他们，你是个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办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尊重老人，要尊重这些大官，要尊重前辈。他们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不要不耐烦，要认真地听，要乖乖的，这是韩维提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央各部委都各有各的职责，您别像八爪鱼似的把手伸得那么长，什么都管，不要越俎代庖，不要多管闲事，不要事必躬亲，不要看见什么都去亲力亲为，说，这事怎么回事？这都有各部委，就给皇上说，人早都安排好了。您现在不太懂这些，有的事是人事部该管的，你就别操心了，有的是建设部管的，你也别操心，您就安安稳稳地当您的皇上。这第二种建议听上去是挺好心的一种建议，一看就是极善良的人给他提的建议，就唯恐这孩子走错路了。可是有一点，宋神宗继位了之后，他不是个“乖乖虎”，他是想干大事的人，所以这种建议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讽刺。他本来要干点事的，结果那人说，你现在还是小班的，你现在还不会说话怎么想学唱歌啊？慢慢来，不着急。所以这个建议等于是对宋神宗来讲简直就是反话，是种反讽，所以是属于反讽类的建议，对他来讲呢，也是不大好听，但是听了之后也没错。你就发现这些人提的建议都没错，但是都不给力，跟踩在棉花上似的，跳不起来。

【画外音】：如果说提出前面两种建议的人，由于他们并没有进入过权力核心，因此提出的建议多少还流于形式的话，那么接下来登场的人，则是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和枢密副使富弼，这两个人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的三朝老臣，那么政治经验丰富的司马光和富弼，将会带给宋神宗怎样的建议呢？

【康震】：第三类建议是理论性的建议，这个谁提呢？司马光，就是砸缸的那一位。当时司马光担任的职务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跟他讲，皇上我告诉你，要做帝王先得修德，以德服人。这太厉害了，一句话就给宋神宗戗一边去了。说您现在得先修身养性，怎么修身呢？我跟您说三条，这一般不跟别人说呢，我给您提建议，三条，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什么意思？一曰仁，您得有仁爱的精神，您得施行仁政。至于什么是仁爱、什么是仁政，回头再跟您细说。您先记住，您首先做到仁，仁爱、仁政。第二是什么呢？您要明，就是您得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发现没有，他们都在强调要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像这朝廷里头有好多好人也有好多坏人似的，这就好像在教小孩一样。您要明辨是非这叫明。您要武，武术的武，您要果断。什么叫果断呢？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仁爱，要施行仁政，要明辨是非，能明辨谁是小人、谁是君子，然后还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处事果断。您要这三条都修到家了，您才算是皇上。现在您还处于前皇帝阶段，就是名位是皇帝，可是作为您来讲，我觉得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您说白了吧，其实你就是赵顼，您还不能叫皇帝，您得修，你看我这就修得挺不错的，才能提出这经验来，这是三条修身的。

至于说治国，司马光说了，还有三条，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说白了，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您得学会任用那些称职的官员。这其实也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应该任用称职的，关键是谁是称职的，这是最关键的。您得学会任用那些称职的官员，这是第一条。第二，您得要答应赏赐人家的东西，你就得守信用，你就得给人家赏赐。第三，您要想惩罚一些人，你就得做到，说白了就是言必行、行必果。您治国的时候如果把该任命的官员都任命了，把该惩罚的都惩罚了，把该奖励的都奖励了，然后又加上您有仁爱的精神，您又有果断的决断，您又有非常明辨是非的能力，那您就达到了尧舜禹的境界。

然后司马光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因为司马光比宋神宗要大二十七岁呢，说我告诉你，我这六条一般不轻易示人，这“必杀技”。我经历了三个王朝了，我跟你爷爷跟前的时候就献了这六条，我到你爸爸的时候我又献这六条，现在这六条我还给你。

朋友们，我就在想这司马光真有问题，你给宋仁宗献这六条，宋仁宗通统治了四十多年，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财政赤字那么高，老打不胜仗，你这六条都是干吗吃的？给宋英宗献了六条，当然这不能怪司马光了，宋英宗只待了四年就死了。现在轮到宋神宗了，又这六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六条。可是这六条说白了它不是废话，它就是没有用的话，它不解决实际问题。

还有第四条（建议），这更要命，为什么呢？大家还都记得一个人吧，上节课咱们刚讲过的，就那富弼。这富弼原来是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挑头弄了一个“庆历新政”，改革变法嘛，富弼、韩琦、欧阳修他们都一拨的，参加这改革变法，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都被贬了。贬了之后到宋英宗的时候，这富弼又回到朝廷来了，做的是枢密副使、国防部的副部长。

宋英宗好模样儿问他说，您当年也是改革的，您觉得现在怎么样？富弼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得慢慢来，给他爸就这么说的。这回好了，宋神宗这正是六神无主，想弄个改革找个挑头的，一想，满朝的上下，范仲淹已然死了，就这富弼原来还弄过一阵子改革变法，给老头叫来要请教他。老先生太老了，其实岁数也不大，身体不好，特许他可以坐着小轿子进宫，就是那种滑竿儿。进了宫以后，不要从大门进了，为什么呢，你要从大门进的话礼仪特别多，就从旁边的小门进来，让他儿子扶着他，然后坐下来。

宋神宗就说，我就想干点事，那意思你老人家不说点什么吗？富弼一眼即看穿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你不就是想搞改革变法想折腾吗？我可以告诉你点事情。富弼说做君王的最忌讳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宋神宗说是什么？就是让别人看出你的意图，让别人看出来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最糟糕。宋神宗说这有什么不好吗？我总得让人知道我想干吗呀。不行。做天子的最高境界，你看这又跟司马光又不一样了，这各说一套，非把宋神宗弄乱了不可，难怪叫宋神宗呢，最后可不就是神叨叨的了。富弼就跟他说，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皇上如果讨厌什么，那些小人就不做那些让你感到讨厌的事。你要是表现出你喜欢吃桃子，完了，这帮人就都弄桃子来给你吃。你说你喜欢看戏，他就天天演戏给你看。就是小人知道君王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就会谄媚你，这样就会坏了大事。这倒是也说得不错，他意思就是说，作为天子应该高高在上，就是丈二和尚让他摸不着头脑，云里雾里的，然后那时候你辨明忠奸，还是这本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心里藏着，脸上根本看不出来。然后你默默地赏赐他们和惩罚他们，让他们觉得你高深莫测，这你君王就做到家了。这哪儿是做皇帝啊？这是做阴谋家。

这话听完，宋神宗觉得老爷爷说得也有道理，可是还是跟他的思路差得比较远，他就又多余问了一句说，您觉得现在西夏和辽国一直就是虎视眈眈，咱老打不过人家，这是个大事，不能老是花钱买和平啊，您老人家怎么个意思？富弼说，差点就说孩子，他不能这么说，他得说皇上，你刚上台，一个新的君王继位之后，他首先应该让大家感觉到幸福、安宁、安详、有很多的恩惠，你不能一上来就打仗，这不像个做天子的样子。我告诉你，起码二十年内不要谈打仗的事，打仗是不好的，一打仗，老百姓就生灵涂炭。

宋神宗彻底就崩溃了，就这四种建议，你说他能不神经吗？特别是这富弼，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听完了以后，史书上记载，神宗是“良久不语”。小伙儿闷那儿了，耷拉到那儿，不动弹了，叫人给他（富弼）抬回去了。

【画外音】：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至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必须用一剂猛药才行，经过一番颇费周章的挑选，年轻皇帝的目光终于落到了王安石的身上，这个时期的王安石由于母亲病逝，他一直在江宁，也就是今天南京的家中守孝，闭门不出，而一个人对王安石不遗余力的推荐，终于改变了王安石的人生命运。那么到底是谁让宋神宗最终相中了王安石的呢？

【康震】：大家说，那王安石，他（宋神宗）怎么知道王安石？他当然知道了，你知道这里边挺有意思的，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他的秘书叫韩维，就是刚才说的那韩维，韩维那话虽然有时候说得就有点儿不大到位，但人还是不错的。韩维跟他很投脾气，经常陪他读书，陪太子读书，讨论问题，研讨国家大事。这韩维很有本事，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说得宋神宗是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真有学问。韩维就跟他说这都不是我想说的，这不是我的思想，这都是我好朋友王安石的，我告诉你这王安石是咱们本朝之中难得的人才，什么时候瞅个机会你得给他提拔一下。

这时候，宋神宗就想起这王安石来了，就问，哪天给韩维叫到一边问他，你说那王安石说得挺神的，那人现在在哪儿呢？韩维就跟他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家在南京，王安石已经回到南京，给他母亲要守孝三年。我们说古代父母去世守丁忧嘛，要守孝守灵三年，在南京呢。宋神宗就问他，说哎，你也看见了，这帮人没有一个能顶上事的，把王安石能不能给叫来？就靠他了。韩维说没问题啊，王安石这个人本来就是胸有大志，他要做大事情的人，你是刚刚登基的君王，你要对他以礼相待，他肯定会欣然而来，这没有问题。我是他朋友，这么了解他。宋神宗说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你能不能先给他写封信，把我这意思先传达给他，我先不直接跟他说，他要愿意来，我立刻下诏书就把他叫来，省得我直接找他，回过头他要拒绝我，你想我也不喜欢被人拒绝，你像我爷爷我爸爸都被人拒绝过，太没面子了，为了让人家当官，给人追厕所里头，就这人家都不愿意当，传出去不好听。韩维一听，说此话差矣，皇上你不了解王安石，王安石这个人是个有大志向的人，而且这人有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他自己的进退得失、进退出处，他都是有极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是否有利于国家社稷和民生，他这个人要做的事情是光明磊落的大事，是正道之事。您现在一个君王，靠着我这私人关系，靠着私人信件，靠着走裙带关系，偷偷摸摸地给传个信，说皇上看上你了，你要不要去啊？你说对王安石来讲他这么一光明正大的人，要是觉得你这君王做事情都偷偷摸摸的，他对你能有好印象吗？他肯定不会来了。宋神宗说那怎么办呀？那我也得要脸啊，我都直接跟他说了，我倒光明正大了，他又不来了，我找谁去呀？韩维说这您甭操心，我听说他那儿子王雱前两年“高考”刚刚考中进士，现在就在京城，老来我们家玩儿，回头这样，我把您这意思传给王雱，让他给他爸爸回头说一声，您看怎么样？宋神宗说这个好，这各方面都顾到了，就喜欢这样的。

【画外音】：宋神宗很快得到了王安石肯定的答复，考虑到王安石人在江宁，还需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务，于是他便下诏，任命王安石以知制诰的名义担任江宁知府。然而，正当宋神宗充满期望地等待王安石振臂一挥，举起改革变法大旗的时候，情况却又急转直下。那么，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宋神宗何时才能见到王安石呢？

【康震】：江宁知府很牛的，仅次于首都市的市长，是直辖市市长。而且南京是个大城市，是个大府、大都、大郡。他（宋神宗）以为王安石跳起来就接受了。错了，王安石跟对付他爷爷、他爸爸那套一样，对不起您呐，我不干这个，我向你表示感谢，但对不起，恕我不能接受，恕难从命。

宋神宗本来听了那四条建议之后，心里头就有无名火，现在再被人杠一下，火极了，就跟旁边的大臣发牢骚，这人怎么回事？王安石这人我知道，仁宗的时候、英宗的时候他就拒绝过他们，现在拒绝我了，他形成惯例了，他拒绝上瘾了，他说他生病了，不能来，我倒要问一问，他真的是生病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他是别有用途的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要跟我对着干。他真急眼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无法理解，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关键在这儿。

怎么办呢？他就问旁边的大臣，有一个宰相曾公亮，曾公亮说皇上您多虑了，他肯定是真的病了，据我了解，王安石这个人他文学名气大，德才又兼备，他屡次拒绝这做官、来京城做官，肯定是觉得，要么是水土不服，身体不好，他不会针对你的，皇上不必在意。

他这么说，另外一个宰相叫吴奎，这小子挺坏的，他没那么好说话，他说皇上我告诉你，王安石不来京城做官，有两大原因我是知道的。皇上说哪两大原因呢？他说第一，王安石这个人我跟他共事过，特别固执，特别不讲道理，特别僵硬，根本是一个不合作的人，这种人你让他要是到朝廷来做官，天下大乱，祸害百姓，生灵涂炭，这是第一条理由。第二条理由，说王安石跟宰相韩琦的关系不好，这吴奎就说，王安石他不敢来朝廷，他来朝廷害怕韩琦收拾他。就这两大（原因），一个人际关系不好；第二，这人死倔，就不能来。所以我认为王安石不来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

曾公亮一听就怒了，说你胡说，皇上别听他的，这个人妖言惑众，蛊惑皇上，不是好东西。吴奎说你也不是好东西。皇上我告诉你，为什么曾公亮想要让王安石到朝廷来，因为他嫌韩琦挡了他专权之路，等王安石来了，王安石就把韩琦这块就给堵上了，然后他就可以专权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奇特的就是说，王安石那儿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这帮人就替王安石吵上架了。

他们吵他们的，宋神宗根本不关心这个，宋神宗心里在想，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好好的，怎么还不来啊？下来又问韩维，说他是不是针对我啊？你问问他。他那儿子叫什么来着？王雱，跟他爸爸说没说我的内心世界啊？要说了的话怎么还这样，不带（这样）的。韩维对王安石真是太了解了，说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啊，我跟您说过，他的进退得失，他心里是早就有原则的人，这种人是很难轻易撼动他的，他心里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什么意思呢？他说您看，他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胡乱来的，都是有原则的。他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自己身体又不好，已经很久没有在朝廷做官了，他本身是有能力的一个人，有道德的一个人，您之前对他也很器重，现在您突然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官，他跳起来马上就双手给你接过来，无论在观感上还是在他内心上都不好看。王安石不是一个贪官的人，所以对于这样的忠臣，特别是对于他这样有原则的人，不贪图眼前利益的人来讲，你给他一个巨大的责任，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官，他的接受方式跟其他人就不一样，他不会一下就跃起来，跳起来就接受这个官，而会怎么样呢？而会谢绝，以此来表明他对官的态度。这并不表明他对这个事是拒绝的，他拒绝的是这个官。这是有重大区别的，所以这种做法在你看来就很奇怪，不了解王安石的人就很奇怪，但我对这个了解王安石的人来讲，一点都不奇怪，这正是这位老大的做派。如果王安石贸然接受了您的这个邀请做了这个大官，那反而在他自己看来就是对这件事情很不重视，不够严谨，不够严肃。

这韩维就给宋神宗就讲，说你就没想想，像王安石这样胸有大志、意志坚定、个性坚强，做事有原则，道德又高尚，文学才情又高的人，他肯定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你刚刚继位，求贤若渴，以这么低的姿态去邀请他，他怎么能不来呢？可是这样的人他有个特点，你得三顾茅庐，你得老去请他，你才能显示你的诚意，对不对？其实这话虽然是从韩维的嘴里说出来的，也未尝不是王安石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所以就是说，对王安石来讲，他也有一个选择君王的问题。你叫我来我就来，我不知道你这回让我去，又去干什么，是不是尸位素餐我都不知道。对于宋神宗来讲他当然希望王安石来。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个沟通和信任的问题。

【画外音】：宋神宗和王安石经历过这样微妙的关系调整，终于相互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想法，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十分高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召集进京授命，那么四十七岁的王安石将会如何对待这次任命呢？

【康震】：王安石给皇上写了一道谢表，一个推辞的字都没有，这次根本不再推辞。直接上一道谢表这是常规，这谢表写的是什么呢？说，我听说大臣侍奉皇上最怕的就是尸位素餐，光吃饭不干活。皇上任命大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偏听偏信，听不进去忠言，因为忠言逆耳。所以历来有德有行的人要想做好官、做大官很不容易。翰林学士这官太重要了，他是什么呢？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是皇上的私人的政治顾问，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最核心的决策，所以要做这样的官，必须了解历史、熟悉国情、文学卓越，而且有相当高的政策水平。不才，某，没有这些才能，居然也被您任命做这官，我很惭愧啊。这话说得多好啊，其实就是说这些素质我都有，只不过你们家那原来你爸、你爷爷他们都不知道我有这才华，净让我做那“弼马温”的官了。最后一句话是，其实本来真不够格儿，我就不该接受，可是一想到当今圣上英明神武、虚怀若谷，我就决心把我的一生全献给祖国、献给朝廷、献给当今圣上。你看，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他谦虚起来都跟骄傲一样，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问题在哪儿？核心是这回他信任了宋神宗，因为宋神宗给他这位置太重要了，翰林学士。我们讲了这么多集的王安石，讲到今天为止，是王安石第一次面对着皇帝讲出了藏在自己心底很多年的真话，皇上，我真的有才华，我真的想干大事。就跟阿基米德说的那样，给我一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来。王安石说，你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就能把现在这么虚弱的、这么贫穷的、这么不经打的一个北宋王朝恢复到它创立之始的那个富强的、非常强大的北宋王朝。给我个支点，我告诉你，我不但把地球能撬起来，太阳系我都能给你撬起来。

大家说至于吗？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很严重了，翰林学士这个官职非常重要，翰林学士这个官职始于唐朝，但是发展在宋朝，在唐朝时候他还是没有品级的，到了宋朝，他是三品大员。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起草诏书本来这个职责，起草诏书就是我们现在起草中央文件，起草诏书它的本来职责在哪儿？在中书省，中书省的宰相，中书省底下，宰相底下管了一些人叫中书舍人，他们负责起草。但是后来到唐朝的时候，皇帝设置了翰林学士，这些翰林学士分掉了中书舍人的起草权，他们也起草诏书。说白了，不是分中书舍人的权，是分谁的权啊？分宰相的权。皇帝要分宰相的权，认为宰相的权太集中了。这样以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翰林学士他们代表皇帝，以国家的名义起草诏书。中书舍人他们代表宰相，以政府的名义起草诏书。你说这是一个级别的吗？当然不是。翰林学士起草什么诏书啊？国家总动员令、大赦令、立太子的诏书、立皇后的诏书、任免宰相的诏书。这么说吧，所有有关国家的最重大、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剩下的，中书舍人起草。用的印信和纸张都不一样。在唐朝，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相，就是皇宫里的宰相，他有别于那个中书省的宰相，这就说明他地位非常重要。在唐朝和宋朝，一个人只要做了翰林学士，那么他就离宰相的位置不远了。

你想，宋神宗二十岁。他在给王安石铺路，他先给他做一个江宁知府，级别提上来了，有地方大员的这个行政经历，这很重要，他原来只做一些知州什么的小官，现在让你做直辖市市长，再进一步让你做翰林学士，他三品，要搁我们现在，怎么也是国务委员一级的了，对他寄予极大的期待。王安石心情也很愉快，这次去京城，朋友说，嘿，这下你行啊，你可就赶上西汉的贾谊了。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说我哪敢做贾谊？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说：

俯仰谬恩方自谦，惭君将比洛阳人。——王安石【酬吴季野见寄】

你把我比作贾谊，你高看我了，我哪能比得上贾谊呢？贾谊是西汉初期文帝时期的著名的政治家，给西汉王朝制礼作乐，制定规章制度，而且提出了削弱诸侯王的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的举措。说我呢，能做得跟贾谊差不多，就差不多了。我不是贾谊，但是我努力做得跟他一样好。他又谦虚了一下，不过听着总不像谦虚，老像是在骄傲。宋神宗这回是舍老本了，他不但这么快的速度任命了翰林学士，而且他太想见王安石了。王安石第二年的四月份到达京城，他就立刻越次召见，什么叫越次召见？古代的时候，君王召见臣下，那是要排队的，这不用排队，直接加塞儿。说谁递的条子？皇上自己递的条子。马上越次就是见到他，见到他之后我们想想，费这么大的劲，那得说多少贴心的话呀。到底他说了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下集预告：王安石拜见宋神宗之后，写了一份题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章，他本来应该痛陈前朝弊端，为变法营造舆论，但在这份奏章里，王安石却对宋仁宗大唱赞歌，这样的奏章会让宋神宗满意吗？它又何以成为北宋百年第一札的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七集《北宋百年第一札》。

 

（七）北宋百年第一札

【画外音】：王安石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一生从政时间近四十年，从基层的签书判官开始，直至位极人臣的宰相，撰写的奏章可谓成千上万，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奏章之一，就是号称“北宋百年第一札”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份奏章是王安石回到汴京、首次觐见宋神宗之后写的，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却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对北宋建国百年来的大政方略有十分精辟的分析。那么，这份奏章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又是如何看待这份奏章的呢？

【康震】：那么大家说《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它凭什么叫“百年第一札”呢？你有什么理由呢？而且我们觉得很奇怪，它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它论述的重点是北宋建国以来一百年里头为什么太平无事，这很奇怪，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王安石他是要搞变法的，变法的人他是要生事的，他不能无事，你论述的重点怎么会变成百年无事的原因呢？你应该论述的是什么呢？应该论述的是为什么一百年以来发展得不快，我要加速发展，王安石按我们内心来讲，对他的固有的印象来讲，应该论这个。再者说了，这也不对头，为什么呢？因为宋神宗跟他的父亲、跟他爷爷不一样，他是要变的，他是要变法的，宋神宗是励精图治，二十多岁小伙子，血气方刚，好嘛，一上台来一个“百年无事札子”，这个对胃口吗？对脾气吗？这都是问题。所以这个里头它不像咱们想得那么简单，好像王安石一上来就弄一个王安石改革概论，他不带那样的。

那怎么来解释这札子呢？宋神宗看到这个札子会有什么感想啊？大家就想想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问题，上回我们说到了，绕了好大的圈子，总算这宋神宗千呼万唤地把王安石从南京调到中央来，任命他做翰林学士，说具体点叫翰林侍讲学士，一来之后就越次应对，什么叫越次应对？打破规矩，按理说见皇上的人多了，那得排队，排排座，得排好，谁今儿见，谁明儿见，那都有等级的。免了，王安石今儿就见，越次、越级接见。

我们上次说过，说见都说什么了？好家伙，这能说出什么来呀？那说了好些呢。当时宋神宗是二十岁出头，王安石四十六七岁，快五十了，说起来两个人其实是两代人了。一见王安石，宋神宗就问，治理天下从哪儿入手啊？到底是年轻人，说话特别直接，到底从哪儿入手啊？王安石说我告诉你皇上，最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是要选择正确的策略、正确的方针、正确的政策。我们经常说政策是生命线，什么叫政策，什么叫方针，就是方向最重要，但是这话其实也等于没说，因为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句空话。就跟人说，问，说学习什么最重要？说方法最重要，那跟没说一样。我问的就是什么方法最重要，你就说方法最重要。

按理说宋神宗接下来应该问，那什么方向呢？你看，人宋神宗没这么问，宋神宗急啊，脱口而出，您觉得唐太宗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年轻气盛，你就可以暴露出这宋神宗脑子里头他的偶像是谁，他脑子里的政治偶像有可能就是他的政治方向。就跟唐代还有个皇帝叫唐宣宗一样，外号就叫“小太宗”，你想想他都干了些什么事，你只要对照着“贞观之治”你就知道唐宣宗干了些什么事。张口就问，您觉得唐太宗怎么样？我们知道唐太宗什么样的人，唐太宗曾经跟他的大臣说什么？说朕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做皇帝，近代以来未有比也。没人能跟我比的。那是挺瘆人的。在位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缔造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而且我们知道唐太宗这个人那是文武全才，了不得。所以二十岁的神宗的心目当中，唐太宗是偶像一点也不奇怪，那他好不容易见着王安石了，他不得说心里话吗？你认为太宗怎么样？他肯定想着王安石说哎哟，我也喜欢唐太宗。没有。王安石早就不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了，快五十了，那都是知天命之年。王安石一听就皱眉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那表情就跟我们现在说你怎么老爱看奥特曼这类片子？很不屑的。怎么回事，还这么不成熟。你应该效法尧舜，怎么满脑子想的是唐太宗，你不应该以唐太宗为法，我告诉你，唐太宗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想，王安石也太狂了吧，什么叫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有他的理由，说唐太宗为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生得好，他出生在隋末时代，天下大乱，遂使“竖子”成名。唐太宗当皇上这过程不怎么光彩，杀了一些人，把老爸一脚也踹开了，当然这无损于他后来的功绩，而且就说唐太宗这个人目光不够远大。总而言之，你崇拜他这个事是不对的，这不是什么像样的人。

真正伟大的君王应该是尧和舜，尧和舜为什么伟大啊？尧舜的政治、为政之道“要言不烦”，非常简单，非常明确，易于执行，而且符合大道。你不要以为尧舜这样的特别高级的就无法模仿，那是一般庸人的看法。我告诉你凡是伟大君王，设计的政治法则都是按照中等人的智慧设计的，比较容易普及。然后说你觉得怎么样？神宗一听都傻了，那还能怎么样，小伙子给说得挺难为情的，您瞧，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我说一太宗，您都觉得没谱，您再说一尧舜，我这不更没谱了吗？就我现在这种水平，我这个年龄，人家唐太宗二十岁的时候都平定天下了，我二十岁的时候现在还干吗呢？就继承了个皇帝位，在您跟前刚说了一句话又露了怯了。我是不可能成为尧舜的，那意思这个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不可能了，我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没可能，弄不好我辜负您的一片希望。不过有一点，小伙子说到这儿，说你可以鼓励我，你可以辅佐我，我虽然不是尧舜，但你有可能是魏征，甚至你有可能是诸葛亮，所以我尽可能地做好，您看怎么样？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有点发蒙，说这怎么把尧舜给抬出来了，唐太宗这不是挺好的吗？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古人的想法，你想尧和舜那是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时候的领袖，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他有什么施政的方案，有什么政绩，我们想都很难想，历史上也很难记载，可能是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原始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了后代文人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不管怎么说，在古人看来，那是要厚古薄今的，越古的、越上古的、越往前的越理想、越美满、越美好，所以一说尧舜，那好得很。至于具体是什么，那可谁也不知道。

那好了，人说了个唐太宗给否了，现在神宗说话就比较小心，他又问王安石，说要不然再问点别的，说不问那么远的事，说咱们太祖皇帝建立宋王朝以来一百多年了，太平无事，您觉得最要害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一听，这问题太大了，您要问我这个，我觉得今儿这时间就不够用，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场合很随随便便地回答您，这会辜负您对我的期待，您让我回家，今儿晚上我给您写一篇得了。这么着，回到家里头去，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你看，这是神宗皇帝给他的一个“命题作文”，不是他自己开始要写，它是这么来的。

【画外音】：对于王安石来说，宋神宗的这个“命题作文”相当棘手，因为在王安石看来，北宋建国百年以来，特别是宋仁宗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帝国表面太平无事，风风光光，实则已经千疮百孔，冗兵、冗官、冗费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国家运转举步维艰，必须破釜沉舟，改革变法。但是，如果就此实话实说，对前朝做法毫不留情地批驳指斥，那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这是封建时代的所有人都不可能逾越的“鸿沟”。那么，王安石将如何跨过这道“鸿沟”呢？

【康震】：这里边其实隐含了两个命题，第一，为什么北宋王朝一百年来能太平无事，第二是一个很隐藏的话题，就是说，那未来还能继续维持一百年的太平吗？你注意，这里边是有点倒腾的，如果仅仅就说百年无事札子的话，王安石绝对不写。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对王安石的性格已经很了解了，他不想干的事，甭说皇上，皇上他爸爸都不行。好，第二天就把这札子呈给了宋神宗，这札子里边重点谈了三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首先得说为什么一百年来太平无事。他从太祖皇帝说起，说宋太祖赵匡胤这个人有什么优点，第一，这个人太聪明了，政治智慧太高了，为什么政治智慧高，说他这眼睛很厉害，他眼光很独到，他能分得清人的善恶和真伪，所以他能统御大局，指挥若定。第二，他总能在政治实践当中选定最合适的人选，这也非常厉害，而且他能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所以，有了这些优点，他说宋太祖赵匡胤就能干吗呢？统帅千军万马。第二说什么呢？说他在政治方面、在治理民生方面也非常地了得，说什么呢，说宋太祖皇帝在发布命令的时候，他有个总的原则，一切看是否有利于老百姓安居乐业，一切看是否有利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废除什么苛捐杂税，制止藩镇的势力独大，然后还制定了很多勤俭持国的这样一些方针和政策。总而言之，宋太祖赵匡胤在王安石看来的确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开国的皇帝，他有着很多的优点。

你注意，王安石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写文章是有讲究的，这儿戛然而止，然后紧接着就用两三句话就结束了。往后的宋太宗继承了他的英明神武，往后的宋真宗继承了太祖皇帝的恭谦和德行，往后的宋仁宗和宋英宗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就“维持会”的“会长”就把这维持下来了。总而言之，从太祖皇帝往后的四个皇帝要么继承了这个，要么继承那个，要不然就没犯什么大的错，然后稀里呼噜的，一百年的太平就这么下来了，很简单。按理说这就不对了，因为你这题目是《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你重点要谈论这个。错，他用了三分之一都不到的篇幅就截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宋太祖能够维持这一百年的稳定，因为太祖皇帝我们开始说了，针对唐朝灭亡的教训，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体制，这些体制有力地制约了唐朝灭亡会出现的那些因素，所以能维持一百年的时间，这根本没什么好说的，这也根本不是宋神宗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时候根本不是要探讨什么百年无事的问题，而是现在出现大麻烦了，我们前面说过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宋仁宗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就非常严重，国家都没钱了，花钱的人一大堆，挣钱的人没几个，所以前面的问题戛然而止，重心的问题立刻就转向现在的隐患，所以这就谈第二点，现在怎么办？

要谈现在怎么办，就得先问一个问题，现在这情况是怎么来的，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人，就是宋仁宗的评价问题，这太难办了，为什么呢？宋仁宗等于从辈分上来讲是宋神宗的爷爷，祖父辈的，你总不能直接敲门叫响地就说，宋仁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再说你刚才前面还说来着，你说了人家宋仁宗没犯什么大错，好皇上，能把这份家业维持到现在不容易。那怎么说呀？就得说他怎么行，甚至还得说他怎么很行，然后再把不行的东西偷偷地藏在那里头，一点一点地给他暴露出来，这就是写文章的技巧，要不人是“唐宋八大家”呢，你以为“唐宋八大家”我就写点抒情散文就可以了？没有，这奏章这一类的东西，札子这一类东西特别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平。

好了，他说给宋神宗的札子里头说，宋仁宗前面几个皇帝我都没见着，仁宗皇帝我是见过的，我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就随侍在他的左右，他是怎么为政的，从头到尾历历在目，我是非常了解的。那意思是他是好是坏、是强是弱、是优是劣，您自己掂量吧，反正我这儿给你写着。怎么写呢？说仁宗皇帝总的来讲就俩字，好人。可是我们知道，好人有时候是会办坏事的，或者会把事情办砸的，所以他说仁宗皇帝是个好人，什么好人呢？他对上敬天，对下爱民，恭勤持俭，勤勤恳恳，见了谁都态度很好，是个好人。好人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不爱花钱，非常节俭，从来不批建什么楼堂馆所，也不大兴土木，就怕花钱，这第一，节俭。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他特别仁慈，很少判死刑，判刑的基本原则是要让人活，不要让人死。他因为特别仁慈，所以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意打仗，跟西夏跟辽国都不打仗，为什么呢，因为心怀慈悲，所以就是给点钱，别打了，用这个来换取和平，于心不忍，特别仁慈，不忍心打仗，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因为特别地仁慈，所以他对于那些骚扰百姓的贪官污吏特别地愤恨。我说着你就注意听，王安石写东西特别有意思，他表面上看着在上面好像给你刷了一层清漆似的，很光，木板上刷漆，然后里边塞好多小钉子。仁慈，宋仁宗很喜欢采纳意见，宋仁宗很善于选拔人才等等等等，这就把好处都说了。接下来因为他这么好的一个皇帝，所以他这些政策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头，哎呦喂，我们这宋王朝就兴旺发达，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说官员从来都不鱼肉百姓，从来都不横征暴敛，外族也从来都不侵略我们，为什么呢？他收了我们的钱了，他不侵略我们，这样边疆的人民就不会死亡，内地的人民也就能够安居乐业，皇上身边的大臣也从来不为非作歹，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一为非作歹，虽然我们的监察制度比较松软，他只要一为非作歹，就有人去告发他们。他们都想好好做人，小心谨慎。我们这个朝廷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招募的都是一些骁勇善战、有的也有一些偷奸耍滑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将领去训练他们，但是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叛，因为只要反叛就会有人告发他们。

你就发现他这些话说得听着都挺别扭的，就是宋仁宗的每一个重大的优点，或者是因为他的优点而引出的良好的效果里边，实际上都同时埋藏着一个致命的缺点，这缺点是什么呀？说你看，宋仁宗宁可委屈自己，因为他仁慈，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仁慈，他委屈自己，让自己受委屈，他也不愿意发动战争来抵御外族的侵略，而宁可花钱来买点和平。我们都知道，那这到底是真仁慈还是假仁慈呢？因为你交上那钱是谁给的呢？是老百姓捐上来的，是他们交的赋税啊，你等于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你刚才还说对老百姓很仁慈，但是在收钱的时候你怎么不仁慈啊？你仁慈的是什么呢？你仁慈的是敌人。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你得把它都归在仁慈的主题底下，就是反正他就很仁慈，因为仁慈所以不愿意发动战争。所以这个就很奇怪，靠被动地给钱赢来的被动的和平却反而成了帝王仁慈的一个证据，这很显然讲不通。王安石不傻，我相信宋神宗也不傻，但是文章你只能这样写。

第二，那些骁勇善战的人，包括里面有些偷奸耍滑的人，他们当了士兵，虽然没有像样的将领去统帅他们，但是也不至于有人去反叛，这是很显然的东西，我们前面讲过，宋代对于军队将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他倒是想反叛，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反叛。而且你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灾荒年间招的一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有些就是在城市里边的泼皮无赖，为了防止社会治安问题就把他们都招到军队里头，养尊处优给养起来了。将领在制度的设计上束缚了他们，军队的训练的水平又不高，我告诉你，就这种军队他反叛都反不到什么水平。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在所有的貌似的优点当中都隐藏着致命的缺点，什么叫致命的缺点，就是体制本身就跟基因生了病一样，在基因当中存在着问题。百年无事，确实无事，可是要一旦出事，那就得出大事，所以你看他这个札子的名字叫得非常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一个很和平的题目，没说一下跳出来说《本朝百年要出事札子》，不是这样的，可是里边到处埋的都是忧虑和反思。

【画外音】：王安石不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奏章中巧妙地运用了春秋笔法，说理透辟而又措辞委婉。既指出了大宋王朝存在的问题，又让话语不至于过分刺耳，使宋神宗能够听得下去，但是仅仅说出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胸有成竹的政治家，王安石必须在奏章里吹响改革变法的号角，那么王安石究竟如何阐述自己改革构想的呢？

【康震】：说来说去，就说这百年以来到底出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你得给皇上提建议。所以到了第三部分的时候，这就成了这个札子的主体的部分。前面第一段说了点闲话，总得有个光亮的帽子扣在上头，你别让宋神宗一看就没有希望了。第二部分是夸了一通宋仁宗，夸中有贬，在罗列优点的同时把缺点全部都暴露出来了。第三就是告诉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说，宋仁宗身上的问题你得警惕在你身上也会有。

第一条就是咱们这皇上，说的是宋仁宗，是个好人。但是第一，他不是个战略家，他没有战略头脑，没有大的见识，什么叫没大的见识呢，说天天在他身边的不是宦官就是宫女，跟那些大臣打交道天天注意的都是行政上的一些琐事，从来都不关心大事，什么叫大事呢，他应该和一帮真正的大臣们在一起，商讨关于国家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方针和方向，他应该关心。也就是说，这国家从战略上怎么发展，这是他应该关心的事。他没有，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天天管的都是很琐碎的小事。而且他认为宋仁宗的时期，对待工作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应付工作，不是主动地开展工作，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这干部的人事制度非常地混乱，何以见得呢？他说科举考试只考写诗写得怎么样，写文章写得怎么样，至于真正是不是能安邦定国的这种真才实学，没有考察。就是做了朝廷的官员，也是论资排辈，看你们家的门第，看你的年资，不是看你的真才实学。就是真的做了官，调动得太频繁。我们知道北宋的官员三年一调整，这三年一到，这还一项目，还没弄完呢，又调到另外一地儿去，王安石自己就被这样调过好多次，所以有的官员做了十年的官，当过七、八个官。他说这工作效率非常地低下，更别说咱们那支军队了，人挺多，钱挺多，就是打不赢仗，这是第二点。

第三，就是农业问题非常严重，农民辛辛苦苦种地，遇到灾荒年政府没有补贴，或者补贴得很少，也不修农田水利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王安石最后得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这个结论叫什么呢？叫

“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这话说得太要命了，什么意思啊？虽然皇上非常俭朴，非常节约，但是老百姓身上没钱，老百姓不富裕。虽然皇上一天到晚地操劳，勤勤勉勉，可是国家并不强大。王安石最后撂了一句很严重的话，说多亏咱们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它不强大，也多亏国内这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旱灾、水灾和荒灾，那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多亏是周围的人不够强，没有把我们给灭了。多亏国内的灾荒还不多，不够大，把我们灭了，我们全是托了老天爷的福，所以百年无事。其中虽然有人事上的努力，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人的主动性的建设方面是差得多了，这基本就等于否定了。你这一百年怎么过来的，老祖宗定了一些制度，后边的人就跟着走，走到现在一直什么呢，得过且过，明哲保身，不求进取，得亏老天爷还算保佑你，否则的话早就完蛋了。

这话可说得比较重。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它这叫“百年第一札”呀，原因在哪儿，就是在它这个札子里头首先它当然是回顾了一百年太平无事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反思了一百年来这朝廷埋藏的种种颗颗炸弹，这一百年来是发展了，但是托了老天的福。是发展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和炸弹。

【画外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以扬为抑，褒中有贬，重点剖析了宋仁宗统治的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宋王朝“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并就吏治、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提出整体方略。但是，这份奏章并没有提出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办法，而一心想要一展抱负的宋神宗，需要的是王安石这样的奏章吗？

【康震】：宋神宗一看（札子），特别激动，我们现在落一印象，自从一开口说了唐太宗那事以后，他就一直比较激动，看了好几遍，越看越高兴。第二天就把王安石又叫来了，说哎呀，昨晚上我就把你这札子看了好几遍，写得特别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觉得你早已经是胸有成竹，怎么样？把你心里想的都说出来吧。充满了热情，一个渴望改革的人，他的身份又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

谁知道这王安石的反应比较迟钝，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慢吞吞地说，这个事内容比较多，头绪也比较多，我觉得不能急，我觉得你还是有点急了，您看要不然这么着，我到时候给您讲上几次课，您听听课，我这里边的一些东西您基本上就不言而喻了。大家说怎么上课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他这个翰林学士叫翰林侍讲学士，这侍讲学士是有一个功能的，就是得负责给皇上经常得上上课，讲点《礼记》讲点《论语》，要不然讲点唐太宗。他说回头我给你讲讲课，你就都明白了，不着急。

这神宗他是个小伙子，他说讲课这事是肯定没问题的，你能不能先拣些紧要的，先给我说说。特别着急。这王安石一看，也没办法，就先拣了一些紧要的心得给这宋神宗是一一地讲来，宋神宗听了以后真高兴，说你的想法太好了，还是那句话，闻所未闻。这都奇了怪了，他到底原来听过什么东西，又没听过什么东西？反正他说闻所未闻，别人的见识确实赶不上你，这个得承认，别人确实赶不上你。我跟您说，您看这样行不行，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东西写下来，记下来给我，我想晚上好好看看。这由此可见，王安石给他讲的这些东西是在这个札子里头没有的，就是一些很具体的举措。

王安石还是表现得很迟钝，很不积极，说我已经跟您说了，回头我给您得上课的，我这侍讲学士拿这工资是要给皇上上课，我给您上课的时候，您只要一听您就明白了，我将来会怎么做。现在说句实在话，我还不太清楚，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您在想什么，您想做什么，我确实不太清楚，所以你让我现在说得这么细致，把它都记下来，这不大妥当。

神宗不依不饶，您今天跟我说得太多了，受益匪浅，我根本就记不下来，我害怕忘了，你还是回去，你给它写下来，写下来拿给我，我要看。史书上记载王安石“唯唯而退”，就胡乱答应着就走了，说行行行行行，赶明儿给你写，我先走了。

这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说这王安石有病吧，原来你看，我们现在要追根追底，原来那皇上老让你到京城来做官，他是死活不来，那有情可原，京城的官不称他的心，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后来，人家宋神宗继位了，也给他邀请来了，想让他发挥作用，又见了面谈得也挺好，还应皇上的邀请给他写了这个著名的札子，为什么当这宋神宗要求他更细致地把这个举措给他说一说，甚至请求他把它写下来给自己，他这么不积极呢？而且还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还不太清楚您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说得太细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就觉得王安石这人是不是在摆臭架子啊？还是另有隐情？这很值得研究。而且王安石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给你讲学，我得给你讲一讲。

其实大家要注意，就是当一种政治行为在它发生之前，它得有舆论，它得有一个舆论的宣传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王安石你要弄改革，你要变法，你得给人家先说清楚你为什么变啊，你都要变什么呢？你打算怎么做呀？你不能一上来就做，你得先有一个慢慢地宣传的过程，让大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所以这讲学这一关还真不是应付，那还真是他心里头的话。他的意思是别人听不听先不说，我不能让你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这小皇帝凭着一时的热情，就让我写这个、写那个，我得先给你讲一讲，看咱们俩到底对付不对付，你到底是不是在根本上认同我，我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走下边这步棋，所以由此可见王安石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了。反而是宋神宗有点上蹿下跳的，当然这是因为热情闹的。你还真别说，王安石说这讲学的事还真应了，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马上就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至于这波澜是什么，我们下节课再讲。

下集预告：王安石初到京城之际，可谓是困难重重，不仅改革变法遥遥无期，而且朝中的其他大臣总是和他唱反调，宋神宗想要重用王安石，朝中大臣就想尽办法阻止，那么王安石将如何突出重围，获得宋神宗的支持？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八集《讲课也能惹出祸》。

 

（八）讲课也能惹出祸

【画外音】

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期间，写出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得到了宋神宗的极大重视。宋神宗迫不及待地要让王安石将心中的改革构想和盘托出。然而，王安石却对此迟疑不定。他深深知道：此时的朝野上下，包括宋神宗本人在内，对变法的目的、意图、内容和实施办法，还不是十分清楚；朝廷里还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对势力；要想顺利地进行改革变法，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然而，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刚刚提出要为宋神宗和众大臣讲一次“公开课”就引发了朝廷里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么，王安石的这次提议究竟惹出了什么麻烦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八集“讲课也能惹出祸”，敬请关注。

【康震】

不讲不知道，一讲就吓一跳。王安石就给宋神宗提建议，说你看，按过去这老规矩，给皇上讲课，给皇上讲课是有规矩的，过去这老规矩，给皇上讲课的时候，皇上是坐着听的，那不是光皇上一个人，还有些陪着皇上的大臣也是坐着听。讲课的这人，他老戳在那儿站着讲，说看能不能让讲课的人听课的人全部都坐下。

这多大个事啊，芝麻大点事。王安石提了这建议以后，也有不少的大臣就附和他的建议。说以前不光是讲课，皇上身边的重要的大臣，跟皇上商量重要的事的时候，皇上一般也都赐座，以表示对这个大臣的尊重。他们还举了好些例子。说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听大臣给他讲《周易》，赐座。他的弟弟宋太宗到国子监去视察，相当于我们现在到国立大学去视察工作的时候，看到这个讲课的老师有个座位，他一去就说，说老师坐在这座位上，说你坐在这儿，我也坐在这儿，你给我讲讲，大臣不敢坐。宋太宗说，不但你坐，跟我来的人大家都坐下，教授都坐下，身边跟的人都坐下，大家坐下来听你讲。开国的两位皇帝：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都尊师重道。可是现在有点失衡了，有点摆不平了。皇上坐着应该的，大臣们也都坐下来，偏偏这讲课的人站着，有点儿不大合适。所以，我们还是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道的原则，大家都坐着。按我们一般的想法说，这就是个礼貌不礼貌的问题，是个形式问题，有什么好争的。通过，拉倒了。不成。有正的一拨，就有反的一拨。

有一个大臣叫刘攽，就不行。他就跳起来了。说什么呢，说不错，从古到今，皇上跟身边的大臣商量政事，会赐座的。但这些大臣一般都是“避席立语”。这什么意思？因为古代的时候，当然不是宋代的时候，古代的时候，人们都是席地而坐。这席地而坐，这皇上说也席地而坐吧，说你就这么讲吧，这位不敢，就站起身来，在席子上站起身来，跟皇上说话。这表示礼貌。“避席立语”站着跟皇上说话。刘攽说，给皇上讲课，授课的人站着讲，这本来就是为了方便表达，给皇上把课得将清楚，所以站着讲课，这是个仪表、本分。本来就应该的。你讲圣贤之道，你就是圣贤啊。还现在拿起架子，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要坐着讲，不成。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根本问题。第二个原因，你是翰林侍讲学士，当时这翰林学士里头，它分的种类还比较多，层次还比较丰富。有翰林侍讲学士，还有翰林侍读学士，其实功能上是交叉的。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比方说侍讲学士，可能主要的功能，是给皇上讲课、授课，讲一些经史子集的内容；侍读学士，就是陪皇上看书的，负责给皇上整理文献的，整理图书的，同时皇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疑问，备以顾问的。从等级上说，侍读学士的等级比侍讲学士要高。那疑问就来了，现在侍讲学士可以坐下了。那回头，这侍读学士怎么办呢?侍读学士来了，皇上说，最近我读这个书有点疑问，我问问你，那个侍读学士对皇上说要不然我坐下给您说。皇上说，那我今天不想让你坐。说那不行，那侍讲都坐了，我比他等级高，干吗我不能坐。这不就是毛病了吗，这不矛盾就出来了吗。刘攽说，就别坐了。为什么别坐了？从宋真宗乾兴年间以来，据我们所知，侍讲学士都是站着讲课的。你算算，从宋真宗经过宋仁宗，经过宋英宗，现在到了咱们皇上这儿，五十多年过去了。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侍讲学士一直都是站着讲课的，凭什么到这儿就改呀。五十年都没有改，就你这儿就改了。而且，皇上让你坐，皇上愿意让你坐，那是皇上的主观愿望。现在皇上还没让你坐，你主动要求皇上说，能不能给我赐座，这是一码事吗？你把皇上就没放在眼里。所以我们说，还搞改革变法呢，这还不是说讲了什么内容让人不同意。先说是戳着讲，还是坐着讲，就有这么大的分歧。而且讲出这么大的一堆道理来。早知道这样就不吭声了。站着讲完算了，还惹这么一大堆说法。刘攽接着说，现在皇上真仁义，对我们大臣是真不错，只要有人跟他商量事儿，他都赐座，这种待遇比给过去那三公六卿的待遇还要高，你还想要什么。这么着吧，跟皇上一块儿听课的人，那些大臣都坐着，就你一个人站着，就这么定了。

这宋神宗就觉得累得慌，这可怎么办呀。按理说这王安石刚让他请到朝廷来，他是很想尊重一把王安石的。再说王安石提出这建议，无非就是一站一坐的，对他也没什么妨碍。神宗就有点拿不定主意，左顾右盼的，看见宰相曾公亮在旁边站着，他赶紧就问这老曾，说您当初好像给仁宗皇帝讲过课吧。曾公亮说，讲过。神宗满怀希望地问他说，你讲课的时候是站着还是坐着。曾公亮不能说谎，曾公亮老实巴交地在旁边说，回皇上的话，我站着讲的。这话一说出来，周围的人都不吭气了，眼巴巴地就盯着这神宗。这神宗一想，你也站着，那还真是没什么说法了。犹豫了半响，跟王安石说，没事，赶明儿个，你讲课的时候坐着讲，我准的。王安石又不傻，他敢坐吗？王安石说算了。我还是站着吧，省得给我自己惹麻烦。这个事就这么就放下了。

你看我给大家为什么讲这段呢，这是个小事，很小的事情。王安石为什么没来由地提这个事呢。我给大家说，以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一颗“试金石”。王安石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也把他站不出什么毛病来。干吗非得强调要坐下啊，我就先拿这事试验一下，想看一看反应。这么小的事如果都遇到的阻力很大。那大的事，可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心理上的准备。

【画外音】

这次王安石讲课到底讲了什么，史料上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大体也不外乎儒家的经典理论、治国方略。可是一两次的讲课显然不足以改变朝廷里反对变法的氛围，宋神宗虽然对王安石非常器重，求贤若渴，但是朝中的大多数大臣都反对他重用王安石。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反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

宋神宗把王安石召到朝廷里来，并且想进一步的重用他。什么叫进一步的重用？想让他做副宰相，甚至想让他做宰相。那他就得征求当时很多人的， 大臣的意见。他征求了好几个大臣的意见。归结起来，反馈的意见有四种：

第一种不全面否定王安石，只是承认他有部分的才能。（不全面否定 只承认他有部分才能）我们还能记得原来说过，王安石在扬州做官的时候他有个上司叫做韩琦。王安石早上起来不洗脸、不刷牙，半夜三更的看书，早上起来到单位上班。韩琦一看，以为他纵情声色，从事不了活动，有不良嗜好，还把说了一顿。他从此跟这韩琦的关系就疙里疙瘩的。韩琦，历经三朝皇帝做宰相，是个老臣。本人在范仲淹的时代也参加过革新运动，他现在老了，不做宰相了，临走的时候，宋神宗就征求他的意见，宋神宗就说，您给我说说看，咱这朝廷里面，谁适合做宰相，韩琦还没说话呢，咱这位神宗皇帝就跟说唐太宗一样。性子急，说，你觉得王安石怎么样？韩琦一听，王安石，哦，王安石挺好。王安石，我觉得做翰林学士很好。为什么做翰林学士很好呢？因为翰林学士是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是参谋人士。他做高级幕僚，做最高级幕僚。这我都没意见，非常合格。可是他要做宰相，做行政系统的最高首长，我觉得差点，很不合适。神宗一听，这韩琦是老大臣了，他也不好说什么，默然，没吱声，肯定心里也不痛快。本来想的是要问，哎，王安石怎么样。他想让韩琦说，王安石，没问题。结果说是做翰林学士可以，做宰相不行。这是第一种意见。没有全部否定。

第二种意见呢是认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上有缺陷没法做宰相。（个性有缺陷 不能任宰相）神宗在韩琦那儿碰了个钉子。跑回来问那副宰相，叫吴奎的，他说你看现在这韩琦也不做宰相了，你觉得谁还适合做宰相？吴奎就问他，您想让谁做宰相？神宗说，你觉得王安石还行吧。吴奎说，王安石有能力。你注意，他要否定一个人的时候，他多少都得先肯定他一下。你不能皇上刚说王安石怎么样，你说不行，这肯定不好。有能力。可是，他这个人还喜欢判案子。记得原来判过一个跟鹌鹑有关的案子。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判得不对。可是他这人还好断案子，好喜欢跟人争论。当时，都下了圣旨，他还不认错。而且这人太固执，不好商量事。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朝廷好几次让他到京城来做官。他都不来，这种人，你说弄他到朝廷做宰相，跟谁都很难合作。人际关系处不好，而且我跟这人共过事。吴奎说，我跟他共过事，我公事发现，此人不但见识迂腐，而且个性固执。你要用了他，将来都会乱套的。这行了，说个性上有缺陷。前面是说有局部的才能。第二是说个性上有缺陷。

【康震】

第三是什么呢：说王安石挺好，学问不错，是个书呆子，办不了事。（学问好 但是不能办大事）这是谁的意见呢？宋神宗又问副宰相唐介。他就说，您觉得，王安石做宰相怎么样？唐杰说，我觉得这人不能用。神宗就有点冒火。因为他前面已经碰了几个钉子了。神宗说，你跟我说清楚点。他是文学上不行呢，是经学上不行呢，是政治上不行呢还是能力上不行。你不能就是你们一说就是不行，你得说他哪儿不行，是哪一方面不行。唐介说，我跟您说吧。他做学问是一把好手。可是这个人泥古不化、迂腐不堪。如果用了这种人，他不会因势而变，不会与时俱进。所以，要用了他，纲常紊乱。我觉得不行。宋神宗一听，说迂腐，好像跟王安石套不上啊。他心中闷闷不乐，不吭气。这唐介下了朝以后，碰见宰相曾公亮。跟曾公亮说，我告诉你，皇上今儿问我，王安石能不能做宰相。我跟你说句实话，王安石要做了宰相，天下必乱。你看，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意见，是把第一种和第二种给综合了：个性缺陷能力是有的，也只能做翰林学士。（个性有缺陷 只能做翰林学士）他问的谁呢，问了一个侍读，叫孙固。他问孙固，说王安石做宰相怎么样？孙固说，王安石人品、学问都没得说，做翰林学士，我绝对没意见。但这个人要做了宰相，是绝对不行的。宋神宗连问了他四遍，他都这么回答。宋神宗彻底郁闷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王安石为什么小心翼翼地反复试探宋神宗啊，因为从当时朝廷的格局上来看，关于他的人事任命问题上是有很大很大的争议，这是很大的障碍。整个的社会舆论并不看好王安石。这对王安石展开改革变法可是很大的阻力。

【画外音】

北宋建国一百多年来官场上因循懈怠得过且过的风气愈演愈烈，这形成了一种对抗改革变法的消极氛围。所以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就要重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实施改革变法时，朝廷内外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反对王安石的声音，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也让宋神宗对王安石产生了怀疑。那么王安石将如何重振宋神宗的信心呢？

【康震】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讨论朝廷的政事。神宗就跟他说，这改革变法非你莫属，这以后的事情很多，全得拜托你，你可不能打退堂鼓，你得给我坚持住。王安石回答说，我之所以应召而来，就是要辅佐你成就大事的。可是现在，天下的风俗早就败坏已久，所以要想改革变法，就必须把朝廷里面的平庸之人、小人全部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能端正纲纪，你才能真正开展你的改革变法的大业。

如果你的朝廷里头这些平庸的家伙，天天在你的跟前大喊大叫，背后还有一帮人跟着鼓噪而行。那我想，我们的事情是做不成的。所以我跟你说了吗，你要让我来做事，先别着急拿具体的举措。

【康震】

先得讲学。为什么要讲学呢？讲了学才能明道。明了道，大家才知道，我为什么要变法，我的拥护者才能多起来，我才能付诸实践。宋神宗一听他说这个话，心头一动，就问他说，我其实早就知道你，并不是现在才知道你，你的名声很大，我早就了解。可是最近，我听很多人说，说你学问很好，做事比较差，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看这个神宗皇帝，他到底是小，不经世事，前头还挺热情地说太宗的事，一到这儿，别人说点闲话，他有点犯疑惑，他是直接问王安石说，您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都说你学问挺好。我问了那么多没有一个人看好你。莫非我眼神出问题了。总不能人家说得都不对吧。您怎么看这问题啊。王安石说，皇上，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学儒家经典的目的是什么，不就为了治国吗？我学问做得好归根结底是要把学问用在治国上，是要用在实践当中。只有那些迂腐之人才会说，做学问，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这是根本不足提的。我告诉您皇上做学问和安邦定国，不但不对立，而且完全统一。这中间没什么矛盾，我告诉你，我的学问做得好这就预示着我从政我推行改革变法也错不了。宋神宗一听，说别多心，我很钦佩您的学问，而且，我也知道您肯定是能办事的人。你尽管发挥你的才能。我就是问问，您现在说，您要推行改革变法，到底先要做哪些事。王安石说，最首先要做的就是移风易俗。什么叫移风易俗？就是说改变因循苟且的风气。这是最关键的。

王安石给他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你看，这朝廷里头有三种人，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还有一种人，是在小人和君子中间不断的摇摆。你要想做事，就得做宣传，就得在舆论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君子之道。这样，中间那部分人呢，他才会慢慢地在成长当中变成君子，你如果不清除小人。小人天天在朝廷里头大张旗鼓地宣传小人之道。中间那部分人，他就慢慢变成小人了。他这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们想要团结的人，都团结在我们周围。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壮大，神宗一听非常高兴。觉得，哎呦，这王安石真是个能审时度势的人，绝对不是一书呆子。这选人还是选得对。

其实王安石给他说这番话是大有深意的。你注意到，我们讲到这会儿，王安石一直在突出地讲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朝廷里的不同的意见，把朝廷里边所谓的小人，把朝廷里边反对的力量能够清除出去，把反对的声音减到最弱。为什么呢。他在这之前，要为他的革新变法，要扫除一条道路，要扫清障碍。

【画外音】

重新得到宋神宗的信任，王安石开始为改革变法做必要地准备。但是，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难，这次困难不仅仅关乎到人事制度调整，还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巨大问题。在朝廷里有一大批人跟他的看法不一样，这其中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就因为一件有关皇帝赏赐大臣的事件与王安石吵得不可开交。那么这两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这次争论对王安石未来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康震】

宋神宗的熙宁元年八月，今天的河北和山西早了灾荒，庄稼收成不行国库就没钱了，国家收入就少了。这时候，宰相曾公亮就跟神宗皇帝上了个建议。说今年这国家收成不行。咱们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祀活动。这个祭祀活动结束之后，就要给大臣们赏赐礼物，这个费用非常大。鉴于今年这个情况，是不是把这个赏赐给免了。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宋朝的时候，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祀活动，每三年举行这一次祭祀活动之后赏赐大臣的费用高达多少呢？高达1300多万贯。这相当于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摊到每一年的话，就是400多万贯。这是很大一笔费用。这不是说赏两个小钱的问题。从宰相到禁军，每一等级的人都要赏赐，一大笔钱就出去了。

【康震】

因为这是个大事儿，皇上要吧这交给翰林学士来讨论。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说，确实应该如此。我们每年用于赏赐的钱太多了，应该今年就把这项就给它免了，而且建议，就从宰相做起。大家自愿请求减免这个赏赐。

大家都没想到，王安石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大家说这不对吧，难道王安石鼓励赏赐，鼓励花钱吗？讲到这儿的时候发现王安石已经说过很多奇怪的话了，这个立场越来越古怪了。王安石说什么？王安石说，当年唐朝有个宰相叫常衮，这常衮有一年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给大家涨工资，说工资太少，皇上同意了。把涨工资这事交给常衮来主持。好，常衮这个家伙，有私心，他看谁顺眼，就给谁的工资提得高；看谁不顺眼，就给他提得低，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后来皇上，朝廷有个规矩，每天从皇上的御膳房里头做一批御膳，赐给宰相们食用。中午，宰相们吃中午饭的时候，赐给宰相。每天御膳房端出来的御膳足够十几个人吃的。常衮这时候跳出来了，说我请求免掉这顿饭，这样可以给国家省点钱。当时的人就议论这件事情。如果你这个宰相不合格，就应该辞职，你辞什么一顿饭呢，如果宰相合格的话，哪里还会在乎这一顿饭的钱呢。省钱也不省这点饭钱。如果你不合格，浪费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王安石话锋一转，他用这例子说明什么，说现在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节省的问题。国家现在积贫积弱，没有钱，财政这么困难，难道都是省钱能省出来的吗？要开源，开源是根本；要理财，国家没钱主要是没有人能会理财。

完了，司马光马上反对。司马光说，什么叫理财啊？理财就是用竭泽而渔的办法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家重税收，把老百姓的钱从腰包里头拿出来放到国库里，放到国家的手中。你这是盘剥老百姓的做法，这是强盗。老百姓的钱，如果都被你拿走了，他就会铤而走险，他就会造反，这不是好事。

王安石马上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并不一定要增加税收就能够使国库充足，王安石讲了很经典的话：

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上皇帝言事书》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王安石《与马运判书》

用现在白话文来说就是向大自然要生产力，向自然界要生产资源。说白了，就是扩大生产，扩大再生产，用绝对增加的生产值和财富来充实国库。司马光马上就反驳，说你这是谬论。自然界的资源就这么多，就跟下雨一样，夏天下了雨发了洪水，下得都涝了，秋天肯定就干旱。我们就这么多的资源，就这么大的生产规模，就这么高的生产力水平，产出的值是恒定的、不变的。产出的财富不是在个人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国家手里，还能跑到哪儿去？你现在说这些话更加险恶。比直接增加税收还险恶。你无非是要通过非常阴险的、不为人所察觉的手段，悄悄地从老百姓的身上抽这个税收。我对你这种做法是非常反对的。

在关于这次祭祀的免这个赏赐的问题上。宋神宗说，我投司马光一票，我同意。为什么呢？第一，这一大笔钱呢，不省谁儍啊，能省一笔是一笔啊。所以第一从现实性来讲，我赞同，先把这钱省下来了。至于王安石你说那个，你说不省，那是不对的，还是得省。第二，其实在内心来讲，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他是完全同意王安石的，只是这个时候，不是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三，他想保护王安石，他不希望这么早就把王安石搅到争论这个问题的搅局当中。其实我们说，王安石和司马光，你说谁对谁错，根本不好说。

【康震】

我们一般民间会有一种看法，觉得王安石搞改革变法，这是对的，这是先进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经济观念。司马光反对改革变法，他这是落后的，而且刚才大家听了以后说，那我们觉得开源是根本之道，你节流能节几个钱呢。

这大家对情况就不了解了，你要知道，北宋不是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要的财政来源从哪儿来啊？从土地上来，从农业生产上来。在宋代，商业有所发展，但商业显然不可能成为整个国名经济的最主要的收入。所以土地是最根本的。

那好了，对王安石来讲，要开源，开什么源。第一，抑制土地兼并。宋代的时候，土地是私有制，个人可以有土地。我在土地上，我挣了钱，我可以兼并土地，这个是放开的。我徒弟兼并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我就成了大地主。我有好多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放高利贷，我可以通过买卖土地换取利润。我甚至可以从事非法的经营，获取非法的收入。抑制兼并，不是取消兼并，这就让这些大地主在一定的程度上，他的经济的份额上，他受到一定的抑制。国家不让你兼并土地的数额有限，而且你要把你的那些超出法定范围的那些财富要交到国家来。而且我还要收你的税，还不许你放高利贷，不许私人放高利贷。用这样的方法抑制他。这是一种来源。

还有一种来源是什么呢？大家说，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吗，不能该井农业生产工具吗。那是在古代的社会，就包括我们现在，你说要提高亩产产量，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的说白了，还是得扩大税收来源。一块地上产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多，怎么办，多收点吧。通过青苗法等等政策，政府代替豪强地主，来发农业低息贷款。在发放的过程中也收利息，也赚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安石他的做法，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是有用的，但是农民的利益肯定也受到了损害。

司马光怎么办呢？司马光是节流。为什么说节流呢？司马光认为第一，不能用这么重的税。你得培养税源。你下这么重的税，税源都被破坏了，你得慢慢地培育它成长，得慢慢来，细水长流。而且你得节流，他的节流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刚才看了，三年一次搞祭祀，就发一千多万贯，这个节流不是空话。

可是问题有一样，宋神宗等不及你再培养税源了。宋神宗也知道你向这些权贵们要求节流，请求他们免予赏赐，这太不可能了。所以反而是司马光当时的这种生财之道。第一，时间慢；第二，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宁可转向王安石这种立竿见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损害了特别是底层的农民的利益。但它可以立竿见影，马上能拿到钱。我马上就要要钱，现在你知道了。他为什么会投票给王安石，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国家的国库里头都空了。他需要钱。

所以你看，刚才上课站着还是坐着讲的问题，包括现在争论是否免予赏赐的这个问题。他（宋神宗）都没有表现出特别鲜明的态度，而是采取这种迂回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王安石在朝廷里边，是有点孤立。从芝麻大点儿小事到现在争论这么大的事上，都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能力挺他多久呢？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态度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这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下一讲所要讲的。谢谢大家。

 

（九）小女子掀起大波澜

【导语】：一个远在山东的民间女子，和在京城做官的王安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一件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会引发出一场各不相让的争论？最高的皇帝面对这场风波为什么都会感到无能为力？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九集《小女子掀起大波澜》。

【画外音】：一心想变法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期望，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希望他能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但皇帝宋神宗听到的各方反应，却大多对王安石不利：许多人敬佩他的才学，却不认为他具备当宰相的才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远在山东的民间女子引发了一起刑事案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件原本普通的案件，却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案件不但很快报送到了皇帝的案头，王安石也深陷其中，最终还让不少人丢官贬职。那么，王安石为什么会跟这个民间女子关联在一起？这个小女子又究竟掀起了怎样的波澜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九集《小女子掀起大波澜》，敬请关注。

【康震】：就在王安石还是做翰林学士的时候，在北宋的登州，登州就相当于现在山东的烟台和威海这一带，在这儿发生了一件案件，什么案件啊？说这登州有一姑娘，叫阿云。特好听，这名儿不是我编的，真叫阿云。这姑娘年方二八，长得是亭亭玉立、美貌多情。命不好，打小死了父亲，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母亲也去世了。怎么办呢？长到这个年龄了，就该嫁人了，长得再漂亮都没用，她们这个年代的女性，那都得是家族里边的长辈给她们做主嫁人的，自己说了不算。好，这阿云就由她们家族的长辈做主，就把她要嫁给邻村的一个男人，叫韦阿大。韦阿大这个人咱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讲这件事情，像这名字在历史上肯定留不下来。韦阿大人品如何，庄稼种得怎么样，咱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如果没有这个特征的话，这案子起不来，什么特点呢？长得奇丑无比，特别地难看。已经做主要把阿云嫁给韦阿大，这阿云心里头就是老大的不愿意，怎么可能愿意呢？觉得自己长得这么漂亮，也许还很贤惠，这一辈子就跟这么一个丑男人生活一辈子，心里头下不去。

而且这阿云还有一个特点，她是下不去，一般的女性下不去，结了婚之后慢慢就下去了，她不行，天天地云水翻滚，想着要解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善于行动的姑娘。怎么解决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现在讲的每一个情节，都是在史书上如实记载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说书呢，是真实的故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阿云姑娘，漂亮的阿云姑娘，揣着一把菜刀就出发了，去哪儿啊？这韦阿大是个种庄稼的，我看他也是个受苦人，他晚上就睡在他那庄稼地里头，我估计是看庄稼。我们知道，你要是去西瓜地，一般是搭个草棚子，人就睡在那草棚子里头，这韦阿大晚上就睡在这庄稼地里的草棚子里头。哎，你当阿云去跟他探讨种庄稼的原理吗？那不是啊，揣着菜刀就去了，掀开门帘子，“咣叽”就是一刀，不是一刀啊，朋友们，唰唰唰砍了十几刀啊，那是开玩笑呢？可是你想阿云她毕竟是个姑娘家，别说杀人了，平时连杀鸡、杀猪、杀狗都没杀过，又没什么力气。这韦阿大长得是丑点，可是有力气啊，是个大男人啊，所以一番挣扎之后，不但没把这韦阿大给杀死或者是重伤，只是剁掉了他的一个手指头，（阿云）走了，跑了，慌乱之中就跑了。

这韦阿大我看不但长得丑，而且脑子也笨，就这么会儿功夫，愣不知道谁干的，没看清楚，可能也是吓坏了，你想，老实巴交的，可能脑子里天天在想着媳妇的事。阿云就跑了，韦阿大也不知道谁来谋害的他。然后这属于刑事案件，那要提起公诉的，这当地的**机关就查这个事，查来查去，排查来排查去，觉得找不着凶手啊，后来慢慢地就把这焦点集中在这阿云的身上，你想你要做了这种亏心事，你肯定言谈举止之间就不大自然，反正不管怎么着，这**机关就把这阿云叫来了，就问她的话，然后说，说实话，不说实话看家伙啊！吓唬一姑娘嘛。阿云就招了，全说了，是我干的、我砍的，不知道砍死没有。就砍掉一根手指头。就这么一个案子，就拘押起来，等候审判。

按说如果讲到现在为止，这个案子复杂不复杂呀？不复杂，很简单。但是审理的时候特别麻烦，这案子报到登州知州许遵那儿，许遵怎么办呢？这现在眼前有两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致死的问题，第一，摆在许遵面前的说，这是不是谋杀亲夫？大家说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如果是谋杀亲夫的话，这在宋代的《宋刑统》——就相当于宋代的法律，在宋代的法律里边属于“十恶不赦”中的第四条“恶逆”。什么叫“恶逆”啊？如果谋杀亲夫，包括你杀父母、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这属于“十恶不赦”，什么叫“十恶不赦”？犯了这个罪的，立刻就推出去砍了，连秋后问斩这时间都不用等，没说的。这比较可怕，谋杀亲夫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她跟这个韦阿大结婚，就是她要嫁韦阿大的中间，这个时期正是她给她母亲守孝的时间，你看这麻烦不麻烦？按照《宋邢统》的规定，这又犯了第七条“不孝”，也是“十恶不赦”，当然它不至于马上要砍头，但是也受很重的惩罚。完了，一个“恶逆”谋杀亲夫，一个是“不孝”，阿云长得是漂亮，当时冒出杀人的念头，自以为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现在有可能是一朵鲜花插在刑场上了。

【画外音】：一时冲动的阿云为了自己的婚姻和命运,铤而走险,铸成大错。那么，面对“恶逆”和“不孝”这双重的罪名，阿云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命运？而这么一桩发生在山东的刑事案件，又是怎么牵扯到了王安石的呢？

【康震】：许遵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法官，他一看这情形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他说这阿云姑娘只是说要许配，但是还未过门。宋代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叫正式的夫妻，同居不算，必须是办了正式的结婚的仪式，而且在嫁到夫家之后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必须要去拜丈夫家里的祖庙。你要连这祖庙都没拜，不算。你想，阿云揣了一把菜刀半夜三更地跑到韦阿大的菜地里头去杀他，证明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在事实上还没有结婚呢。要不然直接（杀）就可以了，是不是？还跑那么远干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夫妻。既然不是正式的夫妻，顶多就是订了婚，换了帖子，不是“谋杀亲夫”。哎呀，这就首先从“十恶不赦”里头就挣脱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条，“不孝”怎么办呢？这许遵非常负责任的，宋代的法律又规定，你看人家宋代法律规定得多严格是不是？说如果是在父母去世的守孝的期间，你自作主张，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嫁了，或者自作主张娶了别人，这个“不孝”。但如果说，是由你父母的单方面或者你宗族里边的长辈做主，把你给嫁了，或者让你娶某人，这个不算。

你想想看，这特险啊，一开始就犯了“十恶不赦”中的两条，现在这么一解脱，这两条都不算了。大家想，那不算了，康老师那就讲到这儿了吧，那就没什么戏了吧？没有，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啊。为什么呢？宋代法律又规定，

“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宋刑统】

什么意思？你如果说预谋杀人，你只是“谋”来着，有这意图，还没干呢，或者没干成，压根儿没干成，三年徒刑。如果去杀人，砍伤了，绞刑，给你个全尸。如果说真把人给杀了，脑袋给你砍下来。还是得死啊，这许遵又想办法。大家说许遵有问题，这许遵跟阿云之间有问题。你们太庸俗了，老往那方面想。许遵这个人虽然做的是登州知州，但是许遵本人有多年从事刑事审判案件的经验，这个人在史书上的记载，有四个字的记录，叫“强敏明恕”。什么意思？为人个性非常强硬，这个人的思路非常地清晰，这个人的嗅觉是特别地灵敏，这个人的内心是特别地仁慈，就属于那种脸上看着跟冰霜一样，内心里头是有一盆火，执法如山、情怀如水的这一类人，所以他执法为什么老想让这姑娘活呢？这就是他的一个执法原则。就是我给你判刑或者审这案子的时候，我总得想办法，我得找点什么理由把你给活过来。找着了，找着什么了？找着她有自首的情节，什么自首情节啊？大家听一下啊，说阿云被捕之后，

“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宋史·许遵传】

什么意思？人家其实这时候没有正式地抓她，不是说哎，你杀的，我把你抓起来了。没有，只是叫来问话，问话的时候吓唬她说，说实话！结果她说，我杀的。也许这人问的时候说，你说是谁杀的？没想到是她啊，结果她说是我杀的，这就叫自首情节。自首情节怎么样呢？就是说可以免除她的罪过，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细的细节，大家要听明白了，怎么免呢？叫“免所因之罪”。举个简单例子吧，我偷东西，偷东西的时候你拦着我，我本来没想杀你，结果你老拉拉扯扯的不让我走，你痛痛快快让我把东西偷走也就算了，你不让我走，我给你了一刀，把你胳膊砍伤了，我为什么把你胳膊砍伤了？我这伤害罪是因何而起啊？是因为盗窃罪而起，然后我把你砍伤之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我跑到**机关我自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免所因之罪”，可以免除对你盗窃罪的起诉，只追究你的伤害罪。这么说吧，如果说你过失伤人，或者过失杀人，你又是盗窃又是伤人，死罪啊。但是如果现在说，不追究你的盗窃，只追究你的伤害，那就会轻很多啊，这就叫免掉所因之罪。哎，找这么一条来，怎么办呢？就报到哪儿呢？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法院。

【画外音】：阿云遇上了一个执法如山却又内心仁慈的地方官，在当初的双重罪名之下，为她找到了减轻刑罚的理由。正当大家在为阿云感到庆幸的时候，事情却又再次发生了逆转，并且直接将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那么，阿云将等来一个什么样的判决？而王安石又是怎样牵扯进去的呢？

【康震】；结果最高法院拿这一条一看，不行。怎么不行呢？说这不行，我可以认可你这个不犯十恶之罪，但是你说这自首情节我不能认同。这下完了，许遵的意见跟大理寺的意见不能统一，不能统一怎么办呢？交由“圣裁”，交由最高国家元首来评判，这个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制度，叫“敕裁”，就是皇帝钦裁。这案子交到皇上这儿，一般按惯例，你想，把一死刑犯的东西拿到皇上桌上来，这根本就不是个法律问题，皇上的专业知识肯定没有许遵这些人强，他本身又不是律师，又不是法官，摆到皇上桌上，实际上给皇上撂一难题，那就是作为国家元首，你想让她活还是想让她死？那你想，宋神宗肯定要表示他的政治态度，作为天下君王，爱民如子，虽然说这家伙犯了错了，犯了错误了，犯了死罪了，但是从里边扒拉扒拉看还有自首情节，那就怎么样呢？给她个活头吧，

“奏裁，敕贷其死”——【宋史·刑法志】

这是宋神宗提的，说免掉死罪，让她拿钱来赎罪。批下去了，结果一批下去，怎么办呢？刑部的人不同意。那你看这个怪不怪，皇上批了，刑部不接受，大理寺不接受，觉得判得不对，我们给你是想让你批下来——死的，结果你批下来是活的，这我们不能同意。怎么办呢？拒不执行。而且这时候特巧，这许遵被调到大理寺做主持工作的人，这就麻烦了，他到大理寺了，肯定维持他自己的主张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监察御史里行钱顗，这监察御史里行是个什么职务？相当于国家监察部的助理监察员，属于国家监察部的干部，这钱顗就说许遵在这个案子里头判案不公，提起上诉，弹劾他。

好了，你看现在的程序是这样的，许遵开始递交到法院，最高法院认定没犯十恶之罪，但是不认定她自首。然后两厢里各说各有理，拿到皇上那儿圣裁。圣裁还了回来，法院不认可。不认可的情况下，许遵又做了大理寺的主持，结果监察部的官员弹劾许遵判案不公，这多麻烦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交给皇上圣裁，皇上说我不圣裁，这回我交给翰林学士去裁断，翰林学士是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这等于说把这案子交给北宋时期的最高的国家智囊团和决策群体，来进行裁定。好，这下出现了两个人，这才是我们的主角出现了，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司马光，这两个人就争，争到最后也没有结果，又交给宋神宗裁定，宋神宗就做了一个决定，说

“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宋史·刑法志】

什么意思？说有自首情节，免予死罪，从死罪往下数降两等罪，什么罪啊？流放，流放两千多里路。可是御史台、国家监察部认为这案子判得有问题，皇上的主意不对，接着交由论处，还交另外一拨翰林学士接着论。这拨翰林学士论来论去，最后得的结论说，依然维持王安石的意见。可是这个意见依然不能够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特别是对面的那一方，怎么办呢？再放在一块儿讨论，什么时候讨论清楚了，什么时候才能得出结论。

【画外音】：按理说最高统治者皇帝已经两次发话定罪，小女子阿云的案子就可以早早结案了。然而，反对的声音却一浪高过一浪，反对者寸步不让，不给皇帝留一点面子。为什么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会引发出如此强烈的争论、就连皇帝都无能为力呢？而阿云又究竟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康震】：就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到，说王安石一方或者许遵一方，认为她有自首的情节，而且说了她这所因之罪可以免掉。但是你知道，司马光也有人家的理由，司马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你看，你说“所因之罪”，对不对？什么叫“所因之罪”呢？你盗窃、你抢劫、你偷东西、你出去跟人拌嘴，不小心把人给伤了或者杀了，这是说你有没有故意杀人的这种故意的主观动机呢？没有。所谓所因之罪应该说本来是干别的，一不留神，过失伤人或者杀人了，这个当然可以免掉所因之罪。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意欲杀人呢？你本来就是想要杀人，你把人给伤了，然后免掉你的所因之罪吗？难道说我想谋杀你，我没谋杀成，我把你给伤了，然后反而把我谋杀的主观动机和主观意图给免掉了，只来判你的伤害罪吗？而且天底下也没有一种罪叫做“谋”啊？对不对？你如果说是谋杀致伤，免掉所因之罪，要免掉谋杀的话，这太可笑了，不可能。只能免什么呢，免“谋”和“杀”。为什么“杀”呢，因为前边的原因是要“谋”，可是“谋”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主观的动机，是个意念，还没有形成犯罪，没法免啊。所以他认为这很滑稽，这站不住脚。你当人司马光脑子不灵光呢？那也很好使。司马光举了个例子，说有两个人，甲跟人斗殴，把人打出鼻血了，打了五十大板。乙想要杀人，把一个人推到井里了，结果这人没死，上来之后连血都没有，打了五十大板。那这么说的话，一个人本来是闹着玩儿的，或者是打架了，把鼻子打伤了，打了五十大板。这人本来是要杀人的，结果最后两个人的结果，惩罚的结果完全一样，这能服众吗？所以他认为，你这阿云有犯罪的动机、犯罪的故意、谋杀的故意，该杀，不符合这自首的情节。

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就会问说这王安石跟司马光在这儿斗气呢，还是整个人生价值观上有问题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案的原则。

王安石走的是什么原则啊？在王安石来讲，就是说能活一个人就活一个人，能留一条命就留一条命，这是他的审案原则，跟许遵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他在审案子的时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情感带到法律里头来，圣人制定的法律里边是有情感的，你不能做一个只知道法律，不懂人情的唯法主义者，只知道法律的。那人家说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啊？制定法律一方面是为了规范行为，同时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法律无情可人是有情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为什么宋神宗能给王安石反复投票呢？这里边有很深刻的原因，北宋神宗时期那不是什么好时期，国家是积重难返、积贫积弱，社会也不稳定，整个这国家处在一种什么呢，百年以来陷入到一种发展的低谷阶段，这时候迫切地要求社会稳定，要求大开扬善之门，所以这一时期要审案子，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太理想主义，而是应该什么呢？而是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这种现实主义的考虑就是把情、理，把情和法得结合在一起，这是王安石看待这件案子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可司马光就不一样了，司马光的基本原则说什么？说你这阿云，对，你挺能干的这许遵，你说他不是她的亲夫，可是这有什么区别呢？你不就是在玩这法律游戏吗？你钻了法律的空子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她就要许配给他了，你取得的效果是一样的，妻子要杀丈夫，这也就是地要反天啊，这太恶劣了。而且如果说你这个韦阿大他本人有什么恶行的话也倒罢了，只是因为娘老子给了一张很丑陋的脸，你就要杀他，如果这个口子要开了的话，天底下的人谁还知道尊卑？谁还知道规矩？所以司马光审这案子，重的不是情，而是什么呢？而是礼，就是礼乐的礼。礼是什么？秩序。我得在这法律里头体现出我的秩序，体现出纲常，体现出我的道德，体现出儒家的理念。

所以你说这根本就是两条道上的车，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费这么大劲，没用啊。可是这争来争去都没用，谁也做不了决定，还得回到皇上这儿，皇上还是那句话，我维持原判。这案子我都点了很多次头了，每点头，你们都说这头点得不算，这次我再来个总点头，这总点头完了之后就别再争了。神宗这时候需要一个缓和的断定，皇上断定了，其实这个案子连流刑都没给她判，给她判了个“编管之刑”，什么叫“编管之刑”啊？打上几板子，然后把她发配到她的原籍所在地，让她服劳役。

那大家说那不就结束了吗？哪儿那么容易结束啊？它的结果让我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你知道吗？神宗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之后，这唐介副宰相一下就蹿起来了，当着王安石跟宋神宗的面就说，天下人都知道这案子不能按自首来算，就俩人说瞎话，一个是王安石，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升了副宰相了。一个就是宰相曾公亮。这是完全不对的，是违反原则的。你猜王安石说了一句什么话？王安石说，凡是认为这个案子不是自首的，就是朋党。大家一听，说不对吧，怎么会是朋党呢？开始说得好好的，这案子是个法律问题，怎么冒出一句朋党来啊？皇上也吓一跳。反正这案子是翻不过来了，唐介蹦起来还是不蹦起来，神宗都把票投给了王安石。唐介气坏了，愤懑而归，你想不到吧，最后这结局你想都想不到，回到家以后，这老头想不通，背上长了一个大毒疮，又过了一阵子，死了。你看，这结果挺不好的，本来是司马光跟王安石在这儿争呢，最后把唐老头儿给气死了。

老头子是个重臣，在朝廷里边地位是很重要的，但也说明这么重要的人，神宗都能把票投给王安石，你说说，宋神宗当时对王安石是多么地器重，多么地信任。这就是个法律的案子，其实你说对于宋神宗来讲，判这阿云活还是亡，也就是笔上一动的事，但问题是他看谁参与了这个争论，那是王安石啊，手底下最重要的人，说得不客气点，那改革变法王安石就是他的精神导师。他天天给人老说唐太宗，人家给他纠正了，应该说尧舜，他得听人家王安石的，王安石其实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好了，唐介这一死，这事就大了，当时的侍御史，就是相当于国家监察部的司长叫刘述，又团结了几个法官，一起要求皇上改掉圣裁，重新来商议这个事，这是跟王安石对着干。王安石都说了，谁要是不同意这个，谁就是朋党啊。王安石命令开封府的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

【画外音】：显而易见，双方的争论已经超出了这个案件的本身。民间小女子阿云绝对不会想到，她居然能够掀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就连皇帝都会深陷其中。接下来，在弹劾与反弹劾的拉锯战中，双方各有一批官员被贬出京，使局面更加复杂。那么，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为什么在多年以后司马光还要提起这个案子呢？

【康震】：其实大家是有所不知，你现在想想看，这案子多费周折。你看，这案子先是经过了许遵之手，后来又到了法院，大理寺、审刑院，后来又到了翰林学士，后来又经过了宰相，后来又经过了皇帝，里边牵涉到什么人？有唐介；有王安石；有曾公亮；还有司马光，基本上把当时围绕改革变法赞同还是不赞同的这两拨人全都涉及到了，你想想这还是个法律案件吗？不是，这是围绕阿云这个法律案件，实际上是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双方在较劲，这是个政治事件了。

所以从根上来讲，像以唐介为首的这一批包括司马光在内，站在判定阿云案件的对面的那拨人，很明显的，实际上在根子上是因为反对改革变法，但是大家都不说，都在这儿说阿云，然后在这儿矫情，说到底是不是自首啊？那个说不是自首，这个说是自首。最后都把王安石惹火了，你再说就是朋党，装什么孙子呢你？谁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反对什么？都拿阿云说事。实际上阿云不是案件的重点，案件的重点是王安石和他的团队，以及他的改革变法的事业。你看她小小一个女子，那掀起万丈波涛啊，那是什么波涛啊？那不是法律风暴，那是政治风暴。

特别让大家想不到的是，你真的是再想一万年你都想不到，这件事情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十七年以后，宋神宗元丰八年，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去世以后谁当的宰相啊？司马光。司马光一当宰相就把这事儿翻出来了，一点儿都不带耽搁的，一上来就把这事翻出来，说这事得重新判，怎么重新判？说这根儿上就得翻，说以后规定，我们熙宁年间这法太松弛了，松弛到什么程度，好多坏人都漏了网了，不行，凡是杀了人的，凡是犯了强奸罪的，不存在自首，自首也不算，根本不存在减免的问题，拿着就办。把这案子就给翻过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从史料里边起码我没有看到这阿云的具体的下落，因为屈指一算的话，应该这个十七年过去了，阿云应该有三十多岁了，三十多岁的话，如果她还活着，会不会再受到这次审判的影响呢？不晓得。那么会不会司马光一上来就推翻了宋神宗当年的圣裁呢？你注意，那个当时是宋神宗的圣裁，我估计宋哲宗刚刚继位，他也不敢。但是我们确实还是为这阿云的命运而担心。

其实也用不着担心，因为这时候，他判阿云这案子的时候，十七年后重判的时候，他不是在判阿云，我觉得他是在重新审判王安石。可是这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六十五岁，他住在远离首都的南京城，早已经不问世事，也不做宰相了，而这时候新法已经全部都被废除了。所以从十七年以后，司马光重新开始把这案子拎出来，重新定规矩就能看出来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问题，由这最后一个举动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其实埋藏着非常深厚的和深刻的新法和旧法的斗争的情结。

那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看这个宋神宗真的很支持王安石。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么多的人都借着这个案子来抨击王安石，主要是抨击他的治国理念，他的改革变法，那就奇怪了，这王安石改革变法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这么招人恨呢，是不是？难不成说已经变成了祸国殃民的独龘夫民贼不成？这又好像不符合我们平时对王安石的印象。所以欲知究竟，还得听下一次再接着说，谢谢大家。

 

（十）不能承受青苗之轻

【导语】：提起王安石，人们必然会想到青苗法，然而，王安石最得意的手笔青苗法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这是变法必然要遭遇的艰难历程，还是青苗法自身存在问题？已经身处相位又会怎样面对欧阳修和苏辙的质疑呢？请您继续收看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集《不能承受青苗之轻》。

【画外音】：虽然朝中很多人都对王安石的变法思路持反对态度，但热衷于改革的宋神宗，还是提拔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并且成立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变法最高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全面改革。满怀信心的王安石雷厉风行，很快就颁布了两条法令—均输法和青苗法。而说到王安石变法，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青苗法，因为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历程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它不但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引发的争论也最为激烈。那么，什么是青苗法？王安石为什么要推出青苗法？而青苗法又到底引发了哪方面的争议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集《不能承受青苗之轻》，敬请关注。

【康震】：什么叫青苗啊？青苗的本意是还没长成的庄稼，你到庄稼地里头看，长得一茬一茬的，那不是韭菜，那是麦苗、青苗。所以这个青苗法的政策，它的执行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庄稼刚开始成长，还没长熟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个政策它是有用的，所以要了解青苗法，就得先了解青黄不接，青黄不接，青的还在长呢，黄的吃完了，黄的就是成熟的庄稼。这时候老百姓手里是没有粮食的，没有粮食怎么办呢？官府就得出面平抑粮价。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平价粮还有议价粮。所以最开始朝廷有个机构，设置了个机构叫常平仓。什么叫常平仓，我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常平仓就是粮仓，也是一个办事机构。这么说吧，粮食丰收的时候，粮食多的时候，粮价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粮食多了，农民就得压下来粮价，老压这个粮价，农民就得受损失，所以，常平仓这时候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它要平抑粮价，这时候它就买进粮食，买进粮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不让这粮价掉得太厉害，因为谷贱伤农，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可是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灾荒年间，庄稼歉收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常平仓又开始起平衡杠杆作用，它就用比市场上稍低的价格再把粮食卖出来，为什么卖出来？这时候没有粮食吃，农民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就用相对比较低的市场价格，从常平仓这儿再买粮食，用这样的方法保证这个粮价不至于降得过低，也保证在青黄不接歉收的时候农民有饭吃，多好啊。

可是这个常平仓它很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大家都说你讲青苗法，讲什么常平仓啊？对，没有常平仓就没有青苗法。这个常平仓虽然好，但它很难持续。第一，没本钱。你想想这常平仓它得有本钱啊，它买粮的时候买进来了，卖出去的又比较便宜，那你说这本钱谁给贴啊？这就是国家财政拨款。宋仁宗开始，还想别人给他拨款，他还给你常平仓拨款？所以这钱，本钱要是跟不上，常平仓无以为继，这是很大的问题。常平仓没钱的话什么也干不了，那是空话。第二个问题，全国范围内，常平仓的设置非常少，这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事儿，没钱嘛。常平仓主要设在哪儿呢？主要设在各地方的首府。譬如说吧，河北地区那就是石家庄了，你要是设在北京的话，那就是说，只能在北京设着，通州没有，昌平也没有。那农民如果想要买粮食，你不是说了吗？歉收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到这儿买粮食，那麻烦了，如果当时在北京地区的话，那就是再老远的大兴、昌平的人都得到你这儿来买，等我到你这儿了，你都卖完了，也就是说因为本钱不足，因为设置的点儿少，所以恩惠给老百姓的好处非常有限。第三，也很致命，这常平仓它是个粮食系统，它的主管单位在中央，是司农寺，这司农寺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粮食局，可是，国家粮食局是管粮食调配的，光粮食局没钱啊。钱在哪儿呢？在财政部，在“三司”那儿。可是这常平仓又设在地方上。这就麻烦了，你看，好些人管着呢，粮食局管着它，财政部管着它，地方政府还管着它。这就很麻烦，你看，反正你粮食局的钱是我财政部给你的，今年我可以给你，明年我们财政吃紧，我挪用点。可是地方，它每一个常平仓都在地方上，地方财政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也会挪用。你看，本来就本钱不足，设得又少，如果再加上挪用，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简直就没法办。没法办就麻烦了，朋友们，为什么麻烦？青黄不接了，假如说又青黄不接了，粮食歉收了，这农民不是没饭辙的问题，他种地都没种子了，怎么办呢？他找谁？你说他现在该找谁？找常平仓没用了，他找谁呢？找大户、找大地主，哎，就电影上经常演的那种大地主，长得比别人都胖点。听说您这儿放高利贷呢，您给我放点高利贷吧，那高利贷可不是一般的贷，那是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利息，那总好过你到时候饿死吧，对不对？好，把这贷了来，这下就算是上了套了，怎么办呢？你是还了本金、是还不了利息，是还了利息、还不了本金，这是驴打滚、利滚利，永远没个完。到最后有一天，这农民是实在没辙了，怎么办呢？把地卖了，算了，我把地卖给你了，然后就背井离乡，这叫什么？说个术语，这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自耕农破产了，土地就被大地主怎么呢，兼并了。这部分流亡的农民，他有可能当强盗，也可能死亡。但不管怎么说，土地被兼并得越来越多，自耕农流亡得越来越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吗？没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你看，麻烦吧？要不要改一改啊？当然要改了。

【画外音】：其实，不仅仅是常平仓制度存在很大问题，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也都出现了很多麻烦，急需大力地改革变法而维护社会稳定。王安石首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推出了青苗法。那么，青苗法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法令呢？

【康震】：青苗法　在它最初颁行的时候，就带有改革和改进常平仓的意味。第一，你不是要跟他们借高利贷吗？省省吧，你不用跟他们借高利贷，我们国家和政府给你发放贷款，农业贷款。把天下的常平仓的粮食算个总数，一千五百万贯，这是折成钱了，把当时的这个所有在常平仓里头，全国范围内常平仓的粮食全部算个总数，一千五百万贯，折成现金发给你。当然你是自愿的，你不行了，歉收了，青黄不接了，你来跟我贷款，我把这个钱给你，专款专用。专在哪儿呢？这个账怎么算呢？这是第二条，你怎么算？你看，常平官，他当时为了做这个常平仓，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常平司，常平司里有常平官，常平官怎么算这个帐呢，你要给他发放贷款、发放利息的时候你得有个价格啊，这个价格，预定价格怎么算呢？我们在这儿讲经济学了，大家可得认真听啊，把过去十年里边丰收年的粮食的价格算一个平均值，不高也不低，这样一个适中的价格，利用这个价格，让农民来自愿地贷款，我把现金贷给你，然后你到时要返还给我本金，你不能（让）我没本钱了最后。你给我的时候给我粮食也行，你说我们家打粮食了，给你几公斤粮食，这行。你把粮食卖了换来现金了，货币给我也行。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条。第三，咱们政府每年放两回。正月前后，这叫夏料，其实就我们来说，上半年，为什么呢，这正月前后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回我给你放一次。到五月份前后，这是丰收的时候了，我再放一次。你别忘了，五月份的时候你要把一月份的给我还上啊，这会儿都收庄稼了，你要给我还上的。这是两次。第四条，给谁贷呢？首先是农民，如果贷完了以后还有富余，还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的居民。可是有一条，大家注意这个很要紧的，我怎么才能保证你不拿我钱跑了呢？第一，你卷了钱没影儿了，你贷了好些，贷了一万两银子，窜没影了，我们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再一个，你拿回去以后也不好好种地，不好好从事农业生产，到了那个日期的时候，你交不上钱、交不上粮，你们都这么干，谁受得了啊？不行，你们得有个保人，你得做保，怎么做保呢？五户一保或者十户一保，那谁当这冤大头呢，谁来挑这个头呢？这你放心，北宋的时候这个民户分了五等，一二三四五等，最高的那一等，不一定是他，三等以上都可以当这个什么呢，叫甲头，实际上就是总保人，就是他来担当。为什么呢，他最有钱，他最有保障。你不能让一个穷小子当保头、当甲头，这不可能。如果这钱消失了，人也消失了，告诉你甲头，我就找你，你把你们家全卖了到时候也得给我还。第五，我要给你贷款，你得有偿还能力，你说我要一百万贯，我敢给你吗？不行。根据五种不同的等级，给的数额有分别。第一等户十五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三等户六贯，第四等户是三贯，最后一等户、末末了的最穷的那一位，一贯零五百文。大家说这挺好的一个政策啊，国家政府就是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我还没说完呢，还有最后一条呢，最后一条顶顶关键，回头还的时候本金是不必少的，还要交利息呢，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大家一听哎哟，一百块钱要给二十块钱，这有点高，这比那高利贷那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那可低多了，你要不要吧，就这价。一年两回就是百分之四十，算算这账，交钱也行，交粮食也行。你注意王安石在颁行这个青苗法的时候，特别强调主要是为了解决在青黄不接和歉收的时候，那些大户的地主出来发放高利贷盘剥穷人，造成土地兼并和农民的流亡和逃亡，这是它主要的背景。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原话说

“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宋史·食货志】

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这笔钱，比方说，你拿了那么四、五贯钱回去了，行了，不用操心了，拿这个钱回去，你买种子买粮食，剩下的时间弄点农田水利建设，把你那锄头修一修，多发展发展生产，多从事点公益活动。不让放高利贷的人乘人之危。最后王安石放了一句话，这话后来看是放大了，

“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

——【宋史·食货志】

我们这措施全是为老百姓着想的，我们政府根本没有半分利益。很快这个话就开始打自己的嘴巴了。你千万别忘了那利息的事，那百分之四十在那儿扛着呢。有一点大家可能会问，说你这么弄，那常平仓的功能还存在吗？还有。当时官方其实规定得很清楚，怎么呢，就是说，一半儿的钱拿出来放贷，一半的钱留下来，还是像原来做的那样，哎，这粮食丰收了，我买进粮食。如果粮价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再把粮食卖出来。它这个常平仓的这个平抑粮价的功能并没有失去。但是青苗法相比起常平仓来讲有重大的改进。第一，本钱的问题解决了，不但本金能还回来，还赚呢，给一百块钱回来二十块钱，来源问题解决了。第二，管理问题解决了，主管还是粮食局、司农寺，可是没什么三司的事儿了，也没什么地方的事了。底下直接就是常平司，垂直管理。垂直管理有好处，没有枝枝蔓蔓的东西，办事效率高了，而且责任也明确了，政策的目的也拓展了。原来只是平抑粮价，现在不一样，我刚才讲了，主要是为了防止高利贷，防止盘剥，防止兼并。最后一点，常平仓是即时性的救济，什么叫即时性的救济，就是哎哟，出了问题赶快就补救一下。这个青苗法是常态式的救济制度，一以贯之的，制度化了。这些东西应该说，我们说这常平仓的制度其实它本质上是一种救济制度，所以青苗法本来是用来改善这个救济制度的，只不过稍稍地拖了个小尾巴，就是一边救济着呢，一边赚点儿。你注意，后边我们讲到，就这赚点儿后来就害了青苗法。

【画外音】：王安石本着良好的愿望，精心设计并推出了惠及百姓的青苗法，希望借此改善农民的生活，保护农民的利益。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推广过程中，青苗法遭遇到极大的阻力。不但他变法的老对头司马光极力反对，就连苏辙、欧阳修也都强烈质疑，而大多数农民也不买账。这又是怎么回事？而青苗法还会引发哪些不良的连锁反应呢？

【康震】：青苗法在执行当中到底怎么样呢？我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反弹那是相当大，弹得比篮球都高。为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在执行之前，苏辙就提出了异议。苏辙大家都知道吧，苏东坡的弟弟，苏洵的二儿子。苏辙怎么冒出来了？苏辙当时还是赞成改革变法的，所以王安石就把他请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边来起草文件，王安石一开始还是比较谦和的，他要推行青苗法的时候，他就问这苏辙，说你觉得咱们弄这青苗法合适不合适？苏辙一听他介绍这情况，苏辙说我觉得有点悬，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青苗法，它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它要经过官府，它一经过官府就很麻烦，里边肯定会有人钻空子，钻这政策的空子，你这可是一大笔钱，这可不像原来的常平仓。我刚才说了，常平仓的问题它其实不涉及到钱物的流动，它只是一出一进、一出一进，是单纯的救济。你这里边不一样，你这有什么了？有利了，所以这就麻烦。第二，最严重的是能不能还得上啊？你这个前提是把大家考虑得都有很高的偿还能力，百分之二十，大家要想清楚一个基本的道理，你们现在，我们大家都开动脑筋想一想，实际上青苗法跟常平仓最大的区别是有了农业信贷的性质，农业贷款，我当然不能说它是低息贷款。当然对王安石来讲觉得这玩意已经是低息贷款了，我们就姑且叫它低息贷款吧，其实这个利息是比较高的，但这实际上是牵涉到农业信贷的问题。一个农业信贷的问题由一些政府的官员来执行，而不是由专业的专职的银行来执行，你想它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就好比让一群政府的官员轰到大街上去做生意一样，那跟专业的商人去做生意，他能遵循一样的原则吗？所以苏辙提这问题很尖锐。

司马光也有很大的疑虑，如果个人私人的高利贷还不起的时候，农民有时候都会发生惨剧，那要是政府、官府给你放的贷，你还不起，官府能饶得了你吗？那样一来，农民不更要妻离子散了吗？应该说专政机关要对你执行起来专政的话，那比私人的信贷更厉害，比放高利贷的人更严重。他把这个忧虑就告诉了宋神宗，宋神宗一听，说没这么严重吧，我听说在陕西那一片，情况还是不错的嘛。司马光说，皇上，我就是陕西人，我没听见有什么好处，我净看见坏处了。这坏处到底是什么呢？这司马光说的坏处到底是什么呢？在宋神宗熙宁三年的正月，皇上下了一道旨意，这旨意很有意思，我们做青苗法，本意是为了防止高利贷、防止土地兼并的，但是现在，在地方上出现了一种问题，出现什么问题？有些官员强行摊派青苗。刚才说了，五户、十户为一保，为了确定将来你能还上这钱，你得有保人，你得有保证，它是这么回事，这里边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啊，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讲，你喜欢、你愿意把贷款放给谁，你愿意放给一个流浪汉呢，还是愿意放给一个千万富翁呢？这不用我说啊，你肯定是愿意把贷款给那个偿还能力很高的人，没有人愿意把贷款给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这是第一。可是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上等户，一、二、三等户他们需要这玩意儿贷款吗？他们不需要，他们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那青黄也能接得上。接不上的是谁呀？是四、五等这样的穷户和下等户。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出现什么矛盾呢？这个上等户他有能力偿还得起这个利息和本金，但他不需要。需要的人有可能还不起。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朝廷说，行，那你这个有能力的来保他。这就奇怪了，我凭什么保他啊？这是个理论上的设计，朋友们。到了地方上就变形了。为什么呢？地方官在管理的时候很难管理，他一想，与其这样，来个简单的，我就把贷款都给你上等户，你就全部给它包下来算了，我给你，你反正也能还给我，我就直接贷给你，你又是保人，你又是接受贷款的人，又能还给我。可是这里边有个重大的问题是我不愿意要啊，我干吗要这个呢，我要这没用啊，而且我要了这以后很麻烦。你在这儿算算账，一个一等户，一年可以接受十五贯的贷款，他得付三贯的利息，两回，这就是六贯，我凭什么呀？我不需要这十五贯，你非得给，你给两次，我白白给你交六贯钱的利息，我有毛病啊？有毛病，就是有毛病。我硬贴给你，你敢不要，我管你，你敢不要？

王安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王安石说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不就是一年六贯钱吗？把这钱收上来我们可以做好多事呢，我们可以把它储备起来，以防灾荒年间，我们可以拿它救灾，可以赈灾，这总比让他们捐出来粮食和捐出来钱要强一点吧？也算是办好事儿吧。可是你想啊，那大地主、大户的钱它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自己挣的啊，他能情愿吗？这就是强摊了。当时有个名词叫抑配，那就是摊派，这其实就不符合经济规律了。

【画外音】：这样推行青苗法，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为了担保而不得不多付出很多原有的收入，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这样就会使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那么，在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欧阳修又是怎样质疑和变通执行的呢？而在康震老师的眼里，青苗法又究竟有着怎样的缺陷呢？

【康震】：欧阳修当时年纪已经一大把了，在青州做知州，他就发现了很大的问题，他说什么呀？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强摊吗？为什么会摊派吗？为什么会抑配吗？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们官府用这个青苗法来考核地方官的政绩。

朋友们你们注意，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本来是农业贷款的事儿，你不带强贷款的，但是他把一个用来考核政府官员的指标设定成为了一个农业信贷的这么一个对象，那就麻烦了，因为官员考核说，你说你发了半天贷款，发下去没人要，督办不力。你发下去了，收不上来，说你是渎职。

那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这样，第一，我为了要把这个贷款都发下去，我强派给你，不要也得要，然后我按时要把它收上来。那我说，粮食歉收了，我们正好，你原来说是五月份让还，五月份的时候遇到旱灾了，我交不上。交不上也得交，所以强派、强摊到最后是强收。所以这样一来，他交不上他怎么办呢？他交不上又跑去找那大地主去图高利贷，这不等于成了双重剥削了吗？你想，这个设计是王安石开始能想到的吗？这是根本他开始没想到的，不是说王安石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结果，还强行这么推行，那不是。

而且欧阳修还说有个什么问题？说你看，我二月份上半年我发这一次，他都是执行得很机械，我上半年发的这次贷款，到了五月份他这还没还完呢，你第二次又给他下来了，那对他来说就是毒药啊，他哪儿敢还要第二次。可是不行，因为第二次这摊不下去，上级会考核我的，怎么回事啊你？好了，第一回还没还呢，第二回的又来了，所以欧阳修当时就说，建议如果第一回的没还上的话，第二次的就不要给他再强摊了。欧阳修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胆子非常大，也仗着资格老，他自作主张，把他主管的区域第二年的青苗钱全部都不往下发。这下可把王安石给惹恼了，老家伙，跟我做对吗这不是？但是碍于他是老大臣，而且多多少少欧阳修对他来说还有点老前辈的意思，他也没怎么样欧阳修。

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存在的。我们以前有一个观念很简单，老觉得王安石搞这个改革变法他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推进的、是革龘命的、是先进的，但实际上它具体的运行过程当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些反对派也不只是意气用事，说只要是你坚持的我就反对。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制度上的，什么制度上呢，我刚才说了，这是个农业信贷的事务，但是它的执行者是政府官员。好了，农业信贷，我们现在你到银行去贷款，讲的是我愿你也愿，银行愿意贷给我，我是自愿的，这个自愿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青苗法不是自愿的，是强制的，到最后就变成强制。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因为官员考核他要强制的。

第二，我们现在到银行去贷款，我贷多少钱，人家愿意贷给我多少钱，一方面是根据我的需要来定的，一方面是跟银行的相关规定相联系的。没有说，我几等户只能贷多少钱，那不是。所以对象是既定的，方式是强制的，额度是既定的，无论是放还是收，都带有强制性，这就破坏了信贷本身所特有的规律性，所以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用官府、用行政制度来执行了一个经济行为，那你想这怎么可能好呢？

所以我们说，这青苗法要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不该强摊，强行摊派这是不对的。第二，这收取利息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不应该用农业信贷来考核官员的政绩。所以你看到了这青苗法在它实行的过程当中，它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落脚以后最后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它的制度和当时的古代封建社会的制度是有很多不相吻合的地方，有些是超越了时代，这一点可能连王安石自己都没意识到。那么归结起来，我们就可以说，讲一个道理你注意，一方面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的手段把原来属于私人的高利贷的权力掌握在了国家的政权手中，这样一来，在客观上造成那些低等户既要受高利贷的盘剥，同时还要承受国家的百分之四十的利息的这种贷款的压力，负担很重，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有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我们说高利贷是坏的，是毒瘤，对农民有压力，但是你得这么算，就是高利贷虽然很高，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但是那毕竟它是针对个别农民的，而且它也不可能发放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如果说高利贷剥削了，那么剥削的不可能是总体农民，不可能那么大的量。但是你别忘了，咱这青苗法面向的是整体的农户。所以你现在算算账，那高利贷如果在农民的身上所获得的利的总量和这个青苗法在农民的头上所获得的利的总量相比，哪个更多，那显然是青苗法要多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青苗法从整体农民头上获得的利益甚至高过了高利贷，这就是问题。

大家说那你这样说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结啊。对啊，这就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底下，却出现了一个需要让它解决却根本解决不了的一个当代问题。就拿高利贷来说，坏的，但是大家别忘了，高利贷在道德上是坏的，可是，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你可别忘了，高利贷的制度是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高利贷再往前发展，就会出现货币财产，就会出现什么呢，银行业，现在的银行制度。那大家说，那为什么这个老发展不起来，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包括王安石本人在内，对商业是极度抑制的，对于这种商业的萌芽它是压制的，所以高利贷制度在中国变成了一个怪胎，它无法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形成现代的货币的、现代的信贷的、现代的经济制度当中的一部分，它只能被迫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生产关系的一个补充的部分。所以青苗法最终的消歇、终止，从个人来讲的确是王安石的悲剧，但是应该说这并不是王安石本人的过错，他想要改革、想要变法、想要增强国力、想要给国家的国库添银子，这都没错，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却不得不以农民的付出为代价。所以讲了这么些，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哟，那这么看起来这改革变法真是很复杂，改成这个样子了，老师您说了这么多，我都怀疑，这宋神宗还能支持他啊？宋神宗自己都觉得不对劲了吧？他后边这改革变法不光是青苗法，还有好多呢，那在那些改革变法当中他怎么处理这些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么多人反对他，从人事关系上他怎么协调啊？我们下回再说。

【下期预告】：随着改革变法的深入，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矛盾日益突出，有人公开发难，有人仗义执言，有人投机取巧，有人暗中作乱，面对纷繁复杂的时局和各怀心事的朝臣，身为改革变法核心人物的王安石将如何对待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一集《从变法到变脸》。

 

（十一）从变法到变脸

【画外音】：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以后，全力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在他的提议下，朝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统筹谋划改革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批拥护改革变法、朝气蓬勃的官员进入了这个机构。然而，就在条例司成立后不久，以反对改革变法著称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借着编写《资治通鉴》的机会，便率先挑起了一次轰动朝野的朝堂辩论，将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矛盾引向了公开化。那么，司马光究竟是如何发难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一集《从变法到变脸》，敬请关注。

【康震】：大家知道什么叫变脸吗？变脸就那个（嚓、唰），那个变脸，川剧当中的一手绝活儿。变脸这种绝活，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效果是，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边表现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光明和丑恶的话，它迅速地可以把脸变过来，我们感觉得到很快，一秒钟一变，一秒钟一变，变十多张都富余。大家说康老师你打算讲川剧是吧？王安石是江西人，这跟川剧也不搭界。我们不是想讲川剧，就想跟大家说这个变脸跟变法也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本来是变法的，变着变着，变法的人和反变法的人就变脸了，而且变得非常快。变法的人变得越来越僵硬，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手法非常地果断，甚至有点专制。反变法的人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近人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本来是就事论事的，本来争的是政见之不同，后来就变成什么呢，意气之争。凡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你反对的我就赞成。变脸。

所以这里边有一次很有趣的辩论，这个辩论不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展开的，是在王安石的一个门生，也是他的一个变法的重要的助手吕惠卿和司马光之间展开的。吕惠卿是王安石在南京做官的时候收的一个学生，对他非常器重，王安石见了宋神宗跟他说，吕惠卿是个人才，前代的大儒都可能比不上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把理论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去，就是说能把理论的知识落实到实践当中去，这是这人最大特点，所以我让他进入我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没问题，一定能够协助我做好工作。好，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提议基本是言听计从，任命吕惠卿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说白了就是改革变法领导小组的参谋，那些起草文件的事，那些重大的事情，他必跟吕惠卿商议。当时人有一句话说，如果说王安石是当代的孔子，吕惠卿就是当代的颜回。你看看，我说明白了吧，这俩人的关系，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小圣人。就跟那超人跟小超人的关系一样，够铁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说法就是我的说法。王安石说什么，那就是吕惠卿的主张。吕惠卿主张什么，那就是王安石的说法。所以吕惠卿和司马光之间的辩论，那就是王安石跟司马光之间的辩论。

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前面我们说过一直在写《资治通鉴》，所谓《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就是给皇上提供历史的参考，让皇上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知道该怎么治国。他的做法是写上那么一阵子，然后拣个时间给皇上念一段。有一次他又写好了汉代的一段，就是萧何和曹参的关系，念到一段，完了以后他说您看，说什么来着，成语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萧规曹随”。萧何我们知道是刘邦的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好多的规章制度，后来他要死了，他指定了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他的手之后，一个规矩都不变，完全按照萧何的办法来。司马光就说，您看人家按这办法来了，所以后来的汉惠帝、吕后的时候国泰民安，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所以那意思大家都听得出来，说不要变，变是没有用的。神宗虽然年轻但也不傻，神宗说不会吧？萧何的法一直都不变吗？放在现在都不变吗？“萧规曹随”那是个成语，那也就是比喻谨遵前人的教诲和规矩不变，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是真理啊。司马光说没错，上古三代的皇帝（先王），夏商周的圣君，他们的主张如果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变，那都是管用的，没问题的。司马光接着说，我告诉您皇上，当年周武王灭了商国，就宣布以前商的规矩都不变，完全地沿袭。诗经里头还有一句话呢，叫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经·大雅·假乐】

说为什么不犯错啊？为什么没有过失啊？就是因为以前的老规矩，我们都小心谨慎地遵守它，所以永远不犯错。说你看汉代的时候，我们就拿汉代说事，我刚写到这儿了，汉武帝刘彻就是听了张汤的话，祸乱天下，完了吧，他变更祖宗法度，这国家最后一天不如一天了。等到他后边的时候，汉宣帝一改汉武帝的做法，继续遵行祖宗的法度，所以国家蒸蒸日上。到了汉元帝继位的时候又改回去了，想要继承汉武帝那一套，结果国家又不成了，所以这历史的经验证明，这法是不能乱变的，你就老老实实的，跟“萧规曹随”一样。荀子说了“有治人，无治法”，说白了就是说什么呢，关键是人，只要人管用，国家就能治理好。人不管用，有法也不成。人治比法治重要。最后撂了一句说，可见国家的兴旺发达关键不在于变法，而在于培养人才。

【画外音】：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是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的三朝元老。尽管他始终坚持反对变法，但宋神宗念其辅佐三代君王劳苦功高，仍对他恩遇有加，委派他编纂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然而，此时的改革变法运动，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时刻，而作为王安石重要的助手，吕惠卿将会如何应对司马光对改革变法的这种质疑？宋神宗又将如何对待这场著名的朝堂辩论呢？

【康震】：（司马光）他说这话的时候，吕惠卿就在边上，吕惠卿是实在忍不住了，吕惠卿紧接着就说话，说先王的法令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注意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先王的法令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法一年一变，有的法数年一变，有的法几代人一变，不变的法是从来没有的。变的主要是制度，不变的是什么呢？吕惠卿说我不否认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说什么呢，我要尊敬老人，我要尊敬师长，我要维护道德。换句话说，制度是要变的，但是道德原则，治国的基本的理念这个是不变的。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官呢？我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用得着变吗？这种宗旨几千年几万年都不会变。变的是具体的制度。而且您刚才说得也不对，您说什么“萧规曹随”，先不说这曹参变还是不变，萧何自己都变，萧何刚开国的时候是“约法三章”，后来萧何制定了什么呢？《九章律》，他自己就把自己变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条文要不断地丰富，他制定了《九章律》，结果到了后来汉惠帝的时候，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汉文帝的时候又废除了一部分《九章律》这里边的内容。还有您刚才说的历史事实也不对，汉武帝是穷兵黩武、骄奢淫逸，花国家的钱花得太多了，把国家给花空了，这跟变不变法有什么关系啊？汉宣帝之所以有作为，是改变了他的这种做法。至于后来汉元帝一天不如一天，那是因为他用了宦官，杀了忠臣。这几个皇帝他们或者让国家兴旺，或者让国家出现衰落的局面，都跟是不是变了法没关系，是跟他们执政当中具体的问题、政策有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啊。吕惠卿说皇上您看这怎么回事，司马光是史臣，是历史学家，我刚才说的这些白纸黑字的都在历史书上写的，他怎么不按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说，非得把这历史的事实捏在变和不变的这个论题底下，这就讲不清楚了。

这司马光一看，说那是，他刚才说得有道理，汉代的兴兴落落，衰亡和兴盛，它确实有它自己具体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就像董仲舒说过的一句话，

“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总的原则不能变，这国家治理要遵循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政策，战略方向它不能变。我没有说什么都不能变，具体的有些方略你可以改变，大的原则就不能变。再者说了，就像房子，盖房子，本来我们有一幢房子，房梁让虫给蛀了，窗户破旧了，桌子也不行了，我们可以让师傅、让工匠来修一修，来补一补，但你不能说把房子整个拆了，对不对？你现在连好的工匠都没有，你就贸然地修，你根本就没想好这蓝图，你就把这个本来还可以再用的房子全部都拆了，这你怎么办啊？

吕惠卿说，谁说要把房子拆了？哎，有点意思了。我觉得其实你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总的方向和原则谁说要变了？我们变的不就是具体的政策和方略吗？再者说了，谁要拆房子了？你说拆房子是什么意思？把宋朝拆了，换成元朝？那时候还没元朝呢。那吕惠卿啊，人家王安石看中的人，那有错吗？唇枪舌剑，全都占着理。你说说吧，你想拆谁？我没说要拆房子，你说要修房子，这我同意，我们就在修房子。其实你跟我们没什么分歧呀。

宋神宗这时候脑袋一拧过来，是啊，你要拆谁啊？你这不是危言耸听吗？司马光一听就急了，说我是个读书的人，我天天读的都是圣人的书，看的都是经史子集。我是就事论事，我看到什么我就说出来了，我没有想要讽刺改革变法，我也没有针对吕惠卿来说话。我就是有条具体的意见，本来我们这管财务的是三司，现在又冒出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专门管这财务，不伦不类。本来我们有我们的中书大臣，有我们的宰相来治理国家，但你现在弄这三司条例司，里边有管钱的，有管政务的，有管军务的，全都搅在一块儿，那还要我们这帮大臣干什么呀？再者说了，如果你这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个局级单位、司级单位，就派一个官吏就行了，还用得着把大臣都擩在里头，一块儿来执政吗？这不是太麻烦了吗？我就对这些有意见，没别的意见。说来说去还是对变法有意见。

吕惠卿就说了，说司马光先生是翰林学士，这是皇上的侍从之官、顾问之官，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都应该快快地说出来。是这么个道理，您看，您作为侍从之官，如果看到问题不直接说出来那是不称职的。如果说，看不到问题的关键，说得不对，那也是不称职的。我刚才可说了，本来是说变法的事，他就慢慢地快变脸了，你看看，就往这上说，说到什么？说那意思说，那你到底称职不称职？你要不然就是说，别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你要是不敢说，你不称职。你说得不对，你也不称职。那你只有走人了。

司马光一听，很激动，说皇上您还记得吗？我前阵给您上了一道奏章，专门讨论这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您看到了没有？您说。神宗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确实你有写。说您看到了，那就说明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我尽到了侍从之官的职责。至于说我说得对不对，那就您看着办吧。至于我走不走人，您也看着办。反正这事没法弄了。这不是摊牌吗？神宗并不傻，就一笑，嗨，这不就是聊聊嘛，各说各的嘛，不要激动。至于吗？不至于如此。第一，吕惠卿，你不要得理不饶人，也不要口吐狂言，这都是有学问的人。至于司马光呢，你也不要太计较，是不是？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要伤了和气。

司马光不干。我们知道司马光跟王安石有一个特点是很相似的，都比较拗、比较犟。他还要说什么，宰相王珪当时在旁边就着急了，一看这情形不对，王珪就赶紧说，司马光的意思是说，这改革变法他的意见是觉得利小而害大，他没有别的意思，就事论事。一边说着，王珪就使劲给司马光就使眼色，说你就歇了吧，说什么呀？皇上都说了，你还在这儿说什么呢。司马光本来还要说，王珪说接着讲，接着讲，今天还有别的科目，不要光讲你的《资治通鉴》，我们还要接着讲。宋神宗说对对对，我们还要讲别的东西，今天就不讨论了，接着讲课，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画外音】：如果说在这次辩论之前，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还在暗处，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那么吕惠卿与司马光的这次朝堂辩论，就将这种矛盾公开化，双方阵营开始了一种意气之争。而此时让王安石感到棘手的，不仅仅是这种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阵营内部，如何选用一批能力出众、对改革变法能够坚决支持的官员。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改革派阵营内部竟然也发生了分裂。那么，这些原来的“战友”是如何走向对立面的？王安石将会如何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呢？

【康震】：根据当时王安石的用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四种人。第一种人，开始进到条例司里头以后，就对变法有意见的，根本就待不长，苏辙，最集中的代表。苏辙一开始，宋神宗钦点的他，让他进入条例司做检详文字，就是跟刚才吕惠卿的官一模一样，来做高级参谋、高级顾问，起草文件的。你想苏辙跟他哥哥一样，脑袋里头全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就对这挣钱的事、发财的事他本来就有意见，认为君子是不能言利的，君子要言义，像你这种天天扒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挣钱，天天给人发利息、收利息，他看不惯这个，所以他自己待在这个变法机构里头，他天天抨击这变法，那不就等于给苹果里头放了个虫子吗？宋神宗的用意是好的，希望革新机构里边各方面的人都有，把这事弄得比较融洽，比较和谐，他本来想建立一个和谐的变法机构，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变法这个问题那就是针锋相对，有你没我的事，怎么可能搞调和主义呢？一来二去，王安石就怒了，你这纯粹弄一人给我当卧底，而且是公开的卧底，这太气人了，没过多久，把苏辙就开了。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是什么呢？确实是忠实的参与者，比方说吕惠卿和李定。这个李定前面我们讲过，他是从南方来的一个官员，当时实行青苗法的时候，他刚到朝廷来报到，这李定跟吕惠卿一样，都是王安石在南京的时候收的学生，对他们很赏识，就调他们到京城来工作。他刚来的时候，天底下人正对青苗法大加议论，就说这青苗法真坏，祸国殃民。李定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有一个官员就跟他说，说你来到京城小心说话，不要乱讲话。李定说我只讲实话行吗？实话可以讲，但是看讲什么实话。后来就去见了王安石，李定就说我不知道京城现在成这个样子了，我只想说点实话，在我们南方那片，这青苗法还挺好的，大家没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唉哟喂，给王安石高兴的，赶紧带他引荐宋神宗，宋神宗就给李定封了个官，提拔了他。

好，不提拔还罢，一提拔是轩然大波，当时的知制诰，就是给皇上负责起草诏书的三个官员联名上疏，说什么呢？朝廷虽然急需人才，但是应该按规矩来，这李定还没有经过我们的考核，就直接越级提拔，我们认为这不合适，把皇上的圣旨扒拉扒拉，打个包返回去了。这是当时的一种规矩，不是皇上下了圣旨就立刻能够执行的，如果中书认为不合适，可以打包给你退回，再议。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什么呢？皇上的君权过分地独裁。就打回去了。打回去了那哪儿可能呢？你想李定谁的人，王安石的。我全指这个人给我干活呢，你给我打回来干吗？你打回来了，行，你们三个都别干了，罢免了，走人，咱看谁走得快。大家可能说哎哟，不太好吧，都是同事，这么不讲情面？那是。你以为光练嘴皮子呢，到具体的事的时候，就得翻脸，不翻脸事情办不成啊，朋友们，难办。大家说那罢免了不就行了吗？舆论又出来了，社会舆论纷纷称赞这三个人，说他们叫“熙宁三舍人”，就是在这熙宁年间，三位勇士敢于抗衡强权。你说这王安石和李定这不吃了窝心锤了吗？虽然你在行政上是赢了，但是在民意上好像是输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监察御史，就我前面说的国家监察部的官员陈荐上疏朝廷说，李定有问题。先别忙着任命他，李定有重大问题，李定做官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他没有给他母亲守孝。这可是宋代的大事，像这种事在宋代那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哎哟喂，这李定当时就跟晴天霹雳一样。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这就说明这是人品有问题啊。皇上也很震怒，赶紧让人去查，李定是南方人，就派人到南方去查，查个底儿掉。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李定中间曾经有一次说他父亲年纪大了，他回家乡去照顾他的父亲，但是没有说是给他母亲守孝。他的母亲叫仇氏，姓仇。他是不是仇氏生的，李定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仇氏不是他的父亲的原配，可能是一位小妾或者是又续弦的，李定自己也说我不大清楚我是不是仇氏生的，当时我也不敢说我就为她守丧，所以只能说为父亲养老而回去。朝廷说那调查，到你们村里去调查，到你们镇上、到你们乡上、到你们县上去查，到底是不是仇氏生的，出生证。问你老爸，他最清楚。问了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仇氏生的。但是，朋友们，这对一个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舆论一旦形成之后，你看我拿一盆水泼你身上，脏水，后来我说对不起，有用吗？我就是这身脏水在路上走，大家说这人一身的脏水，谁还会问你说是给泼错了。反正现在泼了，作用有了，都知道李定不是东西。

后来还有一些事特过分，有一个官员叫朱寿昌，他妈妈是小妾，生的他，生他之后可能家族排挤她，这妈妈就回到原籍了，这下完了，母子分离，几十年没见着面。这朱寿昌是个大孝子，发誓要找到他的母亲，把官辞了，到处寻访，最后母子重逢。哎呀，朝廷激动得，赶紧召见他、褒奖他。那些文人大臣们听说这消息，群情激昂，大家纷纷赋诗一首，称赞朱寿昌的孝子的行为。苏轼这个大文人专门为这个诗集写了一篇序，大力褒奖天下有这等的孝子。那潜台词就是说，还有那等的不孝的子。李定都快气疯了。其实王安石和李定心里非常清楚，为什么有人造这个谣言，没别的，因为99%的人都说青苗法坏，李定跑来说青苗法好，他也没撒谎。如果这个说好的人根本就是个不孝敬的人，是个大逆不道的人，谁还信他的话呢？如果你的变法队伍里头有这样的人，谁还会信你的变法呢？这脸变得够大发了吧？这都不是变脸了，这都异形啊，都变形了，是不是？这用的是第二种人，充满了坎坷。

还有第三种人，用得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吧，这种人有点投机。当时有个官叫邓绾，这邓绾给皇上写了封信，说什么呢，说变法好，人民都很欢迎，都很拥护，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我自己所见所闻，欣欣向荣。神宗高兴坏了，王安石也非常高兴，赶紧召他进京，派宦官在一站一站的路上接他，到了京城里头刚住下，然后宦官连夜进宫告诉神宗，第二天一早宋神宗就接见了他。他去见王安石，一见如故，非常高兴，给他个官儿做。他在京城弄得挺热闹，老家的人都骂他，说他恬不知耻。邓绾这人有毛病，还说一句话，说

“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宋史·神宗本纪】

说你们骂你们的，你们笑你们的，反正我当官了。就这种人吧，他混到这“**”的队伍里头，你说人家能不骂吗？就这队伍，我说的意思，很复杂，在变革的过程当中，这支主持变革的队伍内部，成分显得非常复杂，一会儿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人出去，一会儿有人投机，一会儿有人忠诚，但忠诚的人受人诟病。

还有最后一种人，开始是改革变法的领导，后来中途又退出了，就是陈升之。我们前面提过，这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领导有两个，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枢密使陈升之。陈升之在南方做官的时候跟王安石关系挺好，王安石对他挺器重，后来就把他也拉到这里边来主持变法的工作。陈升之这人不是很实在，他其实心里头有自己的小算盘，对于王安石有些做法，他不是特别赞同，但是他知道，王安石是皇上的红人，心里头不赞成，表面上还恭恭敬敬地维护着跟王安石的关系，但是在大家跟前又感觉到好像陈升之跟王安石不完全是一拨人，你知道这意思吧？就是有点弄得若即若离的，我跟他是一拨的，但又好像不是一拨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人。死了张屠夫，我还吃带毛的猪不成？陈升之不干了，还有我的好朋友韩绛，当时就把韩绛调进来了。你看，这是第一次出现了革新变法的中枢神经离开了中枢机构，这是很大的打击。其实陈升之早就想离开这地儿了，反对的人太多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干吗惹这个人啊？你从这点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人跟人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你说王安石图什么？对不对？

你看我刚才说了四种人，可能我的概括还不是特别全面，但仅仅就这四种人我们都觉得很挠头了，就是前面有司马光和吕惠卿为代表的革新派的理论上的争论，又有后边人事上这样一种复杂的、错综复杂的这样一种格局，你说他中间怎么能不变脸呢？他不但是变脸他还变形，改革要顺利地推进太困难了。

【画外音】：此时的朝廷里，可以说是乌烟瘴气，大多数朝臣从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反对新法，而在改革阵营的内部，又不断有人背信弃义，走向对立面，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而要实现富国强民的初衷，王安石又必须要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变法运动。那么，王安石将如何应对改革变法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阻力呢？

【康震】：面对这种格局，王安石必须痛下重手，在此期间，他罢免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变法的人，他这一时期罢免了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当时一个大臣叫吕诲，给他提建议、提意见说这三个人他们没有罪，你把他们罢免了，大家会不服气的。宋神宗就征求王安石的意见，说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主要觉得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王安石说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惭愧的是没有早点把他们罢免，我早把个人的这种得失置之度外，我想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赶出朝廷之后，我的革新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

还有苏辙，苏辙上疏反对变法，皇上把苏辙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说你觉得他写得怎么样？王安石说，他这一套跟他哥哥一样，他们哥俩儿有一样本领，叫“飞箝捭阖之术”。什么叫“飞箝捭阖之术”？就是纵横捭阖之术。也就是说他们写的文章，主要的特点就是容易打动对方、激励对方、煽动对方，怎么样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煽动起来，说服你，这是他们文章的主要特点。你要说文章里头有什么具体内容，没有，所以他们的文章只起一个作用，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反对改革变法，所以这样的人坚决不能用，罢免。还罢免了当时的知谏院李常。

当时的副宰相赵抃有一次在跟王安石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说着，两个人越说越激动，王安石“啪”桌子一拍，起来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读书吗？赵抃说你激动什么呀？原始社会有书读吗？那会儿人怎么治理国家的？朝廷里头都白热化了。有一个官员叫张戬，张戬反对变法的所有的主张，上疏非常激烈，一个一个地数，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凡是王安石任命的人，挨着个儿地数落了一遍，后来觉得还不解气，又跑到中书省，跑到他们办公室，去跟他们吵去。他在那吵，那几个宰相，曾公亮就低着脑袋不吭气。转来转去的。这个人在门口那儿就大喊。王安石弄个扇子把脸一捂，呼呼呼在那儿笑。张戬一看，气得说，你笑，你现在笑我，等到千百年后可有人笑你。第二天（张戬）也被罢免了。所以你看，开始是司马光跟吕惠卿还在这儿耍嘴皮子练功，到后来人事安排，再到最后那就是玩儿真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地都罢免，一直到这张戬跑到办公室来吵架。

你想，矛盾已经非常地尖锐了，这矛盾达到一定高度就会出“成果”，就跟火山喷发一样会喷出来，就喷出来了一个“成果”，当时有人上疏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想知道这十大罪状是什么吗？我们接下来再讲。

【下期预告】：正当王安石义无反顾地开展改革变法的时候，反对他的那一支支明枪暗箭不断袭来，这其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就是十大罪状和三不足的指控，那么这些指控都是谁发起的呢？对王安石又会造成怎样的伤害？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二集《十大罪状三不足》。

 

（十二）十大罪状三不足

【画外音】：随着王安石改革变法的深入，触动了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此起彼伏，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咬紧牙关往前冲。此时的王安石最需要的就是宋神宗的支持，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宋神宗不但力挺王安石从事改革变法运动，甚至给了他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权力，那么宋神宗不怕王安石专权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二集《十大罪状三不足》。

【康震】：宋神宗对王安石那是一挺到底，决不放松。举几个例子，想当初王安石还没做副宰相和宰相的时候，做翰林学士，翰林学士那跟副宰相、宰相的职务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皇上的高级政治顾问。可是这也奇怪了，人家中书省里边这些宰相决定不了的事，人家要问皇上。神宗就说，哎呀，这事不好定，我还是问问安石吧。又问一个事，总是回答说这个事先不着急，我得问问安石。这弄得宰相们就很不高兴，他们就给宋神宗上疏，说什么呢，说中书省里边商量的事有大事有小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就是再小的事情，皇上要决定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地慎重，这没错。可是现在您慎重的方式不太一样，您要问的应该是我们，要跟我们商量。我们宰相问您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应该怎么定，您老是要问王安石，王安石只不过是一个翰林学士，您要是老问他们，我一天吃三顿饭我干吗的？那您的意思就是我们都不合格，就是那个不是宰相的王安石他很合格，那我们就辞职算了，我们就不干了。

还有一档子事很过分，王安石给神宗说，那时候王安石已经做了宰相，王安石说以往中书省要有什么决策，都要报请圣上。大家知道在宋代的朝廷里边决策的程序是这样的，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皇上比方说有一种意见，或者有一个决策，他写好，比方说我们要盖一幢楼，然后他把这个决策会交给中书、给宰相们，这是不是就是圣旨了呢？不是。宋朝对于君权的界定、限制是非常科学的，拿到中书省之后，拿到门下省之后你商量，商量如果通过了，然后宰相们通过之后以皇帝的名义下发下去，这叫圣旨，如果不同意还可以驳回再议，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中书省的宰相们有什么意见的话商量好，然后交给皇上，皇上认为可，在上面画一圈，可，然后再以圣旨的形式再下发。那么王安石提的建议是什么呢？王安石说我们每天的事情太多了，这中书省不停地要写这个札子，就是后来所说的奏章，不停地要写奏章，要给皇上呈上去，我的意见是我们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报呈圣上了，我们也不以圣旨的意旨下发，就以中书省的名义、以国务院的名义直接就发出了。宋神宗听了以后惊了一下，你知道吧，这可是大事，所有的中央文件你下发的时候，名义都应该是圣旨而不应该是中书的意见，这神宗皇帝就有点打鼓。别的宰相就提出来这意见，说王安石这想法很奇怪，想当初宋太宗的时候，寇准就以中书的名义曾经发过命令，后来被太宗给否决了。当时太宗朝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的人就认为，说是在中书里边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发自己的文，不要事事都以圣旨发出，我们实际上是说这个相权它有自主性，它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要所有的事情都是国家元首的名义发出。当时的皇帝太宗就说了，说是啊，你们中书省可以议决，可以发文，但是也必须报呈皇帝批准之后才能发，这种决策的权力和名义始终应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大家清楚吧，这里边是有一个君主集权的问题，他不能够让相权过多地侵占了君权，它里边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所以有的宰相就提出来，王安石这么做是要专权，是要夺皇帝的权。

大家可能会想，神宗不傻，他就是相信王安石他也没相信到这程度吧？我给大家说，神宗当时给朝廷的官员们说的时候，说大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还是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办了，这就意味着给予王安石这个宰相以极大的自主决断之权，这需要相当强大的信任。你就等于在事实上造成了宰相专权，但是宰相的专权关键是他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真正专权营私的话那当然不允许，但王安石肯定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王安石肯定是认为有更多的权力掌握在宰相的手中才能临机决断，来处理非常纷繁和复杂的改革的事务，我想他应该是这样的，但这牵扯到体制上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神宗力挺他不是嘴上力挺，（是）措施、制度。王安石有个弟弟叫王安国，学习挺好的，读的书挺多，人也不错，就是考不中进士，考了好多回，也许是为了褒奖王安石，也许是为了给王安石解除后顾之忧，也许是一种对王安石政绩的肯定，神宗皇帝赐王安国进士出身，我给你一个，甭考了，费劲。我说这几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仅仅在询问政事上严重地倾向于王安石的意见，在一些体制的问题上居然也默认了王安石的做法，对于王安石的家事、家人的政治前途也非常地关注，这就叫力挺。一领导干部对下属要做到信任就得信任到这种程度。

【画外音】：宋神宗对王安石不遗余力地力挺，成就了这对以变法著称的君臣的一段千古佳话，然而在反对者的眼中，这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王安石结党营私、宰相专权的标志，反对者当然不敢对宋神宗指手画脚，于是，他们开始不断地对王安石“泼脏水”，这其中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那么范纯仁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意见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康震】：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你要说这真是跟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范仲淹想当年可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到边境作战，那也是杰出的将领，还是大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儿子也不错，很有学问，也担任过陕西转运副使，那在北宋的时候是边境，范纯仁在这个任上期满之后回到京城给皇上述职，宋神宗就问他，说你陕西那个地方，他那儿因为是边境，他担任的军职，你那城墙修的怎么样？军队训练的怎么样？粮食储备得怎么样？这不是很正常吗？你猜这小范他怎么回答的？小范说，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宋史·范纯仁传】

什么意思啊，城稍稍地修了修，粗粗地修了修，兵器、军队训练差不多齐就差不多，粮食储备也就差不多了，都是粗粗地准备了一下。神宗一听就傻了，说我派你去是干吗的？派你去就是粗粗地干事啊？你怎么能老是什么都是粗啊？你那细在哪儿呢？你猜人小范讲出一番什么道理来，说皇上，您作为当今圣上，不能老是留意边功之事，就是你别老想着边境上的事，您要老想着边境上的事，边境的将领要知道了，他就会用这个来邀功，你要让边境上敌人知道了，他就会觉得我们要打仗，这是很危险的，您不能老有这种想法，您对于边防的事少问，差不多齐就行了。神宗都傻了，这是范仲淹的儿子吗？你知道这个思想其实不是小范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宋代的军队作战能力这么差？就是他们有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说不要打仗，我前面曾经讲过，他们就拿那点他们认为是小钱，换来一点暂时的、苟且的和平，他们算这账，一打仗是要死人的，一打仗花的钱更多，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理论，就是别打仗，边境的事苟且一下、妥协一下就行了，那你说养这么多军队让他们干吗的？吃饭的？

好，小范不但有这番奇谈怪论，而且对于变法的事他也有发言权，他把那儿粗粗地准备了一下，跑回朝廷来就是细细地讨论变法的事。他认为，他给皇上就说，说现在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天怒人怨，有一种说法叫“不见之怨”，皇上说什么叫“不见之怨”呢？说就是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边说的，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杜牧【阿房宫赋】

就是实际上敢怒不敢言，我们现在都是敢怒不敢言。神宗说，没有这么严重吧。范纯仁说，当时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等等，小范就给他建议说您不能再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他迟早会坏了天下的大事，我劝您立刻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这样国家的秩序才能长治久安。现在这宰相曾公亮也让他走人，这人老了、糊涂了，只要王安石说对的，他就不会说错。还有那个副宰相赵抃，这个人唯唯诺诺，成不了大事，心里知道王安石做的全是错的，嘴上却不说，尸位素餐，也应该走人。这小范准备军备不咋地，讨论这些事特别来劲。宋神宗特别精明，他上疏来的这些奏章都给他压下来，就压在他的办公室，宰相办公室一份都没看着。看不着是吧？小范“厉害”，把自己写这意见“复印”好多份，送到宰相办公室。这下给这帮宰相气坏了，集体要求辞职。没办法了，神宗皇帝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有人反对变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把这个言论压下来，不要影响大局。这不行，非得往起冒。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只能让他走人，离开京城，离开京城神宗还是非常体谅他的，就跟王安石商量，说其实这人倒不是个坏人，他父亲那么伟大杰出的一个人物，范纯仁本人其实是非常忠厚的、非常有道德的、非常有修养、非常有学问的，就是反对这个事，他本人没什么，咱们给他弄一个好一点的地儿，不在京城了，给他弄一个大的地方官，成都转运使，西南地区的很重要的长官，王安石当时也没说什么。这位爷派去了，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我所管辖的区域一概不得执行新法，这就是蹿火。王安石气坏了，立刻下令就把他给贬谪了。

【画外音】：士为知己者死，得到宋神宗全力支持的王安石，力排众议，着手全面推进改革事业，然而就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后不久，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奏本就震惊朝野。这份奏本中竟然列举王安石有“十大罪状”，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祸国殃民”。那么，这份石破天惊的奏本到底是谁上疏的？又会对王安石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康震】：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谏官叫吕诲，这吕诲有一天上朝，夹一奏折，司马光跟他一块儿上朝，就看他夹一奏折，说，你今天同皇上要说什么事啊？大家要注意，这古代的时候大臣上朝之间互相是不能打听对方要说什么事的，这是为了防止结朋党，你不能串通一气，按道理是不能问的，他问了，这吕诲就悄悄地回答说，没别的，我要参那个人一本。司马光就跟他说，现在大家都说他的政绩很昭然，政绩很卓著，你为什么要参他呢？吕诲就说，连你也这么认为？我告诉你，王安石这个人确实颇有时名，就是他名气是很大，可这个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任用了很多奸邪之人，皇上现在还年轻，跟这么一个人待在一块儿，必然要误国家的大事，所以我要参他一本。司马光听了以后说，我觉得他现在做副宰相还没多长时间，你参他有必要吗？我没有觉得他现在做出什么明显的、特别不合适的、大的这种坏事，您现在参他是不是有点过了？吕诲说，你等着瞧吧。

好，这吕诲不参则已，一参就参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状，你要听了这十大罪状基本这个人就毁了，别说做宰相了，连做公民都没资格。哪十大罪状呢？你细细听来，他上疏给皇上说，王安石外表质朴忠诚，内心窝藏奸邪，对朝廷、对皇上多有傲慢，现举出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什么呢，是对朝廷和皇上傲慢无礼。他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那个鹌鹑吗？原来给大家讲过一个案子，说俩年轻人玩儿呢，斗鹌鹑，玩着玩着，一个人飞起一脚把另外一个人给踢死了，属于意外伤害致死罪，朝廷当时就要判伤害别人这个人死刑，王安石就认为不应该判死刑，争来争去的，最后人朝廷还是判了那个人死刑，然后朝廷就下令让王安石就这个问题要向审判机构要认错，王安石死活不认错，他不去。吕诲说，敖，傲慢无礼，无视朝纲，这是王安石的第一大罪状。第二大罪状，王安石原来做小官的时候，朝廷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京城做官，死活不肯来，后来让他做翰林学士，他不辞退了，再到后来，官做得越来越大也没见他辞退。更为可恶的是，宋仁宗、宋英宗的时候邀请他做官他不来，神宗（邀请）做官他就来了，这叫前倨而后恭，这个人有政治野心，这是你的第二大罪状。第三大罪状，你给皇上讲课，还要求坐下来讲，可见你对皇恩，你对皇上颇为不尊，这是你的第三大罪状。你的第四大罪状是做了副宰相以后跟周围的同事关系非常地恶劣，从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而且每次讨论政务的时候都要单独留下来跟神宗皇上商量政事，凡是对的你就揽到自己身上，凡是弄错了你就推到皇上身上，这说明你这个人做事情非常地不公道，人品有问题，这是你的第四大罪状。第五大罪状是你用感情代替法律，混淆法律，前一阵子那阿云杀人一案，所有的人都说她应该判死刑，就你一个人跳出来说不应该判死刑，你这是什么呢，撼动了法律的尊严，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法律，这是你的第五大罪状。你的第六大罪状，当了副宰相以后，别的什么贤能之人没推荐，净推荐了一批奸邪之人，特别可恶的是把你弟弟给弄成进士了，耍这种裙带关系，这是你的第六大罪状。第七大罪状，讨论阿云的案子的时候，跟当时的副宰相唐介发生剧烈的争论，唐介后来回到家里背上长了个毒疖子，愤懑而死。唐介的死你又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你的第七大罪状。王安石的第八大罪状，企图专权，由中书直接发出意见，不把它作为圣旨颁出，这是宰相专权的一个前兆。还有第九大罪状，当时有一个大臣叫章辟光，这人提了一个什么建议呢？其实听起来也没什么，神宗皇帝有个弟弟岐王，这岐王已经是成年人了，章辟光就上了一道奏章，说按照规矩这王子长大了以后就不能再住在皇宫里头，他应该出来，住在王府里头，这一下把皇太后给激怒了，这都是我的儿子，你这不是挑拨离间吗？这事轮得着你来说吗？就要求严惩这章辟光，可是章辟光是新党的人物，王安石就出来替他说话。吕诲就认为，你们这都是串通一气，结党营私，这种事情，一个宰相出来替章辟光来庇护，说明你们已经结成朋党，这是你的第九大罪状。第十大罪状是什么呢？第十大罪状说本来三司是管财政的，现在你倒好，弄了个条例司，把财权、军权和政权全部集中在条例司里边，这是你的第十大罪状。

这十条基本上涵盖了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全部的方面。如果这十大罪状全部成立的话，那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讲，王安石宰相不要做了，官也不要做了，告老还乡都算是对他的宽恕。十条，这十条罪状是王安石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在这十条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后一条，为什么最核心的是最后一条，大家要注意，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改革机构在体制上对宋代的王朝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一种威胁。我前面讲过，宋代的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分权，宰相只管政务，枢密使管军务，三司管财务，互不干涉，单独地对皇上负责。但是设置了条例司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三个部分的人员在这里边都有参与，实际上等于是说把原来分散的权力都集中在条例司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当时改革变法的需要，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便于决策，这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了。但是这样做对于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吕诲等人他提出来这个十大罪状，其核心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触及到了北宋王朝的祖宗家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一再强调王安石的这些罪状会乱政、会祸民、会祸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其核心的因素在这个地方。

【画外音】：吕诲弹劾的奏本，打响了朝野中反对王安石的“第一枪”，当时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尚在讨论之中，还没有一项正式出台，因此吕诲的弹劾着实让宋神宗震怒，很快他就将吕诲贬官出京，弹劾风波就此平息。然而，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波却悄然而至。在吏部举行的馆阁考试中，主考官司马光所出的试题，竟然提出了“三不足”的观点。那么，这“三不足”到底是什么内容？宋神宗看了题之后又为什么会如坐针毡呢？

【康震】：有一天宋神宗就非常生气地找王安石，就质问他，说怎么搞的，这馆阁考试据说有人出了这么一道题，外界现在流行这么三句话，什么三句话呢？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翻成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天有任何的变化都没什么可怕的，祖宗的法没什么好效仿的，没什么好继承的，民间的各种议论和评论没什么好担忧的，说这是馆阁考试里边出来的题。神宗皇帝说怎么会出这种题呢？我已经让他们把这个题盖起来了，重新出题。这题是谁出的？这题是司马光出的题，司马光出这个题，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说

“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司马温公传家集】

什么意思呢，司马光出这题意思说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舆论，这种舆论认为老天爷发生地震、发生打雷、发生下雨、发生洪水，跟人世间的政治没关系，不用怕。老祖宗的法令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都用不着去尊重它。老百姓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议论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舆论，你怎么看？听出来这意思了吧？概括出来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这题是翻过来的，就是等于给你出套材料题，说社会上有这种舆论，你怎么看？我怎么看，你说怎么看？这个非常严重，对宋神宗来讲，为什么呢？这个“三个不足”它的根源是从哪来的呢？孔子原来讲过一句话叫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这话特别要命，孔子曾经说过什么呢，一个君子要有三样东西是要有所敬畏的，不是害怕的，是敬畏，要敬畏什么呢？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天命指的是社会的法则，自然的法则，一个人在世上要做事情，要有所敬畏，要敬畏自然的法则、社会的法则、历史的法则，不可以妄自尊大、挑战自然、挑战社会法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畏大人言，畏大人，畏大人指的什么呢？大人的直接意思是当官的，这不是说应该敬畏当官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应该敬畏那些有智慧、有德行的在位者，实际上是说应该充分地尊敬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第三，应该畏圣人之言，一个人在世上应该对圣人的教导有所敬畏。就是再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世上不能什么都不怕，要是什么都不怕、无法无天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这种人是没底线的，所以一个人在世上要遵守社会和自然的法则，要尊敬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要敬畏圣人的教导。看出来了吧？刚才说的这“三不足”就是孔子这个话的翻版。孔子在北宋社会已经被尊为“文宣王”，那不是闹着玩儿的，宋神宗胆子再大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喊着说“天变不足畏”，他敢吗？他敢说“祖宗不足法”吗？他敢说“流俗之言不足恤”吗？他不敢哪，别说皇上不敢了，皇上爸爸也不敢，这等于向社会的公序良俗提出挑战。北宋的社会封建的法权，封建的社会的道统和理论已经非常地齐备了，皇帝的权力在世俗的政权阶层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是你不能挑战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舆论的底线。你提出这“三不足”来，对宋神宗来讲是很难接受，他也会非常害怕的，你敢挑战孔子吗？你敢挑战儒家的学说？你敢挑战你这个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不可以，这样他这个皇帝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改革变法是可以的，但是老天爷发了怒我们还是应该有敬畏之心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遗产我们还是很尊敬的，官员们、老百姓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应该考虑的，不能什么都不吝，混不吝的什么都不管，是不是？反正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不管，这不行。所以他很愤怒地、带有指责地就找到了王安石，说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社会上现在有这种舆论，这种舆论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对改革变法是非常危险的。

【画外音】：历代君均以君权神授自居，天法祖、从善如流是他们根本无法逾越的“红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宋神宗的种种担心不无道理。那么面对宋神宗的愤怒和忧虑，王安石将如何安抚宋神宗？王安石能否化解这次空前的危机呢？

【康震】：王安石说，这话咱们谁都没说过，不过这话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皇上您没有说做到“三不足畏”，您做得很好，您看，在改革变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政策伤及黎民百姓的利益，您都想尽一切办法去纠正它，这正说明你对流俗之言是足以恤的，是足以忧虑的，您很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人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天意，指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老百姓的意志。您充分地考虑到老百姓的疾苦，变法当中出现的问题，您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是畏天命。怎么能不畏天命呢？至于说到祖宗之法，如果祖宗之法一直都遵循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还是在原始社会。

你看我们讲到现在，你注意一个问题，宋神宗跟王安石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宋神宗是北宋这个“大盘”的“操盘者”，王安石是想让这个“大盘”运行得更好，他才推行改革变法，但是神宗皇帝，毕竟这个王朝是他们家的，他要立朝，要当稳这个皇帝，不仅要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充分的、舆论的、天命的理论来支撑他，他不能够让根本的立足点发生问题，所以他一方面在力挺和支持王安石，积极地推进改革，同时又不想让这辆车跑得太快，跑着跑着连轮子都没了还跑什么呀？所以当他一听到这“三不足”，他心里就打鼓，问题是在这“三不足”之前，有人已经提出了“十宗罪”对王安石，那看来这是有必然联系的，你有这“十宗罪”你就必然有这“三不足”，这种事只有你们这“十宗罪”的人能干得出来。这对于宋神宗来讲可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这还不是改革能成不成的问题，这还首先就牵扯到你的什么呢，你这皇上本身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这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力挺王安石，一方面又不敢违背所谓的天命、祖宗和流俗之言，这真是一边改革者，一边痛苦着，就在这样的一种夹缝当中向前推行。

所以讲到这，我们就觉得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青苗法，通过讲青苗法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改革变法真是复杂，但是一方面我们讲到有人、反对变法的人提出这“十宗罪”，再往前面我们讲到王安石和改革派之间的这种变脸，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必须要了解清楚，就是我们只了解青苗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很清楚地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这改革变法的推行过程当中，它的全局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种改革变法它的好处，所有的举措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它最大的致命的坏处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伤害了谁？难道只是伤害了那些我们所说的达官贵人、豪强地主的利益吗？它到底跟北宋的整个的一盘棋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而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恨一个人也只不过如此，还给列出“十宗罪”来，这绝非个人的恩怨。所以只有了解了改革变法的诸项举措和整体的全局，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宋神宗时代的北宋社会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与这个社会的关系，这是我们了解王安石这个人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下一讲会提供给大家。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和宰相之后，大刀阔斧实施改革，虽然朝中很多人反对他的变法，但此时的王安石却愈挫愈勇，不畏悚，先后颁布了十几项新法，那么支撑王安石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众多的新法又到底会给北宋王朝带来什么呢？敬请关注《王安石》第十三集《熙宁新法一二三》。

 

（十三）熙宁新法一二三

【画外音】：宋神宗熙宁三年即公元1070年，五十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职位。在担任副宰相和宰相期间，王安石和他的团队共出台十几项法令，涉及财政、税收、农业、水利、兵制、科举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涵盖了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新政由于都是在熙宁年间推出的，所以史称“熙宁新法”。“熙宁新法”对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以增强国家税收为目的的“青苗法”；以改良农田、兴修水利为目的的“农田水利法”；以打通全国物资的流动与供应为目的的“均输法”等等，深刻改变了北宋王朝的面貌。在经济新法之中，“免役法”实施较晚，但它引发的争议却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那么“免役法”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它又为什么会引发巨大的争议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三集《熙宁新法一二三》，敬请关注。

【康震】：“免役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实际的税收、货币，你做小买卖挣了十块钱，我收你一块，这政府收入了。还有一项叫什么呢？叫力役，说白了就是出劳力。要修农田水利了怎么办呢？我们村叫来几个青壮劳力，修一下。衙门里头有些杂事让你跑跑腿，你来。这个是通过出工的方式表现的，没报酬，白干，这是不是也应该算成是一种收入呢？因为你这实际上是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所以在中国古代作为政府来讲是有两部分收入。一个是往回拿的，再一个是派出去的活，然后还不付工资，这是属于国家强制性的，就是作为民户你应该承担的。

好了，那大家说，那收钱的事儿我们现在不管了，我们知道那税收我们都明白，我们现在也扣个人所得税，就这出劳力的这事儿，它是怎么摊派的呢？这里边有讲究，不是谁都能去的。在北宋把这个民户分为九等，就是一般老百姓分为九等，上四等的才有这能力、才有这基础去从事这些工作。比如你一个流浪汉，你不可能让他承担这些工作。上四等的上等户要出劳力。下五等的，特别穷的，单身汉的，这个户里头没有男人只有女人的，还有比方说鳏寡孤独的，这些他自己的生活都料理不了，都照顾不好，都过不好，你再让他出工，那还让不让他活了？哪些人是免的呢？豪绅、豪强、官员、道士、和尚，刚才说那女户，单户单丁户，就家里一个单绷儿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比如说考中进士。你注意到了没有，就是这些人是免这劳役的，不用干活，这不用干。有些特别有钱的豪强，他只要在政府衙门里头挂个名，说我是个什么官，他也免了。

你注意，我刚才前面说要服劳役，这东西是严格那么规定的，但在实际操作当中，你发现有很多人是可以免的，还有很多人是通过特权也可以不干活的。说白了，真正最辛苦的、跑断腿儿的是哪些人呢？就那中下层的、没关系的、也没多少钱的，你就跑吧。举个简单例子吧，你给人看货，你注意它可是这样，没报酬，你给人看这货物，看仓库，东西丢了你赔。你给人运这货物，丢了，你赔。你给人家去催交租税去了，你说我，做户长的、做里长的，你该交税了，这月你们交二百块钱，那个说我就不交，你把我怎么着吧？那我先给你垫上。有那豪强，去了以后说您交税，我揍你，交税。这斗不过，这个说那算了，我先给你垫上。这一点都不是我瞎编的，就是因为干了这个倒霉差事，很多的上等户就破了产了，就倾家荡产了。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家都看到了这玩意儿不是个好差事，那怎么办，就想很多鬼主意来躲这差事，怎么躲呢，比如说尽量家里头少种田、少放羊、少养牛，把自己弄得穷穷的，这样你那个等级户越低，你就不会干这倒霉差事。比方说，人家只是让你去看个门，这没事，你千万别干那个催人家交租子的、给人管仓库的，那就完蛋了。少养牛、少养羊、少种地，消极的办法。

可是你要知道这样一来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让他承担了很多他本来不该干的活，他就顾不了农活了，你注意这是核心问题，就这种差役法，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把农民从土地上给剥夺出来之后，浪费了他的时间，剥夺了他的精力。你想他为了躲这活，他少养羊、少养牛，他没有劳动的积极性，那国家的收入就会少，你知道在古代社会农业的税收、农业的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你让他干点零活倒是把工资省了，可是他给你少交税，这可是大的缺憾，这了不得的事。

怎么办呢？得改，怎么改？王安石就定这“免役法”，这个劳役怎么免？就拿钱来免。他想的什么办法呢？他说你也别上面这四等户了，首先凡是运货的活、管仓库的这种活，就是人家谁都不爱干的这个，你们都别干了，我们聘专人来干，但是每个月得给人三千文钱，得给人钱的、给工资的，这是第一条，这一下把很多人解脱了。再一个，那抓贼的、催人交租子的这些活还真得有人干，这活谁来干呢？这活由三等以上的户来做，三等以上的户做这活儿的时候，它有个前提就是给他也付工钱，而且免他一年的免役钱。你们每年轮一回干这种活，就是去催催租子、去跑跑腿的，每年轮一回，凡是轮不到你的时候，你得交钱，夏秋两季你得交钱，这个钱就是顶了你的工了。这钱用来干吗呢？给人家付工钱，你得给国家交这些钱，你不出工，那好，你就交钱。凡是正在干的那拨人，免你一年的钱。你看，说白了就是拿钱买了那工，对不对？还没完呢，王安石干事那是不会亏本的，这钱按照工交了以后，还得多收你20%的钱，这叫什么钱呢？叫免役宽剩钱。说白了就是说预防着到了灾年灾荒的时候，政府有这多余的钱来赈贫，来付工资的。实际上就是要跟你多收钱，政府把这钱就装到自己腰包里，这叫收入。刚才还说了，和尚、道士、女户、单丁户、官员、豪强，这不是不用服劳役吗？这回你们也得交钱，全都得交钱。你们照顾一下，交一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按照田、土地的、你所拥有的土地的数字来交的钱，本来你应该交三百块钱，交一百五吧。这样一来，基本上等于说是全民都交钱，除了极贫的下五等户，就是九等里边那最下面那五等，那你让他交只能把自己交出去，那交不了钱。你想，你仔细想一想，这买卖划算，你付工资才能付多少，还多收20%，这是一大笔收入。

【画外音】：“免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同时“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三年时间。熙宁四年，即公元1071年正式公布实施了“免役法”，不过让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既慎重稳妥又利国利民的新法却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那么司马光等人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免役法”实施之后的效果又如何呢？

【康震】：颁布一出去，就有三个人反对，第一个就是司马光，司马光的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很明确说，本来原来我们这上等户，一等、二等、三等，这些上等户们他们轮流每年来服役，就是去出工，现在不让他们出工了，却让他们每年每年都交钱，一年都不落着，这不合理，没这个必要。第二，下等户，最下等的下等户，包括那些单丁户，包括那出家的人，他们本来是不用服劳役的，现在也让他们每年出钱，虽然是只出一半的钱，这会让他们破产的。大家可能不了解情况，那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讲，那就是减一半，他都交不出这钱来。我还跟您说，不是交袜子，不是交你们家那口锅，是什么呢，得交货币，钱，真金白银。到你们家收三百块钱，你说我有一双三百块钱的袜子，我给您交了行不行？不要这个，就要钱。我前面曾经说过，中国古代的钱比那货物怎么着，值钱，因为那是什么呢，那是铜的、那是银的、那是金的。你拿一纸币，你说现在今天说它是三百，明天说成是一百，你都没办法。但是他交的是钱，交的是金属货币，这对很多的下等户来讲是很沉重的负担。就对上等户来讲，每年都要交那么多钱再加20%，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司马光说这根本不合理，你这就逼着人要破产，（这是）司马光。

还有呢，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坚决反对。苏轼和苏辙的观点，它的理论基础是孟子的观点，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的人就应该高高在上，管着你们这些劳动的人，干体力活的人，说白了就是读书的人地位自然高，出苦力的人地位就是低。我们知道苏轼和苏辙官做得很大，所以第一，苏轼和苏辙就认为服劳役这本来就是农户应该无偿付出的劳动，他就该干，不该给他付钱，付什么钱啊？他也别交什么钱了，他们生下来就该干这个，他们被定义了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人，他们干这个活就好比过河要坐船，穿衣服一定要穿织的衣服，行路一定要骑牛马一样，是不能代替的。你现在换过来了，换成什么呢，换成当官的也要出钱来抵工，有地位的人也要出钱来抵工，上等户们也要出钱来抵工，这就不合理，这不符合社会等级的秩序。你看，人就这个想法。第二，说你不是拿钱雇专人来管那些事吗？说这些人都靠不住，谁知道你雇的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上啊，苏辙说，这个社会上真正的中坚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们可靠，为什么呢，他们是有产阶层，他们稳定，他们不会动乱，所以这个社会的所有财富，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手里拿着钱就跟国家手里拿着钱是一样的。你现在天天骚扰他们，让他们去服劳役，让他们又要拿钱来买工，他们能稳定吗？他们的利益你想过没有啊？没有。苏轼说像我们这些当官的，我们不远千里到外地来做官，你现在让我们还要交这份钱，这算什么钱啊？我当了官还要去给你服劳役啊？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当完官了，我听个小曲、吃香的喝辣的，我雇个厨子，这我也要出钱啊？不出，我不愿意出。

你知道王安石改革变法它为什么很困难？我们以前所了解的苏轼，在西湖上，在黄州那儿看长江，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哪个阶层的人，就是这个改革如果改到他们脑袋上，那说出来的话可就不像“大江东去”、不像“欲把西湖比西子”那么好听了。实际上就是改到他们自己身上来了，所以他在为他的阶层说话。最离谱的是，宋神宗是很支持这个“免役法”的，为什么？“免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两个，第一，让农民回到土地上，有充分的精力和时间保证农业的收成；第二，国家把钱收上来一部分。跟大家说实话，收上来的钱跟付出的钱差距很大，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钱，这个行为里头实际上有政府盘剥了老百姓的一个意思，所以两方面都有，既让农民回到土地，政府又有收成，他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最不满意的是谁呢？最不满意的就是上等户，豪强、官员，因为他觉得我不该出这个钱。还有不满意的是什么呢？是特别下层的人，就是我刚才说那收一半钱的，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你就是收他一半，那一半就要了他的命了。实际上是处在中间的这部分人他比较高兴，为什么呢，他是主要的劳动力，他要回去种地，他要产出，所以他用一点儿钱就把这个劳力给买回来了。

我们说这个“免役法”推行起来是很艰难的，但是它给北宋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减轻了大部分农民的负担，让他们不必再跑东跑西地去走工，而且还增加了收入，所以这“免役法”在当时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还是非常支持地把这“免役法”一直贯彻下去。说来也很可笑，这苏轼最开始他反对“免役法”，他反对“免役法”呢，说这“免役法”触及到了他和他的弟弟还有他们这帮人的利益。等到后来，王安石去世了，宋神宗也去世了，这司马光当了宰相，司马光要废除这个“免役法”的时候，他（苏轼）不干了，为什么呢？他们都看出来了，这“免役法”是增加国家收入的一个好办法，不但把地种了，收成有了，还能收不少钱呢。到了后来这“免役法”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实行当中，这就能看出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免役法”在当时是一个很有用的新法。

【画外音】：在王安石的新法中，涉及军事方面的也不少，比较重要的比如解决军事编制问题的“将兵法”，比如解决朝廷饲养马匹负担的“保马法”，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保甲法”，这个新法本来是要解决困扰朝廷多年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军队冗员问题，但是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宋朝军队的立足之本，那么“保甲法”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宋神宗又会如何对待王安石的这个新法呢？

【康震】：第二个法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保甲法”，保甲的这种制度形态是早已有之，为什么到北宋的时候，到王安石的时候又把这“保甲法”给拈出来呢？从表面来看，就是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当时这么规定的，十家为一保，十户人家为一保，头儿叫“保长”；五十家为一个大保，头儿叫“大保长”；五百家集在一块儿，叫都保，这都保头儿叫“保正”。主要是干什么呢？从表面来看，主要是防火防盗的，比方说村子里头发现有强盗了，有贼了，得保长或者这大保长，或者这都保、保正招呼一声大家去抓他。还有，如果你这保里头有人有了刑事案件，犯了法，怎么办呢，你得举报，你得把他抓起来。如果你没有发现，那要查你这保长，你的责任。还有，如果你们保里头来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鬼鬼祟祟的人，你也要检举。总而言之，就是在你这一个保里头，在你这一个大保里头，所有的社会治安问题，所有的村子里的安全问题，就你们都负责了。如果出了问题，就拿你们是问。如果你们能抓着贼，那就奖赏你们，奖赏你们的钱从被抓那人身上出来。

大家说那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这也没见得有什么改革啊？这里头学问可大了，有人就不愿意当这个保丁，这里边每一个人，如果你们家有两个男丁，那就要出一个当这个保丁。有人不愿意干这保丁，怎么不愿意干啊？把自己手指头剁断了，说自己残疾，不愿意加入。大家说有这么严重？不就抓个毛贼吗？至于这样吗？至于。你知道王安石规定的这“保甲法”里边，对这些保里边的这些成员是怎么规定的吗？他们要练兵习武，就那正规武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那不许买，也不许制造，但是那弓箭什么的、什么小刀、什么弓箭这可以，你要弄一大刀，还弄一锁链枪这个不行，你不能弄成正规军。实际上你知道王安石弄这个保甲制度他有一个什么原因在里头，他想把这个建立成一支庞大的民兵组织。

当时宋神宗对他组织这个保甲制度是有疑问的，神宗说我觉得这有点扰民吧？这些农家户天天搁地里头种地，一天累得跟什么似的，完了还得天天的到操场上训练，训练完了之后，每天晚上敲锣打鼓的，敲着锣还得在村子里巡逻，还得打更，然后还得抓住犯人，还得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扰民呢？王安石说这不扰民，这只要组织得有纪律，把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可能顶大用。宋神宗说能顶什么大用啊？他说您想啊，得培养他们的国防意识，得让养兵和练兵一样练他们，说这么练有什么好处呢？说这个好处可大了，我给您算一笔账您就清楚了，他说您看我们现在这军队，北宋的军队我原来讲过的叫什么呢，它实行的是雇佣兵制度，就是职业军人。宋神宗的时候那军队有120多万人，这12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天天的就是军人，不干别的，拿着工资，真正的职业军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干。就是国家每年的六分之五的收入是用在这些人身上，用在军队的身上。你想，全年的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用在军队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开支。而且这支军队的来源特别那个，灾荒年间吃不上饭的青壮年，吊儿郎当的那流氓阿飞都给你拉到军队里头，这样一举两得，既能把这帮人从社会上拉到军队里养起来，成为兵源，同时社会上少了不安定因素。你想这军队的组成都是什么呢？这些人做了职业军人以后，每年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所以养尊处优，打仗不行花钱行，没有战斗力。所以王安石一石两鸟，他第一看到这战斗力根本不行，他怎么呢，他想训练一支有战斗力的民兵队伍，第二花钱太多，可是他实行的这“保甲法”这是兵农合一的，我刚才说了，除了不让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之外，剩下那些小弓、小箭、小刀什么的那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国家顶多再给你补贴一点，但是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来讲，这简直就是小case。

当然了，别人也会有疑问，对这“保甲法”反对意见最大的就是司马光，他说了三条理由，这三条理由听上去都是非常有道理。第一，他说平时都是种地的农民，现在突然拿着刀拿着枪骑着马，天天给这村子里转来转去的，看上去就是不祥之兆，有点瘆得慌，全民都皆兵了，这是第一条，他说这个看上去不是怎么好的一个兆头。第二，说你想拿这支军队去跟那个游牧部落的骑兵打仗，那简直就是开玩笑。人家那些辽国的、西夏的、契丹的人天天就在草原上驰骋，天天就练习骑马打仗。你这些人拿一苗子拿一小刀，在操场上练练还行，真要是战斗起来了，打起来了，肯定不行。意思就是说整个一白费钱、白费精力、白费神。第三，是最致命的，说好了，你把人民武装起来了，他们都学会打仗了，他们都会了一身好的武功，他们就缺的是机会，你不让他们到前线打仗可以，他可以造反呢，遇到灾荒年间的时候，长得都很彪壮，武艺又高强，那还等什么呢？揭竿而起。你这不是在给自己的后院培养了一个坚强的、强大的、掘墓的部队吗？

前头那两条听听也就算了，后头这一条就跟棒槌似的，就敲到宋神宗的脑门上了，神宗怕的就是这个。神宗说这保甲制度可以推行，但是我有保留意见，必须确保京城驻守的职业军队的数字和全国各地其他地方驻守的职业军队的数字，保持一样的数字。比方说在京城我驻守了五万人，那么全国其他地方所有的兵力加在一起也只能是五万人，这样确保保卫京城的部队始终处在绝对强大的优势，这可不是能用民兵来代替的。所以你注意，王安石的“保甲法”，第一，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封建社会和北宋时期封建社会的农村、城镇甚至是城市的社会治安，这没得说的，这第一。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成为正规军的补充部分，但是它能不能代替这正规军呢？它是绝对不可能代替这正规军的，因为如果代替了正规军，那就等于打倒了北宋的祖宗家法，这对宋神宗来讲，对任何一个北宋的皇帝来讲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所以王安石他不可能让兵农合一彻底地代替这个募兵制，他的“保甲法”只能是对职业军队的一种补充，这是他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法令。

【画外音】：“熙宁新法”的效果极其显著，在经济方面，国家财政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并逐渐有盈余，物价开始趋于稳定，社会呈现了此前数十年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军事方面，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取得了多场对外作战的胜利。当然，“熙宁新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科举方面的新法。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无不以诗赋为核心，考场和官场上追求浮华、不务实际的风气日渐盛行。王安石本人就是从科举考试中亲身经历而来，对其中的弊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贡举新法”应运而生。那么，这个新法真的能够解决以往科举取士存在的弊端吗？

【康震】：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法令，就是“贡举新法”，就是科举的新法，这科举的新法在王安石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我们前面也涉及过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在唐代的时候要选拔进士，最重要的就是考你的诗、诗赋，看你的诗写得怎么样，看你的骈文写得怎么样，看你是不是很有才华。到王安石这儿不，王安石把所有考试的科目都取消，只保留进士科，而进士科里头完全不考诗歌，只考什么呢，只考儒家的经典著作，只考你的策论，只考你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理解，考你对于现实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说白了，就从原来的科举考试的那种注重测试你的文学才华转向注重测试你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当时有一次科举考试一共有829个人中了进士，其中有一个人叫叶祖洽，这叶祖洽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歌颂改革变法的，这文章里头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

“祖宗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

叶祖洽说，北宋建朝以来，一直都是因循苟且，我们陛下继位之后，大兴改革之风，所以社会上表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当时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主考，就把他点为状元，第一。结果进行复查的时候，别的考官就不是改革派了，就是反对改革的，就把这个人的等级翻了过来，用当时有个叫上官均的考生为第一名，把这个叶祖洽排到第二。结果这个考卷最后定名次的时候，拿到神宗皇帝那儿去定的，神宗看了之后，就把这名次又给翻回来，把叶祖洽定为第一名。这次科举考试，考试的原则和方向就是按照王安石所倡导的不尚华丽的诗赋，而专门致力于写那种策论，尤其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策论，所以王安石所从事的这个“贡举新法”的改革，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来人们认为写漂亮的文章就能考中，所以大家一窝蜂地都去写这种漂亮的文章，却发现很多的人才不实用，你让他去做官，他只能写漂亮文章。所以这在科举考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就是从此开始重视了什么呢，实际的能力。

你现在注意到了，我们讲到的这三个变法的法令，“免役法”从本质上来讲是要把农民、把种地的人、那些主力军，让他们从杂务当中解脱出来，回到土地，增加土地的收入，同时政府在他们腰上再捋一把，交点钱，既增加了土地的收入，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而且收的还是现钱，这是经济。保甲这一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王安石的思考是很深远的，为了提高战斗力，还能再省钱。从科举这一块，是为了要一些务实的人才。所以你看我们选的这个，给大家讲解这三个法令，在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当中它为什么很具有代表性？就是王安石要理财，说白了就要挣钱，要为国库挣大量的钱，这钱从哪儿来呢？就从这些法令上面来。王安石的确这样的法令为改变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态，特别是改变长期以来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介绍的这三个很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法令，这些法令是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我刚才也没少讲，每个法令出来都有非常强大的人物在反对它，而且我刚才特别指出了这些法令，特别是“免役法”，触及到了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利益，那肯定得有人反对他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些法令呢？为什么介绍了“青苗法”，还要介绍“免役法”、“保甲法”，还要介绍这“贡举法”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反对王安石，王安石是在给国家挣钱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反对他呢？因为他挣的钱里头有一部分的钱是从那帮人身上抠出来的，不反他才怪呢，我还让你当这宰相啊？你再当下去我们就什么都当不了了。所以王安石这宰相做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做得不太稳当了，这也就是我们下一集要给大家讲的内容，谢谢。

【下期预告】：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进攻目标，虽然皇帝宋神宗对王安石无比信任、无比支持，虽然他们二人被称为古代君臣关系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就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一幅图画竟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也最终动摇了王安石的相位，让变法走向了低谷。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宋神宗的变法立场为什么会产生动摇？而王安石还会受到哪些攻击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四集《一张画击倒王相公》，敬请关注。

 

（十四）一张画击倒王相公

【导语】：反对派出招凶猛，变法派危机重重，宰相王安石不得不离开朝廷，原本坚如磐石的变法立场，为什么皇帝会产生动摇？原本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为什么竟会出现裂缝？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四集《一张画击倒王相公》。

【画外音】：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虽然皇帝宋神宗对于王安石无比信任无比支持，虽然他们二人被称为古代君臣关系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就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一幅图画竟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也最终动摇了王安石的相位，让变法走向了低谷。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宋神宗的变法立场为什么会产生动摇？而王安石还会受到哪些攻击呢？

【康震】：宋神宗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的四月，在当时北宋大部分地区暴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就是在咱们当代社会，发生大规模的很严重的旱情也是很危险的，更何况那是在九百多年前的古代，所以旱灾一暴发之后，立刻逃难的人群很多，老百姓的生活立刻就陷入了困苦当中。当时神宗旁边有一位翰林学士叫韩维，这人本来其实跟王安石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也慢慢转向了反对变法，他就给宋神宗说，说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神宗说对对对，我天天睡不着觉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国家要完蛋的，十个月的旱灾造成多大的损失，这老百姓到处都是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您说吧，怎么办吧？韩维说我劝您下一道诏书，求言诏，什么叫求言诏？就是广泛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实际上是罪己诏，您得检讨检讨您的作为。皇上说让我想一想，神宗说让我想一想。其实韩维的目的不在这儿，韩维真正的目的是想让他废掉新法，但他不能直接这么说。过了一阵子，韩维又跟神宗说，最近我听说这青苗法执行得非常糟糕，老百姓遭这么大的旱灾，哪还能交出这些利息钱啊？交不出来，可是官府逼得很紧，有的人卖房子；有的人卖老婆；有的人卖孩子，有的实在没得卖了，他总不能把自己卖了吧？就逃荒，跑了。这样下去不得了，您必须得下一个求言诏了。神宗一听，赶紧，就由你来起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求言诏或者说罪己诏，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儿呢？你说现在宋神宗在干什么，他支持王安石改革变法，现在发生了旱灾，他就开始罪己、他开始求言，他求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改正错误，说白了就是改正他现在做的，动摇他现在要做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司马光当时已经到洛阳，不关政事，看到了这个求言诏非常高兴，马上给皇上上了一道奏章，提了六点意见，结合起来看就是一条意见，认为什么呢，认为从宋神宗熙宁元年到现在六年了，改革变法是失败的，正因为改革变法的种种措施不合民意也不合天意，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旱灾。我建议，你光下这诏书没用，一纸空文，你得采取具体行动把新法全废，这就露出他的本来的目的。

司马光的这个奏章一上去，神宗更郁闷了，你注意，神宗现在处在一种非常摇摆的状态，人说什么话他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天说话，为什么呢？他是天之子，皇上再厉害也是黄瓦，你到天坛去那瓦是什么颜色的？是蓝瓦，那是天，是你的父亲，是你的祖宗，其他人的话你能不听，祖宗的话、天的意志他敢不听吗？他怕了，找到王安石，跟王安石说要不然咱把不怎么合适的先放放？王安石一听就知道这不成了，这要逃跑、要动摇。王安石说坚决不行，皇上我告诉你一个真理，发生水灾、发生旱灾这都是自然现象，一年当中、十年当中还不发几次水灾、还不发生几次旱灾啊？天道的运行是无常的，也是不会停止的。人道的演变也是无常的，也是有变化的，我们只要努力地尽人事，努力地迎合天意，就不会有问题。你不能说打个雷、下个雨、闪个电的，你就慌作一团，这怎么行啊？老天爷，不应该怕他，我们不能畏天而要乐天，经常说乐天知命嘛，什么叫乐天呢，王安石说我告诉你，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发洪水、遭了旱灾，老天爷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了吗？没有，它照常该干吗干吗。我们搞改革变法不能听风就是雨，一看到有点风吹草动就立刻改变主意，我们应该跟上天的做法是一样的，坚持自己的原则，只要是对的就坚持下去。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这就是王安石的个性。

神宗非常忧虑，神宗说，你说的是对的，你也说要尽人事，可现在就觉得人的方面出了问题嘛，我就觉得现在是人事出了问题，我们用人有问题，我们的执行有问题，现在这新法，我觉得对老百姓可能伤害太大了，我听说民怨沸腾。神宗一直非常坚定的人，说出这话来，这让王安石就很难接受，结果旁边有个官员是个谏官，谏官就是收集民意的，谏官就说皇上说得对，我听到不少意见。王安石说闭嘴，你是专门干这个的，意见当然都堆在你的办公室，一个天天只看见错误的人他就看不到正确。怎么没人跟我说？我就没听说过。虽然是有点强词夺理，但他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认定它是对的，你就不能老想它的负面影响，什么事情总有个三七开，有个二八开的，但是这件事情就让王安石看到了这次这天灾让神宗是真的有动摇了。

【画外音】：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定。而此时出现的一幅图画，立刻促使宋神宗全面转向，做出了废除新法的决定，使得改革派悲痛万分、无所适从。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

【康震】：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画了一张图，献给了神宗，这个人是谁啊？是当时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官，叫郑侠。小官儿，说白了就是看门的。当然人家那看门是官儿，不像咱们现在门房的，那两码事。郑侠给皇上上了一道奏章，并且自己画了一张图——《流民图》，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灾难图、难民图。他说现在发生这个大型的旱灾，这么严重的旱灾，出了很多难民，老百姓早就活不下去了，很多人都是吃树根吃草来过生活，就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在要他们追缴赋税，这太没人性了。皇上你是天天待在宫里头，外面的事情您都不知道，我给您说个实话，现在的执政大臣和那些谏官们他们都丧失人性，他们天天给你看的是战略图，给你看的是山川图，给你看的是规划图，你老觉得是天下阳光一大片，祖国的事业蒸蒸日上，就没有人给你上一道流民图、难民图让您看一看。我跟您说实话，我是一个看门的，是一个门官，我这画的图都是天天我看到的情形，我才能看到多少？我是京城的、皇城的宫门的看门官，我画在这图上的都是百不及一，一百里头我画不了一个，您看了我这个图，您就知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真是生灵涂炭啊。

大家说这奇怪了，这么小一个官怎么这东西到皇上手里呢？你看，这郑侠他很鬼，他知道按自己的级别，你想皇上一天能看多少文件？他这东西根本到不了皇帝手中，他私底下诡称是一个密件和特急件，宋代叫马递，这个马递就是我们现在的加急件、特急件或者密件，属于密报的文件，他通过这条渠道找了人，把这文件递到皇上手中。大家要知道，你天天看文件，这纸上写的字，说老百姓现在生活困难请求补贴、颠沛流离等等等等写很多，对皇上触动不大。形象是大于思维的，是大于思想的，这图一画出来，宋神宗当时就崩溃了，他本来就很动摇了，再一看到这个写真图，那时候得亏没照相机也没摄像机，要是再给他拍一个视频，他看了可能更崩溃。结果看了这个图以后，神宗一晚上没睡好觉，尤其是里边有一句话让他更难睡着觉，这郑侠说了，皇上，如果您看了我这图，看了我的奏章，您把新法全废了，我保证十天之内会下雨，开封。要是不下雨，你把我脑袋砍了。这是能够马上验证的事儿啊，第二天一上朝神宗就说，废新法。新法立刻废了十之八九，基本全废了。也巧啊，刚废了，开封下大雨啊。我怀疑，郑侠早在十几天前就打电话给气象局了，知道这几天要下雨，不然我跟你说，这事儿可能是个巧合，绝对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真的这个一上去之后十天就下雨，哪有这种事啊？它可能是很巧的一件事情，但它巧就巧在这个份儿上了，怎么办吧。刚一废，下雨了，那要再废下去，连人都废掉的话，是不是全国都会下雨？那个，气象局到时候再说吧。

好，最糟糕的是，一下雨这不都高兴吗？第二天，百官都来庆贺上朝的时候，哎，神宗很得意，把这图拿出来了，给大家看，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下雨了？皇上一听，这雨是我弄来的，你们看看吧，这是郑侠画的图，我照他说的做了，下雨了。底下人都糊涂，您哪拨的你啊？当然下雨是好事啊，可是这整个这指导思想就出了问题，吕惠卿等人就急了，赶紧跟皇上说，皇上，这雨也就下个一半天的也就过去了，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降甘霖吗？就是我们费了老大的劲，这几年制定的这些改革变法的举措。这容易吗？您就听一个疯子画了几张图、说了几句疯话，您就把这法就废了，也太轻而易举了吧？您得想想啊。围着宋神宗一边说一边哭啊。神宗开始看着下雨挺高兴，后来听了听觉得也是，是不是太冲动了？慢慢地又把这新法恢复了，但是其中有几项还是废掉了。然后就把这郑侠治了罪，因为他私交马递，伪称是密件和急件，这是犯法的行为。就在这裉节儿上，又发生了一件事，陕西的华山山崩，其实我估计就是地震。好嘛，你看，又是旱灾又是地震，当时宰相文彦博说，皇上得反省反省了，这现在华山是山崩了，哪天开封要是崩了怎么办？赶紧得想想，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画外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民图》刚面世不久，一幅长卷又出现在朝堂之上，而来势却更加凶猛。那么，这又是一桩什么样的风波？王安石和宋神宗还将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为您讲述和分析王安石罢相风波。

【康震】：神宗虽然把新法恢复了，但心里头这病是落下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在这儿犹豫呢，山刚崩过，这天上朝遇到一事，简直能把人气死，百官上朝商量点一般的事就退朝了，宰相留下来，执政大臣留下来，跟皇上有重要的事谈，这是规矩。好，百官刚一退朝，宰相包括王安石正要跟宋神宗说事，突然有一个谏官叫唐垌，按级别他是留不下来的，他突然要求，我要跟皇上奏报，他没有预约啊，这是反常规的，要是所有人这样的话会把神宗累死的，你知道吗？他的级别也不够啊，要求和皇上有重大的事情要奏报。神宗说不用了吧，有事回头再说，明天再说，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不行，跪到地上不起来，您不见我我不起来。神宗说行行行，你有什么事要说？说我说的事跟执政大臣有关，您必须让我说。神宗说行行，你说你说。这位爷，搁那袖子里头拿出一长轴来。神宗一看就毛了，你这儿，您要干吗？该不会又是一幅流民图吧？拿出一长卷来，展开来准备朗读的。神宗一看，咱今天别读了行不行？你放下，我保证晚上连夜看，您先回去，别在这儿弄，我们这儿说事。不行，皇上我跟您说，我今天说的事全都跟他有关，他，王安石，我要跟他对证。神宗说…还没说话呢，唐垌一声暴喝，王安石你朝前走，我要念我这奏章。王安石没听明白，心说你不是跟皇上说话吗？愣了一下没走。（唐）说你看，当着天子的面，他尚且如此怠慢，在朝廷外面，他不知道怎么飞扬跋扈。这话一说，王安石可吓坏了，赶紧走上几步，我听我听我听，你赶紧说吧。唐垌就把这轴打开了，就开始念，六十多条罪状一一地列举，说起来其实无非是什么呢，新法害民，王安石是飞扬跋扈，作福作威，他底下的鹰犬也跟他一样，把持朝纲、蒙蔽圣上，说王安石对朝廷的官员就跟奴隶一样驱使。一边读，一边一一地把那个今儿在朝的这几个宰相都在这儿数落了一遍，数落得几个人都挺不好意思的，很尴尬。每说一条王安石的罪状就问皇上说，您问问他，我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您问问他，我说这条是不是对的？哎呀，神宗一看，这是要搅局啊，数次阻止他，咱今儿别说了行不行？你这意思我都知道，东西放在我这儿我看，好不好？有话明天再说。不行，我今天不说完我不会走。当时旁边的人都吓坏了，谁见过这么跟皇上说话的？这位爷最后说完了以后，指着皇上说，您要是不听我的，不把王安石罢免了，我告诉你，你这位置你也坐不久。说完了以后，把轴一卷，塞到袖子里，走了。走了之后没有离开朝廷，直接跑到一小院里头，坐那，等着朝廷惩罚他，这也是个壮士。

神宗等人待在那儿都傻了，神宗就问王安石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安石说，是个疯子，您不必理会，说的都是疯话，肯定是受人指使。第二天神宗上朝的时候，跟身边大臣说，哎，昨天的事你听说了吗？大臣说我知道一些，不太详细。神宗说那是烈火熊熊啊，你知道吗？太猛了。谁见过这种阵势？这说明什么问题？唐垌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代表了那一个群体、那一个派别的人白热化的战斗。那就是说，华山也崩了，也发了旱灾了，图献上去之后，皇上废新法之后也下雨了，你还不行动，你还不把王安石轰走。行，你不轰他，我直接上朝堂来轰他。我还跟你说，你不听我的，你这位置也差不多了。这也就是在宋代，要是在清朝，要是在朱元璋的时代，这人早就蒸发了。

你说，神宗当时也还不过三十多岁，受这刺激，这是在朝堂上受唐垌刺激，回到宫里头也不得安宁，他的母亲是高太后，他的祖母是曹太后（太皇太后），他跟他母亲去给这曹太后（太皇太后）请安，就是给他祖母请安，曹太后（太皇太后）一见他就说哎呀，这王安石不守祖宗法度，老乱改什么改革，你赶紧给他轰走，把这新法给废了算了。神宗说我们这都是干的好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不是什么坏事。曹太后（太皇太后）说，我承认你喜欢王安石，王安石有才学，可是他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你要真想保全他，对他好，你就先把他从这位置上调走，他惹的人太多了。神宗说，我跟您说，老祖母，合着朝廷上下真正好好干事的就他这一个人，我真手边没什么帮手，正说着呢，他的弟弟岐王赵颢旁边插了一句嘴，说咱奶说得有道理，这王安石真不是东西，你还是赶紧把新法废了吧。神宗一听，咱妈的话我可以毕恭毕敬的，我没话说，咱奶的话我也可以，你这儿给我起什么哄呢。这是有原因的，有一次他们一块儿打球，赌输赢，神宗说我输了这条玉带给你。赵颢说，哥，玉带我不要，你要是输了就把青苗法给废了吧。今天就当着这些人的面他又说这个，神宗一听说，好，是我把国家搞坏了，你来做。这话非常严重啊。赵颢当时一听吓得扑通就跪在地上说，我就说了句这话，何止于此呢？就全乱套了，这时候他母亲高太后就哭着说，你可别再变法了，王安石是个祸害，咱别弄这事儿了行不行？你说神宗神经不神经？搁谁都得神经啊，是不是？又是山崩地裂的，又是旱灾，又上流民图，又上来个疯子跟你说半天，说你做不了多久了，回到家里头从他老妈、从他奶奶、从他弟弟就合着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

这时候对外关系也出现问题，契丹王朝因为知道王安石变法，害怕国家强大，强大了之后它就无法控制这个局面，所以它要求重新划定边界，我们知道这是软肋，北宋王朝最怕的就是这个，天天给点吃的，给点喝的，给点钱，这才能养得住这点和平，这契丹朝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北宋王朝来说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画外音】：改革变法不但受到了内外的夹击，就连宰相本人也开始受到直接的攻击，王安石在元宵节陪同皇帝看灯时，被普通卫士从马上轰下来，他的马和随从也同时被打伤。在王安石看来，小小的卫士都胆敢对他这个宰相无礼，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对于这些卫士不了了之的处理，更让王安石感到愤懑。那么，身居相位的王安石又会如何应对呢？

【康震】：王安石不上朝了，称病在家，给皇上写了封信，写了份奏章，说我不想干了，我身体很差，我得养养，皇上就给他回了一个手诏，他没有亲自写手诏，让谁代着回的呢？司马光。这中间又发生了点小的波折，司马光给他回的手诏上怎么写的呢，写的时候是以神宗的口气来写的，

“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我器重你，叫你来做宰相，是委你以重任的，而且我非常地器重你，我对你是言听计从，绝对信任。现在发生了一些问题，民怨沸腾了，有骚动，你想走了，临阵逃脱，作为你自己来讲无可厚非，但是你别忘了，我们做的可不是私人的事情，是朝廷的大事，是天下的大事，朕就是天下，你把天下的事情让我交给谁呢？

王安石一看就怒了，谁写的这话？简直是，这哪是我啊？当时就非常愤怒，“抗章自辩”，这是有规矩的，皇上下来的诏书我不服，我也可以写辩护词，言论特别激烈，急了。宋神宗也是，就那几个破字你自己写不就完了吗？你让司马光写，那司马光能写出什么好话来吗？神宗一看，赶紧说，给他写了个手诏说，哎呀，不就这两句话把你给惹恼了吗？你还不知道那谁写的？那不是话赶话吗？它就是那个话嘛，那又不是我的意思，我也懒了一点，他写完我再没看，我让他们盖了章签了字就发出去了，我怎么可能说这话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行了吧？你赶紧回来，现在局面这么困难，你赶紧得出来主持大局。

出来了几天，王安石还是憋闷得慌，又请了十多天的病假，请求解除职务。神宗不干，不行，你不能这个时候离开，你每次提出要离开宰相的位置我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肯定是我哪做得不好。王安石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在这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也是人啊，我也会疲劳，而且执政的时间太长，别人会说闲话，自己也容易犯错误，我建议您另选贤才，这对您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神宗说你让我上哪儿找人去？你说让我上哪儿找人去？说您是没找啊，找他肯定有啊。神宗说你看，你现在辞职影响不好，人家都说让我罢你宰相的职，就是因为要响应天意。你一下子一辞职，改革变法正是最关键的时刻，你走了，这什么影响啊？这不把我撂到这儿了吗？神宗就跟王安石说，说你看，咱们现在这处境，我的这处境，就是最亲密的朋友也未必了解，你就说咱俩这关系吧，从古到今，有这样的君臣关系吗？恐怕没有吧？我对你是绝对的信任，咱们俩这关系你要是非得拿君和臣这个形式来定义的话，很难定义啊，咱们说是君臣的关系，比朋友的关系还要近啊，你现在要走，我还不得不把那君臣的关系拿出来，就是说朋友要讲义气，君臣咱就不讲义气，君臣得讲道义，你千万不能辞职。你看，我作为一个君，我都能忍受很多委屈，你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臣，你就不能替我担待点吗？有那么难吗？你看，宋神宗虽然动摇得很厉害，但他对王安石一直都是非常信任，而且是可以达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可能王安石受了感动，没再提这事。

【画外音】：事情刚有转机，却有人“帮忙不成反添乱”。一个支持变法的官员本意想替王安石说话，上书要求皇帝以特殊礼遇对待王安石，不但要把政务完全交给王安石，还要求解散枢密院，将国家军务也交给王安石一并打理。这样的要求对于朝廷法度是一个极大的挑衅，这不但让宋神宗心生不快，也让王安石的处境更加尴尬。而这次“帮忙”，也就成了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康震】：就这些事儿，就裹乱到一块儿了，反对的势力特别大，而且借着自然灾害，来势汹汹，又碰上这么个傻子，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这不让王安石非常惶恐吗？这回王安石是坚决要走，跟神宗提出来，说我要养病，我要恢复身体。神宗想来想去觉得这么扛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行，那这样吧，宰相咱不做，你喜欢南京，你就去做江宁知府，宰相的待遇都不变，政治待遇、等级都不变，您就在那去，等于休息休息，回头再说。就这么着，在宋神宗熙宁七年的四月，也就是公元的1074年，王安石在担任了五年的宰相职务之后，第一次被罢免了宰相。如果从他做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算起，他在朝廷执政达七年之久。

这次罢相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它的原因其实很多的，说句实在话，王安石的罢相，第一次的被罢相，恰恰说明改革变法已经非常地深入了，深入到什么程度呢？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各方面的人群，因为改革变法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各方面的利益的群体，都开始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赞成的反应很强烈，反对的反应更强烈。特别是在改革变法的执行过程当中，由于政策本身在执行当中会出现疏漏，用人在它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失误，所以改革变法由于变法本身的某些不成熟的方面和用人方面的某些失误，使得反对的声音更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改革的总设计师和总执行者是王安石，但是改革的后台老板是宋神宗，宋神宗坚持不移地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变法，这没办法，这是个死穴，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直接反对宋神宗。那他弟弟反对，他说那你来，你敢来？今儿敢来，明儿你就不见了。他不能反宋神宗，但是他可以什么，所以他把全部的脏水和全部的批评的声音都集中向王安石，不把你批倒批臭了不算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了，一方面是来源于人身的攻击，一方面是改革变法本身的复杂性，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触及到的人群之多，让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宋神宗在动摇。我前面曾经讲过，宋神宗是这个国家的元首，王安石是这个国家的总理，王安石一门心思就是改革变法，改革变法就是为了富国强民。可是，宋神宗不光考虑要富国强民，还要考虑什么？还要考虑国家的稳定，各种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而失彼，他要做平衡，他应该是个平衡大师，所以当反对的声浪特别大，反对的势力特别大的时候，如果硬碰硬，可能会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罢免王安石，其实主要是王安石自己提出辞职的，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为了缓和过分剧烈的对抗局面。实际上从这点来讲，这次的罢相在很大程度上，表面看是承受了巨大的来自天灾或者人祸的这种压力，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未尝不是一次政治策略。

那么王安石离开了宰相的位置，后边的大局由谁来主持呢？这是朝廷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王安石自己被罢免宰相之后，他会去做什么，他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悬念。这些都等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讲，谢谢。

【下期预告】：被罢相的王安石临走前提拔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以保证变法继续进行，但事与愿违，结果让人目瞪口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恩师？而王安石又是怎样二次罢相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五集《东山再起也枉然》。

 

（十五）东山再起也枉然

【画外音】：改革变法的不断推进，必定要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巨大利益，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王安石逐渐走向被动，并不得不到外地做官。但在离开相位之前，他在皇帝的支持下，对随后的人事变更做出了精心的安排，希望借此保证改革变法的继续进行，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忠实的支持者吕惠卿，也被安排到了副宰相的位子上。可没过多久，吕惠卿就开始对自己的阵营下手，不但对王安石的弟弟和儿子兴师问罪，对王安石也不再客气，这使得再次回到朝廷的王安石，最终不得不第二次离开相位。那么，吕惠卿为什么要自乱阵脚？皇帝又是怎样看待他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又将走向何方呢？

【康震】：实际上王安石走了以后，主要的主持者就是吕惠卿，他虽然是参知政事，但是他是主心骨。那按大家的理解就是说，那王安石走了，事儿也都安排好了，应该放心了吧，回家放两天假，轻松轻松。哪儿有那么简单啊？要那么简单咱还讲这么多集干吗。吕惠卿这个人确实有才干，但这个人有个毛病，嫉贤妒能，他不会搞团结，王安石本来在搞团结方面就比较差，吕惠卿比他还差。吕惠卿在王安石身边工作，得到王安石一手的提拔，原来在王安石身边有左膀右臂，一个叫吕惠卿，一个叫曾布。曾布是谁啊？曾巩的弟弟。俩人都挺能干的，可是这曾布和吕惠卿两个人弄不到一块儿，有矛盾。好，现在王安石走了，这吕惠卿做了副宰相，就想把这曾布给他踹出去，知道吧？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按说这个办法也不是想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曾布是三司的首长，就是财政部部长。吕惠卿给皇上说得查一下这家伙的账，我发现他这收支有问题，结果一查还真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这财政部它不就是一进一出吗？这曾布他算这账的时候，他把宋英宗治平四年，就那年宋英宗死，宋神宗继位，那时候改革变法还没开始，那一年国家的收入里头多算了九十多万贯，那九十多万贯是什么钱啊？是皇上的内府库的钱，也就是说那属于皇上的小金库里边的钱，你不能算到财政部里头，他把那部分钱怎么样呢？也算到那一年的总收入里头。这下完了，为什么呢，这九十多万贯一加进去，熙宁年间的变法的收入跟那比起来就差得远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就是说，没变法的时候国家收入挺高，一变法国家收入下降了，这就是在数据上，你想他是财政部，他在数据上就给人们提供一个证据，说改革变法是糟糕的。这曾布开始是拥护改革变法的，后来压力太大，得罪人太多了，这小子弄这么一手，可把神宗气坏了，马上把一批人都法办了。应该说办这个事儿本身这是对的，但是吕惠卿要办曾布肯定也是处心积虑，问题是他没有大局观念，比如说他多加了点钱，你要是维护改革变法的大局的话，你不用办他呀，你跟他说说别这么干，你这太危险了。可是他把它公布出来。你想，曾布被驱逐出去之后，这从外观上来看就很难看，因为你内部出现问题。

这时候，他们内部乱的时候，人家外头又给他敲了一榔头，大家还记得那画画的吗？叫郑侠，前面不是画了一幅《流民图》吗？这哥们儿真能画，今儿又画一幅，说什么呢？说王安石走了，吕惠卿也不是东西，那是个奸臣。我请皇上把他罢免了，让别人做宰相。我画了一幅《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迹图》，也就是说“好人坏人图”，什么叫“好人坏人图”呢？那就是说，用唐代的奸相李林甫，忠臣魏征和姚崇、宋璟来比喻，那就是，吕惠卿你就是李林甫，就把这图画好了，又交上去了。吕惠卿都气疯了，跟皇上请求说，把这小子的进士出身给他撤消了，撤销他一切的官职，给他贬得远远的。可是你要知道郑侠不光画了图，还上了一封奏折，这折子引起了神宗的注意，折子里头说了很多话，神宗说，其实你要说郑侠对这什么青苗法、保甲法有意见，老百姓都知道，这些事都是明事，他议论议论骂一骂我也不在乎，关键是他在奏折里头特别强调，说，我听说朝廷里边有人披甲上殿议论国事，就是有的人穿着铠甲到宫殿上讨论政事，这是不合规矩的。他跟皇上说，如果我说的符合事实的话，你要法办一些人。如果我说的不符合事实，他又是那句老话，你给押到宣德门外把我宰了，还是上次那句话。

皇上就很疑问，就问，跟吕惠卿说，不对，披甲上殿议论国事这种事，一般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只有极少数的高层官员才知道，这郑侠是一个看门的官员，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呢？这太奇怪了。皇上最怕的就是大臣之间互相串通。吕惠卿说皇上你注意到没有？每次这个郑侠上疏说的事儿，好多都是这冯京上奏的事，俩人说的事都一样，肯定是这个冯京把这事告诉了郑侠，而且我还跟您说皇上，王安国就是王安石的弟弟，跟这郑侠，据我了解过从甚密。你说这个他为什么一方面把这冯京掰出来，冯京肯定是有问题，他怎么把王安国给掰出来了？王安国虽然是王安石的弟弟，但极为厌恶变法，反对变法，他一看吕惠卿天天跟王安石走得这么近，打心眼里鄙夷他。吕惠卿有一次到王安石家里去讨论变法的事儿，王安国喜欢吹笛子，吱哩哇啦吹得挺好，王安石就说，你别老吹这种流行音乐，靡靡之音，你得吹点主旋律的东西。王安国说，大哥，我也劝您要远离小人，咱俩得一致，我不吹那些小曲儿，你也别接触那些小人。吕惠卿听着脸上白一阵、黑一阵，所以对王安国怀恨在心，带了这么一句。好，有一天上完朝之后，冯京刚说完事要走，神宗就把他叫住说，你说朝中的大臣，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你为什么给外人说呢？听说你给郑侠透露了不少我们内部的情况。冯京吓了一跳，说我跟这人根本不认识，这谁给您说的？神宗就瞪了他一眼，没吱声，走了。让手底下人去办，就去查。

这个郑侠其实跟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有着非常深的瓜葛，还有王安国。你听出来没有，这郑侠就是个枪手，后头一堆人。后来皇上就问到王安国，说你到底认不认识郑侠，他说我不认识。就把郑侠带来当面对质，郑侠说你平时不是说你刚直不阿吗？什么都不怕吗？怎么这会儿成了软蛋了？有什么了不起啊？王安国没办法就承认了。这神宗太震怒了，这些官员通通的、刚才说到，全都贬谪，王安国也不例外。专门为这事派了一个使者到江宁去告诉王安石，王安石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当着使者的面掉了眼泪，这个事对他影响很大，这是敲山震虎啊。

【画外音】：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反对派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吕惠卿不但没有奋起抗争，反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向盟友开刀，使得变法派的内部出现了混乱，同时他也开始把矛头转向了恩师王安石。而这个时候，皇帝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了朝廷，那么，吕惠卿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康震】：这时候，神宗又想起王安石了，在宋神宗熙宁八年的二月，他果断地再次召王安石进京担任宰相，这个时间距离他上一次罢相仅仅才十个月，也就是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到第二次再次起用他做宰相，中间就隔了十个月。王安石一点都没犹豫，用了七天的时间，从南京赶到了开封。这你也就了解，其实第一次罢相并非王安石自己本来愿意的，他还是很想干点事，但是当时的情形逼得他没办法再干下去，为什么呢，那么多的天灾，那么多的反对的意见，神宗快疯了，他也快疯了，所以实际上暂且地躲避了一下。这次一听皇帝的召唤，马上就来了，他一来，皇帝就告诉他说，小人已经走了，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了，他说的小人指的是郑侠，就是老画画的那位。说你不在的时候，吕惠卿独当一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王安石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辅佐圣上的，但是有一点，我年纪大了，你不能什么事都靠我，我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舞台，我希望你能真正地体会我现在的心情。神宗说两个人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是要害，只要我们好好合作、彼此信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宣布王安石为宰相的时候，那天吕惠卿也去了，他还以为会宣布他做宰相，结果一听是王安石，当时就愣了。所以你这儿就慢慢发现，这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否定吕惠卿对改革变法的贡献，而是说这个人，他有能力做事，但是他可能没有能力做人，这是两码事，你知道吗？他是从一个很底层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来的人，所以他能到这个位置很不容易，他就是处心积虑地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

可是神宗也不傻啊，王安石更不傻，回来了以后，神宗就问王安石说现在人才很缺乏。王安石说人才不缺乏，关键是你把那些干事的人才都给弄得没影了，所以大家都明哲保身、但求无过，那些我原来手底下的能挣钱的、能赚钱的，给大家国库里头能放钱的人，就是因为挣了点钱，引得这帮人唧唧喳喳地在这儿反对，你把这些人现在都召回来不就没事了吗？王安石一回来，神宗就听他的意见，召回了很多得力的大臣，有些是反动派的声音太大被贬的，还有的是吕惠卿给踢走的，现在就都回来了。

吕惠卿一看，王安石再次卷土重来，自己的地位可就很危险了，正在这当口，他就给他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时机，什么时机啊？有人告发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市）的主簿李逢谋反，其实当时这个案子都已经审过了，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别人诽谤，然后自己行为不轨，没到要造反的程度，可是吕惠卿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李逢此人串联皇家的宗室赵世居图谋不轨。他一说这赵世居，神宗就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大家知道，宋代最早的两个皇帝，一个是宋太祖，一个是宋太宗，本来皇上是宋太祖做的，后来宋太祖莫名其妙地死了，这成了宋太祖跟宋太宗这哥俩儿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谜案，到现在人都说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他死了之后，这皇帝的位置就让他弟弟坐了。那大家就清楚了，本来这个传皇位是按照太祖皇帝的这一系传下来的，现在等于做皇上的一直到神宗这儿，是谁在做呢？都是宋太宗的子孙，赵世居是太祖皇帝的后代，你知道吗？所以这赵世居要是一听说他要谋反，神宗就神经了，你知道吗？那是怎么着？想把这个位置再扳回去？而且最关键是这里边牵扯到一个人，叫李士宁，是个道士。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这么些个名字，又是什么赵世居，又是什么李逢，又是什么李士宁，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点都不乱，李士宁跟王安石是好朋友，王安石当年他母亲去世，他在南京守孝的时候就跟李士宁过从甚密，后来李士宁还在他们家住了大半年，王安石对他特别地器重。现在你知道了，这抓事儿得把脑袋拎起来，尾巴才能出来，你知道吗？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皇上说查，一查了不得，李士宁家里头，赵世居家里头翻出好多的衣服、图谶。什么叫图谶呢，就是好多那种预言的书，你将来会干什么，就那种。这玩意儿是最忌讳的，大逆不道啊，最后做了决定，赵世居赐死，李逢被杀，这王安石就非常紧张了。

【画外音】：在古代社会，一个官员一旦跟谋反事件产生瓜葛，其下场一定不会好。一桩旧案被翻出来，实质目标其实就是宰相王安石。那么，皇帝宋神宗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吕惠卿的个人目的能达到吗？

【康震】：神宗心里边很清楚，他就找着王安石，跟他说，你放松一点，李士宁是有罪的，你跟他关系也好，但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对你很信任。王安石吓坏了，跪下给他磕头，说，说实在的，我知道李士宁被抓，我心里边非常地惶恐，如果李士宁说出一星半点对我不利的话，我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啊，所以皇上您能对我这么信任，我确实是感恩戴德。神宗说咱俩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怎么可能谋反呢？不可能啊，谁还没有个三朋四友？话是这么说，这是神宗对他特别信任，因为对一般的皇帝来讲你只要有一星半点的不对劲儿，就那句话，宁可错杀一千我也不放过你一个，省得我麻烦。

好，这个事吕惠卿处心积虑办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的结果让他有点失望，神宗皇上好像没对王安石怎么样。大家说那这李士宁怎么处置，那俩都死了，对李士宁处置的方式就直接地体现了对王安石的态度，李士宁只是杖击之刑，打了他几板子，然后给他送得远远的。因为像李士宁这样的罪过那是要杀头的，所以吕惠卿觉得自己这目的没有达到。他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吕惠卿）他提拔他那弟弟，很多大臣上疏，说他弟弟本来就是个小官，一夜之间成了地方大员，本身语言能力又差，智商也不高，连个小官儿都做不了，怎么可以做一路的诸侯呢？因为在北宋他一个路的官员他就相当于一省的高级官员。还有他那小舅子，给人办案，误判了，把人给杀了，吕惠卿又找人给他作伪证，把这罪名扣到别人的头上。还有他的那些三朋四友，东拉西扯，办了不少让老百姓不满意的事，很多的官员都告他。在这种情况下，吕惠卿压力就很大，再三地请求辞职，神宗就接见他说，没事儿你好好的你辞什么职啊？吕惠卿说我觉得应该让有能力的人来干我这工作，我是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我请求您给我轰走得了。神宗这就很纳闷儿，说你是参知政事，可是副宰相，而且天下责任并不在你一人之身上，你为什么要走呢？吕惠卿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说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王安石不在，缺人，把我调来了，我可以工作。现在王安石也回来了，他这个人是这样，他是一个人说了算，办事比较方便，你看现在人一多，意见分散了，办事效率不高，所以我觉得我离开比较好。神宗一听，说不对，王安石回来了，你才应该协助他工作，他是宰相，你是副宰相，你怎么反而要走呢？吕惠卿说不对，我觉得这次有点不对劲，就是原来王安石做工作不推托，这次来了老说自己有病，老是推托，他给改革变法做了很大贡献，这我都承认，可是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工作得不是很得劲儿。这是个新情况，神宗一听很感兴趣说，那你说王安石到底是怎么了？吕惠卿说，你看，原来他做宰相的时候，那会儿，第一回做宰相的时候，你什么都听他的，大伙儿也都听他的，这次来吧，人手多了，大家也不是那么什么都听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难办。神宗一听他这个话支支吾吾的，话里有话，说我认为王安石是觉得天下之事还可有为，所以才回来的。吕惠卿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开始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在的原因吧，人多了有点，王安石可能觉得还是听他一个人的比较好，人一多办事不大方便，朝廷里头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王安石，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走。神宗听了半天，这转来转去的，感觉有点意思了，就是来回在说这王安石是想专权，是想一切都听王安石的。神宗说你不要紧张，王安石回来他不嫉贤妒能，他不会嫉妒你的，你是他提拔的他怎么能嫉妒你呢？吕惠卿说是啊，我也是觉得他应该不会嫉妒我，这不构成逻辑关系啊，可是现在确实是人多，人一多以后意见就多，很难统一，所以我就觉得我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还是回去的好。

神宗这时候就全明白了，这是转着弯地在说王安石不合适啊，他很讨厌这种说法，他就跟吕惠卿说，你自己干好自己的事，你瞎想那么多干吗？我告诉你，来了不称职的就走人，但是我告诉你王安石是不会苟且的，他不会在这儿应付事儿。吕惠卿一看，皇上不吃这一套，就说，皇上您看您好几次教育我，让我要配合王安石的工作，要做好参知政事的工作，我想问您，我这参知政事参的这政事，还是陛下您的政事还是王安石的政事啊？这话就说得非常露骨了。神宗一听就火了，什么话啊，我告诉你，王安石的事就是朕的事儿，这样明白了？去，该干吗干吗去。这你发现，事儿是好事儿，改革变法是好事儿，主持改革变法这些人能力也是强的，关键是心不能坏，你心一坏了，再大的能力也偏了方向。

【画外音】：对于吕惠卿的作为，虽然做人简单的王安石不认为他有恶意，但已到而立之年的皇帝宋神宗，却看透了吕惠卿的人品，在屡次提醒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变法派内部的团结，皇帝直接把吕惠卿贬到了外地。那么，被贬出京的吕大人会不会就此罢手呢？

【康震】：吕惠卿被贬之后，经常给皇帝上疏、申辩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他说什么呢？说我最近注意到监察御史邓绾罗列我的罪状，他的奏折上面的用语、语言、文字跟宰相的文书特别地相近，我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古代的时候这朝廷有规定凡是谏官是不能够跟宰相之间沟通的，因为如果谏官跟宰相沟通的话，对皇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谏官他就是来发现问题的，他就是来搞侦察的，他要是跟宰相串通一气了，那还有皇帝的活路吗？吕惠卿说我发现这个御史邓绾他的文书跟宰相的文书差不多一样，引用的材料都一样，皇上我告诉你，君臣大防啊，这你不得不防，你得查一下。

神宗一看，确实如此，就把王安石找来给他看，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安石说我不清楚啊，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因为邓绾是王安石的人，他也是改革变法派的，他挺纳闷儿的，回家就问他的儿子王雱，王雱当时也在朝里边做官，一问才知道，原来这王雱看到这吕惠卿被贬，唯恐这吕惠卿还会东山再起，为了保护他们这改革派，也为了保护他的父亲，他就跟邓绾等几个人联合起来，得，把这邓绾弹劾吕惠卿里边的好多话都写到自己那折子里头，给皇上递上去了。你想啊，这能不一致吗？哎哟，王安石一听就急了，因为什么呢，这是犯了大忌讳，赶紧给宋神宗就上疏，表示辞职不干了，不能再干，他非常紧张。王雱本来身体就比较瘦弱，背上长了大毒疖子，让他爸臭骂了一顿之后，这一下一病就不起。

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度就有一定的降低了。说句实在话，虽然这次王安石回来了，但是变法当中的很多问题，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这时候的宋神宗三十多岁，已经不是过去二十多岁的时候了，经过王安石这些年的调教和培养，他也成长起来了，他也有他的主见，对于王安石也不再是言听计从，所以，王安石深深地感到疲倦，他又请假，不上班了，又不上班了。神宗都急了，派人跟他说，我跟你之间从来没有什么怀疑你的地方，上天可鉴，老天爷可以作证啊，你怎么又病了？你得出来啊你，你不出来，我这儿谁给我盯着？

出来了，结果这时候发生了件很意外的事，这王雱不是瘦吗？不是弱吗？不是病吗？他死了，才三十三岁，而且这王雱跟他的那个叔父王安国不一样，他是坚决维护改革变法的，是个很有为的年轻人。他一去世，对王安石的打击非常大，这王安石就病倒在家里头。神宗还是不错，一天里头十七次派人来探望他，他病好得差不多了，又给他放了十天长假，健康恢复了，又放了三天假，这样王雱去世了，给他放了七天假。他病了，皇上派御医给他看病，看病看完了，开方子抓药不得花钱吗？王安石要花钱，神宗说算了算了，我买单了，你就别花这钱了。王安石说不行，一码是一码。神宗说那行行行，你非要交钱，意思意思总行了吧，这钱我给你掏了，我给你报销了。这些能够看得出来，神宗对于王安石基本上还是很信任的，还是很关心的，但问题的核心就不在这儿，对于王安石来讲，我根本不用你在生活上关心我，我也不用你去干什么别的事，你关键是在政治上你得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支持我，这是最关键的。

【画外音】：在变法派内部，有为了自己的地位向战友开刀的，也有想帮忙却添了乱的，内部的瓦解与消耗是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改革变法的梦想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而被称作古代君臣关系典范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又会面对什么样的困局呢？

【康震】：王安石实在待不住了，他是又困、又乏、又累、又疲、又惫，而且这儿子还去世了，早夭了应该说。坚决要求离开朝廷，不再做这个宰相。神宗说你这是为什么啊？我没有怀疑你嘛，我们俩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我们向来有很好的沟通渠道，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忠心，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王安石说，我确实生病，我病重，我很疲惫，我不能再干了。实际上是他心里头已经觉得神宗对他没有以前那么信任，他跟别人说过，原来皇上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能听我的五分话就很不错了，很了不得了。神宗说，我告诉你，我告诉这中书的人，凡是你的辞职的折子上来，一概不许接受。过两天，又上来了。神宗说，你怎么了？这不符合你的性格，你说话不算数，怎么又反悔了？又把折子递上来了？我告诉你，坚决不行，我不要你的，不看你的。终于神宗也失去了耐心，一天上朝的时候正商量事儿呢，商量一事儿，俩人没说到一块儿，神宗突然扭头问他说，哎，我听说你最近总是不停上疏说要走啊，王安石一听，仓皇之间马上说，不错不错，我想要走很久了，我马上就走。回去之后，上表递辞呈。

宋神宗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被罢相，任江宁知府，这一年他五十七岁。想当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治平四年元月八号，那一年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当时王安石四十七岁。现在十年过去了，王安石五十七岁，宋神宗三十岁。王安石这一次做宰相的时间是一年零八个月，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难再找到像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一对君臣的这种合作关系了，王安石竭尽全力地效忠，以坚强的决心和意志力推进改革变法，而宋神宗给了他最大的所可能的全部的支持，但是一方面因为改革变法的难度太大，涉及的利益方面太多，另外一方面在改革变法过程当中，内部出现了重大问题。我们上次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主要是什么呢，反对派的力度太大了，借着天灾人祸说事。这一次是内部出现重大问题，为什么内部会出现重大问题呢，因为改革变法王安石用了很多新人，他没有用那么些老人，这些新人从底层上来的，上来之后一方面做着工作，另一方面在拼命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有的时候那种对利益的追逐就远远地超过了对工作的执行，在这中间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再加上神宗皇上自己的思想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这就跟王安石的一些想法就不可能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说第一次罢相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一种策略，或者王安石很大程度上出于一时的意气用事而辞职的话，那么这第二次那就是玩儿真的了，不但是因为他失去了儿子，也不但是因为遭到来自内部的这种诬蔑和攻击，更重要的是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边王安石感到无比的疲倦，他对改革变法并没有失去信心，但是他对改革变法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太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他身心造成的损害，他已经是很难再承受了。

我们前面已经很充分地了解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的这个角色、这个性格、这些行为，那么我们对王安石的了解仅仅如果止于此，那还是比较片面的，所以要全面地了解王安石的个性、思想和言语、行为，我们还要从他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探究他、去了解他、去靠近他，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节目所要接着讲的，谢谢大家。

 

（十六）冷面宰相的独特个性

【画外音】：身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留给后人巨大的想像空间。在我们心目当中，王安石是一个很坚决，很有意志力的人，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果敢坚决的大人物，在生活中竟然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为此，他没少挨朋友们的“整蛊”；有的时候，普通百姓甚至也能呵斥他两句。这样对比反差的个性特点和人生经历，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有血有肉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六集《冷面宰相的独特个性》，敬请关注。

【康震】：总的来讲，我们的印象当中王安石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一本正经，可能还没什么生活情趣，跟这人在一块儿估计他夫人闷都闷死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未必尽然。王安石虽然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一个思虑深刻、考虑问题很周全，你想能推动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变法的人，那脑子里头都跟计算机一样，全都是程序，这种人他能天真吗？能率真吗？能。这王安石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甚至达到了犯傻的程度，就是老成为朋友们的笑柄，别人取笑他，他还听不出来，得过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这么一个人。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王安石变法重在敛财，我们都知道他要给国家挣钱，天天要跟人收利息，天天想怎么才能生财，有一家伙给他出一馊主意，说您不是想提高粮食产量吗？我发现一块大良田，您要把这良田攥在手里，保证粮食产量上升。王安石说在哪儿呢？说水泊梁山呐，梁山泊是八百里的湖面，把水抽干了，那就是良田。王安石一听，好啊，这主意太好了。过了一会儿他反应过来了，慢慢说水抽干了是可以，抽出来的水放在哪儿呢？他有一个朋友叫刘贡父，这刘贡父也不大赞成他的变法，刘贡父当时正在旁边坐着，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简单，在水泊梁山旁边再挖一水泊梁山，梁山泊旁边再挖一梁山泊，把水盛起来。王安石讪讪地笑了笑，开玩笑的，别当真，我这就是脑子一时短路了，这才对这个建议还比较感兴趣。他比较天真有时候，你知道吗，别人取笑他，他半天反应不过来。刚才这故事就好比有个笑话说，人说把喜马拉雅山中间挖一隧道，把印度洋的暖湿的气流引到西藏，那可以造成多少良田，可你就没想过，那暖湿气流进来了，青藏高原那么多雪山、那么多冰川都融化了，良田倒是有了，都泡成洞庭湖了，都泡成羊肉泡了，那玩意儿能种良田吗？他不动脑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天真的一面，相当天真的一面。

王安石后来被罢了宰相，罢了宰相之后就回到了江宁，等于是隐退起来了。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人，在村子里有时候瞎转，头上戴一块头巾，拄一根手杖在村子里头转，有一次就在紫金山、南京的紫金山旁边转，转到一个村子，一进去看见有一群读书人模样的人坐在那儿高谈阔论，谈论诗文，谈论经史子集，讨论得非常热烈。王安石我们知道，他是个读书人，很喜欢，可是他跟这些人不认识，自己现在这模样看上去也不大像个读书人，他就悄悄地坐在旁边，把耳朵支棱起来在那儿听。这帮人谈得正火热呢，突然来一个糟老头子坐旁边，你知道吧，一看这模样，头上扎块头巾，王安石这个人又不怎么讲卫生，身上看着邋里邋遢的，拄个拐棍，悄默声儿坐在那儿，挺窝囊的，心里说这什么人啊，我们在这儿聊得挺高兴，你在这儿装知识分子呢，也在这听，你听得懂我们说什么吗？说了半天这人还不走，其中有一个人就不高兴了，就问他说，哎，你谁啊你？听什么呢？读过书吗你？什么人呢。王安石就、资料上记载王安石是“唯唯”，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含糊答应说读过，读过一点，略识一点文字。这一说，你要不说，你要说我不懂，这些人说不懂就在这儿坐着好好听。他说读过一点，这帮人来劲了，读过一点儿？你读过多少？会写字吗？知道你叫什么吗？会写自己名字吗？这个人接着就逼着问，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意思是如果你一说出名字来，那位说没听过，你走吧。你只要敢说出这话来，敢回答，他就想嘲笑你。王安石本来是来求清静的，就是走过，看一群人在这儿说话，想听点话，是不是？这人非得问，王安石没办法，站起来拱拱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某姓王，叫安石。这帮人一听都傻了，哦，你王安石啊，那我们还是走吧。

这都是很小的事儿，你知道吗，咱们要讲王安石变法，是断不会讲到这些事的，但是你要了解王安石这个人，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些看上去很琐碎的事儿。他不张扬，他要是不做官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平易的人，他是很天真的人，刚才说了，都有点犯傻，这是他性格当中的另外一个本质的方面。

【画外音】：王安石一生至诚至真，不会伪饰，更不会玩弄权术计谋，是一个地道的本色派。正因为如此，他在生活上就不注意细节，有时候就显得邋里邋遢，不修边幅，为此，他经常因为个人的卫生问题而被朋友们取笑，甚至还曾经让宋神宗嘲笑过。那么，备受嘲笑的王安石，对此又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康震】；那会儿王安石还没做宰相，在哪儿啊，在群牧司做判官。我们前面说过群牧司这个地方，群牧司就是管全国马匹的，这古代的马就跟我们现在的设备、管设备、管车辆一样，是个实权单位。他在群牧司的时候，跟吴充还有韩维这几个人关系特别好，这些人知道他这个人比较邋遢，一个月两个月都不洗澡，就商量好了，说每隔一两个月就带他去洗一回澡，洗完了澡轮流地给他买件新衣裳，挂在外头的架子上，这叫每月“拆洗王安石”，就跟拆洗被子似的，那书上记载的是“拆洗王介甫”，他字是介甫，我们就说“拆洗王安石”。王安石是个直人，就是他这脑子他总是在自己关注的事情上，对他不关注的事他根本就不注意，洗就洗呗，每次去洗完了出来，看架子上有新衣服，穿上就走了，也从来不问这是谁给他的。这么一个人，不修边幅，不大注意自己的形象。

有一回他跟王珪上朝，那会儿他已经做了宰相了，王珪也是宰相，两个人一块儿上朝，正在说事的时候，突然有个虱子在他的胡子这儿爬来爬去，神宗看见了，止不住想笑，可是他是皇上，不能放声大笑，就憋着笑。王珪也看见了，也不好意思说。可是王安石看见神宗在笑，不知道怎么回事，笑什么呢？变法有这么好笑吗？我辛辛苦苦搞变法，你笑什么？下了朝以后，他就问王珪说，皇上笑什么呀？王珪说，你胡子上有个虱子。王安石说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多失体面，我就是不太讲那什么，也不能这样，赶紧把它拿掉。（王珪）说别别别，王珪说千万别拿，这个虱子它不寻常啊，我要把这个虱子很好地歌颂一下。王安石说歌颂什么呀？这虱子有个说法，有八个字，怎么八个字啊？叫

“屡游相鬓，曾经御览”——宋·彭乘【墨客挥犀】

什么意思？说这个虱子是一只非常不同寻常的虱子，它曾经在宰相的鬓角胡须之间游览过，也曾经得到过皇帝的召见，所以这只虱子不能轻易动它。王安石听了只好尴尬地笑一笑，想想，卫生问题确实很重要。你想他上朝了他身上都有虱子。大家可能觉得，老师你讲这个太膈应了，我们不是为了讲膈应，就是说他这个人不修边幅到什么程度。

他有一个朋友，母亲去世了，他去给人吊丧、吊唁，要坐船过去，上了船了发现自己系了条红腰带，怎么办呢？看见旁边有个随从扎了条黑腰带，把人家那腰带扒下来，扎他自己腰上，等到吊唁完回来，又把腰带还给人家。

你发现没有啊？凡是这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对生活的细节都不大关注，为什么不大关注，他不是按照生活的规则来做事的，他是按照自己的性格来做事，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区别，我们一般人都喜欢遵循生活既有的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有时候跟自己的本性不大符合，所以有时候做事你觉得很压抑，或者总觉得做完了以后，自己心里不畅快、不爽，但是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不是，他天真、他率真、他直接、他不假饰，这个很重要，这其实是跟他在搞改革变法的时候那种强硬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它不是分裂开的。

【画外音】：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人，他对于自己关注的事情是倾力关注，对于自己不关注的事情则是熟视无睹，而王安石应该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如此至真至诚的王安石又是如此不修边幅，他脑子里一天到晚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呢？

【康震】：他都专注什么呢？王安石这个人特别爱读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睡觉的时候也看书，上洗手间也看书。在常州做知州的时候，经常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看戏，王安石看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表情的，别人在旁边笑得哈哈哈的，或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他没表情。这些艺人就犯了愁了，说这连主要领导都逗不笑，我们这不白干了吗？结果有一次又来了一个戏班子，上面演戏，演得挺精彩，大家都没笑，因为没到笑的地儿，王安石突然放声大笑，给这帮人吓坏了，领导今儿怎么了？下来就重赏这个班子，能干，把我们头儿逗笑了，我们头儿今儿哈哈大笑。旁边有同事觉得不对劲，说好像不大像，好像不是被这戏班子逗笑的，你们谁跟他熟啊，问问他，他到底为什么笑？找了一个人去问，说头儿你今儿为什么笑啊？而且我们都没笑的时候你笑了。王安石说什么，你是说我今天笑啊，我是今天突然想到那本书上有两句话，我一直觉得这两句话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我想到这话是什么意思了，我特别高兴，我笑了吗？人家说您确实笑了，我们还以为是那上面给您逗笑的。王安石说，上面演什么了？完了。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说一科学家，像牛顿把表给煮了，爱因斯坦又不吃饭，陈景润撞电线杆子上了，还真有这种人，王安石也是这种人。他对于自己关注的事情是倾力关注，对不关注的事情是熟视无睹。

王安石吃饭，一次跟同事在一起吃饭，吃完了以后同事特高兴，给他夫人“打电话”，说王夫人，今天王先生吃得非常好。说你们吃什么了？说他特别爱吃一种肉丝，就那肉丝一会儿就吃完了。王夫人心说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没听他说是一个喜欢挑食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吃什么肉丝，他吃饭我太了解了，说你们是怎么吃的？那肉丝在什么地儿放着呢？说这肉丝就放在离他的筷头比较近。王夫人一听，说这么着得了，你们下回还吃饭，你们别把肉丝放他跟前，放一别的，比方说放一菜花得了，你看他喜欢吃什么。隔了一天又吃饭，这回肉丝也放得远了一点，周围还放了很多其他菜，靠近的地方比如说放了一盘菜花，一会儿就把菜花吃完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哪个离得近，他就吃哪个，而且他未必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也许他以为还吃的是肉丝呢。

他脑子里头，如果说得夸张点，是不是天天都在考虑国家大事啊，也未必尽然，他始终在考虑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跟他的个性，很率真的这个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很率真、很真实的人，他非常直接，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那么复杂，所以他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他一下就能抓住，一抓住就不松手，所以他就表现得非常地执着。他从来不隐藏自己真实的个性，他办事情就会表现得非常坚持原则。

他在群牧司做判官的时候，顶头上司是谁？包拯，牛啊。包拯请吃饭，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是在群牧司工作，包拯请大家吃饭，吃饭要喝酒，包拯让你喝酒你敢不喝啊？喝不喝？喝。你喝不喝？喝。司马光根本不爱喝酒，也不擅长饮酒，但是你对着包拯能不喝吗？喝了。包拯端着酒走到王安石跟前，小王，喝一个。我不会喝酒。喝一个吧？就喝一杯。一杯也不喝。你给个面子啊？都是有脸的人，我也有面子——这当然是我杜撰的了啊。从头到尾这是司马光回忆的，在座的所有的人不管能不能喝酒、会不会喝酒、喜欢不喜欢喝酒的人都喝了，就是王安石一个人始终没有喝一口酒。大家说这也太过分了，都是一个单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不是那个问题，这就说明这个人的个性，什么呢，他很执拗，他坚持原则。你发现没有，率真的人、特别天真的人、特别简单的人，对原则的问题认识得特别本质。你跟他讲那么多道理没用，他就只认一个理，这种人最要命了。

这讲究原则的人对别人讲原则，对自己也很苛刻。还是刘贡父，以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刘贡父的名字，他开了王安石多少玩笑。刘贡父去找王安石聊天、谈事，到他们家里，王安石正在吃饭。你吃、你先吃。王安石说把刘大人带到我书房去等我一会儿。下人带去了。刘贡父是个读书人，走到哪儿都喜欢看看翻翻，一看，这砚台底下压了一摞书稿，是王安石写的，拿起来一看，是论兵的，写的一部兵书。你想刘贡父这种人能跟苏轼开玩笑的，那脑子不是一般脑子，记忆力超强，看了一遍背下来了，然后不动声色地压回到砚台底下，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王相公吃晚饭回来了，坐下两个人就聊天。王安石说你最近都干吗呢？有什么新成果没有啊？有什么科研成果？刘贡父说也没什么，我最近对于论兵的事比较感兴趣，我写了一部兵书。王安石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写，他一听很感兴趣，说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你跟我说说。刘贡父说也没什么，就一二三四五的把它都背出来了。王安石一听，这不白写了吗？他又没法说，你知道吗？他哪知道这有这种人啊？明儿咱们再聊吧，您今儿先回去，好不好？刘贡父回去了。王安石从砚台底下把文章拿出来看了半天，嚓，全撕了。这是个小事，朋友跟他开玩笑的，撕了拿透明胶还能粘回来。这说明什么，王安石这个人好发不同寻常之论，就是他对别人的这种流俗之见，他是很厌恶的。你说的话，你谈的观点如果没什么新奇的地方，他根本不理你。但是他对自己也是这样，如果发现自己跟人家，人叫“撞衫”了，这叫“撞文”了，要撞在一块儿了，他发现，因为刘贡父给他复述出来，他知道刘贡父已经写好了，一旦知道了，自己的文章就撕掉了，不留。他对别人是这样苛刻的，对自己更苛刻，他是完美主义者，这也是很天真、率真的人对于世界本质的把握的一种方式，在他眼里头，要存在的必须是完美的，如果不完美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可不是咱们一般人都能做到的，是吧？回头一看，他说？说不定还是他抄我的呢，再者说了，各有各的说法，我虽然写得重复了点，也是创造性思维，但王安石不这么看。

宋代人喜欢议论唐诗，李贺有两句诗，特别有名，大家都知道，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李贺【雁门太守行】

好诗，写得好，威武雄壮，色彩斑斓。王安石说，什么啊这诗，小孩一看就不懂事，都“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怎么“甲光向日”能“金鳞开”呢？太阳在哪儿呢？因为这个诗的原意是说，黑云压城城欲摧，都是什么呢，都是云山雾罩，全是黑云，怎么太阳照着铠甲还发光呢？不可能的事儿啊。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写诗啊，你不能一句一句都落实啊。哎，不行，我对我自己要求严格，对古人要求更严格。

他自己有一首诗特别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泊船瓜州】

很有名的一首诗，这个诗在当时他这草稿被人收藏了，这草稿上划得一塌糊涂，他开始说“春风又绿江南岸”，开始不是“绿”，最开始是“春风又到江南岸”，把这“到”划掉，旁边写一个“不好”，后来这“到”划掉之后，又换了一个什么呢，换了一个“过”，“春风又过江南岸”。 后来又把这“过”也划掉，换成什么呢？换成“入”，“春风又入江南岸”。又划掉，又改成“春风又满江南岸”。又划掉，最后末末了，才换成一个“绿”字。我们说“到”也行，但是太直接了，不文学，就是说明一个动作。你说用“过”呢，那过了就走了，给人感觉春风是一会儿的事儿，虽然是意思在那了，但是不好。你说“入”吧，春风入到江南岸了，这个动作显得不是很恰当，不像是春风的动作，像拳头的动作。而春风又满江南岸，是挺好，不够含蓄，春风显得比较蛮横，一来就铺天盖地，那是春风吗？那不是春风，那是秋风，那是冬风。“春风又绿江南岸”，前面所有这些动词的意思都有了，但是有着非常润泽的色彩和感觉。这种诗对王安石来讲就是小小诗，尚且如此改动，你想要是正儿八经写点对他来讲要传颂万年的诗，那还得怎么改啊，所以这方面你能看得出来王安石的个性。

【画外音】：王安石这样一个有个性、很率真，甚至有些天真的人，他对世界的理解很简单，他对原则的把握既直接简单，又执着无比，这样的人，他就不可能依附权贵，他就会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做事情。为此，年轻时代的王安石，就曾经得罪过宰相晏殊和文坛领袖欧阳修，那么王安石如此冒犯前辈，究竟是为什么呢？

【康震】：王安石我们知道，考进士考得挺不错的，本来是状元，后来就被弄成第四名了，但是也属于甲科进士，相当了得。他是江西抚州人，当时的宰相晏殊，他中进士的时候，宰相是晏殊，晏殊在当时文坛上也是个大人物，“小园香径独徘徊”这样的词就是晏殊写的，晏殊跟他是同乡，而且都是抚州人，他一中进士晏殊特别高兴，请大家吃饭，当时可能江西籍的有几个都在一块儿，吃完饭单独把他留下来，说你不错，我很欣赏你，年轻人，好好干，下回我单独请你吃饭。王安石这种人对这种拉拉扯扯的东西他本来就不喜欢，所以当时就说行行行，承让承让。结果没过几天，人家晏殊真请他吃饭，吃饭吃得很好，而且吃完饭给他留下来，专门跟他说，说我预计你将来也会做到我这个位置上，不过年轻人我可忠告你一点啊，做人要宽容一点，你对别人宽容，你对这个世界宽容，别人和这个世界对你才能宽容，记住了，这是前辈对你的忠告。王安石回到旅馆之后，心里老大不痛快，跟别人说，堂堂的宰相，怎么教人呢，就教我这些东西。你注意，现在不是他巴结晏殊，是那宰相在巴结他呢，他还说出这么一番话，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对事物的看法，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然晏殊关心年轻人，特别是同乡后进，想扶持你一把、奖掖你一把，这本来人家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他的反应说明了王安石不是一个随风倒的人；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不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而是什么呢，而是他始终有自己的定见，如果一个没有定见和定力的人，他不可能主持这么大型的变法活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王安石的个性把握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一个人简单，但是并不傻，他简单、他执着，他善于抓住事情的本来的、本质的方面，同时对于自己所忠诚的这个事业才能够坚持下去。

欧阳修，文坛的大腕儿，（王安石）好朋友曾巩，王安石的好朋友曾巩多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因为机缘不凑合，没有见到。后来王安石到京城做官，俩人碰见了，一碰见，欧阳修对他非常欣赏，因为早就读过他的文章，欧阳修写一首诗赠给他，其中有这么几句说，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欧阳修【赠王介甫】

说你啊，年轻人，你的诗可以与李白媲美，李白做过翰林供奉，所以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你的文章可以跟韩愈相比美，韩愈做过吏部侍郎。我老了，不中用了，在后辈当中，谁又能跟你比得过呢？

对他很高的评价，你想这时候，他见到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当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能写这首诗给他，别人巴不得要呢，哎呦喂，裱起来挂在墙上，谁来都说，你看，欧阳老师送我的，他说我跟李白、跟韩愈一样。你觉得这是王安石的表现吗？我们前面讲过这么多集之后，你已经对王安石的性格比较了解，王安石大不以为然，并不认为欧阳修真正读懂了他，他回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非常关键，

“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

——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

说您说得都挺好的，是这样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达到孟子的境界，我就很满足了，我哪敢跟您比呀？您是当代的韩愈。苏轼讲过，欧阳修是当代韩愈。可是你要知道，那你说韩愈的境界高呢、地位高呢，还是孟子的地位高呢？他虽然没明说，但是他说我的理想不是做韩愈这样的文学家、哲学家，我是要做孟子的，孟子是什么呢？“吾善养吾浩然正气”，那是要影响千代万代人的，我是要做圣人的，韩愈是圣人吗？韩愈是圣人的学生。但是呢，您我是很尊重，您是当代韩愈，我是赶不上您这境界了。这话是有点别扭，说了，别扭就别扭，说了。好在欧阳修也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计较。但是这个王安石的个性由此可见，他从来就不是靠别人引荐，拉拉扯扯上去的。

【画外音】：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同时他又不贪图权力。如果用功名利禄来诱惑他，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做起事情来，就能够不循常规，经常出新。有一次王安石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他就大胆地做了一件让所有考官们瞠目结舌的事情，最终竟然改变了状元的人选。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康震】：王安石这个人从开始考科举到最后做宰相，到后来推行变法，他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一直都是非常明确的，做人的原则也是很明确的，他不为功名利禄而做官，只为做事而做官，这我们在最开始就说了。他是只想做大事，不想做大官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你用功名利禄来利诱他，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做起事情来就不循常规，总要出新。

有一段时间王安石主持科举考试，这宋代科举考试比较复杂，为什么呢，你考完科举之后要排名次，要过三道关，第一道叫初考官，这初考官先列一个名次，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先排出来，然后要交给一个覆考官，其实就是复审官，这个覆考官要审核这个名单，比方他看了以后说，你这一二三四五我觉得排得不好，应该是五四三二一，至于最终的这个名单怎么出来，就是初考官和覆考官要商量，但是朝廷有个定制，就是不管是怎么排，只要初考官提供了这个名单，并且和覆考官商量了之后，将来的状元一定要在初考官和覆考官中间来产生，不要再在别的行列里边产生了。比方你现在说那儿有份卷子不错，拿出来，不行，就这范围圈定了。最后一道关是详定官，详定官就是发布官、终审官，王安石当时做的是详定官，王安石看了初考官和覆考官的名单以后说，这里边人都不合适啊，我觉得这里头没有一个是能做状元的，这样，从别的名单里再拉出一个人来。人家说不成，这是规矩。王安石说，规矩？规矩是人定的，听说过人定规矩，没听说过规矩把人给定了的，是不是？那人说不行，我们这都是讲规矩的人，守法，都是公民。王安石说那行，听皇上裁决。当时还是宋仁宗嘉佑年间，报给宋仁宗，宋仁宗批下来说照从安石之意，按王安石做。结果王安石当时就从别的序列里边选了一个很优秀的人。从此，状元不一定非得从初试官和覆考官的行列里边产生，而可以由详定官来另提名单就成为了定制。那在一般人来讲的话，你这不是随意更改规矩吗？一切的原则是能不能很好地选拔合适的人才为原则，不是以规矩为原则的。

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王安石的事，有些事比较可笑，有些事听了以后让我们郁闷，还有一些事我们听了以后让我们陷入长长的沉思，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都说明王安石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他虽然复杂，他有他的本质的特点，我刚才说他的本质特点，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其实因为简单、因为直接，所以他做事情他的原则就很清晰，他不大考虑别的因素，这样的人就往往能够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讲到了王安石的政治家的生涯，当然我们还没有忘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这个题目，它有一个很辉煌的题目是《唐宋八大家》，这“唐宋八大家”你要不讲人家王安石文学上的成就，这显然就剑走偏锋了，所以我们在下面的几讲里边会重点地介绍王安石的诗和他的文的一些特色，来突显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的形象。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它是王安石最著名的诗歌代表作，然而自从它问世之后，就争议不断，有人对它高唱赞歌，纷纷赋诗唱和，有人则对它强烈抨击、全面否定，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一部作品引出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七集《说不尽的王昭君》。

 

（十七）说不尽的王昭君

【画外音】：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堪称诗文大师，他的诗作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在王安石众多的诗歌作品中，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明妃曲》最引人关注，引起的争议也最大。宋仁宗嘉佑四年即1059年，在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写下了两首名字同为《明妃曲》的诗作。然而让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这短短的两首诗作，竟然引得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巨大的争论，有的人高声唱和，赞不绝口；有的人则全面否定，大加鞭挞。为什么围绕这两首诗的评价，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历史上的昭君出塞，到底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考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七集《说不尽的王昭君》，敬请关注。

【康震】：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了，这好好的，王安石写王昭君干什么呢？虽然都姓王，姓王的多了，为什么写王昭君呢？他这两首诗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个题目，叫《明妃曲》。明妃，王昭君本名叫王嫱，为什么叫明妃呢？因为到了西晋的时候，她犯了司马昭的名讳，司马昭有个昭字，王昭君有个昭字，所以就给她叫做明妃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王昭君，甚至写王昭君这个题材是历代文人都写，那能够引起王安石的兴趣的，肯定是不大寻常，所以我们首先得弄明白这王昭君到底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她才能够让王安石这个改革家、这个素有大志的年轻人写她。

汉元帝的时候，汉元帝是西汉的第八个皇帝，汉元帝的时候这王昭君就被选入宫中做了宫女，实际上就是皇上众多的小老婆中间的一个，她在宫里边待了好多年，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皇帝的宠幸，比较郁闷。正好这个时候当时匈奴的单于叫呼韩邪单于来拜谒汉朝的皇帝，就提出想要和亲，就是说我要娶一个你们宫里头的宫女，或者是娶你们的公主做我老婆，以示双方和亲、团结、和平。行啊，汉元帝就通知下面的人给他找上五个宫女，可以让他挑，就这五个里头。呼韩邪单于辞行的时候，汉元帝专门给他举行了大型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就把这五个宫女就亮出来了，看看，其中就有王昭君。王昭君多年在宫中得不到皇上的宠幸，内心非常地郁闷，这次一听说有这个事，就跟领导提出来，我去。在这儿待着也真是没劲，出去闯一条路，也许还有一条活路。宴会上这五个人一亮相，特别是王昭君，天姿国色，一干人等都看傻了，特别是汉元帝，非常地后悔。早干吗去了？哎哟喂。可是又不能毁约，你都说好了，你要说上来的人里头，光有名单不见人还好，一出来，都亮相了，呼韩邪单于虽然说审美水平低点，那谁长得漂亮他还认得出来啊。（汉元帝）非常后悔，只能就将错就错了，就送给那个单于了。送给单于之后，这王昭君就跟着呼韩邪单于到了匈奴，呼韩邪单于对她还是非常器重的，封她为宁胡阏氏，阏氏就相当于匈奴的皇后，为什么叫宁胡呢？就是说我娶了一个汉家的女子做我的皇后，从此就能保证我匈奴族和平安宁，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是和亲的结果，就不再打仗了，所以叫宁胡阏氏。给这个单于还生了孩子，后来她嫁的这个单于去世了以后，按照人家匈奴族的习俗，还得再嫁单于的儿子，当然这个不是王昭君生的，是他的前阏氏生的，就是后来的新的单于。这王昭君好歹也是汉民族培养起来的女儿，肯定对这种习俗很难接受，她还给当时的皇帝汉成帝（那时候汉元帝已经去世了）写封信请求回国，汉成帝写封信勉励她，说你就留在那儿吧，你留在那儿对我们两个国家都有好处，维系和平。后来又嫁了后边的这位单于。听见了，这就是王昭君的真实的历史故事，注意，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王昭君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首先王昭君是主动要求，不管她是什么动机，她不是被别人打得强迫得拉出去的，她主动要求出去的，主动要求出去和亲。第二，她这个和亲经历了前后两代单于，确保了汉朝和匈奴之间将近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战争，这是非常宝贵的和平建设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讲，王昭君的贡献甚至比那些金戈铁马的将军打了多少胜仗贡献都要大得多。后人对王昭君的评价很高，主要也是基于这个方面。

但是就是说对王昭君这样一个这么美丽的、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女子，就这么点历史真实的故事，显得太不够了，不行，所以西汉的时候有一部古代的笔记小说叫《西京杂记》记述的主要是发生在西汉长安的故事，在这本书里边就对王昭君的故事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写得更加细致，说什么呢？说这王昭君进了宫以后，这后宫的妃子太多了，皇上哪儿挑得过来啊，就让当时宫里边的画师画她们的像，就跟我们现在办身份证，啪，给你照张照片一样，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就给你画一张。这就麻烦了，你说拍照片技术不好、机器不好，顶多拍得不太清楚，但是模样不会走样，可是要画的话，这主观性就强了。宫女都知道这里边的玄机，这都是“潜规则”，给画师得送钱，你把我画得漂亮点，皇上就把我看中了，多的有送十多万的，最少的也得有五、六万块钱。王昭君不贿赂画师。那可想而知，你不贿赂画师，画师给你脸上点个痦子，多点俩，那皇上还能看你啊？这么着，她就没被选中。刚才说了，那匈奴来和亲想要娶这个汉族的女子，不是选出这五个人吗？我在这儿是想，那个汉元帝选这五个肯定不是最漂亮的，最漂亮的他留在宫里头。王昭君她没有送这个贿赂，画得肯定就难看点。结果没想到，一出来，这是最漂亮的。肠子都悔青了，以后坚决不能相信照片和画的像。可是没办法了，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人已经走了，王昭君已经嫁出去了，可是账得算，秋后算账，汉元帝就查，谁画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画师叫毛延寿，当然我们不一定说非是毛延寿画的，但是以他为代表的这批画师，一个都跑不了，杀了好多画师，暴尸街头，以解心头之恨，或者以解心头之遗憾。

【画外音】：王昭君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的“四大美女”之一，“昭君出塞”的传奇人生经历吸引了历代文人，他们以此为创作素材，产生了一批脍炙人口、流传很广的作品，唐代的三位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就都创作过相应的作品。那么既然有珠玉在前，王安石能否写出超越前人、与众不同的作品呢？

【康震】：历来的文人就拿这（王昭君）说事儿，写了好多诗，最有代表的就是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的《王昭君》是这样写的：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

燕支常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李白【王昭君】

还有杜甫的一首，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最后还有白居易的，题目就叫《王昭君》：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知宫里时。

——白居易【王昭君】

这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说：第一，王昭君出塞和亲是一个屈辱的事，是一个不情愿的事，去了之后受了好多苦。第二个元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王昭君一直思念故土、思念家乡，心里头有怨恨。说白了，这三个诗人写的王昭君这个题材，把王昭君变成了一个怨妇，一个深沉的怨妇，不愿意去硬拉着去，去了以后日子过得不好，心里老想着家人和亲人。这只是三个代表人物，大部分人就是在王安石写诗之前，很多人对王昭君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那么王安石的《明妃曲》会怎么写呢？那是与众不同的，他写了两首。第一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明妃曲】其一

这首诗特点在哪儿？第一，“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往的人们认为主要就是这毛延寿坏了事了，他把这王昭君画丑了，所以弄得皇上看走了眼。但是，王安石这诗重点不是批评毛延寿，他认为，人已经都嫁出去了，你再杀毛延寿还有用吗？关键是汉元帝本人有眼无珠，所以他这个批评的指向发生了根本的转移，由对毛延寿的批评直接转向对汉元帝，这是第一。第二，以往说王昭君出塞之后老想着家乡、想着君王，实际上是树立一个忠君的典型，就是她虽然身处胡地，但是心存汉朝。但这儿变了，这儿变成什么了呢？他说，当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就“金屋藏娇”那阿娇失宠了，所以被汉武帝关在长门宫里头冷落了，打入冷宫了。王昭君多年在宫里头得不到宠幸，基本等于在冷宫，与其在这儿待着，还不如出塞到匈奴去当皇后呢。所以比起这陈阿娇，王昭君的命运其实算幸运的。你看，这一下这角度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挪移。第三条，更厉害，他说什么呢，他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不光说王昭君得不到皇上宠幸的事，人生在世失意的事很多了，哪里分得出是在汉朝还是北边的匈奴呢？“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在世总归不免要失意的，所以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能够得到你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他等于这诗在为王昭君感到侥幸，这个角度就变得比较阳光了，就不是一个怨妇啰哩吧嗦老在那儿说自己，哎哟，我怎么埋怨、我怎么思念啊，老是伤心。不。这是第一首诗。

第二首说：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其二

其二这首诗里边最关键的是后边这两句，叫什么呢，叫“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什么意思啊？说，不是说匈奴的单于对你恩情深，不说这个，也不说汉元帝对你没有情意，他该有情意的他自有情意去，他没有情意他也没有情意，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说皇上对你有什么恩情多还是少，关键是能找到相知相印的那颗心，也就是说，人生得找到知己和知音，这是最关键的。王安石这会儿正在找知音，他上了“万言书”没反应，他不愿意到京城来做官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害怕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他不愿意尸位素餐，所以他这个诗是很有深意的。为什么王安石的诗能突破前人的窠臼，突破传统题材的束缚，自出新意？他不是故作新意，他是什么呢？他是本人的立足点非常高，所以他眼光和角度不一样，他站的平台不一样，任何题材到他的笔下都会焕发新意，不是说在这儿硬憋着想出一个什么新意来，不是。所以你看，第一首诗说什么？说未尝不是王昭君的一个好去处，总比待在冷宫里强。第二说什么呢？第二说你对我恩情多，还是人家匈奴对我恩情多，还是汉朝皇帝对我恩情少，这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关键是谁是我的知己，谁是我的知音。你看这一写，就把自己变成王昭君了，不是在说一个怨妇的故事，是借着说王昭君的事在说自己的心事。

【画外音】：王安石写作《明妃曲》的时代，诗文高手层出不穷，然而，王安石《明妃曲》一出，立刻引起当时文坛的轰动，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文坛的领袖人物竟然纷纷为王安石的《明妃曲》唱和，一时传为佳话。那么，这些文坛精英为什么对王安石的《明妃曲》如此看重呢？

【康震】：这诗一写出来，在当时的文坛上就引起轰动，欧阳修、司马光、曾巩、梅尧臣，他的这些朋友们，那都是当时文坛的大腕儿，纷纷地唱和这首诗。欧阳修一口气写两首呢，梅尧臣写了三首，曾巩也写两首，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呢。你想这些人他是随随便便跟你唱和的吗？肯定都是有所感发，他才唱和。

欧阳修他这诗写得也不错：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欧阳修这首诗的核心和立意甚至比王安石更高，他的核心在哪儿呢？说，你汉元帝现在老杀人毛延寿，你拿人家出气，你算什么本事？你汉元帝离得这么近，连身边这些美女长得漂亮还是丑都分不清，由此推论，身边的大臣哪一个是贤能的，哪一个是蠢的，哪个是奸臣，哪个是忠臣，你也分不清，以你这种眼力见儿，你还怎么可能做到决胜千里之外？不可能。你就是个糊涂的皇帝。这个锋芒所指，根本就不在讨论王昭君的事儿了，王昭君你那个怨妇不怨妇的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就讨论汉元帝的问题。这非常尖锐，这尖锐从哪儿来的？那得让王安石那诗转了向，船头的那个方向拨过来才能顺这水路走，如果还是按照李白、杜甫他们那路子的话，这道理出不来。

司马光的写得也不错：

……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

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

什么意思啊？跟那欧阳修有点像，说什么呢？说眼目前这人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你都分不清，所以你这个政治上的事肯定会出麻烦。他就说了一个典故，说什么呢？说这个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下来是汉元帝，汉宣帝临去世的时候，专门为汉元帝挑选了一个辅政的大臣，叫萧望之。这萧望之本来是辅佐汉元帝的，可汉元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迫害这个萧望之，最后萧望之实在无奈，吃药自杀了。他就把这个事跟这王昭君的事联系在一起，说你眼睛都是瞎的，你不但认不清人长得漂亮与否，你也认不清楚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曾巩的诗大体上也是这么说，他说：

……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

——曾巩【明妃曲二首】

画人的像总会留下痕迹的，对不对？你画得好和画得不好，跟本人对照一下我就能认得出来。最难的是，世间的是非是无形的，很难辨认。你瞧，写着写着写哪去了？都快写成哲学论文了。

这你就能看得出来，只要是底下的基础打得好、垫得高，这当时文坛的这些枭雄们，那写出来的意思一辈一辈都翻新了，所以我们说，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等人继王安石的创作之后，进行进一步的唱和，写出这一系列的跟王昭君有关的题材的作品，就完全打破了王昭君这个题材的传统格局。

为什么能打破呢？说白了，不再停留在原来啰哩啰嗦的怨妇的题材上，而是立足现实、立足政治、立足人生、立足感悟，用古代的事情说自己的事，所以它就焕发了新的容颜啊，这应该归功于谁啊？这当然应该归功于王安石。所以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对昭君的题材，他有一个重大的贡献，他贡献在哪儿啊？就是原来王昭君的题材是一个被迫跑到匈奴那去和亲的一个怨妇，心里边老想着祖国、老想着君王，现在变成了一个士大夫怀才不遇，对皇帝的很多的为政之道提出批判意见的这么一个题材了。王昭君摇身一变，变成了怀才不遇的一个象征，既然是怀才不遇，那她到了匈奴那去，她怀才有遇了这不是挺好吗？你也甭管那是胡人的地儿、还是汉朝的地儿，只要她有了知音，只要能够跟她心心相印的人，她找到了这个人，这不就对她来说也是很好的吗？所以我跟你说，你别以为王安石写诗他是故意翻新、故意出奇，不是，人的高度决定了题材的高度，题材的高度决定了题材的新意。就这么一个陈旧的题材，在他手里焕发了新的容颜。

【画外音】：《明妃曲》可以说是王安石诗歌的代表作，从选材、立意到文法，不落俗套，不同凡响，犹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清新之风，引出了北宋文坛诗人唱和的高峰。然而，参与这次诗歌唱和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想到，七十多年后的南宋时代，却对这两首横空出世的《明妃曲》大加批判，那么这其中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蹊跷呢？

【康震】：这首诗写在公元1059年，就是宋仁宗嘉佑四年。七十年以后，南宋的时候，宋高宗赵构，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的8月，宋高宗赵构手下有个大臣叫范冲，这范冲就跟宋高宗讲，说我经常看王安石的文章和诗，我觉得这个人有不臣之心，就是这个人他不忠君，他里头有些奇怪的想法非常危险，我一般不跟别人说，但今天我要跟您说说，什么意思呢？说他作那《明妃曲》，历史上凡是写这题材的人、诗人，一般多是写王昭君到了异国他乡之后如何遭受屈辱；如何非常地伤心；如何思念国君，那写的诗让人读了之后心里边觉得非常地难过，揪心扯肺的。可是王安石这个诗不对啊，王安石的《明妃曲》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匈奴那边只要对咱们好，华夏之国的人对我们不好，那就说我跟“胡恩”这边、我跟胡人这边有相知之心。这明显认贼作父啊。孟子说，你看他又来了，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就是如果都不认你爸爸妈妈了，也不认国君了，你就是禽兽。那像王安石这种言论那禽兽不如。他又引经据典说，靖康之变，抗金的时候，有一个贼臣叫刘豫，这个人叛变了，本来是我们大宋朝的官员，后来叛变了，投奔了金国，而且金国人把他立为傀儡，在河北建立了政权，帮着金国人一起打宋朝。那如果按王安石这种理论的话，那刘豫这种人那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叫做“汉恩自浅胡恩深”。那只要是胡人对他好，他就认贼作父，你说这王安石是不是心术不正啊？难怪我们大家都反对他，看来他早就有这预谋。

这人要想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范冲说这些事实有很多地方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站不住脚？第一，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道理，王昭君和亲的时候是汉元帝，汉元帝的时候是汉朝强大，匈奴弱小，也就是说这次出嫁去做和亲，不是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地去和亲。不像刘邦那时候，刘邦那时候和亲，那就是打不过人家了才和亲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到朝廷里头来请求和亲，他们要求要和平，我们才派人去的，而且王昭君本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愿的，所以这就根本上粉碎了他这种说法，就不存在王昭君是很屈辱地跑到匈奴去。第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王昭君到了匈奴之后，所得到的礼遇是非常高的，他封你做皇后了那还能怎么样？不是说去给人打杂的、做饭的、叠被子什么的，不是丫鬟，是皇后，所以这个基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他就说得不对。再者说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王安石来讲，我刚才说了，他写这诗的目的很明确，他主要是写自己，我有点怀才不遇，我没有碰到知己，所以拿这事来说事。就是说无论是说汉恩浅还是胡恩深，这都没关系，关键是找到知己知心最重要，这跟认贼作父、什么无父无君为禽兽也这有什么关系？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

大家说那这不有病吗？那范冲为什么这么说？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没原因咱们还在这讲什么呢。你知道范冲是谁啊？范冲的爸爸也姓范，叫范祖禹，范祖禹是谁啊？范祖禹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其中唐代的部分全部由范祖禹来负责。说到这大家就知道，这范祖禹跟司马光是一条战线的，显然那是反对新法的，他反对新法不要紧，他儿子肯定也反呢，子承父业。尤其最重要的是哪呢？就是到了南宋是时候，整个对王安石的评价完全一边倒，宋高宗赵构对王安石的评价非常低，认为北宋灭亡就是王安石造成的，甚至后来南宋的很多士大夫认为，这王安石跟秦桧一样坏，王安石的坏处是把统一的国家变分裂了，而秦桧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分裂了以后没法再统一了。你想，范冲这是范祖禹的儿子，他所处的时代的大的环境对于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甚至对王安石的人品都是全面否定的，这背景太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范冲看着他写的王昭君这诗，他能有好的评价吗？不可能。

【画外音】：从赞不绝口到全面否定，《明妃曲》的遭遇与它的作者王安石一样，历尽磨难，几经沉浮，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又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明妃曲》呢？

【康震】：王安石写这个《明妃曲》的时候，是在宋仁宗嘉佑四年，又过了十多年以后，他才开始主持改革变法，对不对？也就是说当时他写这诗的时候还没变法、没改革呢，所以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当时都和他这首诗，这帮人都是后来坚决反对改革变法的人，可是后来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这些人也并没有站出来说当年我唱和你这诗是错了的，没有一个人这样说。我为什么说这个事？也就是说对于王安石这首诗，只要是个有水平的人，只要是个有眼光的人，都会认同他。如果我们说王安石一个人写这首诗，他自个儿就这么写，可能还是个孤证，但是问题是欧阳修水平不低吧？司马光就更不用说了，这俩都是大史学家，曾巩那也是当时的散文大家，梅尧臣是宋诗的重要的开创者之一，这些同等量级的人物，都是站在时代的先锋的人物，他们能够认同王安石的诗，并且唱和它，而且唱和之后这个诗的主题跟王安石特别地接近，这说明什么？说明王安石的见解在当时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即便是后来改革变法出现了分歧，欧阳修等人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后悔跟他唱和这诗。

这就说明，我刚才反复强调的，一个人要想突破传统，不是故意要突破传统；一个人想要破旧立新，也不是挖空心思故意地破旧立新，关键是他得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上。对于王安石来讲，他写昭君这个时候，就是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上。什么叫时代的最高点，就是在当时他面对北宋王朝一百年来的这样一种因循守旧的局面，他心里很着急，他要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回声，没有回声的时候就把昭君的题材拿出来，拿它做文章，所以这个高度那远远超出一般的人，不是李白杜甫等人能达到的。欧阳修等人在当时那也是积极和热心于改革变法的人，当然到后来观点有所不同，有的人就比较守旧了，这是后话。所以你看，我们说，王昭君在北宋到南宋那一时期所引发的创作上的话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有的人在突破，有的人把突破的地方扎个篱笆重新给它围起来，这就再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而优秀的作品想要获得新的生命力，想要在历史上站住脚跟，就必须、他的创作者站立在时代的最前锋，而如果一个人始终囿于门派和门户之见的话，他就永远无法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历史的现象和文学的现象。

很多人把王昭君这首诗作为翻案的一首诗，其实我是不能认同的，我觉得这不是个翻案的问题，而是由于眼光和高度的问题，是境界的问题。当然了，王安石他的诗和文章，也有很多的翻案文章和诗，写得非常地好、非常地漂亮，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接着讲的，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文章和诗歌创作上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将历史上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纷纷推倒重来，重新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八集《翻案诗文第一家》。

 

（十八）翻案诗文第一家

【画外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文章和诗歌创作上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将历史上已经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纷纷推倒重来，重新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八集《翻案诗文第一家》。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也是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的文学家。他的思路不同常人，常常对历史上一个已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翻案诗文。常常是别人说东，他说西；别人说上，他说下；别人说对，他说不对。而且王安石对翻案诗文的创作乐此不疲，那么王安石将“翻案”进行到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的翻案诗文又到底写出了怎样的特色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八集《翻案诗文第一家》，敬请关注。

【康震】我们具体来看看这王安石是怎么翻案的。第一类，他的翻案文章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天下英雄”。气势很大，王安石自己也是英雄，所以他得讨论这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天下英雄。他写一篇文章《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完了，加上我们现在人给它加的标点符号，一共103字，其实就是四句话。第一句话：孟尝君都说他门客众多，养了很多的士，他靠着这些士才脱离了虎豹的秦国对他的囚禁。这第一句话，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说他的门下都是些鸡鸣狗盗的人，他怎么可能称为一个真正的养了众多的士，或者养了众多门客的英雄呢？他不是个真英雄，他是个鸡鸣狗盗之雄，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二句话。第三，如果孟尝君真的是英雄，以他背靠着齐国强大的力量，他只要手下有一两个得力的人，就可以向南制约强大的秦国，使齐国称为战国时代的强国。这第三句话，第三个意思。最后一句话，因为孟尝君手底下都是鸡鸣狗盗之人，所以那些真正的有才之士就不会到他的门上来。四句话四个意思，讲清楚了吧？

这文章真不在长，这是短章中的神品，所谓文短而气长。太要命了，这是最会写文章的人，四句话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这观点可是跟传统对孟尝君的观点不一样。我们知道，孟尝君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什么是战国“四公子”？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战国“四公子”都有共同的特点：好养士。什么叫好养士啊？门下门客众多。孟尝君号称有三千门客，养这些门客干吗呢？那都是人才，什么人都有。因为齐国有个孟尝君，秦国不敢擅动齐国。孟尝君在齐国，那是有分量的人，你动动试试看？齐王可能怕你，我孟尝君不怕你。所以传统的观点认为，第一，孟尝君养士，这养士不是白养的，是养出分量来了。可是现在你看，王安石的观点不一样，说这是一鸡鸣狗盗之雄。手底下就没什么像样的人，全是些鸡鸣狗盗的人，所以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人才。要真有人才的话,还至于最后把齐国弄得受制于秦国吗？他不是个真正的天下英雄。结果孟尝君的有点变成缺点了，他本来是善于养士的，结果养了一群鸡鸣狗盗之士，最后就是一事无成。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先别着急说王安石是对还是错，你得先弄清楚这个玩意儿事实真相是什么，这鸡鸣狗盗是怎么回事。

孟尝君名气大、能力强、人才多，秦昭王就觉得人才引进很重要，把人孟尝君挖到我们秦国来。他想了一些办法，细的我就不说了，通过一些交换人质的手法，就把孟尝君请到了秦国，任命他做了相国，就是后来的宰相。可是秦国本土的这些官员害怕孟尝君被秦王所重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在秦王跟前说孟尝君的坏话。一来二去的，这秦昭王耳朵软，想想，这家伙留在秦国，又让他做了相国，事事都向着齐国，那我岂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吗？给他扣起来，甚至准备要杀他。孟尝君着急啊，这还了得，这死得也太不值了。赶紧得想办法，就托人找到了秦王的一个最宠爱的妃子，给你们家老头说说好话，把我赶紧放了。这宠妃提条件，说我就喜欢白狐狸皮，就是银狐。银狐大衣，我要。她为什么会提这个要求啊？就是当时孟尝君来见秦王的时候他有个见面礼，价值千金的一个银狐大衣，就给了秦王。孟尝君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可是我手里就这么一件，我现在上哪儿找去。怎么办呢？手底下有两个忒不起眼的人说：先生，您要是看得起，今晚上我就给您拿回来。那不是存在库房的吗？俩人去了，一个人陪着那看库房的人瞎聊天，另一个人就使用缩身法，从那仓库一洞里钻进去。在里边动静一大，这边正聊着天，怎么好像有动静那里边？“汪汪汪”学狗叫。嗨，野狗啊。这么着从那狗洞钻进去，把自己变成一条狗，然后把那个银狐皮大衣给偷出来了。这妃子拿了东西了，得替人消灾啊，就给秦王这通说。

秦王偶尔一时糊涂，耳朵一软，就说那走吧，不结怨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好嘛，这孟尝君一听，好家伙，赶紧就走，连夜出发。出了城门，直接就奔了函谷关。我们知道，一出了函谷关这就好办了。

可是一到函谷关才发现，天还没亮呢。函谷关的规矩是听见鸡打鸣了，他才开城门。这深更半夜的，鸡都睡觉了，怎么打鸣啊？又出来一个人，说：先生，您要是看得起我的话，我给您把鸡叫起来。这哥几个就“喔喔喔”地在那儿学鸡叫，这鸡正睡得好好的，突然听见有鸡叫。这鸡叫它有个特点，别的鸡一叫，它就跟着叫。这满函谷关的这鸡都叫起来了。这守城的将士还奇怪，“夏时制”？心说这怎么回事？反正鸡叫了，城门一打开赶紧就跑。为什么？都知道秦王实际上是很厉害的人，临时耳朵一软，一会儿耳朵硬起来了就麻烦了，肯定后悔。果不其然，一顿饭的功夫，秦王派大将追击。追到函谷关，这才知道。追到函谷关，又听见鸡叫了，这回是真的鸡叫了。你看，鸡鸣狗盗之徒。可是，现在王安石抓住这一条，你手底下什么人？不上路啊，净弄些阴谋诡计、鸡鸣狗盗。

【画外音】在历史的真实中，孟尝君以养士著称，并非只是养了一群鸡鸣狗盗之人。他的麾下不乏真才实学、敢做敢当之人。然而，王安石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论一点儿不及其余。他写这样的翻案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康震】孟尝君手底下都是些什么门客，是不是真的是鸡鸣狗盗之徒？我们不能对王安石偏听偏信，我们得跟王安石展开辩论。孟尝君养客不是装样子，他跟这门客见面的时候都让人在屏风后面记录他们的谈话。比如说我跟这门客聊你们家有什么人，有什么亲戚，这都记下来。这门客一走，马上让手底下人拿着礼物到他们家去拜访、送礼，笼络人心。在这样的方法下，他底下确实出现了很多杰出的门客。最有名的，就是那冯谖，“狡兔三窟”的创造者。冯谖刚见孟尝君的时候破破烂烂的，腰里头挎柄破剑，孟尝君说你有什么本事啊？说没什么本事，就来讨口饭吃。孟尝君一想，算了，给口饭吃吧。三等门客，管口饭吃，什么都没有。过两天问说，来这冯先生有什么表现？说这个人在那儿弹他那宝剑说吃饭里头没有肉。孟尝君一想，给他肉给他肉，升为二等门客。又过了几天，又问说吃上肉了，有什么反应？说还弹呢，还弹说出门没有宝马车。孟尝君说，给他车。那就算是一等门客了。又过两天问说怎么样？说还弹呢，说老妈妈在家没人赡养，在外头办事心里头不放心。孟尝君就挺不高兴的，什么人呢，得寸进尺啊，吃大户呢你。孟尝君底下养的人太多了，三千门客，光他这工资根本不够，他的封地在薛这个地方。他就说行了，我看你来这么多天，该吃吃了，该出门出门了，该坐车坐车了。你到薛那个地方去，给我收租子去，收租税。我这么大家子人我怎么养活啊。

这冯谖去了倒好，把这帮人叫到一块儿一问，不是家里出了事的，就是交不上租子的，要不然就是快破产的，反正都是事。他把能交上来的都收了，把交不上来的，把那些地契、房契那些借条一把火全烧了，然后招待大家吃顿饭，屁颠儿屁颠儿回去了。孟尝君一见，先生您替我收的这钱呢？说我没替您收钱，我替您收了一些人心回来。孟尝君说，行行行，您老人家厉害，我赶不上你，你收人心吧，我拿什么养活大家呢？后来，孟尝君得罪了齐王，齐王把他贬了，把他罢官了，他没地方去，冯谖就带他回到了封地薛地。薛地的老百姓拿着粮食、拿着酒招待他，孟尝君非常感动说：这就是你给我收的人心。说这还没完呢，我再到秦国去，说这儿不用你了，让他们让你做相国。他跑到秦国去一说，秦王说哎呦，机会太好了，这会让他赶紧来做相国吧。秦王派使者赶紧到齐国来请孟尝君，这冯谖快马加鞭，赶在这秦国的使者来之前到了齐王那儿跟他说，可了不得了，您把这个孟尝君给罢了，人家秦王来请他了。您想想，他要是请了去，对你有什么好处？齐王一听，是啊，我怎么这么傻啊，赶紧恢复你的相国。这就叫“狡兔三窟”。

你以为人家孟尝君门底下都是些酒囊饭袋、鸡鸣狗盗之徒呢，不是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的这种看法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也是政治家的一种角度。就说这鸡鸣狗盗也很宝贵，你说那刘邦起事的时候，底下樊哙干吗的？杀猪的，是不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那都是干吗的？编草鞋的，杀猪的，是不是？英雄不论出处，很多做大事的人，原来都是从草莽之间，鸡鸣狗盗的群体里头出来的。你不能说人家有鸡鸣狗盗之徒，就否定人家的价值。再者说了，战国七雄争霸，这难道只是要怪人鸡鸣狗盗之徒吗？也怪不上。以我的看法，鸡鸣狗盗之徒多点，没什么坏处，关键是怎么使用他们的问题。不是有鸡鸣狗盗本身的问题，是怎么使用他的问题。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不等于把王安石否定了？不，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看孟尝君这个事的时候，他是集中在一点上的，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干大事的人，不能只靠鸡鸣狗盗之徒，你得把所有的人都调动起来，你才能成大事。他是选了其中的一个点，放大之后，为了警醒人心，实际上跟时政是有关系的。别用那些鸡零狗碎的人，做大事，行大道，要走光明之途，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用这鸡鸣狗盗之徒这也没错，可是不能常用。用得长了，你这形象可就毁了，你的大道就会离得很远。这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为这改革变法张目的。这文章一出来，形象就出来了，立足点就站住了。我王安石，就不用鸡鸣狗盗之徒。我用的都是什么呢？我可能用的都是冯谖这样的人，我用的都是光明正大之臣。

所以你看，你说这叫翻案文章吗？他是叫翻案，但是他翻的是不是说为翻案而翻案呢？不是，他有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作为王安石这样一个主持改革变法的人，对于他的队伍，对于他的形象，对于他的改革的立足之本，是要给世人一个交代的。所以这篇文章为什么很有名？明明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里头说的很多事儿跟孟尝君的实际情况是有差别的，但是都说好文章。为什么呢？在这么短的文章里头，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突出的观点表达出来了，确实很有才华，不愧“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

【画外音】王安石不仅在散文中对古人进行翻案，而且对古人诗歌的翻案更是颇有见地，让人思路大开。针对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乌江亭》，王安石就独辟蹊径，把前人对英雄项羽的看法做了一次彻底的颠覆。那么王安石的翻案将会从哪里入手？他笔下的项羽将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康震】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历史和人心的向背问题。我们知道，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牧写过一首诗，叫《乌江亭》，这首诗是写项羽的。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乌江亭》

这诗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杜牧的观点非常醒目，“胜败兵家事不期”，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在意。他实际上是对项羽提出批评，别打个败仗拔剑就自刎。命只有一条，你这刎完了，想再来就不大容易了。不要像个孩子似的老使气，你是个大人物，是个英雄，是个政治家，是个军事家，所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第一句，“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什么叫大丈夫男子汉？能伸能屈是为大丈夫，大丈夫不是说只能赢不能输。错了，真正的大丈夫是输得起，赢了以后也赢得很清醒，不张狂。这都是说项羽的，“包羞忍耻”，项羽能不能包羞忍耻呢？不能嘛。打败了以后，跑乌江边上了，乌江边上的那个乌江亭的亭长划一小船跑到跟前来，跟他说：江东之地，沃野千里，尚有江东子弟十数万人，您要是在这儿称王，还是有基础的。就我这一条船，我把您弄过去，把您摆渡过去，您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价，项羽说了，我带来的八千子弟现在没有一个回去的，我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意气用事，不是真英雄。学学刘邦嘛，是不是。

这就是说啊，如果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角度来要求项羽的话，他就不能包羞忍耻。那你说勾践，卧薪尝胆，那是不是包羞忍耻啊，当然是了。范蠡是不是啊？他把西施送给了吴王，那真是奇耻大辱，那不是。日常人伦，有日常人伦的标准；对政治家来讲，有政治家的人伦和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要想干大事，就得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项羽啊项羽，应该坐着小船摆渡过去了，就这么

宣布失败太可惜了，不成熟，你还没成长起来。没错，项羽已经死了，已经败了，但是从杜牧的角度来看，太遗憾了，还是有机会的。清楚了，这是杜牧的观点。王安石正好相反，题目一样，《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乌江亭》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说项羽打了多年的仗，成功和胜利了不少，也失败了不少。可是现在的情形是“中原一败势难回”，大势所趋。为什么这么说呢？最重要就是这垓下之战。垓下之战我们知道是楚汉相争的决战时刻,可是在垓下之战里边，项羽是怎么表现的呢？第一，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团团包围，然后刘邦使了个计策，让大家在军营里面都唱楚歌，正所谓“四面楚歌”啊。这一唱，把项羽给唱崩溃了。项羽一听，难道楚地都被他们占了吗？完了，一切都结束了，over（结束）了。把虞姬叫到旁边，唱了一首歌。这时候就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是应该英雄气长的时候。第一，四面楚歌，你得调查研究，不可能把楚地都占了。一唱，心理崩溃了，主帅都崩溃了，将士怎么打？然后，这么危难的时刻，先想到的是，跟家眷告别一下。当然可能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有具体的情况。但仅仅我们就是从一个主帅和军事统帅的角度来讲，这样做当然令人荡气回肠，哎呀觉得项羽这真是有情有义，都快over了，还惦记着他心爱的女人，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是，你能这么讲，可是问题事情不能这么办啊。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我拿你怎么办啊。现在不是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时候，是我的楚军怎么办的问题，你说对不对？这诗要改的话应该是“军兮军兮奈若何”。你作为军事主帅，你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我手下的将士怎么办的问题，不是虞兮怎么办，更别提那匹马了。

心理上首先崩溃了，然后自己制造悲观的情绪。好了，还要打一下，可是他这个打一下跟别人不一样。他带了几百壮士要突围，其实这种突围是象征式的。他自己都说得很好，说我打仗打了七十多仗，战无不胜。你到这个时候了逞的是匹夫之勇，先开始是心理崩溃，然后是悲观情绪，然后是匹夫之勇。到现在都不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失败，还说是“天欲忘我，非我之罪”，怎么能不败呢？所以我们说，王安石这首诗说“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你这么个打法，是听情绪化的，挺带劲儿的，写到史记里边的时候是够出彩的，大家都喜欢项羽，不喜欢刘邦。可是问题刘邦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你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可是英雄都失败了，还有意义吗？大家说有，挺提气的，那你非得这么说那就没办法了。他们两个人在这儿较劲较这么长时间,为的是一口气吗？不是，是在争天下。从这意义上来讲，王安石的这首《乌江亭》写得确实好，好就好在哪儿呢？他眼光远大，看到了项羽的失败那是历史的趋势，相比之下呢，杜牧的这首诗倒有些讨巧。寄希望于项羽摆渡过去，也许还能成。可是咱们说句实在话，就以当时项羽兵败如山倒，甚不得人心的这种局面，就回到江东，谁肯拥戴他呢？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这第二种翻案它讲的是历史和人心的向背问题，非常重要。改革变法的事业要想取得成功，要想取得胜利，就得符合人心的向背，得看清楚时代的潮流。这跟刚才他讨论谁是真正的英雄是一样的，真正的英雄是行天下之大道，是要重用光明正大之人，而真正的英雄要想把事业做成了，就必须要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人心向背的规律。他不是为翻案而翻案，也不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家里头天天逮着“乌江亭”这有好多人写过这题目了，我咋才能再出新呢？不是这样。王安石的大部分的文学作品，

都是基于他很独到的历史观和他对历史潮流的通达的观照而得出来的。所以，看似不着意，实际已经出新了，这很重要。

【画外音】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题为《贾生》的诗，诗云：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贾生》

诗人认为，西汉时期的政治家贾谊超群不凡却怀才不遇，不免为他唏嘘感叹。然而到了王安石的笔下，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王安石竟然为之一变，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境界。那么王安石是如何将翻案进行到底的呢？

【康震】同样的，到了王安石的笔下，贾谊的形象为之一变，王安石也写了同样的题目《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贾生》

王安石说，谁说汉文帝不重用贾谊了？很重用啊，相当重用。这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贾谊曾经给汉文帝提了很多建议，我们只举两条最重要的。第一，贾谊认为当时威胁汉朝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就跟人身体上的肿瘤一样，就是刘邦分封的同姓王和异姓王。我们知道，刘邦拿了天下之后为了笼络手底下的人，封了好多王，这些王都是独立的诸侯,他们自己有军权，有财权。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军功很高，跟着自己打天下，你不给他这东西不行，可是这时间长了就麻烦了，所谓的“七王之乱”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是势力大了，他就会反抗你，就会夺你的江山。而且当时很多分封的诸侯都不愿意待到他们的封地区，就待在长安不愿意走。后来贾谊就给汉文帝提建议说，应该让一个人带着头走了，其他人一看他走都走了。拿谁做带头呢？周勃。我们知道，周勃那可是开国的大功臣，著名的将军。好，汉文帝动员周勃，周勃就离开了长安，但这个举动大大得罪了那些权贵们，贾谊在长安就待不住了，所以这才跑到长沙去。但是，虽然贾谊走了，他的建议还是被汉文帝吸收了。

后来贾谊还给汉文帝出了个主意，说现在这诸侯，你硬性的地削藩很难办。你说我现在不让你做王了，把你轰走，这非激起民变不可。怎么办呢？有个好办法，比方说这吴王，他原来的地盘是十亩地，我们打个比方吧，他是十亩地大的封地，吴王死了，朝廷说好，你的子孙继续继承你的封地，不过有一样，你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分开，一人继承上三亩半。十亩地，三个儿子，一人继承一小块。等这仨儿子又死了，那孙子再分，每人再分上一亩地。等那死了，再分，最后就剩下一分地了，你还能闹事吗？这就是像切蛋糕一样，一点一点地给你切得越来越小，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贾谊的这些主张，我刚才说了，汉文帝有的吸收了，有的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才能调整，不能说他不重用贾谊。所以，王安石的一个重要的观点说什么呢？说谁说汉文帝不重用贾谊，谁说他只问鬼神，不问苍生的。他问的。比起那些真正怀才不遇的人，那些给朝廷反复上疏却没人听的人来讲，贾谊已经非常地荣幸，非常地侥幸了，所以这诗的最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从古到今，身居高位的众多的大臣，不知道有多少人，写了多少奏章，最后都变成废话了，皇上都不听的。相比较来讲，以贾谊三十多岁的人，汉文帝能吸收他这么多的建议，他应该感到非常的荣幸，非常的侥幸。

大家说那为什么王安石会将那样的话？当然了，王安石的身份跟李商隐不一样，王安石搞改革变法，宋神宗是怎么力挺他的，我们前面是讲过的，所以同样的题目，到了王安石的手中，怎么来看这个问题。贾谊在历史上，在文人手中，一向是个怀才不遇的这么一种形象，但是到了王安石的手中，他就变成了一个怀才有遇的人，或者说，以王安石的眼光，对于像贾谊这样传统上看上去都怀才不遇的人，他都有“有遇”的那一方面来讲，这就是说一

个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阳光的人看再悲观的题材，他都能看出阳光来。所以，王安石的“贾谊”也不是在单纯地翻案。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写的这些翻案的诗和文，都是有意为之的，写这些翻案文章和诗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来服务的。所以我们对王安石的翻案文章就有一个新的看法，他不是文人玩的一种单纯的技巧，而是政治家表达自己意图和心声的一种手段。

王安石写了很多翻案文章，也反应他性格当中的一种求新求变的格局，就因为这种求新求变，所以他得罪了很多朋友，其中两个人物最有代表性，一个是司马光，一个是苏东坡。司马光跟他私交甚好，学问相尚，彼此非常仰慕。苏东坡更是大文学家，大文人，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如果没有变法改革的这桩事情，互相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所以，我们要想了解改革变法里边的是是非非，就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和这两个“大反派”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了解整体的变法的格局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在下一讲里，我们将要讲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好，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这是北宋年代的一对政治双星，一个是一往无前，敢于突破的改革先锋，一个是毫不动摇，维护旧制度的一代大儒。王安石与司马光本来是好朋友的两个人，为什么成为政治上的死对头，他们的政治交锋又是如何影响北宋历史进程的，敬请关注《王安石》第十九集——《拗相公与司马牛》。

 

（十九）拗相公与司马牛

【画外音】：说起王安石与司马光，那可真是北宋时代绝无仅有的一对政治双星。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人，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即公元1019年，比王安石大两岁。司马光年轻时代即金榜题名，甲科进士及第，之后仕途一直十分顺利。然而，当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变法时，司马光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王安石一往无前地充当改革先锋的时候，司马光却开始打起了誓死守护宗法、守望儒家传统的大旗，本来是好朋友的这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成为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因此离开开封，闲居洛阳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主持编纂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那么，这其中的是非恩怨，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更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互为政敌的这样两个人，竟然在个性、品行上出乎意料地一致，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九集《拗相公与司马牛》，敬请关注。

【康震】：今天这一集讲的是“拗相公”王安石和“司马牛”的故事，“司马牛”是苏东坡送给司马光的绰号，就是这个人牛得很、犟得很，至于是为什么，我们后边还会说到。关于司马光，两件事情印象最深：第一就是司马光砸缸，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以为是编的民间故事，错了，这是在《宋史》里边，司马光的本传里边正式记载的一件事情，当时洛阳和开封有很多的画家专门画了这个图，叫《小儿击瓮图》，就跟像我们现在“小英雄雨来打日本鬼子”画成小人书在街上卖，当时就把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画成小人书在街上卖，砸缸这是第一件事。不但能砸缸还能写书，我们知道司马光以他领衔带了一个团队，经过了长达十九年的撰写工作，终于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这个名是宋神宗给起的，一共294卷，写了从周朝到五代时期长达1362年的历史，300万字。一个人一辈子，小时候砸了一口缸，成人之后写了一部巨著，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现在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两件事。

司马光给我们的印象根据前面所讲的就是他这辈子主要的任务就是跟王安石作对，只要是王安石赞成的，他就反对；只要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赞成。给我们感觉这俩人就杠上了，要不怎么叫一个是“拗相公”、一个是“司马牛”呢？其实大家的印象是有误差的，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在秉性上、在道德上、在做事上有非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性情非常相近。

第一，俩人一模一样，不近女色，不娶小老婆。我们讲王安石的时候说过，王安石他老婆还挺热心的，给他张罗了一个，后来王安石问清了情况之后，不仅把这个小妾给退回去了，而且还倒贴了一笔钱，把钱也给人家退回去了嘛。司马光也一样，司马光的夫人姓张，两个人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孩子，不生育，后来司马光的孩子司马康，还是他的同族的儿子给他过继的，这理由很充分，还不是说已经有了很多孩子，还要纳一小妾，甚至三妻四妾的，没孩子，没孩子这张夫人就跟她的姐姐张罗着给这司马光买了一个小妾，很漂亮，买了，在家里头司马光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老婆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比较碍眼，作为正房，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就给这小妾说，赶明儿我出去办事，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书房里去给老爷上茶。小妾一听，明白了。改天这夫人出去了，那小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来给老爷上茶。老爷不看她，目不斜视，正人君子。这个小妾就是打扮得再漂亮你也得找话说，实在是没话找话，就拿起一本书来问他说，老爷，这本书是什么书啊？司马光说《尚书》。就是“五经”之一，《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那意思是说我这儿就是“尚书”，别的你什么都得不到。然后说夫人今天不在家，你跑到我房子来干什么？出去。出去了。传为美谈。当然我们不是说司马光这人有什么毛病，道德上绝对是很纯洁的一个人，这是不是跟王安石很像啊？太像了，简直就是孪生兄弟，一个娘老子教出来的一样，不近女色。

第二，对升官的事不感兴趣，这个跟王安石也特别像。我们前面讲过王安石的事儿，皇上让他做同修起居注，就是负责记载皇上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的，不干。不干，皇上派人追他，他躲在厕所里，从厕所里出来，然后把那个任命书塞到人太监手里让人带回去，那就是让人家追得满院子跑的那种，死活不干，连着辞了五次，最终还辞掉了。在他躲在厕所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被追得满院子乱跑，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跟他同时被任命了这个官职，司马光连上了五道辞呈，当然了，司马光虽然很牛、很犟，但也没有那位“拗相公”来得更拗，辞了五次之后，司马光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就勉强地接受了。你看两个人像不像？就是能够有能力做大官，但是对升官的这种事情，如果是自己不称意的，不委屈自己，原则性很强，要不怎么杠到一块儿了呢？一个拗、一个牛，就是声调不一样，其实都是又拗又牛的人，为什么，又拗和又牛的人他就是原则性很强，不拿原则做交易。

【画外音】：王安石以推行改革变法闻名天下，司马光以反对改革变法举世瞩目。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的交相辉映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缘分，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如同心有灵犀的双胞胎，在个性品行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那么，如此相似的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会不会上演如出一辙的故事呢？

【康震】：第三，生活非常简朴，不喜欢奢华。我们前面讲王安石退休了，骑头驴转来转去的。司马光当然不至于骑头驴了，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在朝廷里待着觉得使不上劲儿，就请求到洛阳去做官，做了西京留守御史台，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河南地区的最高的监察部门的长官。他去了之后，为了消解心中的不愉快，经常游山玩水，同时跟当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长者、有学问的人，经常在一块儿举行小型的聚会，这个聚会有个名字叫“率真会”，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坦率的、很真诚的朋友之间的聚会，水果不超过三种，上的菜不超过五种，至于酒就没有，凡是吃的喝的东西以最简单的、容易弄到的为原则，以最方便为原则，就这么一个非常朴素而简单的率真会，挺好的，定期聚上这么一回。结果，文彦博，这是当时的一个宰相，到这儿来做河南地区的最高的行政长官，文彦博跟他是朋友，一听，哟，听说你们有个率真会？这是个“俱乐部”，我要求加入。司马光知道文彦博这个人喜欢奢侈，官又做得大，喜欢排场，跟这个“俱乐部”的宗旨是南辕北辙的，不吸收他加入，他想交会员费都不让他交。文彦博有一天偷偷打听到他们这“俱乐部”又开张了，正在聚会。带了一干人等，把做好的饭菜、上等的饭菜都带过去，坐在这强行参加“俱乐部”。没办法呀，这哥们儿是又能吃又能喝，带的这帮人整整喝了一晚上，然后才散。后来事后司马光就跟别人说，我就跟你们说了，不能让这个人进来参加聚会，这叫什么呢，我们这个很雅的聚会就被他给俗了，等于是被俗了。这说明什么呢，司马光这个人是非常尚简朴的，他不喜欢讲排场、不喜欢奢华。

第四点，为人很谦逊，特别不喜欢讲排场。司马光家里头有个老仆人，他自己本人很本分，不张扬，这老仆人更不张扬，这个老仆人几十年如一日跟随他，就老叫他“君实秀才”，因为司马光字君实，“君实秀才”就跟我们等于现在说老张、老王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结果有一次这仆人见了苏东坡，苏东坡就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老叫“君实秀才”啊？你们家老爷现在是宰相，得叫他“君实相公”，你这不懂得道理，你这人太老实了，他老实，你比他还老实，简直是木头疙瘩，回去得改。这仆人回去以后，就把这称谓改了，一见就是“君实相公”，还说多亏苏大学士教导我。司马光就叹一口气说，哎，我们家好不容易这么好一仆人，叫苏东坡给教坏了。他不讲究这个，他家里头也不讲究这个。他自己做了宰相以后，经常在官员跟前、跟官员要打交道，有一次跟一个官员打交道的时候，这个官员说话说得有点急，就是看上去有点急躁，说话有点冲。旁边有的官员看不惯了，说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宰相，你跟宰相能这么说话吗？司马光一听，哎哟，诚惶诚恐，说天哪，这是皇上让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这么能拿自己就当回事了呢？千万不能拿自己当回事啊，你今天这表现太让我失望了，我可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个宰相，我只是为君王、为国家和为老百姓干点事儿而已，至于是不是宰相这根本不是我关注的事儿。这一点跟王安石尤其相似，只重做事，不重官职，这是司马光。

他还有第五个特点，就是有文人的性情，非常率真，不掩饰自己。我们前面讲王安石的时候讲过，说王安石在南京到处溜达，有一次跟一帮读书人、人家在一块儿讨论问题，他在旁边偷听，听了一会儿，人家觉得这糟老头子挺讨厌，不知道他叫什么，反复地还逼他、问他，结果他一亮自己的名牌，把人都吓跑了。司马光，几乎我都估计是在“同一时间、地点”碰到的事儿，司马光在洛阳住的时候也碰上这么档子事，跑到一山上，在那儿看风景，看见两个读书人，居然在那儿联句。联句嘛，我说上一句诗，你说下一句诗，雅兴。司马光拄着拐棍儿，就坐在旁边笑着听，听了一会儿就把这俩人给听恼了，又来这么一糟老头子，上次就来过一次，说是他叫王安石，这回又来一个，这该不是王安石他弟弟吧？说你听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司马光说联句。联句你会吗？会不会联句？你在这儿听。说会，要不然说两句？说两句吧。说了两句，登山的嘛，

“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岭头上。”——【醉翁谈录】

就是一上一上又一上，上来上去就上到山头上了。听了以后露出鄙夷的笑容，笑，这什么水平。过了一会儿司马光说，没完呢，还有两句呢，说完成吗？你说吧。

“乾坤只在掌拏中，四海五湖归一望。”——【醉翁谈录】

乾坤尽在手掌当中，五湖四海只在我这一望当中。这可不是一般的境界，这一看就是当过宰相、写过《资治通鉴》的人才会有这种眼光。毛龘泽东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跟这特像，到杭州的北高峰，说“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气象非常大。这两位爷一听，赶紧拱拱手，知道碰上高人了。但是也很平常啊，你让我联的嘛，那我就联了，联了以后我也没想显摆自己，这就是我司马光，偷听不成那就联上一句，联上一句至于吓着你了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们说，刚才讲这五点，你琢磨，就是他跟王安石之间有非常相近的地方，有个性方面相近的；有才华方面相近的；有品德方面相近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自己这个为人处事有很多相近之处。

【画外音】：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原则性很强、道德高尚、对事情有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人物，所以当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就产生了“火星撞地球”的效果。虽然他们曾经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却因为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而彻底决裂。那么，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我们现在说，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司马光反对他的这套变法，司马光不是绝对地反对变法，这个大家不要弄混了。司马光就认为说，生财之道主要是节流，大家可能现在就觉得怎么会只是节流呢？是啊，在那个农业社会他认为主要就是节流，为什么呢？因为农业生产力很低下，土地、可开垦的土地也很有限，你说要生财，无非是加大税收，加大税收，农民的产量就这么多，原来只收十块钱，现在要收一百块钱，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财之道？所以收来收去，归根结底一点，就是利用现有的这一百亩的资源收更多的钱。那你收得太重了是不是就损害了税源哪，这个税的来源是要培育的，要更加丰富，而不是损害它，所以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就是节流。再一个做买卖、做生意，商人做生意，国家也跳进去跟着做生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那青苗法实际上是变相地在收税，甚至还有一些新法实际上就是国家和商人在一块争利，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像司马光就认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

这个争利生财的东西不是我们这样的正人君子干的事情，不能皇上和大臣都掉到钱眼里头，这样下去，对于以仁义治国、以孝治天下、以道德治天下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的治国理念就会发生什么呢，冲突。这样人心就乱了，人心就散，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所以从司马光的角度来讲，他认为是要生财的，但是生财不能以乱人心、乱道德和乱仁义为前提，那就只能怎么着呢？就能省一点是一点。

你能说他错吗？不能说他错。你说王安石错了吗？王安石也没错，王安石错在哪儿了？眼前这么多军队要钱，工资要钱，出去打仗要钱，什么都要钱，我前面说了，那支出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光靠省点钱，速度跟不上。宋神宗眼前就要把钱掏出来，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抽你40%的税，所以对于王安石来讲，这个饱学之士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人要是掉到钱眼儿里这道德就会下降的？他知道，但是没有办法。他前面曾经说过很有名的一个话，那就是说是先施礼教呢，还是先要生财呢？这有一个缓急的问题，生财是当务之急。为什么呢？因为富国和强兵是当务之急，你这东西解决不了，现在你就没法对付外头的人，就没办法对付国内的这个局面。所以两个人都是忠臣，都是大宋王朝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在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上，走的路不一样，使用的手段不一样，在某种程度来讲立场也不一样，一个是站在义的角度，一个是站在利的角度。大家说那义和利能不能结合在一起？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那可是九百多年前。所以这样一来，两个人的冲突就是必然的。

本来前面讲的是两个人的同，你发现没有，两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同，这种同如果说在政治立场上也同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可是很遗憾，他们不可能同，恰恰是由于前面的道德、人格、秉性、个性、做事的原则的诸多的同，就决定了在政治上的对立显然是更加尖锐，而且是白热化的尖锐。司马光反对变法，宋神宗支持的不是他，支持的是王安石，因为宋神宗要变现、要钱、要做事，所以司马光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就要走人，就要开路。宋神宗就问他说为什么总要走嘛？司马光说我在这儿没用啊，而且我不敢在这儿待着。他一说不敢待着，神宗说，说句实话，你不是本来跟王安石私人关系不错吗？宋仁宗嘉佑年间的时候，你一个、王安石一个、韩维一个、吕公著，你们四个叫“嘉佑四友”，是最好的在京城做官的四个好哥们儿，你们的关系是很铁的，你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怀疑的？你们私人关系很不错啊。司马光说我们私人关系是不错，但是自从这位爷他当了副宰相或者当了宰相以后，我们的执政理念有本质的差别了。你要说他跟我的关系，我告诉你，没有他跟吕公著的关系好，他跟吕公著的关系特别好，可是只要他跟吕公著在执政观念上有分歧，那他对吕公著是极尽诋毁、毫不客气，你也是了解王安石这个人的，他要是在政治上跟你对立起来了，他是根本不讲情面的。宋神宗确实很想用司马光，我跟你说这宋神宗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我让王安石给我挣钱，我让司马光给我奠定道德的基础，抓住人心，一方面抓人心，一方面抓现金，因为你这现金要是抓得太厉害了就会怎么样呢，就人心都散了，所以他需要一方面树立一个道德的典范，树立一个大大臣在这儿镇着，然后再派出这些去抓去。司马光不干。司马光不干啊，王安石也不干，王安石说这不行。神宗跟他商量说要不然我想用司马光，我想让他做枢密副使，国防部的副部长，其实就是副宰相。王安石说这怎么可以呢？这个人沽名钓誉，他现在在外面名声好得很，对上他是忠臣，对下他是极尽抚慰之能事，您把他安在中央了，这就好比给反对派插了根红旗，我们这活儿还怎么干呢？

【画外音】：宋神宗继位之时，正是北宋举步维艰的关键时期，宋神宗就是希望通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因此他自然要选择支持改革的王安石，而放弃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然而，在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司马光看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不可改变的天理。于是，司马光给王安石连续写了三封措辞恳切的书信，希望王安石能够停止改革变法的脚步。那么，王安石会如何给司马光回信呢？

【康震】：司马光也在这个当口给王安石写了三封很重要的信，第一封信写了四千多字，是一封很长的信，还剩下那两封信也都是三四百字。在这第一封信里边，他重点说了这么几句话。这是两个人实际上是直接的交锋，就是两个个性、道德、秉性、做事原则都很相近的大大臣，在政治观念上，在变法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这三封信还有王安石的回信，这是在历史上他们俩真正的、直接的交锋。

司马光在这信里重点就谈这么几个观点，第一，说三十年了，天下人谈到你的时候，认为只要王安石一出来，天下便致太平。现在的情形是您出来了，天下有点乱，说您坏话的人比较多，说您好话的人几乎没有。有一部分人是这么说的，说就让他乱吧，我们也不打算提醒他，他乱到一定程度呢，他就自己就烂掉了。可是我不会愿意让看到这种局面，因为您要是烂掉了，这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我要提醒你，要注意现在哪儿是做对的，哪儿是做错的。我这么跟你说话是为了朝廷着想，我不愿意在旁边看着您自己就烂掉了，这是这三封信里头尤其是第一封信里边开宗明义的一个原则。他告诉王安石，说您现在这干的这些事里头有这么几条是最致命的，第一，您成立这制置三司条例司，这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个怪胎，为什么呢？我们有管钱的三司，为什么又多出来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呢？你这实际上是什么呢？侵官。什么意思？打乱了正常的官僚制度，这是对正常的官僚制度的一种扰乱，扰乱秩序，这是不对的。第二，您用人有问题，您都乱用人，用的都是小人。再一个，您老是变法、变规矩，这叫生事，这叫无中生有。还有一个，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所以，侵官、生事、乱用人、拒谏，这是您最大的问题。说天底下最完美的人就是周公和孔子了，我听说周公和孔子也有缺点，他们也有老师，我觉得您跟周公和孔子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可是按您现在这段表现的话，觉得自己就比周公和孔子还强，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意见，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我知道今儿我说这些话都不合你的意，可是我告诉你，咱俩是一回事。他说了八个字，

“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就是我们两个走的路不一样，这叫殊途同归，我们都为了国家好啊，你现在主持天下大计这是为国家好，我现在要准备到洛阳去也是为国家好。我不跟你争啊，但我希望你能发生变化，你要变化了，我还在这儿跳脚干什么？把这信寄去了。

王安石给他回了不止一封信，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应该是回他的第二封信，也就是说，应该是都回了三封信，但是现在只能看到一封信，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只有三四百字，非常简单。一开宗明义就说，咱俩是不可能谈到一块儿的，我们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是因为道不同，所以没法与谋。至于您说的这几件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您说我侵官，把官制打乱了，对不起，我现在进行的官制的改革全都是禀明圣上，经过大家、众官的讨论，然后推行的，所以您说的这不对。第二，您说我生事，我没有生事，我现在进行的改革变法就是为了打破万马齐喑的这种僵局，是为了让国家能够获得财富，是为了富国强兵，这怎么能叫生事呢？就是我们的祖宗活到现在，也不会认为我在生事。你如果把这理解为生事，那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第三，你认为我在征利，就是赚钱，难道我们不需要钱吗？如果我们需要钱的话，并且通过正常的渠道赚到钱的话，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您还说我拒谏，我告诉您，我只听正确的意见，我不听不正确的意见，而且我告诉你，我对于现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之风，对我的谩骂，我根本就没当一回事，这是我在这之前就早就考虑好了的。他说，现在是大家安静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要变动；是大家因循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要革新。所以我已经说了，您写四千字，您哪怕写五千字，您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都不能变，什么都不能乱。而我是要讲变的，我是要在变的当中让这个社会有新的生命力，所以您对我很好，我讲的意见您要是也不能够领教，那也很遗憾，没办法。

你看，这就是像在两股道上的车一样，司马光认为这两股道上的车最后是能交集到一起，但是王安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了王安石的这封信之后，司马光心里就很清楚，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两个人是不可能在政治上达成真正的协同。

王安石去世了以后，司马光听说了之后就跟别人说，

“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

说安石这个人没有别的毛病，其他都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就是太拗了，太犟了，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太好辩论是非了，搅得天下大乱，自己最后也郁郁而终。

他说人家执拗，王安石去世了，宋神宗去世以后，宋哲宗继位，太后摄政，让司马光做了宰相，司马光做了宰相我前面已经说了，他尽废新法。可是他这尽废新法是不对的，就连他自己这拨的人里头也反对，这典型就是苏轼，苏轼就坚决反对把新法全部废掉，认为有用的还是应该保留，不要一刀切。有一天，苏轼就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头，一边脱办公服，一边就跟他夫人说，气死我了，他简直就是个“司马牛”嘛。为什么他说司马光是司马牛呢？因为司马牛这个人是存在的，这人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就叫司马牛，所以，你想人家苏轼生气，人家生得也有水平，不像咱们乱生气，净说一些没水平的话，人家一出口就有典故，就把这“司马牛”就套在司马光的脑袋上，他意思说这是个犟人，他就不动摇、不改变、不变通。你看，就在这一点上，这“拗相公”跟这“司马牛”也是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坚守原则的人有时候难免让我们感到讨厌和不可接近，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坚守原则，所以他们的形象才会光辉，他们才能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来讨论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抛开新法的这样一个事实，而纯粹地来看这两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北宋王朝在仁宗和神宗时期包括哲宗时期，因为有了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而使得这个王朝变得非常精彩，这充分证明北宋时期的王朝在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在道德人格、在文章事业方面是一个多么多元而精彩的社会，这种多元的精彩才是我们现在认识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具有价值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单独地要把这两个人拈出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下一集我们将要接着讲王安石和苏东坡。好，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政治上的分歧让他们势同水火，文学上的共鸣让他们惺惺相惜，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巨星之间究竟交织着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你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集《不是冤家不聚头》。

 

（二十）不是冤家不聚头

【画外音】：在上一讲里，康震老师为大家讲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其中还不断出现另外一个人，苏轼。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苏轼算不上是重量级的人物，但天才纵横的他却是一个最活跃的人物，这给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制造了不少麻烦，也让皇帝宋神宗对他又爱又恨。然而，王安石和苏轼这对政治上的冤家却又是文学上的知音，比肩的道德与才华让他们相互欣赏和尊重，并由此生发出许多动人的故事，那么王安石和苏轼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们后来为什么能够冰释前嫌，而最初苏轼又是怎样反对王安石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集《不是冤家不聚头》。

【康震】：神宗总是把苏轼有时候放在火上烤一烤，但是不能把他烤焦了，烤焦了就麻烦了，烤上一阵子，觉得烤得发黄了，有点味道了，把他再拿下来冷却一下，还能用，烧焦了就没法用了，所以苏轼在这个、如果我们通观全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变法当中、在反对派当中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少的声音，但就是这样一个声音对于王安石来讲已经是相当烦恼了。再说还不是苏轼一个人在战斗，哥俩儿呢，苏轼和苏辙都是非常坚定地反对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

苏轼和苏辙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反对变法的人，相反，他们也有自己的变法和改革的主张，只不过对于苏轼来讲，他主张更加稳健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改良，特别在用人的问题上、在道德的问题上，他看得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说当改革一旦开始之后，苏轼和苏辙很快地就针对王安石的变法谈自己的反对的意见。

譬如说，王安石改革变法里边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科举的改革，科举有什么改革的呢？唐宋时期，科举习惯的考核的内容，进士科主要是考诗赋，写诗写得好，苏轼就是自己在这方面考核是一个受益者，他的爸爸苏洵老是考不中，就是因为不善于有韵之文，他不善于写这种东西。王安石认为，以诗赋来取士，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什么呢，因为会写诗、会写漂亮的文章不等于说就有很深厚的学问和修养，不等于说就会执政、就会参政、就会做官，而改革变法需要的是这样的人，第一，他有很深厚的道德学养，第二，他有很强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只会写漂亮的诗文，只会写漂亮的诗赋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要什么呢？废除诗赋取士的制度，考儒家的经典，考策论。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怎么解决啊？写篇策论吧。房价涨成这个样子，写篇策论，你怎么解决？你说先来首诗吧，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这没用，西湖边上的房子（房价）涨得很快，这玩意儿写得越多房价涨得越高。所以你知道吗？他改革科举不是他对诗赋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着眼于实用。

他这个主张一出来，苏轼就坚决反对，苏轼给神宗就写了一道奏折，在这个奏折里边他重点说什么呢？说从古至今，他说的从古至今实际上就是从唐朝以来，一直都是诗赋取士，没有改变，而且天下的才子们和这些士子们，他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跟朝廷规定的方向是要保持一致的。简单来说，他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比方说，就从写文章来说，如果说策论还算有点用的话，那诗赋是一点用都没有，策论还谈点实务嘛，你如果说从实际执政来讲，那诗赋跟策论都是扯淡了，没用，写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就是干实事嘛。他说从尧舜以来，文人都是要写文章的，文人都是要写诗赋的，我们就是要根据写文章、写诗赋来判断一个人的才华，你总不能还没考试呢，就把一个人先弄去做上两天官吧？再者说，他举了个很鲜明的例子，他说，你说诗赋只会让人更加奢华，什么叫奢华呢，就是说喜欢那种非常华丽的文章，喜欢那种华丽的文采，他说北宋初期有个人叫杨亿，这个杨亿是个大文人，专写那种奢靡的文章，专写那种华美的文章，他说杨亿这种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杨亿本人是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并没有因为他写这些东西，他就变得不杰出了。他还举例子，还是北宋初期有个叫石介的，石介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文人，石介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道德品质也很高，但是你让他执政、你让他做政治家完全就不行。所以，写不写华丽的文章，写得写不了那样的道德文章，这跟他能不能执政、能不能做一个政治家、能不能干具体的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联系，一个人在政治上要表现出怎样的品德，那他在实际的实践当中就会表现出来，这跟他写不写文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古往今来，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大政治家那是有的是。没说错吧？那苏轼当然要写出来的东西不大容易让别人能驳得倒，他让别人讨厌的地方也在这儿，主要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就拿现在的这些进士来说吧，天天钻研经史子集，天天钻研道德文章，真让他们上到前线打一仗，真让他们坐到办公室里处理个具体的事情，处理得了吗？你能写道德文章，你能读儒家的经典，你像王安石一样把科举内容全改了，他就一定能够实务操作吗？未必然。当然苏轼自己说这话心也虚，他也没多少经验，这会儿他多大年岁，只是一个年轻的干部。

哎，文章上去，上去之后，神宗看了之后，写得好，我正有这样的疑问，虽然我没考过进士，他当然不用考了，他是招进士的人，但我早有这样的疑问，今天你给我一解释，我思想上的疙瘩就算解开了，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专门召见苏轼，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意见？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可以敞开谈谈嘛。苏轼说没啥谈的，就三条，不知道您爱不爱听，哪三条呢？皇上您现在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什么意思？您现在想要治理天下，心情可以理解，您操之过急，一年的事想在一天里头办成，几代人的事想在您这一代里都解决，太急。听言太广，您什么意见都听，那意见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杂碎，就不能听。您什么都听，听了还都用，这就乱了套了。您进人太锐了，您在人事上放得太宽了，您都用了些什么人，您都不看看？有的人还算是好人，说，那个人还行，那个人底下那人，你不甄别呀？皇上听了以后说，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有点急，应该慢慢来。

下来了以后就跟王安石商量，王安石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什么呢？什么锐啊、什么广啊、什么急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什么急啊？神宗说要不然把苏轼弄到中书省里头来，让他参与中央文件条例的修订和制定。王安石说这怎么行？我跟这个人在学问上就是两种风格，根本上就是两股道上的人，你让他干点别的吧。干什么啊？让他到开封府去做行政长官，想用那些碎七零八的事把他给困住，让他不要在这儿胡思乱想，不要成天发声，苏轼也没耽搁，在那儿把事处理得好好的，接着发出他的声音，是挺“讨厌”的。苏轼这一生吃亏就吃亏在他这支笔和他这张嘴上，后来他自己也有反省。宋神宗还是很信任王安石的，所以就废除了诗赋取士的这样的制度，当然到后来神宗去世以后，王安石去世以后，这个也都废止了之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你看，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来讲涉及到人事制度，涉及到干部的培养，在这个问题上，那苏轼跟王安石根本就唱对台戏嘛，他怎么能让王安石高兴呢？王安石也不能说恨死他了，但是肯定是相当地不高兴。神宗就问王安石，说我觉得苏辙跟苏轼这哥俩儿学问比较相近，风格比较相近。王安石说是，他们很相近，他们就是用一些纵横捭阖的学术。什么叫纵横捭阖呢？就像战国的纵横家一样，好空谈，文章写得漂亮，排比句用得多，好放大言，一说就是天下为己任；一说就是天下大事；一说就是纵古论今，但是不靠谱，不论实务，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这种人绝对不能用。神宗听了也没有办法，就只好怎么呢？把苏轼安排到开封府去。

【画外音】：在开封府供职的苏东坡，并没有如王安石所愿被日常繁杂琐碎的事务所困扰，他仍然百倍关注王安石，并继续批评变法事宜。接下来，苏东坡还要直接攻击改革变法的司令部，锋芒直指王安石。那么，“拗相公”王安石又会如何对待苏东坡呢？

【康震】：上元节，其实就是正月十五，宫里边要办灯会，这个办灯会给苏轼提供了一个机会。神宗刚继位不久，想在宫里头开一个比较大的灯节的聚会，想办得好点，就让内务府去采办灯，当时最好的灯叫浙灯，浙江的浙，要采办四千只浙灯，结果去采办之后一问，这价钱特别贵。神宗就说让他们把价钱降下来，我们低价购进。你听着有点别扭，政府如果想扶持商家的话，应该抬价购进才对，你让人家把价钱压下去，是不是？哎，苏轼一听，马上上道奏折，说皇上您不能这么干，这是形象问题，您知道多少商家和手工业者就指着您这一把了，想挣点钱。您这下倒好，等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把就全灭了，这可不太好，您低价购进，就损伤了商家的利益，而且神宗为了让这灯会办得好，说了，浙灯只能我们买，老百姓不许买。说这也不对，您得与民同乐啊，您一个人在那穷乐有什么意思啊？您又压了价，还独个儿在那儿乐，这不符合仁义道德，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收回成命。

神宗一听，说得有道理，这家伙净说对的，每次提的建议都很适当。苏轼抓住这机会，我还想跟您说说当前的局势，我再跟您说说，他就上了一封奏折，说皇上您确实是尧舜之君，就灯这事儿，您一听就吸取了，太伟大了，感动得我热泪盈眶。灯的事儿是小，但由小可以见大，我现在跟您说点大的，现在有人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条例司不好，好好的管钱有管钱的，管兵有管兵的，管政的有管政的，为什么又出来一个独立的机构？没有必要嘛。苏轼说，成立这个机构无非是兴利而除害，可是如果成立这机构之后，不但没有兴利除害，它本身变成一害的话，那您的麻烦可就大了。他说现在朝廷有点乱，本来呢，就算搞改革变法，也应该是由中书省、由宰相跟皇上您，以及二三重要大臣商议之后才下的政策，可现在所有的政策都从这个奇怪的怪胎一样的机构里头出来，而且很多的政令不从宰相出，从那个翰林学士、从那个副宰相出来，这叫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下去，国家的政令、法令不能长治久安，不能维持长久。苏轼告诉他，一个国家的存亡根本不在强弱，在于道德；一个国家国运的长短，不在贫和富，在于风俗的厚与薄。

你注意，我没有说苏轼这个话一定是对的，你注意，苏轼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段，就是说，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长久的稳定，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道德观作为它的基础，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淳朴的风俗作为人民思想的基础，人心是不能乱的。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他没有强调经济基础，他不谈这个，这是他们擅长的做法，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只谈我的，我不谈那个对你有利的。他跟司马光有个共同点，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道德，道德、人心稳定了，什么都好办。如果因为生财乱了人心，一切都谈不上。

王安石看了之后非常讨厌他，开始还是有点觉得不舒服，后来就发展为很讨厌，讨厌上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他待在这儿有点多余。正好这会儿有个事儿，就凑巧了，什么事呢？王安石他的弟弟跟另外有一个官员叫谢景温的妹妹结婚了，所以他们两家是亲戚关系。这谢景温也受到了王安石的提拔，他是一个谏官，谢景温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苏轼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去奔丧，他去四川，然后从四川再回来不是得走水路吗？他走私，在船上运不该运的东西。王安石一听太高兴了，终于走私了，查他，早就想办他了，找一机会，查来查去，没查着什么实据。把苏轼给查害怕了，苏轼赶紧申请我不在这儿待了，我走，我不说话了，我走，这么着，苏轼才到了杭州做了通判，相当于杭州市的副市长。你看，我前面这只是举了很小的一点例子，就说明这苏轼，他在诸多的政见上，在改革的变法的这个事情上，他跟王安石之间是有很多冲突，这个冲突发展到最后就是以王安石把他轰走为结果。后边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苏轼在徐州做官；在密州做官；在湖州做官，那会儿王安石已经罢相回家了，他（苏轼）在湖州的时候。后来他不是让人给抓起来了吗？说他在诗文里头抨击新法、抨击朝廷，甚至嘲弄宋神宗。给神宗惹毛了，派人把他抓了起来，投到监狱里头，审了一百多天，放出来了以后，给他发配到了黄州，到了赤壁，写了“大江东去”，还真得感谢改革变法。

【画外音】：政治理念上的不同，使得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也使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断。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改革变法的起伏波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改革变法。那么，这对冤家在私底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情呢？

【康震】：苏轼走了一大圈儿，最后跑到黄州去了。王安石中间经历了两次罢相，最后心灰意冷，孩子也死了，自己的学生吕惠卿等人背叛了自己，弄得心情非常糟糕，回到了南京。两个人开始掐了半天，最后变成两个可怜的人。神宗最后起了怜悯之心，想还要再重用苏轼，就把他要调到河南的汝州做团练副使。苏轼在常州买了房子，有地产，跟皇上申请说我去常州，这么着，让他去了常州，他在去常州的路上就专程到南京拜访了王安石。

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们前面讲司马光的时候说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近的地方，也许连他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这种相同的秉性、个性、思想和道德，却让他们在政治上成了非常尖锐的对立者，而现在苏轼的情况是什么呢？之前有很强烈的对立，现在突然地都归零了，俩人都归零了。归零了之后，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这才更加本质地接近了北宋时期这些最优秀的士大夫和文人的那种个性和气质，以及他们互相之间那种本质的关系。

好了，苏轼被贬黄州。王安石退休在金陵，对苏轼非常关注，有一天从黄州来了一个人，见着王安石就跟他说了，王安石就问他，说最近子瞻有什么新作没有？有什么新的作品没有？说有，走得急，落在船上。说赶快去拿、赶快去拿。赶紧就去拿，是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宝相藏记》，写佛教方面的内容。当时天色已经黄昏，还没有掌灯的时节，王安石心情很迫切，就站在屋檐底下，就着黄昏的这个日光，就开始看这篇文章，一边看一边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也。对他非常器重，因为他文章写得太好了，苏轼在黄州写过一首诗，叫《雪》，就是下雪。其中有这么两句，说，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苏轼【雪】

王安石就读这两句诗，写得好。他的女婿蔡卞就问他说，好在哪儿啊？王安石说，你来说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蔡卞说“冻合玉楼寒起粟”，玉楼，下雪了，楼变成玉楼了，这是下雪。可为什么把楼给冻起来了，这个很难解释。“起粟”是什么意思呢？粟就是米粒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又说“光摇银海眩生花”，说银海这个也可以说是下雪以后就变成银海了。“光摇银海眩生花”是说雪地里头照人的眼睛晃得慌？王安石说这你就完全不懂了，我告诉你，苏轼在这两句诗里头用了一个典故，典故是道教的，在道教当中把人的肩膀叫做玉楼，把人的双眼叫做银海，所以“冻合玉楼寒起粟”是说天太冷了，冻得肩膀缩起来了，皮肤上都起了小米粒了。“光摇银海眩生花”，雪地里头的雪太洁白了，把我眼睛都炫得发晕。懂了吧？这叫学问。你们都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俩是同等量级的人物。苏轼自己也承认，这诗写成之后，就这玉楼和这银海，好多人都没看出来，就以为是蔡卞的那种很庸俗的解释，其实不是，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典故。

苏轼到了金陵，要去见王安石，王安石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驴，在江边上等他。苏轼的船就过来了，苏轼从船上跳下来，穿着便装，见到了王安石之后一拱手，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曲洧旧闻·卷五】

我呀，今天斗胆，穿着便装，我来见大丞相。王安石看他大笑，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曲洧旧闻·卷五】）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受一般的礼法约束吗？太客气了。苏轼紧接着说，我也知道我在你的手下没做过什么工作，净起了反面作用。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见面已经不再有那种政治上的恩怨，可能有些芥蒂，但是这样的一种交往，王安石为什么说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呢？就是如果抛开政治的恩怨不谈的话，我们这样的人，那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不是说把世间看穿了，而是我们的学识、我们的修养、我们的道德还有我们的人品，早就在一般的世俗之上，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现在来进行对话，而不是在那种很窄的关于新法的问题、青苗的问题上再讨论问题了。两个人的身份现在不一样了，政治上归了零之后，真正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了，才表现出来了，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人走，苏轼就送给他了两句诗，这诗写得很有意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

说我看见您老先生啊，王安石比他年纪大，骑着那头著名的驴，从那山坡上走过来，渺渺的感觉，很孤独、很瘦小，我就在脑子里想起您当时没生病的时候，咆哮的那个形象，拿着国家天下大事的那样一种刚坚不可夺其志的样子，看你现在的病容和老态，想起了当年的王安石王介甫。“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说，哪也别去了，咱俩就搭个伴儿吧，你就在南京这儿买上三亩地，盖个宅子，咱俩天天爬爬山、打打球、吟吟诗、喝喝酒，挺好的，一切，神马都是浮云。可是我觉得已经有点迟了，我早知道十年前您是这样，我就在您门下求学了。这意思说得很婉转，说早知道您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又何必呢？他们俩刚见面的时候，王安石就说，好个翰林学士，我可等了你很长时间了。苏轼说，你们老家抚州出一种皮鼓，这个皮鼓很贵，有一位有钱人就要买它，买的时候要试一下它能不能敲响，“梆梆梆”敲不响，气得那卖家就把这鼓“咣”地扔到河里头，结果“梆”地一下响了，这卖家就说你早点发出声音来啊，怎么现在才发出声音来啊？这不太迟了吗？买家都走了。他就跟王安石说，您要早发出这声音来，咱俩也没那么多过节了，是吧。这正是像那诗上说的，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虽然他们不是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吧。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应该说在政治上归零了之后，在去掉了或者说暂时去掉了政治上的恩怨之后，开始以文章、以诗文、以道德来相交往的时候，发现是知音。苏轼离开南京的时候，王安石就感慨，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知道再过几百年还有这样的人，对他的才华是相当地钦佩，相当地器重。

【画外音】：公是公，私是私，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苏轼和王安石这对冤家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光明磊落的胸怀和高尚纯粹的品格。而在康震老师眼里，“拗相公”王安石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老师为您盘点王安石和政敌苏轼、司马光之间的微妙关系。

【康震】：你看，我们讲到这儿，你注意，前面讲到司马光的时候我们说，司马光那种个性、气质、品德跟王安石很相近，这是第一。在政治上他们很对立，这种对立不但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混乱，或者让我们感觉到某种恶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反而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两个伟大人物的身上，在这个时代里边，迸发出了多元的光彩。但苏轼不一样，苏轼的个性、秉性、气质跟王安石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个相通之处是什么呢？是博学、是才华、是诗文。所以你注意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把苏轼和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共同的死结是在政治上，是在具体的政见上，甚至他们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刚才（上集）我们说，司马光说的我们是殊途同归嘛，都是为了大宋朝，只不过是在如何好的问题上有分歧。所以这个分歧最后在经过了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这个分歧，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已经变得非常小了，说白了就是在大宋王朝那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如何好和强大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但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三个人之间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人品、道德、秉性、做人方面是当代之楷模，王安石和苏轼在文章、才华、学问方面也是一时的典范。

那你再结合起来看王安石，王安石他有很多政治上的做法、政策，可能是一时之功利的政策，甚至这些政策有时候还可能伤害到了国家利益，但是从总的、全面的角度来看，王安石这个人在道德、在文章、在事业、在品行、在才华、在博学上，包括在政治事业上，无疑成为了北宋时期首屈一指的一个人物，他跟两个政敌之间都有着非常广泛的交流和沟通的这样的空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单面的人，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也因此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这样的人物，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地局限在政治层面，我们讲政治家的王安石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从政治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上来讲，他超过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任何一个宰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真是应了梁启超的话，他认为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完人。当然了，梁启超本人是改革家，他这样赞许他的前辈也无可厚非，但即便是我们自己平心而论，就从他和司马光、从他和苏轼的这种交往能够看到，王安石的确是古今以来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杰出的学问家、杰出的文学家。那么在接下来的篇幅里边，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闲居在家的王安石的形象，这将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政治家之外、与反对派的对立斗争之外的王安石的风采，相信这个风采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别样不同的王安石的概念。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二次罢相的王安石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主动退休的王安石过上了难得的闲适生活，那么脱去宰相官职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退居南京的拗相公又为什么喜欢骑驴呢？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一集《可怜人间四月天》。

 

（二十一）可怜人间四月天

【画外音】：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虽然他自己反复推辞，但皇帝宋神宗还是给他保留了宰相的待遇，并依然对他的生活高度关注、万般关心。然而，王安石却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老人，过一种平凡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王安石远离了政治纷争，走进了社会民间，跻身于寻常百姓，寻找到了他想要的另一种生活。那么，这个曾经位高权重的退休宰相，是怎样和普通百姓打成了一片？当年声名远扬的“拗相公”，还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固执？在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之后，他的政敌司马光和苏轼又会怎样评价他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一集《可怜人间四月天》，敬请关注。

【康震】：王安石过生日的时候，神宗专门派他的女婿蔡卞、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给他送去很重的礼物，给他送了什么礼物呢？金花的银器一百两、两匹宝马、黄金镀的银鞍辔一副，还有一百匹的衣著。非常感激，王安石对他。可是这个神宗还是想让他发挥作用，好几次地派人催他，让他去江宁府去上班，王安石死活不去。

神宗是很想用他的，也很想关心他，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很能说明，这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她的弟弟我们就叫他小吴吧，知道他名字也对我们没什么用，这小吴因为一件事情跟当地的一位官员发生了点矛盾，年轻人年轻气盛，在公开场合就骂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倒也没太在意，可这官员的上司不高兴了，派了两个兵丁就跑到王安石家里头，来抓他，抓这个小吴，这俩人到了客厅这大喊大叫的，吵吵嚷嚷。王安石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正要出门，走到门口一看在这儿喊呢，问是怎么回事？人家也不好好说，还是那么喊。王安石给气坏了，把这俩人给轰走了。结果这三位官员知道惊动了王安石，他们不知道小吴跑到王安石家里头去了，惊动了王安石，觉得这个很不合适，不管怎么说，也是原来的老宰相啊，三个人就到王安石的府上来跟他解释，王安石是何许人也，这事情过去就算了，我们家小吴做得也不好，本来就没什么。这王夫人是不大高兴，王夫人在屏风后头就说，说我们家相公现在是不当宰相了，手底下的人都跑完了，可是也不至于，还没人敢到我们家里来抓人，做得也太过分了。老太太发点牢骚也就算了，巧了，这一天正好神宗派了一个侍从到南京来看王安石，目睹了这一切，回去就给神宗说了，神宗气坏了，当即下令把这三个人全罢免了。有点过了，不问缘由，但是这种冲动很能说明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感情，王安石已经在改革变法当中受了巨大的委屈，蒙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不愿意让已经退居在家的王安石再经受什么精神上的打击，他很想爱护他。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安石。他给自己修了一间屋子叫半山园，这半山园不是一超级房子，也不是一大别墅，什么都不是，就是几间很普通的房子，外头连围墙都没有，外头一看跟个旅馆一样。为什么叫半山园呢？因为这个园子它距离江宁的城七里，距离钟山的主峰七里，正好在中间，所以叫做半山园。这半山园这个地方有一个算是个文物吧，算是个文物遗存，叫谢公墩，就是一小土包，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东晋的时候，谢安宰相和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经在这个地方看风景，可能就是登在这个小土包上，就叫谢公墩。谢公墩正好在半山园里边，哎，王安石这俏皮劲儿就出来了，写了一首诗，说，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王安石【谢公墩】

什么意思啊？说我这个谢公墩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我还给这墩子上修了个亭子，叫谢公亭。我的名字跟谢安是一样的，他叫王安石，谢安字安石、叫谢安石，说我们俩名字很巧合的，一样。可是呢，现在你的那谢公墩就在我们家，千不该是万不该，已经是我的墩子了，为什么还叫谢公墩呢？它应该叫王公墩呢。哎，你看，较真儿，开玩笑不是？后来人家开玩笑说，王丞相在朝中争新法，退居乡野争谢公墩。

【画外音】：退休后的王安石，不但在住所上要求简单、非常简朴，在外出时，也置皇帝的照顾于不顾，只喜欢与民同乐，完全把自己当做普通民众。那么，为什么说他真正地放下了宰相的身份？他特别喜欢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

【康震】：他享受着宰相的待遇，出去你想，坐个宝马车、坐个奥迪什么的也很好理解，坐个什么几人大轿也可以，王安石不弄这个，出去骑头驴。别人说你可以坐轿子啊。说，我怎么能用人来代替畜牲呢？不能这样干。王安石骑驴有个规律，他骑着这头驴，前面有个牵驴的小卒，给他牵着，驴到哪儿，他到哪儿，牵驴这小卒到哪儿，他到哪儿。骑在驴上看书，驴要是停下来了，不管是停在寺庙门口了，停在一村子门口了，或者停到谢公墩那儿了，他就下来，看书、吟诗。出去就带几个烧饼，饿了就吃烧饼，肯定不是带一两个了，自己吃得差不多了，剩下这烧饼就给这小卒吃了，小卒吃了剩下了就给驴吃了。非常地随性，知道吗？任运自然，走哪儿算哪儿。

他到了江宁住在这半山园里头，就变成一个真正的老百姓，怎么说他变成老百姓呢？前面不是说了吗？把那个三个人给罢免了，神宗就觉得不方便，我得找一个能照顾他的人，就把他的弟弟王安上调到南京做官，就近照顾他。这天王安石骑头驴进城办事，突然没想到王安上出城办事，古代官员出城要办事，或者出去的话要扫街、要净街的，老百姓要退避的，哗，都退下去了。王安石一看，我也退吧，别给我弟弟添乱了，跟那一般老百姓似的，就退到一老百姓家里头，在人家里头待了一会儿。没想到，人家里这老太太正要出去买药，身上有病。王安石说你也别买药了，我身上带的有药，我给您点药得了。老太太说这多不好意思啊，哪儿有白拿药的，现在药这么贵，是不是？那帮大夫开的药都挺贵的，一物换一物，我们家有些麻线，我给你，回去给你老婆，她肯定高兴。王安石说挺好、挺好，回去给我老婆看看，我老婆就喜欢这个。你看，官来了，他也退避了。跑到人屋里头吧，拿药还换了一缕麻线呢，我也不知道他老婆看这麻线，不知道这麻线从哪儿来的。

我们还记得原来跟王安石一块儿从事改革变法有一个宰相叫陈升之，这陈升之后来也不做宰相了，到地方做官，离南京不远。陈升之跟王安石有旧，就想到南京来看看他，来了，坐着“航母”就过来了，那一个阵势是非常宏伟。王安石身体不太舒服，生病了，就叫两个人抬了一个小轿子，这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鼠尾轿，老鼠的尾巴，就是说这轿子特别小，你知道吧，微型小轿子，坐这轿子让人抬着，嗞呀嗞呀的，就抬到江边上。那位爷不是坐船过来吗？就停在这芦苇荡里头等他，这“航母”开过来了，太大了，这调头难啊，折半天、折半天，半天靠不了岸，过了好长时间，这才下来跟王安石见了面。陈升之算什么啊，王安石名气比他大多了，给国家贡献也大。陈升之一看，哟，您坐着“老鼠尾巴”来的，这有点不太好意思，回去的时候，说别喊了，悄悄地把“航母”开回去算了，有点惭愧。（王安石）不摆谱，他有能力摆谱，皇上也会让他摆谱，不干这个事。我们前面说了王安石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什么叫淡泊名利呢？就是说因为那个名和利是个位置，他不到那位置上他没法干大事，但不等于说，他喜欢那个东西，对他来讲，做宰相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不做宰相，你没法调动力量来搞改革变法，对不对？如果我不做这个了，我就是王安石，我不是王相公，我也不是什么别的人。

他在江宁交了不少的奇怪的朋友，有一老头叫俞秀老，特喜欢开玩笑，王安石跟他交情不错，有一次这俞秀老就跟他说，说我想当和尚，王安石说很好啊，想好了？说想好了。去当啊。哎哟，你不是不知道，想当和尚这文凭也不好弄，不能当个花和尚，不能当个野和尚，这个文凭，我没钱，你帮我弄一张。王安石说可以，王安石给他买了一张文凭，约好了什么时候一块儿去剃脑袋的，等了很多天没消息，王安石找他就说，怎么回事啊？还那什么不了？这位爷看看说，我忘了跟你说了，我后来考察了一下，和尚也不容易做，我把那文凭给卖了，我欠人家酒店好多钱，我还钱了。王安石一听，看来我还是太单纯了，净碰上这种主儿。这俞秀老喜欢佛法，经常跟王安石到寺庙里去，有一天下午，两个人去了报宁寺，还是骑驴去的，到了报宁寺王安石累了，就睡着了，这俞秀老也没客气，骑上那头驴跑到另外一个法门寺去了，王安石醒来了以后说，这什么人呢你？你信佛呢，你偷我驴啊？不行，你得赔偿我。俞秀老说我怎么赔你？王安石说写首诗吧，让我听听，看过关不过关。哎，俞秀老不含糊，写了一首关于松树的诗，王安石看了看，嗯，写得好，骑了我的驴，才情见长啊。

【画外音】：退休后的王相公，从来不摆谱。当年的“拗相公”，完全变了样。那么，生活中的王安石，还会有什么样的让人难以想象的作为呢？

【康震】：他原来在做政治家的时候是雷厉风行，眼里不揉沙子的。现在你满眼都是沙子，他都不会吭气，为什么呢？这就是日子，这就是平常的生活，对不对？他没那么多原则。没有原则了以后，他就可以活得很自由。所以我刚才说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这个人见不得别人穷，老想搭把手。这当地有个信佛的穷秀才姓吴，吴秀才，这吴秀才有事没事老往王安石家里头来，怎么办呢？给他打扫打扫卫生，给他擦擦地、拖拖地，干这些事，我估计也是王安石给他一些报酬。有一次正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就把脸盆架子上这毛巾给掉下来了，捡起来。王安石说，哎，这么着，毛巾送你了，拿回去。这小子就拿回去了。过了两天又来了，王安石问说，毛巾用得还行吧？他说嗨，那破玩意儿不值几个钱，我爸拿到市场上卖了。王安石一听，什么？你把那玩意儿卖了？赶紧叫手底下人用原价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拿了一个小刀，把这毛巾的边上“嚓嚓嚓”给它剃了剃，里边露出了黄金。这毛巾是皇帝赐给他的，是宫里用的东西，值了大钱了，就让你爸一块钱就卖了？好嘛。王安石给你这毛巾的意思就是我给你的毛巾那是值钱的，不是说王安石的毛巾，是这玩意儿有内涵的，哦，就让你这么卖了？好在还给赎回来了，千恩万谢拿回去。通过这种方式救济他。他退居之后虽然不做宰相了，但是他更接触了底层的人，这种很善良、很悲悯的心始终是在他心里面的，他搞改革变法不也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吗？

他原来的一个学生做了官，知道王安石有哮喘的毛病，这哮喘用什么治比较好啊，有一种参，人参的参，有一种参叫紫团山参，非常昂贵，给王安石送去，说老师吃了这个参对治哮喘有好处。王安石说不要，你拿走。学生说，病重要啊，我又不是给你送礼。王安石说我没这玩意儿不也活到现在了吗？保不齐吃你这玩意儿之后，还能活到什么时候，这是开玩笑的话，绝对不要。

通过这些事你就能感受到王安石这个人在离开官场之后，他的个人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在什么地方，他在官场上的时候，是一个刚直不阿、斩钉截铁、绝不丧失原则的人，而离开官场之后，他变得非常地随意，应该说这两种存在都是真实的存在，是统一在他这个人身上的。我前边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很简单、很率真、很率直的人。

【画外音】：“拗相公”王安石，一心变法。退休后的王相公，沉浸于文学和诗歌的创作，并由此创造了一种诗体“半山体”，清新雅致、随意洒脱。然而，在这轻松诗意的背后，王相公还有什么样的难言之苦呢？

【康震】：王安石是一个大文学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也讲过，他写了很多的翻案诗，他也写过很多的文章，可是到了江宁以后，随着他生活和心态的变化，他写了很多的小诗，写得特别好，后来人把他叫做“半山体”，也叫“王荆公体”。念其中的一首《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梅花】

写绝了，你能想象到是王宰相写的诗吗？非常细腻。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在这么孤独的墙角，它依然绽放着它的清香，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人格的象征吗？虽然我现在，在被人冷落的墙角，但我的本质是梅花，梅花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凌寒独自开，越寒、越冷，我愈要绽放，我绽放我的清香在人间，这清香是什么，就是作者的人格。可这诗写得非常地小巧，非常地有意境。他推行改革变法的时候雷厉风行，他要写出那种清新可人的小诗，一样能够沁人心脾，这就是大才，偶一为之，便是佳作。没辙，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家说，照你这么说，王安石活得挺轻松，都快成半仙了，住在半山园里头，叫王半仙算了。这就错了，你不想想，王安石的个性本身不是个半仙的个性，他不可能完全地放松自己，这期间他写过一首诗叫《六年》，就指他被罢相以后到现在六年的时间，

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

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

——王安石【六年】

六年了，离开朝廷，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的心呢，还是永远向着朝廷。“西望国门搔短发”，我天天就朝着开封的方向，我就在想，最近又发生什么事了？搔短发，挠得这头发都掉光了，变成短发了。“九天宫阙五云深”，在那遥远的都城、首都，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很操心那个事。

到宋神宗的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已经六十多岁的王安石患了一场很重的病，昏迷了两天，神宗专门派御医才把他抢救过来。他自己有一首诗，写了他当时的病况，看起来是背上生疮，而且有中风的迹象。这次大病过后，王安石觉得这半山园和他有的那几百亩地都成了累赘了，就把这半山园给舍出去，神宗专门给他题了寺庙的名字，叫“报宁禅寺”。他自己不愿意再去盖什么房子了，就在秦淮河边上租了一间民宅，住了下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南京是很热的，没办法，在外头搭一个棚子，就住在里边。

我们刚才说王安石仿佛活得很快活，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强行解脱，对于一个主持变法数年之久的宰相，对于一个对国计民生如此关注的人来讲，这种潇洒的活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应该说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毕竟改革变法越来越深入，肯定也越来越艰难，他也不知道现在的神宗皇帝到底怎么样。

说到这儿呢，神宗倒还真没辜负他，虽然王安石人离开了，但是王安石的精神留下了，特别是王安石关于改革变法的一系列的举措和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神宗。可是人算算不过天算，神宗能耐再大也大不过天，可能是积劳成疾，在宋神宗的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的三月，就在王安石被罢宰相八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了，终年三十八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君王。他的儿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就是后来的宋哲宗，因为年龄太小，就由当时的太皇太后高太后摄政。我发现天底下这太后和太皇太后都是保守派的同义词，这高太后一上台，就把司马光请回来做宰相，那还有好吗？司马光一上台，就把那老哥几个都请回来了，什么吕公著、什么苏轼、苏辙，纷纷地安排到位置上，那些变法的人物纷纷地贬逐。最要命的是司马光一上来，其实他做宰相一年多就去世了，可是他没耽搁，他把这新法一个一个都给你拔了，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三月，罢“免役法”。很短的时间里头全部都取消，新法尽废。后来他们也扛不住了，没收入，怎么着，把“青苗法”给恢复了，还得靠那点利息。又过了一阵子，把“免役法”也给恢复了。

神宗的去世对王安石打击非常大，他专门写了吊唁的诗，吊唁这位一直支持他的、在他心目当中的明君，但他更担忧的是新法的命运。后来等到新法被废的时候，前面那几种法令废的时候，他反应还不大，等到后来说到“免役法”被废之后，这个法我们前面讲过，等到“免役法”被废之后，王安石受刺激非常大，他长叹一声说，怎么连这个法也给废了呢？这个法当初我和先帝商量再三，反复磋商两年之久，才开始实行的，如果连这个法都废了，那真是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对他的刺激非常大。

【画外音】：曾经叱咤风云的“拗宰相”王安石，和退休后潇洒平易的文人王安石，让我们看到了千古名人王安石全面的性格特征，而王安石去世之后，又是怎样一个境遇？他的政敌司马光和苏轼又是怎样评价他的呢？

【康震】：宋神宗去世一年以后，在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去世了，一代名相应该说随风而去。王安石的身后是很寥落的，这是大家很难想象的，他的葬礼没有人来，只有他的弟弟和极少数的门生来到了这个葬礼。当时有人记载说，凡是他的门生故吏，原来他的门人，为了避嫌都躲开了。因为当时正是司马光上台的时候，新法全部都被废了，凡是跟新法有关的新党人物也全部被贬了，这时候谁还敢说自己跟王安石有关系啊。

他去世了，朝廷是怎么个态度呢？也很微妙。司马光当时已经做了宰相，但是还没有到开封去，他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王安石这个人学问和道德都是没得说的，可惜的就是这个人总喜欢生事，总喜欢拨弄是非，所以弄得最后身败名裂，但是有一点，现在正是整顿纲纪的时候，这不是新法废了吗？旧党人物上台了，在这个时刻，应该对王安石有比较重要的表示，我不能把他一棍子全打死。在司马光的这封信里边，他重点提出，现在正是那些变化多端的小人鼓噪弄舌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看新法占了上风了，哎，他投机新法，摇身一变，变成新法人物。那么现在旧党人物上台了，他又可能投机变成旧党人物。司马光特别提出，就在现在这个当口，要特别提防出现这样的人，所以对王安石，朝廷应该给他应有的地位和待遇，这主要是为了纠正社会风气，不能让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占了上风。所以当时朝廷决定赠给王安石“太傅”的名号，太傅本来是一个高官，是三公之一，三公九卿啊，但后来到了唐宋的时候，这太傅成了一个虚衔，他是正一品的官，一般官员退休了、去世了，给你赐一个或者赠一个太傅的名号，来表彰你的功勋。

赠给他太傅的名号，需要有人写一篇制文，就跟我们说的下个文件，这文件谁写的？苏轼。你瞧这事儿多有意思，这一个司马光、一个苏轼，这在反对王安石的人里头是大家最熟悉、最有名的两个人，都是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光的这封信表现了他最大的善意，他没打算结仇，应该说他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但是我们不能认同说王安石是喜欢拨弄是非的、是喜欢生事的、是喜欢身败名裂的，这我们不能同意。在他那个时代，他能这样评价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他是宰相，他这样说等于是定个调子。那么在这篇制文里头，苏轼是怎么写的呢？这是个难题，苏轼就说，纵观古今，凡是能够做非常之事的人必有非常之才，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王安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变风俗，能够启新法。他曾经独占鳌头，众人以他马首是瞻，成为一代之领袖。到这就打住了，没说他干吗，只是说他才高，做了非常之事，有非常之才，而且学高一时，名垂千载，曾经为领袖人物。至于到底领袖了什么，他没说。苏轼的这篇制文也体现了他的水平，就是我肯定你应当肯定的，至于我不能认同的，人都去世了，我还说什么，保留不同的意见吧，但总算是一个交代。大家说，不是挺好的吗？你不是说他身后挺寥落的吗？是啊，这是朝廷出面，这么大个朝廷，宰相去世了，再没点表示，那是朝廷吗？又不是“狼窝”。

我觉得不管怎么讲，这都是北宋王朝的一个悲剧。在那个时代，当时的人们还没有那个能力、水平和勇气对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做出公正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北宋王朝一段黑暗的时间。王安石搞改革变法肯定有错误，这我们从来都没否认过，而且有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错误，无论是政策本身还是他的用人，还是王安石这个人在对待同事关系上、对待某些人物的处理方面，他都肯定会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直接伤害到了变法本身。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英名的人物，肯定是他的主要的方面在影响着历史，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根本不可能期待司马光、苏轼、宋哲宗以及其他很多很多当时的人对他做出应有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发愁，王安石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给他公正的评价，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王安石本人，我相信他自己也未必认为自己是个悲剧。千秋功过自有人来评说，当时没有人给他这样一个公正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历史不能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要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才能显示出来的，我们会给王安石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个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们下一集接着要讲的。

【下期预告】：他生前叱咤风云，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震惊朝野，身后却毁誉参半，无数人为他争论得不眠不休，历经九百年的风风雨雨，王安石如何让大家最终得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名字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敬请关注《王安石》大结局第二十二集《千秋功罪任评说》。

 

（二十二）千秋功罪任评说

【画外音】：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即公元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金陵，终年六十六岁。王安石去世之后，虽然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不仅使王安石的丧事办得极为潦草，而且也没有为王安石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文豪和名相，就这样在寂静中黯然西归。然而历史不可能遗忘这样一位大人物，恰恰相反，在有宋一代，围绕着王安石，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将他推向神坛，成为显赫的圣人，也有人将他打入地狱，成为万恶的罪人，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九百年后的我们应该如何评说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大结局、第二十二集《千秋功罪任评说》，敬请关注。

【康震】：在王安石去世后不长的时间，宋哲宗继位了，就是宋神宗的儿子，最开始的时候，由太后摄政，后来宋哲宗长大之后就亲政，亲政了之后，宋哲宗的思想，包括他身边的宰相们是想要继续推行新法的。当然，哲宗身边的几位很重要的大臣都是王安石的门生，他们想继续继承着神宗和王安石的这样的遗志，把革新变法继续推进。在这样的前提下，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的四月，王安石首先被给予一项很高的荣誉，就是配享神宗祖庙。什么意思呢？这个神宗皇帝也罢，哲宗皇帝也罢，他总要死，皇帝死了之后，就被供起来了，给他修一个很大的庙，这个庙应该是最高等的庙，神宗在中间供着，两边有他的随从、他生前最重要的大臣，陪伴在他身边，一起接受着人们对他的供奉。那么谁才有资格在皇帝的身边一同配享呢？配享的意思就是跟在皇帝的身边，一起接受后来者的供奉和祭奠，这是极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就给了王安石，就是他也被供奉在神宗的庙里边。几年之后，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5年六月，又下诏，配享孔子庙。我们知道你现在到孔庙里边去，中间是孔子，然后这边是孟子，这边是颜回，这边还有曾子等等，他的弟子们和他的后学们，那些最出色的人也陪侍在旁边。宋徽宗的时候，依然想要继承革新变法的遗志，所以，王安石的后学和追随者们就给徽宗建议，让王安石也被供奉在孔庙当中，他排在哪个位置上呢？孔子、孟子，下来就是王安石，那地位是非常高的。这充分地说明王安石虽然已经去世了，神宗也已经去世了，中间还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冷遇，但是在哲宗时代、在徽宗时代，王安石的革新变法之功还是充分地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并且给予了他作为一个大臣，作为一个文人所能给的最高的荣誉，在死后最高的荣誉，不但跟皇帝一起被供奉在庙里，甚至跟万世之表的孔子也一起被供奉，而且排的位置还可以，排第三。

可是这个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们就知道金国人打来了。宋徽宗写得一笔好字“瘦金体”，画得一手好画，可是既不能带兵打仗，又不会强兵治国，是个庸君，慌慌张张地不敢承担这样一个将要亡国、灭国的责任，就把这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就是宋钦宗。宋钦宗跟他父亲是半斤和八两的关系，做不了实际的文章，也打不了仗，也扭转不了局面，但是可以什么呢，可以喊两声，可以先把责任撇清。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个替罪羊的，谁是替罪羊呢？当时徽宗和钦宗身边的宰相就是蔡京，蔡京现在在《宋史》里边已经被归到《奸臣传》里边。蔡京和蔡卞这是兄弟，跟蔡襄是堂兄弟的关系，我们知道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他们都是所谓的新党人物。无论是蔡卞还是蔡京，就说蔡京吧，你也不能把他彻底抹黑，他肯定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也是做了点好事的，但是他也是做了不少坏事的，所以第一个要抓的替罪羊这就是蔡京，把蔡京贬得远远的，贬到半道上就贬死了。这哪儿行啊？人死了，罪责不能死，斗死了蔡京，还得顺藤摸瓜抓他的根源，是谁把蔡京弄成这样的？蔡京从哪儿来的？这一摸就摸出来了，就摸到王安石身上了，所以蔡京误国从根源上来讲，是王安石误国，王安石为何误国？王安石搞变法，他的变法混乱纲纪，使国不国，所以才有了现在灭亡的结果。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就罢掉了王安石配享孔庙的名誉，就把他从里边撤出来。

四年之后，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六月，又罢掉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的荣誉，换成了司马光。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我估计神宗在天有灵啊，天天老瞅着旁边这司马光坐在自己旁边，也挺别扭的，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的，但是你也能看出司马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这么大的一个“反派”，就是死了，也能够跟他当初所反对的君王有资格坐在一起。我前面说了，司马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你看，前后没差了几年，最开始是倍极荣耀，配享孔子、配享神宗，现在全都撤了，为什么撤呢？要找替罪羊。尤其是到了宋高宗，宋高宗开始光忙着逃命了，后来纲纪整顿，朝廷刚刚喘息了之后，就马上要把这事儿择清楚，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必须得有人为北宋的灭亡买单，买单的不是宋钦宗，不是宋徽宗，自然也不可能是宋哲宗和宋神宗，怎么能拿皇帝买单呢？那就只能找王安石了。我前面曾经说过，宋高宗那对王安石恨透了，这个恨，其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感情的恨，我觉得不是，是政治需要的恨，是舆论上必须要表达愤怒之恨。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千秋之后，离了这么远的距离，九百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个历史真的是难以琢磨。王安石自己都没想到，他死了之后，这幕活剧比他生前都要热闹。

【画外音】：在南宋时代，从整体上对王安石和他的变法都持否定态度，这成为了判断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大思想家朱熹却大胆地跨出了这一步。朱熹是南宋时代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经由他开创和发展的宋明理学，几乎成为后来中国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中国人思想和心理的一代大儒，究竟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呢？

【康震】：朱熹的评价非常有意思。首先，他批评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学问那是旁门左道、奇门怪学，他对王安石的学问进行了抨击。他不光抨击王安石其实，他还抨击苏轼、苏辙、欧阳修，凡是在之前思想史上做出成就的，朱熹都要对他们一一做出评点，指出他们的不足，然后闪光的时刻就出现了，朱熹就出现了。当然，这种点评不是无厘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问家，他有这个水平和能力指出你的不足，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想要在思想的殿堂上树立自己的学说的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你要对前人的成就做出自己的评断。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当时南宋的形势，对于王安石整体的评价，朱熹总体的评价都不可能很高，他对王安石。那政治上对王安石变法怎么评价呢？朱熹的评价也很有趣，朱熹说王安石变法就跟庸医给人看病一样，人家生了病，流鼻涕、打喷嚏，感冒了，王大夫给人拿了一盒药，打开一看，里边写俩字儿——砒霜，结果把人吃死了。心是好的，用的劲儿也很大，使的力气也很足，效果完全相反。当然这是朱熹是这么讲了，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不一定是效果完全相反，只是中间出了不少的问题，有些还是大问题，但你要说完全相反也不符合事实。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朱熹对于整个王安石变法的环境、背景，他的分析都非常地客观，你注意，这就是学者和政治家的最大的区别，他讲道理。朱熹首先认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必须要变法的，就这一点，就跟司马光不一样，他认为当时的确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他说，

“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朱子语类】

什么呢，就是那会儿不变真不行了，甭说是王安石，大伙儿都想变，只不过怎么变这个具体的渠道和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我们前面说过，从庆历新政开始，范仲淹不是也要变吗？欧阳修不是也要变吗？包括苏轼不是也要变来着吗？就是司马光其实也想变，只是不想全变。这一点上，你看，朱熹其实跟王安石没什么本质的区别。第二，很重要，以前我们印象里朱熹这个理学家，一身的道学气，肯定是非常腐朽的。错了。朱熹认为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朱熹讲了很深刻的道理，说祖宗的法只是用在当时的，为了当时适用，可祖宗从来没想着这法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吃几辈子的，没这回事，法要常变才能常新，这是朱熹的第二个观点。第三，朱熹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的一些举措也一一给予了肯定，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还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王安石那些对头们到底是啥心态。他就说苏轼，说苏轼这个人如果当初他也变法，未见得下场能比王安石好多少，而且苏轼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是后来看见王安石越弄越狼狈了，所以他就改口了，他本来也是要变法的，后来看看改着、改着，越改越狼狈，不成样子了，他就说不能变，开始可能未尝要反对青苗法，后来看看青苗法越来越狼狈，骂的人越多了，苏轼也就改口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朱熹心里是很清楚的，谁到王安石的位置上都未必会比他弄得更好，说风凉话谁不会啊？挑错谁不会啊？你做一正确的出来看看？

而且朱熹对王安石的道德品行绝对首肯，他说，王安石的才华，王安石做宰相是“不世出之资”，就是这样的宰相几辈子都出不了一个，这是大才，他的品行可以超越扬雄和韩愈，甚至可以超越颜回和孟子。他特别提到一点，说当初，咱们还记得王安石刚刚跟神宗开始交往的时候，神宗不是迫不及待地说，您觉得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当时就否了，唐太宗什么水平，跟这种人搅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朱熹说王安石的出发点和起点就不一样，他把唐太宗跟诸葛亮都没放在眼里，这就说明这个人起点非常高，不是一般的水平。

我说这些，大家可能说那你说了半天，我听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朱熹对他肯定得多？这话也说得不对。朱熹还说了，看人要看大节出处，要看主要矛盾。总的来讲，王安石是不行的，把事情做坏了，在这个前提底下他可以说很多很多好话，他用了第一段，用了十个字说，大节有问题，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是要检讨的。底下用了一万多字来讲，在这个前提底下，他其实也是很好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理性地在进行分析，心里很明白。

【画外音】：由于朱熹在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的评价就影响到了后代。在元朝编纂的《宋史》中，虽然将王安石当年改革变法的追随者吕惠卿、曾布列入到《奸臣传》中，可是“奸臣的老师”王安石却安然无恙，没有被列入到《奸臣传》之中，在《宋史》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亦褒亦贬。当然，思想家和正史的评价是一回事，民间的评价又是另一回事。在宋代，民间笔记和小说已经十分流行，这里面记载了大量有关王安石的遗闻逸事。那么，这其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康震】：我们先来看笔记，这笔记，宋人的笔记里边的王安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

所谓正面写王安石主要是哪些呢？第一，不近女色，这我们已经讲了N多遍了，不近女色。第二，清廉朴素。第三，嗜书如命。第四，淡泊名利。第五，晚年的悠闲的生活，展示了他情趣的另一面。这是正面描写。

负面的比较多。第一，脾气贼倔，绝不妥协。第二，不修边幅，主要是不讲卫生。第三，大诈似信，就是在别人看来，他的行为显得很不寻常，好像是不经意的，但老觉得他是假装的。比方前面我们说那吃肉的事，他在那儿吃菜，老吃面前的那盘菜，结果回来他的同事给他夫人说，他好像特别喜欢吃这肉丝啊，他夫人说不是吧？没听说他爱吃这个，回头给他换一土豆，你试试。然后给他换一土豆，又把眼前的吃了，这说明什么呢？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吃饭上，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他在想国家大事。但反对者们就认为，这都是装的，这太奸诈了，就是为了树立形象。这一类。还有一类是欺世盗名，跟这也差不多。还有一类是攀附权贵。还有一类是心胸狭窄。这是笔记。

还有小说呢。宋代的小说，宋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小说到了宋代，它的成熟的形态基本全部具有了，而且这种小说就是在现场说书的那种小说，它是可以用来说的，所以小说的市场的性质非常强。

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王安石形象的宋代的小说，就是《京本通俗小说》残本当中的第十四卷《拗相公》，这小说名字就叫《拗相公》，这篇小说的主体是说拗相公被罢相了之后微服私访，其实被罢相了还用得着微服吗？本身就微了，所以不用专门微，就是反正微服私访，到民间去看民生有什么疾苦。

到一老先生、老头儿家里头“梆梆梆”一敲门，人家出来了。问说老先生您多大岁数了？说七十八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吗？说有，四个儿子都死了。说怎么都死了呢？说都是新法闹的。王安石一听就挺别扭，怎么都是新法弄的呢？说哎哟，这个，我们天天就对付这新法，一会儿一个法，一会儿一个法，这些法没想怎么给我们造福，天天就给我们找乱，我们就应付都应付不过来，然后给他详细掰着指头说，第一个儿子是怎么死的，第二个怎么死的，第三个怎么死的。听得这王安石特别不高兴。老头谈得挺好，一边聊一边掉眼泪，聊到最后突然问了一句说，哎，这拗相公人现在在哪儿呢？王安石说，听说现在在朝廷上陪皇上呢。老头“砰”的一下就蹦起来了，破口大骂说，这等奸雄，还不赶紧给他杀了，怎么能让这种人出来做宰相呢？放着好好的韩琦、富弼、苏轼、司马光，朝廷里这么多君子都不做宰相，让这么个坏蛋做宰相？旁边陪同的人的脸就放不住了，跟他说，哎，老东西，不要再说了，让王丞相听见了你不要命了？老头说我都快八十了，我要这命干什么？我四个儿子都死了，我要见着他了，我把他头砍下来，我把他心挖出来，我恨不能把他吃了。小说就有这个功能，你讲多少道理他都不会激动，一老头跳起来了，七十八了，他说他死了四个儿子，谁知道呢？小说上这么写的，很刺激呀。

离开了老头，接着微服。又来到一个门口，这不用敲门，一老太太拿一盆儿，盆里放着猪食，家里养了两口猪，“‘啰啰啰啰啰’拗相公、‘啰啰啰啰啰’拗相公”。王安石一看，这什么呀这都是？还养了几只鸡，“‘啧啧啧’拗相公”，来来来，拿点鸡食。王安石心里很不高兴，又是猪又是鸡的，自己都成什么了？说老人家您怎么给猪和鸡都起这名儿啊？怎么起一“拗相公”啊？她说哎，您别提了，我本来人丁兴旺，家里头是几代同堂，现在儿子没了，儿媳妇也没了。王安石一想，您甭说了，我知道，都是新法害的。老太太就给他掰着手又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了半天。说那您跟这猪、跟鸡有什么关系？说那有关系，我就想着说，把这猪和鸡这畜牲都叫成王安石、叫成拗相公，他就跟这畜牲一样，我恨不能他来世就变成这种畜牲，然后我先把这猪给它吃了，把这鸡给它吃了，就跟吃了他一样。这说得王安石是怪难受的。

当然了，王安石我前面已经说了，人家的退休生活没有这个，这是小说里头写的。这就跟曹操本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们知道三国里头最大的英雄就是曹操。完了，架不住《三国演义》里头说他是个白脸的奸臣，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戏台上一唱，所有的老百姓都说曹操是个坏蛋。曹操才不是坏蛋。王安石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一“啰啰啰”，这个形象就毁了。

【画外音】：到了明清之际，虽然距离王安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多数人依然持否定性的评价。这其中，有两位皇帝的评价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大加鞭挞，甚至跳脚大骂。皇帝如此，大臣和百姓的声音可想而知。那么，王安石到底为什么招致这些人的怨愤呢？

【康震】：明清的时候，还有两位皇帝对王安石也没什么好感。一个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特别恨这王安石，其实他们一个姓王，一个姓朱，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为什么呢？对朱元璋来讲就觉得，以立人心和收财富，两个相比，他认为立人心很重要，这点其实是跟朱熹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朱熹说了王安石很多的好话，但一点上，就把王安石打倒了，他认为王安石把关系搞颠倒了，说你要想收钱还是想要人心？是想要道德还是想要金钱？你把这个想清楚了。你以为你挣了几个臭钱，给国家捞了一些钱，把国家弄富裕了，这就叫治国吗？错了，治国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都散了，人心都坏了，钱都拿在坏人手里了，要那些钱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道理也对，是不是？可是如果都没钱了，都穷得要死了，那些道德还守得住吗？馒头都吃不到嘴里头了。当然对个别人来讲可以不食嗟来之食，但对大部分人来讲恐怕也很困难，这就是个悖论。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肯定是人心和道德在前，然后金钱是肯定在后的，朱元璋他就是这种观点，所以他对王安石那是全面否定的。

再有一个就是乾隆，所谓“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乾隆对王安石有很多的评价，全部都是负面的，其中最核心的是两条。大家还都记着这王安石特别爱辞官不做，说朝廷天天追着他屁股后头给他送官，他死活不要，而且还跑厕所里头躲起来。乾隆对这个极其反感，说这个简直就是沽名钓誉，这是个奸臣，这第一个。第二，我们还都记得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老是要称病还家，他不干了，动不动说我病了、我回家了。有一次他说回家了，神宗也有点着急，就写了一个手诏让他回来，结果他没有亲自写，让司马光写的、起草的，司马光这手诏写得就不好，你想司马光能写多好啊？司马光就意思说，当初好不容易把你叫了来，我提拔你做了副宰相和宰相，为的是天下苍生谋，你现在倒好，一看这情势不对了，就躲自己家里，躲清闲去了，那你把天下放在什么位置上？我是皇帝，你是大臣，你这么做合适吗？这是很严厉的指责了。王安石一看这个就急了，跳起来就跟他辩论。哎哟，神宗的态度非常好，马上向他承认错误，跟他说，这手诏我没亲自看，是司马写的，不是我写的，你别在乎这个，咱俩这关系用君臣已经不能限制了，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还不信任你吗？你还让我怎么做？替我担待点委屈不行吗？乾隆看着大怒，说这哪儿是君臣的关系啊，这太狂妄了，还让皇上给你道歉？

乾隆其他对王安石的评价都是泛泛的陈词滥调，什么呢，就是他变法，什么人心坏了，然后他伤害了人民的利益等等，那都是别人都谈过的，最核心的就这两条，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清代的时候，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和集权已经达到巅峰了，我们知道清朝这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康雍乾说是盛世，其实文字狱是相当严重，所以对于乾隆来讲，看到这样的例子，他当然不能理解了。宋代的时候，北宋的时候，君臣的关系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上是最良好的关系，这并不能说明王安石不尊重宋神宗，也不能说明宋神宗在王安石跟前丢份儿，只能说明那个时期的君臣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是非常民主的一种关系。这怎么能是乾隆能理解的呢？

你看，到了明清，这二位不喜欢王安石，或者批评王安石的角度都让我们觉得没什么价值，就这水平。是他自己水平不够，以一个低水平的人来批评高水平的人，一个低水平的时代评价高水平的时代，那不会得出什么有水平的结论。

【画外音】：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有了全新的改变，以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重新发现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价值，给予了王安石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最终为王安石彻底翻案，从此，正面评价王安石，客观评价王安石变法，不可逆转地成为了主流，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林林总总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王安石的最大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康震】：王安石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做官，就跟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他的成长史，一直是在挑战和否定声中长大的，并且到现在还在一直成长，成长了将近一千年，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王安石的价值。

王安石变法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特别是这个变法是针对宋神宗、宋仁宗时期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底下的一个历史行为，你要非得说那个变法对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这我想很难讲了，那个离得很远了，那次变法跟我们现在具体的历史的内容上很难有借鉴意义。变法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主持变法的历史人物，却成为了一棵“常青树”。变法已经成为了灰色的历史，可是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成长史，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这是王安石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如果说你写了一首诗、你写一首词、你写一篇文章，它流芳百世，这个也很好理解，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并且是深度的关注，有的时候还是很大的挑战式的关注，这个就非常不简单，在思想史上能达到这样高度的人并不多。

我想，王安石在中国文化史上，王安石在这“唐宋八大家”里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而卓然独立的呢？变革，这就是王安石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始终要强调必须要变革。而稳定、求稳定，甚至在稳定当中的不想谋发展，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一个很不好的遗产，但是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打破了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格局，他首先说要变革，并且他不是坐而论道，当他说变革的时候，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王安石既是一个理论家、学问家，同时他是一个卓越的实践家，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非常完美的政治家、政治思想家，这样的人就会对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人心产生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在讲“唐宋八大家”，讲到了王安石，但显然王安石是不可能仅仅被“唐宋八大家”这个称谓所能约束的，他的光芒肯定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他的光芒也超出了政治的范围，他在思想史上是“常青树”，而且在思想史上像大海一样，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提供着养料，为中国文化的清泉在提供者源头，我想这就是我们讲王安石最有价值的地方。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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