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应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展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应然方面，法官、检察官、律师在专业知识与职业伦理方面，应当形成一个法律职业的共同体。但在实践过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法官、律师与法学学者之间，一个良性互动的职业共同体还有待于进一步形成。

●法官、律师与学者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差异

法官追求的核心目标是公正，法官希望在讼争双方之间保持一个中立的姿态，并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法官都不能偏向讼争双方的任何一方。

但律师不一样，诉讼过程中的律师必须服务于他的当事人。按照职业伦理的要求，律师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他的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律师维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法官维护争议双方的公正，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了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分歧：法官认为是公正的裁决，可能在律师看来失之公正，因为法官的裁决可能会让律师的预期落空。这是法官与律师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

较之于法官追求的公正、律师追求的当事人利益，法学学者偏好普遍性的法治，甚至是理想化的法治。因为法学学者的常态是坐而论道，他们对法治、公正的理解更多着眼于一般规律、普遍原理。学者偏好普遍性的法治与公正，法官偏好在个案中实现语境化的法治与公正，法官与学者的分歧由此而产生。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差异导致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裂痕

通常说来，法学理论应当源于法律实践，应当从法律实践中提炼而成。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中国的法学理论主要是从域外传来的。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法学发轫之际，法学理论主要来源于日本，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法学理论主要来源于苏联。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流行的法学前沿理论主要来源于美国及欧洲。

但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却只能遵循本土的逻辑。当事人表达的诉求，只能立足于当事人的利益与逻辑。法官、律师提供的司法产品或法律服务，只有符合当事人的诉求与预期，才能得到当事人的承认，才可能把案子“办好”、“办妥”。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法官虽然在法学院里接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接受过法学理论的熏陶。但是，法官一旦走向审判实务，就难免受到当事人逻辑的修正与限制。换言之，实践逻辑、本土逻辑会较多地影响法官的思考，法学学者的思考会较多地受制于外来理论的逻辑。两种不同的逻辑，导致了法官与学者之间的分歧。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加剧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分裂

任何分歧与撕裂，都直观地体现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即使存在着某些不同的意见，但是，由于传播渠道单一，公众能够看到的观点，都是主流媒体上的观点。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观点，只能在私人空间里交流。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下，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不太可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然而，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观点或意见的发布者。而且，在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即使都是法官，即使都是律师，即使都是学者，但由于教育背景不同、所在地区不同、劳动强度不同、收入状况不同、思想倾向不同、机会不同、年龄不同等等，对同一个问题的评价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譬如，对于正在推行的法官员额制，能够“入额”的法官与不能“入额”的法官，很可能就会对这项制度改革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样的差异经过自媒体的传播、放大、发酵，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这是一个歧义丛生的、破碎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目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显然会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目标。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必要理性看待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不同声音。法官、律师、学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是一个合议庭，在三个或五个法官之间，针对同一个案件都会出现多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常态。因此，针对某个特定的法律问题，法官、律师、学者之间有一些分歧，是正常的，不必过于焦虑。相反，法官、律师、学者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完全一致的观点，都只有一种声音，反而是一种令人意外的现象，未必代表了一种良好的法律职业生态。有鉴于此，在法官、律师、学者之间，保持某种张力，让他们分别以自己的立场展示一个法律问题可能牵涉到的不同侧面，也许有助于中国法治的走向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应当把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分歧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以保障共同体内部的理性商谈、理性对话。凡事都有一个度。一个过于支离破碎的共同体，可能就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了。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如果偏激的声音、情绪化的表达、非理性的言论过度张扬，以至于理性的讨论异化成为相互之间的谩骂与人身攻击，那就滑向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发展演进的歧途。避免这样的歧途，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伦理；其二，进一步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体制化流动。如果一个法律人同时具备两种以上的履历，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裂痕就会越来越小。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0926/911462.shtml